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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与反右]龚盾:石天河先生回忆录《逝川忆语》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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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川忆语》是石天河先生的一部宏大的回忆录,厚达554页,由谢庄兄推荐提供电子版本。作为一个思想者对那场罄竹难书的“反右”的亲历,无论如何比一般人的感受更具有历史意义而值得珍贵。其中涉及到四川、成都不少仍然健在的人物,原书没有回避,我当然更没有权力作任何文字上的变动处理。我将尽可能多地转发本书内容,直到被敏感而寿终正寝为止。——阿宁
      逝川忆语
                 ——《星星》诗祸亲历记
                     石天河

  【开场诗】

  噩梦惊回忆逝川,一行一字一潸然。
  春风未识花先碎,星火方燃雪暗天。
  屡见英华沦恨海,敢凭枯墨著遗篇。
  更阑辗转难成寐,旧日枭声到枕边。

  上面这首七律,我把它放在这里作“开场诗”。这是因为,我既然是在回忆一场诗祸的始末,就必须先用一首诗作引子。当然,引子只是引子,二十几年的一场噩梦,七言八句怎么概括得了?所以,下面的千言万语,还是要用散文写。诗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通常都只用来抒情,发感慨,很难于用它记事。何况,这里要记的事,是那么复杂,含糊,凶险,曲折,包含着一些神鬼莫测的变化。即使有《荷马史诗》作者的才能,也难于用诗的语言把它说清楚。不过,这文章虽然是用散文写,也不见得就一点也没有“史诗”的意义。它实际上是诗与诗人的受难史。即或算不上正史,“野史”的资格,总还是沾了点边的。希望后来的历史学家,莫把它粗枝大叶地忽略了。要知道,这诗与诗人的受难史,用诗开头,并非只是用它作为一个诗坛“野史”的标志。它还有另一重意义,那就是表示:噩梦只是梦,梦是会消散的;而诗却有永恒的生命。噩梦过去,诗,就必须自己昂起头来。——这就是我要用诗开头的意思。——诗,昂起头来以后干什么呢?昂起头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梦说给大家听。请听吧!……

  【1】 一个“生不逢辰”的诗刊

  1957年1月,《星星》诗刊在四川成都创刊。它虽然只是由四川省文联主办的一个省级刊物,但是,在当时,它是和北京的《诗刊》同时诞生的全国仅有的两个诗刊之一。在文学由于一系列运动的折腾而呈现出很不景气的情况下,它的出现,是很受读者欢迎的。
  编辑部主要是四个人:白航任编辑主任,我任执行编辑,白峡、流沙河任编辑。本来,刊物通常都是应该有主编、副主编的。但是,一则因为白航和我都还很年轻,知名度不高,似乎不够当主编、副主编的资格。再则,当时中国一切都学苏联。据说,苏联的很多文学刊物,有的有主编,有的则是采取“执行编辑”制度,所以,我们没设主编就设一个“编辑主任”,另外,就学苏联也设一个“执行编辑”。其实,这可能是个误会。据有的同志说,苏联是很重视文学的国家,当时名作家很多,而国家级的文学刊物有限,名作家的位置不好摆。所以,有的刊物设了主编,有的则是设立由多位名作家组成的编委会,由编委会成员轮流担任相当于主编的“执行编委”,这样就有利于给名作家摆位子。我们既设立了编委会,又不设主编或由编委轮值的执行编委,却设立了一个编辑主任,一个执行编辑。这说明,在四川文联领导人的心目中,这个刊物的编辑班子,是由两个不很够格的人来负责的。但白航和我还合得来,我们两个都没有多大的“官瘾”,编辑部由他负全面领导责任,我则负责刊物的日常编辑业务。除这四个人外,另外就只有一个管稿件收发的收发员。四个人里面,当时只有白航是党员,我和白峡,原本都是地下党员,1952年整党运动后,却都成了“党外布尔塞维克”。流沙河当时是共青团员。
  创刊之前,我们很有点热劲。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反胡风”和“肃反”运动都过去了,我们都过了关;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里面,说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文艺与科学的方针;这对我们文艺工作是极为有利的。而且,办一个诗刊,几乎是我们想了很久很久的一个梦,现在能够圆了这个梦,怎么能不想方设计地把它办好、办出色呢?在给刊物取名字的时候,有人提出取名“星”,白航说:“不好。”因为苏联有个《星》杂志是被日丹诺夫封了的,那名字似乎不吉利。我曾经想取名“竖琴”,用鲁迅先生写的那两个字做刊头。大家没有同意,说再想想。后来,七想八想,觉得还是叫“星星”好,大概是因为“星星”给人光明、美丽、神秘、永恒的印象,作为诗的象征,也是很合适的。于是就定下来,马上找人去请著名书法家谢无量先生写刊头字。谢先生的字本来写得很好,可我忽然想起毛主席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个字,就决定用毛主席写的“星星”两字作刊头字。为这事,弄得请谢无量先生写字的同志,很不好意思的去向谢先生道歉。但是,用毛主席的字作刊头,大家都觉得好。毕竟那时候,我们和读者大众对毛主席的崇拜还是习惯了的,刊物能借“星星”这两个刊头字而沾上一点毛主席的灵光,也许会有祛邪辟鬼的功效,岂不妙哉?
  《星星》创刊以后,外间的反应很好。最初,我们只印了二万五千份,但读者踊跃订阅,创刊后印数就向三万以上飙升。(我们曾打算一下子冲上五万至十五万,文联领导没有同意。)当时,北京《工人日报》上还有人写文章,称赞我们的《稿约》很别致。那《稿约》是我和白航商量后,由我起草的。(但在交流沙河去在报上作广告时,他私下改了几个字,记得是把“明亮的彗星”改成了“天边的孤星”,我有点不高兴,因为“彗星”有把生命的光辉延续到最后的象征意义,而“孤星”则只对应于个人的孤寂心情。但我也没有计较。)我们当时没有写《发刊词》,有故意用《稿约》来代替《发刊词》的意思。《稿约》第一条就说:

