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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老缪:回忆文科班文章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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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缪按:


    昨天,我收到了老智寄给我的《历历往事  拳拳心语》,这本书是十年前为庆祝北京师大二附中建校五十周年出版的,辑录了校友们写的71篇回忆录。


    其中有我的老同学写的两篇文章深深打动了我。


    一篇是熊宗谊写的《从“北安河”到“收租院”——“文科实验班”追忆》,一篇是丁东红写的《文科班二三事》。


    这两篇写于十年前的文章,使我感到格外亲切,唤起我多少难忘的记忆,我彷佛又回到那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代……  


    现将这两篇文章在我的园子中转发,希望能让更多的朋友对“文科班”有所了解。


    谢谢我的老同学熊宗谊、丁东红!





    








从“北安河”到“收租院”


         ——“文科实验班”追忆


  


熊宗谊








    1964年的暑假期间,第二届“文科班”开学了。


    我们这些来自四中,女附中、女八中等校的学生和二附中的同学们都被“保送”进了这个“实验班”。


    当我们整齐地集合在二附中党支部书记姜培良、附校办公室主任王酉梅、班主任杨涵、金天相等师长面前时,一种为祖国文科事业献身的豪情不觉油然而生,—种类似“黄河之滨集合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感觉顿时得到了体验。


    从此,我们开始了两年多“文科班”刻苦、紧张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


    迄今,仍经常有人问我:“你当过几年兵?”我告诉他:“没当过兵。”人家总是不相信。与我在四中和“文科班”都是同学的杨宝发闲谈时,竟不约而同地讲起他也有类似的经历,被人追问着军龄的长短。我们心里明白,这都是当年“文科班”那种严格的军事化训练和在空军“零零四”部队的军事生活留给我们一生都无法磨灭的军人的气质。因为,我们是从当年每天晨曦中的“出操”、笔直的队列、整齐的步伐、嘹亮的歌声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是从当年豪迈行进在北京街道、郊区马路上,虽然不穿军装,但却英姿勃勃的那支年轻队伍中走出来的。


    迄今,仍经常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学的古汉语专业?”我告诉他:“我练的是古汉语的童子功。”这真不是一句话就能向别人解释清楚的,但是每当此时,我眼前总是浮现出北师大的沈教授给我们讲授古汉语时神采飞扬的身姿,耳畔似乎又响起了他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心中好像再次体验到了他引领着我们拂去岁月灰尘欣赏古文瑰宝时的陶醉心情,脑海里又清晰地翻开了那厚厚两册《古文观止》的篇目章节,嘴里不禁脱口而出:“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因为沈教授好像仍站立在我们面前,温和而坚定、不容置辩地说:“背,从第—篇的第—个字开始。”他的手—扬,于是满教室便充溢了“初,郑武公……”的轰鸣。一头银丝梳理得整整齐齐的沈教授扬起脸,微合双眼,似乎沉入了甜甜的梦乡……


   但,我们在“文科班”所上的第—课和延续贯穿于“文科班”整个教学过程,并使我们一生受益无穷的却是“社会实践”,是从“北安河”到“收租院”、从“清河毛纺厂”到“房山县李各庄”的一连串的社会锻炼。这种结合文科专业开展的社会实践也成为了“文科班”教学的最大特色。


    我们进入“文科班”后的“第—课”就是1964年夏天在鹫峰脚下的北安河开始的。


    团为正当暑假期间,我们就住在北安河中学的教室里,在‘社会主义教育展览”中担任讲解员。这是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中的大多数人第一次接触农村现实,接触纯朴勤劳的农民。我们分组进人了各个展室,和村里的讲解员们一起担负起了讲解工作。我和李妮妮同学在同一展室工作,她是从女附中来的,我很奇怪她的名宇为什么会叫做“妮妮”,后来很久才知道,她的父亲就是我们的老革命家李卓然同志,这名宇就是寄托了革命前辈们希望她像延安的泥土一样朴实的心愿。和我们一起搞讲解的闵大姐,处处指导和照顾着我们,后来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她结婚时还专门写了信告诉我们,只可惜,文革中失去了联系。


    在我们离开北安河的那天早晨,天刚有些微明,我们就集合了,杨涵老师和金天相老师组织我们去攀登鹫峰。当我们在鹫峰顶上远望着隐隐的北京城和苍茫的燕赵大地,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我们感觉到的是—种豪迈振奋昂扬。


