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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祝平 我的上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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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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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届01班? 陈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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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60年通过改填志愿考进上中的。原来考的是区重点陕北中学(即晋元中学)。那年上中初中在普陀区招得少,而且好像看政治条件,起初只招工人、干部或党员家庭成分,像我这样非党员职员家庭出身的不知道还有市重点上中可报考。后来考上了,可能因为家庭成分好的考得不大理想,才给我这样成分一般的子弟以机会的。也许这就是缘份吧?


??? 父亲知道我考进上中非常高兴,他说1936年他从浙江舟山到上海考高中,考的就是上中,没考上,后考上杭高(杭州高级中学)。父亲说:“杭高也是公立名校,但总没有上中名气响啊!”好了,现在儿辈考上了,可以弥补一点父辈的遗憾了。记得报到那一天,父亲特地叫了出租车送我去上中。上中在上海西南郊,而我家在上海市区北面的澳门路,相距很远,乘出租车去上中在当时是蛮破费的。我坐在车里暗暗发誓一定要珍惜进上中的机缘,读好书,报答父母之心。


机缘


??? 进了上中,又碰好运。上中当时学苏联,从60级初中起进行中学五年一贯制的学制改革,即中学学五年,不分初高中,所有的课程,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在内,都只学一遍。当时我们新生的编班名称也体现了这个改革:叫“中一(×)班”,而不叫“初一(×)班”。我被编在中一(2)班。


??? 学制缩短对我们60级初中将带来如下好处:一是可以比六年制中学生早一年毕业和考大学,早一点成才报国,也可以节省家庭经济负担;二是有可能免除中考;三是物理、化学、生物和历史等课程只学一遍,学生可以省出时间学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四是为配合学制改革,师资配备会加强,教材也会更新。


??? 记得中三时教数学的钟光荣老师和余宝根老师、教历史的孙运鸿老师、教化学的沈子为老师和吴文旆老师等,都是原来教高中的老师。我们读的几本革新教材也编得很好,我至今还保存着,多次搬家都舍不得丢,虽然困难时期教科书的纸张质量很差。其中,一本化学书和两本历史书,我尤其喜欢。


??? 可惜学制改革只进行了三年。到了中三下学期,复旦大学苏步青教授来上中做报告,他讲到上海市准备搞“新十二年制教育改革”,于是知道上中的五年一贯制改革将停止。后来,我们中三年级五个班作为“上中63届初中”参加了1963年的中考,其中大约60%的同学第二次考进上中,开始了“新十二年制改革”高中阶段的学习,并踌躇满志地做起了1966年考大学的梦。


???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1963年第二次考进上中的同学,实际上放弃了在外校继续享受五年制改革成果的机会。那年中考,上海市教育局对我们上中学生还是蛮照顾的,答应上中的五年制学生如果考进五十一中学(即位育中学)或华师大一附中高中,可以继续在这两校的五年制试点班就读。记得我们班许云燕同学中考就考进了五十一中学,并于1965年早我们一年毕业和考进了上海交大。当时做这样选择的同学是很少数,绝大多数同学舍不得离开上中和在上中读高中的机缘。但没想到这一“舍不得”却换来更大的代价。


??? 1966年,我们参加了高中三年“新十二年制改革”后,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以检验改革成果,就遇上了更大的“改革”或变革:大学不再直接从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生了。这个变革不是在1966年宣布的,而是在1968年以后逐步明确的。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变革中,我们上中全部老三届(即66、67、68三届)高初中同学,从1968年起都开始了做工农兵的新生活,而与高考息息相关的上中也解散了。这在上中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 我们这六届上中学生,一部分在70年代初作为优秀的工农兵被推荐上了大学,一部分在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作为历届生考上大学,还有一部分通过自己的子女来实现大学梦。不管社会怎样改革或变革,我们上中学生要上大学和成才报国的志向是强烈的,也是不变的。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我们在上中读过书,多少总是积累了今后发展的资本,上中的书是不会白读的。 多年后的1993年,我通过了上海市高教局职称改革委员会组织的专家评审和成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我事后听说有评审专家蛮看重我的上中学历,心中感慨不已。母校又一次为她的学子带来了好运。上中虽然只是一所中学,但其品牌的含金量有时候不亚于一所大学。社会对上中学生的素质尤其知识基础还是比较认可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上中学生把握机会的一种资本。