  我们的名字是“星星”。天上的星星,绝没有两颗完全相同的。人们喜爱启明星、北斗星、牛郎织女星,可是,也喜欢银河的小星,天边的孤星。我们希望发射着各种不同光彩的星星,都聚到这里来,交织成灿烂的奇景。所以,我们对于诗歌来稿,没有任何呆板的尺寸。
  我们欢迎各种不同流派的诗歌。现实主义的,欢迎!浪漫主义的,也欢迎!
  我们欢迎各种不同风格的诗歌。“大江东去”的豪放,欢迎!“晓风残月”的清婉,也欢迎!
  我们欢迎各种不同形式的诗歌。自由诗、格律诗、歌谣体、十四行体、“方块”的形式,“梯子”的形式,都好!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偏爱某一种形式。
  我们欢迎各种不同题材的诗歌。政治斗争,日常生活,劳动,恋爱,幻想,传奇,童话,寓言,旅途风景和历史故事,都好!虽然我们以发表反映各族人民现实生活的诗歌为主,但我们并不限制题材的选择。
  我们只有一个原则性的要求:诗歌,为了人民!

  当时,我们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满怀热望,痴心妄想地以为,在苏联批判斯大林以后,中国实行这样的方针,是党中央接受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在思想领域开始“解冻”的一个信号。这是“反胡风”、“肃反”运动后,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一心想抓住机会,把这个刊物,办成一个能突破各种教条主义清规戒律、真正体现“百花齐放”的诗歌园地。所以,创刊以后,听说外边有人叫好,我们都很高兴。可是,我们确实高兴得太早了,没有想到荀子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不到几天,就挨到了当头一棒。


http://blog.tianya.cn/m/post-319475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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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8-13
《逝川忆语》(二)
作者简历
  石天河(1924——),原名周天哲,湖南长沙人。诗人,文学评论家,杂文家,诗学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建国前曾任南京《救国日报》、《南京日报》、《中国日报》记者、编辑、采访主任。1948年参加革命地下工作,1949年1月参加中共,后参加解放军二野西南服务团。曾任《川南日报》编辑,四川省文联理论批评组长。1957年《星星》诗刊创刊,任执行编辑,旋即以诗罹祸,在“反右运动”中划为“四川省右派集团”首犯,判刑15年,监禁近23年。1980年平反后执教于重庆高级师范专科学校(现名重庆文理学院)。1985年离休。出版有长篇童话诗《少年石匠》,文论集《文学的新潮》和诗学专著《广场诗学》,以及四卷本《石天河文集》(包括第一卷•诗•复活的歌;第二卷•杂文随笔•野果文存;第三卷•评论•劫后文心录;第四卷•专著•广场诗学。共140万字。)此次出版之《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是他对“星星诗祸”发生时及其后20余年经历的回忆录,共约40万字。“囹圄絮语,血泪文章”颇多启人深思之处。
  
  【2】 一个“纸上的吻”引发了一场诗祸
  
  《星星》创刊不到半月,1957年1月14日的《四川日报》副刊《百草园》上,就以头条位置,发表了一位署名“春生”的作者的批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针对《星星》创刊号上的一首爱情诗《吻》,批评《星星》把“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搞成了“死鼠乱抛”。我们非常气愤,觉得刚刚创刊的一个刊物,社会反应很好,而党报上竟然发表这样大棒式的文章,把对一首小诗的批评,抬高到根本否定刊物的编辑方针,用“死鼠乱抛”这样“想烂狗胆”的字眼,把刊物糟蹋到无以复加之臭。我们觉得,这太过分了。
  《吻》是一首只有十二行的短诗,作者署名“曰白”,记得好像是从西安寄来的。这诗,实际上只是表现了一个热情的吻,并没有任何违反社会道德的内涵。诗稿由流沙河初选出来交给我,我认为写得可以,就同意发表了。当时,只是觉得作者可能是初学写诗的青年人,艺术上有模仿郭沫若一首早期诗作的痕迹。这诗的原文是:
  
  像捧住盈盈的葡萄美酒夜光杯
  我捧住你一对酒涡的颊
  一饮而尽
  醉,醉!
  
  像蜂贴住玫瑰的蕊
  我从你鲜红的
  唇上,吸取
  蜜,蜜!
  
  像并蒂的苹果
  挂在绿荫的枝头
  我俩默默地
  吻,吻!
  
  这首诗,只要拿郭沫若写的《Venrs》(郭氏自译《维奴司》)一诗来对照着看,就可以看出,这诗很像有模仿前辈诗人的痕迹。现在,我依据《郭沫若全集》第一卷130页,把郭诗原文照录如下: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当然,说作者有模仿前辈诗人的痕迹,这只是我们当时的一种看法,并不能说一定是看准了的。因为,诗人作诗时,艺术想象偶然相同的情况,是常有的。而且,即或说真有对前辈诗人的模仿,也是不足为怪的。青年诗人有意无意地模仿前辈诗人,几乎是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事。何况,曰白的这首诗,在形式上,情感表现上,都有自己的特色。虽然不能算有怎样高的水平,但它并不是邪恶、淫秽的“死鼠”,是任何人都可以判别的。为什么会有春生那样粗暴酷毒的批评呢?——我当时认为,这样的批评,一是来自封建意识的遗留,一是来自教条主义把“爱情”划为“文艺禁区”的僵化观念。由于它已经威胁到刊物的生存,我认为有进行反驳的必要。于是,我立即动手,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题为《诗与教条》,对“死鼠乱抛”的批评,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这篇文章的全文如下:
  
