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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键:吕叔湘与《不怕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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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新中国出版史上,《不怕鬼的故事》都可以说是一本相当独特的书——它是由毛泽东亲自决定并参与编写的一个文言文选本,累计销量达二十余万册,影响甚巨。它的诞生与1959年春中国国际形势恶化直接相关。当时,中美关系尚未走出前一年金门炮战的阴影,中印之间则正处于西藏叛乱的风口浪尖,而中国与曾经的老大哥苏联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间的分歧也日趋明显。面对所谓“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的“反华大合唱”,毛泽东指示胡乔木找到时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何其芳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意在以此鼓舞全国人民与美、印、修等“妖魔鬼怪”相斗争(见《不怕鬼的故事》,“序言”)。

有关毛泽东与何其芳就《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往来,特别是毛泽东亲自修改“序言”的故事,包括当事人何其芳的回忆在内(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已有不少文章详述,此处不赘。但该书编写的其他参与者,坊间却少有人提及。事实上,此书的真正操刀者并非何其芳,而是时任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副主任的陈友琴(1902-1996)。据陈氏晚年回忆:

一九五九年春季,毛主席命何其芳同志编《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当时我正在文学资料室内工作,何其芳同志要我负责编辑的责任,我就从古代笔记小说中加以选择抄摘。所内许多同志为我指示线索,搜集资料,才使此书得于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又得到所内外许多同志的指正。因此,这本书也可说是集体编成的。(见陈友琴,《关于〈 不怕鬼的故事〉》)

而上文所说在出版后提供“指正”的“所内外诸多同志”中,就有著名语文学家吕叔湘。对这段往事,现有吕叔湘大事年表与文集均不见记载。近日,笔者偶得一本陈友琴本人旧藏《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2月第一版),封面上有陈氏的一段题记:

这一本是我请吕叔湘同志提意见的较早的版本(一九六一年二月),后经修改,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笔者案:此系陈氏误记,应为十月第二次印刷)。

此外,在封面上亦可见红笔题写的“吕叔湘读”四字。由此观之,此书正是当年陈友琴送请吕叔湘指正的底本。而吕叔湘素以超乎常人的“认真”闻名,据张中行回忆,凡是送请吕叔湘过目的书稿,哪怕只是礼节性的,他都不会马虎对之,必要从头到尾仔细审阅(见张中行,《月旦集》,191页)。对这本颇有政治分量的书,自然也不会例外。果不其然,笔者在扉页上发现了吕叔湘就《不怕鬼的故事》一书选目所写的一段四百字批语,其中特别提到了他对所选清代三大志怪小说的看法:

关于取舍,我以为当看作此态度。首先选的该是揭穿鬼的本质或当作寓言来写的,也就是不信鬼的。其次是多少有点存疑而写得朴素的。为说而说鬼,铺张扬厉,甚至带些欣赏气味的在所不取。以此而论,清朝三大名家中,纪、袁即远在蒲留仙之上。(尽管以描绘技巧上说蒲有胜过之处。)

具体而言,《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第一版总共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选入《捉妖射鬼》《妖术》与《耿去病》三篇文章,而吕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后两篇。其中,《妖术》的内容大致是于公找卜者算命,卜者称其将为妖术所害,于公不信,卜者遂以妖术三袭之,终为于生所败。在吕叔湘看来,这属于“破鬼”而“立妖”,与辑书宗旨不符:

这里所选聊斋三篇,只《捉妖射鬼》一篇还可取。《妖术》一方面破鬼,一方面立妖,把卜者能兴妖做实了,而且形容尽致,似不足取。

而《耿去病》一篇,通常只提及其末段,即耿去病涂面以退鬼的段落(“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但实际上,全篇大部分内容讲的是耿去病夜游故园,遇一家鬼夜饮,后对鬼女动情(“生隐蹑莲钩,女急敛足,亦无愠怒。生神志飞扬,不能自主,拍案曰:‘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的故事。吕叔湘认为,这一篇不仅文字冗长,且其中耿去病与鬼女调情一节文字格调低下,尤不足取:

《耿去病》选自《青凤》,所取仅在末一小段,而前面赘一大段,不仅喧宾夺主,且如“隐蹑莲钩……神志飞扬,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恶劣之至。最好只节录末数十字。

在上述对《妖术》与《耿去病》两篇的批评之外,吕叔湘亦就书中个别其他篇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八十七页《道士作祟自毙》与《妖术》篇同类,亦宜删。一〇四《杀鬼》交代不清,“呼叶于后”者为上文之妇人,则美少年是干什么的,岂缢鬼还须人诱之投缳?抑是在搬演故事?如后来者为上文之美少年,则作者已予否定。此篇本无甚可取,删之为是。末篇亦无可取,而“重整云鬟”、“春风满面”之类亦是恶札。

除了对选目提出自己的详尽意见,善于“咬文嚼字”的吕叔湘更是为全书注释做出了大大小小近百处修改,并特意在封面上写到——“发现注音误者不少,请再逐一核查”。鉴于吕氏对书稿的订正之处甚多,此处无法一一呈现,暂且转录两处以表明其审阅文稿之细致与知识储备之宽广。

如第五篇选自《太平广记》的《崔敏壳》,吕叔湘认为标题中的“壳”字不应用简体,而宜保留繁体“殼”:

查广记原作“殼”,此字广雅有“善也”意。人名取义,想非果皮。此字是否可不从简体?最好写作“殼”。(虽然果皮之“壳”原亦作“殼”)

如果说这种修改尚属吕叔湘之本行,那么他对选自《括异志》的《茅处士》一篇的修改,则透露出其对古代典章制度的熟稔。文中提到,刘烨的“长子库部又卒”,原注对“库部”二字解为:“兵部所属机关库部的主官的简称,管理兵器、仪仗和乘舆。这里用官名作人的代称,原来的人名省略了。”对此,吕叔湘指出:

宋朝兵部有四个司,库部是其一。司的主官是郎中。此人任库部郎中。无所谓省略,从来不说“库部某某”。

上述这般细致、专业的修改意见自然不能不引起原书编者的重视。从前文陈友琴的题记可知,1961年10月《不怕鬼的故事》第二版便参考了吕氏的修改意见。而细致比对1961年2月第一版与10月第二版则会发现,虽然吕叔湘对原书注释的绝大多数修改意见都被接受,且其批语中所提及的末篇《大胆秀才》与《道士作祟自毙》也俱被删去(另两篇被删去者为《范汝舆》与《五郎神》),但他特别批评的蒲松龄《妖术》与《耿去病》两篇却被完整保留了下来,这不免使人有些生惑。

事实上,这两篇之所以绝不能删去,乃是由于最高领袖“钦点”之故。在1961年1月4日与何其芳讨论《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序言”修改时,毛泽东便特别提到了《妖术》这篇文章的“战术”意义:

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

而《耿去病》一篇则更得毛泽东偏爱——他格外欣赏耿去病以鬼之道还治鬼身的“狂气”。早在1958年10月26日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的当天,毛泽东便特意找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引用《耿去病》的故事来说明炮轰金门、震慑美国的用意所在(见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片段》,90页)。而在1959年4月1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这个故事来鼓励党政高层“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半个月之后,在同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第三次公开引用了《耿去病》的故事,并在整理成稿后特意批示江青去看相关内容,如“不能看,请林克同志读给你听”,足见其对耿去病“以鬼治鬼”的印象之深:

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头这么大,舌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着,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毛泽东1959年5月6日同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外使节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而吕叔湘在为《耿去病》一篇写下“恶劣之至”的评语时,自然不会知悉毛泽东在上述几次内部谈话中对“狂生”耿去病的赞扬。不过细细想来,或许也只有吕叔湘眼中那个对鬼女说出“南面王不易也”、“恶劣之至”的耿去病,才敢“灼灼然”与鬼对视,令毛泽东为之击节。
其实,所谓“鬼事”,从来都最深刻地与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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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毛泽东之歌
 献给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学习过、生活过、做过文艺工作、现在仍做着文艺工作或其他革命工作以及所有现在和将来决心走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文学艺术道路的同志们和关心文艺工作、爱好文学艺术的工农兵同志们

  很久很久了
  我想作一曲毛泽东之歌……
  旧作《新中国的梦想》
  因此,虽然我很悲伤,
  不曾在您在世的时刻
  作出壮丽的毛泽东之歌……
  ——近作《献给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我一九二七年开始写诗,和漫长的岁月比较起来,我的诗实在写得太少太少了。我感到特别惭愧,也特别遗憾的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在世的时候,我不曾写出一篇《毛泽东之歌》。我是多少年都在想着,构思着这个题目。而且梦想着能够写出这样的诗,象马雅可天斯基的《列宁》的诗呵!

  毛泽东同志逝世了。我哭着。我回忆着。我构思着。我怎么能还不写呵!在一个深夜里,我拿起笔来,没有停顿地写出了《深深的哀悼》。但是,那样的急就章还是完全不能称为《毛泽东之歌》的。

  一个诗歌作者,如果写过许多好诗,即使没有写出无愧于它的主题的歌颂毛主席的诗篇,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他是一个诗人。然而,在我国的诗人中,谁要是不曾写出这祥的诗篇,那他就还不是当代的中国的大诗人。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就是如此。

  在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和逝世以后,我都不曾写出可以题为《毛泽东之歌》的诗篇,这或者可以证明,诗歌这种艺术形式还不是我最胜任、最能掌握的形式吧。

  请允许我,再作一次努力,用不分行的形式来写一篇《毛泽东之歌》。

  按照我们在延安的习惯,我在这篇回忆录里称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为“毛主席”、也称为“毛泽东同志”。这两个称呼同样表示了我们的崇敬、拥护、热爱和亲近。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三点多钟,我听到收音机里响起了这祥的声音:

  “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请收听!……

  我想,可能是党中央有什么重要声明,或者有什么重要文章吧。四点到了。我坐下来收听。象突然受到极其猛烈和沉重的打击,我垂下了头。我啜泣。我心里波涛翻滚。听完广播以后,我好象无力到站不起来。我万没有想到重要广播是党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事先不知道毛主席病重。他离开我们太早了!他离开我们太快了!

  九月十一日,我列队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广场上,等候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不要哭。毛主席是不会喜欢我们象孩子一样哭泣的。”但是,当我随着长长的队伍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东门,走到被万年青的绿叶环绕着的毛主席的遗体前面,我却完全不能控制自已了。我痛哭失声了。我哭得不能停止了。有同志扶着我走出人民大会堂。我悲痛得不知道是一个还是两个同志扶着我,也不清楚他或他们是谁了。我看到毛主席的遗容,立刻就想起过去和他见面的情景,他多次接见我的情景。而以后,我却再也看不到他的笑貌了,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和语言了,再也不能从他受到新的教育了。全中国人民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全世界人民失去了当代最光辉的灯塔。我怎么能不痛哭呵!



  一九三八年。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那是抗日战争初期汹涌澎湃的来潮激动人心、而在我的一生里又是把我划分为前后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的难忘的一年。

  一九三八年八月底,我和沙汀、卞之琳从成都到了延安。那时延安城内还没有受到日本法西斯飞机的轰炸。街道窄小,却是整洁的。街道两边商店的招牌的底色都是蓝的,看起来虽不漂亮,却还洁净。我们就住在这样商店旁边的西北旅舍里。小院。平房。土炕。纸糊的有方木格的窗子。吃饭就到这个边区政府招待所的隔壁的食堂里。第一次吃小米饭,颜色黄黄的,吃起来有些挂喉咙。但我第二次吃,就不觉得难吃了。人是很容易适应环境的。

  我们在西北旅社,要求给我们发延安干部和军队都穿的灰布制服。穿上新服装以后,我们都象小孩子一祥高兴。但是,我们有一种为孩子们所不会有的暗暗的喜悦:好象我们脱了旧衣服,就把我们过去的一切都抛弃了,成为一个新的人了。

  我们提出见毛主席,很决就实现了。九月初,我们走完比较整齐的街道,在城内西边凤凰山即西山下面,走到两间石头修的窑洞式的屋子前面。那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毛主席穿着蓝布制服,坐在一张粗糙地制成、没有上油漆的小小的长方形的白木桌前。我们就坐在他对面。桌子和窗子垂直地放着。墙壁糊满了旧报纸。我们是经过外面一间窑洞式的屋子走进里面他办公的地方去的。就象现在可以看到的他一九三八年的照像一样,他有些瘦,但却很健康,充满了精力,黑色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

  我们向他说,我们想写延安。

  毛主席爽朗地幽默地微笑着说:

  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延安只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毛主席一边说,一边举起右手来,说一座山弯下一只手指;但紧接着又严肃地加上一句:

  也有一点点可写的。

  我门当时是那样幼稚,那样粗心。毛主席同意我们写延安,我们就满足了,好象我们请示的目的已达到了,竟没有再问:也有一点点可写的,指哪些事物。

  这第一次见毛主席,我感到他有些把我们当作客人。更正确地说,由于我们有些以客人自居,毛主席就对我们有些客气。我查看我见毛主席以后写的《我歌唱延安》,写到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时候,就用了两次“客气地”来描写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态度。我当时虽然是一个刚人伍的新兵,也应该象一个战士那样,立正着,举手致敬,等待我们伟大的领袖发出命令,交代我们去完成什么具体任务,然后奋不顾身地去坚决完成。

  我们又向毛主席请示,说还想经过延安到前方去,到华北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去搜集材料,写报告文学。毛主席肯定地说:

  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

  接着他很关心、很亲切地对我们说: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他以亲身的经验教育我们。他说,他去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井冈山了,没有车子坐,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他很快就学会了走路。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鼓舞了我们。我们是得到伟大领袖的批准到前方去的。多么光荣呵!同样地,我们也就满足了,好象我们请示的目的已达到了,竟没有再问:到敌后去还有些什么问题要注意。后来的事实证明:走路的问题的确不难解决。然而还有比走路不容易解决得多的问题。我们第一次到前方,就并没有能够解决这种更困难、更根本、更深刻的问题。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我根据我在延安参观和访向所得,写了一篇《我歌唱延安》。这篇报告文学当时是发生过一点影响的。但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我再翻看它,就很不满意了。首先是它的内容。虽然我是歌颂延安的,歌颂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的延安的生活和事物的,但主要是歌颂了什么呢?