师缘


??? 在上中读书六年,教过我的老师很多,师恩如山,其中有几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


??? 校长叶克平老师做校会报告时的声音清脆、高亢而有力,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政治的特点:“自力更生,反帝反修”。叶校长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全面而深刻,对三年自然灾害后国内经济自力更生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情况介绍得也很详细,数据或资料很充分,理论解释也很到位。我们上中学生普遍关心时事政治或国家大事,与叶校长良好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 教导主任娄博生老师的校会报告很像学术报告:引经据典,充满哲理。娄老师好像特别喜欢讲老子的思想,几乎言必称“老子”。应该承认,我当时听不大懂。今天,在老庄哲学已经成了思想界和文化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时,我油然想起娄博生老师,后悔当年没好好地听娄老师的老子论。现在想想,上中的教导管理还真有点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上中的一大特点就是比较放手让“学生自治”,而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引而不发”。通过民主投票选举的学生干部德才兼备,把一个个班级的学生领导得很好。记得到了高三,学校还用政治辅导员制替代了班主任制,更加放手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上中放手让“学生民主自治”,锻炼了学生的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上中毕业生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做领导、搞管理的不少,可以说与上中的这种“无为而治”和让“学生自治”的教导管理不无关系。


??? 教导主任唐秀颍老师是我高二和高三的数学老师。能聆听当时上海市中学界为数很少的特级教师的课,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唐老师让我知道“数学为什么是美的?数学美在哪里?”我当时在唐老师的教导下对数学产生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连走路也在思考数学问题。在唐老师的指导下,我用零用钱订阅了《数学通报》,买了数学先进国家法国的教科书和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编的数学教科书,并开始自学起来。唐老师还安排我在图书馆二楼报告厅开了一次“数学讲座”,题目是“数列求和”,并事先审阅了我的讲稿,提出了修改意见。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后,我暑假从外地回沪探亲时顺便去海宁路唐老师家探望她。唐老师鼓励和支持我以同等学力报考数学研究生,还让我拿着她写的介绍信去请教一位大学数学教授。虽然我不才,后来没有报考数学研究生和未实现自己的数学梦,但恩师对我的精心指点和培养让我终生难忘。


??? 数学课钟光荣老师教我中三平面几何,他是我所见到的最有学问激情的老师,上起课来充满激情,语言生动和才气横溢。钟老师另一特点是板书流利而漂亮。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钟老师重视身教,他自己不停地做几何题。有一次上课时,他对我们说,有道难题搞得他睡不好觉,半夜里爬起来做题,到凌晨总算做出来了。他脸上洋溢着孩童般得意的心情。钟老师这种“身教胜于言教”的精神,成为我后来教学生涯的一个座右铭: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也做到。比如我指导学生论文,通常与学生一起搜集文献并相互交流。我的“身教”起到一定的作用。我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都通过了校外匿名评审,有的还获高分。这些应该归功于钟老师对我的身教。


??? 数学课华荍老师是资深老师,教我中一和中二代数。华老师教课耐心、细致和严谨,而学好代数这门课就是需要这样的学风。华老师要求我们做作业一定要抄题目。她还传授抄题目的技巧,即“不要一个一个字地抄,要一句一抄,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做作业抄题目,我承认当时确实有点想不通,嫌麻烦。后来我才明白华老师其实是教我们一种科学态度。一份作业只有包括题目在内才能体现起码的科学态度。科学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发展的,题目包含着前人研究的成果,抄题目是对前人成果的尊重。我每次指导学生论文,都强调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文献综述,不要怕麻烦,我常拿华老师要学生抄题目来打比方,写论文需要做文献综述就好比写作业需要抄题目,道理是一样的。


