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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与反右]程代展自传节选:中学,我的梦魇、我的追求(福州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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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我的梦魇、我的追求-程代展自传节选

[font=&quot]来源:程代展博客 2013-03-01 17:12:32 点击:3312 赞美:[font=&quot]53


中学时代是含苞待放的年华,青春的活力在这里凝聚、燥动。像即将放出闸门的一只斗牛,又像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那呼之欲出的健和美,情和爱,事业、追求、命运……,仿佛都在做最后的彩排——为了即将拉开帷幕的花团锦簇的青春年华。回忆学生时代,小学生活太幼雅,大学生活太烦恼,在那久远的记忆中,我对中学生活更留恋——那似懂非懂的朦胧,那捉摸不定变幻莫测的惬意和烦恼,还有那对未来人生的遐想……。我深深留恋着福州一中的六年。多少个晨曦初露的早晨,在操场边的榕树下一个人默默地背颂单词,朗读课文;多少个晚霞辉映的傍晚,在五四楼的阳台上与同学少年指点江山,臆测人生。

1. 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

实验小学是福州最好的小学,福州一中是福州最好的中学,两个学校的大门都在东街,相隔不到五百米。因此,实验小学的学生考上福州一中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不记得我是怎样考上福州一中的,只知道我在福州一中的同班同学中有好几位是小学的同班同学。

不可思议的一幕是:刚进中学,命运就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使我的中学六年,甚至此后许久,都生活在那个阴影之下。这是一件难堪的往事,每想起它,就象牛虻见了杂耍班子一样,令我痛彻心肺。也许,命运之神在无聊之际,总要找个把人耍弄一番,不幸,十二岁那年,我被选作玩物。

小学时,我是一个深得老师喜欢的学生,习惯了表扬和夸奖,童年是在平静和顺畅中度过的。直到中学,还有老同学对小学老师对我的偏爱颇有怨词。可意想不到的是,刚进中学不久,一场不测的灾难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

那天上午,课后在小操场开会。我从教室带了一支粉笔,在地上乱涂乱画,周围同学没在意我画了些什么,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地下留下了些什么。开完会,大家都回家了。

下午到学校的时候,校门还没开。学校为了让学生午休,直到课前半小时才开门。我正跟一帮同学说说笑笑等开门,一位老师走出来,说有事要让我先进去。我也不知什么事,心里多少还有点为先进门的待遇得意。我被带到教务处,等着我的是两个警察,我大吃一惊。一个警察开始问话,另一个作记录。警察问我上午是不是在操场上写东西了,我想了想,回答:“是”。又问我写的是什么?我答不上。于是他让我想一想。我的脑子开始嗡嗡作响,象是一锅粥,什么也想不也起来了。为了帮助我恢复记忆,警察带我到现场。现场的一小块地方已经用三根竹杆和一辆破事围了起来,有警察在拍照,还有许多同学围观。看到我们走过来,闹哄哄的人群顿时肃静了下来。我看到自己上午写的字,头脑一下子炸开了。那是排成五列的五个词:“毛主席”,“中党”,“伟大”,“压迫”,“人民”。看过之后,那警察很快带我离开现场。我只听身后的人嘀嘀咕咕地说:“就是他干的”。

回到教务处,那位警察又问我:“那些字是不是你写的?”我根据本能的感觉说:“好象‘压迫’不是我写的。”警察倒也没有难为我,让我将那几个字重写一遍,接着,又让我在记录上签了字,就让我走了。

我蹒跚地走回教室,同学们立刻围了上来,大家向我怎么回事,我说:“‘压迫’好象不是我写的。”一个叫XL的女同学立刻跑到走廊里,对几个隔壁班的同学说:“‘压迫’两个字是坏人加上去的。” 班上的同学都很同情我,而其他班的同学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可是第二天情况大变,老师宣布:公安局笔迹鉴定结果证明,所有的字都是我写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有人揭发,我当时写的是“伟犬”,是在别人发现后才将上面的一点抹去的。于是,我写反动标语的罪名就被坐实了。所有的同学都开始躲避我,而且,又在远处用看动物园野兽的目光觊觎我。

那天晚上,居委会的老太太到我家,对我母亲说,我这是“现行反革命”,可能要严办。她走后,父亲气得用烧火的劈柴揍我,打得我满屋子乱窜。母亲把我拖到门外,要把我推进门前的小河里……。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我的这个罪名的严重性,它很可能会断送了我一生的前程。父母亲恨我,大概未必是因为我思想反动,而是因为我断送了他们的期盼。

接下来的几天,班主任老师给我做思想工作,启发我认罪。他帮我挖思想根源。首先是国民党员的父亲的影响;其次,解放前后的生活变化,让我对新社会不满;第三,五七年我有一个姨父当了右派,而姨父原来在经济上接济我们家,我因此对反右不满。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和犯罪的思想根源,痛哭流涕,按老师的提示写检查。班主任老师似乎也松了一口气,建议学校对我从轻处理。

终于要处理了,那天,我被通知要戴红领巾。已经有好几天了,我不敢戴红领巾。开会了,班主任老师让我出来,站在讲台边,面向全体同学。会议开始了,大队长讲话。我是那么紧张,大队长前面的话一句也没听下去,只有最后几个字听清了,是“开除队籍”。接着,中队长上前,将我的红领巾解下,收走了。

接着是批判会,我开始哭泣,不停地哭。同学们的批判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是哭。这几天,我哭得太多了,哭得那么伤心,那么绝望。真不知道,十二岁的躯体,怎么载得动这么多苦痛,十二岁的心灵,如何盛得下这么多泪水……。终于,我坚持不下去了,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倒了下去……

我发现自已坐在俄语教研室,我们的俄语教师,一位叫SQ的年轻女教师在一边。她递给我一杯热水,还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说什么我不大记得了,但总是劝我放下包袱,还会有前途之类的宽心话。这是那几天我从人间得到的唯一温暖。虽然,我从初二起就没有再见过她,但心里曾无数遍念过她的名字:XSQ。

离开俄语教研室,我低头向校门走去。偷偷一瞥,布告栏里有一张新布告:“查初一(四)班学生程代展……涂写反动标语……开除队籍。”

赶紧溜出校门,想起父亲的责骂和母亲绝望的眼神,又不敢回家。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向城南走去,鬼使神遣,走上了闽江大桥头。上了大桥才惊觉,潜意识里是要来了断自己的。可那桥实在太高了,下面的水也实在太急了。一个十二岁的生命,实在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泪流满面的我,不知在桥头徘徊踯躅了多久,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回事,一个好心的阿姨把我送回了家……。我不知道以后的路会怎么样,只知道,今后我还要去面对父母,面对令我难堪的老师和同学。

