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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王复兴 北大文革回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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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了,原来北大的学生王复兴写出了他的文革回忆录,回忆
了他在北大经历的文革全过程,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国家、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应该认真总结。把这场错综复杂的
大运动,简单化为几个野心家的阴谋,或者只是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狂热行为,是片面
、不真实的。希望文革过来人都能认真进行回忆、反思和总结,这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非常重要。

王复兴的北大文革回忆录,可贵在回忆真实,反思有深度,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的作品。

聂元梓
2016年2月25日

序言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多年萧条的文坛突然热闹起来。一大批曾经当过红卫兵,后来又上
山下乡过的所谓“老三届”中学生们纷纷提笔发声,讲述自己的文革遭遇,控诉那场浩劫
中的罪行。这批举着“伤痕文学”之旗登上文坛的“知青作家”,与比他们大了整整一代
的“复出右派作家”联手,很快就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群体。
他们所留下的文字,如今成了几乎已被社会淡忘的文革记忆的稀有版本。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复出的“右派作家”和后来崛起的“知青作家”中间何以会有一
个断代?“右派”由于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被划为“黑五类”,根本无权参加文革——那
时他们唯一的位置是在“斗鬼台”上;“老三届”的中学生们虽然最早戴上红卫兵的袖章
,在“八一八”以后不长的日子里风光了一时,但那时他们毕竟年龄太小,始终是在运动
的底层和边沿,他们对文革的发言权是很有限的。

文革运动的中心当然始终是在中南海,而与这个中心最接近的是大学,是当时在大学读书
的大学生们,这些被称为“老五届”的大学生们在文革中曾经扮演过更重要的角色。文革
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群众与“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及其夫人的直接冲突发
生在清华大学;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几乎都是从各个大学的校园开始的;已经成为文革符
号的“五大领袖”以及全国各地“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也几乎都产生在大学里。可是,从
文革结束以来,关于文革的回忆、反思和批判中,偏偏少有“老五届”的声音,这个当年
曾在文革中心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群体,这些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追索和揭露文革历史真相
的一代,却成了沉默无声的一代和集体失踪的一代。这是怎么回事呢?究其原因,大概有
这样几个:

第一是其中不少人——特别是那些对文革介入最深、最了解情况的人,早就失去了话语权
。在审判“四人帮”和清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不少人身陷囹圄,更多的人被打入另册
,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禁声,失去了谈论文革或发表文革回忆的权利。其实不仅是他
们,由于文网日严,禁区扩大,在八十年代“彻底否定文革”时曾一度允许的文革研究很
快就成为禁区,任何媒体和出版物上有关文革的议论都被严格控制,直到彻底消失。当然
,禁令再严,总还有人试图突破,例如,“五大领袖”中聂元梓、蒯大富和王大宾都写了
文革回忆录,但是只能在海外出版,在大陆上很少有人能够读到,因此影响有限。最近的
事态发展似乎预示着到海外去出版禁书也越来越不安全了。在国内,对出版和言论的管制
也在日益加强,在高校课堂上正在厉行的“七不准”中有一条“不准讲党在历史上所犯的
错误”,这条禁令又给文革这段曾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历史贴上了一道新的封条。而关
于“两个三十年并不互相否定”的新说法则让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坠入五里云雾中。在这一
片萧条和混乱中,人们只能感到恐惧和茫然,曾经饱尝过苦头的“老五届”们多数选择了
闭嘴。

还有一个原因是,“老五届”中一些已经融入体制的人,早就自动地放弃了对文革的记忆
、回顾和反思。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干部四化”的过程中,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
生成了选拔干部优先考虑的群体,于是,一大批“老五届”在经过严格的政审(政审的重
点是“文革中的表现”)后纷纷走进了官场。到胡锦涛当政的时代,厅局级、省部级乃至
中央级的高官几乎被“老五届”包了。但是,这些高官虽然当年都在大学里亲历过文革,
却很少有人出来回忆、反思和批判文革,如今他们都七十多岁了,都退位了,但仍然鲜见
有人出来谈论文革。究其原因,那是因为长期在体制内生存,他们的思想已经被“格式化
”,记忆也被严格筛选淘汰,甚至连语言也被规范成了标准的“新华体”,指望这些已经
彻底失去了对文革的记忆和反思能力的人站出来反思文革,无异于缘木求鱼。

除此之外,“老五届”中的大多数,虽然都或多或少、或浅或深地介入过文革,但是,不
管是被威武所屈,还是被富贵所淫,或者是被贫贱所移,他们大都失去了回忆和反思的热
情与胆量,其中有些人早被当年和后来的血雨腥风吓破了胆。发誓再也不问政治了,文革
成了他们记忆中永远不愿翻开的一页;还有些人,说起文革来思想和观念还停留在当年打
派仗时的水平,一张口还是我对你错,我是你非,恩恩怨怨那些老话,失去了站在历史的
新高度反思文革的能力;更有甚者,他们把文革与上山下乡中的一些片段记忆涂上玫瑰色
,当成血污和废墟中的鲜花,唱起了“青春无悔”的赞歌……。每当读到这些文字时,我
深深为那些已经沦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人感到遗憾。说到底这些怪象,都是当年没
有彻底反思和批判文革,反而把文革研究列入禁区所造成的恶果。

当然,最近几年情况有了点变化。年过古稀的“老五届”同学中开始有人试图书写文革回
忆了。也有些北大校友写出了回忆文革的片段。这些一片片的“碎片”都很珍贵,有利于
拼接、还原历史原貌。但史料有些零碎。去年四月,十几个文革时期的北大校友在北京怀
柔雁栖湖畔聚会,王复兴发出一个宏愿:他要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到来之前,把自己在文
化大革命中的记忆写下来。时间还不到一年,他果然兑现了这个诺言。必竟是学历史的,
复兴友果然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的《文革回忆录》提供了较多北大文革史的“碎片”
,并对个人和收集到的历史“碎片”进行了拼接和梳理。

五十年了,当年二十多岁的青年,如今都成了年过古稀的老人,这些记忆如果不抢救下来
,就要永远失去了。他干了件有意义的大好事——而且他写的是他对北京大学文革的记忆


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中南海红墙内走向社会的起点。1966年5月25日聂元
梓等七人贴出了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
张大字报,从而在全国掀起了那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血腥狂澜这件事似乎谁都知道,
但是没有几个人能把发生在未名湖畔的这场运动的始末弄明白,说清楚。文革结束后,曾
有一些北大人控诉了自己以及一些党的干部和教授们在文革中的苦难,例如季羡林、郝斌
等,为北大的文革史留下了重要的史料。但是这些回忆文章主要是诉说自己的遭遇和命运
,其目的不是系统地理清北大文革的过程和脉络。王复兴这份回忆录虽然还是个人视角,
但视野却涵盖了北大文革的全貌,这是我以前所未见到过的(聂元梓的回忆录是例外,但
她的身份特殊)。

而且,北大的文革史还有其它学校和地方不能相比的特殊性。由于从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
对北大问题表了态,北大又是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北大的思想分野和阵线组合
并不充分,这与清华大学形成鲜明对照。后来北大分裂成两派,斗得一塌糊涂,甚至兵戎
相见,在这所“最高学府”上演了一场披甲戴盔的中世纪式冷兵器热战,但是究其实际,
两派在下对党委、工作组的否定,在上对毛泽东路线的拥护方面,没有分歧。双方都是被
政治煽动所欺骗,被领袖崇拜的狂热所裹胁,被高层权斗所利用的工具。事过将近半个世
纪了,如果有人现在还要争论当时谁对谁错,谁是谁非,那就不仅是太无聊,而且可笑了
。唯一有意义的是,应该追索当年这些从全国选拔出来的高智商“精英”们,何以会沦落
到那样可悲的境地,其中应记取的教训是什么。

我和王复兴不是一个系的学生,他在历史系,我在中文系,是在那场大混乱中走到一起的
。当年我就觉得这个年龄与我相仿的低年级同学喜欢独立思考,敢于逆潮流而行,并且从
不发狂热,走极端。在两派斗争激化的时候,他选择了相对理性而并不激进的中间立场—
—“新北大公社”中的“鸽派”,谁都知道,在所谓群众运动的高潮期,越是激进的声音
得到的掌声越多,而当年这种中间立场并不讨人喜欢,会遭到来自两个极端的反对,可以
说是左右逢敌,里外不是人。由于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他当时并没有站到运动的第一线
。但是,作为运动中理性中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北大还是曾经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1968年3月下旬,北大两派矛盾激化,大规模武斗开始时,我公开辞去了“新北大
公社”在首都红代会中的代表职务,并退出了红卫兵组织和文革运动,就是受到他和几个
好朋友影响的结果。为此我终生感谢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到来时,王复兴作为北大文革的一个深度介入者和见证人,从
自己的记忆中打捞出了这样一份记录,为还原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拼图。你可以
不同意他的观点,或者你还掌握了一些他没有提到的史料,那你就发出自己的声音吧。每
个当年的北大文革亲历者都有责任回忆、书写自己的文革记忆,为拼接一份更真实、完整
的北大文革史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想王复兴的回忆录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此。

北大中文系63(2)班毕业生马云龙
写于2016年2月18日

前言

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文革爆发时,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一年级学生,在
北大这个文革风暴中心经历了三年又九个月的时间。我现虽己定居美国,但一直关注海内
外对文革史的研究。

