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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与反右]王锐:“反右”时流沙河交给“组织”的八封私人书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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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反右”时流沙河交给“组织”的八封私人书信摘要
作者:王锐      时间:2013-04-17   来源:共识网
    
  一点说明




  “反右”时期,四川文坛曾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公案”。这就是著名的“《星星》诗祸案”。其时,因《草木篇》获罪的诗人流沙河,在当局相关人员的引诱威逼下,“天真”地以为“交出来就没事了”,说不定还可以“立功赎罪”。于是在写下万余言的《我的交代》之后,又将“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几个诗人朋友间的私人信件,交给了代表“组织”的《文汇报》某记者。




  没料,不多天,这批信件的部份内容,就被冠以《流沙河交出的八封反动书信的内容摘要》这种耸人听闻的大标题,由《文汇报》整版发表,公之于世。




  结果可想而知。包括几位通信者在内的《星星》诗刊编辑、诗人石天河、白航、白峡等全部被打成“右派”,无一幸免。并由此株连省市文学文化界的一大批作家、诗人及业余作者。石天河等最先是打成“反党集团”,后来更是升级为“反革命右派集团”。多人被以“反革命罪”被判重刑,入狱二十多年,九死一生。涉及此案的有人死于非命。所有人均遭家破人亡之祸。




  “文革”后,石天河先生在《回首何堪说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一文中,述及这次“诗祸案”的事端经过和其结局之惨烈:




  《星星》诗刊内部,也出现了一位仿效舒芜“适时起义”、“反戈一击”的“义士”(流沙河,当时是星星编辑之一),把我和另一位同情胡风的学生徐航和他通信的信件,交给上海《文汇报》记者姚丹,在1957年7月24日的《文汇报》上加上编者按语发了一大版。按语中除了认定我是“军统特务”外,还指明我们“抄了胡风的经验”。于是,四川文联完全按照“反胡风”的办法,制造出了一个“以军统特务石天河为首”的“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




  “《星星》诗祸”的结局是:我被认定为“四川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的首犯。“集团”里的储一天、陈谦、万家骏、晓枫被判刑。(我判15年,储一天先判无期,后改判20年。陈谦判5年。晓枫先判劳教,后来被两次加刑到20年。万家骏先判15年,后来在“文革”中被加死刑,因“四人帮”垮台,才未执行。)邱原开除公职,其他人都被处劳教。白峡虽未列入集团,也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受集团牵累的著名学者、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黙生教授被划右派。原成都市副市长、著名作家、《大波》和《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劼人先生也被批判,险些划右派。其他同情《星星》的读者,遭到批斗的数以千计。(载《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其中结局最悲惨的是剧作家丘原,以及信件中将提及的青年诗人徐航。徐航打成右派后送雷马屏劳教,大饥荒时,有天饿急,饥俄难忍时偷吃彝人包谷,当即被打成重伤后致死。




  丘原在“反右”正式展开前夕,不知从什么渠道得了将“反右”的消息,自知难逃一刧。深思之下,以退为进,主动向当局提出,愿接受“开除公职”的处分,离开单位。就此躲过了划“右派”之灾。流落社会后,丘原在成都开了个美术商店艰难度日,倒也平静。“文革”中,丘原为朋友义气,帮助落难文友茜子(陈谦)脫离苦海(陈刑满后仍安俳在劳改工厂“就业”,与服刑人员无异),丘原为之提供了一个新疆朋友地址,让其出逃赴新。亊发后因牵连被捕。入狱后,预审员追问“同伙”的时候,丘原为保护朋友不受牵连,将吃饭用的筷子在地上磨尖,趁一个风雨之夜,蓋着被子躺在床上,用手摸到股动脉,咬牙对准跳动的血管用力扎下去。怕效果不佳不能致死,这个近一米八的大个汉子,插进血管后还忍痛不停搅动,让血流出,流得多一点。直到鲜血汩汩外流才蒙头睡去。第二天早晨待狱吏发现时,丘原仰睡血泊中已悄然长逝。“后监狱通知他妻子张天秀来领取遗物,那床血迹浸透的被盖重达几十斤。张天秀拿着血被去锦江河冲洗(因家中没有自来水),使半河水都染成了红色。”(以上见石天河:《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第237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9月第一版)丘原的结局,是整个诗案中最惨烈的。