从此,我开始了作为另类的孤独生活。在班上,许多同学用鄙夷的眼光看我,在操场上,谁也不肯跟我玩。我还得到一个痛彻心肺的绰号:“现行反革命”。每当我和一些同学发生矛盾或争执的时候,这个绰号就成了他们的杀手锏。一旦他们祭起这个法宝,我立即哑口无言。

最不堪忍受的一次是,我听一个同学将三国中的一个人物故事弄错了,忍不住说了几句。他很不屑地嘲笑我,于是起了争执。他叫来几个同学,在大操场把我剥了个光猪。还有人在一边叫着,“反革命、活该”。耻辱使我万分难堪,我猥琐地蜷屈在操场的一个堆旧木料的角落里,哭到天黑人尽……


我顽强地挣扎着,忍受着一切,和生活的难堪、命运的不公抗争着。那时,经常默默念叨的是《说岳全传》中的一句话:“天公不平,神鬼有私”。多舛的命运,让我完全改变了性格:本来活泼开朗的自己,变得沉默寡言。本来喜欢凑热闹,现在总想躲开人群,孑然独处。像一只离了群而又不甘死去的野兽,我学会了咬牙忍耐,承受屈辱、孤独和一种莫名的恐惧。但同时,它也成就了我永不放弃的顽强性格和我行我素的独立精神。

2. 大跃进

我上中学的五八年,正是大跃进的一年。我入学不久,就出了事,出事不久,大炼钢铁之风就刮进了学校。学校开始停课,高年级的学生建小土群,将木炭,劈柴和废铁烂钢装进土炉子,然后用风箱往里鼓风。最后将融化的钢水从炉子下面流到模子里浇成钢锭。我们低年级的学生砸耐火土。耐火土不知是什么由材料合成的,是黑色粉未。加水后拿榔头砸,砸成泥状就可以作炉子内衬,模具等。

记得当时饭馆给学校送饭。有福州特有的咸粥,用肉末、瑕仁等煮的,那是免费的。还有干炒切面,一碗五分钱。我们这些学生可高兴了,又不上课,又有吃的。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在教室里打地铺睡觉。大家嘻戏打闹,快活异常。还动员写大字报,我们低年级学生也不知写什么。教室里有笔、纸和墨水,于是,后睡觉的人给先睡觉的画花脸,画纸面具……。早晨醒来,一个个都成了包公、关羽、猪八戒,大家你追我打,热闹非常。

还有开神仙会,畅谈打破迷信,大搞发明创造。这大概也是所谓的科技大跃进的群众路线。我敢打赌,我们初一学生的想象力,比科学家还强多了。印象深刻的有:“弄个大镜子,把美国的阳光都反射到中国来,让美国的庄稼都死掉,中国则一年四季都能种水稻。”“发明一种高射炮,把大饼打到天上,饿的时候一张口,大饼就掉到嘴巴里。”班主任老师在一边一本正经地记着,不知他心里怎么想的?但那时,谁也不敢发表什么异议。

那时的浪费确实严重,把新自行车拆了,脚踏和链子接到风箱上鼓风,叫技术革新。树砍了,木头锯了,凳子也拆了。到处找铁器,铁锅、铁铲甚至铁栅栏,不管有用没用都拆下来炼钢。学校的小土群炼出来的钢锭象北方的发糕,坑坑洼洼,满是气泡,还嵌着一些枣子似的煤渣。

我们的一个任务,是将炼好的钢锭送到大礼堂称重。几位老师在那儿过磅、登记、入库。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刚刚称过的钢锭偷出来再称一遍。过磅的老师似乎是故意睁一眼闭一眼,又一本正经地再称、再入库。反正,上级要的是数据,又不要发糕式的钢锭。那些发糕样的钢锭就堆在大礼堂的一角,一直躺到我高中毕业离开学校。这些钢锭最后如何处置就不得而知了。

除了炼钢铁就是种白薯。那时福州郊区有许多荒山坡,学校组织我们去开荒,种白薯。地开出来,插上白薯秧,再浇点水,就算种好了。记得中间还去锄过一两次草。很快就到了收获季节。收获的时候,我们推着独轮车去运。我们收了好多白薯,两个同学一辆车,就往学校推。路好远,车子越推越沉,到后来,真走不动了。和我同车的叫GJ。他胆子大,一怒之下,将白薯全都倒到路边,推着空车就回了学校。此后,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见一直也没人过问,才放了心。

那时到处是钢铁元帅升帐,粮食元帅升帐的宣传画和雕塑,口号是要为1080吨钢而奋斗。后来,加上像我们学校生产的那种钢锭和伪造的数据,都不知达没达到目标。今天,当我国钢产量达到两亿吨,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再回想当年愚蠢的拼命三郎的做法,真觉得既可悲又可笑。那时,在农村则是宣传亩产万斤粮。后来更发展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干脆吹牛就不封顶了。那时还有个口号,叫:“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还嫌不过瘾,又改成“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了。当权者的好大喜功,加上对科学的无知,不知造出了多少“天方夜谈”式的笑话,同时又白白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破坏了多少自然资源。

快到初一下期末考试的时候,已经是五九年,学校开始整顿教育。初一一年,我们断断续续,真没上过多少次课。一帮野了心的孩子,上课也没心思。特别是我,为了离群独处,经常逃课,逛大街,和胡同里的小孩混,还有就是到省立图书馆看小说,看杂志。我不记得初一上了多少天课,只记得我一年来从不记笔记,也从未交也一次习题。到期末,我找课本,才发现语文书找不到,而且,怎么也想不起大概什么时候不见的。

期末考试前,我们几个同学老到GJ家复习功课。GJ是初中一年级我最要好的朋友,是班上仅有的两三个不歧视我的同学之一。GJ母亲是老师,对我们很好,还盯着我们做功课。可她一上班,我们就造反了。GJ家有两棵芒果树,我们就上树摘芒果吃。生芒果涩,我都吃得上牙挨不到下牙,回家吃饭,饭菜都没法咬。期末考试考完,我知道自己考得很糟糕,成绩单都不敢去拿,心里想着家里经济困难,我在学校日子也难过,干脆下学期退学去打工算了。那天,成绩册寄回家,我还在外边,很晚才回来。晚饭桌上,父亲铁青着脸,两句话过后,将成绩单摔到我面前。我打开一看,语文、俄语两门不及格,其他的课程也都是勉强及格。父亲骂我,母亲却一言不发,最后,自己在一旁落泪。我最怕母亲掉眼泪,心想:“妈,你打我、骂我罢。”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GJ。刚到门口,就听到他母亲在骂他,不敢敲门就回来了。后来才知道,学校整顿教学质量,我们班四十个同学,留级了十个,GJ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学校规定,三门课不及格就不许补考,直接留级。幸运的是:我只有两门红字,在朦朦胧胧中险渡了这一劫。

