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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术风云]赵庆云:中国科学院1950年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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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是为1949年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中科院为何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而非涵盖范围更为全面的历史研究所,这一举措一方面体现了中共“厚今薄古”的史学理念,是对延安史学趋向的延续;另一方面,此举直接导因于范文澜之选择,意在名正言顺地避开原中研院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以古代史研究见长的史家,以避免人事纠葛。其背后隐然可见新时代史学界之延安史学与民国“旧史学”之间颇为微妙的紧张关系。1949年后,史坛发生权势转移,延安史学进驻中心,但因其学术积累方面尚有所欠缺,难以独力撑起整个史学繁荣之局面。在最高当局的直接介入下,1954年成立上古、中古、近代3个史学研究所,引入民国“旧史学”,打破延安史学在中科院的垄断地位。此种举措虽被陈寅恪讥为“临时抱佛脚”,却为顺应当时史坛实际格局的开明之举。细绎各方对中科院史学机构设置的不同考量,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史学界的复杂形态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陈寅恪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近代史研究所承接延安史学之脉络,主要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其进驻全国史坛之中心,昭示延安史学在1949年后的正统地位。令人不无疑惑的是,近代史学科积累薄弱,中科院为何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而非涵盖范围更为全面的历史研究所?笔者爬梳相关档案文献及访谈资料,发现此一举措当时备受关注,背后不仅牵涉郭沫若、陶孟和、范文澜、陈寅恪、陈垣、向达、竺可桢等著名学者,亦折射出1949年后史学界新、旧阵营微妙的紧张关系。



1949年6月,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主导之下,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工作。9月,由钱三强、丁瓒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强调:过去两大国立研究机关——中研院和北平研究院——各自为政,设置的研究所叠床架屋。但两院毕竟有20年的积累,新的科学院应在此两院基础上加以整理改组。并建议:中研院史语所“大部分已移到台湾,其中不肯去的,现在留在南京一部分到了北平……历史部分,没有成为一个特殊单位的必要,可以并入各大学中。两所中的考古部门,可以合并,由郭沫若主持之,地点集中在北平,名称可以叫做考古学研究所”。由此可见,在1949年9、10月间,对于中科院史学研究机构之组建仍在讨论之中。

不过,在此之前的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大学奉命移驻北京,其历史研究室于4月由河北正定迁至北京王府井东厂胡同一号,对外仍称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其人员有范文澜、荣孟源、刘桂五、钱宏、贾岩、唐彪、王可风、王禹夫、牟安世等。范文澜一方面抓紧《中国近代史》上册之修订,为此在其居室多次召开讨论会,同时开始着手引进年青人员。范氏在1949年5月致函刘大年:“正定第一部学生中,如有够入历史室之条件者,请您与可风商之,李新同志多多留意。北平书籍浩如烟海,需加增人力也。”另据来新夏回忆,1949年8月下旬,他尚在北平华北大学二部史地系学习,范文澜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准备从学员中挑选几位旧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本科生去读研究生,研习中国近代史,享受供给制待遇”。范文澜亲自调阅档案后,选中来新夏、傅耕野、刘明逵、高大为、王涛等7人。9月初报到者共12人。适此时由文管会交来大批档案,重约15吨。其内容自雍正朝直至北京解放前一年,而以北洋政府时代史料为最多。范文澜将所有人员分为两组。一为通史简编组,共5人,由范亲自领导,工作任务为修改《中国通史简编》;一为近代史组,共15人,由王可风领导,全力以赴整理近代史档案资料,而尤以辛丑以后至五四运动以前为重点。范氏如此大规模的招兵买马,显然已经得到授意,为在中科院成立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做准备。而且其规划布局以“中国近代史”为主体,意图已颇为明朗。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科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除陈伯达外,其余四人均于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11月10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接管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史料整理处。随后,中科院即开始考虑以之为基础,着手组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据竺可桢日记,1949年12月8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竺可桢、陶孟和至三贝子花园之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召集全体历史所人员,有研究员徐炳昶、黄文弼、冯家昇、王静如,副研究员苏秉琦、钟凤年,助理研究员许道邻、程溯洛、尚爱松,助理贾敬颜。由所长徐炳昶汇报工作。12月15日,竺可桢至中研院史语所历史材料整理处,由郭宝钧报告内部情形:“缘南京历史所搬台湾后,大部人员如傅孟真、李济之与董彥堂均去台外,南京所留人员则来京。尚有傅乐焕(辽史)在美国,张焜(语言)在美国。夏鼐在浙江大学,王明(历史)则于今日甫到京。故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四部门,因材料迁至台北研究工作甚难进行。历史方面无研究员指导,赖家庆系助理……考古方面郭宝钧前曾帮同发掘安阳。下年度希望春季能前往,并于秋季至甘肃……民族方面完全停顿云云。”郭宝钧强调史语所主体迁台,“历史方面无研究员指导”;但中研院在历史、语言、考古、民族等学科领域确乎已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率先建立相关研究所无疑是中科院领导层的重要考量。