??? 物理课孙钟道老师是上中元老之一,教我高三物理,主要是电学。孙老师讲课言简意赅,带上海浦东口音,铿锵有力,让人难以忘记。记得孙老师讲完发电和输电,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输出决定输入”。这句话实际上适用于一切动力系统或一切自动控制系统。后来我在撰写的服务经济著作中,就用上了孙老师的这句话。一切服务归根结底是人的服务即人动力系统或人自己控制的系统,而一切服务正是“输出决定输入”的:没有顾客,就没有服务。


??? 物理课钱茂绪老师年轻,思想活跃又有深度,教我高二物理。钱老师上物理课喜欢讲点哲学,我后来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常想起钱老师的物理课。物理课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理解程度成正比。钱老师喜欢课堂提问,借此了解学生对物理概念和定律的理解情况。他说:“只有表达清楚的事情,才是你真正理解的事情。”是啊,言为心声,言不达,则心不明。钱老师这句话指导着我以后的教师生涯,成为我审核自己备课质量的一个方法:凡是备课教案写得不清楚的地方,我一定要反问自己“是否搞懂了?”。后来我进一步要求自己,每一单元的课,力求有相关论文发表,或将论文请同事或同行朋友看过并征求意见。旁观者清,旁人可以更好地发现你说得不清楚的地方。1999年我被评“上海市育才奖”,我的感受无非不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这一点是钱老师教给我的。


??? 语文课余銘老师教我中一语文。余老师的普通话很标准,很重视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有一次,余老师叫三个同学依次朗读同一篇课文,最后评价其中的我“还算流畅”。余老师的评价于我一生都有鼓励作用,让我学会怎样从读的效果来评价文字的质量和品尝文采。我后来也常常用读起来是否流畅作为考核学生论文质量的尺度之一,用是否朗朗上口来评价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审美价值。比如,我发现北大美学家朱光潜的美学著作,不仅内容上非常“美学”,而且文字读起来也非常美,一种流畅的像吹萨克斯管那样的美。获得这种读书美的享受要感谢余老师。


??? 语文课吴松泉老师教我中三语文。吴老师颇具学者风度。记得吴老师把一篇“武松打虎”的课文分析得头头是道,在一篇看似简单的文字里挖掘出许多我没想到的东西,让我非常佩服。吴老师的语文课让我初步接触文科的思维方法:发散和化“简”为“繁”,即怎样从大家都看到的简单而平常的社会现象中挖掘尽可能多的有复杂联系的深刻的东西。吴老师教的文科思维方法,帮助我后来读人文社会科学的书,包括《资本论》这样艰深的书,也帮助我后来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说上中偏理科尤其偏数学。理科的思维方法是收敛和化繁为简。其实上中的文科老师在发散性思维上也给我们很好的训练。所以,上中其实是不偏课的,是教育学生文理结合和全面发展的。???


??? 俄语课田龙武老师是教我时间最长的上中老师,初中三年,高中两年。田老师白皙、架金丝眼镜,风度儒雅,洋派,一副标准的外语老师的形象。田老师清澈、流利而标准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发音,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田老师的普通话也很标准,很好听。田老师每次上课一开始都有的5分钟单词小测验和他频繁的课堂提问,“逼得”我们对俄语从不敢怠慢。好在俄语不同于英语,似乎越学越“容易”,俄语的读和写是完全一致的,不像英语,同一个读音有不同的拼写。因此,尽管田老师对我们非常严格,但我们普遍学得较轻松。可惜随着中苏关系长期恶化和恢复高考后整个高等教育的西化,我在上中学了6年正规的俄语,却很少有用武之地。语言的意识形态性质,我着实体会到了。


