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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化敏 吴起民:苏联专家与新中国高校政治理论课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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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作者简介: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吴起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自1949年至1957年,作为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举措,同时为了适应马列主义学习热潮,中共决定以中国人民大学为试点,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理论教育制度。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马列主义进入新中国的大学,实现了课程体系化、教学组织化和教学活动计划化,并形成了一支政治理论师资队伍。高校政治理论课不仅是一种系统、正规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更是一项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为中共确立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权和管理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 键 词:苏联专家;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教育;中国人民大学


  标题注释: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课题“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系列)”(15XNLG07)的阶段性成果。





  目前,“1950年代的中国”研究方兴未艾,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其中,中国共产党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制度,尤其是结合自身经验,逐步使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进入大学制度体系,为确立党对高等院校的领导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这是认识新中国教育转型的关键,涉及马列主义教育的课程化、组织化、制度化,以及运作体制等内容。学界既有研究主要以中苏关系史、中国教育史为视角,运用俄罗斯解密档案、中国教育部门档案等文献资料,梳理苏联专家与中国教育体制“苏联化”的背景、过程、内容和影响,也有以典型院校为对象的实证研究成果,而从政治理论教育的角度研究苏联专家与高校马列主义课程建构的成果尚不多见①。


  本文在吸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发掘利用基层档案的基础上,致力于以“20世纪50年代马列主义进大学”为主题的系列后续研究,即以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样板——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校苏联专家怎样发挥作用,还原其全面引进苏联教育经验、建立马列主义课程体系的过程,分析这一课程体系在引入和调适中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和历史影响,由此呈现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的原初面貌和基本构造②。


  一、苏联政治理论教育经验的引入与马列主义专家的派遣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逐步确立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国家建设取向,意识形态教育的“苏联化”是中共创办新型大学教育制度时面临的一项现实而紧迫的课题。还在1949年1月,毛泽东同米高扬谈及马列主义教育问题时,已经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不高的担忧,言外之意就是中共的理论教育需要向苏联学习③。7月至8月,刘少奇访问苏联,中苏议定苏联帮助中国创建一所培养干部的新型大学。在毛泽东看来,这所大学理应“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④。9月,苏联顾问费辛科和菲力波夫协助中国筹备这所大学,最终确定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校为基础,创建中国人民大学⑤。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决议,规定人大的教学方针为“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本科开设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等政治理论课程⑥。1950年10月3日,刘少奇在人大开学典礼上宣布,社会主义大学不再是以改造思想为目的政治训练班式的大学,而是采用苏联经验的正规大学,中国将来的大学都要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建设⑦。可见,中共设想以人大作为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的样板,以便创造经验,复制推广。


  对于中共而言,学习苏联经验的现实紧迫性首先在于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解放区政治理论教育已经无法适应执政后的“马列主义学习热”的新形势。新政权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拥有合法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凭借党组织在全国的建立健全,以及党内宣传部门的领导推广,形成向全国各领域传播的态势,全社会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在改造旧大学、推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中共废除了与旧政权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讲义、三民主义学说等课程,要求各大学添设马列主义课程,但政治理论教育因普遍经验不足、师资匮乏而难以适应干部理论学习、大学教学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巨大现实需求。尽管1949年三四月间,中共北平市委曾经提出由各校校务委员会或学生会聘请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大学进行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的学术讲演,中宣部指派党内政治理论教育专家——华北大学艾思奇、何干之两位党员教授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授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论,但这种派遣党员教授作讲演或担负某一课程的办法无疑杯水车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马列主义教育的问题⑧。


  更重要的是,中共在新接管高校复制解放区政治理论教育经验的努力,遇到严重的现实阻力。解放区的政治理论教学继承的是延安整风经验,从反对教条主义出发,立足长期战争和农村环境下根据地甚至敌后办学的现实条件,形成了短期政治训练班性质的以思想改造为目的的政治理论教育方式⑨。1949年8月5日,经毛泽东肯定并批转各地仿效学习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主义教学经验,就是解放区政治理论教育经验的放大,它把学校看作“思想战场”,理论课程设置少而精,学制灵活,注重以马列主义改造学生思想,学员参加体力劳动,教学贯彻群众路线⑩。但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解放区政治理论教育非正规化、非系统性的弊端日益显现,新区高校政治课存在突击运动式教学、内容零碎不系统、组织建设滞后等问题(11)。1950年,艾思奇有针对性地提出学校政治理论教育中长期计划和系统学习的重要性问题,主张取消一些强制性的、群众运动式的教学办法(12)。1951年2月,中共明确指出党内理论工作“存在着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检讨了延安整风运动没有在反教条主义同等规模上反对经验主义的教训,强调“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13)。这种认识为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打开了闸门。


