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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化敏:改革开放前中共中央编写党史教科书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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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2期

  编撰一部全面完整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历程的历史教科书,是中共党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其历史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曾经设想并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党史教科书的编写,其间伴随历史发展的曲折反复而不断变动、时断时续,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终究未能完成。
  囿于史料的匮乏,这一研究课题长久以来未能纳入党史研究视域,在中共党史史学史著作中更属空白地带①。龚育之在研究中共党史教科书的审定模式时,凭借个人记忆,记述了“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中央组织编写党史的活动,史实较为准确,唯失之于简略。章百家在回顾中共党史研究历程时,根据老同志回忆,仅指出1964年前后中共中央考虑编写一部权威性的党史著作,亦语焉不详。②这些研究已经触及党史编写的课题,构成今天重新研究的基础。
  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共文献、高层人物传记、回忆录、著作等资料,已经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在史源扩大的情况下,相关的历史证据链条已经比较完整。本文致力于寻找隐藏在各类史料中的“蛛丝马迹”,全面细致梳理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编撰党史教科书的来龙去脉,总结党史编写计划从提出到中间经历反复直至最后夭折的经验和教训,填补中共党史史学史上的一段空白,为中共党史编撰学提供历史镜鉴。

一、中共党史教科书编写计划的提出

  中共成立不久,党内就有了书写党史的个人著述,但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并没有来自中央层面的集体学习、讨论和研究党史的活动。考察党的早期革命家完成的党史作品,如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李立三的《党史报告》、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等,首先表达的都是个人对于党史的看法,并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通过,也没有作为党的正式结论而下达全党;其次并不是对党的整个历史、重大问题的总结,只是对某一段历史、某些问题的看法。更有甚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左”倾领导人将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利用撰写党史进行党内斗争的做法照搬到中共党内,以此达到改组中央领导层、为个人谋夺最高权力的政治目的。1930年,王明在上海撰写的批判李立三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使中共改变了革命家个人撰史的风气,形成了党内高层对于党史的大讨论。作为整风运动结束的标志和成果,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标志着党史书写进入根据历史决议解释党史的新阶段。此前,出自早期革命家之手的党史著作,虽然熏染着党内舆论,影响着对一些党史问题的看法,但既没有党内正式文件的权威性,研究的时段也十分有限,更没有突出毛泽东在党史上的地位,没有形成完整的党史叙述框架,自然不可能对党史书写发生决定性影响。相反,历史决议借助党的高级干部集体研讨党史的高潮,依据毛泽东对于一些党史重大问题的定论,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蓝本,初步完成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叙事框架的构建,成为党内第一个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式的权威的中央文件。③

历史决议通过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再停留在检讨历史问题的思路上,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处理现实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历史决议的起草,主要着眼于解决党内的路线是非,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全党团结。④中共七大后,在抗日战争胜利即将到来、战后中国走向何处去尚不明朗的重大历史关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中心目标从历史问题转移到现实问题后,就没有提出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再编写一部党史教科书的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全国全面执政,编撰一部党史教科书成为适应党的地位变化,满足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学习党史,教育人民群众的迫切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社会掀起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热潮。1951年7月1日是中共成立3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是年初,毛泽东为总结中共30年历史,布置胡乔木写一个“党史大纲”。4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胡乔木上报中央拟定的庆祝办法(五条)和宣传办法(四条)中,宣传办法第二条是由马列学院写一篇党史提纲,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一篇中国共产党30年纪念宣传大纲,编一本供下级党员用的介绍党史的通俗小册子。后来,上述三种材料合为一种,即后来由胡乔木执笔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⑤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作出周密细致的安排,强调建党30周年纪念活动要形成以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要求在党的支部和劳动群众中进行党史的宣传⑥。在中共的组织和发动下,全党掀起学习党史的热潮⑦。
  这次纪念活动对于中共党史编写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
  其一,胡乔木在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决议,成为新中国第一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完整地、系统地、简明地叙述和总结中共历史的权威著作,构成以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材的“母本”,对中共党史编撰和党史研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⑧。

