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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刀刀:老僧已是沾泥絮—周作人生命的最后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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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3日,八十二岁高龄的知堂老人穷困潦倒,写下此生最后一篇日记:晴,廿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其中的吉宜为周作人的孙子,徐耀辰为老友。周作人说得仍是借贷的事,这种类型的信他已经写了好几年了,有时给出版社,有时给朋友,如章士钊、钱稻孙等。言辞间都颇为牢骚。由于儿子周丰一被打成右派,失业在家,全家十几口几乎全赖周作人微薄的稿费(主要为翻译希腊着作和回忆鲁迅类文章)生活,而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形势变故,物资短缺,周作人本身的附逆问题也逐步扩大化,稿费越来越少了,甚至不发,一家十几口实在难以维持。


到了24日清晨,一群红卫兵闯入八道弯11号,这房子是鲁迅当年买的,兄弟反目后鲁迅和朱安搬到西三条胡同,周作人一家独住,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没收了一部分,解放后人民政府也没有发还给他,虽然允许他一家照旧居住,但每月须交房租。红卫兵把房子全部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老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一个小头目大声命令:不要打头部,留下活口,好让他老实交待问题!过了会五十四岁的儿子吃饭回来,看到此景大吃一惊,趴到老父身上,代为挨打。红卫兵对周丰一就不那么客气了,他的右腿当场被打断,昏死过去。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作为“狗崽子”,也被勒令跪在旁边观看。晚上红卫兵占领了后罩房,以便实行监管。周作人无处可去,只好蜷缩在屋檐底下。后来他坚持不住,干脆躺在地上了。这样过了三天三夜。一个老保姆看不过去,偷偷地给他送点吃的。


后来天下大雨,在儿媳张炎芳的请求下,红卫兵允许周作人睡在洗澡间里。那年北京的秋天特别热,仅仅能容一人的洗澡间又闷又潮,周作人被蚊虫咬得体无完肤。就这样过了半个月,张炎芳又向红卫兵乞求,在厨房的北角,为老人东拼西凑地搭了个铺板床。周作人生命中的最后七个月,就是在这张铺板床上度过的。在这期间,鲁迅博物馆的几个工作人员曾去探望过他,留下了这样的纪录:
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洁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肤色苍白,穿一身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经无力站起来了,而几个恶狠狠地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让他起来……
这对一向讲究仪表的周作人来说,真是斯文扫地、生不如死了。


红卫兵给粮店打好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粗粮无法下咽。每顿饭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糊糊,由于缺乏营养,他的两条腿很快地浮肿起来。张炎芳背着监视的红卫兵,经常给老人买些维生素片,或者松软的糕点,深夜里偷偷送过去。老人每次都感激泣零。他屡屡对儿子周丰一念叨着: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尤其是炎芳,她是外姓的人,嫁到周家,跟着咱们受这份罪,实在对不起她……他两次给派出所写信,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本人已年过八旬,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希望红卫兵能本着人道的、科学的伦理法则,让他早点结束对他来说痛苦不堪的生命。当然,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呈文交上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周作人被软禁的那间小屋一直不准挂窗帘。于是,经常不断有陌生人大模大样地走进后院,隔着玻璃窗,好奇地望着这位瘦骨嶙峋、一头乱发,被打翻在地又踏一只脚的苦雨斋主人。热闹瞧够了,门前逐渐地也就冷落了。老人坐在铺板上,把老保姆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废纸摊在案板上,吃力地写着交代材料。这是苦雨斋主人在生命最后一段时日执笔的情景。有次老人风趣地说:我是和尚转世的!


一位与周作人有长期书信往来的中学教师,在1966年末大串联时,曾来八道弯十一号看望周作人,后来他回忆道:
知堂看见我进来,就从床上起来,穿着黑色的短棉袄裤,帽子也不戴,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炕那边的地上。我从他那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为又是有什么人来找他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出挨斗的姿势,默默地站立在那里。还是我先开口说话,我说周先生,你身体可好?他说好好,好好。其实我看他脸容黄瘦,原先蓄着的长发也剪短了,与两年前他送给我的那张半身照,自己在信中戏称“仿佛有点胡志明的意味”地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接着是短时间的沉默。不过这一回倒是他先开口,他忽然问我,你是教书的?我回答说是的。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想不出有更多的话要说。我从背包里取出一罐茶叶,十包酥糖,都是我从杭州、苏州特地带去的,就把它放在暖炕上,说这点东西请你收下吧。他就说,谢谢,谢谢。最后我向他告辞,他这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对着我深深地望了一眼。
这大概是他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最后的温暖了。


我不惜篇幅地引用,只是为了说明这种日子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是多么的凄凉!周作人不止一次地感慨道:寿则多辱!1965年4月8日的日记曾写道:余写遗嘱已有多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销声灭迹,最是理想也。4月26日周作人写好了遗嘱的定本:余今年已整八十虽,死无遗恨,姑留一言。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然而不能够。


1967年5月6日清晨,周作人被发现死在床上,文洁若在一篇文章中说:
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两间屋子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向里看了看。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张炎芳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死的,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就此长逝了。他的遗容非常安详,仿佛睡着一般,丝毫没有痛苦的痕迹。


资料引用:
1、文洁若:《1949年以后的周作人》
2、《周作人文选》
3、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二十二年》
4、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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