  毛主席对我们说,延安也有一点点儿可写的。我用了这句话就接着写道:

  一点点儿?根据我两个月来的理解,依据我诚实的语言,这个形容词的解释应该是“很多很多”。我充满了印象。我充满了感动。然而我要大声地说出来的是延安的空气。

  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这种空气。

  经过整风运动以后,经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了“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以后,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当时主要歌颂的那些事物,显然是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我歌颂的主要事物不应该是那样的空气,而应该是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劳动人民的翻身作主,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典范作用和人民民主专政。

  沙汀和我由组织上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作教员。卞之琳先出发了,到晋东南去了。鲁迅艺术学院当时的学制是入学后学习三个月,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实习三个月,然后回来再学习三个月,就毕业。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沙汀、我就和文学系第一期的一部分同学,音乐系、戏剧系和美术系第二期(这三个系早办一期)的一部分同学,到前方去。

  那是一个雪后的晴朗的日子。我们随贺龙将军渡过黄河,到了晋西北岚县一二○师司令部。同学们都分配了工作。沙汀和我留在司令部。这年十二月底,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我们跟随一二○师司令部、政治部和一个团、一个游击支队,从岚县出发,向河北进军。一九三九年一月,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冀中平原。我们碰上了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扫荡”。不断地夜行军。不断地和敌人打圈子。我感到在司令部作客不是办法,就向贺龙同志要求分配工作。我到政治部宣传部编委会去和鲁艺文学系、美术系的几个同志一起编油印的《战斗报》,编战士教材。没有做多少工作,实习期就满了。七月,沙汀、我和大部分一起上前方的文学系、美术系的同学回到了延安。也有几个文学系、戏剧系、音乐系的同学留在部队里。

  这次我们果然学会了走路,学会了爬高山,趟水深超过膝部的没有桥梁的寒冷的河,在一望无边的平原整夜行军,可以在天快亮时一边睡一觉,一边继续不停地走着,也不掉队。我们还学会了骑马。最初骑马,马一调皮就把我们从它背上摔下来。后来即使马在小跑的时候,我们两只脚不踩压蹬子上也不至于摔下来;马的两只前蹄同时在空中跃起,飞一样地纵跑,大跑,开始感到紧张,不久也习惯了。毛主席对我们的初步要求,我们做到了。但如果进一步,要求我们深人军队的战斗生活,和士兵打成一片,改造思想感清,从而写出真实地生动地反映我们军队的品质和特点,反映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决定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军队,那我们就只能承认,这一次并没有通过这样的考试。

  我到敌后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去,是抱有这样的想象和幻想的。我以为到了敌后,可以碰到一些较大的胜仗,收复一些县城。我跟随着军队进城,亲眼看见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热烈欢迎的情景,看见堆积如山的战利品,看见日本俘虏……然后把我见到的这一切写成鼓舞人和吸引人的报告文学,寄到延安去发表。然而我们行军到冀中平原后,碰到的却并不是我想象和幻想的事物,而是敌人的“扫荡”,使我们几乎不能停下来的“扫荡”。我期望的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出现的东西。而当时却还是处于“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即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我的期望当然落空了。这说明我对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点儿也没有学好。

  如果我不是在敌后呆了短短的六七个月就回延安,而是六七年,那么我期望看见的就将成为现实了。如果我在军队中工作得更久一些,比如再有四五年,五六年,那么比我头脑里想象和幻想还要辉煌得多的景象也将在我眼前出现了。我将见到惊天动地的伟大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我将见到不仅是县城的收复,也不仅仅是中等城市的收复,而且是大城市的解放,而且是从蒋介石的反动军队的魔爪中获得解放。



  一九三八年一月,为了纪念“一·二八”五周年,一些过去在上海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延安的戏剧工作者演出了一个抗日的戏剧。毛主席看了这次演出。看完后他说:戏演得好,这些人不要散了。最初打算办一个戏剧训练班。后来办了一个艺术学校,取名鲁迅艺术学院。毛主席是第一个署名的发起人。参与发起的还有周恩来、徐特立、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

  上面说的那些戏剧工作者和一部分过去也是在上海活动的音乐工作者、美术工作者,还有少数十年内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活动的文艺工作者,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干部、教员和工作人员。学生却绝大多数是从抗大、陕公投考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抗战以后才从事抗日宣传的演剧队员。这些学员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开始集中。

  筹备的时候,人员住在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南边的小院,就是后来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还在城内时的住地。由于地方小,不便于发展,不久就搬到延安城的北门外。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典礼。由沙可夫同志任副院长。周扬同志是发起人之一。

  毛主席亲自参加成立典礼。招待来宾的同志请他坐首长席。毛主席说: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他一定不肯坐首长席,就和鲁艺的同志们坐在一起了。在开学典礼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请毛主席讲话,他又说:我是工作人员,今天不讲话,过几天再来讲。他说他是工作人员,大概因为他是第一个发起人吧。

  五月中旬,地上的青草已经长到有一寸多长了,草丛中开着红的和白的野花。有一天下午,毛主席带着三几个骑马的警卫员来了。刚走到附近的旧文庙废址,有些同志在山半腰就看见了。大家都兴奋地站了起来。那时北门外的鲁艺还没有平房建筑。山半腰的窑洞是院部。最高一排窑洞是各系男生住的地方。毛主席沿着山路走上来,一直攀登到最高一层窑洞(戏剧系男生宿合)前面的一块平地上。这时全体同志都集合起来了,请毛主席讲话。

  毛主席作了一次异常重要的讲话。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他做着手势)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给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象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佐料放得好,菜就好吃。

  他说:你们的校歌唱:“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这很对。你们要好好看书学习,书是好看的,它不会叫,不会跑。不象杀猪,杀不好,猪就跑了。除了看书,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象陕北人。

  他说: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看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写骑马,平时上马是怎么上的,紧急时候上马是怎么上的,都不一样。如果作者没有参加过战斗生活,怎么能够写得这样真实呢?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

  他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说到这里,他两只手臂抱压胸前,笑了起来)。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毛主席这次就讲到《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他问大家:

  这两种歌,你们喜欢哪一种呢?

  他自己回答说:我看《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都会唱。

  毛主席这次讲话对鲁艺的工作还作了批评。他说:听说你们教员教课,重要的课都讨论;但中央同志给你们讲话都不讨论。难道中央委员的话还不如你们教员讲的?

  这就是一九三八年五月毛主席对鲁迅艺术学院指出的教育方针,文艺工作者的方向。听了这次讲话以后,鲁艺的同志们进行了讨论。

  秋天,鲁艺的师生和工作人员分为两个队伍,都下农村了。许多同志新从大城市来。走路一拐一拐的。穿皮鞋不好走路,就把皮鞋脱了,不穿了。演的戏,问老乡好不好,他们说:“好。”再问他们懂不懂,他们说:“解不下。”当时只有《放下你的鞭子》,老乡说懂。戏剧系的同志们感到,有歌唱的戏,农民喜欢一些。他们都说,应该学唱歌。当时在戏剧系学习的于学伟等,在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就给学院的领导写申请书,要求到前方去。不久,三个系的一些同学都到前方去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沙汀和我到鲁艺文学系工作。这时鲁艺有一个以文学系同学为主、并有其它各系同学参加的群众文学团体,名字叫路社。路社常开有关文学问题的座谈会,并出墙报。有一次召开诗歌座谈会,社员们建议给毛主席去信,请毛主席来指导。毛主席回信说,他工作忙,不能来参加会,但却对诗歌工作作了极重要的指示。他在信上说:

  诗歌要反映人民生活,要写抗日的现实斗争,才能完成诗歌的革命任务。因此,诗歌工作者要参加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有,诗歌要用接近群众的语言来写,群众才喜爱。

  毛主席对一个学校的群众文学团体就是这样关怀、爱护,并给诗歌工作者指出了诗歌创作的道路。当时路社的同志们都感到十分鼓舞,并召开社员大会来学习毛主席的信。会后又在路社墙报上发表了毛主席的指示。非常可惜的是毛主席的原信现在找不到了,我只能根据一些同志的回忆,写出信中的大意。

  一九三九年二月,美术系有两个教师申请人党。毛主席知道了,就约他们去谈话。毛主席对他们说:沙皇俄国是压迫革命党人的。列宁就曾充军到西伯利亚。但列宁在西伯利亚还可以读书,写著作。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更野变更残酷的办法,叫作“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你们申请加人共产党,要准备过一辈子艰苦奋斗的生活,要准备必要时牺牲目己的生命!

  这是多么感动人的事迹和语言呵!

  按照我们党的工作习惯,培养和教育党的后备队伍,一般是由党的基层组织进行的。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全国工作的百忙之中,竟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和鲁艺中申请人党的教师谈话,这本身就是多么感动人!何况他的教诲又是那样重要,那样庄严!

  一九三九年,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给鲁艺送来了题词。那都是亲笔写在一尺多的长方形白纸上的。毛主席的题词是这样两行字:

  抗日的现实主义,
  革命的浪漫主义。

  鲁艺成立的纪念日本来是四月十日。但这一次周年纪念会,因为突击开荒,延期到五月十日下午三时,才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毛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参加。开会以前,鲁艺的两个女同志被派去请毛主席。她们过了延河,到了杨家岭。毛主席从山上走下来,两个女同志去扶他。毛主席说:你们走过多少路?还扶我。她们还是一边一个扶着毛主席走。毛主席说:你们别说话,让我猜猜,你们是谁?接着,他对一个女同志说:你是岳真。他对另一个女同志说:你是张颖,广东人。对不对?

  她们在去年成立典礼上招待过毛主席。毛主席就记得她们了。

  五月十一日,作为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之一,音乐系教师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北门外组织部大礼堂演出。

  这次演出是很感动人的。台上台下情绪沸腾。各系的许多教师和同学都上了台。戏剧系的教师崔嵬,美术系的教师王式廓和有些打饭的小鬼(小勤务员)都参加了合唱。延安女子大学的不少同志也参加了演出。参加大合唱的女同志们当时虽然没有整齐的一律的服装,有些也在上衣外面束一根腰带。这个大礼堂有楼,合唱队一半在楼下,一半在楼上。洗星海穿上一套黑色哗叽的中山服,很整齐。他一手拿着指挥棍,挥动两只手臂指挥,有力极了。头常往后面甩。演出以后,大家都兴奋得跳着走回学院。

  洗星海在他的日记中写着:

  《黄河大合唱》今晚演得相当成功。

  鲁艺合唱有一百多人,伴乐队。

  今晚的大合唱可算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我是很严格地、很热情地去指导歌唱队。

  延安举行这个盛大的演出时,我还在冀中平原上夜行军。七月,我回到延安。八月三日,鲁艺搬家到桥儿沟。在桥儿沟原来是天主教教堂的大礼堂演出《黄河大合唱》,我才补了这一课。那的确是象黄河本身那样雄伟,那样惊心动魄,那样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的作品。

  次年秋天,毛主席亲笔给鲁艺写了八个大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鲁艺这时改了名称,叫“鲁迅艺术文学院”。原来在北门外,没有校门,也没有校名牌。搬到桥儿沟,才在原来是教堂的大门外,挂了也是毛主席亲笔题字的“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木牌(为了前后名称统一,我在以后仍用“鲁迅艺术学院”这个称呼,或简称“鲁艺”)。



  一九四一、一九四二,这是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事变的两年。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共高潮相继发生。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袭击安徽南部的新四军,发生了“院南事变”。这年六月,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苏联,世界规模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始。

  在我们党内,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关系到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普遍提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了准备的重大事件,是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整顿三风运动。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清算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一九三八年的六届六中全会,清算和结束了王明在党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整风运动则是从思想上彻底批判王明的“左”倾和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教育全党。

  王明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先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在抗日战争的前夕和初期又转化为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复杂现象的表现,毛主席概括为学风、党风和文风不正。在思想根源上,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指出是教条主义性质的主观主义。另一种党内的经验主义性质的主观主义,是许多干部不能辨别王明的错误路线,反而为它所俘虏,执行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

  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经过整风运动,这样的党建设起来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几年内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同志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五月,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八月,根据他这两篇文章,中共中央作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都是关于党的学风问题的十分重要的文件。从思想上说,从理论上说.这三个文件的发表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中说,马克思的著作有三种风格。第一种可以《资本论》为代表,意思说那是严肃的科学著作的风格。第二种可以《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为代表,那是弓箭和投枪、钢刀和匕首拟的风格。第三种可以《伏格特先生》为代表,那是愉快的,诙谐的讽刺作品的风格。他又说,但这三种风格仍有一种统一——马克思的伟大的人格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有三种或四种风格。《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是第一种风格。《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著作是第二种风格。《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等著作是第三种风格。还可以说有第四种,就是《〈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纪念曰求恩》等著作的风格。和马克思一样,毛泽东同志的三种或四种风格也仍有一种统一——他的伟大人格的统一,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的统一。此外,还有一种统一,就是他的著作都有鲜明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可以算作第四种风格的文章,和一般论文相当不同,似乎属于我国汉族的传统的散文。以上的划分,当然都是一种比较的说法。也有不少著作并不是任何一种单一的风格,而是多种风格的综合。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我曾多次读过。有一个夜晚,我读着读着,深深感动了。这说明它不但内容那样重要,深刻,有巨大的说服性,而且有一种文学的魅力,能够激动人的感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已是普遍传诵的名言。从“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读到“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我感到好象亲眼看到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侯的歪风邪气,而且痛心那给革命带来的重大的损失和挫折。读到最后一段,我完全为毛泽东同志的那种伟大的谦逊,那种渴望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热情,那种对全党同志循循善诱的精神所感动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到的人真是人山人海。座位都满了。西边窗台上也坐满了人。我后来看到礼堂里面大门上有一块横木板,据说北方农村叫作“门厢”的地方,刚好可以坐一个人,我就爬上去了。

  他讲得多么生动活泼,淋漓尽致呵!报告中充满了比喻和妙语。会场上震响着笑声和掌声。后来整理出来发表,比喻和妙语减少了,理论性科学性的文字增多了。我是从这个报告和后来毛泽东同志的其他报告、讲话,才知道口头演讲和书面文章应该有区别。前者应该更容易懂,更生动,更多用比喻。后者应该从理论上分析得更充分,更细密。

  我兴奋地心悦诚服地听完了这个报告。然而我当时对它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容却并没有理解。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反对形式主义。真反得好!”我那时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没有知识,不知道这是从学风这个根本问题上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批判他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哪里能把他的极其巨大的意义缩小和降低为反形式主义呢?

  一九四二年四月,整风在延安各单位就进入到成为普遍的热烈的运动。鲁迅艺术学院经过整风文件的学习,检查工作,讨论和辩论,大家初步认识到,当时鲁艺的教育方针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

  “关门提高”,就是这次运动中产生的群众语言的概括后来被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采用了。但是,有一个根本认识是我们当时还没有达到的。王明的“左”倾和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清算。鲁迅艺术学院继续执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艺术教育方针,就自然是逻辑的必然了。



  抗日战争的前夕和初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涌进延安。听说毛主席曾讲过这样意思的话:门开了,资产阶级的风就一定会吹进来。

  一九四五年,我在重庆曾写过一篇《记贺龙将军》,其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一九四二年,贺龙将军回到了延安。我没有机会见着他。但是我听他对延安文艺界有些意见。他直爽地对周扬说,他不满意鲁艺当时的关门提高,把好学生好干部都留在学校里,不派到前方去,而对于抗战初期派到前方去的学生又不关心他们,和他们联系,研究并帮助解决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间所碰到的艺术上的问题。他又亲自到文协去拜访过延安的作家们,欢迎他们到部队中去。对于当时某些所谓暴露延安的“黑暗”的作品,他更是抱着满控保护革命,保护人民的热忱来反对。

  一直到整风以后,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以后,我们才充分地认识了他的这些意见的正确,原来他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它的军队来向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要求,来对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提出抗议。

  当时我在延安,还听说过,贺龙同志还直接对写过“暴露黑暗”的作品的人说:

  “我们在晋西北,是这样对军队讲的:‘你们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你们有些人却说延安有黑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班师回朝’了!”

