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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革命”与《高教六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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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至196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的狂潮中受到严重的冲击。1961年,中共中央指示教育部总结高等教育3年“教育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对高等教育进行整顿。按照中央指示,中宣部同教育部联合草拟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有60条,简称《高教六十条》)。《高教六十条》对“教育大革命”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规范化工作条例。条例对规范高等教育的发展,整顿高等院校的教育秩序,使高等教育摆脱“教育大革命”混乱局面而走上正规化发展轨道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高教六十条》是高等教育摆脱困难的应急措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造成“教育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教育方针,因此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总结“教育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梳理《高教六十条》出台过程和试行成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教育大革命”对高等教育的冲击

  要了解《高教六十条》,就必须先了解“教育大革命”,因为该条例是针对“教育大革命”带来的高等教育混乱局面而制定的。1958年,全国范围爆发“教育大革命”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反右”运动后,知识分子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毛泽东认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革命已经结束,但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还没有结束。因此,毛泽东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问题重新进行思考,认为高等教育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高等教育强调贯彻阶级路线,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另一方面,1958年全国范围掀起的工农业“大跃进”运动不可避免地波及到高教领域,在经济战线的高指标和浮夸风蔓延的同时,中共中央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提出了“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的“大跃进”目标。
  在上述因素作用下,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规定下放全国教育管理权限,地方可以自主办学,由此调动了各地群众多渠道、多形式、多途径办校的积极性,纷纷掀起大办高等学校的狂潮。“大跃进”期间,高校数量的增长不可避免带来师资、基础设施和教学设备的紧张,但是这些现实的因素在“教育大革命”洪流中被完全忽视了。到1960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超常规发展的同时,也处于严重的混乱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教育规模超越了经济的承载能力,影响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1958年,随着各行各业的“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全国高校连续出现3年的跃进。从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1960年的1289所。许多省区的高校都是成倍地增加,其中山西、福建、河南、江西、广西和甘肃的高校都是以10倍的速度增长,只有北京、上海和新疆的增速不足3倍。高等院校数量的增长必然推动基础教育规模的扩大,1957年中等学校有12,474所,1960年有50,653所;小学1957年有547,306所,1960年有736,484所;农业中学、职业中学1957年还没有,而到1960年达到5万多所。各级学校数量的扩张必然推动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加,1957年,全日制和半日制学校16周岁以上的学生数为620万人,1960年上半年增长到1000万人,同期高校职工增加到367.1万人。高校规模的扩张影响到高校的基建标准,有的高校“基建要求高标准和高层建筑,在规模上要求万人大学,万人体育馆,十万人体育场”。高等教育领域超标准的建设,严重超越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同时又占用了大量劳动力,对此教育部长杨秀峰指出,从当前我国经济基础、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来看,教育方面所占的劳动力是多了。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的非常规扩张,必然导致基建战线拉长,各校的专业设置重复,师资和教学设施不配套,浪费教育资源。1960年11月24日至12月12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办一个大学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有大批的人力物力的支持才能办得起来。”“只注意发展数量,不同时注意质量,会产生很不好的结果。”“要培养千百万人的理论和技术队伍,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一步步地前进才能达到的,是与国家经济建设情况紧密相联系的。”
  其次,排斥教师的作用,管理极为混乱。1958年掀起的高教领域的“教育大革命”,目的在于采用政治运动来破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权威,打破教条主义,以培养“无产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高等教育发展新路。因此,各地高校开展“红专白专”辩论、“双反运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等,对高校教师进行严厉批判。这严重挫伤了一批专家、教授的积极性,削弱了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主导作用。在破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切权威的情况下,各地新建高校自设专业,盲目进行学制改革试验,学生自编教材;就高等学校专业设置来说,1957年是320多种,1960年就增加到700多种;过急、过快,自然就图多、图数量,质量就一定难以保证,甚至降低质量,就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并为它服务。同时招生也极为混乱,有些高校为了解决生源紧缺问题而降低招生标准,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影响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据有关资料显示,1960年上海新建了一所工业学院,本年招生60人,只有6个工农子弟,地主、资本家、富农和官僚子弟32人,占总数的52%,有12人父兄是反、坏、右分子,有16人的祖父、父兄被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有15人海外关系不清楚。按照当时的政审标准,这些人能被录取,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录取工作的混乱与无序。有些高校为了解决生源而降低标准录取,这就无法保证生源的质量。
  再次,师生过多投入劳动,影响师生的健康。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一切学校,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各地高校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出现了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师生参加劳动的群众运动。从9月份开始,各级学校普遍停课,投入大炼钢铁和三秋劳动。到10月,20个省市的397所高等学校共办工厂7240个。这种状况一方面影响高校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随着粮食紧张,师生普遍营养不良,过多的体力劳动已经严重影响到师生的健康。“大跃进”期间,粮食产量逐年减少,1958年4000亿斤,1959年3400亿斤,1960年2870亿斤;而同期脱离农业生产、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人数也在上升,1957年国家职工总数是2081万人,1958年是4532万人,1959年有所减少,1960年再次“跃进”后,国家职工总数突破5000万人大关。1960年12月21日,针对城市各级学校师生劳逸结合不好、营养较差、少数人发生水肿病和其他疾病等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通知指示“要立即抓紧治疗学生和教师的疾病,把办好学校伙食作为当前的一项中心任务,抓紧落实”,“不再安排学生参加校外义务劳动,严格控制校内重体力劳动”。由此高校师生参加过多劳动的局面才得以改变。
  在1960年后期,面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混乱局面,中共中央对高等教育作出初步的调整。10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增加全国高等学校的决定》,《决定》 规定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从20所增加到64所; 同时, 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关于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实行双重或三重领导,并对这些学校的专业设置、修业年限、招生计划、发展规模等作出专门规定。这是中共中央使高校回到规范化发展轨道的起步,随后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的调整,集中在压缩规模和加强管理两方面。12月5日,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文教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综合大学文科 “一般应占30%―40%,不少于20%”, “一个学校设置的专业不宜太多,一个专业招生不宜太少,尖端专业不少于50人,一般专业以60人、90人或120人为宜”。会议要求对确有需要和具备条件的新建高校予以保留和充实,条件较差的要予以合并或撤消,这些措施,有效地抑制了高校发展混乱的势头。高校单纯追求数量发展的恶果,使高等教育发展出现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工农业经济难以支撑高校数量扩张带来的各方面需求问题;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忽视了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到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1961年1月,高等教育部门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同时,教育部的领导对高等教育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高教六十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