  审视这个文坛冤案,差不多就是两年前“胡风冤案”在四川的翻版。流沙河先生在该诗祸案中的角色,有点类似“胡风事件”中的舒芜。略有不同的是,舒芜交出私信被当局认定是“立功之举”,在“胡风事件”中未受任何处理,得以自保。而流沙河这次连“自保”也未保成。他也在运动后期被划成右派。不过没送劳教或劳改,而是留在原单位“机关管制”(他是其中处理最轻者,属于当局“宽大”)。“文革”前的1966年5月,流沙河发配老家金堂县一个小镇,当木匠拉锯为生,直到“文革”后平反。




  石天河先生及“《星星》诗祸”的平反,其间还颇多周折。当初整他们的四川文联及作家协会的某些领导人,以种种借口拖着不办。直到惊动了时在中宣部部长任上的胡耀邦,及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胡、赵两人的亲自批示过问下,此案才终得平冤昭雪。




  此案也导致流沙河与几位诗人朋友的反目。直到“文革”结束,这些人全部“平反”后,对流沙河先生当年将朋友间私信交给“组织”这种举动,始终不肯原谅。甚至斥为“卖友求荣”。至今还健在的石天河先生,不管是写回忆文章,还是与人交谈,每及此,仍不免耿耿于怀。并表示永远不会原谅流沙河。




  这些“信件摘要”,原载1957年7月24日《文汇报》。几天后,被收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7月编印的《右派言论选摘》资料中。原标题为《石天河、徐航进行反动活动的证据——流沙河交出的八封反动书信的内容摘要》。




  现在这个标题是笔者所拟。其中,有些信还加有当局所加的“编者按”、“编者注”之类,予以批判,多有上纲上线的攻击污蔑之辞。这里一併删去。




  笔者前些年,在收藏界人士那里意外获得这份《右派言论选摘》资料原件,现原文照录(攻击性的“编者按”及批语之类删去),供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以及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也大致可领略当年政治运动中,当局及执行人员,一心以整人为目的,没有底线,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心和手段。




  上个月,笔者与当地及成都几位朋友,专赴座落重庆永川的重庆文理学院拜望石天河老人。并将该文本的复印件赠天河先生一阅并留存。老人已年近九十高龄,但身体及精神尚好。思维淸楚且能讲,言及往亊犹历历在目。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石天河与流沙河两位,都是年届九旬的老人,不知趁两位老先生在世之际,一笑泯恩怨?




  ( 四川 王锐)




  (一)5月25日石天河给流沙河的信




  信收,“巴黎依旧微寒”,可悲可叹。我写了一篇万言书,希望你一字不易在扩大的会议上帮我朗诵一遍……。发言必需保持健康的基本精神,这一点很重要。盼为我转致丘原同志,只要是目前对提意见不起阻碍作用的人,都应该从团结出发,团结起来,共同向三大主义进行洒和风细雨的工作。切忌只追求泄愤,失去群众的同情,同时我认为应该注意多提建设性的意见,把揭露揭发事实结合在提建设性意见的里面,这样就可以使得阻力少些。




  除了报纸上的消息以外,还有什么“本报内部消息”没有?暇时盼能见告。




  (二)5月25日石天河给白峡的信




  信收到,你没有把我的那几枝灵签念出来,这是很遗憾的,但不要紧,我已经写了书面意见,比灵签上的暗示更具体得多了,你看看有什么意见没有?




  早几天我寄了三首诗来,如果能在六月初的“星星”上发表最好……




  三国志演义上有一段“诸葛亮骂死王朗”,我看了以后觉得诸葛亮本可以毋需太费精神,何必呢?反正那“苍髯老贼皓首匹夫”,活不几年自自然然的会死去的。




  (三)5月27日石天河给流沙河的信




  怒火中烧,使我又写了一个补充发言。如果来得及,可在上一次的书面发言后一并宣读,同样的争取全文发表,但你如估计以后还有开大会机会,也可稍缓。对发言提出你的意见,来信研究研究,但若是大会不会再开了(我估计是如此),就请务必在会上宣读,别的顾不得了。




  有三种方式委托你全权考虑。




  一、两个发言一起读(在许多人企图“转移视线”、“力挽狂澜”时必须如此)。




  二、只读一个,不读补充发言(以免触犯人太多)。




  三、两个都不读,留下最后发言(请声明一下)。




  第三种方式只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取。




  个别地方字句可作小修改,如“李累的爪牙……”,“爪牙”可改为随从,对李伍丁的一段话还可加入“请不要误以为这是李伍丁在给省委提意见”等。




  (四)6月8日石天河给流沙河的信




  6月4日信收到,你的处境我当然可以想见,你对鸣放形势的估计也是相当精确的。但你对我的心情似乎还欠缺理解,对斗争的能动性似乎也估计不足。




  ……此时此际为鸣放而挨打是正常的,不挨打是侥幸和幻想。所以我们不能怕挨打,不能因“气候不佳”而放弃斗争,相反的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要“假戏真做”,要“甘当傻子”,要“冒险犯难”。这一点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从来就不愿意作躲在碉堡里打安全仗的人,过去这样今后也还是这样。