    当我们告别北安河时,讲解员大姐们哭了,我们也都哭了……这是我们人生的一种全新的感情体验。


    1965年的寒假和整个春节我们是在位于沙滩的中国美术馆度过的。


    那就是在轰动全国的“收租院泥塑展览”上当讲解员。


    当我们在美术馆看到那一整套泥塑的群像庞大系列时,都惊呆了,像泥土一样纯朴的人物造像艺术地再现了已经逝去时代的画卷,成为了一个被凝固了的历史的瞬间。真人一样大小的人物似乎被注入了鲜活的生命,似乎在挣扎、反抗,似乎在发出痛苦的呻吟、绝望的哭泣和愤怒的呐喊,人物那—双双亮晶晶的眼睛似乎隔着遥远的时空在和我们进行着心灵的交流,在诉说着无尽的话语。


    我担任的讲解部分是那位瞎眼的爷爷要卖小孙女的场景,每当我执起讲解杆走上展台时,耳边总是似乎响起了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爷爷,不要卖我,不要卖我……”,她那双晶亮的眼睛中也总好像充溢着生活的渴求,滚落着悲伤的泪水。以致我一跨上展台,就像进入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就想牵起那个小女孩的手,就想拭干她和老人脸上的泪水,而我自己也总是禁不住泪流满面,哽咽着讲解着,台下观众的抽泣声,哭声也一阵阵传来。


    记得有一天,当我在展台上仍沉浸于悲痛之中时,蓦然瞥见人群中我年老的外婆正在我父母的搀扶下,双手拭泪,颤颤巍巍地和我的弟弟妹妹们一起从我讲解的展台前悄然离去。等我赶到休息室时,只听到他们在对老师说:“孩子长大了。”


    确实,我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实践中长大的。


    后来也是在这样的社会实践的指导下,我们在房山县李各庄,伴着那条大石河日夜不息的流水声,上山去背石板,串林子去割树条,攀坡去收玉米,背篓去施肥。也正是从农民朋友那里听到了诸如“坏蛋段茂才,死了没人埋——活该”的顺口溜和为抢救农民弟兄以身殉职,牺牲在山区的“北京来的黄大夫”的动人事迹,从而有了我第一次的“创作冲动”,写下了叙事长诗《黄大夫》,虽然现在翻看时仍不免为那时的幼稚而一阵阵脸红,但却更激起一阵阵的心跳,重新体验到十六七岁时那种心跳的感觉,为我们十六七岁时留下的人生足迹而激动。


    在清河毛纺厂劳动时,我和杨宝发、刘垣、李国华分配到食堂工作,炊事员们对领班大厨“马师傅”的那份尊崇,就化作了一句口头禅“马师傅的说话”,感染得我们也照葫芦画瓢地“马师傅的说话”起来。


    “文革”以前,二附中一共开办了三届“文科班”。六五届“文科班”被称为“老文科班”,是我们的师兄、师姐,在“文革”前毕业了;我们这一届是六六届“文科班”,被称为“中文科班”;我们的下一届是六七届“文科班”,是我们的师弟、师妹,被称为“小文科班”。在“文革”的冲击下,这后两届“文科班”被中止了正常的教学试验发展。


    三十多年过去了,“文科班”的学生们经历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磨练,绝大多数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扎实的文科功底,书写了自己的人生历史,绝大多数都成为了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新闻出版、高等教育以及与文科相关领域的人才、杰出人物、学科领头人、德高望重的教授、专家、作家、编辑、记者、各级领导,这不能不说与当年在“文科班”所受到的严格的训练、所打下的扎实的学业基础、所投身的丰富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


