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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秋风劲(内务部街文革回忆)

楼层直达
级别: 侠客

年一度秋风劲 [原创 2010-12-3 0: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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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10年初,我探亲回北京,又去探望我年轻时的好友谈晓阳。他家住玉泉路的国防大学家属楼。2008年我携美籍老公费力不去探望他,被门卫挡在门外。进出“军事大院”依然颇费口舌。因而我这次独身前往。大门口的毛主席的全身塑像依然挺立。上次费力不来,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全身像合了影,回来请所有朋友来家看幻灯。十分得意。文革后,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他老人家的像还依然“健在”令人欣慰。


晓阳家搬到新的高层建筑,他是一层,我们自然又要“叙旧”。


我认识晓阳是在文革后期四人帮倒台前。我家住“体委大院”,崇文区。那时我父亲已平反,随他下到山西“屯留”五七干校的母亲和妹妹们也都回城了。后来我从国家游泳队退役,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旁听,又认识了刘继康。在黄寺东楼第一次见到了晓阳。刘继康和晓阳是“发小”。晓阳的弟弟谈晨星更和刘继康是“死磕”的“哥们儿”。那时尚在监狱服刑。我在这段时间有幸多次到内务部街




5号院,亲见了曾是旧公主府的明清古典建筑,并体会了当时已成为“军队大院”的“革命氛围”,也听晓阳和他的朋友们讲起他们这一茬“军干子弟”们的文革经历。




北京各大院是历史的存在。它的独特的氛围和亚文化风格是局外人很难体会的。它是一种没有先例,今后也不会再现的“社会存在”。大院的特色是“五脏俱全”的社区。每一个大院都以其与整个中央政权的分工相对应而形成了有自己独特“ID”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的“住民”即以这个独特的ID闻名于北京。例如我自已长大的“体委”大院在崇文区。街道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所在地曾被命名为“体育馆路”。大院的总门牌号是“13号”。我们都不迷信这“十三”有什么不吉利。院里有24座家属楼。每一个楼称“单元”。一个单元有四层。70年代刘继康家已从内务部街5号院搬到后海的黄寺大院,是总政的大院,对面是总参的大院。新北京诞生时,就需要安置进入北平的新政权的党政军的大批人员。我记得我随父母进京的第一驻地是在王府井的“菜场胡同”,也是老式的有红柱子的四合院。北京西郊的各军队大院正如作家王朔先生在他的小说“看起来很美”中描写的,是“孤悬北京西郊的新北京”,集中了很多大院。这是许多这类大院的住民们的“现实”。级别在部长以上的大都住独门独院。司局级都住大院。大院有食堂,早期食堂有小灶大灶之分。小灶为级别高一些的干部提供“更优越”的服务。我院有车库,司机班,水暖房,洗澡房,有水泥的篮球场,楼与楼相连。家家有阳台。


晓阳家和我们的大院完全不同。他们的大院不是仿苏式的公寓型住房,而是一个四列三进的“旧王府”。我第一次去他家大约是




73年。记得有青灰的墙和大理石的台阶。一踏进红漆剥落的大门朝左,有两间低矮的小屋就是谈家了。那个时代,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几上几下的“改造”经历。从住独门独院到住“牛棚”之间没有什么不能跨越的心理障碍。常常是一夜之间就有“天上地下”的“起落”。晓阳全家自从被著名星火燎原编辑黄涛这位幕后摇羽毛扇的“军师”率领的“红色造反者”开完“斗争会”后,赶到这个两间小屋来,已住了不少年了。后来幕前造反者杜佳曾亲至谈家向谈老先生道歉。


文革中北京内务部街五号成了军队文革的重要战场。




196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516通知”,煽动全国各级机关炮打司令部。内务部街因是总政的机关所在地,也出现了和北大聂元梓相呼应的“红色造反者”组织。这一组织的发起者就是后来著名的韬奋奖的获得者黄涛。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的“造反派”如蒯大富,韩爱晶,谭后兰,聂元梓等都从打倒他人者成了被他人打倒者,唯这位黄涛,成了正果,没有因他的“造反”行径受到惩治。他当时是宣传部的一名中层干部。据说文革前将被提升。但结果没有升上去。当时总政提拔了钱抵千为宣传部的副部长。和其他斗争会有区别的则是,小孩子也被拉出来斗,而由他们的父亲陪斗。