  贺龙同志的性格就是这样:讲问题讲得很尖锐。这些话虽然不是我亲自听到的,但的确是他的口吻。现在我就把他作为当时在延安反对“暴露黑暗”论的广大党政军民的一位集中的代表,补记在这里。

  当时延安的文艺界,对这种潮流有附和的,也有反对的。由于我的工作岗位是在鲁艺文学系天天看卷子,做行政事务工作,并不是一个文艺界的活跃人物,所以对整个情况不怎么了解。但我知道,在鲁艺文学系,却是有一部分教员和同学对“暴露黑暗”论及其作品是反对的,并且也提出过“歌颂光明”的口号与之对抗。

  作为一个还没有经过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出于爱护党,爱护党领导的延安的人民和事物的政治直感、政治热情,我那时对那些提倡“暴露黑暗”的谬论感到很大的愤慨和憎恶,好象它们给我心目中最崇高最珍贵的事物抹上了不可容忍的污秽的东西。但我当时是很幼稚的。有一次,我和文学系一个附和“暴露黑暗”论的干部辩论这个问题。他说:“暴露黑暗”固然用词不恰当;但是难道我们的工作中就没有缺点和错误吗?如果换一个提法,比方说换为自我批评,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吗?我当时竟是那样无知和可怜,就找不到有力的话来驳斥他这样的辩护。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的那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给文学系第四期的同学们讲谋。我看了一下当天的报纸,就很生气地对同学们说:“什么野百合花!是野草,杂草!”我当时连“毒草”这个词儿也没有能找到。所以象我这样主张歌颂光明的人,一篇从理论上批判“暴露黑暗”论的文章不曾写过,一篇批判“暴露黑暗”论的代表作的文章也不曾写过。

  我当时的文艺思想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也还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我抗战初期上前方,不是深人敌后军民的斗争生活,而是采用单纯搜集材料写报告文学的作法,结果写的作品不能吸引人、感动人,自己也不满意。回延安以后,读到一篇苏联的反概念化的文艺论文,我一下子就接受了其中的观点。我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了搜集材料的方法,向文学系学习写作的同学们提出这样的创作主张:“写熟悉的题材,说心里的话。”对没有到工农兵中去、没有改造思想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创作生张只能引导他们去写旧社会的生活,去写个人小天地里的生活,而且表现出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我那时写的诗歌和散文很多都是属于这样的范畴。那正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批评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除了那些本来就是坏人的别有用心的所谓作家以外,有些主张“歌颂光明”的人所写的作品,和那些由于思想感情错误而赞成和附和“暴露黑暗”的人的作品,仅仅有这样一点区别:有的是还没有和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事物发生尖锐对立和对抗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而另外一些则是已经和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事物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对立和对抗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不过如此而已。

  然而我那时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那些主张或附和“暴露黑暗”论的人掌握了一部分文艺刊物,大为不满。我曾为争取鲁艺文学系也能够办一个刊物而和周扬同志争吵。我说:“文学系同忘们写的诗没有发表的地方。”他也有些生气地说:“你们可以在墙报上发表嘛。”我当然更为不满了。我曾经狂妄地把我在延安写的诗编成集子,交给周扬同忘,要求转延安出版机关出版。他转送给出版机关了。延安当时的纸张那样缺,用以马兰草为原料制造的土纸印报纸、印书籍,当然不可能出版我的诗。

  另外,我当时的不满也由于有这样的想法:我到鲁艺担任文学系主任,是组织上分配的;当时文学系的别的教员,都愿意多有一些时间和精力从事创作,不想担任行政工作。我出于一种参加革命队伍的新兵的热情和积极胜,不怕兼做行政事务工作,不怕山上山下跑,而且认为这并不妨碍我写诗,才没有推辞系主任这个担子而己。我在延安写的诗大部分都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但却很多都在鲁艺的晚会上用我的四川话朗诵过。为了准备朗诵,我常常在黄昏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可爱而漫长的黄昏,一个人来到延河旁,对着河水,对着草丛,大声地读我的新作。那些在晚会上朗诵的诗篇中,有一首就是以这样的一节结束的:

  我还要证明:

  我是一个忙碌的,
  一天开几个会的
  热心的事务工作者,
  也同时是一个诗人!

  延安当时的生活,包括文学艺术的生活,现在回忆起来,还是能够激动我的感情的。

  延安当时文艺界的一个重要争论,“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争论,……还有关于普及和提高的争论。后一争论涉及文艺工作者的面似乎更广一些。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就在延安文艺座谈开会期间,四十多位剧作家,导演、演员、剧评家和剧运工作者,在文化俱乐部的凉亭里开了一整天讨论会。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在他们当中存在着两种意见的分歧:一种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个方面,既要有明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种认为普及和提高应该而且可以各自专门化起来。争论的实质是:是不是重视普及工作,把普及工作摆在什么样的地位,两者的关系究竟是怎祥。

  鲁迅艺术学院最初是短期训练班性质,规定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就到前方实习。音乐、戏剧、美术三个系的第一期、第二期和文学系第一期都是这样实行的。一九三八年年底,鲁艺第一期的一些同学从前方实习回来,向学院当时的负责人沙可夫等汇报,说前方很需要文艺普及工作的“全才”。学院领导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很重视。一九三九年春天,鲁艺便开办了普通部,从前方抽调了一批剧社的人员,也从延安学校抽调一批青年来学习。这可以看出毛主席是多么重视为前方抗日战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普及工作!

  文学系第二期还有一部分同学是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就上前方实习的。从第三期起,这种规定就不再执行了。延安的干部学校刮起了一阵所谓正规化的风,而且把正规化理解为就是提高。鲁艺正是刮着这样一阵风的时候成为“关门提高”的学院的。当时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办的秦腔剧团,经常到各地巡回演出。它是一个做普及工作的文艺团体。有一次,剧团的一位负责人当着我大大地批评了鲁艺一阵。他说:鲁艺是中央领导的单位,条件很好,却不为边区的群众服务。他领导的民众剧团是地方剧团,条件很差,却努力为边区的群众服务。他要和鲁艺挑战,竞赛。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相当尖锐的关于普及和提高的争论的例子。



  一九四二年二月开始的讽刺画展,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一次重要活动。

  鲁迅艺术学院有两个漫画家和别的单位的一个漫画家画了一些讽刺画。二月中旬,他们在联防司令部附近的军人俱乐部三间石头建筑的窑洞式的屋子里举行讽刺画展。看的人很多。有一天,毛主席来了。一个漫画家陪他看。毛主常一张一张地看,很仔细。看到有些画,他笑了。有些画,他问这个漫画家画的是什么意思。有些画,他看了不笑不问,就走过了。看完以后,这个漫画家说:“请主席批评。”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话:“漫画还要发展。”然后就说起别的事情来了。

  后来这个画展还移到别的地方去展览过。

  这年夏天,有一天,毛主席邀请这三个参加讽刺画展的漫画家和另外一个没有参加讽刺画展的漫画家,一起到他在枣园的住处去。他们从三个不同的单位赶到清凉山会齐,然后到枣园去。

  在有几棵高高的枣树的院子里,围着一张桌子摆了几把椅子。毛主席就在这里接见他们。毛主席这天穿着洗得很干净的蓝布制服,戴着八角帽。同他们一一握手以后,毛主席问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有一个漫画家说是九江人。毛主席就问:

  你知道九江这个地名的来源吗?

  这个漫画家小时候听见过这样的传说:有九条龙原来在地下,后来变成了九条江。他以为这是封建迷信,毛主席不会是指它,就说他不知道。

  想不到毛主席讲的就正是这个传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毛主席把手指举起来,说了一条江就弯下一只手指,一条江一条江的名字都记得很清楚。

  因为讽刺画展在几个地方展览以后,观众有一些议论和批评,这四位漫画家中的一个党员就说:“我们做了错事,请毛主席批评。”

  毛主席却继续问他: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江西人和湖南人打架的事情?他说不知道。毛主席说:你们江西有个万寿宫,是木工行帮组织。江西人把万寿宫带到湖南,和湖南本地的木工行帮打架。毛主席讲得谈笑风生,就像一个长辈对孩子们讲故事一样。

  这个漫画家第二次提出,请毛主席对讽刺画展提出批评意见。

  毛主席还是没有批评,仍在谈别的事。

  后来吃饭了。毛主席站着,一边举着牛眼杯(一种很小的酒杯)慢慢地喝酒,一边和他们谈话。桌上摆了好几碗莱。这位漫画家第三次说:“我们的讽刺画展很不好,请毛主席批评。”

  毛主席这才开始转人正题。他说:

  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植的树林》。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

  这幅画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主旨是讽刺延安有些地方植的树管理得不好。画的是在长着野草和野花的延河旁,有一棵一九三九年植的树。已经三、四年了,当年的树林如今只剩下这一裸长得高高的,直伸向天空,但枝叶己被马啃得光光的,只剩下一根赤裸裸的树干。毛主席说那是清凉山上的植树,据这位漫画家理解,意思是说那是知识分子植的树,不是延安劳动人民植的树。清凉山是《解放日报》所在的地方,知识分子多。延安劳动人民植的树,不会管理得这样糟。

  毛主席接着说: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

  毛主席又说: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枝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画家为难呢?

  画《一九三九年植的树林》的那位漫画家回答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毛主席听了,就向另外几位漫画家问道:你们说,漫画是不是本身就有局限,有片面性?

  还是那位漫画家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已带回去吃了。他问: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毛主席说:这祥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要发表在全边区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

  毛主席又说: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说到这里,毛主席讲了一个旧社会的故事。他说,从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也改不了。后来小学的老师看见他有一天没有拖鼻涕,对他进行了鼓励和表扬,从此小孩就改了。

  毛主席接着说: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毛主席同他们一起喝酒,一起谈话,一会儿讲道理,一会儿讲故事,一会儿又说笑话。吃饭的时候,有一碗菜是用油煎过的拌盐青辣椒,毛主席问这几个漫画家:你们喜不喜欢吃?毛主席说:革命的人都喜欢吃辣椒。但他接着又说:有人反对我这样讲,并举出湖南的某某也喜欢吃辣椒,但他是个坏人。毛主席说完以后,自己笑了。

  有一个漫画家又向毛主席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在前方,叫我冲锋,就是敢冲的。但敌人把我抓去,用严刑拷打,我怎么办?”

  毛主常严肃地有力地说:

  要想到劳苦人民。

  吃完了饭,几个漫画家起身告辞。毛主席同他们走了相当长一段路,一直送到枣园门外,才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毛主席握着那位刚才提问题的漫画家的手告别的时侯,又郑重地重复地说:

  要想到劳苦人民。

  这个部分作品有缺点和错误的讽刺画展的举办,和当时延安“暴露黑暗”潮流的泛滥是有关的。但是,这个画展还是和那些地地道道的“暴露黑暗”论及其代表作有区别的。三个漫画家的《作者自白》开头就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新社会的美丽和光明,但也看到了部分的丑恶和黑暗。”看来他们还是区别了全体和部分的关系。这种全体和部分的关系虽然在有些讽刺画中并没有在画面上表现出来,但和那种极个别的地地道道的“暴露黑暗”论者(如王实味),有意识地用部分来代替全体,用局部来抹煞全部,从而达到攻击和诬蔑党和延安,瓦解革命人民的团结和斗志,为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毕竟还是不同的。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又或许是因为关于讽刺问题,关于对待人民的缺点的态度问题,“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作了详尽的系统的科学论述,所以毛主席在这次和几位漫画家的谈话中,批评的话并不多也并不怎么重吧。讽刺画展的展出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毛主席和这几位漫画家的谈话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

  根本的原因我想还是在这里:对于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对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毛主席一贯都是用循循善诱、与人为善的精神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来进行批评、进行教育的。这样,他的批评和教育就总是收到深刻的长远的效果。毛主席的批评和他的鼓励一样令人感动;他的诚恳、和蔼、耐心、细致,几乎是我们不容易想象到的。

  一九四一年四月,鲁艺美术系有一个画家,从南方到西北,从西安到延安,沿途画了许多速写。他把这个速写画册送毛主席翻阅,请毛主席在封面上题签,在扉页上题词。毛主席看了他的画册,按照他的要求做了,在扉页上题了这样一首诗:

    云里烟村雾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
    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这位画家很高兴,认为这首诗是称赞他的速写。但有些美术系的同志却不以为然。他们觉得画册中的题材显然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个别速写画的是人民生活的落后面,因此认为毛主席题的这首诗含有批评的意思。他们认为这首诗的结尾两句,对旧社会的画家来说,含有讽刺和牢骚的意味,是反话。意思是说,旧社会的人们只能欣赏画红色的牡丹花,不能欣赏山水画;不知道要画好山水画,同样是要经历一段艰辛的磨炼的。但毛主席借用这首诗来题现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画,“时人”的内容就变了,应该是指今天的革命人民。人民生活的革命方面,进步方面,光明方面,才是今天革命人民欣赏和爱好的红色的“牡丹”,不画这样的“牡丹”而画人民生活的落后面,今天的革命人民就不会赏识(“不入时人眼”)。

  我去访问过这位画家,他最初仍然认为毛主席题这首诗是鼓励他。我把认为含有批评之意的同志们的看法对他讲了。他说:“他们讲得也有道理。但是,毛主席的批评也是一种鼓励。”

  这是说得好的。毛主席的批评也是鼓舞人的。如果毛主席题的那首诗含有批评之意,那也是多少委婉而又多么有风趣的批评呵!

  那首七绝不是毛主席作的,是宋朝画家李唐的一首“题画”诗。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夕,一九四二年四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个党员教师,从桥儿沟出发,到毛主席那里去。

  按照现在的城市的概念来说,桥儿沟正属于延安的郊区。在两座山之间,一道从狭小到宽大的山沟伸展出来,成为一片广阔的平坦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主要的建筑是一座过去的天主教教堂,教堂四周的平房是各系同学的宿舍和学习的地方。教堂前面,有一条不长的街道。街道跨过这道沟,的确有一处是桥。桥儿沟,大概就是由此得名吧。街道的两侧是一些小商店。夸大一点说,这也可以算作一个小市镇。有一年夏天,雨水多,巨大的山洪夜间从山沟奔腾澎湃地涌流出来。我们早晨起来,从窑洞前面的半山腰一望,整个小市镇完全淹没了,成为一片汪洋的湖泊。但这样的事情,我在那里住了几年,只见到过一次。

  两座山,一座叫东山。东山由低而高,越上越高,那是鲁艺的院部图书馆,教员宿舍。一座叫西山,遥遥相对,上面是美术系所属的美术工场。名义叫工场,实际相当于一个美术研究室。

  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北方高高的蓝色的天空叫人心情愉快,胸怀开阔。我们从东山走下来,走完一条长长的下坡路,经过有罗马式钟楼的教堂的围墙东边,经过那条街道,向杨家岭走去。紧接着街道的是一条在黄土山旁边开出来的公路。延河在下面平静地流着。阳光灿烂,尘土飞扬。然后是穿过有几里宽、有几里长的飞机场。修建这个飞机场的时侯,延安的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去参加过劳动。我们用小铁锤把石头敲打成碎块,用它们把这一片旷野铺平。但有飞机来的时候很少。有不少地方已经长出高高的草了。

  走完飞机场后,经过东关、清凉山,如果要到延安城的废址去,或者到徐特立同志作院长的自然科学院去,就得横跨过延河。延河平时有桥,但人们常不从桥上过。桥下河水很浅,打赤脚、把裤脚挽起来,也可以涉水而过。但夏天涨大水的时候,桥却不见了(大概是冲走了),河面很广阔,水深到腰部。要涉水走过去,那却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走到中间,河水用很大的力量冲击你。你如果抵挡不住,站不稳,水就把你带走,不知道会漂流到哪里去

  我们去杨家岭,不用过河,就顺着河边的路走。再经过一片平地,经过延安女子大学,就离杨家岭不远了。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但却还有些象小孩子,或着说象少年人。我们一直是快乐地走着,不慌不忙地走着。但在走到离毛主席的住处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跳得越厉害了。虽然毛主席就住在延安,我们也常常在一些大的集会上见到他,然而毛主席约我们到他住的地方去,约我们去谈话,到底是很难得有,很不寻常的事清。

  多么可惜,多么遗憾,人的记忆不可能把一切经历过的事清都清楚地记得,即使是很难得有,很可珍贵,很不寻常的事情。我年轻的时侯,记忆力是不错的,写文章要引用什么材料,翻开读过的书就可以找到,不大会记错。但我这个原来只做过一些很单纯的工作的人,从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七这几年在国民党统治的重庆做过一段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之后,记忆力就大为衰退了。这次写回忆录以前,我一个一个去访问那些一起到毛主席那里去、现在还在北京的同事。我们以各自的回忆来互相提醒,互相补充。这样我们集体回忆起的谈话内容,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多得多。但比起当时的实际情况。却还是少得很。

  我们就不能清楚地回忆起这一次最初是怎样和毛主席见面的了。有的同志说,毛主席在窑洞外面相当远的地方等着我们。有的同志否定了这样的回忆。他说,当时大家都没有表,毛王席怎么可能事先知道我们什么时侯到,出来等我们?我们只记得杨家岭的土山上,这边那边都是开出来的一层一层、一排一排的窑洞;我们只记得毛主席的住处是三间窑洞,坐北向南,三间相通。中间是接见我们、和我们谈话的地方。右边是卧室,左边是书房兼吃饭的地方。窑洞里什么装饰也没有,不过墙壁是用石灰刷过的,比起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时那糊满旧报纸的墙壁,已经好看多了。

  毛主席比我一九三八年夏天见到的时候丰满了一些,或者说更强壮了一些。头发也比那一次梳得整齐了。大家坐下以后,毛主席就和我们谈话了。他的第一句话是问我们: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

  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回答。在我,当时是有着一种小孩子见到长辈的心情的。我怎样回答好呢?毛主席的了解是确实的,我不能说我们不是主张歌颂光明。说是吧,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当时还以为我们主张歌颂光明是没有问题的。回答是,不是夸耀自己正确吗?