当年这样一个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持续10年,把几亿人卷进来的狂风暴雨,不
仅充分暴露了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派别斗争,也充分暴露了中国社会的各种
矛盾,充分展示了中国人人性的各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古老文化的深厚影响。文革的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航向。对文革做充分的讨论、研究,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及社会进步极其重要。
黑格尔曾讲“凡存在的即合理的。”凡在现实中出现的事物,必有其发生、发展的理由,
必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文革的发生及文革中的各种现象,应在十七年的制度、社会矛盾
、意识形态、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所产生的后遗症中去寻找,去刨根问底。文革的发生绝
非偶然,它绝不仅仅是一个领袖人物头脑发热的产物。

笔者仅想通过个人在北大文革中的人生经历,为北大文革史增添一些线索、痕迹、片段,
以供后人研究文革史增添一点史料。尽可能地抢救本人的记忆,给后人研究文革史,提供
一些有用的“碎片”,我想这是我们文革亲历者的责任。我相信,通过众多亲历者回忆“
碎片”的集合、重复、印证,甚至错位、对立,将使后人较易拼图,较易接近历史的真相
。我的回忆,不会以官方的调子对历史上发生的事进行裁剪、取舍、评论,而只会以真实
的历史为准。在真实史料的基础上,探索历史的真相。笔者写回忆的主旨是“求真”二字
。什么是历史学?希腊古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强调史学的特点是“通过不懈的追问获得知识
。”它蔑视权威性的历史结论,强调对复杂的历史进程不断进行探索、追查、挖掘,从而
获得对历史真相的新认识。对历史的探索,是个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永无穷尽。

研究历史,研究文革,须遵循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教导: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去思索、去总结。须跳出亲历者当事人的情感影响,须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须站在
普世价值的高度回过头去审视历史。

回忆往事,并不是为着追究普通人之间的是非或纠缠个人恩怨,不是为着对过去的某件事
争论对错,而是为着共同追忆一代人的命运,给后人提供有益的教训。因此笔者将秉笔直
书,一般不用假名、代名,只在涉及隐私时使用代名。对个人所走过的路,笔者将以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对待之。这不仅是对笔者个人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

由于文革是中国当代史的大事件,因此当个人回忆文革经历,在挖掘事情的前因后果和来
龙去脉时,也自然会与中国当代史相互交织,回忆的时空不会仅限于北大和文革,并会涉
及到一些家族的历史以及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

第一章 文革前夜

文革爆发后,自己之所以能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地投入运动,这是与自己在文革前所受的教
育、经历以及整个社会的氛围有着极大关系。文革前,一些理念、概念、观点已深深印在
了脑海里,如: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一分为二、不断革命
、世界革命、做接班人、与工农结合、共产主义理想,等等。回想起来,对我影响至深的
事情有:

1、学习九评

我高中在北京四中。四中不但高考升学率极高,学校十分重视教学质量,而且对政治思想
教育也抓的极紧。四中的另一特点是高干子弟云集,至今还被海外称为“贵族学校”。

六十年代初,中共与苏共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并公开。当时跟随着中共中央评论苏共纲领(
即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评”每一评的发表,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九评。每
次中央台广播九评文章,全校都停课听广播。政治课除了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
践论》,就是学习九评。高干子弟下课后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共与苏共怎么斗的各种大
、小道消息。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与苏共开会、接触时,怎么争论、怎么斗
嘴。

在中苏论战中,当时同学中包括自己,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狂热地崇拜毛绎东,很
兴奋地认为以前的“老大哥”苏联不行了,变修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已从西方转移到东方
,中国才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才是国际共运的导师,是“头儿”,是“老大”


1964年春,北京四中高三5班同学王小彬(干部子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系统地批
判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班里的高干子弟说,毛主席
看了此信,并说,“我们的中学生能写出这样的反修文章,小将向我们挑战了!”据说周
恩来总理在—次关于反修的报告会上,表扬了四中学生王小彬,说,“看,这就是我们有
觉悟的接班人。”从此事可以看出,四中学生反修防修气氛之浓。

文革后,北大校友索世晖,针对当年这种从上至下普遍存在的思想状态,评论道:中国人
有种天朝大国、地球中心的情意结,许多大事的发生与此有关,例如大跃进和文革。我深
有同感。我认为这是我们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在当代的心态,是民族的心态,是
广泛的集体意识。因为我们曾经在古代无比辉煌过,而在近代却衰弱了,此心不甘。这种
心态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煽动、引导至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争夺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
在大跃进时,人民日报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等等。似乎已把苏联大大超越。到了文革,两报一刊社论把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称为“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而毛泽东本人的心态,则是要当
旷古未有的伟大帝王,这在他的诗词《沁园春“雪”》中表露无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俱往矣”的“风流人物”。历史上那些封建时代的名君雄主在
毛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看今朝他毛泽东吧!蒋介石当年一看到这首词,便评道“毛泽东
野心勃勃,要当帝王,称王称霸。”蒋先生看的很准。毛泽东要做国际共运的霸主,要做
空前绝后、流芳万古的伟大帝王。这是毛泽东的“梦”,为着这个“梦”,他描绘了一幅
空想共产主义的蓝图,把那叫做天堂。充分地调动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掀起他们宗
教般的狂热,搞大跃进,失败了,再搞文革。

记得1964年周恩来曾在人大会堂给中直机关干部做报告,学校做了传达,在此报告中
,周恩来分析了苏共变修的经济基础是因为有个“高薪阶层”。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觉的挺新鲜、深刻。(今天看来,苏共当年的“高薪阶层”与今日中国的权贵资本阶层
相比,实在是小小巫见大大巫了。)

由于深入学过九评,因此当文革之初中共中央公布“五一六通知”后,对毛泽东提出的要
特别警惕那些“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能很快领会。时常
琢磨,是谁在中央搞修正主义?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2、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后首先在农村展开。记得北京四中全校曾先后
停课,听传达中央指导四清运动的“前10条”和“后10条”。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
10条”,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比“前10条”更严重,对四不清干部的斗争更严厉。
当时的许多提法很令人震惊,如:“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敌人拉出去打进来”、
“四不清干部”、“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扎根串联”、“成立贫协依靠贫协”、“
揭盖子”、“民主革命补课”,等等。净是些以前闻所未闻、十分尖锐、吓人的字眼。当
时觉得整个社会都在动荡,全国农村己成为阶级斗争的大战场。

我的发小朋友薛钟灵、薛德灵兄弟,是我小时候一起在业余体校练游泳的好友,他们的父
亲是北医教授、北京政协委员,有点小特权:每周六晚凭一个证件可到政协礼堂免费看电
影。每到星期六晚上,二薛就找我们兄弟几人,一帮人一块去看电影。看电影前常常谈论
四清运动(与现在80后、90后看电影前的话题大不相同)。清华的薛钟灵年龄稍大,
有关四清消息较多,有一次听他说“少奇同志有个报告。刘少奇说,全国农村有三分之一
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烂掉了。”(后来得知,刘少奇在一次有关四清的报告中,确有关
于三分之一的估计。毛泽东也有同样估计。)

当时的形势,让人觉得山雨欲来风满楼。自己常常有种莫名的兴奋,期待着投入到革命风
暴中去锻炼自己,去实现自己的青春价值。那时,我特别喜欢语文课一篇课文是高尔基的
诗《海燕》,其中一句是“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这种思想感情,在当年的学生中
很普遍。

3、争取入团

我是高一(北京四中)那年加入的共青团。在那个年代,入不入团,是一个青年优秀与否
的标志。入了团才会感到有了人的尊严。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入团对我来说成了一个艰
难的过程。班里团支部批准、通过我的入团申请后,等了很长时间上级没批下来。我就去
问班里团支书李峻,我的团员资格怎么还没批下来?第二天,李峻让我去找校团委书记赵
济敏老师。我找到赵老师,赵老师让我去一趟西城区团委会,找一下区团委书记,区团委
要和我谈话。我想一定是找我谈家庭问题。我那时在学校填写学生登记表,“家庭成份”
一栏是写“职员”,按当时的标准是不红也不黑。但问题不在这里。下面说一下我的家庭
情况。

上世纪四十年代时,父亲王福时在美国旧金山中文报纸《中西日报》任编辑。我们全家都
跟着父亲在旧金山居住。母亲是家庭主妇。当时父亲每天晚上在家油印、发行《远东通讯
》。《远东通讯》是受中共香港地下党新闻机构《国新社》委托并由其供稿。《国新社》
是由乔冠华、刘尊棋、刘思慕、金仲华等人领导,他们与父亲相互联系频繁。《远东通讯
》在美国宣传中共政策,并报导解放战争进展及发表评论。当时,母亲、哥哥、姐姐都常
在家帮助父亲油印《远东通讯》,然后跑邮局寄出。

1986年9月,父亲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图书馆主任一职离休时,关于何时参加工作的
问题,是由乔冠华、刘思慕、刘尊棋等人出的证明,证明父亲是于1948年参加的革命
工作,是从在美国发行《远东通讯》算起。“大百科”发给父亲的《老干部离休荣誉证》
上,“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栏,写的是194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5天,1949年10月6月旧金山爱国华侨在“同源会”礼
堂,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会。父亲参加了庆祝会。庆祝会进行期间,遭
到国民党人的袭击。父亲头部遭到铁器重击,头破血流。我当年六岁,记得深夜父亲回家
,头上缠绕了厚厚的白纱布,我和弟弟都吓坏了。第二天旧金山国民党控制的《旧金山日
报》出了《号外》,写道“殴伤有共产党匪徒王福时一名,伤势较重。”其实父亲并不是
共产党员,他只是自认为是共产党的挚友。此后,父亲决定带全家回祖国,建设新中国。
回国前,父亲曾专程去拜访了钱学森,动员他回祖国效力。我仍模糊地记得,父亲那天开
着辆刚买不久的新车,带着母亲、弟弟和我,开车开了很长时间,到了一所大学(后来得
知那是钱学森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一到目的地,父亲就因晕车吐了。到了钱宅,那是
一间别墅,前花园有很多花,很漂亮。钱学森夫妇满脸笑容走到花园迎接我们全家。

