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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rongnianwang:回首景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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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回首 (2006-03-01 16:02:20)转载▼



昨夜的梦又使我回到了37年前我插队所在的陕北高原:

   那是春天,1970年的3月,天气依然寒冷。每逢阴历每月的初五和初十都是公社赶集的日子。三五成群的老人,头上裹着白色的羊肚毛巾,肩上耷着布口袋,手里提着煤油壶,躬腰漫步登上通往公社的羊肠小道。蓝的天,白的云,春风迎面送来阵阵布谷鸟的啼声。这是陕北的安塞县,就是当年张思德烧碳牺牲的地方。时值三月,却依然料峭春寒;河水晶莹欲融,但两岸的桃树却在跃跃吐含。窑洞窗外偶尔传来几声布谷鸟的清脆鸣叫,从石畔下土窑中走出的老任头抬起疲倦的头,仰望着蓝而深远的天空......,他一定又在祈祷一年的风调雨顺,祝愿五十岁才得到的,如今才一岁的小女儿无病平安。京城的人们为祝福来年好景有天坛可赴,而陕北的乡亲们只能把这广阔的黄土高原作为祈年的祭坛......

  这些早已深刻在脑海中的高原山村景色和陕北乡亲们的淳朴气息总是自然地走进我的梦中,魂牵梦绕...。宁静的高原,原始的村落,每当耕作劳动闲暇,总可以给我提供充分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使我不禁一次又一次地对走过的人生进行回忆和思考......

  还记得,那是1969年1月,阴历新年即将到来的一天下午。北京火车站月台上人头攒动,开往西安的第41次直快列车时刻待发,老人和孩子们将他们即将远去的儿女或兄弟姐妹们围在中央,反复叮嘱着各种放心不下的事情,他们有的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可嘴角上还要做出勉强的微笑,扭曲的表情反倒引得他人跟着一起感伤。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前来送我的有我年迈的父亲、生病的哥哥,我极力表现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心中着实觉得一阵阵的悲凉。到底是要远离我熟悉的故土和亲朋了......。我觉得上山下乡当时虽属是一种光荣,但对于这种“光荣”到底意味着什么,心里总是想不清楚,更说不清楚。我常常自问:凭我们一点点中学知识能给农村或农民带去多少好处?农民是真的欢迎我们,还是毛的大道理压着他们不得不口头说欢迎?那个时代,人们由于害怕大道理人人因此脸上似乎都披着一层面纱,整个社会也象是披着一个大面纱,谁都掩饰着自己的真面目,公开场合下,没人敢于说真心话。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工业三年不发展,全国三届大、高、初中毕业生积累下来几千万一下子又能往城里哪家工厂或单位分配?“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真是迫在眉睫了?还是为了解决年轻人就业而采取的权宜应变之计。青年是应该接受劳动锻炼,但非要如此一窝蜂似地都到乡下去吗?“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显然当时不强调和工人相结合,少了个“工”。当时,谁要是分到了工厂那简直是太幸运了,如果要是能参军,穿上一身国防绿军装那才是真正的荣耀,因为能够分配到工厂和参军都表示了一个人光荣的家庭出身:三代贫农或革干革军!在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电台也在不断地播放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号召全体市民也到农村去,可见当时全国粮食生产的紧张状况,暴露出国民经济逐渐走向崩溃边缘的迹象。

当时的人们谁也不清楚自己脚下的未来道路究竟会怎样,却只相信毛的思想和路线一定会“胜利”,“世界革命”一定会胜利,全球一定会“一片红”。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上林副统帅一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间从此开始大打出手,打砸抢合法化。哪一个学校还可能进行“教育事业”?哪一个学生还有必要考虑自己学业?今日的师生,明天可能就变成了“阶级敌人”而彼此反目,势不两立。我的母校“北京景山学校”更因为其业务主管“中宣部”是文革的重灾区,所以更加难逃厄运。和其它社会学校一样停课停教,代之而来的是满校园的大字报和不分昼夜的大批判...。不过,到底是经过四年重点教育改革的全国重点学校,师生的素质果然不一般。我们的学校虽然也揪斗校长、老师,但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的批判会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然而"文斗"从另一方面更能深刻地暴露出人的本质善恶,反射出事态的炎凉。从1964年开始,我的学校被选定作为中央教改试点学校,一切课程设置、学制安排都由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师范大学垂直领导,尤其是师资的来源直接由中央宣传部从当时北师大、北大等著名院校任教的老师和毕业生中直接挑选。为缩短学制,特别设置了小学到高中九年和十年一贯制实验班。因为师资强大,所以很多党、国家和军队的高级干部都把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女送到了这所学校,包括开国将领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雁翎,儿子刘太阳和刘太池;贺龙元帅的女儿贺黎明;罗荣桓元帅的女儿罗林娜;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朵朵,儿子罗园;萧华上将的女儿萧露、萧霞;海军副司令员张学司的儿子张光仪,女儿张乐然;赖传珠上将的儿子赖津津;张宗逊上将的儿子张又侠;文学界的有鲁迅先生的孙子周令飞,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政界的则多数是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的各副部长和司处长们的子女;体育界的则有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的儿子荣乐弟、荣乐乐和女儿荣乐妮,教育界有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吴伯萧的女儿吴陆一、儿子吴光伟。为了表示对教改事业的支持,当时的陆定一部长还亲自为该校提写了校名:“北京景山学校”。这些党和部队高级干部的子女只要当时父母没有被“打倒”,则多数“走路子”当了兵,对照之下,凡被“整”的都只好”上山下乡“。文革前本来很要好的同学之间或老师之间,可能会因为文革所带来的“斗争”和政治变迁,忽而互相疏远,彼此产生莫名其妙的"防范"。面对着这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无情的“揪斗”。世态炎凉之下,反而使这些家长被“打倒”而平常充满优越感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们忽然成熟了起来。他们不得不严肃地思考这眼前难以琢磨的“世界大变迁”。

我所在的九年级一班共有26名同学,大多数是当时中宣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干部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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