  其二,195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标志着党内开始有系统地研究、收集和保存党史资料。通知决定在中宣部下设党史资料室,负责编印不定期的期刊《党史资料》,搜集刊载有关党史的各种资料、文件、文稿、回忆、传记、图片等,同时在北京故宫武英殿设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负责搜集鸦片战争以来、主要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历史文物、图片、绘画,加以整理陈列。⑨这两个机构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整理党史革命史资料的部门,为启动编写中共党史教科书的计划提供了最初的资料支持,如1951年11月16日,中宣部党史资料室成立后,陆续编辑了党史文件汇编(俗称“三口袋”),后经增补出版了《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后,毛泽东是否就认为党史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共中央没有必要编写党史教科书呢?答案显然不是这样。毕竟,胡乔木个人的简史著作并不能等同于以中共中央名义出版的集体编撰的党史教科书。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国内党史学习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社会主义阵营开展党史研究的状况,引起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党史编写工作的关注。
  据新华社《内部参考》披露,在1951年纪念建党的活动中,陕西西安机关干部和湖南各地干部在党史学习中暴露了不少“错误思想”,很多人称颂共产党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但弄不清为什么党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有的认为党是“穷人的党”“农民的党”“工农党”,怀疑“共产党是否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有的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过分夸大了共产党的作用;有的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国家是可以产生共产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面皆准的科学”;有的认为“党内产生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派别斗争”“陈独秀一贯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他领导的时期内不是革命”;有的质疑“土地改革政策是否有过变化,毛主席的土改政策是否一贯正确”;有的怀疑“统一战线是不是利用,是否有两种(对敌对友)统一战线”;等等⑩。由于没有统一的定论,国内还屡次提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中宣部不得不于1954年12月2日给中央写报告请求处理这个问题的意见(11)。显然,这些“错误思想”和历史争议问题的产生,同中共中央缺乏一部权威的党史著作,一般的党员、干部对于党史问题没有统一认识分不开。
  从社会主义阵营来看,二战以后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大都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构和观点,从路线斗争史观出发,评估本党历史。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负责整理党史资料和编写党史任务的中央一级的党史研究机构。1954年4月,匈牙利党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机构负责人派人参观匈牙利工运史陈列馆;1955年4月,社会主义阵营在波兰华沙召开各国党史研究院例会时,亦向中共发出邀请。此时,中共中央并未设立党史研究机构,党史资料的整理工作尚未着手进行,刘少奇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只得批示中共不派代表参加。(12)在对外交往中,这种因党史问题造成的窘境,显然与毛泽东和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和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识到编写一部完整的党史教科书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党员干部、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迫切性。至迟在1953年,中共中央把编写党史教科书作为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之一提上日程,安排高岗负责主持编写。从有关材料来看,高岗表达的自己编写党史的思路和看法主要有:其一,关于编写党史的必要性,认为中共经过30多年的历程,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应写出像样的、反映实际的党史,内容要比苏联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更丰富;其二,1945年的历史决议应该修改,它只是反映党史的一个片段,现在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其三,关于党史的内容,主张对待党史要有统一的认识,不能把党的历史分切成根据地历史、白区历史两大块,而应当是统一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强调把白区斗争和根据地斗争等对立起来相提并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历史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结论;其四,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认为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13)。“高饶事件”发生后,这些看法被认作高岗为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制造的“党史二元论”“军党论”谬论的一部分。1954年2月2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所列举的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的第一条“军党论”,就是高岗硬说中共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因而认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14)。随着对高岗的揭露和批判,党史编写工作暂时被搁置下来。