  反观苏联,斯大林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套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核心的、以系统正规为基本特点的政治理论教育模式。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2月,列宁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提出,学校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仅要传播共产主义一般原则,还要对半无产者等阶层施加无产阶级思想、组织和教育的影响(14)。1921年1月,俄共(布)通过《关于高校改革决议》,确立高校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取向,要求培养社会主义新专家。是年,苏俄成立红色教授学院,为高校培养和输送讲授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等课程的“红色师资”。(15)此后,苏联高校较普遍地开设了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938年,斯大林在党的宣传员会议上批评宣传教育工作,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相互脱节,一些概念和术语低级趣味化,政治理论与联共(布)历史相互隔离,讲授过于繁复,尤其“缺少中央对各类教科书的鉴定”,要求意识形态宣传必须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统一指导,以“完全恢复作为布尔什维主义财富的那些观点”(16)。是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作出决议,对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作出具体规定:设立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取代以往分散独立的教研室,由新成立的中央宣传鼓动部和全苏联高等学校事务管理局选派教研室主任;设置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保留政治经济学和一些学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础研读原著,规范讲授、课堂讨论等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原红色教授学院)附设于联共(布)中央之下,以培养理论干部为目的(17)。此后,苏联高校相应作出调整,规范以马列主义基础(联共党史)为轴心的课程体系,推行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实行由政治理论教研室和一体化教学环节组成的马列主义教学体制。这些构成了苏联教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苏联专家指导新中国高校构建马列主义课程体系的蓝本。



伴随中国人民大学的建立,苏联派遣政治理论专家成为中苏讨论办学方案时的重要议题。1949年11月12日,苏联顾问费辛科、菲力波夫制定的办学方案将马列主义理论和俄语教学放在首位,计划聘请苏联教授和教员185名。其中,马列主义理论44名、政治经济学11名,约占总数的29.7%。(18)在经过中国调整的办学方案中,虽然马列主义专业聘请苏联专家的数量减幅较大,但仍然在人大保持了相对数量的优势。


  从全国来看,1949年至1952年,共聘请苏联教育专家187人,仅派往人大的就有47人,居全国高校之首(19)。其中,1950年5月由苏联高教部选定的6名政治理论专家全部被派遣到人大(20)。1951年1月13日,菲力波夫在中国政务院专家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苏联教员和教授在北京的大学里共有50人,其中人大37人。这50名专家中,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学专家6名,均在人大工作(21)。自1950年至1957年,人大先后聘请苏联专家98人,其中政治理论教研室聘请22人,仅次于俄语教研室(26人),约占专家总数的22%,是全国聘请苏联政治理论专家数量最多、专业最全的高校(见表1)。从专业分布来看,在22名苏联政治理论专家中,哲学5人,政治经济学7人,马列主义基础10人。由于专家相对集中,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一度出现专家多而工作少的问题(22)。


校方在聘请、管理和使用马列主义专家方面,从起初的缺乏经验到逐渐走上有计划的轨道。专家聘请由学校向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申请办理有关手续,专家来华后,政务院专家招待处以“专家到职介绍书”的形式通知人大校方,介绍书包括专家姓名、聘期、工资等信息(23)。除正常程序聘请外,季米多夫和达拉干诺夫分别由北京俄文专修学校、马列学院调入人大。巴甫洛夫接替高尔尼洛夫指导教研室工作,克列和然明在续聘后继续主持工作,使哲学教研室的专家力量得到加强。同时,选聘专家注重学科的多样化,如卡拉达耶夫、斯卡任斯卡娅、伊奥尼基分别是经济学说史、美学和自然科学与哲学方面的专家;巴甫洛夫是苏联德聂伯尔彼得洛夫斯克大学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副教授、副博士,教书16年;贝斯特雷赫是苏联乌拉尔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副博士,教书27年;卡拉达耶夫是莫斯科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等等。在接待管理方面,游览、回国、避暑等一般事宜由人大转请政务院专家招待处办理,学校政治理论教研室每逢纪念节日组织宴请、座谈会等活动,尽可能满足专家和家属的生活需要。当然,受制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学校在接待和管理苏联专家方面也不可能是毫无问题的(24)。在使用方面,校方将专家工作重心放在教学指导上,规定“专家建议必须在一周内,由领导上考虑使其具体化,并使之贯彻执行”,确实无法付诸实施则必须向专家作出解释,并建立专家工作制度(25)。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经过四年多的探索,到1954年4月人大教学经验讨论会召开时,中国人民大学正式被树立为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典型,高教部号召各高校以“唐僧取经”的精神学习人大经验,而人大办学的首要特点正是“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在教学计划中参照苏联经验予政治理论课以重要的位置”(26)。