  诗与教条
  ——斥“死鼠乱抛”的批评
  
  一
  
  1月14日的四川日报副刊《百草园》上,刊载了 一篇题目叫《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的文章,作者署名“春生”。
  这位春生先生,大声疾呼地,向读者控告了《星星》诗刊创刊号上所发表的一首情诗《吻》。认为它是“香艳绝伦”的诗句;是和二十年前在蒋介石统治区流行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货色差不多的。并且,是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就已经“冻结”了的。——这也就是说,他认为,现在,对于《吻》,这样的诗,也应该像1930年对于《桃花江上美入窝》之类的东西一样,予以“冻结”,决不可以解冻。
  这位春生先生,附带地,还给写这类情诗的诗人,加上了一个封号叫“花花公子”;又把刊物上发表这样的诗,叫作“死鼠乱抛”;而刊物编者的罪名,则是“在‘百花齐放’的缝隙中,有意无意地顶着‘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艺术的特征’等种种商标而冒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深处’的破铜烂鉄的批发者。”
  春生先生,在宣布了这些罪名之后,又环顾他的同僚曰:“我们必须密切地注视!”
  好了,感谢春生先生的这篇文章,它使我们警觉起来,不禁要随着春生先生的指手划脚而一同“注视”。注视什么呢?注视《吻》这首诗,同时,也注视春生先生的批评。
  《吻》这首诗,究竟有没有那么大的罪过,应不应该受到春生先生那样恶毒的批评呢?我认为,文艺批评家,决不应该仅仅以扣帽子、贴标签、耍大棒为能事,而多少总应该有一些具体的分析。春生先生,仅仅是在举出这诗的两节来以后,便硬给作品、刊物、作者、编者,加了一系列的罪名,至于这首诗为甚么会有这么大的罪过,它究竟将在社会上造成什么恶果?春生先生并没有只言片语的分析。这是只能吓唬人而不能说服人的。在目前,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已经见诸实施,神经健全的人,是不容易被吓倒的。叨天之福,我的神经还不太软弱,所以现在,还能斗胆地,就春生先生所加予这首诗的许多罪名,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吻”这首诗,一共十二行,分三节,每节四行,它所抒写的,就是一个热情的吻。这在诗的领域内,不但容许,而且是习见的。往往一首短诗,它的主题,单纯到只抒写某一时的某一种感情,或某一种景象。这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人民的生活,非常丰富,人民的感情,非常广阔。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大时代里,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不但在物质生活上有改变,精神生活上,也早已有了很大的改变。相爱者的接吻,在从前有皇帝、秀才和举人老爷的时候,在解放前封建统治还没有打垮的时候,是一直被看作不道德的、很丑的。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了,人民的恋爱与婚姻的自由,可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接吻这样的事,并不只是“洋学生”,工人、农民也一样的懂得了:那并不是什么丑事! 这时候,如果热中于“卫道”的“圣人之徒”,还要走出来骂一声“伤风败俗的家伙!”人们就会马上回敬他—句:“封建脑壳!”我们早已不仅是在电影银幕或戏剧舞台上才看见接吻了,在实际生活当中,例如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不是还乐于看见那—对新人,当着大家的面前亲爱地接吻吗?在生活中,只要是真诚相爱的人接吻,人们是并不把它当作邪淫看待的。
  文学作品中,描写到男女之爱,描写到接吻的,很多很多,甚至在某些杰作当中,个别细节的描写,还常常超过了接吻等等若干倍。现在,还没有哪一个无知的狂徒,敢于把那些作品都叫作“淫书”。在世界文学史上,我所知道的,只有法国的文学大师福楼拜,曾经因为他所写的《包法利夫人》被控为“淫书”而上过法庭。那后来,胜利的也并不是法庭的检察官,而是福楼拜和他的作品。关于这件事,几年以前,我们所熟知的爱伦堡老人,在《谈谈作家的工作》一文中说得好:“是谁攻击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说它不道德的呢?恰恰就是那些妓院的老嫖客,认为金屋藏娇是一大乐事的有产者。”至于法国的劳动人民,却—直到现在,还是把这部小说,当作极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民族荣誉,尽力地保存着、维护着。我国也有不少人读过《包法利夫人》,他们从这部书里看到的,并不是淫荡,而是对于淫荡的资产阶级社会风习的批判。
  老实说,虽然春生先生和反对福楼拜的法国资产阶级的“道德家”们,必然会有些不同,但我仍然并不相信,春生先生在生活中,是和他写文章的时候一样反对接吻的。
  十分明显,生活里面,男女相爱接吻,并不等于淫荡;诗里面,关于男女相爱接吻之类的抒写,更不等于淫荡。任伺文明国家的法律,都没有不准相爱不准接吻的条文。吻而有罪,这只是在春生先生的教条主义“法典”里面,才可以找得到的。
  
  二
  
  那么,什么是淫荡呢?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叫作黄色的、庸俗的、猥亵的呢?
  那样的东西,是确实有过的,是曾经为害过人民,曾经与革命文艺处于对立地位的。春生先生所列举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就确实是那样的东西。
  可是,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吻》这首短诗,与《桃花江上美入窝》《妹妹我爱你》混为一谈呢? 我想,这不仅是皂白不分的胡涂,而且是含血喷人的污蔑。
  《桃花江上美人窝》和《妹妹我爱你》之类的黄色歌曲,完全是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所发散出来的靡烂的气息,除去它那黄色音乐邪恶的声音感染不说,即就它那歌词所流露的思想情绪来讲,它与健康的情诗,也是有着原则区别的。我以为,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区别两者的标志,就是在于它对待女人和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在那些黄色歌曲里面,它并没有把女人放在人的地位当作爱的对象来抒写;它是把女人放在“商品”的地位,当作“使用”、“玩弄”的对象来抒写的。在那些黄色歌曲里面,反映着男性对于女性,恣意的挑肥拣瘦,无厌止的肉欲追求,此外,却并没有一丝真正的爱情可言。而在《吻》首诗里,那些糜烂的气息,是一点也没有的。
  《吻》这首诗所抒写的,完全是有平等地位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这种爱情,通过他们甜蜜的、沉醉的吻,艺术地表现出来,它对我们人民的精神生活是毫无损害的,它是健康的。如果我们完全不抱着教条主义的成见,而却实事求是地,从诗歌的社会效果所赖以产生的艺术感染或情感教育这些方面,来考察这首诗,那么,就定会承认,只有对于现实社会完全乐观,对于生活前途充满信心的人,才有这样深挚这样充沛的感情。它使人觉得,在今天的生活中,青春一代的爱情,是这样的幸福、美好,它可以感染人,使人向往于一种热烈的、美好的情操。
  平心而论,这首诗,除了它的艺术水平不高,还有着显明的模仿前辈大师们的痕迹而外,实在并没有什么“毒素”。春生先生口口声声说它有毒,究竟有什么毒?春生先生为什么不作具体分析呢?
  三
  
