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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青(13木鱼石) :荒唐的年代,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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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6岁的“现行反革命”


    1969年,仅仅读了四年正经书的小学生我“毕业”了,进了马路对面的上海昆仑中学。因为在小学里当了四年的三道杠和两年的红小兵,一进中学便被安排为红卫兵连长和所谓的红卫兵团委员。
    有一年,我的母校——临潼路小学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现行反革命案”,有人把“反革命标语”投进了小学校的礼堂。派出所根据案情分析,断定是一个熟悉该小学情况的中学生作的案,案犯基本上就在我们中学。于是中学里成立了“三结合”专案组,我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被安排进了专案组。
    很快,富有侦查经验的陈伯泉老师从那张纸入手,通过检查作业本和比对笔迹很快就侦破了案件。标语的作者,竟然是我们中学的初二女生王国文,如派出所判断的那样,她曾经在那所临潼路小学就读。
    王国文在小学里是个很勤奋的学生,而且爱好文艺,和我在同一个少年合唱团。因经常在一起排练和演出彼此很熟悉,以我一颗少年的心实在无法把她与反动标语联系起来。
    我初次参加审问时,见了她还是很惊讶,脱口而出:“怎么是你?”她抬起那张充满稚气的娃娃脸,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就垂下了眼帘。专案组组长陈伯泉老师态度还算好,他拿出了那张“反动标语”耐心地盘问,“这张反动标语是你写的吗?”
    王国文抬起头来用清纯的眼光望着陈老师,“是的,是我写的!”
    一个姓王的工宣队员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你为什么要写这样反动的反动标语?”
    我看了一眼桌子上的“反动标语”心里不由咯噔一下,这是一张从中学生常用的外语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张,上面用铅笔写了触目惊心的五个大字“打倒*主席!”末后的那个感叹号写得特别大。就是那张纸泄露了她中学生的身份。
    她哆嗦了一下,低下了头,“我喜欢读书,*主席搞文化大革命让我们读不成书,小学里的童校长被批斗得昏过去,庄杏苏老师那么好还被造反派在冬天里用凉水浇。我们中学里除了每天读《毛选》和《毛主席语录》,什么有用的知识都学不到。我想不通,就写了那张反动标语。”
    “你他妈的反动透顶罪该万死!”工宣队员一脚踢翻了椅子,冲过去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陈老师赶紧拉住了他。同时回过头来对我说,“小张,你千万不要中她的毒。”
    “你为什么要伪造笔迹?”陈伯泉老师盯紧了追问。
    “我没有伪造笔迹,我是用左手写的。”她边哭边用手捂着红肿的脸颊回答。
    而后她在黑暗阴湿的工具间里被隔离审查了两个多月。不过以后的审问再也没有让我参加,可能是怕我中毒太深吧。
    两个月后,她被关押到拘留所,被当时的“公检法”以“恶毒攻击罪”押送到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去服刑了。那年,正是她的16岁“花季”!
    1972年我被分配到由安徽第四劳改支队改建的砀山果园场务农,这才知道“劳改犯”们是过着怎样的悲凉生活。自那时起,我就有了一种对她的深深的负罪感。
    虽然“案子”是由陈伯泉老师破的,虽然当时我仅仅是一个幼稚的中学生,但毕竟我曾经坐在了罪恶的审问席上,也在批斗大会上由衷地跟着校领导喊过,“王国文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打倒王国文!”的口号。
    我的良心判决自己有罪。多少年来我一直试图找到她,当面向她谢罪,并在生活上给她以帮助,可是始终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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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葵花朵朵怕太阳


