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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道:我在太原六中亲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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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一、初中
1961年我上的初一,是在原六中二院(初中部),位置在叫做小五台的一个独立的校园。在这里实际只待了一年,初二就转回六中本部了(上马街)。时间距今已五十多年,再也沒去过,记忆已相当模糊了。拼起记忆的碎片,眼前是这样一些埸景……
我家住在教埸巷,到学校得有三、四十分钟的路程。时正值隆冬,清晨六点,我棉衣、棉帽、手套全幅武装,头上裹着围巾只露出眼睛,在昏暗的路灯下匆匆地向学校赶去。早餐一个红薯舍不得吃,揣在书包里,赶到学校一摸,才发觉不知掉在了哪里。
先到校园南面一墙之隔的操场,摸黑找到本班的队伍,听着哨音跑步、作操,然后拥挤着穿过狹窄的校门,返回教室。这时,东方才露出了曙光。教室里,值日的同学正在给取暖的炉子点火,满屋子烟雾腾腾。就座之后,一天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校园里东西向有三、四排十几间教室及教研室,院里有单双槓和砖砌的乒乓球台。校园北侧是厕所,这里除蹲坑上方有遮挡物外,完全是露天的。可以想象,冬天在此“工作”是何等的艰苦!

校园条件比较简陋,但学习生活还是愉快的。有几位同学我至今还有印象。一位叫郝隆泰,能写一手标准的正楷字;体育委员叫李兆蔚,性格开朗,身体健硕,每天跑步上下学,同学骑自行車都比不过他……还有郭并生、李国典、靳福祥、封培东等,都是与我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值得一提的是郭并生,高中时和我同校不同班。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却在一次游泳时,水草缠脚,不辛溺亡。此事在后篇还有详述。
当时的老师有几位还能想得起来。比如体育老师叫封培琪,是我班同学封培东的哥哥;当时外语课以俄语为主。俄语男老师姓張,东北哈尔滨人,可能有俄罗斯血统吧,说起俄语来,那叫一个溜。他给我们全班同学每人都起了个俄国名字,象什么阿辽沙,娜塔莎、尤拉、尼娜什么的,极大地激起了大家的学习兴趣。从那时我就担任俄语课代表,直到高中,一共干了六年,曾经能流利地朗诵俄文诗歌,唱几首俄国歌曲。可_到现在五十多年全忘记了,只能说几句“大哇里西”(同志)、“哈拉少”(好)等简单的词语了。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我们的班主任叫曹平安,一米六几敦实的个子,总穿着一身軍装,可能是复员軍人吧!一口河北普通话,很是幽默。字写得不错,特别是批阅假条时那个“'准”字,很有特点。我上高中以后就再没有见他,后来才知道他改行写书了,去了作协,据说还有好几本小说出版。直到九十年代初,省文联在阳泉开会,他竟到矿务局找到了我。二十年不见,惊喜自不必说,只是人变化太大了,街上撞见,真不敢认他!
二、高中

一九六三年九月,我考入太原六中高中,校址在上马街。太原六中前身是太原进山中学,创建于1922年,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当时与十中、五中、十五中、山大附中等齐名,是省重点中学。近几年,又恢复了进山中学的名字。
网上搜索进山中学的图片,真是高楼大厦,一派现代化学校的场景,令人眼花瞭乱,与五六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当时六中,当属太原中学中的姣姣者,只记得进入校园,就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既有旧时屋宇的古风,也有一座五、六层的教学大楼、图书馆、阅览室、礼堂、大操场……应有尽有。

校园最北端是个花园,园里有假山和花房,养有好多奇花异草。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文竹,绿茵菌得象小松树一样煞是美观。

教学楼前有五六个篮球场,经常举办比赛。

校园西边是一座挺大的礼堂,学校的各种大会和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举行。记得一次某文艺团体在此表演出一个歌剧《三月三》,因我班大合唱相当出名,特邀我们演唱开幕曲。那天我们列队站在幕后,深情地演唱那首具有江南风味的歌曲,其中两句我至今还记得:“……一只大雁向南去了,快快飞呀过山梁哟……”。但听说后来礼堂失火了,不知真否。