二、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党史教科书编写设想的变动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契机,掀起思想解放和探索改革的浪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关注苏联重新改写苏共历史的思潮,根据中国实际,提出“双百”方针,作出不再编写一部统一的党史教科书的决定。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进入以开展平反冤假错案、批判个人崇拜为开端,到1964年赫鲁晓夫辞职下台和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而告终结的“解冻”时期。从1953年至1955年,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在历史学家、编辑潘克拉托娃的推动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资料,打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框,力图重新评价苏共历史(15)。这股改写历史的思潮在中宣部《宣教动态》和新华社《内部参考》中有不少反映,引起中共中央的关注(16)。
  对于苏联批判个人崇拜和抨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做法,毛泽东的反应是双重的:既不应全盘否定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要鼓励党史领域的“百家争鸣”,反对编写统一的党史教科书。毛泽东曾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为延安整风必读文件和干部必读书目,评价它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17)。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将其放在案边,时常阅读(18)。面对苏共二十大否定这本书的倾向,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时,将斯大林及其著作看作一个整体,认为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强调“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书”(19)。毛泽东的这个立场,以后一直未变。
  毛泽东主张对于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实行“百家争鸣”,并将“双百”方针推广到党史领域,放弃了编写党史教科书的计划。1955年9月或10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党史编写问题,毛泽东以“百家争鸣”为由,反对再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1956年2月,中宣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教材,用作高中级党校和高等学校的正式教材。2月28日,毛泽东主张该文件应提交政治局通过。(20)到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双百”报告时宣布:“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写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21)
  毛泽东此时放弃编写党史教科书的计划,原因不外乎两点。首先,中共在苏共二十大后切实看到官方编写统一党史教科书的弊端。这一时期,新华社《内部参考》的许多报道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了解苏联改写历史的情况及其国内国际反应的主要渠道。中共高层不难认识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代表的这种由党的领袖亲自修改、以中央名义审定出版的党史教科书模式,虽然有利于统一全党对党史和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认识,但容易造成党的领袖垄断党史解释权的不正常现象,约束党史问题的自由讨论和客观研究。其次,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史资料的编辑和整理工作还很落后,党史研究机构尚未建立,党史各时期的分期研究和专题研究很薄弱,编写一部完整的统一的党史教科书既为时过早,又困难颇多。
  中共八大后,按照毛泽东的决定,中央层面的党史工作转向编撰党史大事记和党史文件汇编。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及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鉴于自身力量不足,采取协作方式,陆续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党史系)、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共青团中央团校、上海科学院历史所等有关单位借调人员。据参与者介绍,编写党史大事记和文件汇编的工作按历史时期分配任务,大概每人负责一年半的任务,工作地点先后在中央档案馆、中宣部办公大楼,实行严格的政治保密措施,规定工作人员只能看,不能抄,也不能说,更不能公布,可以做卡片摘录但不能带出档案馆。这项工作一直开展,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绝大多数借调人员都返回原单位。(22)
  对于地方、文教单位层面的党史编写工作,毛泽东持鼓励、支持的态度。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号召地方编写地方党史,全国各地编了不少党史本子。例如,60年代初,中共北京市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主持、组织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部分师生编写《中共北京地下党斗争史》(未公开出版),还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市委党校等一些院校的党史教师,以“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史讲义编写协作小组”为名义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961年印制讨论稿)(23)。到1963年,全国约有30本党史、现代史教材,其中正式出版、公开发行作为教科书的有六本。这些教材内容比较雷同,口径一致,内容干巴,都是根据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和《毛泽东选集》的框框,或简单或浩繁,无法满足党员、干部、党史工作者和学生的不同需要。
  由于缺乏一部权威性的中共党史教科书,党史教学面临很大困难。50年代的中共党史讲授主要参照苏共党史,如胡华所言,学习党史“最好多参看联共(布)党史的结构及讲述”(24)。1959年1月,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在高校开设中共党史这门政治理论课程后,由于没有适合的教材,党史教学难以开展。1960年10月25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国人民大学视察时提出:“马列主义基础,过去是以联共党史为课本,现他们否定了,现在的教科书我们也不能同意。原来的联共党史还好些,我们的党史没写出。毛泽东思想怎么教,可以议一议。按中国自己的共同理论课怎么教?怎么开?由谁开?怎么编?谁编?编哪些要有计划,一个学校不能没有专业教科书,教科书可每年改。”(25)1961年4月,中宣部、高教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制定了《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见(草案)》,决定中国人民大学承担编写中共党史全国统编教材的任务。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形势发生变化,党史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被迫停止。