    吴永忠是我的中学班主任老师,他教我们数学,课上得极好,他的课上没有一个学生会打瞌睡。在那个读书无用盛行“白卷英雄”的年代,每天上学只需带一本《毛主席语录》或者《毛泽东选集》即可。可他却坚持要我们带上文化课本。
    他告诉我们“学生,就是读书的”,并保证:只要我们认真听他的课,在初中毕业时,都能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在同年级十四个班级中,我们班级的课堂纪律和数学成绩是最好的。
    他不但教我们数学,还给我们传授在当时闻所未闻的科学知识。他告诉我们,“向日葵爱太阳”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原因是葵花的花托需要在避免直射光的条件下才能发育才能向花籽提供养分,因此在向日葵花托里有一种“避光素”,它指挥花盘始终对面着太阳旋转,以保护花托避免阳光照射,直到葵花籽成熟了,花盘才垂下脑袋不转了。
    他还在课堂上告诉我们,南北是绝对的,因为有南极和北极两个极点。而东西是相对的,在地球的旋转中所谓的东方和西方的太空坐标一直在变化。因此,“太阳从东方升起”是一个假像。
    他的口才很好,在学校两派的大辩论中,他永远是胜利者。于是他的对立面,得到工宣队支持的那一派企图发动我们学生对他进行打击。任校革会副主任的原学校党支部书记和工宣队找到了我,告诉了我一个秘密:吴永忠老师是个顽固不化的反党分子!
    那些人告诉我:吴老师爱上了一个有海外关系的女人,党组织不同意他们结婚。最后,在党票和爱情的选择中,他竟然抛弃了党票而选择了爱情。要我提高革命警惕,想一想吴老师有什么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这让我很吃惊,就去责问他,“吴老师,你为什么要女人不要党票?”
    吴老师也很吃惊,不过他只是摸了摸我的脑袋,“你还是个孩子,大人的事情你不懂!”
    在工宣队和副主任的一再“教育启发”下,我贴出了批判吴老师的大字报《太阳是从西方升起的吗?》大字报中把吴老师在课堂上和私下里对我们讲的真心话全部当作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证来批判。
    我对吴老师的背后一击是致命的,工宣队和校革会借此剥夺了吴老师上讲台的资格,于是一个才气横溢的中年教师被迫接受没完没了的批判。我们那个班级也就从全年级最好的班级,沦为臭名昭著的乱班。
    农场的生活让我看清了这个人妖颠倒的世界,完成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才认识到,自己对吴老师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老师被自己最心爱的学生从背后捅了致命的一刀,心里有多痛!我碾转托人向吴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让我感动万分并无地自容的是,吴老师仍然把我看作自己最心爱的学生。
    文革后,我回到了上海。特意到吴老师教书的上海长治中学去看望他,亲口对他表示道歉。吴老师的头发已经白了,身体仍然很健壮,他大度地一摆手,“哪个时代嘛,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告别时,吴老师还动了真感情,“我们老了无所谓,你们这一代可是真的被毁了,可惜呀!”
    吴老师退休后去了美国,在那块充满阳光的土地上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祝福您,曾经被我深深伤害过的吴老师!



三、学习班


    文革中,毛泽东曾经发布过这样的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中得到解决。”于是乎,全国各地的各种学习班像雨后的毒蘑菇一样遍地孳生。“可以教育好子女学习班”、“黑五类学习班”、“国民党残渣余孽学习班”、“反动学术权威学习班”等等无奇不有。所有的学习班都只有一个宗旨,那就是;洗脑整人!
    我一位同学的父亲,从马路上捡回一只被汽车压死的猫,剥皮煮了吃。因为猫和毛谐音,就因邻居检举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被街道专政队关进“学习班”,“学习”了三个月,每天N次对着毛主席的红宝像鞠躬请罪,出来后变得神经兮兮的,见了猫大老远就绕道走,连两个宝贝儿子的小名也从“大毛二毛”改为“大宝二宝”让很想成为男子汉的儿子们很不爽。
    为青少年办的“学习班”名称最好听,叫做“青少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种学习班其实就是把有道德和行为问题的青少年集中起来进行管教,结果是越学越坏。本来是某一方面有道德缺陷的人,进了学习班后变成全面的坏。我班里有个同学,本来仅是“生活作风”单项选手,被工宣队送进学习班后,再出来就成了“吃喝嫖赌打”五毒俱全的全能选手。
    我们学校也有这样一个“青少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来自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宣队管理。工宣队员们都很乐意去这个学习班,并且乐此不疲地提审那些仅十几岁的“女学员”,详细询问卖淫时的细节甚至性交时的感受。一个姓朱的工宣队员单独提审一名女学生,随着询问细节地深入,那位工宣队员控制不住盎然的性趣,强行深入了这位女学生的身体。
    事情败露后,这位工宣队员在工宣队办公室痛哭流涕地作检讨。工宣队的队长张铭山是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退伍军人,作风很正派做事极认真,处理事情无不坚持三结合(工宣队、教师、学生)的原则。我因为是红卫兵执勤队的,又是红卫兵团委员,被“三结合”参与这件事的处理。
    当听到这位朱姓工宣队员深挖思想根源——“经不起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引诱和腐蚀,犯了生活错误……”时,心里觉得怪怪的。尽管我是学校里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员干将,但是怎么也想不通,工宣队员强奸女学生与刘少奇有何相干。
    这位工宣队员因为能够把检查提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被认为认识深刻,免予处分,调回工厂了事。就像孙志刚之死废除了《遣送条例》一样,这位女学生的被强奸,也使我们学校的“青少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寿终正寝。