当时我们高一共四个班,除60班学英语外,61、62、63班都是学俄语。我在63班,班主任姓孙,带俄语。

学校老,老师也老。在我的记忆中,校长叫马培云,是进山学校的元老级人物;书记叫李雪明,不常露面,总躲在小庭院里的办公室里研究学问。 有个语文老师名叫卫载阳,是位国学专家,留着大胡子,很有派头。当时古巴的菲得尔·卡斯特罗正是位 风云人物,卫老师很象他,故同学私底下称他为“卡斯特罗第二”。 教几何的老师姓任,50多岁吧,是个南方人,高高的个子,头发不多,课讲得很好;在黑板上画圆时,从不用圆规,而是以肘为圆心,以小臂为半径,振臂一抡,画出的圆比用圆规还圆。每到此时,教室里总是一陣惊叹。 教代数的是位女老师,有胃病,讲课中间时不时地呕酸水,口袋里总装着干馒头片,经常拿出来嚼几口。我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知道了吃干馒头治胃病这个偏方。 还有音乐老师王在镐(hao)、美术老师赵梅生,在专业上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在太原乃至全省都很出名。
学校教导处一位老师叫马宗周,个子很高,上学时就站在校门口,课间操站在队伍前面,作完操总要训上几句话,说话有浓重的山西地方口音。最爱说的就是一句:“你这个害群之马!”……后来与到了外校的同学聊起来,相邻的七中、十七中和十四中教导处的同样角色,一个姓杨(羊),一个姓毛(猫),一个姓苟(狗),加上我们这个姓马,都和动物有关,不知是不是巧合。
高二、高三时,我们的班主任换成郭佩玉老师,这是位和蔼、慈祥的老大妈,同时教我们语文。待我们毕业后她也该退休了。九十年代末,八十多岁的郭老师即将随儿女移民美国,临行前想和我们这一些她带过的最后一届学生聚一下。托我同学郭宏凯打来电话通知我,只可惜我临时有事无法参加,只好回电送上美好的祝愿。

(注:因年代久远,这段都记混了。郭老师实际是我初二、三的班主任。因初二后我们已搬回六中本部,所以这段历史竟记成高中了。)

教学楼后面是两排东西向的排房,山墙上有水泥抹的黑板。从上一届起,这十多块黑板就由学校组织专门的班子统一“出版”,作为校刊,名曰《红星报》。到我们这届,班子重新改选,由于我“能写会画”,就担任了总编辑一职。每到出版时,稿件的统筹、修改、排版,直到报头、大小标题,都由我来完成,然后由各班选派的缮写员书写,最后再由我作插图和美化。这段时间我真是忙得不亦乐乎。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对我也是一种磨炼吧,对我日后的工作和生活帮助很大。
由于家离学校太远,高中我一直住校。宿舍在校园的东北角,有十几间排房。寝室里十几张床板並成两排,几乎是大通铺。每天晚自习后,大家打水洗漱、嘻笑打闹,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当时班里有不少农村来的同学,象李金渭、梁英华、王来福等,他们淳朴、勤奋,和我们这些城里的同学处的很好。那时的物质不很丰富,总吃不饱。可能是梁英华吧,开学后从家里带来半面袋叫做做“炒棋子”食品,类似于现在的石头饼,不过是切成指头肚般一小块一小块的,吃起来又香又脆,据说是用黄土炒熟的,经常抓一把与大家分享。