1950年6月,父亲携全家回到祖国。临行前,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从洛杉矶赶到旧
金山向父、母告别并送行。于凤至托母亲回国后帮她寻找老保姆。但回国后父母便无法和
美国友人再联系了,从此失联。(这是我长大后听母亲说的)。回国后两个月,父亲即被
胡乔木任命为国务院国际新闻局出版发行处副处长。1952年成立国际书店,外文书藉
的出版、发行业务归口到国际书店。父亲被调至国际书店,先后任出口部、进口部副主任
。母亲后来曾对我说,“你爸那时左倾得很。”左倾,拥护中共,是那时大部分知识分子
的状态。他们痛恨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同情、支持反对一党专政、反对个人独裁、争取
民主自由的共产党。那时的共产党刚刚进城,还很清廉。

按说1950年前后父亲的历史按中共的政治标准,一点问题没有,但要命的事发生在1
957年整风反右时期。父亲在党的号召下积极地投入了鸣放,并于1957年8月在《
文艺报》上发表了批评他所在单位“国际书店”的文章《国际书店是桥还是墙?》批评国
际书店大量进口苏联报刊、书籍,却极少量进口欧美国家的,特别是西方科技类的报刊,
书籍。该文指出:“因此在读者印象中,国际书店只是个卖俄文的书店。”“我们科学、
文化工作者、翻译家和语文老师对久己缺货的西方书籍的需要也是非常迫切的。”“人们
把国际书店看作是同国外交流的一个桥梁,但现在有点不像桥,而像座墙,而且是几道墙
,使得跟国外不通气。”

就是这样一篇出于善意但较尖锐的批评文章,惹来大祸。父亲及《文艺报》轮值主编萧乾
为此被同时划为右派。1957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文点名批判右派王福
时。批判王福时“一贯坚持资本主义经营路线。”同时,父亲在单位遭到大会、小会批判
。我在1997年反右运动四十周年之时,曾写信对父亲说:“你当年被划为右派,是你
人生光辉的一页。我为此而骄傲。你在文艺报上的文章批评了文化领域的闭关自守,批评
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父亲后来对我说,他当年的认识并没有达到我说的高度,只是
想批评文化交流中的问题。我告诉父亲,我当年在学校不得不与他划清界线。父亲表示理
解。

1957年时,我看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父亲是右派的文章后,很苦恼,根本不相信父亲
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会是反动派、坏人。但上高中后争取入团,就必须跟家庭划
清界线,从政治思想方面和父亲决裂。必须“存天理,灭人欲”,用党性灭掉人性,克服
温情主义。那次到北京西城区团委会与团委书记谈话,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而去。团委书记
要我谈谈对家庭的认识。我批判了父亲57年的文章,说这是坚持资本主义经营路线,实
际上是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还揭露父亲在家里与朋友议论中苏论战,欣赏苏共“人道
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批判这是欣赏人性论,是修正主义思潮,反映了立场有问题。还批
判父亲怕孩子们吃不饱饭,骑车到保姆郊区农村家里买大白菜,是困难时期对形势悲观,
对党不满的表现,等等。表示要背叛资产阶级家庭,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对父亲进行了
深刻批判后,区团委书记挺满意。过了几天,我的团员资格便被批准了。得知这消息,我
心里很高兴,觉得挺光荣。当年对父亲进行批判、划清界线,一半是违心的,如不上纲上
线就过不了关、入不了团,甚至上不了大学;还有一半是真诚的,当时所受的教育让我认
为父亲的立场、观点有问题。解剖自己的思想,向内心深处挖掘,更多的情绪是埋怨,埋
怨父亲影响了自己的前途。这种情绪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都有。

对这种埋怨情绪,我举个例子。父亲1988年到美国探亲,看望在美国定居的妹妹王丹
娜和两个弟弟王复明、王复强。王复明在美东一间大学研究院攻读MBA。父亲王福时在美国
一入境,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就找到王复明,问王福时来美国干什么来了。父亲
于1949年10月6日在旧金山庆祝建国而被打伤之事,FBI竟然仍保存在档案里。当时
冷战尚未结束。那时,王复强、王复明赶紧写信让父亲千万别来看自己。王复强不放心,
信里写了句狠话:“以前在国内你耽误了我几十年,现在还要耽误我吗?”父亲自然是不
敢去看望两个儿子了。那个FBI警探与王复明是美国同一个大学研究院的校友,后来与王复
明一起喝咖啡,告诉他怎么回事,并说:没事了。我纳闷的是,父亲在1948、194
9年的事,在冷战时代被美国政府注意并不奇怪,相反在中国怎么也成了负面因素,成了
向往西方、对党不满的因素呢?甚至株连后代?两大阵营冷战,父亲不应两头不是人啊!
笔者在文革中就曾多次因为是从美国回来的而惹来麻烦、困扰。我7岁随父母从美国回国
,在文革中成了我的历史污点。

4、学习董加耕事迹

上高二时,全高中下乡劳动,正值团中央在《中国青年报》上整版刊登董加耕不上大学下
乡务农的事迹,团中央号召向董加耕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宣传董加耕的道路是
青年一代革命化的唯一道路,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全体同学劳动之余,每晚念报、学习
、讨论。这篇文章及团中央的号召对我影响很大,我下决心要穷其一生,走与工农相结合
之路。响应党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不上大学就下乡务农。当时这种想法在同学
中很普遍。

后来我在语文课的作文课上,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语文老师程老师认为写的不错,课堂上表扬并念了这篇作文。但没想到却闹出一场小小的
风波。宋扬之同学(干部子弟)突然举手,发言,说王复兴不诚实,他并没有计划不考大
学(大意)。他误会了,以为我说,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就等同放弃考大学,是
不诚实。其实那篇作文只是论述方向、道路,并不涉及考不考大学。正如团中央号召学董
家耕,并不是要高中生都放弃高考去下乡。(到1968年,高考早已被取消,城里中学
生都成了无业游民,整天打派仗,运动失控,毛泽东无法收拾乱局,于是让中学生统统去
上山下乡,甩掉个大包袱,那是后来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后来的新发展。)既然是
宋扬之同学不理解,有误会,我便没做任何解释。我想是小事一桩,过去就得了。没想到
后来四中搞社教运动,这居然也成了一个我的问题。

学习董加耕的道路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由于我当年的单纯、幼稚,那种充满“理想”的心
态,深深影响、坑害了比我小一岁的弟弟王复光。他当年也在四中上高中,比我高两个年
级。这是由于我在四中上初二时,曾在北京青少年游泳比赛中获得100米自由游冠军,
被调到北京游泳队做专业运动员,练了三年后因受伤又回到四中接着从初三恢复学业,于
是比我低一级的复光反而比我高了二级。复光两次高考没考上,应是受家庭问题连累,本
人又不是团员。九十年代时我所在四中高中原班校友聚会,同班同学俞干、李适上高中时
学习成绩不错,但父亲是右派,高考都没被录取,多年后才知道是因家庭问题。当年高考
既重视分数,也贯彻阶级路线,1962年后,阶级路线的份量一年比一年重。复光第二
次高考失败后,决定去工作,当工人、农民。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对他讲,当工人不如下
乡务农,留北京不如去边疆,应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复光非常听我的话,不大听父
母的话。于是他放弃了北京工厂的名额(已经通知要他),放弃了父亲给他联系好的江西
共大半工半读机会,在华侨补校报名去了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下乡务农。他
在农场多次获场部表扬。但在1968年8月文革时,他因制止武斗而遭农场民兵队长郭
际标,从背后开枪杀害,去世。几十年来我一直自责,当年不应影响他选择工作,而致使
他在天荒地远的海南兴隆遭遇惨祸。在科学院工作的好友薛钟灵曾开导我:“你不要老是
自责,这不是你的责任。”1968年8月海南岛死了不少人,至今没有公开并清算这一
血案。

5、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

国人大多不知道,当年的四清运动个别中学也搞过,例如北京四中这个名牌中学就经历过
一场社教运动。四中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名牌中学。这场社教的发生与四中的高干子弟有
直接关系。这些高干子弟〔他们填写家庭成份是‘革干’、‘革军’〕,穿著很朴素、骑
自行车上下学,大多数学习努力、功课不错,但普遍有种优越感。课余时间他们喜欢不分
班级地扎堆,谈论国内外大事,传播小道消息。按我们那一年级陈元(陈云之子)的说法
,他们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氛围。按我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打下天下,他们
是当然的接班人应“坐天下”。由于当年我在学校是优秀运动员,曾蝉联三届北京中学生
田径运动会400米冠军,并是学校足球队队长,这些高干子弟普遍喜欢体育,另外我也
对国内外大事有兴趣,特别是较关注中苏论战,因此与他们许多人挺谈得来,关系也融洽
。但对他们那种高人一等的劲头儿、张口闭口总是谁谁的爸爸是谁,谁谁的爸爸说什么了
,干什么了,来谁家看谁的爸了,张口闭口自己的“爸爸”等等,颇看不惯。四中的学潮
及尔后的社教运动是由这些高干子弟推动起来的,否则根本不会在四中发生这场运动。