  毛主席紧接着说:

  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表示承认或辩解。那两年我是有很大的委屈情绪的。但我又怎样说呢?这种委屈情绪到底对不对,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判断。

  毛主席看我们几个人没有说话,就严肃地进行批评了。他说:

  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我当时直觉地感到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警句,而且也是批评得比较重的。虽然我当时并不理解,我也永远记在心里了。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才开始有些理解。过了几年,又过了好多年,我才有了更多的理解。

  毛主席说“你们”,我当时以为是指我们几个人。最近,我问周立波。他说:“我去延安以前,在国民党统治下,连饭都没有吃。在延安还有什么委屈情绪?”我问曹葆华,他说:“我那时没有委屈情绪。我能到延安,在鲁艺作教员,我就很满意了。”他谈得那样谦卑,好象是说:你还不了解我在旧社会的情形吗?是的,我从一九三O年就认识他了。那时我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他是大学四年级快毕业的学生。他虽然有他的缺点和弱点,但他在旧社会是一个不被重视,而且可以说是被欺负和嘲笑的知识分子。我是同情他的。因此,我们之间的友谊长期保持了下来。我问严文井,他也说:“我当时没有委屈情绪。”他没有说什么理由。但我相信那是确实的。解放后本来在上海工作的戏剧系教员、剧作家姚时晓最近到北京来了。我问他,他说他也没有委屈情绪。只有一个现在不在北京的同事我没有问。那么,应该是我,或者至少主要是我,来接受毛主席的这个语重心长的批评了。

  在这以后,毛主席问我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姚时晓说,他是浙江吴兴人。毛主席问:你从前作什么?他说:“在上海作工人。”毛主席又问:作过多少年工?他说:“作过十多年工。”毛主席说:那你是老工人了。

  毛主又问他: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姚时晓说:“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人。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毛主席说: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懂了。

  曹葆华说他是四川嘉定人。毛主席说:中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浙江。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

  后来谈到了成都。曹葆华说,成都有几个有名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毛主席举起右手来,伸开手指,注意地问:哪“五老”?哪“七贤”?

  曹葆华说一个名字,毛主席弯下一个指头。但弯了两三个就不动了。曹葆华说不出更多的名字来了。毛主席是多么注意了解旧社会的情况,而我们却多么粗枝大叶。我去延安以前,在成都曾住过半年,我也听说过“五老七贤”这个总的名称,但却没有打听具体是些什么人。所以我也不能帮助曹葆华再说出几个名字来。

  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他这是针对那些到了延安和新社会的现实发生了矛盾、发生了格格不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人说的。这当然是批评,然而也是一种宽厚的替那种人设想的批评。除了那种为数极少的别有用心的人而外,一般追随和附和“暴露黑暗”论的作者是这样。

  毛主席又说: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

  除了那些来路不明、别有用心的人而外,一般主张和提倡、追随和附和“暴露黑暗”论的作者正是这样。“人性论”,“人类之爱”,“同情”,它们正是“暴露黑暗”论的思想基础。

  毛主席招待我们吃午饭。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四小碗菜,还有酒。他和我们一起喝酒,吃饭,继续交谈。

  吃完午饭,毛主席到卧室去休息。我们仍坐在中间的窑洞里。怕惊扰他的午休,我们几个人很少说话,即使偶尔说一两句,声音也很低。

  不久,毛主席就出来了。

  严文井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

  毛主席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后谈到《聊斋志异》。毛主席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他举出其中一篇题目叫作《席方平》的,说那篇就可以作为史料。

  《席方平》这篇作品的内容是借描写阴间的黑暗,来揭露清朝的人世间的黑暗。它描写阴间的狱吏、城隍、郡司,以至冥王都是贪污受贿,不问是非曲直。阴间的最高统台者冥王,对受地主老财的迫害,因而冤枉死的人来告状,不但不受理,而且用酷刑迫害。结论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

  毛主席还讲了《聊斋忘异》的其他优点。毛主席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毛主席还举出一篇题目叫作《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他对我们讲了那个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象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了,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毛主席讲完了这个故事,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我们中间,有一个同事问毛主席喜不喜欢看话剧。毛主席笑着有风趣地说:

  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我们曾经和有些做戏剧工作的同志讨论过毛主席的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这句简短的话显然有深刻的含意。我说:“毛主席是不是说,还是有歌舞的戏剧比话剧更吸引人呢?”他们说,不是。这是毛主席针对我们许多话剧存在着典型化差、艺术加工不够、有自然主义倾向的缺点提出的批评。比方说,我们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多幕剧,第一幕是开会,第二幕是开会,第三幕还是开会。我们刚开完了实际生活中的会议,坐在剧场里又象是去参加和出席另外一些会议。虽然不同的会讨论的问题不同,规模大小不同,背景不同.终归还是强迫我们不断地过会议生活。这哪能不叫我们疲劳之后再加上疲劳呢?除了“开会迷”,谁喜欢看这样的戏呢?

  这个同事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我们看时间不早了,就向毛主席告辞。毛主席高大的身躯站起来,送我们出窑洞,继续和我们一起走着。到了一片比他窑洞门前的平地高一些的地方,又走了好几步,我们再三请他留步,他才伸出手来和我们一一握别。毛主席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眼睛看着我们,停顿一会儿,好像把重要的革命任务交给我们,期望我们努力去完成,期望我们哪怕献出生命也要努力去完成。

  我们激动地走在回桥儿沟的路上。我们似乎从幼稚的少年时代长大了许多。我们在归途中是沉默的,像是各自沉人思索中去了。到飞机场已天色朦胧。回到鲁艺,在教堂后面的过道里刚好碰见黄钢。我们就赶快把毛主席称赞他的作品的好消息告诉他。他的兴奋是可以想见的。

  毛王席常常是这样的,他读到报刊上的好作品、好文章,总是喜欢称赞,特别对还不知名的人,还不为大家所注意的人。解放初期,听说毛主席就曾称赞过在《人民日报》同一天同一版上发表的王朝闻的一篇关于美术的文章,李焕之的一篇关于音乐的文章,说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那是高度的称赞了。对于知名的作者,对于已经鼓励过的作者,毛主席倒是不轻易再鼓励他的。你己经为人所知了,用不着再推荐了。如果你受到毛主席的鼓励后,写的东西并没有新的发展、新的进步,停滞不前了,或者甚至退步了,毛主席还再鼓励你做什么呢?是有那样的作者的,“开端就是顶点”,以后写的东西再也超不过他的成名作。这样的事情好像并不太罕见。鲁迅先生对待无名作家有一个做法:你的第一篇作品他发表了;你寄第二篇去,如果和第一篇水平差不多,他就不再给你发表。这样的严格要求是有益于青年作家的成长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庄严的有划时代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延安文艺界约有一百人左右参加了会议。其中有三十人左右是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师和干部。

  会址是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后面不远,和中央办公厅连接在一起的会议室。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是为了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建筑的,矗立在山麓,在延安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它的墙壁和屋顶都以石头为材料,屋顶采用桥洞式的圆拱结构。中央办公厅是两层楼房的西式建筑。在中央办公厅旁边的山上,就是我们去过的毛主席住在杨家岭时候的一排窑洞。一道飞桥从这排窑洞前面的一片平地直通办公厅的楼上。

  也是一个睛朗的日子。我们也是早饭后就从桥儿沟动身,走了一个多钟头,就到了杨家岭。会议室里摆着一张铺白布的长方形桌子。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朱总司令等,他们坐在一头。围着这个作主席台的桌子,三面都放了许多椅子、方凳和长凳。多数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都坐在椅子和凳子上。也有一部分人坐在长方形桌子的另一头。

  大家坐好以后,当时是中央宣传部的凯丰宣布说:

  “大家等一等,毛主席一会儿就来。”

  果然不久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迈着雄健的稳重的步伐从会议室的门口走进来了。到会的人都站了起来。从西边起,有陪同的同志向毛王席介绍文艺界的人。毛主席一一握手。其中有不少人是毛主席原来就认识的。然后毛主席以洪亮的声音说:

  大家都来了,开会吧!

  毛主席站在作主席台的桌子前,面对大家。作了那提出几个问题,而且认真讨论、就必然要引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来的极富于启发意义的《引言》。

  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己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特别是毛主席用亲身的经验来说明感情的变化那一段话,我感到是那样亲切、那样深刻、那样感动人、那样触及人的灵魂、那样富有教育意义。它使我第一次感到和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必须到工农兵中去向他们学习,同时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引言》的开头部分,毛主席讲了一句有风趣的话。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就是后来正式发表出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这是毛主席对鲁迅的又一次肯定。

  毛主席作了《引言》以后,大会讨论就开始了。发言是踊跃的,热烈的,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而且有争论。全体会议开了三天,不是连续进行,而是隔了若干天又开。第一次开了一整天。中午,大家在杨家岭中央机关的食堂吃了午饭。下午又继续讨论。第二次会议是在五月十六日开的,也是一整天。我还记得,中间休息的时侯,毛主席站在会议室的门口。外边的光线射进来,我才注意到毛主席穿的褪色的灰布裤子的两个膝头部分,补了两方块颜色鲜明的蓝布补丁。

  五月二十三日开第三次会议,参加的人扩大了一些。会场里挤得满满的。下午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朱总司令。他发言后,讨论就结束了。在三天的大会讨论中,我们都看见毛主席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边,一面听大家的发言,一面在纸上用铅笔作笔记。朱总司令发言后,负责摄影的同志邀请大家到广场上去,利用还未消逝的西斜的阳光,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照像。毛主席的《结论》是吃晚饭以后,在由三根木杆架成三角形的木架上悬着一盏煤汽灯的广场上作的。耀眼的白色的灯光燃烧着。毛主席手里拿着一叠写有毛笔字提纲的白纸,就开始讲了。他说:

  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于,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是这样谦虚而又有风趣地开始讲他的《结论》。这是异常丰富、异常深刻、异常重要的《结论》,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了巨大的创造性的发展。

  毛主席的《结论》针对大会讨论的问题,针对文艺座谈会以前延安文艺界的争论和情况,也总结了五四运动以后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和问题,从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高度,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革命文艺运动、革命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完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路线,周密细致的完全正确的党的文艺政策。他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指导了我们的过去,指导着我们的现在,也将指导长远的未来。我们坚待它、贯彻它,就取得了成绩和发展。我们离开它、违背它,就产生挫折和曲折。这已经为三十五年来的历史强有力地十分有说服性地所证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说:“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已经三十五年了,这些发言我不可能都记得;也没有必要去一一写它们。为了有助于理解毛主席的《给论》针对会上的哪些发言,把我记得的(包括经过别的同志提醒记起来的)某些发言的内容,联系座谈会前的情况,按《结论》论述问题的次序,叙述如下: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这也是一个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难道我们的同志讨论问题,真有从定义出发的吗?是真有的。有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发言一个多小时讲的都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知识,阶级性,形象性,等等。当时会场上就有冒失的人叫:“主席!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会后,也有人讽刺地说:“他大概是怕我们中央的同志不了解文学概论,来上课的。”当时会场上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但这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讨论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也不是只在这一次会上才出现过吧。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毛主席在《结论》中作为第一个问题和根本原则问题提出来的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座谈会上有些发言是说到这个问题的,但这样的发言并不多,讨论得并不充分。

  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以后,这是一个长期议论却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三十年代在上海,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就讨论过不止一次。毛主席引用的列宁的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那句话,还有蔡特金在《回忆列宁》里记录的列宁讲的下面这样一段话,是当时参加讨论的人反复引用过的:

  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难道当工农大众还缺少黑面包的时候,我们要把精制的甜饼干送给少数人吗?不消说,我不仅是在字面上而且也是在譬喻上了解这一点的:我们应该经常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前。为了他们,我们必须学会管理,学会打算。这对于艺术和文化方面也不例外。

  然而那些参加讨论的人,在发言中,常常是从引用列宁的这些十分正确的话开始,而后来却得出十分不正确的结论。不少的人把大众化理解为主要是写出为大众容易接受的作品,并把它们普及到大众中去。这样,有些人就以为大众化的关键在于作品的语言和体裁之类。些人甚至把大众化颠倒过来,成为“化大众”。他们自以为这是用正确的意识去和大众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实际却是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去改造大众。

  左翼文艺工作者,在理论上和口头上,都是承认和主张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这个问题似乎己经解决了”,但其实并没有解决。从不止一次讨论大众化的情况可以看到,从当时许多作品也可以看到。有些左翼作家,他们因为感到自己的作品还不能到达工农大众中去,为他们所阅读和欣赏,就认为他们只能间接为工农大众服务,不能直接为工农大众服务。而且他们不知道这种限制的原因在于他们目己,却以为是由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不高。

  在座谈会上,边区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讲了他们的剧团经常到边区各个分区去演出,受到群众热情的欢迎和接待。离开的时候,群众远远地把他们送到村子外面,并且给他们送了许多慰劳品。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欢迎。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反、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搭。”他这样大声说的时候,许多到会的人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

  柯仲平的发言也涉及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毛主席是重视文艺的普及工作的。毛主席是肯定他们努力做普及工作的。但是毛主席在《结论》中讲普及工作是“雪里送炭”,“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之后,紧接着又说: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

  毛主席在讲这段话的时候,还讲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从晋西北回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曾在发言中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毛主席对他的发言也微笑着点头。

  毛主席是很重视前方回到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及其文艺活动的。就是这年十一月,战斗剧社从前方回来,住在鲁艺总结工作,演出了他们在前方演的戏。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回信说: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到是没有什么分歧,到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

  这是毛主席对座淡会前延安文艺界的争论作的总的结论。我听了这样的批评,才知道我和一些同志主张“歌颂光明”,也并不就是正确的。在《结论》的第四部分,毛主席对“暴露黑暗”论的种种论调作了尖锐的驳斥。在这里,对争论的双方都作了批评。从更根本、更高的原则来考察和评判这个争论,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我当时听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觉悟都大为提高了。对毛主席的批评完全接受,完全心服。他用“比较次要,这样的话来肯定这个斗争有一定的意义,但同时又指出从更根本、更高的原则来要求,则争论的双方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非常精辟地抓住了要害。我们主张“歌颂光明”的人,写的作品也并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很多也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原因就在这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毛主席找我们谈话,他批评我、教育我说:一个人没有受到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我也是从认识到主张“歌颂光明”也并不就是正确才开始有些理解的。自以为正确,其实并不正确,还有什么委屈呢?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一九四三年,学习了党史,我知道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却长时期被攻击、被排斥、被许多同志不理解。毛主席却服从组织,遵守纪律,耐心地做工作,等待许多同志的觉悟。从这样感动人的事迹,我才又知道:不但自己不正确不应该有委屈情绪,就是自己的主张正确,长期不被人承认,不被人了解,那也是一种锻炼,一个革命者没有经历这样的锻炼也是教育没有受够。