说起吃饭,给我的记忆最深。那时可不象现在,有饭厅,有饭桌,而是就蹲在伙房前的空地上,十人左右一组。大家把各自带来的饭碗在地上摆成一圈,值日生用大盆打来的大烩菜放在中间,用菜勺一勺一勺均分开;主食以干粮为主,四、五两一个。那时白面很少,所以主食单吃白馍很稀罕,也是混合面的为多。记得一次是混合红薯面的,打回来就粘成一团,只好用勺子什么的分开。分菜时大家就列队站在旁边,抚着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待值日生分完,大家就端起饭碗,或蹲或坐,开吃!
那时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哪里吃得饱?没关系,咱们有汤!值日生赶紧拿盆去伙房打汤,晚了就沒了。所谓汤,就是“高汤”,开水里点些酱油,漂几片菜叶,饭后来一碗,灌个肚儿圆。喝完了,还不能尽兴,大家就玩起了游戏:把菜勺放在汤盆里,一人拨动勺把,勺子在盆里滴溜溜地转圈,停下来勺把指向谁,就给谁分一勺。喝完了再去伙房打,有时能干掉三、五盆。

记得在六五年末,次日就是元旦,辞旧迎新,也是冲刺高考的关键时刻,老师建议下午每个同学都从家里带点东西来,小米、大米、红豆、绿豆……不拘多少,下午集中起来交到伙房,请大师傅熬一锅粥,名曰“团结粥”。晚上联欢之后,大家喝粥。此时八、九点钟,夜色已浓,大家纷纷跑向操场,追逐、打闹,尽兴狂欢,直到午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六六年上半年,正当我们已经填报了志愿,准备参加高考的当儿,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五一六通知),並且宣布当年高考停止举行。我们这一代的求学生涯至此嘎然而止!我们的人生轨迹至此扭转!同学们犹豫、彷徨,不知是喜是忧。殊不知漫长十年的动乱即将开始,中国的国民经济将自此停止不前!

三、磨砺

六年的中学生活,加上文革开始后的两年多时间,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它不仅仅是我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积累的过程,更是我身体素质的成长、人生观世界观的成型,由一个幼稚的孩童最后走向社会的不断充实、磨砺的重要过程。
那个时候,我家人口多,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生活,不算很穷,但也並不富足。母亲的勤俭持家,对我有很大影响,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当时,我弟兄四个,我是老二;父亲在省公路局上班(坞城路),每天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家里,大哥上中专,长年住校,而弟妹尚幼,帮助母亲承担家务的责任,理所当然地落在我的肩上。
早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除了和同院的小伙伴们玩一些诸如“弹(tan)弹弹”(弹玻璃球)、“打不改”(陀螺)、“扇元宝”(烟盒纸折的三角)、滚铁环之类的游戏之外,还经常干一些“拉帮套”的营生:找一根结实的绳子,一端做一个环套,另一端固定一个铁钩,然后就三、五结伴走上街头。那时的拉货运输不象现在都用汽车,而是人拉平车。来到坡路下面,见有拉車吃力的叔叔大爷,上前搞好价钱,然后将绳套往車上一挂,帮他们吭哧吭哧把车拉上坡顶,少则三、五分,多则一、两角就拿到了。钱攒起来可不是用来挥霍,而是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初中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质极端缺乏,粮食根本不够吃,只好用野菜、树叶充饥。我记得象什麼榆树叶、槐树叶、甚至杨树叶等都吃遍了。那时我刚会骑自行车,一次我骑车去河西挖野菜。过了汾河桥有一大片菜地,田垅沟坎上有很多苦苣菜、掃帚苗什么的,还有收割后遗留下的菜帮、菜叶。我拣了许多,瓷瓷实实地装了大半麻袋,绑在自行車后座上。东西太重了,车一推前轮就翘了起来,更不用说骑了。十几岁的孩子,硬是从河西推回家中。母亲等急了,几次央邻居出外寻找,回家后天已大黑了。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几次拉“烧土”的经历。提起烧土,出生在四、五十年代的山西人都知道这是种居家做饭取暖的一种重要的生活资料。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太谷秧歌这样唱道:
“家住在直隶保定府,我的名字叫二马虎;
爹把我送到太原来,整日里推着车车卖烧土。”
山西不缺煤,但纯粹用炭块做饭取暖在当时生活水平根本做不到。那时家家都要打“煤糕”:买回煤来,把炭块筛出备用,剩下的煤面和烧土按比例混合起来,加水和泥,用模子脱成煤糕,晾干后垛起来,用时砸成小块,做饭取暖全凭它了。当时煤和土都有卖的,但有机会还是自已去拉。这样,拉煤拉土的重担肯定是落在我这个“壮劳力”肩上了。拉煤不算远,从我家出来,沿五一路向北,到小北门就有个大煤场;拉烧土则要到大东关外的东山去拉。
母亲设法借一辆平车,然后由我驾辕,母亲在后面推着,一直向东来到东山烧土场。这里有人管理,但顶不住拉土的人太多,特别是土好的地段。黄土含沙量大,和泥不粘,土质不好;颜色越红,特别是里面有白丝丝的红土,才是上等品。