3. 体验饥饿

如果大跃进那个荒唐的闹剧能够继续下去,真不失为一大喜事。至少,“食堂”和“放开肚皮吃饱饭”是中国几千年未有的创举,它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然而,当权势者将老百姓多年的辛勤积蓄通通玩光了之后,就只好面对饥荒了。

大约是初中三年级罢,我们的粮食定量开始减少了:32斤,30斤,28斤,27斤……每一次,政治老师都会告诉你,这是科学家计算的最科学的定量。随着定量减少,蔬菜越来越少,肉、鱼渐渐从市场消失了。最后,几乎每一个商店的货架全空了。饭馆倒是一直开着,但是要粮票。常常见到从农村来的讨饭的,称着盲流。开始,他们有些人到饭馆抢吃的。后来,饭馆门口都有把门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城市户口,定量的粮食是有保证的。只是没有蔬菜,没有鱼、肉,没有油,光靠那些大米,是吃不饱的。更何况,我们这些正当发育期的中学生,几乎每日每时都觉得饿。每顿饭似乎没扒几下就光了,走出食堂,肚子里还是空空的。再也没有往日的打打闹闹、活嘣乱跳,连体育课的内容也变成了晒太阳。很多人都水肿了,水肿的人,每人发一条鱼和半斤糠。用糠饨鱼,吃下去,似乎确实管用。如果谁家能设法搞点豆腐渣或小土豆,那就算有能耐的了。

到了六二年,政策开始放宽了,允许大家在房边、路旁种点白薯、蔬菜之类的东西。学校的操场既然没人运动,就被圈成一个个水池,养小球藻。还往里浇尿,上课都能闻到臊味。小球藻晒干后弄成粉,和在白面或杂粮里做成馍,其实很难吃,但能充饥。现在想起来,最讨厌的是那些政治老师们。那时他们说的是:小球藻营养丰富,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如果开发藻类食品。而我们中国是最先进的,已经进入了食用阶段。

后来,福州街头出现了农村来的小贩。最早他们卖的是桃胶,即桃树树干上往外流的一种胶,加上葱花,煮成汤,一碗一角钱。再后来,就有了高价食品,称为高级糖和高级饼。我们这些穷人当然买不起。不过,情况似乎在一点点好起来,老百姓每月配给的票多了起来:除了粮票、布票之外,还有了肉票、油票、点心票、糖票……。还有副食本,可以买蔬莱,酱,甚至鱼。当然都是按人头定量的。每到过年,每人还可以买半斤花生,三两瓜子。过年的“半斤花生、三两瓜子”多年不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记得七八年的一天,忽然发现花生可以随便买了。我咬咬牙,买了一斤。回到宿舍,自己一个人都给吃了,真香。这一顿,整整吃掉了以往两年的定量。

我知道,困难时期,中国农村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后来看到一本书,书名叫《墓碑》,作者杨继绳,算起来,是我清华六字班学长。我是流着泪读完那上、下集两本书的。我有幸生在城市,用农民兄弟生产的粮食熬过了饥饿,用他们的死亡换来了我的生存……。我为这世道的不公愤慨,尽管我属于被倾斜天平眷顾的一方。

4. 同桌——放鸭子的女孩

她叫RY,个子不高,但很壮实。记忆清晰的是她那甜甜的圆脸,剪着短发,略显黑色的皮肤,粗声大气,看得出,她和城里的女孩不大一样。

初中的时候,老师总是安排男生和女生同桌,这样,可以少一些上课讲话,做小动作等。自从我出了事,原来和我同桌的女生跟老师说想换座位,而其他女生也不愿意坐我旁边。老师为难,我更是尴尬万分。这时,RY自告奋勇,说:“那就让我坐这儿吧。”就这样,她成了我的同桌。

那时,我很少主动跟别的同学讲话,因为班上同学大都不愿意理我,而她却是例外。她常常主动和我说话:借个橡皮,问个问题……,时间长了,我们也说点悄悄话:我敢把自己的一些委屈向她诉说,她也常讲一些农村有趣的事情。她的家在福州郊区,平常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她家养鸭子,同学们见过她撑船赶着一大群鸭子。后来,“鸭母”就成了她的绰号。有时周末回来,她会给我带一两枚漂亮羽毛做书笺。那时真觉得跟她在一起时光很愉快。

有一次,我的书掉到地下,隔壁排一个男孩故意用脚踩。我跟他理论,说他踩脏了我的书。他不由分说,将我的书撕去一页,说,这不就不脏了。RY走过去,将那位男孩的书皮也给撕了。那位男孩冲出来,跟她扭打起来,他揪她的头发,而她却在他的脸上挠了个大血印。

那男孩占不到便宜,就拿我出气。说我熊,还要女孩子保护。还说:“她是鸭母,你是鸭仔”。从此,“鸭仔”就成了我的外号。我们班学俄语,这个外号后来又演变成YTKA。它一直伴我走完中学六年。我一开始觉得这是种屈辱,后来,时间长了,也就坦然了。有时想到这个绰号与RY连在一起,心里反而有一丝甜甜的感觉。

RY的手很巧,找几根柳条,就能编出一顶帽子;拿片树叶也能做成哨子,吹出调子。有一次,她用包糖纸编了个鹿,我看见了,说好看,她就送给了我。她不肯下功夫念书,自从我们成了朋友,她总是把做一半的作业一推,朝我扮个鬼脸或歪着脑袋嫣然一笑,我就告诉她答案或帮她抄上。现在想起来很后悔:RY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她本来并不笨,如果她用功,准能考上。是我的越俎代庖害了她。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学校开始正规教学了。而我,记着母亲的泪水,也铁了心要把书念下去,我开始用功了。从补考勉强上初二到成绩优秀,我大约花了一个月时间。初二时尤其对几何感兴趣。课上老师出的题目,我经常是老师写完题就举手。其实我并不知道怎么证,只是大体有个思路就举手,站起来以后,一边讲一边想。因为我个子小,一次,数学老师在我讲完证明后,感叹地对全班同学说:“我们的小同学,有智慧呀!”