1950年1月14日上午,中科院开会讨论1950年工作纲要。竺可桢和钱三强所拟稿经丁瓒合成后加以修改,郭沫若对此稿不甚满意,“尤其对于社会科学与历史部分。历史的材料由孟和根据各所报告列举若干条交丁瓒写成,其中有一项以改进新文【字】为历史组重要工作,不知系何人之主张”。1950年2月6日,在文教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翦伯赞问科学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何以不研究近代史”。可见直至1950年2月,中科院领导层对于史学研究所之具体设置及定位尚未确定。2月23日,郭沫若在院务报告中提出:“中【研】北研历史研究所主要的工作在发掘,两所如何归并尚未想出好的方案,现正进行已往未完成之报告。此外将语言研究所独立,历史方面过去多注意过去,而忽略现实,现主要推广现代史。”其中值得注意者有三:1.分隶中研院、北平研究院的两个历史研究所(笔者按:隶属中研院的实为史语所)需要归并,其重点工作即为考古发掘,将之合并组建考古研究所,也算顺理成章。2.语言研究原为中研院史语所之一部分,现将之分离出来,单独成立语言研究所。3.历史方面“现主要推广现代史”。可见此时已有将“现代史”为历史研究之重心之议,“近代史研究所”实已呼之欲出。

笔者注意到,在1950年的《中国科学院拟请任命之各所、台、馆正副负责人名单》中,唯有史学研究所的名称颇为独特:“近代史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副所长刘大年。”可见对于史学研究所之命名究竟为“近代史研究所”抑或“历史研究所”,当时尚在两可之间。但以范文澜为所长则确定无疑。而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50年3月20日“经钱(笔者按:指钱三强)与郭沫若讨论,结果已内定如下:历史所所长范文澜副所长 刘大年”。3月23日又记:“至院开院务汇报。今日郭沫若报告科学院十七个所所长及若干副所长人名……今日提出时,有机化学忽改为应用化学……而且郭沫若要范文澜做所长,把历史研究所改成近代史研究\[所\]。”竺可桢对郭沫若改变研究所名称颇为不满,甚至在日记中发牢骚曰“院是大家的,非郭某一人的也”。竺可桢愤愤于“郭沫若要范文澜做所长,把历史研究所改成近代史研究所”,对郭沫若多少有些冤枉。笔者认为,让延安史学的领军人物范文澜出任中科院史学研究所之所长,可能有中宣部甚至更高层之授意或指示,并非郭沫若所决定;而所谓“把历史研究所改成近代史研究所”主要亦为范文澜之意。

1950年4月,范文澜所率人马仍称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由华北大学支付经费。是月24日,竺可桢“上午至东厂胡同一号晤范文澜,知华北大学已将历史研究所部分之事业费停付,渠有研究生二十余名,同事二人,均系供给制,但购书、做书架每月需二万四千斤小米云,希望五月起能支付云”。1950年5月,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正式划归中科院。5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任命通知书,任命范文澜为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是年6月20—26日,中科院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在京召开。近代史所确定研究方针为:“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批驳旧历史中错误荒谬的观点,发扬中国人民革命的英勇事迹,回复人民历史的真面目,因此政治理论学习与业务研究采取并重不偏的态度。”总的研究任务确定为“编写中国近代史”,“搜集整理中国近代史资料及编制中国近代史年表”,并开展专题研究。在整个中科院中,近代史所因其来自延安具红色基因而颇显独特。建所之初即承担了不少社会政治活动。陶孟和在1951年的总结中提到:“在过去一年里,近代史研究所参加所外活动很多,譬如,西藏文化工作团,就去了三个人,文化部去山东调查武训的历史,也有近代史所的人参加的,此外在北京并参加史学会的活动。因为有这些所外的工作所以所内的工作就未能按计划进行。”近代史所还具有在中科院主导政治运动、把握政治方向之意味。1951年11月在中科院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力图以“延安传统”来改造当时知识精英“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倾向。党员较多、在政治上具先天优越性的近代史所人员亦理所当然成为主力。据实际主持中科院思想改造运动的刘大年回忆,思想改造运动“最主要的还是近代史所的人”,“近代史所的人,头一两年就是参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等,业务上没做什么,别人也觉得近代史所就是该干这个”。如此一来,势必影响其学术研究。其学术成果与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之地位及外界之期望尚有距离。