車不能装太满,也就装个四、五百斤吧。东山下来倒是一路下坡,可是往住处一拐,就不好走了。特别是院子太深,路又窄,好不容易才拉进院子。这一去一回,咋也得两、三个钟头。
中学阶段,我几乎每个暑假都要找点干的,也算是勤工俭学吧!大部分都是搬砖和泥的泥水活。邻居梁叔是省公路局总务科负责的人,他清楚我家的经济状况,所以凡是在教场巷宿舍和小北门宿舍有房屋修缮的活,都招呼我去干小工,完了赚点小钱补贴家用。此外我还在省汽修刮过砂子(清理刚脱模的汽车铸件)、在狄村挖过土方……等。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了一批同学,大概有二十多人,在北营煤管局仓库劳动,主要任务是整理库容库貌。大家都住在一个礼堂的舞台上,齐排排地搭个地铺,每到晚上睡觉前,有说有笑,十分热闹。由于我会写美术字,被抽出来在库房外墙书写大幅标语。我班张荣九自报奋勇给我打下手,搬搬梯子、递递油漆什么的。一不小心把油漆打翻了,红油漆溅了一身。只好把衣服脱下来,放在脸盆里用汽油泡上。泡了两天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衣服上的钮扣被汽油一泡,竟然变得象橡胶一样柔软!
还记得有一次是在清徐修公路,当时是和我哥一起去的。工作是给路基培土。公路要横跨山沟,路基已垫得老高,我和哥哥推一辆车,拉土向路边倾倒。人小車沉收拾不住,经常就连车带土一起滚下坡去,还得其它人帮忙把車捞上来。
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我和哥哥住在老乡的窑洞里,每天饭后,窑洞里都会传出悠扬的二胡声,那是哥哥在拉奏《二泉映月》、《光明行》等著名的二胡曲目;或是聚集着三、五個民工,由我哥在给他们画肖像、速写……
哥哥喜欢美术完全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从年青时就喜欢书法、绘画,也喜欢戏曲、曲艺,是单位的文艺骨干。哥哥受他的影响,也爱好美术。初中毕业之后,就报考了山西艺术学院,学习美术。毕业之后在山西手管局工作;66年支援西藏在《西藏日报》社担任美编,十年后回到太原担任工艺美术公司经理,所有的工作经历都与美术有关。而我完全是受他二人的影响,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担任班里的宣传委员,写黑板、出墙报是家常便饭。所以我在第二章说过的曾担任《红星报》的总编一事也不是偶然的。
高中阶段,我记得有一次元宵节,全校搞灯展,我设计了一个“毛选灯”,彩灯主体是一本大大的毛泽东选集,封面是活动的。我班一位女生叫王霞君,把家里的一个电唱机拿了来,由精通机电的李金渭施工,拆下唱机的小电机装在灯上,利用连杆装置,把电机的圆周运动转变为连杆的往复运动,带动毛选的封面一张一合。这盏彩灯展出后,不仅紧贴形势,而且形式新颖,非常引人注目,深得大家的好评。