1964年10月北京四、六、八中等中学的高干子弟闹起了学潮。这三个中学的高干子
弟相互串连,认为学校的阶级路线存在问题,出身不好的干部、教师重点培养出身不好的
学生,排斥干部子弟;认为学校忽视政治教育,重视分数,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认为应
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在学校搞教育革命。此即所谓发生在1964
年秋季的“468学潮”。四中的学潮主要是由高三年级的高干子弟领头闹起来的。

笔者所在的高三4班,曾发生语文课上,革干子弟宋扬之批评语文课老教师程先生讲授朱
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并批判朱自清的《荷瑭月色》宣扬脱离阶
级斗争的世外桃源,散发小资产阶级情感。这是个标志性事件,学潮自此温度骤升。而后
过了二、三天,在同一天,高中各年级、各班在教室后墙贴满了小字报。有批判白专道路
的;有讲阶级路线的;有批判语文教材的。笔者在外班高三3教室后墙看到宋克荒(宋仁
穷之子)一篇长篇小字报论述党的阶级路线。

高三6班展开了批判本班白专学生鲁生卫的斗争。鲁的父亲是国民党官员、1949年国
民党起义人员,时任煤炭工业部参事,应属党外的统战人士,但在当时阶级斗争愈演愈烈
的形势下被视为国民党余孽。在教室后墙的小字报,周××同学有篇小字报点名批判同班
同学鲁生卫,题目是:“撕开伪君子鲁生卫的假面具”,内容开头就是一段耸人听闻的文
字:“鲁生卫这个伪君子在中山公园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侮辱妇女,被我无产阶级专政
机关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撕开伪君子鲁生卫的假面具的时候到了……”。(以上
文字经多方核实,完全是歪曲事实,但很容易把人搞臭)。小字报接着说,鲁生卫“出身
国民党反动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从不注意改造思想,伪装进步。”等等。

接着在高三6班的一次语文课上,干部子弟张康平站起耒发言,说他的作文得了2分,他
念了作文后,质问语文课焦老师:“我的作文只值不及格吗?”(该作文政治立场鲜明,
但过于简单,且文不对题)鲁生卫的作文得了5分,高干子弟苏承德(海军司令苏振华之
子)举手发言,分析、批判了鲁的作文政治立场有问题。接着张康平又站起来拿起自己的
作文本,走到鲁的课桌前,愤怒地把作文本摔到鲁面前,喝问:“鲁生卫,你说,我的作
文应该得几分?,你的作文应该得几分?”在突如其来的事态面前。鲁懵了,没有回答。
张康平当时愤怒地大声喊:“你站起来。”鲁站起后,仍然没有说话。这时候,周××大
喊,“太嚣张了,把他揪到前面去!”说着,就一手拉着鲁的左臂,一手推着鲁的脖子,
连推带桑往讲台那边推。另一同学又抓住鲁的另外一臂,两人一同把鲁推到了讲台。他们
用力按鲁的头,让他低头。不知所措的焦老师怯生生地说:“鲁生卫,你当众做个检查吧
。”苏承德站起来说,“鲁生卫,你必须只检查政治问题,不能避重就轻,转移斗争的政
治方向。”鲁慌慌张张、语无伦次地做了检查。终于熬到了下课,焦老师救星般地宣布下
课。此时全班把目光转移到了泣不成声的李××身上。有人问李同学:“你怎么了?”李
泣不成声地说:“阶级斗争太残酷了,阶级敌人太嚣张了。”然后他突然扑到鲁的面前,
抓住鲁的衣服,大喊:“阶级敌人!阶级敌人!”

一天,庞××同学给鲁写了一页纸的“规劝信”,内容是要鲁认真对待政治运动,要自觉
改造等等。于是鲁从作业纸上撕下一小条,简单地写道“谢谢,一定按照你说的办。”意
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是庞××下的—个套。庞立刻写了小字报,题目是《和风细雨可以休矣
》,把鲁回的纸条贴了出来,称这是鲁抗拒改造,抵触运动的实际行动,主张对鲁采取疾
风暴雨的打击。接着,庞向鲁索要他写的“规劝信”原件,称要和鲁的小条对比张贴,鲁
说找不到了(已被鲁销毁了)。于是庞协同周××,在下午的自习课上,周厉声呵斥鲁离
开座位,他们两人动手搜查了鲁的书包和课桌,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次被搜查的屈辱
令鲁痛不欲生,到了晚年仍难以忘怀。

此后,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代表班干部宣布,“从今天起,每天下午鲁生卫不得
参加第三、四节的自习课,到阶梯教室写检查。直至检查通过为止。”鲁很庆幸能躲开自
习课的骚扰。当时高艳华还指派两个同学每天陪鲁一起骑车回家,一个同学顺路,另一个
同学并不顺路,是特别陪同、护送。鲁本人感觉这种安排有“监护”的意思,而当时他脑
中确实曾闪过轻生的念头。这种“护送”使他暗存感激之情。使他感到一种人性的关心和
鼓励。

在班里召开的批判会上,让鲁生卫交待反动思想,鲁没什么可交待的,只好保持沉默。批
斗会开的十分激烈,周××同学表现得尤为激烈,应是为表现其革命性,但因其并非高干
子弟,因此并没能因其十分激进而进入班里的核心小组。为收集鲁的“罪证”,6班七、
八个人—哄而起去鲁宅抄家。据苏承德回忆,去鲁家拿走了鲁的日记本、笔记本,没动其
他对象。

鲁逢此遭遇,毕业时“政审”过不了关,没能考上大学。文革后苏承德曾两次向鲁生卫诚
恳地道歉。张康平在文革后经常到鲁生卫家看望,二人都不提过去事,成为相互关心的好
友。鲁生卫在逆境中自强不息,自修成研究员,成为机电专家。鲁对我回忆四中往事,说
:对当年的批判“我所没想到的是激烈的程度。”“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对过去存在怨气,
我发自内心的想法是我怨恨时代。”“历史己经翻篇了。我内心的真实感受,非常不愿意
纠结和缠绵哪些不堪回首的过往,受迫害也不是同学的过错,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是孩子…
…”鲁要求笔者绝对不要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那是一段太痛苦的经历,他不愿打破心灵
的平静,影响正常生活。他说:“半个世纪以来,我肯定和曾经在四中小文革中受到迫害
的同学一样,轻易不愿意去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无论是在当众的场合,或者自己私
下里,都有意识地回避回忆,不愿意总是去戳伤疤。”由鲁所吐露的心声,可看到当年对
他伤害之深。(注:为着尊重当事人再三要求不要披露本人姓名的要求,以上“鲁生卫”
之名是笔者用的假名。)从以上高三6班鲁生卫的个案,可看到当年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潮
对青年学生影响之深。

紧接着,许多班发生了“夺权”。由高干子弟向家庭出身是非红五类的团支书、班长夺权
,由革干、革军子弟接管团支书、班长的职权。这是仿效农村四清运动的夺权斗争。高三
年级有六个班,其中三个班出现了“夺权”。笔者所在的高三4班,原团支书李峻(干部
子弟,其养父在1959年被批判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生父据说49年后去了台
湾。)被刘安东(父亲刘澜波是水电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代替;班长杜文(父亲是
中医)被杨东胜(杨成武之子)代替。一天高三4全班开会,刘安东主持班会,宣布了“
领导班子”的变化,没有讲任何理由,没有经过改选程序。刘安东在会上点了我的名,说
“大家知道,王复兴也有问题。”刘安东没有讲我有什么问题。大概是没法说明白。我自
己寻思了好久,我的问题可能有二条:一条是作文里讲“青年学生必须到农村去与贫下中
农相结合。”这条从那个方面都没法下手批;再一条可能是家庭问题,我那时曾交给团支
部十几页的思想汇报,批判资产阶级家庭的影响,这是自觉革命、思想汇报,也不好拿出
来批判。因此刘安东只能含含糊糊说我有什么问题。后来我的问题没了下文,并没整过我
。我算是在运动中受了点小小的冲击,只苦恼了一小阵儿。

在我们班发生夺权的同一时间,高三6班的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家庭出身小商贩
)被高干子弟谭笑曼(父亲是总政秘书长)代替,由于高艳华的出身并不是黑五类,因此
由支书改任班长;高三3的团支书史晓星被邱承光(邱会作之子)代替。其实史晓星也是
高干子弟,但其家庭背景涉及到党内斗争,他父亲陈光是原红一军团代军团长、115师
代师长、四野纵队司令、四野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其性格刚烈、火爆,先后与
林彪、叶剑英有过矛盾。1950年在广卅处理城市工作及港澳台情报工作中犯了错误,
被过度批判,并被中央错误地定为“反党”,开除党藉、撤职并软禁于武汉,是冤案、错
案。陈光于1954年6月7日自杀身亡。史晓星竟因其父这样一个背景,也被夺了团支
书的权,可见当年高干子弟们受父辈权力斗争影响之深,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已相当政治
化。陈光于1988年4月被中央平反、恢复了名誉。后来史晓星为记念父亲,著有《陈
光》一书,并从母姓改回父姓,改名为陈晓星。