据梁承邺披露资料,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于1952年5月22日致函梁方仲,其中有:“陈寅恪先生近况如何?科学院前年曾拟请其来京主持历史研究,迄无结果。请便中一询(最好直接不要经过旁人),并代述科学院拟借重之意。”据梁方仲致徐中舒函,陈未应允,并举徐中舒以自代。陶孟和函中提及1950年近代史所成立之前后,中科院还有请陈寅恪北上“主持历史研究”之意。中科院1950年成立的考古所、语言所即以中研院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为基础而组建。陶孟和函中所谓“主持历史研究”,当指中科院1950年曾有成立“历史研究所”、并以曾任中研院史语所历史组长陈寅恪任所长之设想。据李瑚日记所载,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曾“拟成立历史研究所”,亦可佐证。但陈寅恪似未予积极回应,即所谓“迄无结果”。据胡文辉考释,陈氏所作诗句“催归北客心终怯”可能即指1950年面对中科院之邀请而心存犹疑。

此外,据周一良回忆:“北京解放后不久,范老嘱我写信给陈先生,代他致意,陈先生没有反应。”陈寅恪对中共史家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存有戒心,对范氏所著《中国通史简编》甚至不无反感。1950—1951年间所作诗中有“简编桀犬恣雌黄”之句,可能即为对《简编》的激烈批评。

不过,中科院1950年聘请各学科之“专门委员”,史学方面分近代史组与历史考古组,陈寅恪为历史考古组之“专门委员”(共20人,尹达、向达、杜国庠、吴晗、李亚农、吕振羽、金岳霖、侯外庐、梁思永、夏鼐、徐炳昶、马衡、陈寅恪、陈垣、汤用彤、裴文中、冯友兰、翦伯赞、郑振铎、邓之诚)。1950年成立学术评审委员会,主席李四光,副主席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秘书长钱三强,评审委员共计21人,陈寅恪亦列其中。评审委员中史学领域仅有陈寅恪与范文澜。足见中科院在1950年对陈寅恪之特别看重。

1950年中科院初创,社会科学方面的考古、语言、社会学研究所均以中研院和北平研究院为基础筹建;唯史学研究方面,延安史学研究机构曾有一定声势,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接续延安史学之脉络,也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和研究基础。中科院初创之时,党员学者匮乏为首要难题,渊源于延安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自然受到高度重视。1949年中科院初创时,仅有一个党支部,由吴征镒、汪志华担任负责人。在“范文澜夫妇率领其研究近代史的大队党员和进步群众,从老解放区回到北京”后,中科院党员的组织生活移到范文澜家中,其后乃由刘大年任总支书记。1951年改由恽子强任党组书记,丁瓒任副书记,近代史所的范文澜、刘大年均为院党组成员。另据刘大年回忆,中科院建院之初,中宣部曾提名范文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执意辞谢不就。据曾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稼夫回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可见来自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代表延安史学的范文澜、刘大年在中科院均颇有地位,将华大历史研究室纳入中科院并无疑义。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的历史组研究国史的学者不少,再加上在大学任教的原中央研究院史学院士陈寅恪、陈垣、顾颉刚,以及向达等民国著名历史学者,历史学方面的学术积累相当深厚。这些学者是否纳入中科院史学研究机构,纳入后与范文澜等延安史家如何相处,以何者为主导,在1949—1950年初,中科院领导层对这些问题则可能尚在犹疑之中。而可以确定的是,1950年5月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的意向至为关键。范氏究竟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蔡美彪曾撰文表示,范文澜之所以坚持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主要“希望缩小工作范围,培养专门人才,以使近代史研究这个薄弱领域得到充实和发展”。不过,范氏此一用心却似乎并未得到学界理解,一些治古史的著名史家对此颇有异辞。1950年12月8日由范文澜主持的新史学会春节座谈会上,“陈垣发言,责问科学院何以不设历史研究所,颇愤愤也”。另据邓之诚回忆,1951年2月8日“新史学会开茶话会,徐特立主张会名去‘新’字,今后新旧一家。郭沫若言:新史学家对史书皆属‘真空’。陈垣主张科学院应设史学研究所”。据杨树达1954年3月28日记:“姚薇元书来,云寅恪以多病辞不北行,举陈垣自代。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此处所记之背景为,1953年11月中科院派陈寅恪学生汪篯南下请陈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以不宗奉马列为条件作出答复。姚薇元为陈寅恪任教清华之研究生,此时任教广州,所述应为可信。而令陈寅恪深为不满者,即中科院“绝不重视史学”,实指1950年率先成立近代史所未能纳入民国时期的著名史家。向达1953年在总结新中国历史科学工作的文章中明确批评道:历史科学“领导不够强,不够明确。历史科学工作究竟由哪一方面来领导?这是一般从事于历史科学工作者都想知道的。照说当然是由中国科学院来领导,但是科学院至今只有考古和近代史两个研究所,而照顾全面的历史研究所始终未见成立”。据张振鹍先生回忆,向达撰写此文,乃是对刘大年所写的《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科学通报》1953年7月号)有所不满而作,隐然有针锋相对之意。他在1957年借“鸣放”之机激烈抨击,未首先成立涵盖全面的历史研究所,“是范文澜在里面阻挠”;“历史一二所以前没有成立,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有关系。1953年由于陈垣提出为什么只有近代史所,1954年才成立历史一二所。历史一二所是怎样成立的,在什么压力下成立的,党委会可以检查一下”。