四、阿德哥
    狂热的红卫兵被当作清除政治对手的利器利用完之后,有只巨手一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千百万因为文革而荒废了学业的“知识青年”被作为废弃物扔到了农村。
    我也未能幸免,只不过我去的不是农村而是农场——由安徽省第四劳改支队改建的隶属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的砀山果园场。知青们住的,原来就是关押劳改犯的监房,一条土炕上要挤十来个人,跟罐装沙丁鱼似的。
    文化水平最高的连队领导要数任副指导员的转业军人许明德了,他操一口浓重的宁波官话,拉得一手好二胡。一点也没有官架子,和蔼可亲,上海籍的老兵们都叫他“阿德哥”。
    他把我们这些兵团农垦人员称之为“穿便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让大家很有自豪感,恃才自傲的我也因此对他产生了敬意。因为我能写会画,而阿德哥又分管宣传和文艺,所以常常被叫到连部去帮忙。当他得知我也是宁波人后,与我更亲近了。
    一天晚上,团部下了紧急宣传任务,要求每个连队第二天一早送一组批判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宣传漫画到宣传股,以迎接师政治部首长的检查。我能画领袖的油画肖像,漫画自然是小菜一碟,我用自己的水粉颜料一个通宵画了二十几幅彩色的宣传漫画。
    第二天全场十六个连队只有很少几个连队完成了任务,而我们连队送展的作品是唯一彩色的,这让阿德哥脸上很光彩。晚上,他就叫炊事班炒了几个菜,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喝酒。几杯下去,他有了点醉意,望着我说,“你们真傻,上海那么好的地方不留,偏要到这个穷地方来受苦受难!”
    我大吃一惊,尽管我们来到这里是被逼无奈,来了后又后悔莫及,但没人敢说心里的真话。于是我对他说,“许指导员,你喝醉了。”
    “不,我没有醉。”阿德哥从抽屉里拿出了我借给他的《新阿尔巴尼亚画报》,(当时,中国允许发行的外国画报只有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两家)“你看看,自己国家的老百姓这么苦这么穷,把这么多的钱支援人家,真不应该!!!”
    我当时很感动,不是因为阿德哥请我喝酒,而是他对我讲了这些连亲人之间都不敢讲的话。
    一年冬天,团部要进行文艺汇演,别的连队都热衷于唱唱现成的革命歌曲,最多创作个当时很流行的“三句半”。阿德哥不干,因为他能作曲,就决定创作一个反映兵团战士在农场战天斗地的表演唱。他谱曲,我根据四季的农活填了四段歌词。创作任务完成后,阿德哥问我想听什么曲子,那时允许拉的二胡曲并不多,我就随口说,“就拉那首歌颂毛委员的《浏阳河》吧。”
    没想到阿德哥摇摇头说,“今天难得高兴,就不拉那首难听的讨饭歌了。我给你拉首《春江花月夜》吧。”
    全连队的人都上工了,于是优美的二胡声在空旷的大院里响了起来,我如醉如痴地享受了美妙的民乐。同时生平第一次震撼地知道了那首广泛传唱的革命歌曲《浏阳河》,原来是灾民在流浪中乞讨时拉的要饭曲,难怪听起来悲悲戚戚的。从那以后,我对阿德哥的敬意又更深了一层。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下发了若干文件,要求全党全军全民学习讨论,我们连队由阿德哥负责发放和保管文件,不知怎么的文件少了好几份,阿德哥很紧张找我来商量。我认为丢失这样的文件责任重大,弄不好会遭受处分,最好先不声张,想办法在文件回收前调离,以期不了了之。
    阿德哥听了我的建议,请他在农业部的叔叔帮忙很快调往了浙江镇海,在那里过得不错,好人当有好报。