??? 英语课甘大颖老师是教我时间最短的上中老师,高三给我们上一学期的英语选修课,每周只有一节课,但甘老师关怀学生和平易近人的教风让我很难忘记。甘老师对学生是百问不厌。我喜欢问他英语和俄语的差别,他总是敏捷地给我满意的解释。甘老师对俄语也很精通。由于面临高考和我们俄语班考大学考俄语而不考英语,也由于选修课不点名和不考试,许多选修英语的同学都“半途而废”,好像只有我学到最后一节课。我后来一直没有中断英语的自学,尽管学习条件极有限。1978年我报考恢复后的首届研究生,外语考的也是英语而不是自己更有把握的俄语,成绩居然名列前茅,这要感谢甘老师当年对我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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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缘(一)


?? ?学缘是同学之缘。上中是住读学校,同班同学朝夕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与家庭相处的时间。“三人行,必有吾师”。上中的寄宿制集体生活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相互学习的空间和时间,让上中每一个学生无形中都有了自己的“编外老师”,这就是身边的同学。这可能也是上中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较高的一个原因吧?我的学习兴趣、学习方法、生活和社会经验,不少是有意无意地从上中同学身上学来的。


??? 初中时我对文学的兴趣和在政治上的进步,是受曹杰同学的影响。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之一。他中外文学书籍看得不少,连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都知道。他比较会欣赏和评价文艺,能说出不少道道来。他坚持写日记,思想磨得敏锐和深刻,笔头练得纯熟,字也写得好,是颜体。他体育也很好,跳远和百米成绩在上中名列前茅。他高中也和我一个班。恢复高考后,他考进华东师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升任校务办主任。


??? 初中时我跟孙恒志同学学过一段美术。他会画油画,画的一幅“富士山”色彩很亮丽。他带我在上中的校园写生,在鸡棚里画鸡。他还给我画了一幅素描像。他的文学功底也很好,会写诗,笔名好像叫“沫原”,取之“郭沫若”和“屈原”。他借给我看的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是一本好书,我连看了两遍,还舍不得放手。他多才多艺,后来读过理工科大学,研究过经济理论和做过企业家。


??? 初中时丁钟德同学对我帮助很多。我们俩都来自普陀区,有点“乡情”。他生活经验比较丰富。比如,他教我洗澡或游泳时耳朵进水时可以用单腿跳一跳将水空出来,并做了示范。又比如,字写错了,用橡皮檫掉后,纸变得毛糙,他教我用手指甲把纸磨光,这样再写钢笔字就不容易字迹模糊。这样的生活小技能很有用。他高中也和我一个班,功课很好,文艺体育也很擅长,是我班合唱指挥和排球主力。他的跳高和标枪成绩在上中名列前茅。多年后,我们俩又在同一所大学工作。他做总务处长,凭他的生活经验和关心他人的品质,是非常胜任的。


??? 初中时参加过年级的数学课外兴趣小组,指导老师叫我做组长。有一次,我不小心弄坏了一把大三角尺,正在为怎么赔为难的时候,来自(3)班的巩淑英同学说,“大家一起来赔。”她这种善解人意的品质和团队精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感觉她有一种领导品质,这个组长应该由她来当。几年后,我们又一起在黑龙江军垦农场的一所学校工作,她还是那样有领导力,把一个调皮捣蛋的班级管得服服帖帖。又过了几年,听说她华东化工毕业后在山东做了厂长。对此我一点也不奇怪:她天生有领导能力。?


??? 高中同学周鲁卫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和唯一的党员,学习又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又红又专的好学生,好榜样。记得当年在图书馆二楼办过一个“为革命而奋发学习”的展览,展出的是我们班的事迹,其中周鲁卫同学的事迹占了相当的篇幅。他政治水平高,又谦虚谨慎和助人为乐,同学们都挺佩服他的。我原来不会仰泳,是他耐心教会的。他还教我一种踏自行车式的踏水方法,很有意思。多年后,周鲁卫同学留美后海归复旦,后又升任复旦副校长。他对我们说:“(海归)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没有什么犹豫的。”看来,当年上中“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还是对的。