初三的时候,老师让写一篇作文,内容是关于你的一位老师、同学或朋友,可以自己命题。我选了一个题目“同桌”。写作文的时候,我真动了感情,将她的调皮、开朗、心灵手巧以及仗义正直的种种,写得栩栩如生。结果老师将它当作范文在全年级各班宣读。老师写了许多好的评语,具体内容都已经忘了,只记得最后的一句话是:“同桌的友谊万岁!”老师念作文的时候,她脸红红的,低着头,什么也没说。只是过后送给我一枚大花蝴蝶标本。

初中考高中,我的数学是满分,这不难。而语文的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同学”。我把“同桌”几乎一字不差地抄了上去。我超水平发挥,中考成绩是全校第一名。这是我这个被开除了少先队队籍的坏学生还能留在这个全省最好的中学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上高中后就没再见过RY。我们甚至没有告过别。RY,那个撑着小船赶鸭,吹着树叶唱歌的女孩,那个为我挺身而出的小侠女——我当年的同桌,如今你在那里?

5. BY老师

到了高中,班上的同学换了一半。因为学习成绩好,经常被任课老师表扬,我的处境好多了。除了偶尔和个别初中老同学争吵外,我再听不到别人叫我“现行反革命”了。时间是万能的,它的流逝抚平了多少人们心灵上的创伤。

我认识BY老师是在高三学生的数学墙报前。我那时还是高一下学期学生,但因为参加数学兴趣小组,加上平时自己喜欢乱翻乱看,高中数学也学得差不多了。BY老师是数学教研组主任。BY老师看我在版报前抄题目,就过来问我是那一班的,叫什么名字。我报了自己的名字,BY老师说:“哦,听说过。”那时,我在学校已小有名气。

到了高二,BY老师成了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她对我的第一个指导是让我看一本《苏联中学数学题选》。那里有些题还是比较难的。至今记得的,比如,“证明两条角平分线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等等。那本书上的题,我挨道做过。做不出来的,就看解答。内容不懂的,就去看书。再不行,就去问BY老师。我找她,不管多忙,她都会停下手里的活,详细回答我的问题。看完这本书,我实际上把高中数学彻底学完了。再后来,她就让我做数学竞赛题,先做北京市历届竞赛题,记得大概是从五七年开始,一直到六二年,一年一本。BY老师经常地给我指导和帮助。

BY老师的数学课,每一堂布置作业都有星号题。星号题是不要求的,但也许是为了高考,班上大多数同学都会去做。那时的自习课讨论风气很甚,我的课桌前常常会围着几个同学,我通常总是班上最先做出星号题的一个。

一天,我告诉BY老师,北京的数学竞赛题我都做完了。她很满意,那天,她带我回到她家。她跟我讲了许多关于高等数学,关于数学史和数学家的故事,鼓励我好好学。临走,她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兰皮书交给我,那是《上海市数学竞赛题》。不知为什么,这本书市面上没有出售。这本书上的一道题帮我在高考中得到成功。那道题是这样的:一个关于x,y的二次函数,x与y为满足一个线性关系的非负数,问函数的极大、极小值。由于等式约束,可以用不同的配方方法得到极大和极小。高考中第八道题是:正方形内切两圆,一个圆切于左、上两边,另一圆切于右、下两边,同时两圆相外切。问何时面积和最大,何时面积和最小?这道题如果写成代数式,和上面的那道题几乎一样。高考的两道附加题是这道题的继续。第九题是把第八道中的正方形换成长方形;第十题是把第八道中的正方形换成立方体,将圆换成球。高考数学,我得了119分,是福建省唯一完整解出附加题的。听北京同学说,也是全国最高分。

高二时,福建省举办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三数学竞赛,以后,由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这种“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活动省里就不敢再办了。那时,BY老师极力推举我去,但最后由于政治原因没去成。这在后面“一道数学题与我”中有详细的叙述。

高三时有福州市数学竞赛,学校几次选拔赛,我都是第一。BY老师显然对我抱着很高的期望。不想,那次比赛成了我的滑铁卢。考试题看来特别容易,我很快做到最后一道题。但这道题却真正把我难住了。问题是这样的:两个人往桌子上摆同样大小的硬币。每人轮流往上摆。桌子是圆的或长方形的。证明有一种方法使先摆者取优。如果想到先摆者抢占对称中心,一切都解决了。但当时的我,想到数学归纳法。它耗尽了我所有的时间,依然无法写清楚。竞赛结果出来了,我只得了个优胜奖。对于这个结果,BY老师很不甘心。她对我说,她后来特地去查了一次卷子。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BY老师来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福州一中毕业在清华上大学的有四五十人。BY老师却专门到我宿舍来。清华许多一中毕业的同学年级比我高,许多还是保密系的,也都到我的宿舍来见BY老师。在清华我是冶金系,算比较差的系。清华那时有五个保密系:“工物”、“工化”、“数力”、“自控”、“无线电”,那些保密系的同学,在我们面前多少有点神气和优越感。而这回,BY老师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点满足,使我着实得意了一阵子。

六七年父亲去世,我回福州。那时正是文革高潮,BY老师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批斗的主要对象。那次回去,我找了我的一个好朋友SS,一起去看BY老师。我和SS是当年班上成绩最好的两个同学,这时都成了一中大批判的重头靶子。听SS讲,BY老师被剃了阴阳头,还进了劳改队。“剃阴阳头”是文革中一大发明,将被批判对象的头剃成半边光头,半边长发,暗示她们阴一面,阳一面。被剃阴阳头的多半是女的。我们悄悄地去BY老师家,到她家门口,看周围没人才敢去敲门。

BY老师见到我们显得很高兴。问我们的情况,我们都说还好。不管怎么说,我们当时都是大学生。整体地说,大学生当时是革命的动力,而不是革命的对象。问BY老师,她也只说身体还好,更多的情况一句不说。听说我是奔父丧回福州的,她知道我们家经济困难,立刻打开柜子,拿出一叠钱要塞给我。我死活没要,我知道,她那时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临别时,我们的眼眶都有点湿,依依不舍地道过别,我们又悄无声地溜出了大门。

一九八六年,BY老师与原福建省教育厅长YG来开全国政协会议。那时我刚从美国得了博士学位回来。她们不知从那儿知道了我的电话,打电话约我到她们下榻的京西宾馆。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谈到许多往事。BY老师还专门说到,因为我的政治问题,当年是陈校长请求YG厅长直接向清华推荐,才让我有机会上了大学。后来在《荆棘之路——陈君实教育实践文集》(朱鼎丰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中也记载了这件事。