在党史学界,何干之、黎澍、李新、胡华等人充分认识到党史教学面临的“窄、空、难”问题。“窄”是指研究对象局限于党自身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以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为主;“空”是指教员讲课和研究主要依据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内容和观点有些空洞,形成“以论带史”乃至“以论代史”的现象;“难”是指史料难找、研究禁区多、成果难发表、各种限制多。面对党史书籍往往写得比较简单、单调,结论、概念较多,缺乏丰富充实的史实和生动活泼的内容之现状,他们共同的想法是党史工作者应该逐步转向“宽、实、易”的中国现代史研究。1963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思路也是如此。这年6月,中宣部、高教部根据周扬的意见,规划中国人民大学办学方案,提出党史太微观,人民大学有困难,不如让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去研究,人民大学的中共党史专业调整为中国现代史专业。(26)这种办学方案得到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干之的支持,但在该校讨论时发生争议,最终放弃。以后,党史工作者大都怀有“等待”思想,即中共党史要等待中央编写党史教科书后,才能有根据地开展教学和研究。
  由上可见,1956年毛泽东放弃编写党史教科书之后,党史编写在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都有所推进,但因为中共中央没有编写一部党史教科书,造成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困境。随着中共中央部署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党史教科书的编写被重新提上日程。

  三、“防修反修”与1964年中共党史教科书编写的重启及夭折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党史编写成为中共开展“防修反修”斗争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共中央认为,进行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整个过渡时期党的一项根本任务。编写一部阐明毛泽东思想、介绍中共丰富斗争经验的党史教科书,对于系统地研究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教育国内外群众以及反对修正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适应国际国内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1964年,中共中央重新启动党史教科书编写的工作。
  从国际上看,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破裂后,编写中共党史有利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高毛泽东的威望,扩大中共的国际影响,教育各国人民反对修正主义,推动世界革命。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如1957年匈牙利共产党有人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领导已由苏联转到中国,但中共在党史编写方面则大大落后于其他共产党国家。
  就党史机构而言,到1957年,蒙古国人民革命党、匈牙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经设有中央党史研究所。对比中共,不仅没有设立中央级的党史研究机构,而且地方层面的党史工作机构几近空白。据笔者对现有各类中共组织史资料、党志的爬梳,“文化大革命”前设立的省级党史研究机构仅有三个:一是1958年12月12日河北省委成立的党史编辑委员会;一是1958年10月黑龙江省委成立的党史研究委员会,下设党史研究所(1959年3月成立),1965年6月改为省委党史资料研究室;一是1957年8月广东省委成立的广东地区革命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古大存),1962年3月改称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主任区梦觉)(27)。从中央到绝大多数地方党委没有专门的党史机构,自然影响到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党史编写工作。
  就党史著述来说,各国共产党在苏共二十大后开始重估党史问题,加快了本国党史的编撰。1957年2月,捷共中央党史研究所在捷共中央任命的党史编辑委员会领导下,出版了第一本反映从捷工人运动开始、捷共产生到1948年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著作——《捷共党史提纲》,并计划在今后一两年内写出正式的捷共党史教程。捷共中央党史研究所所长维色利宣称:“到目前为止,只有苏共有自己的党史,而现在捷共也有了。现在只有苏共和捷共有自己的党史”,“这一点是可以值得骄傲的”(28)。1957年11月,越南总理府财贸办公厅主任裴公澂在《人民报》发表文章,公开表达对越南党史的新看法,如第一次强调了吴嘉自在创立越南劳动党的前身——东洋共产党中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明确了1945年公开宣布解散东洋共产党的做法是错误的,第一次检讨了1952年以前土地改革问题上的缺点(29)。自1956年8月21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党的教育系统的学年总结及新学期中党组织的任务》的决定后,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着手编著新的党史教材(30)。到1962年6月,苏联《真理报》刊文宣布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苏共中央决议准备出版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计划在1967年即十月革命50周年前完成,并称鉴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党史的歪曲,该多卷本主要以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原理和结论为基础,保证在党史科学中完全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任何影响,恢复全部历史真相,全面阐释二战以后的苏共党史,揭示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31)。这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兴起的党史书写竞赛运动给中共以推动,具有伟大光荣历史、拥有崇高国际威望领袖毛泽东的中共,当然需要检讨尚未建立中央党史机构、放弃党史编写计划的做法,以改变党史编写中的落后状况。
  从国内来看,中共中央要求以“防修反修”为纲,开展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1963年10月26日至11月16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反对修正主义为纲的新方向。10月26日周扬所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和11月13日刘少奇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报告》,号召重新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反修”为纲来研究现实,研究党史、现代史,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这是党史工作者的任务。(32)但在现实中,当时已出版的关于党史的读本约有50多种,其中公开发行的约有40种。除个别本子经中央审定外,绝大多数质量不高,有些书还存在政治性错误。(33)