  在四川三大主义势力的强横,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不斗争,或者想等到三大主义自己削弱了,气候好了,再来说话,那恐怕我们不会有那样长的寿命……。历史上的暴君,他对人民的每一让步,那都是人民斗争的结果,决不是心血来潮的皇恩。三大主义和这类暴君是非常相似的,没有斗争是不会有任何民主的。沙汀说(四川党员作家)这次运动是“自上而下”的,这是哄小孩的话,我们能够简简单单地相信了它么?这次运动由党中央提出,这是党中央高明的地方,乃是先“由下而上”的了解人民的要求,然后才有“由上而下”的运动。如果我们听信了沙汀的谎话,专一地等候“由上而下”的气候转变,那我们就上了当……。




  ……我并不完全反对考虑“气候”问题,我觉得你的考虑是必要的,也能体会得到你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但是“气候”必须要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它,不能求雨求晴式的去祈祷它的改变,斗争是有能动性作用的。例如:假若没有张默生老头子的抗辩,沙汀的那一段谎话便俨然以那“总结性发言”的姿态把鸣放扼死了,现在他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好,这就是斗争力量可以改变气候之一个明证……。目前最不正常的,是对山莓、王吾、李伍丁等一群隐蔽得最深的虎伥还欠缺必要的有分寸的揭发,所以外人看座谈会阵线、营垒、旗帜都有些混杂不清,外间舆论之所以摇摆不定,中庸之道之所以纷纷出笼,我看是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的。




  丘原的发言虽然挨了打,但并不算失败,对老贼陈欣、警犬傅仇等的揭露,都是深入人心的。仅仅对萧的那几句话,没有从群众观点方面多作考虑,所以有了破绽(其实如果实事求是地揭露萧,只要把他那假民主人士的面罩揭开,说明他并没有代表文艺界说话,而只是一心一意在为他老婆的翻译小说寻求出版机会这就够了)。




  听说丘原走了,李累回了,文联内部在力量对比上当然显得怀疑,这一点可能也要在你的精神上发生影响,但我觉得眼光必须扩大一些,不要局限于一隅,要知道在文联内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象“三岔口”似的在黑店里面打黑仗。你自然有权避免。


  关于我的“冤枉打”是不是挨够了的问题,我想告诉你一下是必要的,没有远远的没有挨够,只要三大主义还存在着,我是随时都准备挨打的。你劝我的话,我知道都是出于忠诚的友谊,但实在说,你对我是了解得太少的。人生几何,写小东西固然重要,但我怀疑那样下去是不是会变成写作匠。人生的意义,我时常在探索,一直到现在,我常常苦于自己的盲昧。但有一点是我从经验中感觉到的,那就是和真理一同受难,那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寄来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通讯”,我觉得不必过分重视它,那些“意见”也无非是三大主义的变种,不要由它来支配我们的头脑,只能把它当作斗争的对象。




  好了,我说了这么多话,而且很多都是和你的意见不同的,希望你不要生气。那个书面发言,仍希望你代为在大会上宣读。




  (五)6月12日石天河给流沙河的信




  寄出前一封信,我又觉得有些话没有说清楚,是否会引起你心里的不安和感到为难……。今天把这几天的报翻了翻,觉得你所说的“气候不佳”是有道理的,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很象毛主席的笔调,值得多加注意……。把发言稿退给我,我全部改写一遍,着重谈事实提建设性意见……。




  我想斗争是必须继续的,不然三大主义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的,我前一封信绝没有任何不信任你的意思,希望你不要误会,我只觉得放弃斗争等气候转变是消极的,报上如果继续有对你反扑的文字,也希望你保持乐观,继续鸣放,实事求是地多谈事实,词句可以婉和一些,不要完全采取“退出”的态度,你看如何?




