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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何龙江:北京首批赴云南知青行前筹备情况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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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北京首批50多名知青赴云南西双版纳落户。这是北京知青去云南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因为是第一次,才使这个过程颇费周折,从提出意向、筹备、批准到成行,自1966年11月至1968年2月,前后跨了3个年头,经历了一年多时间。
  1968年2月,北京首批50多名知青赴云南西双版纳落户。在此之前,北京知青传统的插队落户地点是山西、陕西、东北、内蒙等北方农村,去云南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云南此前也只接收过四川和本省的知青,接收北京知青也是第一次。正因为是第一次,才使这个过程颇费周折,从提出意向、筹备、批准到成行,自1966年11月至1968年2月,前后跨了3个年头,经历了一年多时间。现将有关情况简要回顾如下。











  1966年11月,文化大革命最初的造反和串联高潮过去,进入"斗批改"阶段,学校也逐渐开始"复课闹革命"。北京65中部分同学鉴于当时大学停止招生,升学已经无望的情况开始考虑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口号的感召下,当时65中"红联"、"老兵"等组织的部分人员又自发地结合到一起,到有关部门联系和调查了解情况。


  在国家农垦部,有关人员介绍情况说,橡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我国除了海南岛外,云南西双版纳也非常适宜种橡胶,具有开发价值。目前那里正在建设我国的第二个橡胶基地。同时,对于我们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行动表示积极支持,同意介绍我们去云南进行考察,并且为我们开具了介绍信。











  1966年底,由北京65中的周秀华、赵旭虹、蔡仪、章亮和我5位同学组成的考察组第一次赴云南进行考察。当时云南省还没有被"夺权",原省委、省政府的机构仍然在工作。首先接待我们的是省委接待处的康心却,他是共青团云南省委的大学部长,被临时抽调来搞红卫兵接待工作。当我们说明来意并出示了农垦部的介绍信后,他感到有些意外并且非常重视,因为当时他所接待的红卫兵中,象我们这样不为造反也不为旅游,而是专门联系上山下乡的,还是第一批。于是很快为我们联系了主管此事的省农林政治部主任韩文运和我们具体谈。


  韩文运是个北方人,南下干部。当时他一边接待我们,一边还要应付造反派的造反。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他还是认真负责地向我们介绍了云南和西双版纳垦区发展橡胶的情况。通过他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从50年代起,大批复员转业军人、湖南支边人员、部分云南本省移民以及昆明、成都、重庆的一些老知青先后来到云南边疆的各个垦区,屯垦戍边,艰苦奋斗,发展橡胶。如今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使云南成为继海南岛后我国的第二个橡胶基地,其中西双版纳在云南各垦区中名列第一位,而且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里需要并且欢迎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到来,为建设祖国第二个橡胶基地贡献力量。谈完情况后,他还为我们联系西双版纳有关部门,介绍我们前往进行实地考察。


  经过4天的汽车行程,我们来到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到景洪后,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局长兼州委副书记李德英接见了我们,介绍了全州橡胶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推荐了两个适宜建新场的地点,派一位技术员和我们一同考察。第二天,我们在这位技术员的带领下,顺着景洪通往大勐龙的公路,徒步前往第一个地点。这个地方位于景洪农场和东风农场之间,在一个名叫曼达纠的山寨附近,后来果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农场,叫红旗农场,后又改为景洪农场10分场。然而我们最终却没有来这里,而是到前方的东风农场落了户。从曼达纠回到景洪,马不停蹄地又去考察第二个地点。这一次农垦分局换了另外一个陪同人员,带领我们从景洪搭乘运送胶片的卡车到勐养附近下车,走下公路进入山中,去了一个叫龙山河的地方。这里是尚未开发的热带雨林,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取消了原定的开发计划,从而使这里的原始生态得到保护,今天看来反而是一件幸事。


  可能是我们与当时其他串联的红卫兵不同,当地政府和农垦单位热情接待了我们。在昆明安排我们住在云南饭店,在景洪我们住在位于澜沧江边的当地条件最好的州政府招待所,那里有周总理曾经住过的房间。在考察中,我们徒步在山路上跋涉,和和农场职工打篮球,与景洪农场宣传队一起演出,使我们对于农场所处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有了些初步的了解和体验。











  从版纳回到昆明,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造反夺权愈演愈烈,云南省有关部门已经无暇顾及我们,通往云南的官方渠道就此中断,此事被暂时搁置。


  但是我们并没有停止努力。回到北京后成立了赴云南的专门筹备机构,地点设在位于东四附近煤渣胡同的首都中学红代会东城区斗批改办公室。筹备机构设有宣传组、组织组、联络组,主要进行的工作是宣传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同学参加,与云南方面继续进行联系等。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下,参加的人逐渐增加,范围从65中扩大到东城区的其他一些学校,包括 25中、2中、5中、女13中、河北北京中学等学校的同学。在这些同学中,不能不重点提到25中的苏北海、凌瑜两人。苏北海热情开朗,组织能力强,具有感染号召力,自然地成为这伙人中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凌瑜每天默默无闻,无声地做着许多工作,连晚上都睡在斗批改办公室值班。以后,他们先后因病去世,凌瑜在云南、苏北海在北京,永远离开了我们。











  到1967年下半年,与云南方面的联系仍然没有结果。大家觉得不能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决定第二次派代表去云南。当时大串联早已经停止,火车不再对学生免票,于是大家凑钱为去云南的代表买了车票。