??? 高中同学钱晓平是对我影响较大的同学之一。钱晓平白皙,个高,帅气。他有音乐天赋,笛子和唢呐吹得棒,二胡拉得好,琵琶也弹得不错。我高中时对音乐萌生兴趣,就是受他的影响。不过,我学音乐是“南郭先生”,没多少真正的音乐细胞。钱晓平功课也很好,可能音乐也有助于提高一个人的思维能力?钱晓平说过他的学习经验:看两本同一书名不同作者的教科书,有助于理解这种教科书的内容。这是很有道理的。多年后,钱晓平成了上海交大的教授和受学生欢迎的名师,这可能跟他善于学习是分不开的。


??? 高中同学盛国生是对我关心和帮助很大的同学之一。他是我们班“一支笔”,担任上中《学习报》记者,文思敏捷,不用多说。他笔名叫“仿迅”,即“学习和效仿鲁迅”之意。不过,鲁迅是比较尖刻的,而盛国生倒是比较温和的,笔下常带温情。1968年我去黑龙江工作,盛国生在送我的精装日记本扉页上写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个赠语一直伴随和鼓励我走完十年在黑龙江的人生旅途。1988年我作为“人才引进”回上海工作,盛国生特地从浦东赶到浦西我家与我欢聚。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文学人。上中复校以来,他积极牵动感情的纽带,把我们高三(1)班重新聚在一起。他也是上中校友会的积极组织者之一。


??? 高中同学诸葛椹热心班级公务,组织能力强,情商很高,人缘极好,是一个典型的social man(社会人) 。我们高三(1)班比较团结,像诸葛椹这样的集体主义者功不可没。诸葛椹是三届体育委员,各项体育比赛组织得好。我们班在排球和男子田径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与他的努力分不开。诸葛椹还积极配合军体委员,对我们班的军训和消防演练进行组织和指挥。尤其消防演练比较艰苦,帆布水管没有水时份量就够重的。他带领我们一遍一遍地练水管的卷放,为我们班在消防演练中取得优秀的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和盛国生一样,也是上中复校以来我们班每次聚会的组织者。


??? 高中同学刘滔、蔡静澜、金礼敏和郭景德等,也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刘滔帮我改掉了走路低头的不良习惯。我后来在黑龙江生活时听到东北土话有“不交抬头媳妇低头汉”的说法,心里很感谢刘滔对我的帮助。我和蔡静澜一起参加过大串联,感觉他很有文科才能,擅长搜集和分析文字资料,文笔老练。我后来搞文科研究和写作,常想起蔡静澜老同学这方面的才能。金礼敏也很有文科才能,他对社会问题有较深刻的观察力和独立见解,文字功底也不错,我蛮喜欢与他聊。高三(2)班的郭景德和我们一起参加过徒步大串联。从杭州走到井冈山,郭景德嘹亮的男高音歌声伴随全程,让我们忘记了路途的劳累。这么多歌词能准确无误地记住,说明郭景德的记忆力非同一般。郭景德后来成为旅美生物化学家,可能跟他这种能力也不无关系吧?


学缘(二)


??? 学缘也是校友之缘。如果说同学是最狭义的校友,那么校友就是最广义的同学。因此,校友缘也是一种学缘。我1968年离开上中和离开上海后,无论在黑龙江十年,还是在杭州十年,都没离开过上中校友。1988年回上海工作后,更是经常参加校友返校活动。校友缘是我的上中缘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我所在的黑龙江军垦农场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48团”。全团的上海知青中,我们上中校友占了相当的比例。1968年和1969年,上中66、67和68届高初中有几十人到这个团工作。1972年后,我和施新祥(66届)、陈自由(66届初中)、巩淑英(66届)、汪小鲁(66届)、唐继无(68届)、臧彦平(66届初中)、沈寅秋(68届)和吴金娣(68届)等上中校友,调入团直学校任教。所以,远在北大荒,我照样天天碰到上中校友,就好象上中搬到了北大荒一样。