由此看来,率先成立近代史所,其中可能还别有隐情。据李瑚的日记,1951年8月14日,“范老讲本所历史。又谈,郭沫若院长拟成立历史研究所,因人力不足,先成立近代史所”。范氏所谓因“人力不足”而不能先成立“历史研究所”,也不无蹊跷。实则就史学而论,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历史组人才济济,虽有部分历史学者赴台或滞留美国,但在古代史学科仍然积累深厚,加以改组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在大学任教的著名史家亦不乏其人,且对中科院有向往之心。反而是研究近代史者“人力不足”。

据蔡美彪先生回忆:对于成立历史研究所,范文澜有所顾虑,“因为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历史研究单位很多,人事关系很复杂,思想倾向也不一样。如果接收这些人,就需要用很大精力去处理这些人事关系,很难办。旧史学界搞近代史的人很少,成立近代史所,研究近代以前的学者我这都不吸收。如果把旧史学界的学者吸收进来,就难免会有人事纠纷。范老一直思想保守,希望范围小一点,他好集中精力写书。至于近代史的研究力量,可以着重培养年青人”。

这可能揭示出了范文澜的真实考虑。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因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历史组的史家,及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向达等来自民国学界的著名学人并不以近代史见长,自可名正言顺地将之排除在外。以免去“人事纠纷”。陈寅恪、陈垣、向达等人在民国史学界声名显赫,其学术成就早已得到公认,真要与来自解放区的史学家同处一个研究所,对于管理者而言确是不小的挑战。范氏或存开宗立派之心,确有另起炉灶以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之意。这一举措激起陈寅恪、陈垣、向达等民国史学界胜流的不满,亦在情理之中。

中科院近代史所与“旧史学”切割,原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史语所历史组的人员亦因此只得纳入中科院考古所之中,但考古所此时已明确定位为田野发掘考古,这些历史学者也有被边缘化之虞。1950年中科院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前,由办公厅通知各所开会讨论。考古所的历史学者尚爱松、许道龄等提出:“考古所包含有历史部门,二者虽关系密切而工作性质则颇不同。是否可将历史部门作有组织的分组,成立‘历史组’或‘历史研究室’,添聘新人,加强工作”;“因为考古、历史二者工作性质不一,我们建议考古研究所中的‘所务会议’,除经费等项外,其他如工作计划、图书购置、成绩审查等性质不同等项,似应由考古、历史分门各别处理,较为清楚。”“希望考古所中的相同部分能集中在一处,可资观摩以便工作。”1951年12月22日,中科院第13次院长会议,讨论“关于在考古所内分出另设历史研究所问题”,决议“名称应慎重考虑,因已有近代史所存在”,将此问题搁置。1952年10—11月,考古所的历史学者冯家昇、王静如、傅乐焕、赖家度、程溯洛、贾敬颜、王崇武、尚爱松等先后调离。王崇武调至近代史所,其余多调至中央民族学院。向达在1957年指责道:“考古所原有的历史组,一脚被踢开,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当时科学院对民族学院说,我们不需要历史组。但一面又对历史组的同志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研究部,要请历史组的人过去。用这种两面欺骗的手段,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范文澜、于光远、胡绳应该检查自己在史学界的功过。”