为了提高党史研究水平,由中共中央出面组织编写党史教科书已经是党史工作者的普遍愿望。1962年上半年,胡华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史进修班和本科毕业生作报告时,明确提出:“如果编出一本适合的教科书,那对教育本国和各国人民有很大的意义。我想可以超过斯大林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但目前还没有。这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教材上进一步提高,突破现有水平,突破现有框框,使之有权威性,自然这要中央负责同志挂帅,但目前他们很忙,没有顾得上。”(34)1964年3月3日、4日,胡华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代史研究会议”时,进一步提出党史和现代史理论性、政策性强,需要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研究工作(35)。
  在这种形势下,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应当抓紧时间,尽快编写一部像样的党史,并且决定由董必武担任党史编委会主任。董必武为完成这一编写任务,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同各方面进行了协商。1965年10月19日,董必武同周扬等人谈编写党史的具体问题。(36)董必武建议成立一个编写班子后,陈伯达、周扬和胡绳考虑将马列主义研究院作为这个编写班子的辅助工作机构,具体进行研究党史的工作。马列主义研究院同苏联党史编写机构——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名称相同,以原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为基础,从1964年开始筹建,是中共中央培养理论干部和理论研究的机关。
  1965年11月4日,陈伯达、周扬和胡绳向中央提交请示报告,正式提出马列主义研究院以研究中共党史为中心任务,辅助党史编委会尽快写出一部可供国内外普遍应用的、比较完整的、有分量的党史教科书。
  196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陈伯达等人的请示报告,正式决定中共党史编纂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依靠马列主义研究院做具体工作(37)。
  马列主义研究院因为筹建不久,党史研究人员不够,编写党史需要同有关单位建立广泛的协作关系。1965年11月,研究工作人员仅有130多人,其中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就占了90人。董必武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寻求帮助,得到叶剑英的支持,叶剑英表示军事科学院的党史班子和材料都可转给党史编纂委员会。但陈伯达表示自己工作很多、很忙,推脱党史编写的工作请中央决定。由于没有确定协助董必武工作的人选,党史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66年四五月份,才以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人名义,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
  恰值“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酝酿发动这场“革命”上,虽然表示了对此项工作的关心,但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支持。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原来党史编写工作的负责人中,陈伯达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周扬、胡绳已经受到批判,胡乔木亦处境艰难,党史编写陷入停顿。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董必武时,主动询问编写中共党史的情况,并提出党史编委会负责人的人选,要他与陈伯达再商谈。在毛泽东的督促下,董必武很快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说明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就编写中共党史问题提出多项建议:一是编委会的组成,应由中共中央各部、中央办公厅、监委的负责人,工、青、妇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及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中央局负责人组成,其任务是确定编写方针、审定编写大纲和审定编成的稿子;二是设立编辑工作委员会,请中央指定陈伯达负责,并选定若干同志参加,其任务是起草编写党史大纲,初审修改编写的稿子;三是以马列学院(应为马列主义研究院——笔者注)为主设立编辑工作的班子,并建议中央、各省级党校每校抽调一名教师参加工作,以便在编辑过程中与地方联系,成书后便于回去宣讲。这个报告送上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已处在难以工作的境地,没有对此进行研究。(38)
  1966年10月,董必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发言,再次提出中共党史的编写问题,并重新说明了8月18日毛泽东与他谈话的内容。董必武的发言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例如,谭震林插话说:“我支持编写中共党史,总结历史经验。我同意由你主持编写,党的历史是非很多,很复杂,你可以公正地说明这些问题,总结些东西,不要让有些人编歪了。”由于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文化大革命”,编写党史的问题没有提上议程。以后,某次董必武看望毛泽东时,再度提及编写党史之事,毛泽东针对陈伯达一再推脱这项工作的态度,表示:“既然人家(指陈伯达)不同意,那只好等等再说。”(39)由《董必武传》披露的这些史实可以看出,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党史编委会负责人应是陈伯达。此后,中央层面的党史编写工作停顿下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后,才重新启动党史编写工作(40)。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0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和1969年林彪在九大的讲话,一度构成以路线斗争叙述建党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权威”论述。军队、院校和各地根据当时流行的两条路线斗争观点,编写了各种版本的党史讲义、教材,有些甚至就以两条路线斗争史冠名,歪曲、阉割乃至伪造历史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70年林彪任主任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编写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初稿)》,就是典型案例。(41)在十年动乱中,一部中共党史被简约化为个人崇拜史、毛泽东史、十次路线斗争史。