  春生先生把《吻》这首诗,污蔑为与二十年前那些流行的黄色歌曲差不多的货色,随即又提出,要把《吻》这样的情诗,予以“冻结”。春生先生认为,这样的情诗,和黄色歌曲一样,是“远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就已经“冻结”了的。我不知道春生先生是不是“左联”时期就已参加了文艺战斗的老战士。但我觉得,无论说“左联”时期已经把《吻》这样的情诗“冻结”了,或是说已经把《桃花江上美人窝》之类的黄色歌曲“冻结”了,都是近乎开玩笑的说法。在1930年那样的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恐怕只有“左联”领导的革命文艺,才常常有被反动派“冻结”之虞,“左联”怎么可能去“冻结”为反动派服务的黄色歌曲呢?那时的“左联”作家,并没有动辄使用行政手段去“冻结”什么东西的权力,他们尤其不会幼稚到要求“冻结”情诗的程度。有不少著名的左翼作家,他们所写的情诗,不仅在1930年没有被“冻结”,甚至现在也还在出版。这是“有诗为证”的。
  对于黄色歌曲,由于它确是资产阶级生活所发散出来的糜烂的气息,而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又正是运用了它来麻醉青年,掩盖丑恶的社会现实。所以,革命的文艺界,从那时起,就一致摈斥了它,毫不含合胡地与它划清了阶级界限。但那与“冻结”也依然是不同的。
  “左联”、的作家,在当时,并不是依赖“冻结”手段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他们似乎并没有这种习惯。“左联”的作家,相信人民有选择的能力,相信人民终于会要觉醒,所以,他们总是以革命文艺作品的崇高思想与艺术质量,把人民群众、特别是绝大多数的文学青年,引导到革命的这一边来。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冻结”的手段,而却获得了胜利。相反地,敌人虽然用查禁、用封闭、用焚烧和屠杀等等手段,来摧残文艺,却并没有能够把新生的革命文艺消灭。
  是非自有公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春生先生毫无根据地把《吻》这首诗,污蔑为黄色歌曲一类的东西,又主张像《吻》这样的诗应该“冻结”。这不仅使人觉得他太粗野,太幼稚,而且,这确实是严重的敌我不分。他居然叫嚣着要仿效敌人的手段,用“冻结”来消灭人民的文艺。应该公正地指出:这种叫嚣,在实质上,是反人民的。
  教条主义的极端,不仅反诗,反艺术,而且也必然趋向于反人民,这正是一个显明的例证。
  四
  
  过去,已经有—个相当长的时期了,文艺界不知从何而来地,流行着一种刻板式的理论,似乎凡是抒写爱情,都必须与社会主义劳动、与革命斗争、与保卫祖国的战争相结合,才是可以容许的;而普通生活中青年男女的爱情,则是不可以抒写的。事实上,这种论调是很片面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劳动中,在革命斗争中,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固然可以产生崇高的爱情,文艺作品,应该十分重视地抒写它,表现它。但这是要从生活出发,不可以牵强结合的,尤其不可以因此就排斥一切。在普通的和平生活中,青年男女的爱情,也仍然值得尊重,同样地可以抒写它,表现它,不应该划作文学艺术的禁区。
  我们的诗歌,当然要教人爱祖国,爱劳动,但也还要教人更广阔地爱生活。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仅仅是为了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同时,也正是为了使人能更幸福的相爱。
  春生先生神经过敏式地,把一个热情的吻,看得比毒蛇猛兽还要可怕。似乎只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才接吻,而劳动人民就绝对的不会接吻,这在生活中是找不到例证的。春生先生任意地、横蛮地,把各式各样的罪名,乱加到诗的作者和刊物的编者身上,我想,这并不能表示春生先生的勇气,相反地,“死鼠乱抛”这四个字,倒很像是春生先生给他自己的批评活动,所作的一幅惟妙惟肖的写照。
  我想重复地说一次:感谢春生先生的这篇文章,它使我们警觉起来:原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布以后,教条主义还并没有收锋敛迹,它还在继续地向文学艺术进攻,它还在尽情地使用污蔑、扼杀的手段,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的头上阻碍着文艺事业的前途。不行!
  春生先生,教条主义的虚假的王冠,已经快被摘下来了!虎皮交椅,快要坐不稳了!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以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们,都已经下了决心,要把教条主义埋到那见不得人的深渊里去,让它长眠千古。
  诗与教条,是如此地水火不能相容;诗抒写爱,而教条主义者在乱抛死鼠;诗创造美,而教条主义者在编制“冻结”的条文。
  人民爱诗!人民憎恶教条!
  诗与教条,必然会是两种不同的命运:即或诗有暂时的受难,教条有片刻的横行,但是未来的年月,决不是属于教条,而是属于诗的!当诗人的声音高响入云的时候,教条主义者所抛掷的死鼠,必然会在人民群众的唾弃与践踏之下,碎裂,腐朽,化为乌有!
  