二、对苏联政治理论教育经验的全面学习


  从1949年到1953年,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出现了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现象,“向苏联专家学习就是了”,“苏联专家怎么说就怎么做”(27)。而一些结合中国实际的独立思考或做法往往被作为轻视苏联经验的“经验主义”受到批判。人大为保持“苏联科学体系完整性”,走“莫斯科大学道路”,强调以苏联专家为“工作母机”去制造新的“机器”(28)。苏联政治理论教育制度深刻地影响了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组织、教学流程、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实现了马列主义在高校教育体制中的课程化、组织化和计划化。


  设置专门的理论课程,实行政治理论教育的课程化,是效仿苏联教育经验的第一步。一是推行苏联高校通行的课程体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开设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联共党史)三门课程。后经副校长成仿吾、何干之等人向苏联专家反映情况,人大增设了一门中国革命史。二是增加课程比重,实行必修课制度。在人大,政治理论课约占全部课程的20%至25%,且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科目。到1953年6月,高等教育部要求增设马列主义基础课之后,全国高校统一开设了由人大首设的四门政治理论课程。三是编译苏联讲义、教材。建校初期,人大约有100门课程,几乎全部采用苏联教材,只有中国革命史、汉语等极少数苏联没有的课程除外(29)。翻译讲义、教材因此成为苏联专家承担的最为繁重的一项工作,其中既有他们自编的讲义,也有经典原著介绍、苏联新版教材等(见表2)(30)。这些讲义、教材通过研究班、报刊(如《教学与研究》《新建设》)等途径,在全国高校广泛传播。

建立专门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实行政治理论教育的组织化,是学习苏联经验的另一个方面。苏联高校普遍设立的“卡菲德拉”,由成仿吾译作“教研室”,被人大统一采用。教研室是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组织,其成员由担负一种或几种有联系的课程的教员组成(31)。苏联专家到校后,调整了1950年3月的政治理论课方案。高尔尼洛夫等把“马列主义研究室”改建为“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尼基金主持的哲学组附设于该教研室,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马卓夫则改变了原来建设经济系的方案,建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32)。1951年,人大设立的马列主义基础(主任艾思奇)、政治经济学(主任宋涛)、中国革命史(主任何干之)三个教研室已经初具规模(见表3),从事政治理论课程的专任教员82名,教研室主任均为中共党内的理论专家。1952年6月,在克列的建议下,哲学组脱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独立为哲学教研室。这些教研室直属学校教务部,负责组织全校的政治理论课,被赋予“具有战斗性的党的团体”的地位,作用是“对于高等学校整个教学工作的决定发生影响,对异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任何表现作布尔什维克的不调和的斗争”(33)。从此,相对于其他大学,人大具备了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拥有占全校1/3规模的政治理论专业,马列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四大理论教研室地位显赫,被誉为“四大名旦”(34)。




 政治理论教研室的组织运作原则是集体主义。在教学上,它体现为在个人钻研基础上的集体教学和在集体讨论指导下的个人教学(35)。在组织上,它体现为“一切重大原则问题都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经领导批准后,分工负责,贯彻执行”(36)。在工作作风上,它体现为尊重教研室主任和教学计划的权威性。依据苏联的做法,教研室主任主持教研室会议。教研室会议负责审查工作计划、教学提纲、科研报告、教师思想汇报、研究生的个人计划等16项内容(37)。遵守教学计划、恪守教学纪律是苏联专家留给中国教员的印象。例如,奥高扬上课时因灯泡炸裂,玻璃碎片进入眼睛,但他仍然坚持完成了教学计划。相反,一些中国教员则往往有“朝令夕改,变化太大”和“工作拖拉,缺乏坚强的纪律性”等问题(38)。此外,教研室成员在旁听某一位教员讲课或讨论其讲义时,都要采取批评的办法,如1951年3月24日,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听取教员孙健的课堂讲授,宋涛指出了“讲授提纲写得比较简单”“有些例子不够正确”等缺点,鲁达则认为孙健的讲授理论性有余、战斗性不足(39)。


  由人大建立的政治理论教研室,逐渐推广成为各大学普遍设立的教学组织。自1952年院系调整至1957年,全国高校按照四门课程组建了政治理论教研室,但具体设置不同。文科院校大致有如下几类:一类如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分设四个独立的政治理论教研室;一类如北京大学,设有独立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哲学教研室分别附设于经济学系、哲学系;一类如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改称吉林大学),哲学教研室和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设在哲学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设在经济学系,中国革命史归属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理、工、农、医等非文科院校因为教学力量有限,一般只设独立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研室,其下设四门政治理论课的教研组。(40)