1949年初,范文澜在史学界的地位颇为关键。1949年6月25日,由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指定代表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三人召集,在勤政殿举行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座谈会,经周恩来斟酌拟定名单,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13人归入史学。是年7月1日,由郭沫若、范文澜等50人发起,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正式成立,并推选郭沫若为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负责召开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事宜。由于郭沫若、吴玉章其他社会活动颇多,仅具象征意义,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的实际负责人为范文澜。此会本有整合史学界各方力量以建设新史学之用意,通过座谈、讲演活动,使新、旧史家彼此增进了解。范氏一身兼有“新”“旧”,被誉为“旧国学传人,新史学宗师”,其学术能得到民国主流学界认可,又是延安史学的领军者,因而这些整合“新”“旧”史家的活动多由范文澜主持。季羡林回忆:“当时刚一解放,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脑袋里面问题很多,当时给我们做工作的就是范老。我记得好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成立之前,范老就广泛地和北京的知识分子接触……每礼拜聚会学习一次,范老亲自参加。”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140余人出席。大会首先由范文澜致开幕词。正式定名为“中国史学会”,并明确其宗旨为“团结史学界,改造旧史学,创造发展新史学”。选举郭沫若为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向达任秘书长,郑振铎任副秘书长。此后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国史学会均由范文澜实际主持工作。

1952年“社联”撤销,中国史学会的作用逐渐弱化,其秘书刘寿林、干事王世昌调到近代史所图书资料室。史学会的秘书工作仍由刘寿林兼管。不过此后中国史学会不复筹备之时之生气,“就此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所以这几年来的历史科学工作是在无组织无领导或者名有而实无中过日子的”。1958年翦伯赞在《人民日报》邀请的座谈会上,提出10点建议,其中之一即为“恢复史学会的活动”。自上述材料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建国之初,范文澜作为中国史学会的实际主持者,一度致力于沟通新、旧史学,与旧史家打交道于他而言无疑并不陌生。其二,向达与范文澜一度联系颇为紧密。向达1957年对范文澜的指责,除了针对中科院率先成立近代史所而外,尚有对中国史学会之名存实亡颇为不满,而皆归咎为范文澜之“宗派主义”。

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固然主要着意于人事方面的考量,同时亦须看到,研究近代史实为此前延安一脉史学研究机构之工作重心。由于现实政治斗争中的实际问题无不由近代历史演变而来,近代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重要历史依据,毛泽东尤为重视中国近代史之研究。他在1939年1月17日复信何干之即表示:“将来拟研究近代史。”1940年夏,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作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亲去听讲,并于是年9月5日致函范氏:“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并明确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这一指示对范文澜及中国历史研究室影响极大,直接促使范文澜此后一段时期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向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在1942年中国历史研究室订立的3年规划中,将人员分成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民族组,近代史组规划8个课题,农民土地组3个课题、民族组2个课题,足见研究中国近代史已然成为重中之重。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着重开展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并提议中国近百年史各专门史的研究分工如下:政治史由范文澜负责,军事史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负责,经济史由陈伯达负责,哲学史由艾思奇负责,文学史由周扬负责。但蔡美彪所言有所不同。他曾提及:“1943年党中央组织人力,分别编写四部著作,负责人分别是:经济史陈伯达,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欧阳山。根据此部署,范文澜全力投入近百年政治史的撰写,并撰成影响深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4年6月,《新民报》主笔赵超构访问延安。其观感为:“倘说中国的旧史是依着‘成王败寇’的观点而写的,则延安版的国史恰取着相反的观点。凡是旧史上的‘寇’,差不多都翻身成为阶级斗争的革命英雄了。因为这样,所以越写到近代就越难写,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节,正集合许多专家来研究。”