  此外,关于中共党史教科书的编撰,值得追记的还有两件史事:一是1969年7月19日(一说20日),毛泽东通过女儿李讷传话给范文澜:“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需要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订计划,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邀请何干之、胡华、李新续写中国现代史部分(1919年至1956年部分)。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病逝,此事无果。(42)毛泽东主张以新观点编写中国现代史,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中共党史,但也大致反映了他对这一段历史书写状况的不满意。
  再就是张春桥对于党史编写的“热情”和“指示”,是考察“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书写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据有的材料披露:1971年夏,张春桥告诉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我有一个野心,就是要写一部《毛泽东传》。”不久,朱永嘉向张春桥汇报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要求解决党史教材问题时,张春桥指示:“中央最近不会编党史,董老、康老年纪都大了,不会搞了;要搞,你们自己搞。地方先搞起来,将来中央再搞。中央搞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从各地编的党史中挑选一本好的;二是从各地党史班子中选人到中央来编。”又说:“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是先民间后官方,先地方后中央的办法搞出来的。你们先搞起来再说。”张春桥的这些意见虽然未必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立场,也多少透露出高层在党史编写问题上的某些实情。根据张春桥的意见,朱永嘉在上海建立复旦大学中共党史教材编写组,提出:“我们的班子拉得最早。要努力把这部党史编好,争取将来被中央选中。”(43)编写组从1971年8月开始工作,1973年付印第一版。这本《中共党史讲义》教材的编写情况、工作进度等事项,朱永嘉曾向“四人帮”汇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过意见,并要求加快步骤。全书共分七章,从1919年五四运动写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出为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关于该书出现两种不同性质的认定:一种认定这个活动从头到尾是为大学工农兵学员编写党史讲义,称为“编写党史讲义说”;一种认定为“私编党史说”,属于为“四人帮”服务的“帮党史”。(44)

  四、结语

  政党自身的历史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政党及其领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编写、改写或修订党史,历来是中共统一全党认识、增进全党团结、开展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扩展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由历史过程来看,中共中央重视中共党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有过设想、计划和举措,对于党史教科书具有的统一思想、增进团结和教育群众的功能性认识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但终究因为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政治运动的制约,未能在改革开放前完成既有的编写计划。
  中共中央编写党史教科书的曲折历程表明:第一,没有中共高层对于党史的大讨论,没有党的领袖人物对于一些党史重大问题的定论,党史的统一、顺利的编写是不可能的;第二,中共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党史编写的成败,决定党史的科学性和党性能否达到统一;第三,中共历史的编写需要具备一些客观条件,包括设立党史业务部门、系统整理党史资料、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加强党史研究、进行研究协作、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等等。
注释:
  ①现有的中共党史史学史著作完成于2001年前,受史料限制,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史实性描述。如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唐曼珍主编:《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参见龚育之:《关于党史教科书的审定》,《龚育之党史论集》下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0—721页;章百家:《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③历史决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路线斗争史观的影响,很多中共领导人也深受其影响,如1943年刘少奇为纪念中共建党22周年而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如此表述党史:党的过去的历史是充满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与以党内各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的孟什维克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为中心构成的。党内各派机会主义者的历史,决不能成为党的历史。党内孟什维克主义的体系及其传统,决不能成为党在思想上的体系及其传统。党的历史,是与这种体系、传统作斗争并将其克服的历史。参见《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16页。
  ④参见《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56—657页。
  ⑤参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3—74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0—171页。
  ⑦关于1951年纪念建党30周年活动的研究,参见吴志军:《1951年:建党30周年“文本纪念”活动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以对中共党史的宣传为叙述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3期。
  ⑧关于此文撰写的经过和历史评价,参见程中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作与发表经过》,《党的文献》2009年第1期;胡绳:《胡绳全书》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6页;杜玉芳:《胡乔本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第76—92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47—348页。
  ⑩参见《西安各机关在党史学习中暴露了不少干部对党的错误的认识》,《内部参考》第148号,1951年8月21日,第54—55页;《湖南各地干部在党史学习中暴露了不少错误思想》,《内部参考》第188号,1951年10月15日,第34—35页。