  统一规范教学流程,实现政治理论教学活动的计划化,是苏联经验的重要特征。苏联高校马列主义教学活动有着一条具有严密计划性的流程,即“备课—讲授—课堂讨论—辅导—考试(口试)”。其中,备课采取教研室集体备课的方式,“教员必须按照集体研究结果讲授”(41)。在讲授环节,强调教员的权威性,不允许学生提出理论上的不同意见或与教员争论,如有意见必须课后书面提出(42)。在考核环节,既有对知识水平的考察,也有对思想立场的评价,如有的学生被视为“思想糊涂”“思想有毛病”“保守着旧思想”“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直至被评定为“不宜培养的学生”(43)。在讲授内容上,苏联经验至上,如副校长成仿吾向苏联专家提出,马列主义基础不能只讲联共党史,还应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第一和第二国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果受到批评(44)。中共“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曾经撰文批评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刘少奇认为,该文应经中共中央审查批准,并且征得联共中央和原书作者同意后才能发表。刘少奇担心,若非如此会引起中共党内,甚至两党关系中的无秩序状态。(45)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教员难免自觉不自觉地更倾向于照本宣科,甚至直接宣讲译文。



以苏联专家为依托,培养一支红色政治理论教员队伍,是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关键。人大主要通过“小先生制”、招收研究生、附设马列主义夜大学、开办马列主义研究班等方式培养教员。其中,“小先生制”指先由专家给教员讲授,再由教员给学生上课的一种过渡性方式。随着1952年后中国教员业务水平的提高,该方法逐渐停止使用。培养研究生分一年制、两年制两种,目的是逐步实现正规化的师资培养。马列主义夜大学始于1950年9月,学员来自本校和中央机关、北京市机关的在职干部,学制两年,每周上课两次,共八小时。马列主义研究班则存在于1952年9月到1957年之间,按照四门课程分设四个班,为全国高校培养政治理论师资。


  苏联专家在教员培养上提出了一些要求:一是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认为政治理论教员的党性是靠不断参加社会斗争取得的(46)。如高尔尼洛夫要求教员“分析任何问题,都要从政治观点、阶级利益出发,同时不能脱离现实政治生活、人民的斗争、群众的活动”(47)。党性原则还被贯彻到教研室负责人和理论教员的选任上,如唯心主义专家、非党人士不得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理论教员要注意党团员的比例,等等(48)。二是具有科学研究能力,重视开展有计划的集体性科学研究。在政治理论教研室,通常由苏联专家拟定主题,再分成若干专题由教员去研究。苏联专家作为科学指导员,重视研读和阐发马列经典原著尤其是斯大林的观点(49)。总之,苏联专家赋予马列主义教员的形象是“正确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并向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斗争的理论阵线上的战士和新的科学理论的创造者”(50)。


  在某种意义上,新中国的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走过了一条先由苏联专家培养人大教员,再经由人大为全国高校培养政治理论师资的历史道路。从培养数量来看,人大开办四年后即有一、二、三年制的政治理论和其他专业研究生1158人毕业,其中有767人先后在全国210所高校担任马列主义理论和各种专业的主讲教师以及教研室的正、副主任。到1956年,全国几乎每个高校都有人大培养出来的政治理论教师(51)。据统计,1950年至1957年,从人大毕业的政治理论师资共有2070人(52)。1964年7月10日至8月3日,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召开,会上传达说,当时全国共有8000多名高校政治理论教员,人大培养了6600名(53)。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全国高校形成了一支共有8509人的政治理论教员队伍(见表4)。




三、对苏联政治理论教学经验的调适


  从1949年到1951年,中苏对于如何具体学习、传授苏联教育经验,实际上处于互不摸底的状态,苏联专家不了解中国情况,中国教员既不知道苏联经验,也不懂具体业务,结果造成中国教员依赖、模仿苏联专家的现象。此时,政治理论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主要表现为在苏联专家的讲义、教材中简单地添加中国材料。到1952年,在肯定苏联经验普遍适用性的前提下,成仿吾提出各教研室应努力写出“中国化的讲义”(54),而学校副顾问菲力波夫也开始强调“苏联经验不能机械搬运,教条式的搬用是不好的”(55)。


  从1953年起,人大开始调整过去全面学习甚至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政治理论课程进入调适阶段。校方对照这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作出检查报告,要求结合中国实际提升学习效果,克服把苏联专家当作“活字典”的依赖性学习(56)。由此,苏联政治理论教学模式在中国教育实践中产生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首先,政治理论课程比重过大、内容重复,造成学生学习负担重。校方将马列主义教育视为“一切教育的基础”,实行政治理论必修课制,其课程比重1954年时约占全部课程的18%,最高时约占25%(57)。当时实行“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如此比重对于那些文化水平偏低的工农干部出身的学员来说,自然造成了很大的学习压力。1953年,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调查发现,北京高校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课程分量较重,出现了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情况(58)。高教部工作组两次来人大的调查结果亦表明:文化基础差、政治课和俄文课比重过大是造成学生学习负担重的主要因素(59)。此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规定教材,与政治经济学、哲学两门课程存在内容上的重复。1955年人大教务部的调查显示:课程重复最为严重的就是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它与政治经济学的重复范围涉及五章共七个问题,与哲学的重复范围则涉及五章共五个问题(60)。