??? 我们上中校友在北大荒干得不错,都想让上中精神在北大荒发扬光大。好几位上中校友脱颖而出,被提拔当上了连队指导员和团机关的干部,表现出领导才能,他们后来都成了企业家或党政干部。他们中有张新华(66届)、刘国良(66届)、郑克钦(66届)、陈全林(68届)和臧彦平(66届初中)等。施新祥(66届)是把一生都献给北大荒的上中校友,他是在农场党委书记任上退休的。1997年他在上中66届校友聚会上作了精彩的报告,受到大家好评。


??? 好几位上中校友在北大荒被推荐上了大学,他们后来都事业有成。例如,马力中(68届)上了上海交大,后来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教授、副校长。邵春林(66届初中)上了华东师大,后来留校任教并兼任一家公司的老总。奚志伟(68届初中)上了同济大学,后来留学澳大利亚,海归后创办实业并获成功。


??? 我1975年在团直学校当教师时,因制作数学和物理教具受到过兵团的嘉奖。在制作过程中,我的同事也是上中校友陈自由(66届初中)给了我帮助。陈自由校友文理基础都很好,字写得好,苍劲有力,恢复高考后考进华东师大物理系这个难考的系,体现了我们上中学生较强的自学能力。


??? 我和陈自由,还有宋健雄(68届)校友常在一起打打桥牌,把我们上中学生普遍喜欢的这项娱乐活动也带到北大荒来了。宋健雄桥牌打得好,他后来到兵团政治部工作,现在是我们48团上海知青每年聚会的组织者之一。另两位主要的组织者是奚志伟(68届初中)和邵春林(66届初中)。2013年元旦节,我们当年在48团的27位上中校友一起在上海拍了一张团聚照,以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和我们上中人到北大荒贡献青春45周年。


学缘(三)


??? 我1978年离开黑龙江到杭州浙江大学读研究生,想不到还是与不少上中校友结缘。浙江大学主管研究生的副校长王启东教授,留美博士,材料科学和工程专家,就是上中39届的校友。我听过他与研究生座谈时的讲话。王启东副校长是上中校友,是我父亲告诉我的。原来,我在上海铁路局任处长的表叔路式坦,也是上中校友(40届),他与39届的王启东副校长认识。


??? 浙江大学指导我们管理系研究生数理统计课研习的刘韵清教授,也是上中校友(40届)。她对我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方面的指导,尤其她指出我对回归系数的理解有不当之处,至今令我难以忘怀。1980年浙江大学派我去国家教委在大连理工大学与美国合办的经济管理培训中心学习,跟来自美国的一批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学了一年。有一次,一位美国教授讲市场预测用到了回归方程,可惜他对方程中回归系数的解释犯了和我曾经犯过的一样的错误,我向他指出,他表示认可并感谢,体现了美国人爽直的性格。而我心里感谢刘韵清教授。多年后,我撰写上海市高校重点教材《市场调研与分析》,其中“市场因素的回归分析”一节,就用上了这位校友前辈的思想。


??? 我1981年在浙江大学遇上了另一位上中校友前辈,他就是上海财经大学的梅汝和教授,上中38届校友。梅教授也是上海交大管理系的兼聘教授,又受浙江大学之聘担任我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梅教授的指导下,我顺利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论文后来发表在当时国家经委主办的《经济管理》杂志上。我1981年浙大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的一所大学任教,是梅教授推荐的,我事先并不知道。我1988年回上海工作后,梅教授经常邀请我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帮我认识不少上海学界的朋友。1991年梅教授还委派我去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为他主编我参编的《市场调研与预测》一书进行修改工作。梅教授于我的师生情和校友情说不完,道不尽。


??? 我在读研究生和后来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时,还受益于好几位上中校友前辈和同辈。他们都是我的好老师。