  (11)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7—468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4页。
  (12)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第190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6页。
  (13)参见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14)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50页。
    (15)参见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
  (16)1953年3月、12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整理了三份参考材料,报送中共中央、中宣部,较早地反映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宣传中对列宁、斯大林、苏联历史的若干新提法。新华社将《内部参考》第32期(1956年2月23日)辟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应专辑》,第一篇报道即为1956年2月21日潘克拉托娃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演说。合众社的这个报道指出,潘克拉托娃响应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在大会发出的写出苏联历史上的坦率的事实而摆脱个人崇拜的号召,这表明苏联将用一些“未经修饰”的历史来重写在斯大林影响下写成的苏联历史书籍,使人可以猜想将由一本代替斯大林的“苏联历史简明教程”(应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38—239页;《合众社报道苏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在苏共代表大会的发言》,《内部参考》第32期,1956年2月23日,第235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页。
  (18)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6、32页。
  (19)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20)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37—538页。
  (21)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0页。
  (22)据笔者对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参与此项工作的老教授李安葆(2008年6月20日)、胡银曼(2009年6月5日)、张培森(2009年6月11日)、林翘翘(2009年6月17日)的采访记录。
  (23)参见刘葆观主编:《在神州大地上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1950-20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张静如:《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教材”拾零》,《百年潮》2013年第2期。
  (24)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胡华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3页。
  (25)《周扬同志来校报告记录》(196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60-DQ11-DB-3。
  (26)参见耿化敏:《何干之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50—251页。
  (27)参见《河北省志·共产党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66、868页;《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组织史资料(1923-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6页;《广东省志·中共组织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
  (28)《捷共党史研究方面的新动态》,《内部参考》第2234期,1957年6月19日,第42、45页。
  (29)《裴公澂对越南党史的若干新的看法》,《内部参考》第2353期,1957年11月8日,第12—13页。
  (30)《苏联共产党在加强党的政治理论教育方面的新措施》,《内部参考》第2022期,1956年10月16日,第1014页。
  (31)《苏党报编辑部文章谈将出版的苏共党史》,《内部参考》第3403期,1962年7月30日,第11—12页。
  (32)参见刘涓迅:《革命史家胡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第156—157页。
  (33)例如,1964年6月24日,中宣部严慰冰致信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针对胡华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223页第16行至第21行所写1927年至1928年江苏地区农民暴动的一段文字,根据延安时期其父严朴的讲述,判定该书违背事实,强调该书事先未经有关部门审查,系胡华本人签发印行,总发行量达21万册,作为教材影响很大,应该特别慎重。
  (34)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党史兵团“渡江尖兵”战斗队:《批判反动“权威”胡华资料汇编》,1967年,第83页。
(35)参见刘涓迅:《革命史家胡华》,第159页。
(36)《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3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32页。
  (38)《董必武传(18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53页。
  (39)《董必武传(1886-1975)》,第1053—1054页。
  (40)《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38—39页。
  (41)参见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第239页。
  (42)参见陈其泰:《范文澜和毛泽东的学术交谊》,《光明日报》2001年10月11日;董郁奎:《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43)《“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94—95页。
  (44)据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提供的复旦大学中共党史教材编写组负责人余子道先生2010年10月10日、11月14日的两份口述回忆材料,并允使用。在此致谢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金大陆研究员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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