我零八年回福州,BY老师住在省立医院,她当时病得不轻,长期住院,是肾炎,靠透析过日子。我去看她,她在病床上,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在她床边,同她聊了半个多时辰,她始终不肯把我的手松开。同去的同学给我们照了几张相,BY老师显得很高兴的样子。临走的时候,BY老师的眼圈红了。我心头一热,赶紧走出病房,刚到门口,眼泪就滚了下来……

草寸春晖,我真不知怎样报答那么多关心爱护和保护过我的师长们。是这些园丁们的浇灌和呵护,才让我成人。惭愧的是,我拿不出什么象样的成果能作为对他们的回报,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6. SS

SS是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高中时,我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多半和我一样,家境贫寒,功课不错,对社会上的种种颇有微词。SS是个例外,他父亲是福州大学教授。也许是因为我们俩是班上功课最好的两个,因此成了朋友。SS阅历多,喜欢读书,口才又好,能言善辩。高中时,他是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他豁达、洒脱、风流倜傥,是学校的大名人。也许是艺高人胆大罢,他喜欢和一群人辩论。而且年轻气盛,口无遮拦,一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架势。他的一些名言,如,“不做孙中山就做袁世凯,不做毛泽东就做蒋介石”;“将来的原子能要以SS作单位”等奇谈怪论,后来都成了他文革中被批判的主要罪行。

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天天到他家上自习。他家独门独院,院内主体是一个二层的小楼,还有一个小平房是厨房和饭厅。他的寝室在一楼,二楼有一间他的书房。我们就在那么聊天,做功课。他的父母亲很少来过问我们的言谈学业,只有保姆有时会给我们送一点点心。功课对我们都不是什么负担,更多的时间是看闲书和做课外题。他是典型的好学生,无论数理化还是语文外语都是优秀。我则不然,只有数理化好,还有作文不错。但地理、历史、生物、政治之类的都不行,最恨的是外语。我上课不爱记笔记,每次期末考试都要借SS的笔记抄。他对我从来不留一手。我单科可能比他强,但总分永远赶不上他。他懂得多,又能说,我其实那时有点崇拜他。

他的爷爷是国民党的少将,他的寝室里挂着一柄剑,那是他爷爷用过的,大概是他们家传家宝吧?他给我看过,拔剑出鞘,仍然闪着藏青的寒光。他父亲是留学美国回国的,曾担任过福州一中校长,那时在福州大学当教授。他父亲学的是教育学,青年时想的是教育救国。后来听SS说,他后悔当时没学自然科学。那个时候教育学属文科,政治味道很浓,他父亲自然难得重用。文革时,他父亲关在牛栅里时曾自杀未遂。后来,终于熬过了文革。

高三时,一次学校数学竞赛,他考得不错。出了考场,他邀我到他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聊天的内容多半是考题和竞赛之类的事。那时,年级里的一些尖子学生都在同一个数学兴趣小组,彼此交流也多。聊起他们,他突然说,“这一届同学里,将来如果有人能在学术上能成名,那就只能是在你我之间。”我当时有点受宠若惊,他在学校是大名顶顶的尖子,而我还背着政治黑锅,处事十分低调,真觉得他高抬我了。

高考时,他报北大物理系,那时,在我们同学中这被认为是顶峰。我本想报清华数力系,但在初次预报之后,班主任老师告诉我,由于政审的原因,我不能报保密系,建议我报冶金系。后来,我考上了清华。那时发榜分两次,一榜是重点大学,二榜是普通大学。一榜下来,SS却意外地落榜了。我的另一个好朋友KM,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功课也很好,他也落榜了。我们都相信,这与政治原因有关。KM性格开朗,我邀他一起去看SS。到SS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KM来看我我能想到,你来看我我想不到。”看着他家那熟悉的院子,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多少次在这里,我和他象亲兄弟一样畅谈海阔天空,幻想人生未来。他给过我太多的帮助,用今天的话说,是我的铁哥们。难道,命运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切断友情?

直到考上清华的福建同学集体赴校,第二榜还没出来。坦白说,那段时间,我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感觉和亲朋的祝福声中,似乎暂时忘了SS与KM他们。后来才知道,SS考上了福州大学,KM考上了北京建工学院。

SS为人豪爽,虽然在学习上我们是多少有点较劲的对手,但他从不保守。我一到考试就跟他借笔记本,他每次都很痛快,反而成了我优先使用,然后才归还他自己复习用。讨论问题也从无保留。他给过我许多帮助,包括我父亲去世时,我从北京回家。那时,我们家确实很困难。他见了我,不等我开口,就塞给我五十元钱。五十元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加之当时在处文革中,他父母都受冲击,自己还是学生。他的仗义,使我感动。直到许多年后,我从美国回来,以给他儿子礼物的名义,寄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给他。

文革后,他和我都上了研究生,以后又都上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又都回国了。他回了他的母校,福州大学。我留在科学院。当命运让我们再次相逢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健谈。那次,他跟我谈到他看的一本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他引用了书中的话:“对真善美的追求,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而追求真的,是科学,追求美的,是艺术,追求善的,这就是宗教”。“艺术的意义不在于真而在于美。同样,宗教的意义也不在于真而在于善。”接着,他加上了自己的许多注释和发挥,似乎他也堕入了宗教的痴迷。这个观点对我的影响至深。我后来专门找来这本书看。故事的情节略显粗糙,但感人。它对人生和宗教的探讨,颇有见地,值得一读。

他思想活跃,见解深邃,和他的几次争论都让我受益匪浅。一次是关于“人穷志短”的争论。我相信一个人要有骨气,人虽穷不可志短。但他却认为“人穷志短”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它反映了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事后细想,我说的是世俗的豪言壮语,他却匠心独到,讲出了人生真缔。还有一次,我在信中提到,年纪大了,自己已无望,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回信说:“既然我们可以把希望寄托于孩子们身上,那么,孩子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孩子们身上?中国人‘望子成龙’的思想就是这样耽误了一代又一代人。什么时侯将‘望子成龙’换作‘望己成龙’,中国就有希望了。”他的这个思想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他和我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失去了锐气和光芒。美国作家布龙说过:“人生的悲剧不是他失败,而是他几乎要嬴了。”上帝似乎给了他和我比许多人更优越的天资,我们曾经跑在同伴们的前面。然而,这只能让我们输得更伤心。当然,年轻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少年才子比比皆是,而最终修成正果,能被“数”为“风流人物”的必竟是凤毛麟角……