除此以外,我在文艺方面也有所表现。记得在学校的一次演唱会上,我班演唱了一首由我作词作曲、内容是声援拉丁美洲某小国的合唱歌曲。歌曲前两句我还依稀记得是“风在呼,海在啸,抗美的怒火遍地燃烧……”演唱效果相当理想。
还有一次,我以“兄妹开荒”的曲调写了一个反映知青生活的小歌剧,找到几个同学进行排练。但我班的崔力克却极力主张排练一个表现革命前辈不俱敌人严刑拷打英勇就义的小话剧,我二人争执不下。然后又一起寻找排练的场地。当时正值隆冬,戏没排练成,而我怀揣的一支准备伴奏的竹笛竟然冻裂了,让我懊悔了好久。
高中阶段,每年九月开学后的前几天,学校都安排有几天去农村劳动,时间大概在一个星期左右,地点一次是郊区的赵家堡,一次是清徐的王答公社南绿树大队。
这几天,正值秋高气爽,是我在中学阶段最放松的一段日子。它让我们完全融入了大自然,体验了农村生活的艰辛,改变了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尴尬处境。

那时候的农民是集体出工,我们则是按照所在生产队的安排,或者收割、搬运,或者打场、入仓,总之是各种作物都有所接触,各种农具都学会了使用。

最使我难忘的是农民兄弟们吃饭的场面。每到吃饭时间,村民们无论是男女老幼,都会集中到村头的一片空地上,特别是男人们,人人手托着一个大海碗,碗里尖尖地盛的最常见的是一种用豆角切成小丁,和上玉米面蒸熟的类似“拨烂子“的食物,呼噜呼噜吃的那叫一个痛快。吃完了把碗放在一边,抽上一袋烟,开始侃天说地,一天的劳碌顿时化为乌有。

我们住在生产队的一个仓房里,外面就是打谷晾晒的场院。仓房不一大,我们十几个同学在地上铺上厚厚的麦秸,再放上铺盖,就是软乎乎的大通铺。一天晚饭后,我在大队部写完黑板报,回到住处,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同学们大多都睡下了。秋天的晚上还真有些凉意,正好仓房里有一个汽油桶改装的火炉子,几个爱玩的同学搬来不少玉米棒子和秫秸什么的,填到炉子里点将起来。看着腾腾的火苗和飞舞的火星,房子里渐渐暖和起来,我也昏昏地睡去。半夜里我迷迷糊糊醒来,感到头有些晕,手脚似乎不听使唤。看看炉子里的余烬还闪着红光,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中煤气”了!推推周围的同学,竟然一个个睡得象死猪一般,推都推不醒。我只好勉强爬起来,蹒跚着走出门去。场院里停着一掛卸了套的马车,我躺了上去,看着满天的星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醒来东方已经微明了。我又返回仓房,钻进被窝里睡起来。天亮后,大家起床后,一切如故,问起来竟对夜里发生的事一概不知。这件事情至今我都无法解释。现在想起来就当对这段生活的一个有趣的记忆吧!