在四中的学潮中曾发生了一件十分新奇、怪诞的事情。高三2班曾发生一件几个外班团支
部跨班到2班发展团员之事,目的是为着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发展一名高干子弟入团。高
三2班的学生李新桅(李井泉之子)不怎么求上进,不是团员。李新桅是由四川成都转学
到北京四中上高中的,在四中住校,每个周末到贺龙家住。李井泉每次来京开会,李夫人
都会到四中把儿子接走,有时正值上课时间,李太便会直接到教室门口吩咐老师把儿子叫
出来接走。李新桅被父母接走一个礼拜左右,回校后通常气色很好,有的同班同学和他开
玩笑,说他“又胖了一圈”。据说有的同学与他开玩笑时,摸他的头玩,嘲笑他,于是有
的高干子弟同学说这是反映了阶级感情问题,是仇恨干部子弟。为发展李新桅入团,高三
2班在阶梯教室召开了“联合团支部大会”,由高三几个外班团支部批准李新桅入团。而
后高三2班团支书任小彬再召开团支部会议,批准、补办了李的入团手续。此事,已显露
出了后来那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血统论思潮的初端。似乎高
干子是“自来红”,入团有优先权,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

在学潮中,不仅是前述高三6班发生了学生斗学生,批判思想“反动”的非红五类出身的
学生之事。高三2班批判了马巨同学。马巨的父亲马宗霍是国学大师、教授。马巨学习成
绩很好,有点傲气,与同学关系不是很融洽。马巨被批判阶级感情有问题,有人揭发他在
三年困难时期,一次他们班到北海公园参加科枝之家活动,回家路上,碰上一个衣衫破旧
、褴褛的要饭的,马巨对同行同学说“这要饭的,风餐露宿,这么苦。看照片毛主席是穿
皮大衣呀。”还有一次全班到天安门参加抗美援越群众大会,当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时,同学们狂呼“毛主席万岁!”表现得十分狂热,而马巨被揭发表情平静、无动于衷。
马巨被批为反动、反革命,被定为反动学生,没能上大学。他文革后在美国从事计算机管
理工作。文革后同班校友聚会,同学们敞开思想畅聊,马巨惊讶地发现,国内校友们对党
国体制弊病的认识、对神化领袖的祸害、对普世价值的理解,比自己深刻得多,说“我当
年是右派,你们现在各个比我还右派!”高三2班当年的团支书(高干子弟)任小彬多次
诚恳地向马巨道歉,令马巨感到十分安慰。

受高三年级学潮的影晌、低年级也闹了起来。例如高一年级也未能幸免,也发生了批判学
生的事情。当时高一2班的教室后墙上曾贴满了批判牟志京(父亲是知识分子、翻译)的
小字报,有的小字报揭露他爷爷49年前是大富豪(其实他祖父在49年前早已破产〕;
有的小字报因他奶奶公私合营后曾领取过些微定息,因而说他奶奶有“变天账”,要他交
待;有的小字报批判他有资产阶级恋爱观,只因他有一次碰上小学的一个女同学,女同学
对他“朴哧”一笑,他开玩笑说有过艳遇。有的同学还把他日记中的一些东西拿出来批判
。文革爆发后,牟志京坚决反对血统论对联,在校内外到处与“老兵”辩论。他于196
7年1月18日创办了《中学文革报》,曾刊登过遇罗克以“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名义发
表的《出身论》,在文革中曾产生过巨大影响。(注1)

当年推动四中学潮发展到社教运动的是高三的一批高干子弟。高三的高干子弟有个核心小
组。主要核心成员有: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宋克荒(宋任穷之子)、杨东胜(杨成武
之子)、萧云(萧华之子)、苏承德(苏振华之子)、刘安东(水电部常务副部长刘澜波
之子)。邱承光是主要召集人。他们开会地点有时在刘安东家,有时在萧云家。杨东胜其
实政治热情并不高,他与笔者私交不错,私下对笔者讲,“我爸就让我好好念书,以后建
设祖国。”他在核心圈只不过挂个名,跟着跑。杨东胜之所以属于核心小组成员只因为他
爸是杨成武。开始核心圈人较多时,有李新时(父亲是上海空四军的少将)、宋扬之(父
亲宋之光时任驻法参赞)等人,他们后来淡出了核心圈,皆因父辈不够军级部级以上官位
或父亲不是中央机构的高官。从以上高干子弟核心圈组成的潜规则,可以看到高干子弟头
脑中那种等级分明的血统观。这种等级分明的血统观,应是既来源其父辈无形的影响、熏
陶,也来源于体制的潜移默化。

从以上四中学潮中学生们的思想、行为,可看到狼奶(阶级斗争观)对十几岁年轻人的身
心影响之大。阶级斗争观把人群撕裂成对立的阵营,煽动仇恨与斗争。生话、学习在同一
校园的同学,本应相互友爱、相互帮助,却要对立、仇恨、揭发、批判、斗争。年轻人善
良的人性被狼奶浸透、侵蚀、毒害。人性被阶级斗争观严重扭曲。这种悲剧,后来在文革
中竟泛滥成灾。其根源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路线。

1964年底,学潮发展到社教。四中闹起学潮时,高三的一批高干子弟给中共中央写信
,反映四中学校领导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问题,排斥革军、革干、工农子弟;出身地富、
资产阶级的领导、教师重点培养出身地、富、右派、资本家的子弟;学校不培养革命接班
人,而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宣部、—封给北京市委。信写好
后,高干子弟联合签名,有邱承光、苏承德、宋克荒、杨东胜、刘安东、萧云、宋扬之等
人。写信日期是1964年12月20日。高干子弟自有通天渠道,一封信通过陆健健(
后改名陆健,陆定—之子)递交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另一封信通过傅洋(彭真之子)递交
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陆定一收到信后,于21日转交北京市委。中宣部于25日在
中宣部《宣教动态》114期上刊登了此信。发信—周后,27号左右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张文松出面接见了四中高干子弟三名代表:邱承光、宋克荒、苏承德。此次接见,张文松
主要是听取意见,了解四中高干子弟想法,以便向彭真汇报。紧接着,北京市委由市委书
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出面第二次接见四中高干子弟,地点在台基厂北京市委大楼大会议
室。这次四中去了几十个高干子弟,已毕业没考上大学而转到清华附中重新上高三的贺鹏
飞(贺龙之子)也去了,他坐在宋扬之旁边。记得笔者那天上学,没见到刘安东,有同学
告诉笔者,万里接见他们,刘安东也去了。过了一、二天,会议情况陆续传出,据说万里
在会上批评他们是“娃娃”“瞎胡闹!”,“不要党的领导,搞非组织活动。”针对他们
反映四中领导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万里说:“你们说红2分比白5分好,我看还是白5
分好。”万里指着苏承德说:“你现在应好好学习才对,我会找你爸爸谈谈。”万里宣布
:现在出“安民告示”,北京市委将派工作组进四中。

彭真派工作组进四中,目的是控制学潮,终止学潮,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四中工作队
由市委文教书记张文松领导,由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带队进校、具体负责。据李晨在《北京
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一文记载,北京市委决定派工作队进驻北京四中的日期是
:1964年12月28日。

为着便于与高干子弟沟通,做思想工作,工作队的副队长有几位高干夫人,如副队长杨滨
是时任国家经委、建委副主任宋养初的夫人;副队长孙岩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函的夫
人。四中高干子弟见她们,称呼:“杨阿姨”、“孙阿姨”。

四中社教刚开始时,工作队很神秘,如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那样,搞“扎根串连”。工
作队住在四中附近的平安里厂桥的中直招待所。他们分别找高干子弟中的学潮积极分子谈
话。苏承德回忆说,工作队与他谈话时对他讲:你们有革命热情,这应充分肯定。但具体
问题要具体分析,四中的领导是修正主义?还是革命的?要具体分析,头脑不能发热。学
校开展革命化,要依靠党团组织。快要高考了,你们应认真准备高考。

工作队采取了化整为零,分头谈话,降低温度的策略。高干子弟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工作
队进校前后,高三2班的团支书任小彬(父亲任彬时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母亲
杜若时任西城区区委书记)曾找校长、党支书解才民,表达个人意见:“现在学生运动没
有党的领导,学校的运动应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解才民反问:“我的话他们听吗?”对
任小彬表示了赞同与支持。任小彬文革后对笔者说,他当时属于建制派。

1965年1月初,工作队在阶梯教室召开了高三年级全体学生大会,工作队队长李晨讲
了话。笔者只记住了李晨的一句话“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
争。”

四中社教一开始,工作队便矛头向下,开展了批斗反动学生的运动。工作队把高三4班毕
向明定为全高三年级重点批判对象。毕向明是笔者所在班的同学,他来自农村,祖父是富
农。他重视学习,不大关心政治。全班召开了批判他的会议,工作队有位李同志在场坐阵
。同学们批判毕向明走白专道路,还要他交出家里的“变天账”(指49年土改前的地契
),这是学生们从流传的农村四清的故事中学来的。工作队李同志也做了批判毕向明的尖
锐发言。

在高三4班一次批判毕向明的会上,大家“逼”毕向明交待反动思想,毕交待不出来就过
不了关。再三逼迫之下,毕向明开始顺竿爬,胡说八道,他“供”道:“我曾想混进中南
海,炸中南海。”“你根本进不去中南海,怎么炸?”“有的同学有进出中南海的证,我
可以借证件。”毕“供”出反革命思想后,大家就“信”了。“逼供信”之后,自然是一
片“打倒!”之声。会后有的同学跑去找工作队,要求枪毙毕向明。