  然而,苏联专家恪守教学计划,强调政治理论教育的系统性和正规化。1954年6月,古德廖佐夫强调应当保证全部知识的讲授,批评系主任们“是学生的最好的保护者”(61)。巴甫洛夫认为政治理论课程的某些重复是必然的,也是有益于学习的,并强调在苏联教学大纲就是法律,教师不得删减(62)。随着苏联专家地位的下降,他们的意见不再具有以往的权威性,中方开始调整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计划,降低马列主义基础(联共党史)的教学时数。

 1955年10月25日和11月10日,人大教务部召集各政治理论教研室及相关教研室召开座谈会,副校长胡锡奎亲自主持,决定根据政治理论课程的特点、任务、讲授重点、开课顺序、听课学生专业性质的不同,密切配合,适当分工,以解决课程重复问题(63)。1956年暑期高教部召开的高等学校校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提出全面调整教学计划的要求后,人大于当年10月起削减了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时数,改进了教学环节(64)。


  其次,政治理论教学存在“教条主义”现象,“念讲稿”流行一时。起初,教员在全力学习苏联专家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消化时间而在课堂上“搬运”苏联专家的讲义,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为此还要求教员不要直接使用冗长复杂且不合中国语言习惯的译文(65)。但当教员能力提高后,许多人仍然拘泥于苏联讲义,原因在于教员只是集体备课结果的转述者,担心发生错误,不敢联系实际(66)。顾问古德廖佐夫有感而发,认为人大与苏联的大学形式上相同,但在内容上从讲授到课堂讨论,学生就是记笔记、背笔记(67)。


  1956年3月,毛泽东提出反对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主张“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68)。为适应中共中央反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新形势,人大对政治理论课作出的第一个重大调整是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改为社会主义运动史。苏共二十大后,由于苏联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否定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联共党史为核心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受到极大的冲击,学生提出了许多教员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为此,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组织教员学习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文件,停印原来的教材资料,规定对斯大林的任何问题不予解答。在听取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的内部传达后,教研室深感有必要全盘考虑课程的设置,遂于1956年4月10日向人大党组和中宣部提出两套方案,即继续讲授苏共党史或者改为讲授科学社会主义(69)。


  不久,中宣部指示人大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改为社会主义运动史。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原计划由岗察洛夫指导教师学习苏联党纲史和撰写副博士论文,这时改为由其协助教研室根据苏共二十大精神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编写社会主义运动史和社会主义概论的教学大纲、讲义和教材(70)。教研室对苏联专家参与新课程建设表示满意,但双方开始出现一些观点分歧。例如,岗察洛夫阐述苏联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等观点,教研室则根据中共中央的立场,表示不能同意,经过多次交流,双方仍未取得一致。



贯彻“双百”方针,开设唯心主义课程,成为人大调整政治理论课的另一个重要步骤。1956年8月,高教部召集全国高校马列主义教师代表开会时,“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容许教师在讲课时发表与别人不同的见解”(71)。9月,中宣部提出,在人大等校试开介绍和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唯心主义学说的课程,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唯心主义的错误和更好地学习唯物主义,克服教条主义”(72)。于是,人大邀请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为哲学教员讲授康德哲学。但是,对于鼓励发表个人见解、介绍资产阶级学说的调整,政治理论教员在表示欢迎的同时,其实也怀有重重顾虑:学生提出反面意见时,是否还要维持理论解释的唯一性?自由争论如果不和加强领导相结合,会不会变成放任自流?在自由言论的情况下,同学的思想会不会滑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方向上去?“百家争鸣”会不会造成怀疑马列主义的某些论点和苏联经验的倾向?(73)


  由于苏联不赞同中国的“双百”方针,苏联专家一旦介入政治理论领域的学术争鸣,就会影响中苏关系。人大发生的“伊奥尼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57年2月19日,伊奥尼基发表《门德列也夫周期系的自然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的纪念讲演,人大哲学系自然科学基础教研室主任林万和提出,门德列也夫(门捷列夫)只是自发地发展了唯物主义,并不是伊奥尼基所论证的“一位自觉的唯物主义者和自觉的辩证论者”(74)。苏联驻华大使馆得知此事后,派文化参赞苏达里可夫到人大传达停止扩散伊奥尼基讲稿的要求,称伊奥尼基“不能有力地论证马列主义”,“堆积很多不是哲学界代表派别的观点”,讲稿“面广不深”,表示如果伊奥尼基还有教学任务,可由北大辩证唯物主义专家接替他讲课(75)。哲学系主任何思敬对苏联大使馆的反应大感意外,认为“专家提的问题面广是事实,深入解决是长期过程,我不理解为什么是个错误”,哲学系希望“伊奥尼基同志一定要留下,继续指导和帮助我们的工作”(76)。然而,原定聘期两年的伊奥尼基于1957年6月被提前召回苏联。