这段生活尽管是暂短的,但却磨练了心智,锻炼了体魄,是在我的生命中重要的体验。无怪乎现在每每想起来,总有无限的感慨。
四、文革

我的中学生活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高考结束应该是宣布结束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风暴来临了,高考被无限期地推迟,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硝烟乍起
六六年上半年,我们在复习功课准备迎接高考的同时,也在进行着高考前的思想教育。那时我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学习之余,还承担着教室里学习氛围的营造任务。那时,教室前面的黑板上面是八个大字:“一颗红心,两套准备”;教室后面的黑板上面是“时刻准备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挑选!”黑板上每两天更换一条毛主席语录,内容除了关于青年学生的内容外,还涉及当时在学术领域的大批判。
那时高考志愿的填报是在高考之前进行的。当时不知怎么,我对铁路情有独钟,我记得我填报的三个高校志愿分别是北京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和大连铁道学院。当时高考前的体检也已进行完毕,一切按步就班,有序进行……
这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高三某班的三位_同学,两女一男,手捧着一本大部头的医学著作依次进入各班进行宣讲。到我班后,先是朗读毛主席语录,然后情绪激昂地侃侃而谈。大意是某位同学在体检期间因病在服用某种药物,而此种药物经查证具有降低血压的作用。就是说这位同学在服药掩盖自己高血压的问题,所以是在弄虚作假,欺骗国家,欺骗人民。听了这番言论,我不禁嗅出即将到来的政治运动,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果不其然,文艺界的学术批判,被江青、林彪等阴谋家所利用,迅速转变成一场政治运动,通过批判《海瑞罢官》、反“二月提纲”,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纷纷中枪”,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点燃了。
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5·16通知》和“十六条”,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並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軍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会议决定成立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張春桥为正付组长的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文革领导小组。自此,“左”的路线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长达十年的十年动乱开始了!
红色恐怖
首先是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他们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的破除“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烧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藉被付之一矩,大量国家的文物遭受浩劫,大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迫害。
太原六中毫无例外,只见全校上下,一群群自诩为“红五类”的同学,他们身穿軍装,臂带袖章,上窜下跳;广播站被占领,反复播放着“造反有理”的歌曲;大字报、大标语层层迭迭,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挤压,大批教师被扣上各式各样的帽子,被批判、被游街。结果是:教导主任解华老师被打成反动軍官,语文老师卫载阳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戴高帽子游街,党支部书记李雪明被诬蔑成反动组织红枪会成员,老校长马培云则因为曾是民盟成员被追究历史问题,忍受不住严刑批斗最后在家中栽水缸自杀……昔日欢歌笑语的校园瞬间被笼罩在一派“红色恐怖”之中。
怀疑一切
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看一切事物都戴着有色眼镜,“怀疑一切,批判一切,打倒一切”成为一种最正确的行为准则,只要看不顺眼,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比如这一幅油画:
这幅油画作品叫《你追我赶》,是当时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一名学生李泽浩的毕业作品。画面上是一群农村青年,意气风发,挑着稻谷,穿梭在芦苇间的劳动场面。当时刊登在64年某期《中国青年》杂志的封底。但就是这样一幅很普通的油画作品,有人却看出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说在这片纷乱的芦苇丛中,隐藏着“(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看到了伟大领袖躺倒在芦苇丛中;画面中五个中心人物,四个人都被挑着的担子挡住褲子,只有一人显示裤子全部,暗示“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和赫鲁晓夫攻击中国的言论一样;还在远处的背景中,发现“三面红旗”倒了一面;芦苇的倒向暗喻着“西风压倒东风”……更有甚者,作者的名字也成了问题:李泽浩,不就是“离泽好”一一“离开毛泽东好”吗?为此作者被层层审查、批判。文革中此事被重新提起,作者四处躲避红卫兵的追捕,“包庇反动画家李泽浩”成为当时中宣部、北京市委、团中央及中国美协的主要罪状之一。
还有一事是回家听我母亲说起的。初听起来象是笑话,然而确有其事。说的是运动发展得越来越深入,连家庭妇女也参与到其中来。公路局派出工作组到我们居住的大院里来,每星期有两天组织家属们读毛选、学文件、揭问题、搞批判。
前院有位大妈,带一个两三岁的小孙子。小孩很可爱,大家都爱逗着他玩。问起他的名字,叫“成功”,挺好。可是连起姓来叫就遭糕了。原来大妈婆家姓蒋,孙子大名叫“蒋成功”。当时蒋介石正在疯狂叫嚣要“反攻大陆”,你却要老蒋成功,这还了得?!家属们围住老太太,好一通批判。最后勒令她三天之内必须把名字改过来。
看着老人为难的样子,家属们真是于心不忍,最后商定,群策群力,帮大妈想一个既好听、又革命的名字。叫什么好呢?有人提出,我们一定要把蒋家王朝消灭个一干二净,那就叫个“一净”吧!对,就叫蒋一净!事情终于有了结果,至于后来是否改了此名,也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的极左思潮,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那时,我父亲在单位的院墙上用油漆书写标语,有人发现在写好的标语中“毛主席”三字前面,有人用铅笔写上了“打倒”二字。当时单位的当权组织就对此“反动标语”展开调查。在调查无果的情况下,把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扣在我父亲头上,並与我父亲解放前曾参加“三青团”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关进“学习班”监督劳动,长期不让回家。
无独有偶,与我阔别五十多年的初中同学单莹,在原班主任曹平安老师处得到我的联系方式,当即打来电话问候。在电话中诉说了她的遭遇:当年也是由于她父亲的“历史问题”,全家被遣返原籍农村。三、四年后“落实政策”回到太原,却因户口注销,当了八、九年的“黑户”。电话中,她除了表达了对那场运动的强烈愤恨,同时也对几十年来在背后默默支持她的爱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推波助澜
那时候,中央文革为把运动迅速推向高潮,明确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首都北京来接受毛主席检阅,交流革命经验,同时支持北京的学生到全国各地去串联“播火”,六六年下半年,全国各地的大串联形成高潮。