    饮水思源,我们感念的是母校和师长们养育的恩德;师出同门,我们珍惜的是“一奶同胞”的血脉情谊;溯本探源,我们自豪的是我们是“文科班之子”。


    我们心中涌起的是树叶对根的问候,是游子向父母的叩首,是江河朝雪山的回眸。


                                                  2002年11月26日


                                                       于深圳








文科班二三事

丁东红











    林福智校长打来电话,约我为母校的校庆写点文字。校长的亲自点兵对于我是一次契机,促使我重又揭开那尘封久远的记忆┅┅

    1965年,我从师大女附中五年制实验班被保送到师大二附中高中文科试验班。刚开学没多久,我跳级升入高二,也就是毕业班。当时师大二附中已经办了三届文科试验班,我跳上去的是第二届。从清一色的女儿国来到男女混校,使我感到新鲜;班集体高昂的荣誉感,给我以温暖和激情;文科班丰富的社会实践安排,更对我充满着诱惑。短短一年的文科班生活,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1966年夏天,正当我以全优的成绩准备上大学时,文化革命开始了,我生命的轨迹同文科班、同我们那一代青年人一样,从此出现重大转折。文革把我在二附中的岁月延长到三年,尽管后两年的经历留给我的是难以抚平的创伤,但这些终究未能遮盖文科班那一年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喜欢我们的老师。班主任金天相是个博学而又含蓄的“老夫子”,他教我们的重头课语文;我最喜欢他讲评每周的大作文、小作文和日记,让我们好有成就感。政治老师杨涵既严厉又慈祥,像个“党代表”;历史老师杜平亲切活泼,没一点架子;数学张老师腼腆得好像大姑娘,但他对我们的学业要求可是一丝不苟。教英语课的师大讲师绝对令人佩服,她那实战式的教学法让人难以忘怀。我清楚地记得,在每天早晨第一节的英语课上,我们必须用英语复述早间新闻的主要内容,还经常要写英语小作文,让人觉得自己眼看就能当翻译了。
    我喜欢我们班的同学,他们不仅个性鲜明,而且个个出类拔萃。张圆圆像个大姐姐,她讲话永远都是不容置疑的口气;王贝贝是马列主义权威,我感觉他就是思辨的化身;王志乐聪明刻苦,是个严谨认真的人;钟山别看是小个子女生,却是气魄宏大的“文艺批评家”;缪小放多才多情,特有正义感;刘垣的活泼正直,赵炳智的刻板踏实,李二梅的秀丽大方,张齐的端庄文静,彭岩的本色质朴,彭毅的严肃热诚,还有那几位厚道纯朴的郊区农民子弟……老同学们朝气蓬勃的身影常常在我的梦中出现。
    我喜欢文科班的生活。文科班是学校的骄傲,在姜书记的亲自领导下,我们不仅加快学习进度,拼命汲取知识,出色地完成了教学大纲要求的学习任务;而且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首都的工厂、农村、部队、商店、文化艺术部门奔波,带着崇高的使命感从事各种社会实践。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曾轰轰烈烈地到农村开门办学,参加过挖京密引水渠的艰苦劳动,在空军004部队接受过严格的军训,体会过当新华书店售货员的滋味儿,当过大型泥塑展览《收租院》的讲解员,还给本校低年级同学当过“小先生”。文科班特殊的教学方式使她独树一帜。
    有几件事情最难以忘怀,凭记忆还能勾勒出感受,我把它们粗粗写下,奉献给盛装庆典、前程似锦的母校。

