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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江学友:有关上中的回忆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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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生活的点滴回忆



我是1960年秋季进上海中学就读的,那年上中在暂停了几年之后再招初中班,而且是五年一贯制。一共招了五个班,二百多个人。其中在当时的上海县招了一百人,我所在的漕河泾镇中心小学,就有二十九人。记忆中我们是到上中参加升学考试的,那天我们迎着晨光从小路步行去考场,带队的张长和老师戏称之为“进京赶考”,让我们不要忘了。结果喜出望外,我们班竟然考进了十六个,像吴文玉、毛年、富鸣凤、李丹阳、张玉娟、沈镇英、魏思威,都在其中。到了开学,我们看到还有来自徐汇、长宁、普陀、南市这些地方的。不少同学曾经市、区少年宫的培训,能人很多。比如金铮同学的书法,秀丽端庄,令人惊奇。更有甚者,有些同学的父亲竟是上海的市委书记、副市长这样的干部。但是班主任并不“论资排辈”,那些同学也没有优越感。不久班干部产生了,入选的工作能力都较强,令人信服。这样班集体就很快形成了。由于我来自当时的乡下——漕河泾,对于鱼啊、虫啊比较熟悉,后来与有这方面同好的刘滔成了好朋友。我们还一起参加了岳阳路的少年科技指导站活动,暑期到南汇去考察了浦东鸡!





上海中学是我们集体生活的开始,也是独立生活的开始。


当时男生住第三宿舍,学校配有辅导员来指导我们生活,手把手地教。比如,早晨起床,如何叠被子,如何扫地拖地板,如何将拖把放到门前的河塘(现在叫念慈湖)边上用河水清洗干净,然后才去早锻炼。我们换下的衣服,大一点的周日带回家洗,小一点的自己洗。尽管学校设有洗衣房,每天有人来宿舍收,只几分钱一件。但除了华侨学生,一般都自己洗,不只是省钱,更是为了自强。学校还为每个班配备了一名学长来指导班级工作,我们的辅导员是高二的穆德正,他戴着一副眼镜,和蔼可亲,办法多,同学们对他佩服之至。





我们从周一早上到周六中午,都在东、西两个学生食堂用餐。固定八个人一桌,早餐每人一个馒头,一碗粥,粥不够可添,菜是食堂自己腌的咸菜、胡萝卜缨子。中晚餐,每人一份菜,一份汤,一份基础饭,饭不够用饭票自己去买。这菜、汤、饭都是用脸盆装的,餐前由桌长均分。那时可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的菜肴只能是卷心菜炒胡萝卜、豆腐干,每周有一次炒酱,中间加了一点肉丁、黄豆,每月有一顿红烧带鱼,这些可是美味佳肴了。到了复习迎考阶段,食堂大师傅就想方设法给我们做好吃的,还有牛肉吃。这牛是学校组织同学割草,用草向第六牧场换来的。不过那只是一头公牛犊,要喂上一年多才能吃。可见学校对学生的伙食是尽心的,只不过难为无米之炊罢了。





说到养牛,学校那时还养鸡,养鸭,开荒种菜呢。这是同学勤工俭学的一部分。记得在第一宿舍后面的小河边上建有一排禽舍,里面饲养着许多品种鸡,如澳洲黑、洛岛红、芦花洛克等,个个毛色油亮,肥硕健壮,除此就是北京鸭、狮头鹅。而在先棉堂的后面,则是大片的蔬菜地,可用一望无际来形容。而在食堂与礼堂之间的大块土地还闲着,人们称之为“北大荒”,不久全校开始了“改造”“北大荒”的运动。那时每周一至周五上课,周六上午是专门用作劳动的。负责安排劳动的是一位胡老先生,他曾指着礼堂两边植物园里的塔形松树,用纯正的苏北口音所说的“喜马拉雅山雪松”的话语声,是许多同学永远不忘的。我们劳动的内容,一是绿化,二是种菜。有时上午是采摘“牛奶蕃茄”,一串串的如同葡萄一般,十分诱人。到了下午就能买给我们,一毛一斤;价格不菲,但在上海可是独一无二的。到了秋收时节,学校还要组织学生参加人民公社的“三秋”劳动,割稻摘棉花。中一年级人小,就在学校附近的农村,早出晚归,学校送午饭。





上中的学习不紧张,早锻炼后,自修读外语;早饭后,四节课,中间有课间操。下午两节课后自由活动——运动,上图书馆,参加兴趣小组;一般不做作业。晚饭后,两节自修课,把作业做完,外带复习、预习。九点熄灯入睡。教学模仿苏联,5分制,课堂上即兴小测验,打分;大考前停课较长,由学生自行系统复习。而政治学习比较紧,周一下午有校会,不是叶克平校长作报告,就是娄博生主任作鼓动性讲话。印象深的是一些老师,俄语老师叫田龙武,有些谢顶,声音洪亮。他所教的第一篇课文至今能背,其汉语译文是:伟大啊,我们的祖国。在她的怀里永远是春天。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目标。那时还处中苏友谊的后期,上海与列宁格勒是友好城市,俄语学得好的同学有机会与那里的小朋友通信,那是很时尚的。数学兼制图老师姓张是一位刚从师院毕业的男老师,矮矮的个子,说话频率很快。由于制图是我们特有的一门功课,尽管缺乏几何基础,很难学,但是大家兴趣盎然。中二开始,吴小仲老师担任班主任兼语文课。那时上中流行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对语文并不重视,作文也3-4分之间徘徊。但是吴老师满怀情感的课文朗读,却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有一次我写了一篇较有生活,较有真情实感的作文,得到她的肯定,更是给了我鼓舞。过了十几年后,我阴差阳错地教起了中学语文,如何领读好课文,如何正面引导学生,这些还得益于吴老师。