  几个月的党史学习,这也是整风运动中的一种党内的学习。经过了这次学习,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有了一些知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学习。当时我们的学习组长是王震同志。我们都是到飞机场那边延安旧城的所谓东关(他的机关所在地),去参加学习讨论会。

  在大会讨论中,原来提倡“暴露黑暗”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象会议以前那样叫喊了,还是在继续宣传他们的主张。有人说,他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有人说:“文艺到底是应该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还是如有的人讲的,‘一半对一半’?”当时我听说,毛主席驳斥的“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那是他给毛主席上的书中的原话。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在《结论》的第三部分,毛主席讲的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用另一个说法来讲,也就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对有些人说,则更是完全还没有得到解决。

  一九三八年夏天,我到延安以后,就听说有人完全不考虑时代和地点,歪曲地引月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在一个讲演中说的一些话,“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等等,说政治家和文学艺术家不可能互相了解,应当各走各的路。

  在文艺座谈会上,这位发言人又说到过这个问题。他说:“红莲、白藕、绿叶,儒、释、道,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说这些话的人他不知道鲁迅当时在这篇讲演中虽然讲过上面他引用的那样的话,但鲁迅实际上是具体有所指的。那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残酷屠杀了大量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青年以后。鲁迅当时所讲的“政治”虽然没有加限制词,实际上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治。他讲的“文艺”虽然也没有加限制词,实际上指的是进步的文学艺术,革命的文学艺术。因此,那样的话只能说明进步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和反动阶级的政治之间是矛盾的、对立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和反动阶级的政治家之间是处在不同的方向,走着分歧的道路,甚至是不能并存的,并不适用于全部的文学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反动阶级的文学艺术是并不和反动阶级的政治冲突的,而是前者为后者服务;革命阶级的文学艺术和革命阶级的政治也一样。

  当时在延安有人以“反功利主义的唯美论者”戈谛叶的一段话来立论。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那也是反对文学艺术服从于政治。其实这些论调并不新鲜,早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上海左翼文艺界和所谓“第三种人”发生了论争。托派分子胡秋原和后来堕落为汉奸的苏汶之流就曾经假借艺术之名,反对革命的功利主义。毛主席针对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的谬论写了一段精辟的话来驳斥,并明确地肯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会期间,还有人提出了文艺和政治“殊途同归”论。他说:“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时。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虽然他也说,“在为同一的目的而进行艰苦斗争的时代,文艺应该(有时甚至必须)服从政治,”但却有保留地说,文艺只是“有时甚至必须”服从政治,而且紧接着又说:“但文艺并不就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声机和播音器。”

  “附庸物”,这是一个不好听的名词。但这也要看怎样理解。列宁讲得非常好。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里,既讲了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其他工作的共性;讲了文艺和党是一种前者隶属于后者的关系,又讲了它的个性,它的特殊规律。列宁说:

  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竟争”和后来又定名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也是发展科学和学术的政策),就正是根据文学艺术的这种个性,这种特殊规律规定的。如果不抹煞这种个性,这种特殊规律,不把“附庸物”理解为没有伟大的能动作用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讲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隶属于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的整个事业,有什么不可以呢(当然.和简单的重复性质的留声机和播音器还是不同)?列宁作为前提来讲的,不正是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的整个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吗?不是附属物,难道是独立于无产阶级的整个事业之外的,或者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平行的东西吗?

  毛主席彻底地精辟地驳斥了当时延安文艺界有人放出的挑拨文艺工作者和党的领导的关系,煽动他们起来反党反人民的谬论,并且批判了反对文学艺术服从无产阶级政治的各种论调,各种变种。

  “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这也是一个在许多人中长期不明确的问题。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文艺界的一部分人曾开过一个小会,有些发言就很强调动机和效果的区别和差异。毛主席曾亲自听取了关于这个小会上的一些思想情况的汇报。他批评唯心论者“强调动机否认效果”,就是针对那个小会上表现出来的一种错误思想。有同志回忆起,在文艺座谈会的大会讨论中,也有个别发言有这样的内容。发言者说:“我们单位的同志也写过影响不好的作品,但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他的意思是说,那些影响不好的作品“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对这个问题的唯心论观点和机械唯物论观点都是存在的。右倾的人常常是前者,“左”倾的人常常是后者。强调动机,忽视效果,只能使我们为自已的错误辩护,无助于认识错误,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但如果完全抹煞动机的差异,完全抹煞动机和效果之间可能有的差异,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比如医生用药不当,病人死了,那和蓄意谋杀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医生用药不当,病人死了,也总是犯了严重错误。应当承认错误,严肃对待,认真总结,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以后对待病人的病和开药方应当谨慎小心,不能认为不是存心治死人就不负什么责任,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毛主席说:

  “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这样就是“辩证难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

  说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这是又艺工作者中间的一个比较普遍而且长期没有得到澄清的问题。托尔斯泰就有这样的话:“无爱之处,不能生诗。”他说的“诗,是广义的,就是文学。但当时那些“暴露黑暗”论者和一般有这种思想和受这种思想影响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完全一样。他们是以“人类爱”和“人性论”这类资产阶级思想为武器来反党反人民的。例如:《野百合花》,猖狂攻击党,诬蔑延安的生活“缺少”“爱”和“同情心”。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才知道,虽然“爱可以是出发点”,但还不是“基本出发点”,基本出发点是客观实践。”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

  这是《结论》第四部分的最后一条。这是批判那些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一种借口,当时有人说:也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一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就破坏了创作情绪。毛主席尖锐地驳斥了这种谬论。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决定地要破坏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的。这些情绪“应该彻底地破坏”,“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这是讲得多么好啊!

  朱总司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一九四六年写过一篇短文《朱总司令的话》,就是追记他的发言的主要内容。那里面说过的,这里就简略一些,只重述其基本意思,并作一点补充。

  在大会的第一天有人就作了这样一个发言,发言者以他惯有的傲慢态度,吹他自己。他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十万字。”然后他又说,他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他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的第一作家。他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他还说:他从来是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

  朱总司令的发言就是针对他说的,朱总司令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鲁迅的转变问题,朱总司令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用亲身的经验来说明:“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仗打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这些话,的确如毛主席所说,是讲得很好的。

  朱总司令又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朱总司令的发言还讲到通讯和报告文学,讲要多写反映前方的斗争、反映后方的生产斗争的通讯和报告文学。

  在发言的最后部分,朱总司令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呵!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是延安物质生活困准的时候。陕甘宁边区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隔着黄河又是日本法西斯占据的地区。毛主席号召的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运动,又还开始不久。有些单位生产运动搞得好的,生活不错;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文化人成堆的单位,生产都搞得不好,生活比较艰苦。记得毛主席作《反对党八》的报告,就曾提到“维他命”。就是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包括有些文艺工作者,有这样议论:说当时伙食不好,“维他命”不足。朱总司令最后的话正是针对当时作家艺术家当中也有对困难的物质生活不满的人说的。这样朴素的通俗的语言,使我深切地懂得了什么叫做“立场”,什么叫做“阶级立场”。



  前面说过,毛泽东同志口头的讲话是和后来经过整理发表的文章有某些表现形式上的差异的。有些口头讲话中的生动的譬喻,包括着深刻的内容,虽然后来正式发表的文章没有这些话,但使听过的人永远不能忘记。

  在讲到“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的时侯,毛泽东同志说:

  我讲了一个“古今中外法”,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

  这是他的一贯的思想。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吸收外国的文化这个问题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已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大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对吸收中国古代的文化,他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在《论联合政府》中,在讲“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又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把这样的思想概括为两句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最近发表的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部分说: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荃命以前,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说法,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和批判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并提。那是错误的。那是把两种性质不同、范畴不同的事物混淆起来了。现代修正主义完全是反面的消极的东西。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艺术,其优秀的部分,都是属于应该批判地继承的东西。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列宁又说:

  我们决不能象旧学校那样,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这是极其重要极其深刻的教导。

  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又说:

  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常常歪曲(这是不容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更适合千百倍,因为这些文字写得枯燥无味,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中国吸收外国文化的工作还做得不够的时候,还说:

  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这和列宁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可惜得很,欧洲十八世纪老唯物论者的著名著作,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著名著作,我们至今仍然是很少翻译介绍。

  至于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艺术,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小说的肯定是人所共知的。列宁对托尔斯泰的作品的深刻的分析、批判和某些重要方面的高度赞扬,也似乎成了文艺界的常识。列宁说,托尔斯泰出身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但后来“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他抛弃了”俄国上层地主贵族“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他的晚期作品实际是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俄国“宗法式的天真的农民的观点”。然而有些人却仍然喜欢把整个托尔斯泰简单地划为欧洲十九世纪一般资产阶级作家,好象列宁的评论还不是结论一样。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在他们周围,不但团结了倾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民主派作家如海涅,而且还有少数是参加共产主义同盟的作家。其中最好的一个是维尔特。恩格斯称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并说在某些方面“他超过海涅”,“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格奥尔格·维尔特》)。这是多么热情的赞扬呵!然而我们有的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甚至还曾处在文艺领导工作岗位的人,竟然就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有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那么,对维尔特这样的诗人怎么办呢?难道也只有把他划入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作家的行列中去,和现代修正主义一起批判吗?

  在讲“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那一段话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很通俗地讲了几句深刻的永远留在我记忆里的话。他说:

  人民群众的缺点,落后现象,这应该挂在谁的账上呢?这不应当挂在人民群众的账上,应当挂在剥削阶级的账上。

  这是何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呵!这也具体地教育了我:什么叫“立场”,什么叫“阶级立场”。同时,这又是透彻地、圆满地回答那个曾经考住了我、难住了我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够用“自我批评”这一类说法来为“暴露黑暗”论辩护。

  毛泽东同志在做结论以前,曾找过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有些同志商量过。毛泽东同志说:要我做结论,讲些什么好呢?

  这些被咨询的同志提了一些问题。毛主席准备了一下,写了一个提纲,又找他们来,对他们讲了一遍。大家都说很好。然后毛主席才用这个提纲在大会上讲。

  毛主席这样伟大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才能比并的马克思主义者,召开延安又艺座谈会和做结论,经过了这样反复的调查研究。召开以前,就找文艺界的一些人谈过。有些人还是分别一个一个谈的。做结论又和中央机关有些同志做过商量。

  我很惭愧,参加过这样一生难逢的极重要的会议,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讲话,会前会后又受过他几次的亲自教育,却学习很差,理解很差,实践更差。在长期的工作中,没有能够坚持工农兵方向,而且有过反复,有过背离,因而犯过错误。

  前面说过,听了毛主席的《引言》,我感到那些问题是新鲜的,重要的,自己不曾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然而我在大会讨论中的发言,却只是谈到一个单纯的问题,就是受毛主席讲他自己的感情变化那一段话的深深的感动而得到的一点体会。我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儒,脆弱,动摇。听了毛主席的教诲,我感到自己追切需要改造。我只能讲这样一点意思来作为对毛主席的内容丰富的《引言》的响应,可见当时理解得多么有限。我用我的四川话讲了以后,我听见在毛主席桌子旁边的速记员说,“他讲话很快,讲的时间不长,记下来却不少。”毛主席笑了一笑。我还听到坐在毛主席附近的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在谈我的这个发言,但我只听见他说到我的名字,没有听清他说的内容。后来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一个平时和我很熟、当时追随“暴露黑暗”论的作家,当面表示对我的发言很不满。他说。“你这是带头忏悔。”

  听了更丰富、更系统、更深入、更重要的《结论》以后,我的体会和认识更增加了许多。但现在来看,那也仍然是很局部、很初步的。正是因为这样,后来才实践很差,没有十年八年深人工农兵群众斗争,写出无愧于参加过这个划时代的会议、无愧于受过毛主席亲自教育的作品,在理论批评工作中,也没有能够对毛主席的光辉的文艺思想做较好的宣传,而且在写的有关文章中还有错误。

  总的说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全国解放后,在文艺创作上也许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毛主席的期望,“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但还是结出了许多优秀的果实,可以说还是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些作品大量地表现了工农兵,并受到工农兵的欢迎。这是空前未有的新生事物。

  比起文艺创作的发展和成绩,我们这些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的人的工作就显然逊色多了。

  有些最早的解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论文,今天是不能再翻开来看的。比如有的论文就竟然说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通俗化著作,是它的很好的说明。令人惊呀地不提《讲话》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作了巨大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发展。后来有些论文和小册子讲到“伟大的发展”,“创造性的发展”,“富有中国的特点,富有鲜明的创造性”,“多方面地发展”,然而概括地而又具体地说,到底主要的发展在哪里呢?似乎还没有一篇文章或小册于讲清楚了这个间题。

  我现在也还是没有把握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前面做了许多具体而又仍然是远为不完全的叙述,如果不努力来作一点概括,那似乎是不能容许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开头说: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向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向题。

  文学艺术也一样。有文学艺术的规律,有革命的文学艺术的规律,有中国革命的文学艺术的规律。按照阶级划分,也就是有奴隶主阶级的文学艺术的规律,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学艺木的规律,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规律,奴录社会、封建社会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的文学艺术的规律,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规律。现代中国革命的文学艺术的规律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规律。

  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主席又说:我们“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就是文学艺术的根本性质,革命文学艺术的根本性质和根本生务。

  过去的社会,过去的阶级的文学艺术,它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总是表现他们的阶级以及他们的阶级所容易接触到的阶级和阶层的生活,他们的头脑中所有的也常常主要是他们那个阶级的统治思想,他们的读者和观众也常常主要是他们那个阶级的人们。为什么过去的文学家艺术家能够产生杰出的进步的作品,至今仍然为我们所赞扬呢?除了他们充分发挥了文学艺术特有的魅力,即恩格斯说过的‘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那样的魅力这个因素而外,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以他们那个时代的进步的思想,照亮了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创造出来了富有思想内容的作品。他们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或者是他们那个阶级还处于上升时期的思想,或者是他们那个时代和他们的下降的没落的阶级处于对立地位的人民的思想。马克思说过:“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在过去的文学家艺术家中,象列宁说的托尔斯泰那样,世界观发生了变化,虽然也曾有过,那却是极其个别的。

  现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面前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是:必须同他们出身的阶级告别,同他们原来的阶级的思想感情告别。他们的读者和观众,以至他们原来熟悉的文学艺术语言、文学艺术形式等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转变为以严格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主要地和大量地描写工农兵和他们的斗争,从而使文学艺术名副其实地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到达工农兵群众中去,发生很大的影响,真王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这样巨大的变化和任务,很容易使人想到,那是只有历史的自然发展本身才能完成的,也就是说,要经过长期的逐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才能完成的。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却严格地按照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同时尽最大可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通常要有一百年、二百年或更长久的时间才能达到的历史性变化,有可能缩短到数十年就可以实现。这正象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在欧洲许多国家通常要经过几百年,而根据世界革命的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毛泽东同志规定了新民王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具体的政策,我们在并不长的若干年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日,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一样。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号召和教育一切参加革命的非劳动人民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的文艺工作者,党的和非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去取得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并且把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同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兵群众密切结合起来,学习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这样就保证了我们的文学艺术能移产生真实地表现劳动人民和他们的斗争生活的、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之统一的、真正能够到达人民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的成功作品。把这作为一个长时期的普遍的运动,改造文学艺术和改造文学艺术的队伍的运动,一支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大军就会形成和建立、巩固和扩大。

  因此,只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广阔的道路,指明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制定了革命文艺路线,并在党的领导下由革命文艺界加以认真执行和坚决贯彻,这才是真正的全面的文艺革命。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

  当然,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人民生活,还有它们的特点,它们的特殊形式问题。但只要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这两个更根本的问题得到解决,艺术方面的问题经过刻苦努力的学习和实践,也是可以解决的。毛泽东同志也作了指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不知道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主要的创造性的发展,可不可以用以下这样一些议论文字来概括地而又具体地说明。