晓阳的父亲谈杰谈老先生是一位言语诙谐,谈锋甚健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总政治部宣传部政治理论研究处的处长,军级大校。他是我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专家。我曾以自已极为浅薄的“语录式”的“马克思主义常识”求教于老先生。并得知谈老爷子与我父亲当年在延安抗大是同学。“革命友谊”自然而然产生。当时刘继康家已搬到黄寺,他也常到5号走动。文革67年时他父亲也被“砸烂总政阎王殿”的“被解放了的小鬼儿们”打倒了,和谈老先生同编在“牛鬼蛇神”“黑帮队”。黄涛的“红色造反者”把除了宣传部副部长史洛之外的在职干部从上到下一律打倒。九名党委成员中除了黄涛和史洛,其余都被打倒,黑帮队的成员有钱抵千中将,原宣传部长江思义,当时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刘继康的父亲刘汉少将,晓阳的父亲谈杰,军旅作家王愿坚,处长王承化,及其他曾在职的各级成员。“黑帮们”除接受以“红色造反者”为首的“造反派”的斗争外,还要接受“小将”的“再教育”。还要打扫厕所。凡是机关和家属楼很近,或者就在一个院的地方,文革群众运动都从“办公区”蔓延到“生活区”。很快晓阳和他的弟弟晨星也成了被“斗争对象”。黄寺的孩子和院外的孩子打架,到内务部街来求援。晓阳和晨星去了,只是旁观,并没动手。在场的外院孩子记住了谈家兄弟,几个月后到谈家“摆平”,进门抢劫。有人到二中找到晨星,晨星带二中的人来支援。此事被“红色造反者”上升为“阶级报复”,晨星腿快,跑了。晓阳,钱泉谷(钱抵千之子)被揪到大礼堂。陪斗的有谈杰,刘汉,钱抵千等。说他们是对革命群众“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斗完就把晓阳和钱泉谷送到公安局关了两星期。谈家被抄,又被赶到后边的两间小平房里。“黄涛2008年去世。据王南方的博客文章,黄涛在文革前曾有可能被提拔为副部长,但后来是钱抵千比他先提成了副部长。我和晓阳谈起文革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到底是为什么?钱抵千中将曾是康生牵头的“中苏论战”的写作班子成员。文革中突然被陈伯达“点将”起草了两报一刊的社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题目是陈伯达亲自提写,并没有请毛主席过目就发表了。而他也在毛主席的“要打倒总政阎王殿,解放小鬼儿”的“号召”下,被“红色造反者”打成了“反革命”,从1966年入秦城监狱到1977年出狱,住了11年的大牢。似乎党内的不断的“肃反”“清洗”式的“,揪“反党集团”,揪了一茬又一茬,从苏共的反“托派”起,康生就把在苏联的那一套搬到中共党内,从延安到北京,就揪出了彭罗陆杨,刘邓陶,等等一系列反党路线的头子。各单位也是如法炮制,各自揪出本单位的当权派。文革中成人派别斗争,往往有借机泄私愤的。自称造反派就是为达到此目的的最捷径。尤其有毛泽东一声号令“砸烂总政阎王殿”,就有各级的“小鬼”杀上“革命舞台”。在黄涛“兴风作浪”率领“红色造反者”的日子里,内务部街5号就上演了“大院春秋”。 对“红色造反者”的“事迹,今天知道的人已不多了。当年被黄涛等人打倒的老干部大都谢世,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们也进入了”退休“年龄。晓阳的弟弟晨星意外去世也有二十年了。刘继康去年12月十日也去世了。他的周年忌日就要到了。内务部街五号文革初的那些事也如烟如雾,大有隔世之感了。


告辞了晓阳,又走在阳光灿烂的街头。街上行人匆匆,灰尘飞扬。不知下次回来会是什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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