  无疑,人大对政治课作出的调整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在1957年的整风鸣放中,有人以反教条主义为旗帜,对苏联专家和政治理论课进行了更为尖锐激烈的批评。从现有文献来看,有关鸣放言论主要有三类:一是关于政治理论课的必修制度,有人认为“理论课和其他课一样,其他课能选修,理论课就不能选修?只要它是科学,就不怕没有相信”,有人提出“思想教育是培养一个循规蹈矩、只有尾巴没有脑袋的人”(77);二是关于政治理论课程的设置,有人认为“领导办校偏爱所谓四大理论教研室,各方面都给予照顾,仿佛它们是长房嫡子”,有人提出“四大理论课应合并和精简”,“毛主席号召是‘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而我们的战斗口号是‘政治第一、学习第二、身体第三’”(78);三是关于学习苏联和苏联专家,有人批评人大照搬苏联规章制度,教员成了“躺在苏联专家身上的懒汉”(79)。


  从整风鸣放走向反右派斗争后,中共转而提倡解放区教育经验,以便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由康生倡导开设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取代了原有的四门政治理论课程,系统正规的苏联课程体系由此被打破,而人大和苏联专家则被贴上了高校政治理论课“教条主义”来源的标签,直至1964年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召开时,依然未能摘除(80)。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人大和苏联专家对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影响极为深远。



四、结语


  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中共依托苏联专家和中国人民大学引入苏联高校马列主义课程体制,推动马列主义进入高等教育制度体系。这是“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是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新型教育体制的重要一环。政治理论课程的系统开设,专门教学组织的建立健全,理论师资队伍的形成发展,教学科研活动的有序展开,为中共确立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权和管理权奠定了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坚实基础。(81)这一过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实施系统性、正规化的理论教育,强调全面掌握马列主义原典的知识和理论,教育过程追求制度化、体制化;二是推行高度严密的计划教育路线,即遵守教学计划的法令性地位,严格执行教学组织的规定,统一规范全部教学流程;三是坚持鲜明的意识形态导向,即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肃清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体现无产阶级党性要求;四是实行“试点—推广”的实验主义策略,即先通过样板学校创立典型经验,再向全国复制推广。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党和国家选定的样板,全面学习了苏联的教学制度、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推动了马列主义教育的课程体系化、教学组织化和教学活动计划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片面推崇苏联经验,忽视老解放区教学经验的简单化趋向,产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正是在苏联专家和人大的努力下,新中国高校政治理论教学体制得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政治理论相关专业得以学科化,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政治理论师资。同时,也应认识到,在马列主义课程被成功纳入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体系后,如何调适苏联教育制度与中共自身历史经验的矛盾,适应现代大学治理和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学术性,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创新发展所面临的长期课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6期


  注释:


  ①代表性成果包括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赵阳辉:《苏联援助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历史研究(1952-1956)——兼谈中苏军事工程技术教育的冲突与融合》,硕士学位论文,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5年;王震亚:《苏联专家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王丽莉、潜伟:《1952-1957年苏联专家与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学科建设》,《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颜芳:《苏联专家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改革的影响》,《高校教育管理》2011年第3期;张藜:《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对1950年代中苏两国科学院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考察》,《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2期;耿化敏、董航:《1950-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俄文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等等。尤要指出,美国学者道格拉斯·A.斯蒂夫勒(中文名李滨)的《在中国人民大学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干部和苏联专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7)》(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2002年)、他和杨京霞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1950-1957)》(《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2期),以及吴惠凡、刘向兵的《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1950-1957年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与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利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和口述史资料等,推进了有关人大苏联专家问题的研究。


  ②关于此一时期高校马列主义课程体系中的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参见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与高校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创设与停开(1950-1957)》,《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6期。


  ③参见[俄]安·列多夫斯基编著,李玉贞译:《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中),《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


  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0页。


  ⑤华北大学成立于1948年8月,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范文澜。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成立于1949年2月,校长刘澜涛,副校长胡锡奎。中国人民大学创建初期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员大部分来自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华大、华北革大等老解放区的“革命大学”。参见人事处:《1950-1951学年第1学期各教研室教员情况统计表》(1950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1-XZ12-23。