当时高三其他各班都召开了批判毕向明的批判会。毕向明被工作组定为“敌我矛盾”,被
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不让参加高考,毕业后被发配到北京团河农场劳改。文革中,
农场曾伙同毕家乡的人,差点把毕向明打死。文革后,毕向明找到当年工作队队长李晨,
李晨说,“孩子,你受苦了。”李晨为他写了平反证明,而后毕向明由四中接收,做基建
工作。1985年2月22日,四中校友返校聚会,65届高三4班聚会由毕向明操办,
同学们对毕分外热情,表达了对他的歉意。刘安东两次向毕明非常诚恳地道歉。毕向明嗜
酒。2002年因病去世,20多位同班在京校友全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苏承德文革后回
忆工作队发动学生斗学生,认为是为着平息高干子弟对校领导的愤怒情绪,转移目标,矛
头向下斗学生。

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新文件“23条”下达后,四中的社教便紧急“刹车”了。“23条
”含有两种精神,一方面有着对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10条”中过左倾向纠偏的精神,
强调团结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另一方面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
派。”这种更左的内客。但北京市委只抓前者纠左精神,强调不能扩大打击面,而回避后
者关于重点是整走资派。四中通过传达、学习“23条”,贯彻纠左精神,对运动进行降
温、“刹车”。

1965年1月14日“23条”通过当天,北京市委召开六个中学高干子弟“训活”,
同时让六个学校的校长、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到会,听会。这六个中学是:四中、六中
、八中、师大女附中、女—中、女三中。其中四中、六中正在进行社教,八中正在闹学潮
。万里在会上讲了三个钟头,对几个中学的学生运动大泼冷水。万里批评高干子弟“自高
自大、自以为是、自由散漫、自由主义,不听党的话。”,强调:“这个运动必须党来领
导……没有党的领导还不是洪秀全、李自成?”还说:“你们的父母我都认识,别看你们
爸爸比我官大,北京市要听我的。”(这里似乎暗示了党内的矛盾与斗争)万里说:“学
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校要有正常秩序,不能乱来。”(注2)

1月17日,四中工作队给北京市委报告,说“发生一部分学生要求枪毙毕向明……我们
曾立即加以制止。一部分学生也作了检讨。”

1月21日,彭真在人大会堂河北厅做关于四清的报告,提到北京中学的学潮说“干部子
弟也要一分为二,学校是党领导的。”“他们要革命,这种精神是好的,但办法不对。”
“浮动、乱斗要停下来。”(注3)

1月22日,李晨向四中全体党员宣讲了“23条”。紧接着,工作队对全体学生宣讲了
“23条”。师生们学习、讨论“23条”长达—个月。到了3、4月,四中的社教便停
了下来,学校恢复了平静。高三学生忙于学习,准备高考。

发生在1964年秋的468学潮,演变到社教的有六中、四中。八中没有进行社教。在
四中校友的文革回忆文集《暴风雨的记忆》中,有几位四中校友作者说,八中也进行了社
教,这是不确实的。六中的社教比四中早一个月开始。六中的高干子弟在学潮开始时给中
宣部和团市委写信,反映六中的党支部、校长不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干部子弟受压;校领
导忽视思想教育;走资本主义道路。主要反映学校领导的问题。1964年11月18日
,由中宣部主导,派出工作队,由团中央书记杨海波带队进驻六中。杨海波当时是向陆定
一汇报六中的社教。六中的工作队与后来市委派到四中的工作队,两者做法不同。六中的
工作队发动师生批判学校领导、校长、党支书。后来有三人被开除党藉。多年后苏承德告
诉笔者:“当时派工作队去六中的中宣部陆定一他们,与派工作队去四中的北京市委、彭
真有矛盾,做法不同。”笔者认为:中宣部派去六中的工作队,其思路基本上是贯彻执行
“后10条”,并受中央两位主席关于有三分之一基层政权已经“烂掉了”的讲话影响,
进校后重点整学校的领导干部。而北京市委、彭真则对此潮流抵制、顶牛,反过来在四中
矛头向下,整反动学生,要扑灭学潮。前者(中宣部)在紧跟中央的反修新战略,后者(
北京市委)通过传统的反右斗争策略来阻挡扑向领导层的革命烈火。

同期在北京大学进行的社教(1964年7月至1965年7月),在初期与六中社教有
些类似,同样是由中宣部主导,同样是发动群众整领导。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带领工作队
进北大后,认为陆平党委“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注4)据说毛泽东当
时曾说“北大是姓陆的整姓陆的。”即陆定一整陆平。“23条”下达后,张盘石被撤职
,北大社教转由彭真、北京市委主导,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反过来整社教积极分子
,批斗他们。这时北大变成与四中社教有些类似,都是矛头向下,打击“反党分子”。但
四中是中学,批斗“反动学生”;北大则是在彭真指导下,要把社教左派打成“反党小集
团”,而后准备以去农村四清为名,把他们流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不让回城了。北大社教
初期与六中类似;后期则与四中类似。但到了1966年5月党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时,陆定一、彭真却同时被打倒了,对陆定一与彭真并没有区别对待。彭真指导四中的社
教与其“二月提纲”中的路线是—致的,都是要阻止文大革命的爆发,要“降温”、“刹
车。《五一六》通知对彭真的“二月提纲”做了系统的批判,成为打倒彭真的重大理由。
按说陆定一在指导文社教口的社教中,他是紧跟毛泽东的,但他却与彭真同时被打倒了,
这应是与彭、陆二人都被毛视为是刘少奇的人有关,此外五月会议己确定成立新的“文化
革命领导小组”,做为毛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办事机构,那么掌管文宣大权的陆定一就必须
靠边站、腾空坐位了。陆定一被打倒还有个特殊原因,即严慰冰的写匿名信事件。

四中社教的后期与北大社教的后期相比较,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之处
是:四中社教后期并没有整那些闹学潮的积极分子高干子弟,不但没整他们,而且还做为
革命接班人重点培养他们。说到底,这些高干子弟是中共统治阶层的自己人,是“赵家”
的孩子。四中在社教后期、高三学生毕业前夕,发展了几批学生党员。第一批是:任小彬
(父亲任彬是北京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母亲杜若是西城区党委书记)、孔丹(父亲孔
原是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第二批有宋克荒(宋任穷之子)。
还有第三批、第四批,都是高干子弟。高三毕业生还有三个高干子弟被保送中央党校,据
说是要培养党的理论骨干,有:苏承德、宋扬之、任小彬。当时师大女附中也保送了三名
高三毕业生去中央党校深造。他们都进入了中央党校青训班。北大社教的积极分子都是基
层干部、教师、普通党员,他们便没有四中高干子弟这种待遇了,他们不是“赵家”的人
,他们只有挨整、下放农村的“份儿”。

468学潮的八中,闹学潮曾闹到要罢课,“23条”下达后,市教委说服了陈小鲁(陈
毅之子)等高干子弟,结束了学潮。八中没有进驻工作队,没有进行社教。

高三毕业前,四中高干子弟核心小组的领头人邱承光曾被要求对工作队和校领导多次做检
讨,尔后过了关,没有影响考上大学。但他没有被发展入党,也没被保送中央党校。

四中的社教于1965年8月4日最后结束。四中领导班子被北京市委定为二类,属于基
本好的领导班子。8月4月,李晨对四中党支部说:对四中的“结论”是:“四中没烂,
成绩是主要的。”(注5)不久,校长、党支书解才民被调离四中,杨滨被调到四中担任
校长兼党支书。

保送到中央党校青训班的苏承德、任小彬、宋扬之,在文革爆发后,都参加了党校的“红
战团”,是康生所支持的李广文的对立派。“红战团”在1967年1、2月反康生,苏
、宋、任等人被“中央文革”打成反革命。宋杨之当时批康生极左,指出康生早在延安整
风时搞“抢救运动”整人、在山东搞极左土改,历史上就是极左,文革中又搞极左。苏、
宋、任三人从1965的反右到1967年初,立场转变为反极左。

四中社教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到了社教后期,四中的领导、党员、教师都唯恐在阶
级路线上犯右倾错误,因此宁左勿右,这就在升大学这件事上苦了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子弟
。高三毕业生的档案里有“政审意见”这一项,由于这项意见写的“不好”,影响了许多
德才兼备、学习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如果出身所谓不好,本人又不是团员,政治
上所谓不追求上进,往往就会被“政审”卡住,高考成绩再好也没用。这给许多小年轻造
成了终生的遗憾和伤害。对高三毕业生进行“政治审查”,档案中有“政审意见”这一项
,当时属于“机密”,学生们全都被蒙在鼓里,浑不知有此握有人生升降大权的暗中“机
关”。在六十年代上半叶,“政审”问题始终存在,并不只是65届毕业生才遇到的无形
的生杀关卡,只不过自57年后愈演愈烈,到了65年尤甚而已。对此一涉及人的平等受
教育权的重大问题,涉及制度性出身歧视的问题,长期被人们忽视,很少被人提及。

