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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选拔第三梯队的有关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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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5月,我从关了八年单间的秦城监狱放出来,仍回到流放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改。1978年最后一两个月,处境好转,允许我到合肥医院治病。安子文同我的境况相似,放出来后,也回到原来的流放地,也在这个医院里面。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了解我这个人。我们两个人在医院各住一个单间,天天闲聊,回忆往事,议论国情,还下围棋。他跟耀邦是亲家。他跟我讲,他会很快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找耀邦解决我的问题。
  1979年1月4日,我从安徽结束流放,回到北京。安子文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对我非常照顾,曾想让我去当教育长。
  但是,我对水电的感情太深,还是愿意回到水电部工作,担任副部长。1982年我已经65岁,准备从水电部退下来。在办正式手续之前,陈云就让大秘书王玉清给我捎话,派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高层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随即陈云写了封短信给我——"李锐同志:你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定要当副部长?先做工作后再说嘛。"这样,我就没办法再推了。
  组织部新建青年干部局,工作就是培养和选拔党的高层接班人。陈云要掌握这个局,他在中央开会时讲过:组织部我还得管几年。延安时,他在中央当组织部长时间很长。
  我和陈云有一些交往。东北解放时,他负责接管沈阳,此时我当他的政治秘书。这是中国共产党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问题非常复杂,除日常工作,向中央写报告等文字工作外,还主管外事和看报纸大样。住在北京饭店准备去西柏坡开中央全会时,他谈到想去上海,我说您一定会留在中央管财经,那我就回湖南了。我留在北京时,就到旧书店为他买了一大箱财经方面的书籍,尤其资料性的大书。1950年他还给黄克诚写信,要调我回京,黄克诚根本没告知我。在沈阳时,我们一起参观过丰满水电站。后来让我管水电,也是陈云安排的。
  1982年3月我到组织部报到,当时部长是宋任穷。后来部长是陈野苹,我担任常务副部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等工作,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长。第三梯队这个名词不一定妥当,就是后备干部。但是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是必要的,是站得住脚的。
  我一到组织部,就参加两项重要工作,一是选拔第三梯队,二是清理省部级班子,全国几乎跑遍了。我大声疾呼干部必须"四化",德才兼备,起用一代新人。我特别注意干部知识化问题。1956年胡乔木嘱我给《人民日报》写社论,我写了一篇《干部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当时虽然发表了,但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大跃进中,全国还是砍树大炼钢铁。这一次中央终于下决心把知识化、专业化列入选拔干部的标准。
  我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在京西宾馆住了四五个月,拟定十二大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名单,当年这项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人事小组组长是胡耀邦,他很少来参加会,难有两个人的单独接触。日常的负责人是余秋里。余秋里原来是能源委员会主任,我当过副主任,他很了解我。我在小组还负责编《简报》,向中央汇报会议讨论人事选择的情况。所以跟余秋里联系最多,可说无话不谈,但是重要的事情还是耀邦管。
  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省级领导干部平均66岁,最初提名的十二届中央委员比十一届年龄还大,因为十一届中委有一部分是文革中上来的工农干部,年龄比较轻。否定文革,文革中起家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面了。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恢复工作,年龄又比较大。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6人,有大学学历的仅53人,占15.8%。省级领导班子成员有大学学历的仅占18%。初中学历以下的占46%。十二大人事小组最后决定,每个省再推荐两名学历高年纪轻的干部。当时,有大学学历,年龄不超过四十几岁,文革中没有问题,又做到副局级或县委书记的干部非常少。甘肃当时推荐了39岁的胡锦涛和49岁的陈光毅,都进了中央候补委员名单。
  那年我已经65岁,离66岁不能新进中央委员的规定差一岁。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中央委员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是她在党内威望很高。十二大上,原水利部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水利电力部代表团的名义反对。童大林也在那个代表团,他说,你对李锐有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
  十二大选出了一大批比较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胡耀邦要我准备推荐其中二三十个人,跟中央的老领导同志见面。让我先将这二三十人的简历写出来,印好后交给他。当时只有李鹏向我要简历看一看。因为当年刘澜波提拔李当部长时,电力部的老人有不同意见。那天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会,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都出席了,由耀邦主持会议,我当介绍员。可惜我没有经验,广电部门不知此事,电视上没有播出过这个重要的场面。