  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⑦校长办公室:《刘少奇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0-XZ11-XB-3。


  ⑧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何干之:《我和周扬的关系》(1968年9月)。


  ⑨参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38页。


  ⑩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45页;《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的教育情况及其主要的经验教训》,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号401206800-X0065-Y-000172-011。


  (11)参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12)参见艾思奇:《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为庆祝国庆一周年》,《人民教育》1950年第1卷第6期。


  (13)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46-196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73-74页。


  (14)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4页。


  (15)参见张建华:《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7、168页。


  (16)参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11-625页。


  (17)参见《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样进行党的宣传——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决议》,《教学与研究》1954年第2号。


  (18)参见[美]道格拉斯·A.斯蒂夫勒著,李惠等译:《建设社会主义大学——中国干部与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探索与实践(1949-1957)》,内部资料,2010年,第53页。


  (19)参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第103页。


  (20)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92页;校长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专家名册》(1951年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1-XZ11-XB-7。


  (21)参见校长办公室:《菲力波夫同志在政务院专家会议上的发言》(1951年1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1-XZ11-XB-22。


  (22)例如,莱米卓维奇曾主动要求帮助中国教员,教员们却因忙于应付教学任务而拒绝他。莱米卓维奇提出:“如果再无工作,我就回国”。教研室对此按照“不应有的误会”处理,由翻译徐坚作出检讨。参见马列主义教研室:《关于专家工作的检查报告》(1952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5-XZ16-23-5。


  (23)校长办公室:《彼希金专家到职介绍书》,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3-XZ11-XB-34。


  (24)例如,阿夫节依在招待所丢过一只手表,虽然抓到罪犯但未找回失物;然明的房间很冷,迟迟未得到解决;招待所鼠患严重,专家不得不养猫,但未解决此患;苏联专家对住处汽车少也有意见。此外,一些专家常常去王府井等处购物,如耶里莫诺维奇不许警卫跟随,认为警卫是监视他们的。参见行政事务部:《专家招待工作报告》(1951年6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1-XZ11-XB-8。


  (25)校长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系、教研室专家工作制度暂行规定(草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4-XZ11-XB-21。


  (26)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印:《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2辑,内部资料,1955年,第89、91页。


  (27)参见施平:《六十春秋风和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


  (28)校长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聘用苏联专家工作情况简单汇报》(1952年11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3-XZ11-XB-34。


  (29)本刊编辑部:《“全盘苏化”的实质是全盘修正主义化》,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编:《斗批改》第7期(1968年1月),第8页。


  (30)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总结》,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2-XZ16-05-3。


  (31)《中国人民大学教研室和教研室主任工作条例》,《人民大学周报》1951年3月31日。


  (32)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求是园名家自述》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


  (32)斯·卡夫坦诺夫:《全力改进高等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讲授》,《人民教育》1950年第1卷第2期。


  (33)刘葆观主编:《在神州大地上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1950-2000)》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6页。


  (35)参见齐一:《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的工作》,《人民教育》1951年第3卷第3期。


  (36)校长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的总结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4-XZ11-XB-33。


  (37)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教研室和教研室主任工作条例》,《人民大学周报》1951年3月31日。


  (38)参见马列主义教研室:《马列主义教研室关于专家的材料》(1952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2-XZ16-23-3;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苏联教研室的组织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2-XZ16-05-4。


  (39)参见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研室对孙健同志教学工作的决定》,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1-XZ16-05-2。


  (40)据2009年至2012年笔者对北大赵宝煦,人大刘炼、杨云若,东北师大郑德荣,吉林大学曹仲彬等高校政治理论课老教授的采访记录归类整理。


  (41)校长办公室:《关于聘用苏联专家若干基本经验总结》,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3-XZ11-XB-34。


  (42)校长办公室:《安德里扬诺夫谈讲课》(1950年9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3-XZ11-XB-5。


  (43)人事处:《关于不宜培养的学生、研究生的处理原则、登记材料及请示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人事处24A”。


  (44)参见张傲卉等编撰:《成仿吾年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0页;余飘、李洪程:《成仿吾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468页。


  (45)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02页。


  (46)马列主义教研室:《胡锡奎副校长与苏联专家的谈话记录》(1953年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4-XZ16-23-7。


  (47)马列主义教研室:《高尔尼洛夫同志在4月25日例会上的发言记录》,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2-XZ16-23-3。


  (48)例如,曾任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的赵宝煦教授回忆道:北京大学成立马列主义教研室时,由哲学系主任、康德研究专家郑昕兼任教研室主任。苏联专家表示,莫斯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是苏共中央任命的,你们不是中共中央任命的,但也不能让唯心主义专家做教研室主任。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北大让郑昕回哲学系工作,马列主义教研室从事实上从属于哲学系的位置上脱离出来,直属于校长,由北大副教务长张仲纯兼任教研室主任。参见耿化敏电话采访赵宝煦的记录(2009年5月31日)。