  ——这篇反批评文章,是惹祸的东西。当时并没有能够发表,我自己也没有留下底稿。现在是依据四川文联在“反右”运动期间召开文代会时编印的《会议参考文件之九——四川文艺界右派集团反动材料》,全文照录的。
  但现在,在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以后,我重新再读自己的这篇文章,仍然觉得,我的文章是实事求是地说理的。除了有些词语比较尖刻,有些任性使气以外,实在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方。可是,就是这篇文章,成了“惹火烧身”的蓑衣。我没有料到,我以为完全可以信赖的、当时由毛泽东宣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距离我们,实际上竟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

http://blog.tianya.cn/m/post-31973095.shtml

级别: 侠客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8-13

主持人按:昨天发了《逝川忆语》(二),在网络上一查,发现石天河先生有他的博客,且全文发布了他的《逝川忆语》。既如此,我就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了。但鉴于昨天的内容是个悬念,今天就继续再来一个章节。关心这本书的读者可自去搜索石天河先生的博客:星湖石老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zyt
  【3】 反批评文章所经历的一波三折
  
  当时,在四川文联机关里面,与我同时写反批评文章的人,还有好几个。如:流沙河写的《春天万岁》,储一天写的《“死鼠”与“吻”》,也都是与春生的文章针锋相对的。我们把文章送到《四川日报》编辑部以后,原以为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发表批评文章的报刊,应该以平等态度发表反批评文章。所以,过了几天,还没有见报,我们就自己到报社编辑部去问。副刊编辑原本是有些熟的,他们拿出排字房送来的小样给我们看,说明已经发排了。我们觉得,既已发排,当然会发表,便放心地回来等着见报。
  可是,隔了一两天,忽然报社编辑部通知我和流沙河、储一天,说《四川日报》总编辑伍陵同志要在这天晚上和我们谈话。
  伍陵当时是《四川日报》的总编辑,脸相大方,五官端正,给我的第一印象,倒不像是个坏人。不过,说话时那“嗯嗯咹咹”的沉重的鼻音,使人一听便感觉到,这是一个资格比较老(可能是“三八式”)的干部,长久蹬在领导岗位上,所谓“久历官场”,官风暮气都已经习染得很重了。这样的人找你谈话,用他们的八股套话来说,那无非是想对你进行一番“严肃认真的政治思想教育”。所谓谈话,只不过是单方面的,他谈你受教,一切他早已成竹在胸,你谈的任何一句话,他都是决不会听进去的。这样的人,他们不动脑筋就可以凭资格吃皇粮,万不得已要动动脑筋,也只是为了坐稳他的领导位子,他能谈什么新鲜话呢?果然,伍陵神情严肃地说:“找你们来嘛,嗯,你们不是写了几篇稿子吗?咹?是……三篇嘛,呃,我们的意见呢……希望你们自己(!)把稿子收回去,重新慎重的考虑,呃……就是这件事,你们如果同意我的意见呢,呃……就这样嘛。”看他那样子,是想三言两语把我们打发走。我说:“前天我们在副刊编辑那里,看到了排字房送来的小样,既然已经发排,我们以为一两天就可以见报,现在报社领导上为什么决定不发?是不是认为稿子里面有什么措辞不恰当的地方,希望伍陵同志给我们具体指出来,我们可以当面研究嘛。”我这样说,是想摸一摸底,因为,那“死鼠乱抛”的批评文章,究竟是什么人写的,我们当时只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的李亚群副部长写的,也有人怀疑是四川文联创作辅导部长李累写的,并不能确切的判断。因此,我想从伍陵那里,证实一下,弄清楚那批评文章的来头。这时,储一天说:“党的政策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报社对批评与反批评应该平等对待嘛。”伍陵连忙接着说:“我们是党报,嗯,党报有党报的立场,咹……也不能什么文章都随便发嘛,百花齐放还要是朵花嘛,百家争鸣还要是个家嘛,呃,你们的稿子,报社编辑部的同志,是有很多……很多意见的,当然,各种意见,都有嘛。总的来说,咹?,大家都认为发了不好嘛,对社会,对读者,对党报,对你们自己,咹?都……都,都不利嘛,有的问题,在党报上争论起来,呃,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嘛,那后果,恐怕……对大家,呃……对你们自己也不利嘛。”
  伍陵不愧是老于官场的人,也确实不是一个坏人,他大概对所谓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斗争是阅历甚多的,知道什么是“面子上”的,什么是“里子下”的,知道所谓争论的是非和结局,只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他劝我们把稿子自行收回,显然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他要避开“压制反批评、压制百家争鸣”,或“压制新生力量”的责任与嫌疑。(在《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时,毛泽东说《文艺报》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文艺报》编辑部无端地就被烧了一把火,这个教训,伍陵是不能不考虑的。)虽然在他眼里,我们算不了什么新生力量,但是,万一呢?老于官场的人,他不能不习惯于老谋深算,不能不考虑到有可能发生的“万一”。他让我们自行收回,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万全之策”。二、他知道,这样的争论,一旦在报上展开,他作为党报的总编辑,就会处于脱不了干系的风险地位。因为,他知道,在党的上层,一向是把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地位,看作是政治领导权的基础。党对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历来是密切关注而决不会轻易放过的。每一次争论,最后都是由党的某一级领导人出面,对问题作出总结,判定谁对谁错,接着便是对错误一方的行政处理。这处理,往往是很严重的。有时,报刊领导人也会因发表文章不慎重,或立场摇摆,观点模糊,态度不鲜明,斗争不坚决,等等,牵连地受到处分。伍陵对这些是了然于心的,他当然不愿冒风险。三、对《星星》诗刊的批评,别人不知道写批评文章的人是谁,他却是完全清楚的。也许,那文章就是从省委宣传部派人送给他,由他交给下面的编辑人员发排的。原先,他可能没有料到,《星星》的编辑,对党报上的批评,非但不是连忙地认错、作检讨,居然还有人敢于进行反批评。而且,反批评文章不仅在理论上有斤两,文字锋芒也并不低于批评文章。一旦在报纸上展开群众性的讨论,究竟“鹿死谁手”,一时是难于预见的。何况,我们那反批评文章的火辣辣的语言,一旦在报上发表出来,那对写文章的“春生”(省委宣传部“文艺口”把关的领导干部)的“领导威信”,无疑是会有损伤的。伍陵能不维护他的顶头上司的威信吗? 换句话说,他敢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吗? 