  “主要的,不等于全部。在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上,既反对轻视和忽视普及,又不赞成普及工作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在生活美和艺术美的问题上,既反对了唯心论,又批评了机械唯物论。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上,细致地分析了各种不同的团结和各种不同的斗争、批评,既反对“只有团结而无斗争”,又反对“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在文艺批评上,第一次对政治标淮和艺术标准的区别及其关系作了理论上的明确规定,“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又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二号式’的倾向。”在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问题上,既反对轻视世界观的决定性作用,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创作方法。口头讲话时候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即后来的“古为今用,洋为为中用”,既反对对外国和古代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一概排斥,又反对盲目搬用。《讲话》以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路线和文艺政策的一系列的富有创造性、富有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发展。

  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确立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的同时讲了革命的文学艺术的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是党的文学艺术事业和党的整个事业的关系,党的一切事业一切工作的共性和普遍规律。第二个是党的文学艺术事业和党的其他事业的差异和区别,党的文学艺术事业的个性和特殊规律。这也就是革命的文学艺术的规律。列宁是根据当时俄国的革命形势和俄国党的任务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有它自己的特点。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地区成为殖民地的中国,大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如果无产阶级不改造他们,他们就要经过种种方法,包括文学艺术的方法,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这种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矛盾处理得不好,是可以成为对抗性的矛盾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同。不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在全国取得胜利以前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许多人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而且在解放战争胜利的时侯,又有更大批的知识分子愿意留在国内,带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想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些情况,使知识分子,包括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接受党的号召和教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工农兵群众和参加工农兵群众斗争,改造世界观,改造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改造文学艺术本身,成为一个长时期的普遍的伟大运动,既有必要,又有可能。这和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种事业方面的方针政策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都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一样,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和文艺政策,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后,我国总的革命形势、总的路线和政策,有了巨大的变化。工农大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列宁讲的: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已经不是期望而是现实了。大批的劳动人民中的文学家艺术家正在不断地涌现和成长。然而,对于非劳动人民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接近工农兵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思想感情,仍然是一辈子也不能停止的工作。对于从劳动人民中涌现和成长的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保持和工农兵群众的密切联系,也同样是一辈子也做不完的事情。列宁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怎么办?》)这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从工人阶级中间自发地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也必须不断地学习。毛主席多次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从中国人民中间自发地产生出来的,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和发展前人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所创立,并由列宁加以全面发展而来的,我们要从他们的著作中并把他们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学到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总结了中国革命运动和当代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后不久,鲁迅艺术学院请毛主席来给全体人员讲话。

  按照解放以后的做法,党中央召开了重要的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参加会议的人是应当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详细地认真地传达,组织学习,并联系工作进行讨论,立即改进工作的。然而鲁艺当时的负责人、各系主任,还有许多教员和干部,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过毛主席的讲话,回到学校却没有一个人向全体人员传达,而是请毛主席亲自来讲话。

  毛主席到鲁迅艺术学院来了,又对全体人员亲自作了一次讲话,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在桥儿沟鲁艺大礼堂西边院里的篮球场上,罗马式的多圆拱的教堂外边,高高的洋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墙壁上有美术系的同志用刀子刻的毛主席题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那天上午下过雨,地上还是潮湿的。毛主席是下午来的。雨已停止了,但还是阴天。在临时布置的一张小白木长方形桌子前,毛主席作了一小时多的重要讲话。

  毛主席用一个生动具体的事例讲了社会生活比文学艺术更丰富,但文学艺术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又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个问题。他说:

  从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他在这个戏里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和睡觉。戏里面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从戏里见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到过中国,更用不着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却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们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这是一个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深刻复杂的内容的卓越范例。

  毛主席在这次讲话中也讲到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他用毛儿盖的大树和豆芽菜来比喻提高和普及。他说:红军在过草地的路上,在毛儿盖那个地方,长的有很高很大的树。但是,毛儿盖那样的大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用一些动作来描写和讽刺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毛主席这次讲话最主要的还是工农兵方向问题,就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问题。他对鲁艺各系的同学们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农民的脚踩过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干净。

  毛主席继续说: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不要瞧不起本地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

  毛主席说到这里就用柳宗元的《黔之驴》的故事来生动地讲了这个重要的道理。他说:

  贵州没有驴勾子(“驴勾子”是陕北农村对毛驴子的称呼。毛主席讲话常用人民口头语言),有人运了一匹驴勾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勾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勾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勾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勾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勾子。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古为今用”的例子。过去就根据这个故事流行一个成语:“黔驴之技,技止此耳。”毛主席更赋予它以新的内容,革命的现实的意义。柳宗元原来的寓言是有这样的含义:事物的真实情况和它的外表不相称,可以欺骗于一时,但最后总会暴露出它的不相称的真象。毛主席却用它来说明这样一个重要的新的向题: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洋包子对土包子,知识分对工农兵群众,如果态度不端正,没有自知之明,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高踞在群众之上,吓唬群众,开头群众也许还摸不清你有什么本事,还有些尊敬;等到他们看透了你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只不过有一副臭架子,就不佩服你,你就再也不能吓唬群众。王明那种比猪还蠢的教条主义者及其当时“满天飞”的“钦差大臣”,就是这样一些可笑己极的外来的贵州的“驴勾子”!

  毛主席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一边说,一边装作老虎观察驴勾子的样子,走向旁边另一张小木桌前坐着做记录的同志。做记录的同志抬起头来笑了。大家也笑了。毛主席自己也笑了。

  毛主席这样的生动而又深刻的教育,我们听了以后就永远念忘记不了。

  讲话之前,毛主常在教堂后院一间屋子里休息的时侯,看见门外的姚时晓。毛主席还记得他,就出来和他说话。毛主席问:

  你现在还在写剧本吗?

  姚时晓回答:我现在在做支部工作,没有写剧本了。

  毛主席说:

  做支部工作是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和写剧本不矛盾。

  讲话之后,毛主席由周扬同志等陪同,又到他在东山的窑洞里休息了一会儿。毛主席对我们几个在那里的人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对于世界有较大的贡献。

  这句极其鼓舞人的话,毛主席在解放后以大致相同的文字公开发表了。

  休息以后,毛主席又由周扬和其他几个同志陪同到东山去看了一些教员的住处,到西山美术工场去看了一些研究人员。

  毛泽东同志对鲁迅艺术学院有过多次的直接的指示,长期的不断的关怀,十分难得的对许多干部的鼓励、批评和教育,很遗憾的是鲁艺几个时期的负责同志和我们这些干部对于他历来倡导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向,长期不曾认真地理解、研究和执行,从而统一思想,明确作法,努力不懈,坚持下去,以至形成一种优良的传统和风气。我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到鲁艺工作,当时的一些负责同志就没有向我们这些新参加工作的人传达过毛主席这年五月在鲁艺的讲话。可见那时他们对这个重要讲话的认识很不够。从小观园、大观园到小鲁艺、大鲁艺,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出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问题,也就是解放后毛主席讲的文科大学要以社会为工厂的教育方针问题。豆芽菜和大树,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毛主席从一九三八年讲到一九四二年,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不应该轻视和忽视普及的问题。对这两个方针性的问题,鲁艺在办校期间,没有能够一贯坚持贯彻,而且在一段时间内是违背的。这个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发起创办的艺术学校,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更大的作用,作出应有的更多的贡献。从这点来说,我们这些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负过一定领导责任的干部是辜负了毛泽东同志的热情的期望、关怀、指导、培养、教育和鼓励的。

  但是,也必须说,在鲁艺的初期,还是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为抗日战争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的。当时的教育和演出,不像“关门提高”那段时间脱离现实,脱离群众。毛主席发动的伟大的整风运动,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深深地铭刻在大家心坎里的。当时各系的干部和同学都热烈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纷纷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戏剧系和音乐系的许多同志团结战斗,集体创作和演出了轰动一时的秧歌。《兄妹开荒》和后来在秧歌剧基础上发展、创造的《白毛女》,就是两个代表作。《兄妹开荒》受到延安群众的欢迎,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所肯定。《白毛女》最初演出时,虽然在结尾部分对恶霸地主的处理上,有过右倾的错误。但是,经过修改以后,它仍然是一个优秀的剧目。《白毛女》对于配合当时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运动,是非常及时的。这个戏代表了鲁艺从事戏剧、音乐和文学创作的同志的努力和成就。剧本是贺敬之、丁毅执笔。作曲是马可、瞿维等。导演是王滨、王大化。主要演员是王昆、林白。对党的七大代表们演出结束,毛主席站起来鼓掌,给这个戏做了肯定的结论。

  美术方面的变化也是明显的。许多反映农村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新木刻出现了。古元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著名的代表。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出一些新的作品,如《人民的刘志丹》,《减租会》,《调解婚姻诉讼》等。与此同时,还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年画、剪纸、连环画、幻灯,等等。

  文学方面的同志有些人下乡,有些人到南泥湾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参军,先是参加生产劳动,后来又随军南下。这些同志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写出了一些好作品。

  一九四五年日本法西斯投降后,鲁艺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相继到华北和东北参加了解放战争和解放区的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鲁艺牺牲的同志有戏剧系的路珍、苏路和严熹,音乐系的朱杰民、凌明,文学系的张文彦。他们牺牲的事迹是很壮烈、很感动人的。路珍和苏路是一对年轻的夫妇,都是共产党员。路珍是湖北人。苏路是四川人,曾在上海当过排字工人。他们上前方后,到过冀中。一九四一年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的时候,路珍在白洋淀边上生下孩子,进人苇塘,用嘴咬断脐带。敌人包围上来,用刺刀把她和孩子挑死。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路珍同志,把她和孩子都装进棺材。敌人来了,把棺材沉人水底;敌人走了,又把棺材浮到水面上来。后来,冀中火线剧社的同志才把她们埋葬了。苏路一九四六年进人天津,做地下工作。在情况紧急时,为了掩护同志撤退,他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以致被捕。苏路在狱中英勇不屈,坚待斗争。敌人的看守深受感动,悄悄给了他一把小钢锯。当他越狱逃出后,因戴着脚镣,行动不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回去,丢进海河里。

  戏剧系严熹同志和音乐系朱杰民同志都是一九四二年春季在晋东南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严熹是江苏无锡人,共产党员。鲁艺第三期戏剧系毕业后,分配到华北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火星剧社负责戏剧工作。后又调回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担任戏剧系主任。一九四二年,日寇发动春季扫荡,七路进攻晋东南。严熹被派赴辽县一带开展民运工作,组织民兵,对敌寇进行反扫荡斗争。二月十六日,在辽县的高峪,因驻地四面受敌包围,他在万分危险的情况下,沉毅果敢地领导当地民兵冲出重围。途中又遭敌机枪扫射,下鄂部被击碎,不幸英勇殉国。

  朱杰民同志,四川人,共产党员。一九三八年,他和鲁艺木刻工作团一起赴前方工作,被派在长治县民族革命艺术学校担任音乐教员,不久调晋东南鲁艺担任音乐系主任。后又调鲁艺实验剧团,负责音乐工作。一九四二年春初,日寇进行扫荡的时候,朱杰民被派往辽县做组织群众工作。二月,在上口村遭到敌人袭击。他率领民兵奋勇冲过敌人的机枪扫射,当爬山越过险要时,正面又和敌人遭遇。在白刃战中因腹部受重伤,壮烈牺牲。



  一九四四年四月,林伯渠同志等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刘白羽和我同行。白羽是调《新华日报》工作。我是去重庆做文艺方面的调查工作。调查工作我们两人一起进行,工作结束后我们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我们去重庆之前,《新华日报》社内部有一个争论。我们也调查了一下争论的情况。回延安后,中央宣传部安排我向毛主席汇报。这祥我又有了一次极其难得的机会,去见毛主席。

  那时毛主席住在枣园。我到的时候,天已黑了。走进那间窑洞式的屋子,我看见他正在煤油灯下伏案工作,面容上显出疲劳的神色。但我走进屋子,他就停止了工作,随即站起来,把我引到里面一间同样是窑洞式的屋子里。还没有坐下,毛主席就和我说起话来了。他一说话就谈笑风生,疲劳的神色完全从脸上消失了。那是一种多么动人的情景阿!他对着我,很自然而又意味深长地说:

  听说重庆留你工作,延安又要你回来。前几天,送南下的同志,我对他们说:一个革命干部既要有松树性,又要有柳树性。你这个同志就是柳树性多的同志吧。

  我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回到延安的。当时就听说过毛主席在同跟随王震同志南下的干部的一次谈话中,讲到松树性和柳树性的问题。松树性就是指原则性;柳树性就是指灵活性,能够到处生根发芽。听了毛主席开头的几句话,我感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对干部的了解是多么深入呵!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普通党员,和毛主席接触的机会极少,他对我的了解却是多么准确呵!多么了解我这个干部的根本弱点呵!我自己也知道,由于革命斗争的锻炼很差,又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原则性不强,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很差。尽管如此,要提高原则性,加强工作中坚持原则的精神,又似乎并不容易。

  毛主席对我进行了这样亲切的教诲以后,就坐下来听我的汇报。我坐在毛主席对面的有靠背的白木长椅上,扼要地叙述了《新华日报》社内部的这样一个争论:

  一九四三年六月和一九四四年三月,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乔冠华,以于潮的笔名在重庆的一个刊物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一篇题目叫《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一篇题目叫《方生未死之间》。这两篇文章在重庆的一些大学生读者中受到了注意;在《新华日报》内部也引起了争论。对于乔冠华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有些年纪较大的干部持反对态度,也有少数比较年轻的干部表示赞成或同情。

  这两篇文章谈的是什么问题呢?乔冠华说:当时蒋管区的知识分子麻木、疲倦、消沉、观望,正在经历精神的危机。他承认这种精神上的停滞是客观环境即政治的经济的环境造成的,这种精神状态的改变不得不有待于客观环境的改变,而且他也承认这是决定的方面。但是他对这个决定的方面并没有做什么分析和发挥,文章的内容都集中在谈论主观的弱点是什么。

  乔冠华引用了英国资产阶级作家威尔斯的话:“在大部分中国人民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他认为这三种精神状态不但存在于中国士大夫身上,对广大的中国民众也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这三种精神状态有共同之处,就是都和“人”距离很远,都是“非人”的。

  他说: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和民主,但是这种新文化“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飘浮在脑里,而旧社会的幽灵,却深深地盘踞在我们心中”。而殴洲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文化的科学和民主思想,特别是民主思想却有它更深的基础。“他们发现了人,人的尊严”,“第一页写的是‘人的发现’。它假定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一种承认旁人,把人当人,关心旁人的生活态度”。

  他说:最后我们又有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能完全变成我们的血肉。人们在最初把它当作一种教条翻来覆去的生吞活剥”,后来“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是摸着问题的边缘了”。但是,也还不够,还“没有把它当成——做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密切的注视着现实而发自衷心的关心人民命运,深沉的感觉这一个‘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生活态度”。

  因此乔冠华很强调生活态度的重要。他说:“人们问生活有什么意思?“我们的回答斩钉截铁,生活本身就是目的。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和后方,当前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

  他说:杜甫的思想观点大体上属于儒家,为什么能产生辉煌的诗篇?就由于“他的生活态度都是关心现实(现实主义)和切近人民(人道主义)”。他认为生活态度在一般文化艺术中特别重要。

  他说:“知识分子的转变”,“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建立一个健全的理论态度易,建立一个健全的生活态度难,建立一个健全的抽象的理智态度易,建立一个健全的具体的感情难,改变他们的思想易,改变他们的感情难。”

  我把乔冠华两篇文章的内容大致做了这样的汇报以后,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提出那样的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他解释问题不对,解决问题不对。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夜已深了。我就在枣园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才回桥儿沟。

  回到鲁艺以后,我还在思考毛主席那样简短而又那样英明地抓住了要害的指示。我想应该怎样理解毛主席的指示呢?毛主席说:提出那样的问题是可以的。这是毛主席鼓励我们思考,鼓励我们注视、发现和提出现实中的问题,鼓励我们改变现状的愿望和努力。他并不因为你讲了一系列错误的意见就轻易否定你的出发点。

  但是,乔冠华那两篇文章对他自己提出问题的解释和分析是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威尔斯那样的资产阶级作家对中国人民的胡说八道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乔冠华不但看不出他的荒谬,反而大为赞美,认为“对于那已经方生但尚未死去的旧中国,不能不说是含有天才的灼见”。

  “天才”!“天才”!其实资产阶级的低能儿也是说得出那类诬蔑中国人民的话!就是对于地地道道的旧中国,且不说是“方生未死之间”的中国,人也是分为阶级的,绝大部分中国人是劳动人民。说他们“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特别是“一个土匪”,那还不是对我国劳动人民的不可容忍的诬蔑和诋毁吗?