  (六)5月14日徐航给流沙河的信




  “草木篇”提出的立身之道,无疑是当代人的缺憾,方今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昧着良心的“唯物”论者,他们宣扬的是奴才哲学、奴才的立身之道……。我现在力量不足,且受种种牵制,未能进行正面的反教条主义的论战,只是用各种化名。在未识石先生(即石天河)之前,我的射击是盲目的、分散的,今后我将要有计划有目的地集中射击……。“星星”既然一出世就挨打,说明它是值得坚守的阵地……。




  在未来的战斗的道路上,我们的友谊会更加发展和深入。




  “草木篇”那样的东西太露骨,今后还是不发表为妙。




  同志,请您简略地告诉我下列的几个人情况。曦波所干何事?任何职?文艺修养怎样?




  山莓在文联有无工作担任?向来在文学上做些什么?




  储一天是“草地”编辑吗?为人怎样?




  杨大予是否文联中人?通讯地址可知?




  今年“红岩”上的几期围剿,我们准备在暑假里组织文章反攻,对晓枫的小说的批评,也要反驳,现在了解这几个人,以便知己知彼。




  (七)5月25日徐航给流沙河的信




  你的反击已经知悉,其他人在会上的发言,也都在报上读过了。这一炮打得还好,猛烈而且泼辣,勇敢而且机智。此后的情况没有透露消息,我就不得而知。但是17日以后一直到24日,我心里仍然捏着一把汗,我想,如果您得寸进尺,忘记“适可而止”的战略,您一定会中“诱敌深入”之计,甚至重新陷阱。现在看来,您是明知的,我的顾虑倒是多余的了,一笑!




  今天他们被迫作了一些让步,不过是为了舆论所迫之故……可以提醒您,周起应(按指周杨同志)及其徒子徒孙狗运享通把持着许多部门,由此可见,为持久斗战打算,更要保贵自己的韧性。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复杂得很,我们应该学会求生和保护自己的本领,所以单单有韧性还不保障,同时需要随地观察大气变化而决定行止。




  24日报上一个教育工作者就抓住了丘原的“曾国藩和洪承畴”的比喻,借此反扑了一顿,这很好,容易转移读者视线。今后向外发表意见,尚需谨慎--先生们是惯于挑剔漏洞的。




  你这次的发言已经震动了他们的铜墙铁壁,虽还不算大的摇撼,但也足以使其三天三夜辗转反侧了,他们决不会就此罢休,您更要小心,尤其是作品巧些巧些再巧些,他才会无计可施。




  看21日以后的发言,企图装做“公正”而调和其间的越来越多了,这些中庸主义者故然令人可恨、可笑,但也无济于事,不必与他们过不去,否则增加敌手,反为不妙。




  作为您的朋友,我诚恳的忠告:大反攻的时机尚未成熟。过早过多的损伤它们的牙眼,不会有好结果。为了真理的最终胜利,现在需要努力做自己能做的工作。对您来说,多写多发表诗是有好处的。祈望在最近两年看到您出版三四个诗集,我也曾经劝告石天河,要他辑集一些东西成册,市侩和文学商人们希图多出书,我们也希图多出书,然而这二种希图有本质上的区分。




  ……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指日可待,当然困难重重,至少亦需十年功夫才能奠定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本来,如果它们不耍卑劣的政治手段,达到胡子(指胡风)们的“理论”则比“理论体系”已经接近完成,胡子的理论包含着许多谬误,无容(庸)否认。可是他们给新的“理论体系”之建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却是一大功绩。石先生说走在我们前面的人跌倒了,我们不讪笑他,但更重要的是吸取经验教训,另辟新天地,走另外的新的路。这话不错。




  暴风雨横扫中国文坛的时代并没有到来,问题在于新的理论体系尚未完成,暴风雨来到之前的缄默是必需保持的,在缄默中各人做自己的事,少发牢骚,要知道缄默并非消沉,缄默是弹药正在装进炮膛和枪膛。




  我的文艺朋友很多,大半是学生和教师,散住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大,由于我从前秉性孤僻,不尚交往,我和他们很少联系,自进二师后,日夜感到联系的必要,已经逐渐和他们通信了。您在前信中也说您不尚交往,要不得,应当改变。




  (八)6月10日徐航给流沙河的信




  去年文联的“内部学习资料”自9月号的起,也请帮我要一要,至今年2月的止,我想从中了解这段时间文联工作的某些情况。




  中国文艺前途大可乐观,据朋友们告诉我,现在许多大专学校以及文艺界人士,其中许多人在闹:




  要求中央重审胡风事件;




  要求周杨下台;




  即以传达而论,校内各处墙壁出现有关的标语不少,外间之所以不知道,只是因为校方封锁了消息罢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顺利大踏步前进,胡风事件的重审是迫不及待了,等着瞧吧!最近二年要大爆发。




  编者注:信中周杨应为周扬。


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3-04-17/363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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