??? 我在研习经济学和研究经济理论时,读过著名经济学家、北师大教授陶大镛(36届)的名著《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并亲耳聆听他在浙大给我们研究生做的有关世界经济的学术演讲。我当时还喜欢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唐宗焜(53届)主编的经济学权威杂志《经济研究》,也喜欢读那时的青年经济学家、后来的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67届初中)有关《资本论》研究的文章。我在研究外贸经济时,为了解外贸实务,读过上海外贸学院教授吴百福(41届)的名著《进出口贸易实务》。


??? 为了拓宽学术视野,我读过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56届)的名著 《社会学概论新修》。我把他有关评价社会系统良性运行的三个尺度(综合性、协调性和满足需要性)应用到对服务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上,提出服务经济有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和改善社会控制的三大社会功能。


??? 我在研习数理统计和研究经济统计时,读过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林少宫(40届)的《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和《简明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也读过吉林工业大学教授沈恒范(48届)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我在研习控制论时,读过天津大学教授刘豹(42届)的《现代控制理论》。


??? 我在研究机电产品出口的课题时,调访过杭州汽轮机厂的总工程师赵硕颀(36届),获益匪浅。我在研究股份制企业运营管理的课题时,拜访过两位上海企业家:飞乐音响的董事长李永正(66届)和二纺机董事长郑克钦(66届)。老同学、老校友相见,十分亲切。郑克钦校友还赠我一件代表二纺机形象的纪念品。


物缘


??? 在上中生活了七、八年,对上中校园里的一砖一瓦和一草一木都很熟悉,它们记录着我与上中的感情。其中有几处地方最让我难忘。


??? 我在龙门楼上了四年课,初三一年和高中三年。在龙门楼读书,就是“鲤鱼跳龙门”,即“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尽管我最终没有正式地“过”龙门,没有拿到一份“龙”的文凭,但在龙门楼一级级往上跳的过程已经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感。结果有时候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比如,我现在在家里拖地板时,常想起在龙门楼教室里拖地板的情景。记得蔡静澜同学拖得比我干净,他拖把洗的次数比我多。这种惭愧和学得的经验,我很难忘记。


??? 我在先棉堂上了两年初中课和四年实验课。起先不大明白,为什么用古代“黄道婆”来命名一个现代西式学校的教学楼。后来到离上中不远的华泾公社搞三秋劳动,看到黄道婆墓,才明白“先棉”的伟大和上中教育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良苦用心。是啊,“先棉”是跳“龙门”的基础。“先棉”学不好,“龙门”就跳不过。中国人如果学不好自己祖先的智慧,如果数典忘祖,那么就永远达不到真正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今天,盲目西化的风气很盛,重提“先棉”精神是必要的。


??? 先棉堂东面或后面有一块地,留着我一段羞愧的记忆。1961年那年还是困难时期,学校让我们学生在那块地种点菜,以改善蔬菜供给不足的情况。我是我们班少先队中队长,但缺乏领导和组织能力,没有带领大家种好我们班承包的那块菜地。在将要收割菜的那几天,我看到其他班种的菜长得叶绿茎壮,而我们班种的菜叶黄茎枯,有点“惨不忍睹”。我当时真感到无地自容。上中是有竞争的并通过竞争让学生记取一些经验教训。上中的竞争表现在各方面。而任何竞争多少都有点“残酷性”。种坏了菜,不可能像下棋那样要求悔棋,你只能服服帖帖地承认失败。


??? 上中水塔底下有小工厂,我在那里当过一回“工人”。高三上学期,我和同学钱晓平、陆乐山以及叶小芸(67届),每周有一个下午在小工厂劳动,任务是绕线圈,还有劳动定额。我们绕的线圈是市教育局的一家教具厂生产的一种教具的一个部件,完不成定额,就影响那家厂的生产。起初,我们绕得慢,不熟练,每回都要加班加点才能完工。后来,在江厂长(江


其亮老师)的指点下,我们绕得熟练了,质量也提高了。说来也巧,8年后的1974年,我从黑龙江出差回上海替那里的学校购买那种教具。跑了好多地方没买到,最后在山东路一家小店买到,正好是教育局那家厂1966年生产的。也就是说,里面的微型马达的线圈可能是我绕的。“工人是平凡而伟大的”,这是我当时的感触。没有工人的劳动,我们绝大多数物质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而工人都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欣赏和享受一块布料的时候,是不会去关心这块布料是哪一个工人织的。”我觉得在上中受到的劳动教育对我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有重要的影响。