“革命的历史家,必然是革命理论的积极宣传家”,近代史研究在中共史家而言,更多地具有批判武器的意义。对中国近代史的撰写与解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体系中的核心话语,对于发动普通民众投身革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范氏在转入中国近代研究之同时,亦倾力扶植后学,为研究近代史聚集、培养年青人才。如牟安世194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入北方大学、华大历史研究室,在范氏指点下选择以治中国近代史为自己毕生志业。刘大年在范文澜支持、指引下撰写《美国侵华简史》。荣孟源、彭明等建国后的近代史名家,亦均曾在历史研究室得到范氏的言传身教。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尚处于草创阶段,不受主流史学界之重视。虽然建国前有识史家如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等均对学界“详古略今”之学风有所批评,但学术积累自有其运行规律,学术风气并非一时可以轻易扭转。1943年傅斯年致朱家骅函:“原来在此(北)平时,弟感觉社会所之亦治史学也,曾与孟和商量,二人同意如下: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1950年代,台北中研院筹建近代史所,史语所的一些人仍持明确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学术研究要追求真理,真理是要下定论的,近代史时空距离太近,缺乏客观性,不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尤其现代史更不可能”。因此郭廷以在中央研究院陷入“孤立窘境”。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毛泽东推重致用、“厚今薄古”的史学思想引导之下,以范文澜为核心的延安史学,形成了重视研究近代史的传统。建国后延安史学进驻史坛中心,率先成立近代史所亦有相当的思想基础,凸显出近代史的认知、研究对于新政权意识形态之构建极端重要。周恩来对此曾有颇形象的表述:“整个历史是我们今天的摇篮。近百年史是我们今天的胚胎。”北京大学1950年1月成立了中国近代史教学小组。由郑天挺负责,其目的为“搜集史料充实内容,培养能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具体史料的中国近代史教员”。郭沫若在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演讲中,明确提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就成为当今的历史工作者迫不容缓的任务”。并将“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到注重近代史的研究”视为“史学界的一大进步”。吴玉章更提出,“近百年史当然是应该研究的,但我认为近三十年史更应当首先很好的研究……研究起来一定能更加强我们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对率先成立近代史所耿耿于怀的向达,在1953年的总结中也表示:“近代史研究所的成立,使历史科学工作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这是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所办不到的。”

中科院近代史所的率先成立,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布局及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山东大学历史系1951年明确规定“以中国近代史及亚洲各民族解放运动史作为自己教学研究的重心”。1957年筹建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即确定以“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为研究重点;同年上海历史研究所的筹建方案亦侧重近现代史研究。至1960年,上海、湖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地历史研究所,广东、湖北、河南等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都设有专门研究近代史的机构。甚至据说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成立,一定程度上也是因担心中共垄断中国近代史的话语权而奋起直追。



1950年5月近代史所成立后,范文澜即致力于组建研究力量。其思路大体有三:1.从近代史所建所之初几年间所进人员来看,范氏颇费心力,亲为物色,注重史学专业素养,多从北大、清华等名校挑选。如从清华大学挑选沈自敏、丁名楠、余绳武、贾维诚、何重仁、丁原英,北京大学挑选樊百川、漆侠、蔡美彪,辅仁大学挑选李瑚、张振鹤等人。为近代史所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根基。2.对所谓“旧派学人”,也并非绝对排斥。范文澜颇倚重邵循正,委以“帝国主义侵华史组”组长之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近代史所亦吸纳金毓黻、聂崇岐、张雁深、孙瑞芹、王会庵、王崇武、张国淦、罗尔纲、张遵骝、朱士嘉等旧派学人,并能发挥其编纂近代史资料之所长。3.范氏还一度寄望于引进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党员干部,明确表示要“加强科学院‘哲社学部’,调有斗争经验有研究能力的干部来”。“范文澜致刘大年”,引进董其昉、汪士汉等人即出于此种考虑。不过因其不谙学术,实际发挥作用有限。

就范文澜来说,成立近代史研究所并不意味着放弃古代史阵地,甚至可以说,“近代史研究所”只是向“历史研究所”发展的过渡阶段。事实上,1950年代范文澜本人极重视《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后实际上为重写),并以此为中心成立“通史组”,蔡美彪、漆侠、王忠、余元庵、金毓黻、王崇武等史家主要协助范氏从事“中国通史”之编撰。1952年9月,范文澜报告五年计划,要求加紧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之修订,并“深入钻研,为成立历史研究所做准备,希望本所同志成为骨干”。1952年10月范氏报告近史所工作计划,提出要为“古代史、少数民族史、世界史、苏联史”等方面的研究作准备,并在5年之内“向历史研究所发展至100人”。由此观之,范文澜1952年还曾构想以近代史研究所之研究人员为基干成立“历史研究所”。但史学研究最重积累,范氏侧重培养年轻人,短期内却并不易见功,以之为主体扩展成“历史研究所”自然并非易事。