四、当时,正是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刚提出来不久,还没有见诸实效的时候。对这个所谓“发展科学文化艺术的新方针”,当时大大小小的干部,不仅在观念上有些模糊,在解释上互相龃龉,各方面的意见还很不一致。而且,对于毛老人家忽然提出这样一个与“无产阶级专政”、“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基本精神上似乎不很相容的政策方针,究竟是什么用意,又有谁能摸得准呢?(当时听说,美国有人认为中国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自由化”政策,而苏联则批评这种政策有背离马列主义的倾向。)毛老人家的政策措施,历来都是“圣心独断”,别人是猜不透的。他“声东”可能是为了“击西”,他“翻云”可能是为了“覆雨”,说“反左”也可能一下子变成“反右”,或者“左右一齐反”只不反毛泽东自己。在毛老人家领导下作过长时间工作的人,在没有真正摸清“领导意图”的时候,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伍陵也不例外,所以,他既不敢公然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不敢贸然放手让几个小小的文艺干部在党报上批评省委宣传部“文艺口”把关的领导干部。他唯一可以采用的最稳健的办法,就是让我们自己把稿子撤回。——几十年后,我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感到,久历官场的人,的确有他的长处,而且,伍陵确实不是一个坏人,他要我们自己把稿子撤回,在当时,是最明智的作法。可是,我们当时政治上还非常幼稚,感情上又容易冲动,又糊里糊涂地自以为是在为贯彻毛主席的“双百方针”而斗争,要维护《星星》诗刊的声誉,改变文艺工作的环境条件,甚至,还幻想一举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争取文艺事业有一个可以充分发展的自由天地。对伍陵的官话,我们当然非常反感,对他毫无平等对话诚意的官僚习气,更非常憎恶。那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记得,最后是流沙河一摆手,说:“稿子我们不撤回,随你们怎么处理。”就愤气地转身往外走。我当时本想再谈一谈,但在那情势下,也没法再谈什么,只好一起走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们那时,确实太不冷静了。如果我们接受了伍陵的意见,把稿子自行撤回,也许,“《星星》诗祸”,后来便不会发展到那么严重。可是。我们当时,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哪能考虑得那么多呢?
  从伍陵那里回来,我们三个人叽叽咕咕地随便交谈了几句,便决定在我们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我们的反批评文章。本来,一个刊物,受到了粗暴的攻讦与危及自己生存的恶意批评,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反批评文章,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从伍陵那里回来,我已经心里有数:这事情既然由伍陵出面来劝我们把稿子撤回,可见那批评文章的作者,确实是有来头的。小道消息说那“春生”就是李亚群副部长,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真的。我们要采取装作不知道而继续坚持反批评斗争,是会受到阻挠的。至少,这事情要取得白航的同意,才可以在文联领导来不及干预的情况下,把反批评文章捅出去。而这,也是难于办到的。因为,既然宣传部已经关照报社不发我们的反批评文章,那他们是不是已经同时关照文联,对我们进行压制呢?我自己是曾经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过的人,我对宣传部与报社、文联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党委宣传部在执行意识形态领导工作中的权威地位,报社和文联的领导干部,是绝对不敢马虎的。不过,我们当时仗着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威势,是什么也不怕的。(当时有一种想法,现在说来非常可笑:怕什么!即使他们说我们是“狐假虎威”,那虎总是真的!——谁料到那虎后来也会变卦呢。)
  果然,第二天,白航把我们的意见反映上去,李累说,这问题要向党组请示。其实,李累当时是文联党支部书记、创作辅导部长,兼任《星星》的编委,是直接监督《星星》工作的领导人。由于他是文联的党支部书记,创作辅导部又是最大的一个部。(当时没有成立作协,创作辅导部就等于作协。)文联的事,除了音协、美协、剧协等几个部门以外,大部分都由他当家。为什么他要把问题交上去呢?这大概是因为,四川文联的干部,是从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方面合拢来的,白航来自川北,我来自川南,李累来自川东,从前,在各地区工作,地位都差不多,到四川文联以后,虽然李累是领导,但白航和我也都属于中层干部,他要压制我们,我们不一定服他,并很容易引起冲突。他把问题交上去,由文联的党组书记常苏民来处理,我们就没话可说了。李累这个人是很工于心计的。
  隔了两天,常苏民找我谈话。常苏民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革命资历较长,抗日战争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他就是老师,很多文艺界的老干部都是他的学生。抗日战争中流行的《兄妹开荒》,就是他作的曲。他平日待人比较温厚,解放后随军到成都,就担任川西文联筹备委员会主任,所以,文联干部习惯地都喊他“常主任”。(后来,四川文联由沙汀任主席,沙汀虽然是老左翼作家,但当时是解放后才重新入党,并常在北京,也不大管文联的事。文联的机关领导,仍然是由常苏民负责。)常苏民在和我谈话时,一开始,似乎也不愿形成对立情绪,说,他也认为那批评有些过分,对一个新创刊的刊物,这样的批评是会影响工作的。他还特别提出,刊物上有的诗,外边反映是很好的,比如,你写的《你们的刀》,那首诗,就很好,而且说好的人,不是一般读者(意思是暗示我,是领导方面的人认为你的这首诗很好。以此来转化我与领导方面的对立情绪)。接着,他就说,“听说你们几个为报上的批评在闹情绪,我认为不必要。工作上遇到一点挫折,不要紧,继续干下去嘛。对批评有什么意见,我们可以向上面去讲清楚。”我当时说:“常主任,为了办这个刊物,我们熬了多少个夜看稿子,总想把刊物办出一点特色。现在,刊物一出来,读者纷纷寄钱来订,北京《工人日报》上还有人写文章,为我们叫好。可是,我们的党报上,不止是泼冷水,而是当头一棒,想把我们一棒打死。这个问题,我们不澄清是非,刊物还怎么编得下去?党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既然发了批评文章,就应该以平等地位发反批评文章,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嘛。如果他们依仗权势,不准我们说话,我们就只好在自己的刊物上发,把问题向全国文艺界公开,向人民群众公开,是非自有公论。我们相信群众,相信真理是不能被压制的,相信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会贯彻下来的。”常苏民说:“在我们自己的刊物上发表反批评文章,我原先也认为是可以的,不过,后来想,这样不好,人家会说我们不虚心,不论是谁,对刊物的批评,我们都要正确对待,不要意气用事。”我知道,常苏民不会同意我们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反批评文章,多谈无益,便说:“如果领导上不准我们在《星星》上发,我们再另想办法。”我起身就走。常苏民连忙说:“呃,你考虑一下,你有什么意见,我们以后再谈嘛。”