                          演《白毛女》
    1965年冬天,我们文科班到门头沟的李各庄开门办学,上午上课,下午下地劳动,晚上有时还要参加四清。在北京西边的大山里,我们住在农民家,几个同学睡一铺火炕,挤得暖暖的。屋里烧着地炉子,晚上洗脚一不小心,就把肥皂盒踢到地炉子上烧化了。记得山里的星星又大又亮,密密麻麻布满天空,有月亮的夜晚可以清楚地看到黑黝黝的群山轮廓,这时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奶奶讲的那些鬼故事。清晨,鸟儿的歌唱伴着鸡鸣狗叫声把我们唤醒;傍晚炊烟四起的时候,好闻的烧柴草味道更加勾起食欲。我们下地、上课、吃饭都要排队唱歌,几乎是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
    一天,老师在班里说,四清工作团要演出歌剧《白毛女》,缺两个演员,一个白毛女,一个穆仁智,要从我们班选。因为我是市少年宫合唱团的,就让我演白毛女喜儿,演管家穆仁智的男生是我们班能背《康熙字典》的“老学究”。排练的时间很紧,不到两个星期就得演出。唱腔和台词我没费劲就背下来了,但是表演总欠火候。剧团里的人说我像个欢蹦乱跳的中学生,根本不像苦大仇深的穷人家孩子。没办法,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演戏,又没有生活体验,连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再说了,本来我就是个中学生嘛。排“哭爹”那场戏,把一条破板凳横倒在地上,假装是我死去的“爹”,让我扑下去抱着哭,我觉得挺可笑。每次趴在地上摇晃板凳哭爹时,我都忍不住笑。演我爹杨白劳的是个摩托艇运动健将,为了启发我的阶级感情,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只见他喝下“卤水”之后,捂着肚子转了三圈,晃晃悠悠倒下去┅┅但他快倒地时却来了个俯卧撑,这下我更乐了。
    就这样排练了十来天,终于到了演出的日子。在农村,看戏可真是大事情。后来到了北大荒我才更有体会,每逢放电影的时候,无论白天黑夜,哪怕是半夜三更,片子一到,连队里的男女老少就全体聚齐,跟过节一样。演《白毛女》那天从上午开始,十里八乡的农民们不顾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扶老携幼翻山越岭地赶来看戏。装台的人又是挂气灯又是钉布景,台下空场地陆续摆上了各种各样的“座儿”,大人孩子们热闹得像赶集。有些老大妈到后台来看演员,还帮着准备服装道具。我穿的中式衣服都是从老乡们家里借来的,有一位大妈看我穿的衣服比较新,赶紧拿来几块旧布,说:“旧社会的穷人家哪有不穿补丁的。”一边说,一边不由分说就给我钉上了。还有几个比较熟悉剧情的老乡问:“王大春家大年三十吃的饺子呢?”我们回答:“这不,满世界都是雪,到时候用雪捏几个不就行啦。”他们抓起雪看看,互相嘀咕了几句就走了。快开演的时候,这几个老乡端着刚刚煮好的热气腾腾的几大碗饺子送来了,还七嘴八舌地说:“我们看那雪太白了,像富强粉,过去穷人家哪儿吃的起?”“瞧,这是杂合面饺子,挺热乎的。”“你们一会儿在台上就大口吃吧,那样瞅着才实在。”看他们的认真劲儿,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暗暗给自己打气:“一定得好好演!”
    开场了,台下是黑压压的观众。前排的小板凳一直排到紧挨着舞台,场子后边的墙上、树上也都是人。雪亮的气灯把舞台照得通亮,站在台上反而看不清下面,这倒使我减轻了压力。剧情是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的,喜儿在家等爹回来,王大春家包了饺子送过来┅┅杨白劳回家后心事重重,最后喝卤水倒下┅┅我一边演,一边清楚地感到台下老乡们的情绪在随剧情波动。喜儿哭爹时,台下一片唏嘘声,感染得我真地放声大哭起来。当戏演到黄世仁抢喜儿抵债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几个老乡跳上台来,把已经被“狗腿子”拽到台角的我又给夺回来,说什么也不让抢走。导演不得不上来解释,说这是演戏,不把人抢走就演不下去了。最后他领着喊了几句口号,才把激动的老乡们劝下台。再往后演,喜儿在黄家受尽凌辱,直到逃上山成了白毛女,台下的气氛一阵阵紧张。只要黄世仁和穆仁智一上场,就有土坷垃、小石头扔上来砸他们。戏演了三个小时,我完全融进了一种感情的波涛,从来没有这么真实地体验过剧中人的悲苦和仇恨。戏演完了,我还久久不能平静。
    戏演过之后好多天,剧情的余波一直在持续。有一天我们正在山坡上干活,一位老大娘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的命好苦啊!”我赶紧解释:“不是我,您说的那是喜儿。”那位大娘擦了把眼泪说:“没错,是你,苦命的孩子。”老乡们不管大人孩子,见了我总是叫“喜儿”。演穆仁智的同学可就遭了殃了,村里的孩子们见了他就喊“打老穆!”甚至他排在我们的队伍里还被一帮小孩儿拉拉扯扯地追着打,闹的他上课、吃饭都不得不从河边绕着走。
    这是我第一次演戏,也是我第一次住到农民们中间,真真切切地同他们打交道,难怪几十年过去了,印象还这么深。