7. KM和MC

我上高中的几年是福州一中的黄金时期,她连续八年高考总分福建第一,而福建也是连续几年全国高考总分第一。这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学校中干部子弟很多。就我们班而言,有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有空军少将的儿子,还有大校、局长等干部的少爷、千金。班上还有一些教授,医生等家境很好的子弟。最后一批就是我们这些城市贫民的孩子。我们这些人里有KM,MC,JZ,MR。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班人能考上福州一中,凭的是他们硬碰硬的成绩。他们属于愤世疾俗的一群,聚到一起时,常常说一些出格的话。

KM是跟我关系最好的一个。他古文基础很好,大概是古典小说看多了,开口闭口就自称“老夫”,于是得了个外号“老匹夫”。高三时,一次老师让我们做古文断句练习,做完,让他念。他念完了,老师有点动情,用十分赞赏的口气说了两个字:“全对!”他毛笔字写得很好,我到他家,只见他房间里挂满了他自己写的条幅。他还喜欢拉二胡。他说话有点文诌诌的,好引经据典、咬口嚼字,学究气很重。其实,如果把他的外号改成“老夫子”,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高二的时候,他申请入团。这在我们这一伙人里多少有点另类。他平时牢骚话比我们还多,大家此时都明白,这是为了高考。出于嫉妒,一有机会我总要挖苦他几句。这时,MC几个多半会在一边给我帮腔。他似乎有点无奈,只反复说一句话: “士各有志,不可相强。”

上大学以后,我们同在北京,来往最多。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孤单的我,经常去找他玩。我们无话不谈,成了形同弟兄的好朋友。他一心想当作家,文革中写过一本小说:“爱与恨”。不知为什么,他一直没给我看过,或许是为了政治上的谨慎罢,文革中写小说,搞不好就是杀身之祸。他写过一篇《程代展》,给我看过。把我写成了个“白专”的书呆子。记得他还说到,中学时有一次他和我下象棋,我输了,就不依不饶,非要再来一下。我不记得这件事了,但相信他说的是真事。我这人,“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忘不了,“走麦城”的事过后就忘。

大学的时候,他是他们学校乐队的小提琴手,拉得一手好琴,令我和周围许多人羡慕。文革中清华武斗最凶的时侯,我住在二姐单位的一间单人宿舍里。一天,我到他学校玩,晚上和他一起挤在一个单人床上聊天。我说起生活的无聊,他突然兴起,说要教我拉小提琴,这让我喜出望外。可是没有琴,怎么办呢?他突然记起,几天前他串联到天津,在一个旧货店看见一把琴,才要18元。他试了一下,挺不错的。他提议,要不我们去看看。我有点犹豫,车票还要不少钱,去了也不知能不能买上。突然,他一拍脑袋,说:“有了,我们可以步行串联。”那时,正是全国红卫兵步行串联的高潮。我一听立刻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背个小书包就出发了。开始,我们走得很快。一路上边说边笑,嘻嘻哈哈,也就忘了累。可走着走着就累起来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两条腿越来越沉,步子也越来越慢了。我有点泄气了,真不相信,我们能走到天津。前面的路边有个餐馆,旁边还停了几辆卡车。KM建议我们去吃点东西。吃饭的时候,他突然灵机一动,说:“你等着,我去看看。”过一会儿,他兴高彩烈地回来了,对我说:“一个司机答应带我们走。”几分钟后,我们已站在卡车厢上,扶着杆杠上路了。两边是绿油油的庄稼,迎面是习习凉风,真美。卡车一直把我们带到天津市。下了车,我们在大街上游荡了半天。找到一个中学,KM说,学校里看似空无一人,晚上可以在这儿睡觉。天渐渐黑了,海河里有不少人游泳,我们也乘机洗了个澡。然后,溜进旁边的一所一中学,找一教室,关上门,搬几张凳子,就睡下了。

刚睡下不久,突然门外人声糟杂,一片混乱,有人边敲门边嚷:“出来!出来!”我们赶紧穿衣开门。门外一群人,个个拿着大棒,问我们是何许人?吓得我目瞪口呆,半天出不来声。还是KM机警,赶紧说:“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我接茬说:“我是清华井岗山兵团的。”凭学生证,他们相信了我们。还向我们告了一通他们的反对派。因祸得福,我们被请到办公室睡大沙发。

第二天,我们还真买到了那把小提琴。我们俩都很高兴。目的达到,再无心“步行串联”了。我们买了回京的火车票,就上附近的一个小公园玩去了。KM技痒,站在草坪中央就拉起了小提琴。拉肖邦的小夜曲,拉“二泉映月”、“白毛女”……拉得真好,周围围了好多人。我本来觉得他学究气十足。可这回天津历险记让我完全改变了看法。其实,我才真是个学究式的呆子,我坎坷多磨的经历,我孜孜以求的专注,都令我对社会陌生、对生活畏缩,成了校园圈养的动物。而他在人世间游刃有余,比自己机灵多了。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很高兴。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引了海涅一句话:“严冬掠去的一切,新春将归还我们!”他后来考了两年研究生,都没考上。他有才华,有毅力,文笔很好。他的失败,大概是因为他一直在文、理两科之间动摇。他明明喜欢文学,而且古文底子极佳,但考大学却报了理工。文革中我偷偷学英语,学数学,而他一心写小说,还特别关心政治,文革后又报考科大。马克思说过,自己的最大优点是:目标始终如一。他却与此相违。他最后还是从了政,在福建省委当处长,还是省委机关刊物《八闽纵横》的主编。听同学们说,经常上电视,成了我们班官职最高的一个。我虽然上了研究生,但文革掠去的是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十年,我最好的青春年华。粉碎四人帮后的“科学的春天”虽然给了我重返书斋的机会,但它还得了我失去的青春岁月吗?