  《高教六十条》的出台

  1961年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会议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实行“四定”(即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并强调要通过调整建立完善的教学秩序,大力提高教学质量。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要求“高等教育要把提高教学质量摆到第一位,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应该配合教学的需要,战线不要拉得太长。”“新建的高等学校必须调整,现在的1197所高等学校中,1960年新建的365所,其中很多条件很差。”
  依据中央的指示,1961年3月到4月,教育部组织人员对京津高校进行了调查研究,发觉高等学校存在几个问题:有的地方以政治代替业务,把认真学习说成“白专道路”;有的学校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破理论体系;有的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一起;有的把党的领导绝对化等。调查研究中,还发现有些高校存在抽调在读高校学生问题、高校的教材统一编订问题、高校各专业的教学方案等问题。调查人员认识到,这些问题在全国高校中都普遍存在。针对这些问题,4月6日,教育部开始先调整北京地区的高等学校,采取定(发展规模)、缩(缩小发展规模)、并(与他校合并)、迁(迁离北京)、放(下放地方领导)、停(撤销停办)的方法,使北京市的高校由90所减少到51所。
  在压缩北京地区高校数量和规模的同时,教育部又加强对全国高校教材的统一管理。4月11日,中宣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会议,会议讨论了文科教材的统一编修问题、“双百方针”问题、各种课程的比例和相互关系问题等,提出不要再用所谓“白专道路”这个概念来批评学生。会议结束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讲话指出:“不但在自然科学里边不能随便去贴标签,说这个是社会主义,那个是资本主义,这个是资产阶级,那个是无产阶级,而且我看社会科学里边也不能随便贴标签。”陆定一当时主持文教科学政策的调整,他的讲话代表着中央对于文教政策调整的方向和目标,对纠正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混为一谈的倾向是比较有效的。
  中共中央对整顿高等教育的方向和目标是非常明确的。6月,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在涉及高等学校1961年招生和以后三年的发展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科学教育水平不决定于数量,主要是质量。如果讲普及,那是普通教育的任务,高等教育是提高水平。”“学校经验要总结,更积极的是搞出60条,搞个章程出来。”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提出要制定《高教六十条》,邓小平提出制定高等教育条例是基于调整时期各行业都在制定工作条例。据龚育之回忆,《高教六十条》是在陆定一的主持下,由中宣部和教育部起草的,先是教育部起草了一个稿子,陆定一看后肯定了这个稿子,但不满意,然后由中宣部秘书长童大林主持修改。在重新起草二稿时,突出了陆定一关于百家争鸣、教学为主和领导体制的观点,教育部对新增的一些内容有不同意见,于是将两个稿子合成一个稿子,最后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逐条讨论。教育部为了起草《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两次座谈会,广泛听取教授和高校负责人的意见,6月下旬形成了送审稿。7月底,邓小平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教育部起草的条例草案进行讨论,由陆定一主持依据中央书记处的讨论意见进行修改,最后形成10章60条。8月5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陆定一负责将修改后的条例发给参加中央8月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以便事先准备意见;由教育部负责派3个工作组分别到北京、天津和上海征求意见,最后教育部选定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和复旦大学作为征求意见的对象。
  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工作会议上正式批准试行“高教六十条”。条例草案充分吸取了“教育大革命”期间的教训,针对过去高等教育发展单纯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条例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针对师生过多参加劳动的问题,条例规定必须正确处理教学工作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针对排斥教师作用的现象,条例规定必须积极提倡和热心帮助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正确划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高等学校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青年教师;条例还对高等院校的后勤管理工作和领导体制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条例实际上在吸取“教育大革命”教训的同时,也借鉴了1958年以前高等教育正规化发展的经验,条例突出高等学校“以教学为主”的规定,说明“教育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偏离了高等教育注重质量的要求,以教学为主,注重提高质量的规定又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创造了条件;条例规定贯彻“双百方针”,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推动了知识分子地位的改善;关键是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规定,保证把高等教育发展纳入全国统一管理的体制内,避免了再次发生全民办学的群众运动。中共中央指示,这个条例草案在教育部直属的26所高等学校试行,要求在全体教职员工中进行讨论,各校把意见汇集起来送给教育部;全国教职员工也要讨论这个草案,汇集意见到教育部;经过广泛的讨论后再进行修改,然后再成为正式文件公布。
  9月23日至10月8日,教育部召开贯彻“高教六十条”会议,决定先在教育部直属的26所高校中实行。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这个条例可以在全国高等学校中试行。到1963年初,全国实行这个条例的高等学校共222所,其中教育部直属的24所,中央各部委领导的71所,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的127所,其余高校大都依据这个条例改进学校的工作。“高教六十条”的发布和试行,稳定和规范了高等学校的教学秩序,确立了提高教学质量的工作中心,使高等教育逐渐从“教育大革命”的狂乱和盲目中解脱出来,回归正规化发展的轨道。