  乔冠华也是在一系列问题上弄不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什么“人的发现”,“人的尊严”,“把人当人”,等等,把殴洲资产阶级的一些胡话照搬,而且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资产阶级思想比起封建主义,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我们知道,恩格斯对殴洲的文艺复兴,曾作过热情的赞扬和肯定,称之为“伟大的时代”。而且资产阶级当它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对立物和代替者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由于它的阶级利益在当时还同其它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有一些联系,它把自己的利益说成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并赋予资产阶级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描绘成为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如何,文艺复兴毕竟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精确的分析以后,还来重复资产阶级那些虚伪的欺骗的说法和宣传,那就大错特错了。

  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包括它的原始积累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作了多么精确而又多么无情的揭露和剖析呵!英国开始于十五世纪末的“圈地”,由于羊毛价格的上涨,佃农的耕地被霸占为牧羊场,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掉,或者任其坍毁。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著名的《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曾通过表示出作者观点的游历家希斯拉德那种饰着戏谑外衣的谴责,尖锐地指出:“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资本主义就是在“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的财富的积累”,一边是“数以万计的走投无路、行将饿死的人的地狱生活”这种残酷剥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是如十八世纪的一位“曾十分露骨地颂扬爱国是财富的必要条件”的新教牧师所说的,靠“饥饿”这种“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下的劳动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们居住在“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达到同囚犯差不多的营养的水平”。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者所夸耀的“人的发现”,“人的尊严”,“把人当人”!

  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有许多深受资产阶级教育和宣传的影响的知识分子总是很醉心、很推崇、很有感情。列宁曾经多次地详尽地讲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之封建制度,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民主,超阶级的民主,或者象列宁驳斥过的“纯粹的民主”,“一般的民主”。对殴洲资产阶级至今还作为鸦片烟和遮羞布来极力宣扬的资产阶级民主,必须清楚地看到它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剥削者对劳动者的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和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一句话就说透了:“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它“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不幸得很,对列宁已经作过这样精辟透彻的分析的资产阶级民主,我国许多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欺骗宣传的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奴仆似地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成为列宁所说的那种“沉醉于资产阶级偏见的盲人。”乔冠华就是这种人当中的一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召开过的一九四三年,而且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在重庆出版的一九四四年,乔冠华还狂热地鼓吹资产阶级那一套,不能不说是令人吃惊的。

  当时蒋管区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或者有不少人消沉,从主观方面说,是出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本身的弱点;从客观方面来说,正是人民公敌蒋介石长期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结果。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意识形态,那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要解决这个间题,只有扩大和深入蒋管区的革命斗争,并从参加革命斗争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这些知识分子,这才是正确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道路。提倡建立一种什么“承认旁人,把人当人,尊重别人的生活态度”,说那就可以解决间题,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廉价的幻想。

  强调什么“生活态度”,在理论性质上,是和提倡什么“主观战斗精神”大同小异的。所以乔冠华的结论也是“到处都有生活”,而且他也提倡“人道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认为只要具备了他所说的那种“生活态度”,在什么生活中都是一样。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分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重要,从学习马列并参加工农兵群众斗争改造世界观的重要。乔冠华却说什么“改变他们的思想易,改变他们的感情难。”这是把改变思想仅仅看成口头上的承认,理论上的承认,并不是真正改造世界观;而且把思想、感情这两个本来关系极其密切的东西分裂开,对立起来。感情没有改变,正是因为思想的改变还不彻底。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都十分强调理论和实践联系的重要。乔冠华却轻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说这不过是“摸着问题的边缘”,更重要的是他主张的建立一种什么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只能说明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乔冠华还说杜甫能够写出辉煌的诗篇,也在于他的生活态度,在于他的生活态度是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杜甫是小地主的立场。由于这种立场,他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他的生活经历,他又比较接近人民,以一条条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线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才是他突破封建主义的世界观,写出了那些辉煌的诗篇的真正原因。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

  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

  毛泽东同志批评的这种错误观点当时在延安有,在重庆也有。说杜甫的成就决定于他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生活态度,也是一种把问题弄颠倒了的意识决定存在的谬论。

十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飞往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八一三”日本投降后不久,我调往重庆工作。我没有机会参加延安的干部和群众欢送毛主席的行列,也没有看到重庆各界人士欢迎毛主席的场面。我所乘坐的八路军军用卡车正奔驰在走向新工作岗位的长长的公路上。

  当我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毛主席已住在红岩村的二楼上了。有的同志问我:“要去见主席吗?”我说:“好”。他就带我去了。

  和当时很多党员、于部、革命人民一样,对毛主席飞往重庆,住在蒋管区被国民党特务包围的八路军办事处,为了全国人民,为了党,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冒极大的危险,我是异常赞叹、敬佩而又异常提心吊胆的。我的最大的希望是毛主席早日回到延安。

  我看见毛主席的时候,他正在吃饭。在这样一个局促的地方见到我们的伟大领袖,可能因为我自己已带着忧虑的心思吧,我感到毛主席好像也带着忧虑。当然,我想他的忧虑和我们普通干部的忧虑是不同的。他是忧虑大局,忧虑中国人民不得不通过流血的道路才能解放。在这样的心情和气氛下,除了普通的问候“您身体好吗”,我还能说些什么话呢。

  有一个晚上,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通知我:“主席今晚上有空,叫你坐车去接郭老、茅盾同志来谈谈。”

  我把郭沫若、茅盾同志接到红岩村一楼的会客室里,毛主席就下来了。他坐在会客室里面一头的双人沙发上,郭老坐在他的右边,茅盾同志坐在他左边一个单人沙发上。他们坐得很靠近。郭老的耳朵那时已经不大好。毛主席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偏着头更靠近一些听。我在一旁倒茶招呼他们。

  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在重庆的工作期间,和郭老、茅盾同志接触的次数也不少,就是说已经比较熟了。但是,毛主席是多么照顾人啊,他向他们介绍我说:

  何其芳这个同志有一点优点,认真。这是伟大的领袖对我的很大的鼓励。这个鼓励对我特别有意义的是,我的缺点是很多的,和认真不一致的毛病,如有时随便、马虎,有时也闹一点小情绪之类,在我身上都是存在的。毛主席却在我的许多缺点之中,看出和指出这样一点好的因素。在他指出之前,我自己是不大清楚我应该努力发展这点好的因素的。伟大的领袖了解干部就是这样深刻,甚至比你自己还了解得清楚。他在这年年初,说我偏于柳树性,也就是指出我还缺少松树性,原则性不强。现在又指出我有一点应该保持和发展的优点。这是多么全面而又多么具体地指明我努力的方向啊!

  毛主席和郭老。茅盾同志亲密地交谈。我的任务是招待。我坐在离他们远一些的沙发上。我有时又进进出出。现在想起才感到是异常可惜的,使我不曾比较连贯地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

  茅盾同志回忆说:“我们当时最关心的是大局,是内战问题。”他记得他当时问毛主席:

  “您高瞻远瞩,对形势的看法如何?”

  毛主席回答:蒋介石是要打仗的。但是,他不得人心。和平的旗帜在我们手里。他要打,我们也不拍。我们有准备。

  我们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十月八日傍晚,在张治中先生为毛主席向重庆各界人士告别而举行的酒会上,最后我们听见了毛主席在广播器里发出了洪亮、深沉、激动人心的声音。

  毛主席说:和为贵,其它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就是毛主席和茅盾同志说过的,和平的旗帜在我们的手里,而且批评和揭穿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主席在这篇简短的讲演的最后部分说:

  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困难,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

  这几句话把以后一段重要的历史发展,从三年多的全面内战到全国解放,以至解放以后,都概括在里面了。毛主席讲完以后,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就在这个酒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酒会以前,柳亚子来访周恩来。周恩来派李少石同志送他回沙坪坝。李少石同志的座车在归途中行驶到红岩村附近。有凶手向车开枪。子弹穿过车后的工具箱,打中了李少石同志。当即送医院抢救,李少石同志因伤势严重不幸逝世。医院解剖,才发现射击的是达姆弹,子弹在身体内炸裂开了。周恩来、郭老到医院去看了解剖,然后到毛主席那里去报告情况。毛主席这时已回到红岩村了。他听了报告,对郭老说:

  你也要小心啊!

  郭老现在回忆起毛主席这样关心的话,说这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

  十月十一日,毛主席飞回延安。

  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后,鲁迅艺术学院归并到延安大学,成为它的一个单位。吴玉章同志任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同志任副校长。日本投降以后,鲁艺的很多干部和同学陆续从延安出发,分赴张家口、东北和其他地方。十一月中旬,鲁艺和延大剩下的最后一批领导干部和教员即将到东北去。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又亲自接见了这一批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这是一天的下午,毛主席到南门外山上延安大学的会议室来了。他和一部分鲁艺和延大的干部一一握了手,并且说:我来给你们送行。然后靠近会议室中的长桌坐下。大家都围着长桌坐。徐特立同志也来了。象是毛主席飞回延安后他第一次见到,他对毛主席说:

  “大家都高兴你回来了!”

  毛主席也笑着说:

  这次去赢了一着棋。他们认为我们不敢去。我们去了,他们拿不出计划来。这说明没有诚意。我们去了,使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是真正希望和平的。我们也送了一些礼物。在人家卧榻之侧嘛!有些民主人士觉得我们吃了亏,那也很好嘛,了解我们做了让步。

  毛主席讲,我们也送了一些礼物,是指在重庆的国共会谈中,我们同意把我们的军队撤离长江以南的几个地区。

  毛主席又说:你们去东北,那里形势紧张,是必争之地。现在还是敌强我弱。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毛主席举起手来,很通俗地解释了这个很重要的军事原则。他说:

  比如我们的力量是五个手指,敌人的力量也是五个手指。我们怎么打呢?不是五个手指对付五个手指,而是以两个手指牵制敌人的四个手指,然后用我们的三个手指去歼灭敌人的一个手指。

  毛主席这天还有许多外事活动。他要到交际处去请一个外国人吃饭。交际处也在甫门外,离延安大学不远,但是要下山。

  毛主席外事活动完了以后,在交际处的一个会客室里继续和鲁艺、延大的这批干部谈话。这时又有一些鲁艺的干部赶来了。一起有二十个人左右,比在延大会议室听讲话的人多了一些。

  因为有一些新来的同志,毛主席又大致讲了在重庆谈判的情况和东北的形势,然后说:你们这次去东北的任务是去争取青年,办大学。你们这次去,冰天雪地,可能有害病的,还可能有牺牲的。遇到问题要分析。要学会分析。一个西瓜可以切为两半,一半叫困难,一半叫光明。刚才我说过,东北是必争之地。事不宜迟,说走就走。我们的“飞机”是两只腿。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大家都很兴奋。任务明确了。思想开朗了。回去以后大家就准备行装,不几天这批人就出发了。

  我们的伟大领袖是多么关怀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这样的单位啊!从鲁艺创办到最后一批干部离开延安,毛主席都亲自给大家讲话,指出方向和道路,给予很多极可宝贵的教育。我们这些曾在延安受过毛主席的教育的人,应该怎样奋发有为,终身不懈地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才不辜负毛主席的关怀和教诲啊!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目己转入了进攻。

  一九四八年三月,他又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说: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评西北人民解放军最近一次大捷称,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

  解放战争开始,毛主席和党中央即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的和西北的革命,一直到胜利在望的时候,才离开陕甘宁边区,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到达河北省西部平山县的西柏坡村。

  我从一九四五年九月离开了延安,到重庆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撤退回解放区。一九四八年一月,在河北平山参加老区土地改革和农村整党工作;十一月,调马列学院作国文教员。这年除夕,我从我土作单位的所在地李家沟又到西柏坡中央机关参加盛大的会餐。满满一大屋子的人突然分开,站在两边,中间留出了一条长长的通道。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迈着我们熟悉的健壮的稳重的脚步走过来了。这就是我们胜利的党。胜利的人民的领袖,这就是我们的经历了千辛万苦、重重惊涛骇浪,然而仍然像我们在延安和平环境中见到的时候那样从容,那样带着微笑的领袖!

  他走到我笔直地站立着、对他表示敬意的地方停了下来,用右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间号,同时饶有风趣地对我说:

  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

  毛主席还认得我!我那时穿着晋察冀边区的用槐花籽儿染成浅黄色的棉军装,比在延安时更瘦,用我在那里参加过老区土地改革的平山张胡庄农民的话说,我的肉掉在他们村子里了。如果有一面大镜子立在我面前,我很可能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我会对镜子里的人影问:“你是谁?”然而毛主席却还认得我,毫不迟疑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多么令人惊异的头脑!大大小小的事情记得这样多,无法计算的多!

十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中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痛苦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象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象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旧作《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礼堂开幕。毛泽东同志在开幕词中说: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全场掌声雷动。这时,祖国的天空也好像为了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毛泽东同志的庄严的宣告发出欢呼,一阵暴风雨的雨点的声音突然震响在礼堂的屋顶上,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

  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我们选举了毛泽东主席,就是选举了胜利,选举了幸福,选举了继续革命,选举了社会主义!

  十月一日,三十万北京人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毛泽东主席站在城楼南边的石栏杆的正中。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地升到晴空。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宣读完毕,阅兵式开始。

  密集的群众的海洋:
  无数的旗帜在掌声里飘动,
  就象在微风中颤动的波浪。
  在毛泽东主席的面前
  我们的海军走过,
  我们的步兵走过,
  我们的炮兵走过,
  我们的战车走过,
  我们的崎兵走过,
  我们的空军在天空中飞行,
  群众的队伍从广场上
  拥到毛主席的面前喊着: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回答着:
  同志们万岁!
  ——旧作《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这是多么欢乐,多么幸福,多么光荣的日子!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

  一九五九年春季,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一位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同志来给我们一个光荣的任务:从中国过去的笔记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宣传毛主席的思想。这年夏天,这本书基本编成。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故事,印发到会同志。我们请毛主席为这本书写序。毛主席指示,要我写。我起草了序文,经过几次修改后,呈送毛主席审阅。

  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上午十点四十分,我在文学研究所办公。电话铃响了。我接了电话。我是多么兴奋呵!原来是毛主席办公室通知我,叫我立即到中南海去,毛主席对我起草的序文有指示。

  十一时许,我到颐年堂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在里面一间卧房里接见我。一张普通的木框的沙发床,就象我在马列学院作国文教员时公家借给我的那种床。床头一边一个茶几,上面各放一盏景泰蓝座子的台灯,灯罩上半遮绿绸。卧床里面用两块长木板搁起来,上面放有许多书籍和文件。我想,我起草的序文的稿子,大概就曾放在木板上,跟许多等待毛主席深夜翻阅或批阅的书籍、文件在一起……

  我坐下以后,在毛主席身边服务的同志送一杯盛在玻璃杯里的新沏的碧绿的龙井茶来,放在我面前的矮小茶几上。

  已有两位同志在座。先到的同志中,有一位在谈当时农村的“辩论会”。他说,名字叫“辩论会”,实际成了斗争会。毛主席说:

  以后叫商量和讨论的会,大家都可以讲话。

  然后,毛主席对我说:

  你不是也被辩论过?你服不服?