  五、人妖颠倒
    
    在农场里还有不少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他们被简称为“就业”),他们已经不算敌人但尚未被回归人民队伍,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贱民群体”。根据他们入狱的罪行可以分为两大类;反革命和右派。他们的文化程度决定了他们的罪行性质,高中文化以下的一般被列为“反革命”,高中以上的便“有幸”成为“右派”了。
    “反革命”的队伍中,大多是基层普通人,入狱的原因有的简直不可思议,有个叫鲁传璧的,原来是上海铁路局修铁路的工人班长,因为检举工程队领导克扣工人伙食而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最冤的是上海国棉十五厂一位姓杨的会计,因所谓的“反革命盗窃罪”被判刑十年,发配到这里劳改。刑满后在二营五连当卫生员,娶了当地一个女“就业”为妻。一九七五年上海破获了一起重大的团伙盗窃案,其中有个罪犯交待多年前曾经伙同他人到上海国棉十五厂撬窃过保险箱。于是杨被平反,恢复上海户口回原厂工作,并补发了他一千多元的工资。他接到“平反通知书”后,痛哭流涕地“感谢政府感谢党”。在回上海前的一个晚上,他邀我去他的小庵子(一种土墙草顶的简易小屋)喝酒,边喝边哭“我这一辈子全毁了,全毁了!”我陪着他默默地流泪。他的安徽妻子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又没有上海户口,不能随丈夫一起回上海,这个家注定要散了。这对苦命的夫妻当着我的面抱头痛哭。他走了,把那补发的工资大部分都留给了那个将要永远天南地北的女人。
    右派则多为知识分子,有工程师、教师、画家、演员、编辑等等。每次团部开批判大会,知青们对团长政委乃至师部诸领导的讲话都不屑一顾,他们的讲话都是由宣传股起的稿,拿腔拿调通篇假大空。唯独对一名曾经是电影演员的“就业”的发言情有独钟,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抑扬顿挫的语调,不光有点文化知青们听得如醉如痴,没什么文化的领导们也爱听。因此每次批判会都有他的发言,他的发言成了全团大会的压轴节目。
    我当年在农场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才子,团部广播站三天两头播我的诗歌散文,尤其是我画的国画虎不但农场里的人喜爱,县里文化馆也常用我的“虎”作为送给上级领导的礼物。我呢,也因此恃才自傲。
    有天,我正在一个林间小屋里画山水画,突然有人在我背后轻轻地说:“此处用米芾的米点皴就更好。”我大吃一惊,此间何人竟然知道才居北宋四大书法家(米芾、苏东坡、黄坚庭、蔡京)之首的米芾,甚至其独创的山水画技法“米点皴”?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们连队的一个刑满就业分子,专事打扫厕所的“挑粪老头”。这让平素连政委、教导员、指导员都不放在眼里的我肃然起敬,连忙端过凳子请他坐下,经过长聊才知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满身粪臭的老头原来竟是美术学院的教授,只因看不惯安徽省美协那些不学无术而专横跋扈的领导,提出“不懂美术的干部不宜担任美协的领导”因而被划为右派,判处十年徒刑接送到这黄河故道边的劳改农场来服刑,城市户口也被注销了。刑满后,只能留在农场就业了。
    当地干部们的文化水平大多维持在“小学本科”的水平。举个例子,有个曾经在上甘岭战斗中立了特等功的战斗英雄被派到我们县当县委书记。为了捧场,农场用卡车装了很多知青到县城去听他的《批林批孔报告》,这位县委书记的开场白竟是,“林彪,我操你妈!孔老二,我日你姥姥!” 让人大跌眼镜!我当时统计了一下,在一个小时中,这位书记大人关注了林彪母亲和孔丘外祖母三十余次,平均每两分钟一次。
    城市青年下放,给了某些品行不正的干部“土包子开洋荤”的绝好机会。于是乎,利用安排文书、保管员、轻松工作以及招工推荐上大学等为诱饵,奸污了不少美貌的女青年。有个教导员就嗜好用“把手伸进女知青被窝”的方式来做思想工作。一营有个连队的指导员利用职权奸污了七名女知青,事情败露后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处理团部处理该指导员,事情一直闹到上海官方的“知青慰问团”出了面。团部不得已召开了宣判大会;会上,第一个宣判的是一名上海知青,因为打架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第二个就是这个强奸犯指导员了,当保卫股长“大义凛然”地念道:“为保护好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知识青年,团部决定严肃处理犯有奸污女知识青年严重罪错的***,给于降职处分,调至其他连队担任副指导员!”全场哗然。
    当然干部中也有一些有才华有道德的好干部,比如廉洁奉公的曾团长、比如才华横溢的张秘书、比如曾经是《人民前线》编辑的王教导员、比如我们七连的阿德哥、我们的郭兴业连长更是个爱兵如子的好干部,常常为了体恤知青而与少有人性的指导员争执。二十多年过去了,已经两鬓斑白的老知青们仍然感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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