  《高教六十条》试行的成效

  《高教六十条》主要解决了当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管理体制、教师作用和地位以及教育教学方式问题。“教育大革命”期间,高等教育管理权限下放直接导致高等教育无序发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事实上关系到知识分子问题,用劳动教育代替正规的教育实际上违反了教育规律。条例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规范,解决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由此进入了良性发展的时期。
  其一,从体制上改变“教育大革命”期间的运动办学方式。《高教六十条》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指出“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规模的确定和改变,学制的改变和改革,都必须经过教育部的批准”;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课程和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同时,教育部在对高等学校进行整顿的过程中,也规范了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1960年高校的专业从1957年的323种增加到627种,专业点达到3703个;1961年教育部规定综合大学等的专业一般应在20个―30个之间,单科性学院的专业个数以不超过20个为宜;1962年5月,教育部召开教育调整会议,确定保留404所高校共设654种专业;1963年9月24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计委和教育部修订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的方案,修订后的专业共有432种,其中试办专业59种。这说明高等教育全部重新纳入到国家统一管理之下。
  压缩高等教育规模。1961年7月3日至1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为了缩短教育战线,决定裁减高校数量,高等学校由1251所调整为800余所;规定高校的招生指标,1961年安排招生的652所,保留但不安排招生的150余所,1961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确定为16.23万人,其中全国重点院校1961年毕业生4.5万人,招生4.1万人,今后高校每年的招生指标基本保持在16―18万人的水平;清理高等学校1960年招收的不合录取条件的学生,以压缩在校学生人数。1961年的教育事业调整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吃商品粮的学生比1960年减少了400万人,并输送570余万高小、中学毕业生回农村参加了生产。经过1961年到1963年的高校裁并和教职工精简,1963年全国高等学校已由1960年的1289所调整合并为407所,其中本科359所,在校学生已由1960年的96万人压缩到75万人,各级学校共精简教职工43万人。经过对高等院校规范管理、压缩规模,1961年―1962年高校录取新生的质量逐年提高,总平均成绩在70分以上的1961年占到录取总数的41.87%,1962年为73.41%;全国重点院校录取新生的学业质量更高,学业成绩平均在70分以上的1961年为67%,1962年为98%;总平均成绩80分以上的1961年为23.8%,1962年为41.1%。
  其二,尊重教师主导地位,提高知识分子积极性。离开教师的“教育大革命”,只能是一种无序的违反教育规律的运动,1958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召集中央宣传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时,依据在安国调查研究的情况指出,高校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应马上停止,并提醒与会人员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在“红白专辩论”中尽管不是直接攻击的对象,但是在“教育大革命”中,有些具有业务专长的知识分子总是被冠以“白专道路”而横遭批判。对于“红专白专”问题,《高教六十条》指出:“高等学校师生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他们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把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是在政治上进步较慢,或者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指为走‘白专道路’,是不对的。”《高教六十条》的发布,使高等教育有章可循,强调了教师的作用,“中南局和广东省分别召开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宣布今后一般不再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应作新的估价,各校对过去政治斗争中受到批判的教师进行甄别。”1962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随后,陈毅又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红专白专”问题随之告一段落。
  其三,突出以教学为主,正确处理教育与劳动的关系。1962年1月,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在第五次校代表大会上指出:“有一个时期(主要是1958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过多地安排了劳动、科学研究和停课搞运动,加上社会活动也比较多,占用了不少教学时间,如在1958年至1960年3年间共有156周,教学应为102周,但实际只有88周,少了14周。考试应为12周,但实际只用6周,少了6周。政治运动占用了4周,教学改革占用了6周,学生科学报告会占用了1周。3年教学和考试的时间总共被占用了20周,占整个教学时间的17.5%。”师生生产劳动的时间过多,必然压缩教学的时间,在“教育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尽管发布了关于师生要注意劳逸结合的指示,1960年5月,教育部发布《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12月21日再次发布《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但是,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浪潮中,学校办工厂、以劳代教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劳动成为培养“又红又专”知识分子的首要选择,中央的指示在“教育大跃进”的狂热中也很难保证高校正确处理师生的劳逸结合问题。对于师生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高教六十条》专门规定:“教师参加生产劳动,一般平均每年半个月到一个月。男教师年在四十五岁以上,女教师年在四十岁以上的,不参加体力劳动。”“体弱和有病的师生可以不参加生产劳动。女教师和女学生不参加重体力劳动;在月经期间,应该停止体力劳动。”贯彻《高教六十条》期间,1961年9月30日,教育部再次专门发布《关于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安排新学年工作必须注意劳逸结合的通知》,12月21日,教育部又转发了北京5所大学注意学生劳逸结合,减轻学生负担的通报,由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得到初步的调整。