当时党对青年学生的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起点是首先要
看成份,看家庭出身。随着兴无灭资的全国阶级斗争形势日益严重,有成份论在“政审”
中的份量也越来越重。四中在文革时期有这样—件事:1968年北师大几个学生拿着“
中央文革”的介绍信到四中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高考录取上的表现。调查高考制度是
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上大学的。四中前负责高考生“政审”的教导主
任屈大同接待了这几位来搞调研的师大学生。屈大同对他们讲:“恐怕不得不让你们各位
失望了。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都有个表格,表格上有学校的‘政审意见’,只要建
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屈大同说:“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
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教授,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
绩再好也没用,那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注6)钱元凯当时在华北
考区高考总分第二,他报考了清华,但没有任何大学录取他。对此事,文革后屈大同一直
感到很内疚。

65年高考贯彻“阶级路线”之严,我们班的李峻是个典型事例,他是当年高考的北京文
科状元,报考北大没被录取。据说北大党委常委会就是否录取李峻讨论过二、三次,最终
没敢录取。李峻只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李峻养父于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的生父49年后去了台湾,成了重大污点。北大是否录取李峻,不是看他本人是否品
学兼优,而是对其父辈如“审干”般进行“政审”而决定。

65年毕业这一届,高三2班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多一些。据高三2班原团支书兼班长任
小彬在文革后统计,他们班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考上大学的有十几个人之多。这个班的吴
铁生,学习成绩很好,曾获金质奖章,为人艰苦朴素,笔者还记得他穿的衣服从来都是补
丁落补丁的旧服装。但他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右派。他本人曾在全校大会上做活学活用毛
主席著作的报告,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表示要和家庭决裂,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
人。当时被学校领导树为出身不好但表现好、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的典型。但尽管吴铁生
如此努力,他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只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他们班的同学都清楚,凭他的
学习成绩,原本考上清华应是不在话下的。其中的奥妙,党的阶级路线是如何区别对待的
细微之处,人们心知肚明。吴铁生现在英国从事计算机管理工作。他曾看到报刊上登载的
四中燕纯义老师的文章《待到冰消雪融时——北京四中文革落实政策记事》,吴铁生看完
此文,给校友们发了一条微信,被校友们广为传阅。吴铁生写道:“受害者不止这些人(
注:指燕文中提到的受害的干部、教师、‘反动学生’),咱们初中班、高中班,就有许
多受害者,特别是卡在考高中,考大学这两个门槛上。历年历届学生中的受害者,更是不
计其数。什么时候能给这些人落实政策,送去‘党的温暖’?”吴铁生认为这个问题十分
值得“探讨”。17年中,在全校、全市、全国范国内,历年历届的毕业学生中的受害者
,确实是不计其数,这是个巨大的黑洞。对这个庞大的受害群体,已经无法落实政策了,
已成了无法挽回之事。当年那些年轻的孩子,为人老实,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却因家庭
出身,被“政审”卡住,不能上大学,或不能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受到终生的损害,而这
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害无益,使国家失去了大量可造之才。究其根源,皆因贯彻、
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学校贯彻“阶级路线”,实行“出身歧视”这种政治
不正确所至。

文革前高考中关于学生“政审档案”的秘密,近年多有披露,据《共识网》2013年6
月21日刊登袁剑平的《文革前的高考“不宜录取”政策揭秘》一文揭露:文革前中学的
学校领导有责任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对高三毕业生每人进行“政审”,“政审结论”的
主要依据,并非个人表现、品德,而主要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或
有海外关系、港澳台关系的,一般是“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高考招生单位先看“
政审结论”,后看高考分数。

笔者当年的许多困惑,现在终于恍然大悟。李峻、吴铁生应属于“降格录取”。我们高三
4班的俞干、李适功课很好,父亲是右派,都没考上大学,他们应属于与钱元凯一样,“
政审”为“不宜录取”。如屈大同讲话“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当年这种秘密“政
审”遍及全国所有高中,从57年至65年不知坑害、耽误了多少青年人?给国家的现代
化建设造成了多大损害?这一史实,应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记录,载入史册,永远铭
记。

我们那一届的四中校友高艳华(高峰),文革后在香港告诉了我一件他高中毕业时的怪事
。毕业生填写报考上大学的志愿表格之前,名班班主任会与本班学生一个一个进行交流,
对同学提出参考意见。个别特殊情况会由教导主任屈大同出面谈话。高峰回忆说,他当时
第一志愿是报考外语学院。教导主任屈大同与高谈话,对他讲:“你不要报外语学院,外
语学院政审条件严。你可报北大,北大是综合大学,有统战性质。”于是高峰报了北大,
并考上了北大。高峰回忆此事说“真好笑!北大成了统战单位,我成了统战对象。”关于
高峰的家庭出身,也有过一段小波折。四中社教结束吋,班主任赵如云老师找他谈话,对他
讲,以后填写家庭成份,要把“小商贩”改为“小业主”,因高的父亲在公私合营时有股
本2000元(包括平板车、布匹、工具等),属于小业主。如有3000元就够资本家
成份了(赶情小业主比小商贩更靠近资产阶级呀)。当时的阶级分析法在中学己贯彻到如
此极左与过细的程度。

高峰说他们高三6班有六个同学没考上大学,学习成绩都很优秀,都因家庭出身没上大学
,文革后恢复高考,都报考了大学,或直接读研,后来都在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就。

文革后的一天,四中校友有人打电话给任小彬,约他参加四中“红二代”聚会,被任小彬
拒绝,任说“又搞高干子弟高人一等这一套,我不参加!”四中65届高三2班校友多次
聚会,任小彬逢会就道歉,同学们纷纷说“又来了,又来了。你有完没完?”大家早己相
互谅解。同学们相逢一笑恩仇,笑谈暴风雨,互祝夕阳好。

2016年4月16日,在北京,笔者与四中同班好友于火,约会、采访了三个高干子弟
校友:苏承德、任小彬、宋扬之。苏是当年四中学潮的核心小组成员,任、宋是较大范围
核心圈的成员。大家应笔者之邀餐聚,回忆、反思当年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于火虽是
当年校团委会的宣传部长(学校团干部中的最高层级),笔者是学生会军体部长(在学生
会选举中得票最高),但笔者与于火在当年社教中都不属于班里核心小组成员(何论全校
)。于火的父亲是党员干部,但于火填写家庭成份是“职员”。按任小彬的说法,于火的
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但不属于核心层的。”四中闹学潮时,高干子弟圈里说于火“右
倾”,我估计这是高三4夺权的新团支书刘安东所说,因他不同意于火进入班的核心小组
。笔者是因为家庭问题,父亲是右派。当年团组织、学生会都已靠边站,唯父亲官位最重
要,因此我们二人因不在班和年级的核心圈内,对当年四中的学潮与社教内幕了解甚少,
苏承德等三人详细回忆、讲述了当年的许多内幕。

苏承德曾于2005年一次四中校友返校欢聚的大会上,在大会会场站起来发言,向当年
曾受到冲击的学校领导刘铁岭、屈大同道歉。(当年高干子弟给北京市委的告状信,曾点
名批评副校长刘铁岭和教导主任屈大同。)苏一讲完,屈大同老师马上站起来说:“这一
页己经翻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师生们为二人的发言热烈鼓掌。

苏承德在我们五位校友聚会时说:“当时推动我们高干子弟搞运动,搞社教,主要有几种
思想:一是阶级斗争观,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开展阶级斗争;二是接班人观,
片面理解了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指示,认为搞教育革命,当革命接班人的重担落
在了革命后代身上;三是反修防修观,既要反苏修,也要反中国的修正主义,首先要破除
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这么几种思想的推动下,出于责任感和优越感,,觉得革军
、革干子弟有革命责任要搞阶级斗争;认为自己出身革命家庭,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干
革命,舍我其谁?”

苏承德说:“反思当年的事,在四中的学潮和后来的社教中,四中高干子弟的所做所为,
实际上就是后来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先行者和预演。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后来发展成血统
论对联。四中高干子弟打破班级界线的小组织活动则正是后来红卫兵组织的雏形。开展阶
级斗争,批判领导、老师,学生斗学生,搞低头弯腰批斗,抄家,后来红卫兵干的事,那
时在四中已经露头,开始出现了。”

苏承德的反思告诉人们:文革确实发生在文革之前。

四中的学潮与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予演。

在文革爆发之前,我首先经历了这么一场学潮与社教的风雨洗礼。

注释:

注1:牟志京《似水流年》,收于《暴风雨的记忆》三联书店2012年3月版23、2
4页。
注2:杨隽:《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收于吴称谋主编《红祸文革五
十周论文集》2016年版。
注3: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中《彭真同志在人民大会
堂河北厅关于四清运动讲话》。
注4: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964年11月29日条自。2008年版。
注5:李晨:《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回顾》2001年版。
注6:赵振开《走进暴风雨》,收于《暴风雨的记忆》三联书店2012年3月版261
、262页

第二章 1966年:文革爆发

1、考入北大,半工半读,风暴逼近

1965年夏季,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在学校本部燕园上课仅有一个学期
五个月。第一个学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授课教师是教世界史的魏杞文,他经常在课余与我
们一块打篮球并多次组织我们全班在晚自习时间做学术讨论或介绍世界史的经典名著。第
一学期期末考试是规定每人写一篇论文:论古罗马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历史意义。考试卷
不评分,也无评语。我只在课下听魏老师说,王渊涛同学写的不错。