1949年初期中科院唯一的历史研究机构——近代史研究所——在起初几年所获成绩难孚众望,与民国时期中研院史语所之史学研究的声势成就无疑相去甚远,当时亦受到外界的尖锐批评,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向达后来更指责“现在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向达所谓“宗派主义”,其一大表征便是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而非“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的“国家队”仅有近代史研究所,确也难以开创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而中共对历史极为重视,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更有浓厚的历史情结,对于此种沉闷局面自然不能满意。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批准其成员名单,并指定陈伯达担任委员会主任。是为中共中央专门指导全国历史研究的最权威机构。是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陈伯达在发言中特别提到:“关于研究机构问题,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应该集中在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不但应成为自然科学的权威机构,而且也应成为历史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宣部提议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从远古到南北朝为第一所,以下为第二所,近代史所为第三所。这不是历史阶段的划分,是工作范围的区别。第一所郭老兼所长,第二所请陈寅恪先生担任所长。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也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容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老、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另据黎澍回忆,毛泽东曾直接指示:“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可见在中科院成立3个历史研究所,乃最高当局之意志。

1953年10月3日,中科院召开31次院务常委会,确定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以范文澜主持,刘大年为秘书,范文澜、侯外庐、尹达、郁文、刘大年为委员,并讨论中科院中古上古历史研究所人选。以南北朝前为第一所,郭沫若主持;隋唐以后为第二所,陈寅恪任所长,副所长尹达。确定创办刊物《历史研究》。竺可桢日记还记有“三所陈援庵或吴晗或侯外庐、杜国庠”。所以会有此提议,或因当时近代史所(即规划中的“三所”)所长范文澜有辞职之意。范氏在1953年11月15日致函吕振羽,表示中科院琐事太多,“长此下去,我将不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如果这样,我将死不瞑目”;如果中科院不能给予充分的工作时间写书,就“决心离开科学院”而调东北人民大学。范氏确欲全力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无意于行政方面的揽权,但此时三个历史研究所并立,无疑与其设想相悖。中科院颇具雄心,设立3个历史研究所,“历史学界希望通过这三个所的建立,能把我国现有的历史研究的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中科院全国范围征调著名史家,“涉及高等院校的,由胡乔木发函教育部商调”。费孝通、潘光旦还推荐燕京大学邓文诚(通史)、瞿同祖(封建社会,上古史、秦汉史)、谭其骧(地理)、邓德坤(考古)、姚薇元等人。见邀者尚有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容庚等人。杨树达1953年11月6日记曰:“峻侄书言:中央恐学术传统中断,故邀请历史语言学者入京,从事研究,事由郭沫若主持……为学术计,此事至可喜,不关个人也。”中科院欲网罗天下英才,得到不少史家的响应。如陈垣兴高采烈地表示:“我可以做这个工作。”向达、顾颉刚等人亦积极应和。1954年6月3日中科院新组建历史研究一、二所,近代史研究所改名为“历史研究第三所”。至1959年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三所恢复名称为近代史研究所。中科院古代史、近代史两个史学类研究所平分秋色的格局自此奠定。

中科院1950年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表面看来,其直接导因于范文澜之选择,体现了中共“厚今薄古”的史学理念,但其背后隐然可见当时史学界之延安史学与民国“旧史学”之间颇为微妙的紧张关系。建国后随着政治上天翻地覆的变迁,延安史学由边缘进驻史坛之中心,但因其学术积累方面尚有所局限,难以独力撑起整个史学繁荣之局面。而民国“旧史学”学术成就辉煌,积淀深厚,虽然在政治上居于被改造之地位,但学术上却当仁不让。在最高当局的直接介入下,1954年成立上古、中古、近代3个历史研究所,引入民国“旧史学”,打破延安史学在中科院的垄断地位。此种举措虽被陈寅恪讥为“临时抱佛脚”,却为顺应当时史坛实际格局的开明之举。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细绎各方对中科院史学机构设置的不同考量,我们对于当时史学界的复杂形态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作者: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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