  从常苏民那里谈了几句话回来,我心里闷了一肚皮气。我想起从前在南京作新闻记者的时候,那报纸是老板的报纸,老板是国民党的人,可我要在报上写文章骂国民党官僚,文章还是可以随便发。现在,人家骂到我们头上,我们连在自己的刊物上发一篇反批评文章,都这么七筋八绊,这日子怎么过?(本来,我从川南调成都,在“整党”运动中,政治上是受了挫折的,到四川文联,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被怀疑而受审查,心里就更窝了许多怨气。现在刚刚办起这个诗刊,又遇上这当头一棒。心里确实不是滋味。)对于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我历来就是十分反感的。特别是在我自己多次遭到教条主义的打击以后,更使我把自己定命为一个坚决反教条主义的人。我深深感到,在教条主义如此猖獗的情况下,文艺工作者是没有好日子过的。现在毛主席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好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和教条主义者硬干一场。于是,我打算自己去找个印刷厂把我们的反批评文章印成一个小册子,向文艺界散发。
  可是,我没有想到,就在我们想要把反批评文章印成小册子散发的时候,别人已经在着手对我们进行另一种方式的压制了。而且,《四川日报》上对《星星》诗刊的批评,重心也已经从《吻》,转向了《草木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因为,对《吻》的批评,虽然粗暴,还只限于批评作品“淫荡”、批评刊物违背了党的文艺方针;而对《草木篇》的批评,则是针对它的“不满现实”,甚至提到了“仇视世界”,显然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上纲的语气,问题越来越严重地政治化了。
  这当儿,文联机关里面的气氛,也开始紧张起来。常苏民一再找我谈话,劝告我不要印发反批评文章,并且,用婉和的态度警告我:“你那样作,那不成了‘无组织无纪律’了吗?”同时,文联的共青团组织,也开会对流沙河进行“团内教育”。不仅有对《草木篇》提意见的内容,还涉及到了1956年“波匈事件”时,流沙河在和其他人谈话时流露的某些被认为“出格”的思想言行,以及在《草木篇》受到批评后,说“我宁肯到资本主义世界去作贫穷而自由的流浪儿”等等。我知道,这些动作,无非表明文联领导人为了维护“春生”的尊严,必须对我们的反批评活动进行压制。这些运用行政手段和组织力量来干预文学活动的作法,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合理的。可在当时,这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常规和习惯。知识分子都是在“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既要“跟”,就得听党的话。(不仅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党的话,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话,也都是党的话。)谁敢说个“不”字吗?(不跟,就意味着“不革命”,而“不革命”就意味着可能被划为“反革命”。)——现在想来,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依附革命、从而也不能不丧失自己独立人格的一种时代悲剧。而我当时,对自己的这种悲剧地位,是完全没有觉察的。我以为,我既是革命的一员,我就有和任何领导干部都是“革命一员”的平等地位;共产党的《党章》里面,规定了“党内一律平等”,普通党员可以有对任何一级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批评的权利;对某一级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批评,无论批评意见是否正确,都不能被视为“反党”。何况,我是在毛泽东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为使这一方针得以贯彻执行,才对阻碍“双百方针”的教条主义进行斗争,我有什么错呢?——四十多年后,回顾我当时的思想情况,我不仅对自己政治上的幼稚感到可笑,而且,我还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地存在着儒家“经生”的迂腐。儒家“经生”总是把“圣人之言”看成最神圣的东西,以为有权威性的“圣人之言”作依据,自己就是“行得正、坐得端”的。殊不知“圣人之言”是非常不可靠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圣人之言”往往会随着时势变异而变出许多不同的解释,甚至可以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正像一支电视剧歌曲里面所说的:“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作为政治权威的“圣人”,谁会认认真真地按自己先前说过的话办事吗?语言文字的东西,是随时可以修改或废弃的。“圣人”把原先说的不算数,另行说过,不仍然是“圣人之言”吗?“反右”期间,先说“言者无罪”后说“言者有罪”,不都一样的“神圣”吗?“文化大革命”中,连《宪法》也没有能保护住国家主席,是《宪法》“神圣”还是“红宝书”“神圣”呢?1957年那时,已经是在“五四”启蒙运动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还一味迷信“圣人之言”,这本身就是儒家“经生”迂腐习气的遗留。而我们想依靠“圣人之言”去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也和基督教徒用“新教教义”去反对“旧教教义”差不多。双方的“教主”,仍然都是那同一个耶稣基督,谁也没有超越对“教主”的迷信。“教主”是可以翻云覆雨的,所以这种“新旧之争”的双方,都不过是“教主”用来演绎教义的刍狗。刍狗只是些草把把,用哪个不用哪个,“教主”是随意的;用或不用,最后都是一火烧掉。那么,这“新旧之争”,用庄子的话说,就只不过是“蜗角斗争”。我们为这种“蜗角斗争”而失去了人生最可贵的青春,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时代的依附地位所形成的时代悲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身上遗留的经生习气所导致的信仰悲剧。