MC是我的另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工人的孩子,坦率,耿直。高中几年,我一直是数学课代表,而他一直是语文课代表。课代表多半是成绩好,政治表现差的一群。记得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几个在一起畅想未来,大话说尽。临了,他冒出一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他说:“我们是一群知鸿鹄之志的燕雀。”当年学“史记”中的“陈涉世家”时,记得陈胜说:“苟富贵,勿相忘。”遭庸者笑,愤而说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自此,我以为天下只有有志的鸿鹄和无志的燕雀,于是常以鸿鹄自诩。殊不知还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伙,有“知鸿鹄之志的燕雀。”而不幸的是被MC言中了:今天的我相信,自己正是属于这一群。

他主办班级的黑板报。一次,他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水银柱》,讲一些人看风使舵,投机取巧,象水银柱,随着气候而变化。几乎同时,我在自选作文中写了一篇《昂首挺胸的人》,文中批判干部子弟盛气凌人,富家子弟虚掷光阴,说:“这些人自以为出身高贵,走路昂首挺胸,眼睛长到头顶上,殊不知出生如花絮,随风飘落,落于何方,命运而已,有什么可骄傲的?……人生的路,还要靠自已奋斗……”等等。当时的语文老师是一位来实习的师院学生,不知是不了解情况还是有同感,他将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读了。这两桩加在一起,成了当时班上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团支部和一些干部子弟要组织批判,但后来被学校压了下来。最后是通过支部书记找谈话和我们做检查而过关。  

JZ和MR也是我们这一群里的积极分子,JZ是班委,MR是俄语科代表,他们的功课都不错。高考时,根据班主任老师的建议,他们的第一志愿都报的清华。但最后,他们却都没考上大学。听说,他们的家庭都有政治问题。64年已是文革那场暴风雨的前夕。阶级斗争的弦己经绷得很紧了。


MC考上了北京工学院(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文革中,KM、MC和我三人经常在一起,用现在的话说:叫“愤青”,还策划过不知是针对四人帮还是针对当权者的影子政治小集团。我们在文革中的故事容后再述。

8. 同窗的郡主

她叫JF,是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她母亲是福建省教育厅长YG。她小学三年级时转到实验小学,从此和我同班,直到高中毕业。“郡主”的说法是那位实习语文老师带来的。一次他跟其他同学聊天,听说到JF的身份,忽然变换姿势,正襟危坐,显出一副肃然起敬的样子,说:“那她可是郡主啊。”从此,“郡主”成为我们私下戏语时对她的称呼。

小学的时候,她在班上并不活跃,在生活上也没有任何一点表现特殊。我对她印象不深,也不知道她的特殊身份。只记得她功课还不错,小学毕业就保送进了福州一中念初中。

初中,我出事挨批的时候,记得她发言时很激动。她说:“SZ老师那么喜欢你,对你如何,如何。你现在做这样的事,你对得起SZ老师吗?”她的批判似乎有点可笑,可作为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她动了真情。而这也恰恰打中了我的要害,我哭得更厉害了。

到了高中二、三年级,她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也是班上干部子弟中成绩最好的一个。她不但眉清目秀,身材匀称悠长,而且有一副好嗓子。每回班上教歌,总是她。也许是自己足够出色,就不必求助于家庭。她很少架子,平易近人。我们这些“愤青”,虽然处处与那些干部子弟不对付,但对她却比较服气。

那时,每堂数学课,老师都会留一两道附加题,给有余力的同学做。但多数同学都会努力去做。自习课时,大家经常互相讨论。因此,只要班上有一两个同学做出来,就都会了。我多半是首先做出来的一个。她是几位常到我座位前跟我讨论的同学之一。当我做出来给她解释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和快感。隐隐觉得,她眼中有一丝飘忽不定的,略带羡慕的神色。

高三时,大家都开始为高考操心。一位和我关系很好的数学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DZ,你要争取入团啊。”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终于交了一份入团申请书,成为班上最后一名申请人。那天课后,她作为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教室里很静,她不停地讲一些大道理。我左耳进,右耳出,深知我根本入不了团,只是走一个过场。后来,她突然话锋一转,说她一直很佩服我。数学、物理好,那也罢了,因为是男生的特长,可为什么作文也能写那么好?问我是怎么学的。我抬起头,她避开了我的目光,突然露出一丝大姑娘的羞涩……

几天以后,她又来找我,问我写作文有什么诀窍。其实,我觉得写东西并不定则,只是跟着思路走。之后,她跟我借作文本。我把自己的几本作文送给了她。作为交换,也要了她的两本。她的那两本作文,不知为什么,我一直留了许久。直到文革,才不知去向。

快毕业的时候,阶级斗争的风声已经很紧。一次,听一位团员讲,她在支部会上提到我的作文《昂首挺胸的人》,说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还说要注意和像我这样的学生在政治上划清界线,等等。第二天上自习,她走到我课桌前。我拎起书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室。

八五年我从美国回来,见到来京开全国人大会的BY老师和她的母亲,原福建省教育厅长YG。BY老师提到当年YG推荐我上大学的事,我谢谢她。她说,她早就知道我,JF那时在家常提到我……

在我的记忆里,她聪明、正派,长得又漂亮,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形象。她后来的路却坎坷多歧。她原本十分单纯,正统。我想,是那场文化大革命扭曲了她。她没有见过社会肮脏的一面,一定比我们更难承受那些荒唐的抄家、批斗和指鹿为马的大批判。

零八年从福州回来,给JF写了封信。她给我回了个电话,约好有机会再见。不久,有老同学来,我们聚会了一次。相别四十四年,真是“相见不相识了”。那天,DJ请我们吃烤鸭。吃完烤鸭,又上上岛咔啡聊了许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但好象只有这次,才真正敞开心怀,痛痛快快地聊了一次。

9. 高考,我惊动了教育部长

紧张的高考就要到了,高考被认为是“自古华山一条道”。这对于当时的学生,特别是对工业落后,就业机会少的福建学生更是如此。现在再回头看,当时的同班同学,上不上大学确是两重天。面临高考,我十分茫然。甚至想报一个普通大学或大专,这样,可以保证将来的一份工作。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说:“你要考清华、北大。如果清华、北大不敢要你,别的学校就更不敢要你了。”他是一个归国华侨,对我很欣赏,在班上夸过我:“我们的小同学,有智慧呀!”听了他的建议,我报了清华。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有远见。

那时,福建对高考抓得很紧。福州一中尤其如此。高三上学期课程就全结束了,许多课程早已进入复习阶段。记得那年寒假,我们补课一直到大年三十。回家的路上,路灯早就亮了。寒假总共放了三天,大年初四,我们又上课了。

我们的物理老师是副校长,我们都叫他LI校长,是福建当时仅有的两位一级教师之一,另一个是BY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LI校长从不记学生的名字,只记座位。那时,我是1号,SS是37号,还有一个物理科代表TD,是4号。我们几位最常被提问,号码也就记住了。我的座位靠窗户,有时上课,我会开小差看窗外。他看见了,就会提问我:“1号同学,请回答。”我突然被提问,呆呆地站起,一头雾水,不知他提的问题是什么。他是不会再讲一遍的。我呆站了一会儿,他就会不紧不慢地说:“坐下,两分。”(那时是5分制,两分就是零分。)