??? 小工厂南面的游泳池(现已拆掉),也刻着我们66届做“工人”的经历。上中原先没有游泳池。夏天放暑假时,上中学生可以到市区铜仁路教育局的一个小游泳池去游泳。我年年暑假都去那里游泳,享受到教育局对上中学生的“特殊照顾”。高中有一年暑假,上中动工建游泳池,我们66届参加了施工。游泳池底的水泥灌浇要求连续作业,否则就容易裂缝。那时水泥搅拌和灌浇都是人工作业。我们六个班的同学,就这样顶着盛夏烈日,一车接一车和一个班接一个班地运送和浇灌水泥,最终成功地完成了施工任务。后来,我在自己双手建造的泳池里游泳,感到格外自由和自在。一个社会,只有让工人阶级有自由,才是真正自由的社会。现今许多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其实是资本和精英的自由,并不是工人或劳动大众的自由,因为他们没有做过工人,没有劳动者自由的体会。


??? 上中的大礼堂被簇拥在松柏之中,显得庄严肃穆而又典雅。大礼堂很大,还有楼上,当年可容纳全校约1800名师生就坐。华罗庚在大礼堂的演讲,让我难忘。他说,“我去过全国各地不少好的中学,比较下来,还是比不过上海中学。” 数学家严谨,一般不轻易夸人夸事,华罗庚对上中的评价确实鼓舞人心,激励上中学子成才报国。数学家苏步青、化学家陈念贻、音乐家曹鹏和温可铮、革命烈士李白的夫人裘慧英等,在大礼堂所做的报告或表演,也让我难忘。让我难忘的还有上中学生在大礼堂表演的文艺节目和每周日在大礼堂放映的电影。我喜欢电影,每周日都赶回上中大礼堂看电影,不管新片老片都看。我在大礼堂看了描写50年代开发北大荒的《老兵新传》,为其中的革命浪漫主义所感动。我后来报名去北大荒工作,不能不说与这部电影传给我的人生激情有关。当然,还让我难忘的是一年一度在大礼堂的颁奖。我在上中获得过“三好学生”的奖状。母校对我的鼓励,是我一生不敢懈怠落后和不断努力上进的推动力,尽管努力的结果常常不尽人意。


??? 从总体上讲,上中校园让我最难忘的就是一个“大”字。工业革命后现代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大”意味着有垄断优势或垄断性竞争优势。Great is beauty (大就是美),成为现代经济社会进行曲的一个主旋律。为现代企业输送人力资本的现代学校也越办越大。中国现代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是上中。而上中一个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校园大。恢宏而大气的校园,客观上造就了上中人的几个共性特征:志向比较宏大、视野比较开阔、心胸比较豁达、精神比较乐观和腿脚比较勤快。长期生活在宏大空间的人与长期生活在狭小空间的人,就是不一样。


??? 比如,上中的校园大,“迫使”学生每天都要走好几里甚至十来里路,这就把上中学生的腿脚练得十分有劲和勤快。上中许多学生在校园里走惯了,连星期六回家也喜欢走回去而不坐车或不完全坐车。上中校园原先北面靠近浴室的那扇不大的后门,可以见证这一点。像我初中时就经常从上中后门走回家。一般是走到徐家汇或静安寺,再坐车回家。有几次是完全走回家的,一共约26里路。从上中走回家,不仅可以进一步锻炼脚劲,而且可以顺便浏览上海市区的楼房街景和市郊的田野风光。我在上中校园里练就的铁脚板,也帮助我增长了校园外的社会知识。我后来步行串联能从杭州走到井冈山和再走到韶山,在黑龙江北大荒雪地里能走五、六十里路,都要感谢上中校园赋予我的铁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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