  1967年10月,5中的张进辉、河北北京中学的伍穗平、65中的赵旭虹和我4个人又踏上了赴云南的行程。当时云南作为边疆省份已经实行军管,我们到昆明后找到主管此事的省军管会边疆组,边疆组负责人桑传宝和工作人员王魁林接待了我们。桑传宝时任昆明军区作战部副部长,据说当年曾经是威震敌胆的战斗英雄,说话干脆利落。当他听我们说明来意和前后联系考察过程,对我们支援边疆建设的愿望和要求表示理解和支持。但是也同时表示,由于云南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中,各级组织的工作也不正常,因此暂时无法接收我们。而且他认为,此事应该通过政府和组织的渠道进行,建议我们回去后找北京市有关主管部门联系或向中央反映。


  虽然是无果而终,此行也给我留下了一些难忘的记忆。我们住在南盘江边省总工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很巧,20年后我从省农垦局调到省科干局,又来到这栋楼里上班),在这间屋子里我们"四条汉子"互相"比块儿",看谁的肌肉发达。我们在昆明大街上第一次吃到"烧饵块",在饭店里第一次喝白酒,谁知道昆明的1两是1公两,买了2两4个人还没有喝完。我们去第一次考察时在景洪农场认识的老昆明知青代绍纯家作客,受到她和她的家人的热情接待,几年后,我们"四条汉子"之一的赵旭虹还与代绍纯的妹妹代少林喜结良缘。我们到大观楼看长联,到海埂游泳,在两边是木制房屋的老街上漫步,感受到春城昆明的历史与文化。


  等到要返回北京时,才发现我们带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连买火车票的钱都不够了。还是代绍纯掏钱为我们买了长途列车限制最近距离到贵州水城的车票,先上车再说。车过水城后为了躲避查票,我们躺在座位下面睡觉。后来发现总是这样不行,就出来主动向列车员说明情况,并且积极与列车员搞好关系,帮助他们打扫车厢卫生,为旅客表演节目,唱得是"我们这一代",歌曲加伴唱朗诵。结果终于取得了列车员的谅解和帮助,使我们顺利回到北京。











  通过第二次云南之行,我们知道了在当时的形势下,仅仅靠我们自己联系还不行,必须通过"官方"的渠道。于是我们不顾当时冬天的寒冷,冒着刺骨的寒风,骑着自行车一趟趟地跑北京市革委会,跑北京市安置办公室,但是得到的答复都是北京没有去云南的安置计划,云南目前也暂时无法接收。


  机会终于到了。1967年11月27日晚上,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在煤渣胡同赴云南知青筹备组值班的张进辉、林力和张春荣3位同学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在会场上临时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守在会议室门口寻找机会把报告当面呈交给周总理,亲眼看见周总理在上面批了字。


  几天后,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的有关人员召见了我们的代表,告诉我们周总理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并且给我们看了总理批示的原件。我们看到周总理用铅笔在报告上批下了"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后面,李富春副总理和北京市革委会的丁国钰、牛连璧都有具体批示,指定此事由市革委会计划组高寒松同志与云南方面联系落实。这份文件的编号为67年中央传阅文件6770号。


  争取了多日的目标总算有了结果,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等待北京市革委会与云南的联系结果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积极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除了个人收拾行装,进行物质上的准备外,我们提出还要进行思想上的准备。1967年12月25日,我们全体人员到民族文化宫参观了《纪念白求恩》展览,用白求恩的精神鼓舞和激励自己。为了提前适应即将到来的艰苦生活,从1967年12月31日到1968年1月23日,我们组织全体人员到京西门头沟煤矿,参加了近一个月的劳动和整训。在那里,我们和工人一起下矿跟班劳动,先乘升降缆车到地下,再坐矿车,最后走路来到工作面。在井下,我们学会了打眼、放炮,再把碎煤用铁锹铲到传送带上,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一干就是整整8个小时,加上来回仅路上的时间和上来洗澡的时间,每天的工作时间达到10个小时以上。我们还和由著名军队作家魏巍担任军代表的矿军管会和支工部队的解放军一起学习,一起座谈,参加他们的年终总评会和煤矿革委会的成立大会。在那段时间里,煤矿创造了日产煤5037.3吨的历史最高记录,这其中自然也有我们的一份劳动。


  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最后确定落实了首批赴云南知青的人数,共50人,这是当时确定的限制名额。当快要出发时,刘青、赖万京等4人交来了写有"斗私批修、坚决支边、改造思想、准备接班"16个字的血书的申请,被批准加入。上火车后,又有一名叫张红兵的女生坚决要求一起前行也被批准。这样人数达到了55名。到云南以后,李再延等3人又从北京随后赶来加入,使首批北京赴云南知青的人数,最终达到58名。











  经过北京市革委会与云南省军管会协商,出发的日期确定为1968年2月8日。


  2月2日下午,在北京东城区人民武装部礼堂,有关方面为北京首批赴云南知青举行了欢送会。当时分管中学"支左"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仲奇专程前来为我们送行,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副组长刘双和、首都中学红代会代表李冬民、云南省军管会边疆组代表王魁林在会上分别发了言。会上,我们首批赴云南知青全体人员举手宣誓,面对家乡父老立下了庄严的誓言:"我们下定决心勤勤恳恳地为工农群众服务,和云南边疆的劳动人民一起,艰苦奋斗一辈子,让西双版纳为祖国献出更多的橡胶。"


  1968年2月8日,是我们从北京启程的日子,也是我21岁的生日。那天众多送行的人群挤满了北京火车站第一站台,他们之中有我们的亲人、同学和朋友,也有许多素不相识却关心着我们的人。随着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列车载着我们55名年轻人,也满载着我们的理想和希望奔向远方。











       从那时起,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到云南的安置渠道被打通。1969年以后,又有大批北京知青到云南,仅西双版纳就接收安置了北京知青3051人,加上上海、四川和云南本地知青,西双版纳共有知青5.6万人,整个云南垦区号称有10万知青大军。他们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在这广阔神奇的土地上书写着青春的历史,也获得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感受。





2006年07月10日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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