六六年八、九月间,我和我班几位同学被允许赴北京串联,同时准备参加(筹备)一个大会。当时规定,学生串联乘车是一律免费的。我们挤上了“太原一北京”的列车,車厢里早已挤满了赴京串联的学生。他们一个个情绪激昂,热血沸腾,挥舞着“小红书”,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唱着“造反有理”的歌曲。白天已人满为患,到夜里不但座位上挤满了人,连过道上、座位下面、行李架上,都是酣睡的学生。沿途各站,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上来,車门已无法正常打开,車窗却成了上下通道。本来八、九个小时的车程,硬是走了十几个小时。
到北京后,我们被安置在市府接待站。那时串联学生的吃住也是免费的,接待条件也还可以。整个北京城里,“红卫兵小将”满天飞。据说那时北京的常住人口仅有300万,但外地学生就超过300万。尤其是在各大专院校里,挤满了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观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学习“斗、批、改”的经验。
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如期召开了。大会名称叫“山西省各界群众声讨山西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京的山西和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群众几千人。山西省的各革命组织和群众代表纷纷上台,历数以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代表的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表达了誓把山西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北京期间,我们还有幸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一次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机会。据说毛主席当年一共八次接见红卫兵。至于我参加的这次是第几次实在是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是在“坐场”的队伍里,其余几十万名学生沿长安街由东向西经过天安门接受检阅;远远可以看到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来回移动,频频向红卫兵小将揮手致意。最激动人心的是在受检的队伍经过之后,坐场队伍如潮水般涌向天安门,大家揮舞着《毛主席语录》,欢呼着“万岁”,声嘶力竭,涕泪横流,那场面岂可用“激动万分”几字可以形容!
毛主席当初同意开展大串联,是想借助青年学生这支有生力量把运动引向深入。目的是达到了。但沒想到串联给各级党政机关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前几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更造成赴京的学生猛增,不得不从1966年8月18日起到11月26日,一共八次接见红卫兵共13000余人。
大串联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确实给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广大学生的“革命热情”。有人这样评论:如果在8.18前,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在中国大地滾动的令人惊骇的阵阵闷雷,那么8·18后它就成了把整个民族冲击得晕头转向的暴风骤雨了。
夺权和武斗
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瞬息万变和迅猛发展,造成了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的不理解、不适应;他们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精髓”,因此得不到中央的满意,更得不到狂热的左派组织的满意。毛主席在当时确实头脑也发热了,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伙同王洪文,篡夺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随后得到了中央的承认。这时,山西省在中央派遣下来的干部刘格平和省軍区第二政委张日清的策划指导下,集合当时山西各派群众组织,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1967年1月12日,展开了夺权行动,(半个月后,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迫害至死。)首创了群众造反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軍队“三结合”的夺权经验。之后,全国各省区纷纷效仿,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区、直辖市都夺权成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发表社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里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说的是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胜利”,邮电部于1968年11月发行了一枚名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纪念邮票,面值八分。邮票图案为一名工人手持《毛主席语录》,背景为革命委员会的红旗汇成的红色海洋和工农兵热烈欢呼们场面,上方绘有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地图上除台湾省外全部绘成大红色,上面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金字。这枚邮票于11月25日在北京首先发行。谁知不到半天,就有人发现了邮票图案中的一个重大错误:中国地图上未显示中国南海的广大疆域。邮电部急令停止印刷发行,但已有少量流向社会。没想到这少量邮票竟成为稀世珍品,在后来的/拍卖会上拍出六、七百万的高价。
随着“斗批改”的逐步深化,运动由本单位发展到社会上。斗争矛头逐渐指向省、市委的“资本主义当权派”。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风起云涌。由于政见不同,分化成不同的派别:兵团、红联站、红总站等等。还有以第十三冶金建筑公司工人为主的组织叫“决死纵队”,首领叫楊成效,敢打敢冲,太原好多武斗事件中都少不了他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文攻武卫”的指示,加之后来夺权之后的以刘格平为首的省革命委员会不负责任的表态,派性斗争愈演愈烈,酿成多起武斗事件。
在我的记忆中,太原十中曾有过一次大型的武斗,发生在1967年9月5日。据说是当时以学生为主的红联站由于在某些事情上与以刘格平为首的“省革委”意见相左,矛盾日益深化。那日,刘格平以红联站学生袭击了自己的专車为由头,说十中教学大楼内藏有苏修特务和武器弹药,指示武斗司令杨成效,调集决死纵队和红总站的大批人员,围攻与省革委仅一条马路之隔的十中教学大楼。大楼内有以学生为主的红联站人员400余人,他们不得不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据说当日调集的各路武斗人员最多时达到七万余人,塞满了整个解放路中段。武斗尚未开始,满载武斗人员的卡車就因相互错车,挤死了一人,场面惨不忍睹;武斗中十中的一名女学生和太钢的一名青年工人也倒在了血泊之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据有关资料记载,毛主席曾对自已亲手发动的这场政治运动有良好的设计,叫做“一年开張,两年看眉目,打好基础,三年收尾。”然而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和掌控。
痛定思痛
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距今已50年了,现在只能回忆起几个大的事件,细节都记不清了。近日,四弟给我微信中传来一张照片,又激起我的阵阵思绪。
这是当年文化大革命中山西三大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在今年6月11日聚会的合影。他们中的大部分我当年虽然未曾谋面,但大名却赫然在耳。看他们个个满头银发,平均岁数应该在七十以上,虽然他们个个笑逐颜开,但我心中总不免有一种酸酸的感慨。
昔日的战友或对手又聚在了一起,都聊些什么呢?“好汉不提当年勇”,他们肯定不会把当年“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造反经历再拿出来炫耀,而应该对那场恶梦般的经历重新审视一番,从思想深处认真反思。