上中重视对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当时各个班级都要争取用英雄人物来命名,如老红军班、卓娅班。当一个班级将毕业时,她的称号还要往下传递。1962年有一个以志愿军英雄杨根思命名的班级即将高三毕业,他们选中我们接班。于是一个争当杨根思班的热潮在班里兴起,查找英雄资料,总结英雄品格,学做英雄人物,大家十分投入。那时我们查到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曾演出过话剧《杨根思》,那个文工团这时正在上海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就爱屋及乌,把扮演杨根思的演员李传弟请来作报告。我们把他也当作英雄,不料他在《霓》剧中,竟然是演林媛媛的表哥,一个文弱书生。让我们有些失望。后来我们就自己排演了造型剧《杨根思》,就是把英雄的事迹编成若干个画面,由同学们扮演其中的角色,逐一造型再现,同时配以音乐、朗诵、舞台效果。记得让个子小巧的李沪演童年杨根思,让个子高大的范思陶扮杨父。最后一场由周鲁卫扮演的英雄杨根思手抱炸药包冲向敌群,而我和陈非非、周自强、计清明所扮的美国鬼子则鬼哭狼嚎,抱头鼠窜。那时我们还有班歌,“杨根思班,三不信,——”,唱出了心中的豪情。而这一切都是同学们自己筹划,自己组织,自己实施的,是上中培养了我们。



沪江学友


非常喜欢看你写的上中生活回忆,你读高三时,我读初一,上中有些传统教育无论哪个年级都一样,譬如整队集合去大食堂吃饭,譬如劳动等.我记得进校不久就参观学校举办"为革命而勤奋学习"展览,我看到高年级学长考卷,作业展览,真让我大开眼界,我记得我在高三1,高三2展台观看时间最长,让我非常羡慕,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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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9-06
上中生活追忆(六) 共青团、学生干部制度

我们这一代人,在年轻时有一个追求上进的“三个里程碑”之说,即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



入队在小学阶段已经完成,当1960年进入中一年级时,同学中戴少先队干部标志的多如牛毛。一条杠打底,三条杠也不少。这时,班干部先有班主任老师初定,大约一个多月后,再由同学选举产生新的中队队委。队委设置富有上中特色,除了中队长、宣传、组织之外,还设了体育、劳动、生活福利委员。后三位具体工作最多,体育委员要组织每天早锻炼与下午的体育锻炼;劳动委员要安排每天大扫除,并协助胡馨山老先生组织周六上午的劳动。我被委以生活福利委员重任,每月向同学收取伙食费——7.5元,集体交给学校伙食团。然后从那里领回同学们剩余的粮票,或由我代为去买饭票(同学可凭它去食堂添饭,以弥补基础饭的不足),或退还给同学(大多是女生),他们可拿回家贴补家里。这是与钱粮打交道,关系到同学切身利益的大事,不能出一点差错,用今天话说,“亚历山大”。同学们多数能自我控制饭票的使用,但个别男生半个多月就吃完了,又不能“寅吃卯粮”,只能请班主任来保管他的饭票,均匀支取。班主任姓陈,是一位老妈妈,她那时指导参与中队委的工作较多,就像是母亲。到了中二,各班的班主任都换成年轻人,他们也渐渐放手,由班干部自己管理。新班主任吴小仲老师,那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



中二年级,到了少先队离队的年龄,队委变成了班委;同时开始在班里建团。到年龄或将要到年龄的同学纷纷打入团报告,班干部中的陈重业、周鲁卫,最先入了团。后来入团的则是张新华与李渌尔,他们可不是干部,学习也不冒尖,同学们很是诧异。这时校团委派来建团的高年级同学解释说,入团主要看政治表现。于是大家就积极地学雷锋做好事,在1963年5月,我也入团了。记得很清楚,拿到入团志愿书以后,校团委专门派一位女委员找我谈话,进行政治考察。不久初中毕业了,全班八个同学入了团。即使后来高中毕业,高三2班团员也只有二十多个,上中团委把关挺严。



上中团委的正副书记都是专职的,由老师担任,当时是邬显良、张乾两位,听说他们曾都是上中的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考大学,留校从事学生工作。邬老师为人严格,有一次他来我们团支部参加支委会,我口无遮拦说了一句可能不太谦虚的话,他就当场批评了我。从高二开始,学校实行学生干部轮换制,目的是让更多的学生得到锻炼,这样高中三年班委、团支委换了三茬。在高中阶段,班主任老师只是挂了一个名,班级里的事全由班干部商量决定,学生的能力切实得到了提高。



又到了可以入党的年龄,一些同学也打了申请报告,学校还几次组织党课,普及共产主义和党的知识。但是成为学生党员的只有一位——周鲁卫,他在高三1班,是学校的优等生,这是上海中学学生的最高荣誉。

maoyaning-nmg

上海中学,当年最好的中学,住读的。当年一位邻居考上松江二中,也是住读的名校。问好!
2015-4-9  12:10举报分享回复(2)

情系剑桥

回忆又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学生时代,那是人生中一段最美好,铭刻在心间的经历.
2015-4-9  18:59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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