初四那天,正好是他的课。他看4号座位空着,就说:“4号同学怎么没来?哈!哈!大概高考没问题了吧?”那时的老师,真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加班加点上课,从不让我们交一分钱。

临考时,学校放假,只有高三学生可以进校,所有的教室都对我们开放。记得那时我住校,我母亲给我送了一点荸荠。在校门口不能进来,其他同学也找不到我,只好让他们转交给我。其他家长也这样。临考的那几天,真不知道干什么好。正好九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那里,反修是重点。政治老师给我们划了重点段落,天天背那个,结果也没用上。

高考的头一天晚上,宿舍里早早熄了灯,一片肃静。平常最爱聊天的同学也不说话了,平常最爱开夜车的同学也不打手电筒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开始有人翻身。于是,有人咳嗽,有人叹气……才知道大家都睡不着。下半夜,有人开始打呼噜,我就更睡不着了。后来,干脆睁着眼,盯着天花板,等天亮。第二天晚上,也是下半夜才睡了一会儿。第三天晚上,实在太困了,才好一点。从那时起,考试前睡不着觉成了我的习惯,直到念完博士学位。

那时是夏天,天气热,没有空调,为了给我们创造一个好条件,学校在考场里摆了好多冰盆。食堂的菜也特别好,可大家都吃不下。听说有的同学第一天没考有好就不想考了,老师马上去做工作。高考的紧张程度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大概也不相上下。而母校和老师们为了我们真的是费尽了心血。

考完试,我有点沮丧。除了数学,其他各科都不满意。特别是我最拿手的作文。这一年的作文别出心裁,给了一段新闻《干菜的故事》,然后要写读后感。我一看这出乎意外的题目就慌了神,一点没规划就匆匆下笔。事后,我曾想出许多种文体形式来写它,但这些构想通通没用了。高考成绩,我语文和政治都只有76分,把总分拉下许多。

我常常把高考作文和那次数学竞赛的摆硬币问题看作自己在考场上的两次重大失败。我觉得自己逻辑推理能力强,按步就搬地做事还可以。但灵活性却很差,缺少随机应变的能力。也许大一时一次微积分考题也是一个例子:求Sin(x)/x的台劳展开。其实将Sin(x)展式一除x就得了。我却还是一阶一阶求导取极限。这样做极其复杂,而且还只能得到前几个系数。从小学到大学,学校数学考试我从来没有过不会做的,这可能是唯一的特例。

高考后的等待是很煎熬人的。几个同学聚在一起话说未来,都有点神经兮兮的。时而兴起,一时间气使颐指,说不尽满腔的期待;时而愁至,转眼间变为哀声叹气,道不完满腹的恐惧。到了传说放榜的那一天,我早早出了门,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电影《搜索长统靴》,是讲二战的一个翻译片。看完电影出来,有同学说,听说放榜推迟了。于是坦然地回家吃饭。那天,大姐在家。我一进门她就对我说:“没有你的录取通知。”我不经意地说:“知道了,放榜推迟了。”弟弟在一旁,忍不住对我说:“你考上清华了。”我不敢相信,只见母亲笑盈盈地拿出录取通知书。我一把抢过,一看是真,当时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去找同学。

我拿着通知书就跑到KM家,当时我很相信他也得到通知了,但却没有。我只好收起自己的欢欣,安慰他说,他的录取通知书大概正在路上。第二天又去了KM家。KM告诉我,他们已经从学校知道了所有一榜录取的名单。我不知怎么安慰他。又想到SS,就建议一起去看他……

接下来的几天十分繁忙,拜访亲戚,准备行装。到学校,就和上了榜的同学一起,商量赴校的种种。就是见了HM,SS以及ZJ,ML等同学,也似乎不知说什么好。看来,人和人只有同命运,才能共呼吸。惺惺相惜也罢,同病相怜也罢,都不过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临走前,JS校长找了我。这也是六年来我第一次走进校长办公室。坐在校长对面的沙发上,多少有点忐忑不安。校长告诉我,他曾和清华来招生的负责人一起开会。将我的试卷摊在桌子上讨论。学校为我作了担保,然后是清华招生负责人向校党委汇报。得到党委同意后才确定招我的。他还说,我字写得不好,以后有空要练练字。我当时很感动,心里明白,象我这样的学生能有今天,全靠了惜才的校长。我含着泪水说:“校长放心,我一定好好念,一定。”

我们校长姓CH,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解放前厦门大学毕业,又是老革命。他对福州一中、对教育事业倾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有执着的追求和自己的一套教学理念。正因如此,刚直不阿的他,几起几伏。他52年就当了福州一中副校长,56年当校长,59年因“右倾”、“白专”被打倒,62年平反,又回福州一中当校长。文化大革命他被“永远开除出党”,79年,在领导和一中老师的恳请下,他第三次回福州一中当校长。他不为做官,而是把一中作为他的事业,他实现自己教育理念的实验田。

CH校长是我的大恩人,是他,一手把我送进大学的,这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

高三时,学校为了转变我的思想,曾专门让一个老师给我做思想工作。我也老老实实将自己最可怕的思想都做了汇报和自我批评。包括挨批后受气,就想象《海底两万里》里的尼罗船长一样,造个潜水艇或飞机,向欺负我的人复仇。相信这些材料,应当都还在我的挡案里。只是有生之年,不知是否有机会看到这些。文革中有人揭发,学校的这些努力,都是CH校长安排的,目的是在为我上大学铺路。

毕业以后,我自愧无颜见江东父老,很少回福州。零八年回去给父母扫墓,和DJ等在北京的同学约好,一起回去。并一同去看了老校长。他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有些事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当年高考,我同清华来招生的同志谈过,可他们不敢要你。我只好去找YG厅长,详细汇报了你的情况。过两天,厅长打电话来,说已经解决了。是她跟叶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汇报了这件事,叶飞用专线跟当时的教育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谈了此事,蒋南翔同意收我了。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一个属于社会最下层的穷孩子,与校长、厅长、省委第一书记、教育部长,非亲非故。却在他们的联手助推下“走后门”进了清华。我不会忘记,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官员,是我的恩人。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却是百分之百的真事。CH校长还健在,我的几个亲耳听CH校长讲这事的同学可以做证,YG厅长和叶飞书记的子女也可以证明这个传奇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真是个幸运儿:这个概率为零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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