                                 救火
    有一天在三楼上晚自习,教室的窗子全都开着,凉风习习。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写作文,突然听到有人喊:“失火啦!快救火!”猛抬头向窗外望去,只见南边天都红了!火光就是命令,同学们立即起身向楼下奔跑,楼梯上只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和急切的呼吸声,不知是谁边跑边提醒大家:快找工具、找水桶,快回宿舍拿脸盆,铁锹、扫帚也行……大家很快就奔到了操场上,只见乌泱泱都是人,同学们都在往前冲。那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黄继光、邱少云、向秀丽、刘文学、雷锋,他们的牺牲精神使我们激动,也成为我们的楷模。那时的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怎样做出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光荣的英雄,最高的价值追求就是为祖国和人民献身。好了,现在机会来了,热血在我的身体里冲腾,我紧张、激动,一心要在这次突发事故中经受考验,哪怕牺牲都在所不惜。跑下教室楼以后,有的同学回宿舍寻找救火的工具,我是直接奔向火场的。失火的是比邻的景泰蓝工厂,有许多化学危险品,与我校南边的操场仅仅一道矮墙相隔。火势冲天,操场上人声鼎沸,有老师在现场指挥,很快就围起了封锁线,同学们只能有组织地排成长龙,传递水盆和沙袋。我几次想从矮墙上爬过去,想冲到最前边,都被老师制止了,只好加入传递洗脸盆和沙子的长龙。救火的行动紧张而有序,很快,参加救火的同学们浑身上下全湿透,操场上沙坑里的沙子也被挖光,火终于被扑灭了。
    我们在老师的招呼下走回教室,重又坐到各自的位子上。教室里灯光通亮,同学们继续上自习。灯光映照下,我们满脸、满身的泥沙格外醒目,大家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一切都在不言之中。脸上的神气表明,同学们心里都在为刚才的勇敢行为得意。虽然没有人牺牲,但我们都经受了一次考验,我们都向英雄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姜书记
    60年代,北京师大二附中的文科试验班是教育改革的急先锋,功过是非且不去论,至少许多超乎寻常的做法至今仍值得人们思索。办文科班,进行教改实验,提出这一思路并担任直接领导的是当时学校的一把手—总支书记姜培良。在我的印象中,姜书记是一个精力旺盛、极富开拓性的人,属于那种事业心极强的创新型人物,而且在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总是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他14岁就参加革命,在当时亦属年轻的老革命。听说他以前在运动中挨过批,但又听说他搞过共产主义教育试验区,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当学生、当弟子的对他都十分崇敬。姜书记从文革一开始就陷入了运动最危险的旋涡,办文科试验班是他的罪状之一。作为学校党的领导者,他首当其冲受到“炮轰”,但仍顽强地要站出来领导运动。他怎么能够想到,这次运动的矛头恰恰是针对党内当权派的。于是,他越是理直气壮地试图维护党组织的权威,就越是陷于被动。批斗、抄家、挨打,局势的发展令他不理解、迷惑,但他还是勇敢地把自己的想法写成公开信张贴出来,希望做最后的抗争。在那个血色的黄昏,我一个人悄悄读着他贴在学生宿舍对面山墙上的公开信,我的心在颤抖、在流血。我看到的是跃动在字里行间的一颗坦诚之心和姜书记对党的一片炽热之情,这样的人怎么能是阶级敌人!我深知他当时的艰难处境和凶多吉少的结局,但却只能绝望地旁观。我不明白,一个昨天还代表着党组织的总支书记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这封公开信,我是分了几次才看完的,我不敢让别人知道我对姜书记的同情,我怕忍不住的满面泪水被别人发现,每次都是没看完就赶紧走开,趁没人时再返回去看。我多么希望别人也能像我一样相信姜书记的剖白,饶恕他对于运动的不理解。但是我想得太简单了,姜书记这样做的结果,是更快地引火烧身,以至成为运动的第一批牺牲者。姜书记死在1966年红色恐怖的8月,以他的真诚,以他的忠实,以他42岁的壮年,死在他自己所热爱的学生们的拳脚棍棒之下。在那个暑气逼人的酷夏,操场上狂热的批斗会,扩音器中声嘶力竭的吼声,无情挥舞的带铁钉的垒球棒……36年前的画面好像就在昨天。姜书记肯定是怀着一肚子的不解和委屈倒下的,听说直到最后的时刻还有人用盐搓在他遍体鳞伤的身体上……

    姜书记他们这些人尽管没有做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他们毕竟轰轰烈烈地活过并轰轰烈烈地死去;我们这批人尽管自叹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也算是经多识广,受过许多磨练;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呢?我希望生活在今天的青年学生们,能够珍惜你们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那曾经是我们多么地渴望过的!新的时代在召唤,你们应该比我们强,你们一定会比我们强!

                                           2002/11/7  于京西 聆风阁

                      (本文作者原名胡依年,1966届高中文科实验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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