  (49)在当时的“马列主义经典”术语中,斯大林的观点是最为核心的。例如,1950年12月28日,中国经济学者王学文与阿尔马佐夫围绕生产力要素问题展开辩论。阿尔马佐夫认同并论证了斯大林所讲的生产力是由生产工具和人两个要素构成的观点,王学文认为除了这两大要素还必须包括劳动对象,没有劳动对象,生产无法进行。主持人李培之认为王学文犯了概念混淆的错误,斯大林的观点是正确的。参见政治经济学教研室:《阿尔马佐夫与王学文关于生产力问题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1-XZ16-05-2。


  (50)云光:《关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工作中的几点体会》,《教学与研究》1953年第4期。


  (51)《为高等学校培养政治理论教师》,《人民日报》1956年6月9日。


  (52)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理论教学总结》(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党委办公室58A”。


  (53)参见《刘炼工作笔记》(1964年8月14日)。


  (54)校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成仿吾在校代会上的报告》(1952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3-XZ11-XB-36。


  (55)校长办公室:《菲力波夫同志对学校工作的临别意见》(1952年6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3-XZ11-XB-34。


  (56)校长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苏联专家工作的检查报告》(1953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3-XZ11-XB-8。


  (57)参见校长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的总结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4-XZ11-XB-33;《吴校长9月20日在本校校代会上的讲话》,《人民大学周报》1951年10月7日。


  (58)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162页。


  (59)1954年12月和1955年3月,高教部先后派出工作组到中国人民大学调查学生学习负担问题。工作组选定一部分学生展开全面调查和座谈,发现政治理论教学存在内容重复、照念讲稿、学生被动适应教学环节、“笔记搬运”等问题,并向校方提出相应建议。参见高教部工作组:《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学习负担情况的调查报告》(1954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教务处77B”;教务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本学期学习负担情况调查报告》(1955年3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教务处77B”。


  (60)参见教务处:《关于解决政治理论课程之间及与有关专业课之间课程内容重复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教务处55C”。


  (61)校长办公室:《本校苏联顾问古德廖佐夫同志离校归国前的临别讲话记录》(1954年6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4-XZ11-XB-17。


  (62)马列主义教研室:《巴甫洛夫来中南区讲课情况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5-XZ16-23-5。


  (63)参见教务部:《关于解决政治理论课程之间及与有关专业课之间课程内容重复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教务处55C”。


  (64)参见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办公室:《人大、师大、农大、地质、铁道、邮电、农机等院校贯彻院校长和教务长座谈会的情况》(1956年10月1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08。


  (65)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1年第2学期工作总结》(1951年6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1-XZ16-05-1。


  (66)校长办公室:《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在教学中如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问题》(1954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4-XZ11-XB-6。


  (67)校长办公室:《本校苏联顾问古德廖佐夫同志离校归国前的临别讲话记录》(1954年6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4-XZ11-XB-17。


  (6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0页。


  (69)马列主义教研室:《马列主义教研室就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教学问题给党组并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6-XZ16-23-3。


  (70)马列主义教研室:《关于聘请专家岗察洛夫同志的工作情况》(1957年1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7-XZ11-XB-16。


  (71)《高等学校教师代表七十多人讨论如何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人民日报》1956年8月12日。


  (7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81页。


  (73)教务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座谈高教部检查理论教学工作的会议记录》(1956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教务处121B”。


  (74)《纪念门德列也夫逝世50周年——校学术委员会举行科学报告会》,《人民大学周报》1957年2月23日。


  (75)校长办公室:《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苏达里可夫来校访问记录》(1957年4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7-XZ11-XB-16。


  (76)哲学系:《关于苏联专家伊奥尼基同志工作问题的报告》(1957年5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7-XZ11-XB-16。


  (77)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691页。


  (78)《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第692、809页。


  (79)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翟良超:《批评应切合实际——对光明日报9月14日所载〈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表现在哪里?〉文章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6-DQ11-DB-10。


  (80)这次会议认为,高校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危险倾向是“教条主义”,而人大和苏联专家是其“来源”,通过培养学生和编写讲义,“代代相传”,而背原典、啃书本、记笔记、抄资料、写文章、当专家、迷信权威、教书不教人等是人大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突出问题”。参见《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简报有关人民大学问题摘录》(1964年)。


  (81)与中共相比,国民党执政后,尤其抗战时期,尽管在大学校园内建立起一套组织形态,制定并执行“党化教育”政策,但其实际影响力十分有限。参见[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88-89页;杨天石、傅高义主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05-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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