不可否认,当前对文革的反思在不断深化,但在众口一辞的批判声中,总有那么一股噪音,他们怀念那“造反·批判·打倒”的痛快日子,认为文革有“进步”的一面,对待它应该“一分为二”。说什么那个时代“公平公正”,不象现在这么贪腐横行;更可笑的说是文革造就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新一代领导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1981年6月,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措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是唯一的,决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一分为二”!
新的开端
我班同学为欢送我赴阳泉工作的合影
1968年后半年,山西省的阳泉、西山、潞安等几大矿务局开始到太原几个中学招收工人。包括我在内,早已对当时乱哄哄的运动心生厌烦的“老三届”学生们纷纷报名,参加体检。当时阳泉矿务局的体检是在六中进行的,我同时还在西山杜尔坪矿进行了体检。由于我家在太原解放前一直生活在阳泉,所以母亲对阳泉颇有好感,更主要是阳泉录取工作是最先进行的,所以我决定到阳泉去。因父亲正在住“学习班”,我只得在临行前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
1969年1月8日,我和几十名同学一起,登上了开往阳泉的列车,来到阳泉三矿,当上了一名采掘工人。至此,我的中学生活正式宣告结束,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1966年的北固碾,那群躁动的少男少女https://kuaibao.qq.com/s/20180412A0XX4E00?refer=sp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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