  这是指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我在学术思想和工作中有石倾的错误,曾受到文学研究所、哲学社会科学部、作家协会等单位的同志们的批评。我回答:

  “许多意见都是有道理的,对的。”

  毛主席继续问我:

  你观在还有威信吗?还能够工作下去吗?

  我回答说:“还可以工作下去。文学研究所的同志过去可能有些盲目地信任我。经过这次运动,大家对我的错误能够辩别了。以后我正确的他们就相信,不正确的他们就不相信。

  毛主席又对我说:你比在延安时候的书生气好象少了一些。

  然后说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毛主席说:

  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朱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傀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我听了毛主席的指示,才知道我那篇序写得很片面,只从“不怕,二字做文章,只讲战略上藐视。毛主席的思想却总是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讲。这说明我思想里很缺乏辩证法。以我这样的思想水平来写宣传毛主席的思想的文章,是很不相称的。

  在这以后,毛主席就谈起别的事情来了。他谈到当时国内的形势。他对我说了一句:

  我们现在在开中央工作会议,你役有参加。

  这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一贯的细致的照顾人的作风。他怕我不了解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就特地这样说明。

  毛主席在讲当时国内工作中的问题的时候,我感到他是带有深深的忧虑的心思的。我感到他是那么关怀全国人民遭受到的困难,那么和人民的心相通。毛主席又说:

  《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刚才那位谈农村的“辩论会”的同志说:

  “这两年有些强调一个方面,如强调不断革命论,就忽视革命阶段论。”

  毛主席说:

  现在要强调另一个方面,要稳定下来。

  毛主席谈到农业生产中的问题有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统购,高使用。高指标是主要的。

  后来谈到了逻辑学。毛主席说:

  逻辑就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哪能管那样多。

  刚才插话的同志说:“殴几米德的几何学虽然也是演绎法,却还是对于实际用处很大,可以从已知推未知,如从地球圆周推地球直径。”

  毛主席说:这个未知还是包含在已知之内。

  最后,毛主席谈到他写了两首近体诗。他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他说:

  我六十岁才学作近体诗,所以作得不好。古体诗我过去倒学过。

  我们伟大的领袖是多么谦虚啊!他说的近体是指七律。这两首七律虽然没有发表,后来我们是读到了的。那是两首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诗。我们从毛主席已经发表的近体诗,知道他的七律也是写得很好的。它们早已脍炙人口。它们是那样思想深刻而又艺术完美。

  计算时间,已长达四小时。已是下午两点三刻了。我们都感到应该让毛主席休息了,就起身告辞。我已走出卧室,毛主席又叫我回去,对我说:

  你把序文改好后,再送我看看。

+三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了《不怕鬼的故事》的序,再送他审阅。我写了一封短信。我说:我按照指示作了修改,仅足达意,缺乏警策之处;但我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这是表示我有这样的奢望:如果毛主席能亲自动笔改一改,那就最好了。

  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半,又接到电话通知,叫我到毛主席那里去。

  毛主席还是在那间卧室里接见我。已经有四个人在座了。毛主席对我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

  他把加上的那一段念给大家听,象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传到我手里,我喜出望外。在稿子最后一页多的空白处,写满了毛主席亲笔加的一段文字。后来书出版了,序的最后一段,整整十二行,都是他增加的。我又从头至尾翻看。他修改的地方还有好儿处。其中有两处,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处是加了这样一长句: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这是使文章生动活泼起来的神来之笔。另一处是加了这样一句: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这是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警句。

  大家传阅后,毛主席对我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洽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我很少写政论性的文章。这篇序文我写得拘谨,也没有什么文采。我自己不满意。毛主席从我的信知道了我自己不满意。大概是觉得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吧,就从另一方面鼓励我,从政治性这方面来加砚肯定。

  我们伟大的领袖对一个自己感到自己的弱点,缺乏信心的干部的鼓舞是异常感动人的。接着他又对我说:

  虽然有些同志批评你,我对你还是有好感。

  毛主席说对我的批评,还是指反右倾运动中许多同志对我的批评。

  然后他又谈起序文来。他叫我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他说:

  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兔,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这以后,和上次一样,毛主席谈起国家大事来了。他说:

  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缺乏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有《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准备。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指示、文件,也是做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缺乏这种舆论准备。

  毛主席讲的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强调理论的指南作用。舆论准备,也就是理论的准备,也是广大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准备。

  最后,毛主席谈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美学间题。他说: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

  也是上次那位插话几次的同志说:

  问题在于也有一些相同的。

  毛主席象是回答他的问题,也象是发表他思考的结果似地说: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

  这两次听毛主席谈话,我都感到讲了许多很重要的问题,但因为不是在正式的会议上,我都没有当场做笔记,而是准备回来追记,但毛主席讲了这段关于美的问题的话,我却忍不住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来记上了。

  毛主席继续说:

  史沫特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殴洲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枪的东西。

  他又说:“刘三姐”,反压迫,是革命的。

  这次告辞时,我主动请示了,我问:

  “把主席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是不是再送主席看?”

  毛主席说:再送我看看。

  一月二十四日上午,我要通信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毛主席当天就看了,退回来了。他亲笔批示说: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毛主席又说: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

  在退回的稿子中,毛主席上一次增加的这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改了几个字,改成这样了:“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毛主席的思想是多么细致、周密!这个修改的重要意义在于事物的转化除了其他条件而外,还有赖于“通过斗争”这样一个条件。

  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阶级之间是否也有一些共同的美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在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它说:我们的五星红旗为什么美呢?是因为它代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但美的全部问题似乎并不是这样单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国旗的时候,筹备会第六小组的报告关于拟制国旗图案有一个说明,认为“红色旗面三分之一处加黄色长条而以五角星位于上角,这一形式较其它形式似乎更好些;盖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权,黄色长条则可以代表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在大会投票的时候,我邻座的一位代表是某大学教授,他接受了筹备会第六小组的推荐,决定投那个图案的票。他问我投哪一个图案的票。我把大会发的有几十张设计的图案翻看了一遍,选定了五星红旗。我们各投各的票。投票结果,大多数人都选了五星红旗。这位教授惊讶地对我说:‘你怎么知道五星红旗会获得多数的票?”我说:“我哪里预先知道。我只觉得它美罢了。”这就是说,在国旗图案还没有成为国旗以前,在它还不是代表国家而仅仅是被选择的草案之一的时候,也就有美或不美的问题,美或者更美的问题。我举这个例子还不是想以它来说明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虽然五星红旗获得多数的票,肯定其中有工农兵的代表,也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不会只是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层认为五星红旗美。但无论如何这个例子可以说明,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五呈红旗被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多数选定为国旗,首先是因为它本身是美的。它成为我们的国旗以后、我们就热爱它,尊敬它,觉得它更美了。这种美就不仅是原来的图案的美,而是更有社会意义了。

  毛主席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呢?因为当时插话的同志要明确的是各个阶级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美这个问题,毛主席就只说到这里为止。根据我们理解,各个阶级感到共同的美又还是有所不同的,有不同的阶级性的差异的。正如‘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同嗜之中仍包含着不同一样。

  是又不是,存在又不存在,同又不同,这不符合形式逻辑,但却是符合辩证法的。头脑习惯于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的人,就难于理解和接受唯物辩证法。为什么我们学《资本论》开头几章觉得不好懂呢?首先因为它本身是一门科学。科学是需要研究的。还有,就是因为《资本论》充满了辩证法。对于各个阶级是不是有共同的美这个问题,“形而上学猖撅”的人只能这样回答的:“没有。绝对没有。承认各个阶级有共同的美,就是人性论。即使认为各个阶级感到的共同的美仍然是又同又不同,仍然有阶级性的差异,也是绝对的完全的百分之百的人性论!”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民主党派“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对于形而上学者,就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向题。

  毛主席对于美学的重要指示、不仅对于研究美学的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于整个理论工作,都是破除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卓越的范例。

十四

  我想起了过去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见面的情景,多次见面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这些情景是多么动人,多么深深地铭刻在我心里,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多么强有力地教育了我!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使我们温暖,使我们生气蓬勃,使我们象绿色的植物一样茁壮成长。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一个真正受到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的人,他的肉体可以衰老,但他的精神却永不衰老。他永远是向上的、前进的、是带有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的。在工作中他也会犯错误,甚至犯大的错误,然而决不会因为犯错误而消极,而保守,而停滞不前。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他都是朝气蓬勃,有翻天覆地的革命精神。“给我一个杠杆,我可以把地球翻过来!”

  这些涌现在我心里的记忆,就象一支鸣响着巨大、雄壮、快乐、深沉、繁复而又和谐的声音永远鼓动我前进的歌曲。

  但我把这些记忆写了出来,我却迟疑了。难道只是这些,就可以提上《毛泽东之歌》这样一个崇高的题目吗?

  真要写一篇《毛泽东之歌》,那还需要更丰富的内容,更巨大的内容。那要歌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如火如茶的农民运动,歌领象红色的烈火照亮黑夜的天空的井冈山斗争,歌颂现代的革命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歌颂艰苦的持久的伟大的抗日战争,歌颂暴风雨一样的解放战争,歌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的党内路线斗争,歌颂震惊世界、扭转逆流的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那还有待于将来。或者还不是有待于将来的我,而是有待于将来的诗人、传记家、历史家、画家、音乐家。

  这里,仅仅是这支伟大乐曲的几个旋律而已。

  但是对于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人,毛泽东同志这些极可珍贵的教导已经很丰富很充分了。这就是广阔的道路,这就是使我们免于迷途的指南,这就是永远应该感谢的照亮了我们一生的金色的阳光。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晨五时半

转自《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第2期

级别: 侠客
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08-18
高考的回忆 (回忆1962年高考作文《说不怕鬼》)



         高考的回忆(回忆1962年高考作文《说不怕鬼》)
每年高考过后,评说高考作文题目总是社会化的。年逾古稀的过来人,也津津乐道1962年的高考题目。题目有二:一是《说不怕鬼》,二是《雨后》,二题任选其一。1962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440000人,录取人数为107000 人,录取率仅有24%(一说19%),是新中国高考录取率最低的一年。
我是1962年从福建省永春县一中高中毕业的,考场就在永春一中。当时,福建省教育厅长王于畊(1921—1993),是福建省长菲律宾归侨叶飞将军的夫人,她抓高考非常用力。1961年福建省委就已经对高考提出“提高质量,保住红旗”的响亮口号。1962年福建各地都向高考红旗莆田学习。永春一中校长黄启明师是莆田人,对抓教育质量更是不遗余力。我念高中时他教化学课,文理分科前,我一直任班级学习委员兼任化学科代表。高三年时,我是文科班学习委员,全班32人,高考录取率高达50%。我是马来西亚归侨侨生,录取入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第一志愿)的文学专业(甲班),任为副班长。
我印象最深的是高考作文题选择《说不怕鬼》。在行文中,先讲“不怕鬼”的故事,揭穿“鬼”的“迷遮吓”的种种伎俩,再联系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不怕”国内外种种“鬼”作结,“卒章显其志”。尽管“说”这种文体入选语文课本的只有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韩愈的《师说》,但是只要对“说”的写法了如指掌,就能得心应手地写了。我当时觉得很满意,常常回忆这篇高考作文,而后记录下来,现在晒出来,也作为一件历史吧。
说不怕鬼    (1962年高考作文)
最近,我们学校对高考工作抓得非常紧,要求毕业班在校住宿同学两星期才回一次家。好啊,在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终于回到家里了!吃过晚饭,我和村里邻居们聚集在一棵高大的荔枝树下乘凉聊天,多么轻松!我仰望蔚蓝的天空,星星眨着快乐的眼睛,在白云间隐藏出没,晚风送来一阵阵的荔枝香,我不禁高唱起来:“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正陶醉在美好的情景中,忽然,荔枝树上“朴喳”一声,接着几声尖叫,似乎有个黑影消失了,“鬼,鬼!”有人大喊起来。这真让我扫兴,说:“什么鬼?”有的说有鬼,有的说没有鬼。到底有没有鬼?我给大家讲鬼的故事吧。
从前,我听人家说鬼的样子很吓人,披头散发,蓬头垢面,面目狰狞,在你眼前一闪过去,就能让你六神无主;要是路上跟在你后面,会让你毛骨悚然。这是一种心理作用。前个学期,我们学校为了解决寄宿同学吃菜吃粮困难问题,向附近农民要了一片山坡地种菜种地瓜,晚饭后同学们四人一组轮流值班浇菜、防止菜和地瓜被偷。这当然有菜和米的值班补贴。有一晚,晚自习后,我们翻过乱坟成堆的金峰山到临时搭建的小草屋,看管蔬菜、地瓜。我走在最前面,似乎看到前面有个美丽的姑娘,喊声“谁?”没有答应,觉得背部有点凉。“走开!”仍然没有回音,心里有点慌。“不敢快走开,我手电打过去了!”我壮大胆子喝道。于是,那姑娘不见了,连脚步声也没有。那姑娘大概是鬼变的,想用美貌来迷惑我,我是无神论者,是不怕鬼的,即使是鬼,人怕鬼,鬼也怕人,我再次喝令:“不敢快离开,我手电打过去了!”鬼是害怕光亮的,光亮能让它原型毕露。我们值班的都带手电筒。
大家称赞说得好,要我再说一段。
我提起了说鬼的兴致,说:刚才我讲遇到的鬼是要迷我,我们不能让鬼迷住心窍。那天晚上,乱坟山只有一点儿星光。忽然从乱树丛后跳出一个女人,披头散发,伸出双臂,左遮右栏,总不让我走过。“干什么!让我过!”我想大概是“拦路鬼”,狠狠地往拦路女鬼身上吐口水,“呸,拦路鬼,快去!”我往前冲,那女鬼高叫一声跑了。我曾经听人说过,鬼最怕人家吐口水,怕人冲。有个邻居农民也说,“真的,有一晚我去引水灌稻田,有鬼不让我过路,我往鬼身上吐口水,硬冲,那鬼也是高叫着跑了。”好几个人都说遇过类似的事。
我讲得越来越有兴致,又继续说:我们遇到的鬼是要遮拦我们往前走,不能让鬼阻挡前进的路。我碰到的女鬼,见我直冲前进,无可奈何地长啸一声,变得面目狰狞,狂摇乱发,伸出一尺多长的舌头,喷出血来,向我跳跃过来,想吓唬我。我对鬼说:“别来这一套了!我知道鬼有三种伎俩。你开始是想迷惑我,接着是想遮拦我,现在是想吓唬我。我不怕你!你无计可施了吧?”鬼于是退去。鬼有迷、遮、吓三种伎俩,第三个伎俩就是吓唬人。你们怕不怕呀?别怕!
大家都说,真的别怕鬼。我兴致勃勃地说,有人说有鬼,有人说没有鬼。其实,鬼只是人们的一种心理现象。自然现象中并没有鬼,现实生活中却有鬼。“啊,现实生活中有鬼?”不知道谁表示怀疑。我说,现实生活中的确有鬼,自然灾害呀,是鬼;我们工作的错误呀,也是鬼;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呀,更是鬼。我们别怕这些鬼!我们有毛主席给的马列主义手电筒,就能照出鬼的原形,不怕鬼,藐视鬼,敢于打击鬼,鬼就怕我们了,我们一定能战胜一切现实生活中的鬼!
大家都说:不要怕鬼,要敢打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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