  在四川文联共青团组织对流沙河进行了思想批判以后,过了几天,文联领导接着就以机关大会的形式,对我们进行批判。我和流沙河、储一天、茜子、丘原,都是批判对象。究竟那2月上旬的个把星期内,开了几次会,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对我批判的那次机关大会,有一些情节,对我印象很深。
  那次大会的排场很大,连省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都请来了。大会由文联党组书记常苏民主持,党委的几个主要成员和文联副主席段可情(民主人士,创造社老作家,与郭沫若同期的诗人)也参加了。文联机关干部大部分都参加了。批判会(他们叫“机关教育大会”)的进程,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常苏民讲话后,先叫流沙河检讨。流沙河的检讨,表面上是检讨他自己,但着重的是检举别人。主要谈了这样几点:一是他的错误思想,是受了石天河的影响;还说:在匈牙利事件时,石天河说过“假如我在匈牙利,说不定我也要杀人。”流沙河还特别深沉地说:“石天河这个人,我对他摸不透。”(表示他对石天河很隔膜,感到石天河内心阴暗、莫测高深的意思。)二是在检讨“波兰、匈牙利事件”期间他的一些思想言行时,顺便检举了茜子(陈谦)、丘原(邱漾)等人。其中如:有一次,在茜子家里,他和他的另外几个朋友(按:是流沙河与茜子共同的朋友),大家谈论起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时,茜子的妻子问“裴多菲俱乐部是啥子?”茜子说,“有什么大不了,无非是青年人在一起自由的谈话,像我们这样,人家还不也可以说是‘裴多菲俱乐部’?”——流沙河谈到这里,特别声明:“我当时连忙说:‘我们现在还不需要,不需要!”当时把茜子弄得很尴尬,大家不欢而散。云云。又检举丘原说过“毛主席就是最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者。”遥攀(潘克廉)说过“肃反时的自我检讨是‘抓屎糊脸’。”等等。(流沙河机灵善变,他的这次金蝉蜕壳式的“检讨”,虽然给他自己减轻了负担,却因这“检讨”中涉及他人的地方,有“检举材料”的同等效用,后来,在“反右”时,茜子就因为那一句话,被划为“裴多菲俱乐部”的组织者。所以,它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流沙河检讨以后,接着便是其他人发言,对我进行揭发批判。最积极的是傅仇、陈欣、萧然等三个人。我当时的心情非常激愤,眼睛只看着会场上的毛主席石膏像,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发言过后,常苏民要我表态。因为傅仇的发言着重攻击我在“男女关系”上的错误,陈欣的发言,着重攻击了我的“历史问题”,我像一个被触发了的地雷,便说:“关于我在男女关系上的错误,那确实是我的错误,我已经检讨过了,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我用不着再检讨。今天的问题,实际上不是这些问题,而是有没有教条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的问题。一个刊物,刚一创刊,就一棍子打死,不准我们反批评,这合乎党的政策吗?至于说到我的历史问题,我,一个穷孩子,读了几年书,作了几年工,日本鬼子打来,为了不作亡国奴,只好逃难,在兵荒马乱中,被国民党特务训练班骗去受了一年训,我挣脱出来了,并没有做过一天半天的特务工作,我在南京入党时就交代清楚了,我有什么罪?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必要时,我可以写一本书,告诉全世界!你陈欣,在被捕以后,出卖同志,投降敌人,作了三青团的区分部书记,背叛革命,残害青年,你有什么资格来提我的历史问题?……”我说得非常激愤,会场上傅仇等人,便站起来嚷,想打断我的话。说:“你好好说你自己!”这时,会场上忽然有人把沙发旁边的一个热水瓶提起来“叭”的一声摔到了地下,并且,大声地说:“大家都好好说嘛!”——这是一个十分意外的插曲。热水瓶爆炸的声音很大,瓶子里的开水溅了一地,会场上很多人感到惊讶。这是易刚为我抱不平而愤气摔的。【易刚,长沙人,和我是小同乡,小学时是比我高两班的同学。他父亲(我记不很清楚,好像就是易培基),在大革命时期,是湖南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本人曾是新四军干部。因被俘受过国民党电刑,解放后重新参加革命,因有被俘的历史长期没有能够入党。其人性情刚直,在机关里和我有时好得像亲兄弟,有时也吵得打架。他虽然对我也有意见,但他看到开这样的会,发言最积极的三个人,本身就是政治历史最不干净的人。(傅仇解放前是重庆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办的反动报纸(似乎是叫《强力报》)的编辑,在当时的进步文化人眼中,他是为迫害进步人士的警察特务部门服务的“反动文人”;陈欣是叛徒,后来作了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萧然曾经作过国民党一个县的清共委员会的秘书。)而他们现在竟然气势汹汹地来攻击别人的“历史问题”,易刚觉得,这似乎意味着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伪装积极在欺侮“倒了霉的共产党员”。所以,他抱不平地摔了热水瓶,给会场添了个插曲。】接着,陈欣又促成了第二个插曲。因为,他把我说他“残害青年”,错听成“长沙起义”,他连忙辩白,说“你说我背叛长沙起义,长沙起义我根本没有在那里……”,这时,一直默然地坐在常苏民旁边的段可情副主席忽然发言了,他用老年人的声调,纠错似的向陈欣从容地说:“人家是说你残、害、青、年,你没有听清楚,是说你背叛革命后残、害、青、年……”段可情的这几句话,使会场上有的人忍不住捂着脸笑。我心里明白,段可情是一位正直的老作家,他对用这种方式来压制青年人的反批评,内心是不以为然的。但他只是个民主人士,对党委的决定,不便干预。而对陈欣的发言,他肯定是有反感的。常苏民似乎也意识到,这两个插曲,暗示这样的会开下去是不得人心的。于是,在席向、杨树青等几个人事先定了调的批判发言之后,便请文艺处的张处长讲话。文艺处的张处长,原本是干部管理处长,对文艺工作并不内行,似乎也说不出什么理论。他听流沙河检举我说过“要杀人”的话,便着重的在讲话时说:“杀人,怕什么?他要杀人,我们就对他专政!”然后,常苏民代表文联党委,宣布给予我“停职反省”处分。批判会便到此结束。
  对于文联领导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压制我们的反批评,我心里压抑着一种悲愤情绪,觉得这完全是官僚主义的以势压人,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作法,我决不应该在这种不讲理的压力下屈服。对流沙河在会上的那种表现,我觉得软弱可鄙。不过,我当时想,他原只是一个青年学生,解放后参加工作就在文联,并没有经过什么大风大浪,他家庭是地主,父亲是在土改时被镇压了的,他内心存在着深度的恐惧。在共产党组织的压力下,就是老共产党员,也未必经得起。所以,这一切也都是可以原谅的。——我对流沙河“第一次反水”的这种原谅态度,实际上种下了“反右“期间流沙河“第二次反水”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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