  十二大前后选拔的第三梯队,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总共选了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在青干局工作的崔武年写过一本书《我的83个月》,回忆了整个过程。后来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大部分都从这1000人中产生,现在还有约600人在位。
  江泽民是周建南向我推荐的。延安整风后期有个抢救运动,共抢救了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这是我1949年到湖南后,从国民党戴笠的二把手《唐纵日记》中发现的)。我跟周建南都被抢救,是关在保安处的监狱里认识的,后来成为好朋友。他当过机械工业部部长,我管水电,工作上联系很多。他当部长的时候,江泽民是外事局副局长。周建南后来担任进出口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把江泽民提为副主任。周建南是交通大学毕业的,他告诉我,江泽民也是交通大学的。当年交通大学是全国最难考的大学,高中毕业我不敢考交大。十二大后,江泽民当了电子工业部的部长。上海换班子时,我向耀邦推荐江泽民当市长。后来钟沛璋告诉我,他和江泽民当年都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书时,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江是党员。南京收复后,蒋介石解散了这个大学,学生按院系关系,分配到有关学校,江学电机的,因此分配到交通大学。
  耀邦对四化标准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文革中的三种人绝对排除。胡耀邦15岁参加革命,比我大一岁半,只上过一年初中,打AB团他几乎被杀掉。在延安他被称为读书读得最多的人,被毛泽东提拔到军委总政组织部当部长。当年在中央邓小平管青年团,耀邦曾长期是青年团负责人。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解决"两个凡是"问题,是党内头脑最清醒的人。一个人在非常复杂、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能保持头脑清醒、敢作敢为,真正做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好传统:以史为鉴,除开经历与品德即胆识外,知识最重要。而知识同读书有关。他的文化程度是自学来的。陆定一讲过,耀邦是个大知识分子,确有根据。
  陈云有一个思想:在人事上,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耀邦是不赞成的,他曾经想通过一个关于干部子弟应当遵守的规则决定,没有成功,此事我直接经历了。当时组织部为中央代拟了一个《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草稿。我主持了两次干部子女座谈会征求意见,其中1984年3月3日的座谈会邀请陈云的儿子陈元、陈毅的儿子陈昊苏、博古的儿子秦刚、耿飚的儿子耿志远、孔原的儿子孔丹、崔月犁的儿子张小彬、于光远的女儿于小红、邓拓的儿子邓壮、王其梅的儿子王昌为、史立德的儿子史元、李大钊的外孙女李虹等参加。他们提出,干部子女和其他人应当一样对待,一样受党纪的约束,不赞成专门发一个针对干部子女的文件。我当时谈到曾国藩的家书,他的子女后代都很有出息。因为我从小就读过曾国藩的家书,曾国藩的后代有我的好朋友。日本人占领了长沙,没有占领湘乡,打下一架美国飞机;飞行员降落在湘乡,发现了故居,就进去参观。曾国藩的后代有八个男女,都会讲英语。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也讲到这件事。邓力群在书记处会议上反对这个决定。这个文件就没发成。
  我在中组部工作时,就经历过中央领导人推荐自己的子弟进入高层。1983年的一天,北京市委段君毅、陈希同到组织部,找到陈野苹和我,说王震推荐一个元老的儿子当北京市委副书记,征求我们的意见。当时陈野苹不讲话,我看出他不愿意。听段君毅和陈希同的口气,他们也不是很愿意,但是怕得罪人。见到这个情况,我就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慢一点?他们两个人很高兴走了。那次就没有安排这位元老的儿子当市委副书记。后来差额选举党代会代表时,他没被选上,就离开北京市到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去了。
  关于整党,当时我也负责参与。1983年整党的班子在京西宾馆住了几个月。那个时候负责人是宋任穷。整党就是查清文革时中央各部委、各个省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清出那些在文革时表现不好的人,老年的、中年的都在内。记得广西的情况特别复杂、严重。
  1984年9月,"第三梯队"的工作尚未结束,部里突然接到让我从中组部退下来的批示。事后是习仲勋告诉我的。陈云接到三封告我状的信,即邓力群、我的前妻范元甄和部里一干部母亲的朋友。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示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据说拟安排我去经委当个顾问。
  中组部新任部长是乔石,他主持开部务会正式宣布做结论: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几次要求退下来。决定让我下来,通知全党,我离休仍留在部里。事后,习仲勋找我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次,我才知道这些内情。
  耀邦下台以后,跟我有过几次长谈,他告诉我,他原来以为我是陈云的人,所以一直与我保持距离,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按自己的思想做事的人,不是一个跟线的人。其实从陈云传话让我去中组部,到我离开中组部,我在中组部期间,跟陈云只见过一次面,他说了让我"顶住"两个字,还说上海的班子不要动。
  当时选拔第三梯队是现行干部体制的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改良。过去延安整风时将"革命"与"改良"对立起来,把"改良"视为"反革命",具体说就是认为胡适那一批人的主张是"反革命"。我在大学读书时就订《独立评论》,知道胡适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改良"与"改革"在英语中是一个词。现在应当继续改革。要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实现权为民所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应停顿。
  中国要实行宪政很不容易。我赞成周有光的观点:"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到民权统治;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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