  《高教六十条》的局限性

  《高教六十条》并不是全部否定“教育大革命”期间的所有做法,而是总结了建国以后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比如没有改变“教育大革命”时期的教育方针、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式。《高教六十条》强调以教学为主,实际上就兼顾了劳动要求;确立的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就结合了“教育大革命”时期的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体制,因此,条例是适合我国当时高等教育具体情况的规章制度。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称赞农村公社条例、工业企业条例,以及科学、教育等条例,认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总结经验和教训,从各方面制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政策条例。但是,从内容上看,《高教六十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教育政策“左”的指导思想,沿袭的依然是“教育大革命”以前的教育模式,因此,《高教六十条》作为时代的产物,也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教育模式上依然沿袭苏联高等教育模式。1958年,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实现管理权的下放,相对于苏联教育模式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管理权的下放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和保障,结果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超常规的混乱发展状态,没有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高教六十条》不能突破苏联“按专业培养人才”的教育模式,原因在于建国之初确立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国后各方面建设急需人才,多数高校为了便于为各部门、各行业提供人才,受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国家统包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就业。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可能游离于国家政治经济政策之外,高校的运转始终受到计划管理体制的支配。
  其次,高等教育政治化与正规化冲突的根源依然存在。在指导思想上,《高教六十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极端政治化的倾向,依然处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框架内。对于知识分子问题,《高教六十条》规定采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人,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要积极提倡和热心帮助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说明知识分子依然处于被改造和利用的地位。对于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条例尽管提出不允许用对敌斗争的方式、行政命令的办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解决世界观和学术问题,但是条例没有明确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这就为以后混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批判运动提供了条件。
  再次,没有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冲突。1957年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不但继续对知识分子采取利用和改造的政策,党的教育方针发生根本的变化。“一五”期间按专业培养人才的精英化模式转变为突出政治条件、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模式。但是,“教育大革命”中全民大办各级学校的后果是排斥了正规化的学校教育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探索新的高等教育模式来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对此,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在大跃进以后,由于高校学生数缩减了,能够升学从而自动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中学毕业生在百分比上是下降了”,“对许多人来说,限制流动到城市的机会也堵死了实现理想的门路。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教育革命’的原动力,也就是说,向英才教育发动攻击。”这种努力推进教育大众化的“教育大革命”运动并没有真正带来教育的大众化,相反把正规学校的教育全部推向了初中级的职业技术教育。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以推进教育大众化为目的的“教育大革命”也随着《高教六十条》的发布使教育又回到了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和运行的轨道。但是,各级教育管理权限的重新回收、高校数量和人数的缩减,使高等教育又回到精英化教育的局面。几年后高等教育领域重新燃起激烈的政治运动,打破原有的教育秩序,并很快波及其他领域,其根源就在于学生对高考的激烈竞争越发不满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冲突,逐步表现为教育政治化倾向支配教育正规化发展的局面。

作者:高军峰,载《文史精华》 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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