第二学期一开学,系领导就宣布:历史系开展文科教育革命试点,下乡半工半读,全系搬
到北京昌平十三陵山区军都山下的林场太平庄。只有五年级暂时不下去,留在校本部写毕
业论文(五年级下去仅迟了一个多月)。据查,历史系教改、搬家的背景是:1964年
11月高教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主席对毛远新痛斥了现行教育制度
,“反对注入式教学”,提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我在上高三、大一时曾二次
听传达、学习此“记要”。1965年12月底,北大教务长崔雄昆在校务会议上传达中
央文件,主要精神是大学文科应半工半读、教学改革。并强调彭真同志要求:“各校尽快
行动,先试点。”

于是在1966年1月,我们历史系一、二年级全体学生便打点行装,搬到了座落在山坡
上的太平庄林场。当时三、四年级学生都不在学校,在农村搞四清。四年级同学不久也陆
续来到太平庄,只有三年级还留在四清一线没来。到了太平庄后,我们一年级近60个男
生都住在一个大礼堂,住上下铺(上下床)。冬天全屋生一个大火炉。记得每天天不亮,
我就学雷锋,给大铁炉掏炉灰、加煤块。南方同学不懂怎么弄。2月1日,举办了开学典
礼。来了几位北京市委和学校领导,有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
、校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记得邓拓是即兴讲话,
与其他人不同,没念稿,他说“来到你们这里,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延安抗大。”还说“
我以前在这一带山区打过游击。”“同学们在这里要准备艰苦奋斗。”彭佩云在北太平庄
历史系蹲点领导教育革命和史学批判,彭的秘书是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任宁芬,任宁芬同
时给我们上政治课,讲授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事后一看,开学典礼那天,
文革首批受冲击的对象基本到齐了。莫非他们感觉到什么,都来到太平庄亮相,争取主动
,或是相互通气来了?反正觉得这事挺怪的。但肯定的是,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都在紧
跟伟大领袖,够左的了,但他们谁也没闹明白伟大领袖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当时我们班同学都觉得能亲身首批参加大学文科教育革命很难得,热情很高。只有个别从
农村来的同学如朱祖雄,反而怨言挺多,整天骂骂咧咧,觉得被打回了原形,好不容易进
京上了名牌大学,又回了农村。

在太平庄的教育革命,就是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晚上政治学习或开展史学批判。教师们
谁有授课任务就来太平庄住一阵,教学任务完了就回了燕园。我们劳动任务主要是修建宿
舍、教室。有的年青教师要求革命化,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英语老师郑培蒂就来到太
平庄住,每天下午和我们班同学一块劳动。她的同系男友许世敏在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毕
业后坚决要求去边疆,去了西藏部队工作。

在晚间的政治学习中,系党总支号召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自觉地与家庭划清界线
,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做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天晚上,曾召开全系学生参加一个出身不
好的学生活学活用毛着、自我改造思想的大会。这是历史系在十三陵山区半工半读期间,
召开的唯一一次这样的自觉改造思想的全系大会。在全系学生大会上,这个学生批判了自
已的家庭,批判了他自已的亲生父母。他揭露了亲生父母的隐私,并痛加批判。当时校、
系两级党的领导(北大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在历史系蹲点领导),为什么要引导学生当众揭
露家庭隐私,通过这种荒唐的方式来引导年轻人搞什么思想革命,背叛家庭呢?党的领导
应是认为:只有这样敢于当众揭露个人隐私,思想才够痛苦,才能脱胎换骨得到改造吧?
这种让人作践自已,丧失尊严,从而驯服地服从党的领导的做法,是种扭曲人性,伤害当
事人,侵害人权的行为。

以上关于历史系一位学生通过揭批父母隐私来自我思想革命一事,最初原稿写了这位同学
的名字,也写了隐私的具体情况,但后来校友高峰看了原稿后,强烈要求笔者为避免伤害
这位同学,应隐去姓名,不提具体情况。笔者认为言之有理,为此把原文作了改动,形成
以上文字。此后,笔者与高峰就此事通过微信就其意义作了以下讨论:

高峰来信:“写此事的意义在于揭露毛时代对人的洗脑,目的是在政治上控制人们的思想
和整个社会。当时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实际
上是对人性进行扭曲的洗脑,诱导或逼迫人们作践自己,用以对党表忠心。于是,有的同
学就用暴露个人隐来自我批判。这是毛和共产党历来采用的一种洗脑方法,整人方法,泯
灭人性地掌控人的方法,使人服服贴贴,丧失独立思考,成为训服工具。你在回忆录第一
章中所述你和吴铁生在四中批判家庭、划清界限、自觉革命,都属于当时的洗脑工程。我
的家庭实属城市贫民,父母在农村是贫下中农,后来从河北农村逃荒到北平谋生。父亲在
乡亲开的布店作伙计,布店倒闭,老板分了点布头让父亲自己去谋生。父亲自此沿街叫卖
或摆摊成为小商贩。公私合营时父亲连生产工具有股本2000元。这成为四中社教时重
新划分我家庭出身是小业主的根据。政治老师兼班主任与我谈话,让我对家庭要有正确认
识,我虽不理解,但也只能相信组织,硬性去认识父亲有剥削性质的一面。这种认识是强
逼性的,是组织上给你戴上的紧箍咒,使你绝对服从。我们这一代几乎个个都经过这类‘
洗礼’,只是蒙然不知己被洗脑,丧失独立思考。现在极左思潮在普通群众中仍有广泛的
影响,因此我说你的回忆录有启蒙和启示录的作用。”

笔者回信:“高峰,我同意你的分析。我要补充的是:在64、65年尚没有‘斗私批修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些说法和慨念。当时流行的提法是‘
自觉革命”、“改造思想”、“划清界限”、“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向无产阶级投降
”等等。到了66年、67年文革时期,人民日报提出并流行开了‘斗私批修’、‘灵魂
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新的说法、新的慨念。毛泽东对人的改造工程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些都是共产党对年轻人洗脑,进而控制思想的手段。到了1968年9月以后,工军宣
队开进大学并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又有了新的提法。社会上流行“
臭老九”的说法,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成了‘没有改造好资产阶级世界观
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再教育’。‘思想改造’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提法和慨念,但
一以贯之的共同特点是,必须作践自己,骂自己,或骂父母,往自己身上泼污水,以便重
新做人,永远跟党走。此种情景非常类似宗教里所说,人要认识自身的‘原罪,不断地去
‘赎罪’。而指引自已重生的教主就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这应是当年思想文化史(
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

历史系在太平庄的半工半读,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或晚上开展史学革命,批判吴晗的新
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后来批判“让步政策”、“历史主义”,实为批判翦伯赞的史学
理论。在一次全系的批判大会上,五年级的杨绍明(杨尚昆之子)做了长篇批判发言。系
党总支书记徐华民在台下对我们说,杨绍明写的批判文章很有水平,就像九评似的。后来
听说,杨绍明的发言稿是一篇大文章,是北京市委给北大历史系下达的任务,意图是给批
判《海瑞罢官》等做总结,让学术批判到此为止。同时,全系传达、学习了彭真为首的文
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文革爆发后,‘二月提纲’成了彭真对抗文化革命的
纲领性文件。)

到了4、5月,人人感觉到一场大风暴越逼越近了。一天同班的徐森对我说,解放军报批
判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折衷主义”,这一定有所指。五一劳动节时,彭真从天安门城楼
上消失了。班里开会时,我、高发元、张明华同时注意到了此事并有议论。当时报上批判
三家村,点名批判了北京市三个市级领导吴晗、邓拓、廖沫沙。很多人在想:彭真可能出
事了。在彭佩云召集的学生代表座谈会上,我们班张明华(干部子弟)发言:“彭真反对
毛主席,就打倒他!”当时彭罗陆杨被打倒一事尚未在群众中传达。那次座谈会后,彭佩
云在党员教师、干部会议上,指示要注意学生张明华的动向。(这是魏杞文老师在文革初
透露的。)

2,文革爆发,燕园大乱

5月下旬,曾有人来北太平庄发动群众,找少数学生开座谈会(一年级也有人参加),来
人一再问:“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来人似是中宣部或中央办公厅的,
名字和日期都记不清了。(这件事的内情,至今末见有人披露。)

5月底,我们世界史班到南口二七机车车辆厂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帮助工人师傅开展大批
判。6月1日晚,我们在南口镇听到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徐森主张立刻
返回太平庄历史系,大家赞同,于是6月2日马上回到太平庄。一回来,历史系的干部、
教师都没影儿了,五年级的同学站在院子里演说,批判陆平,说北大党委应打倒,说历史
系党总支也有问题。记得五年级有个叫王明达的同学几次到我们一年级演说,慷慨激昂。
到了6月3日,系里通知全体返回校本部,参加文化大革命。

6月3日,大家打好行李,登上卡车,返回燕园,全体历史系学生暂时入住未名湖畔大体
育馆。大体育馆内按不同班级布满了一排排地铺。回到北大,听到许多5月25日发生的
事。第一张大字报在大饭厅东墙贴出后,一下子炸了锅,围观人极多,有支持的,有反对
的,有人站在大字报前高呼“保卫校党委!”也有人高呼“打倒陆平!”两派师生辩论激
烈。有人说谭天荣(注1957年北大著名右派)又跳出来了!这个大字报是反党!还有
很多人在大字报前列队宣誓保卫校党委。我听中文系马西沙(我小学、中学校友)说,他
碰上文二四同学列队游行,高呼口号:“支持聂元梓大字报!打倒陆平!”他对文二四高
喊:“快去大饭厅大字报那儿!你们立头功!”(马西沙为人豪爽,好友们都戏称他为“
马匪”)历史系老师魏杞文因支持大字报,招呼碰到的老师快去大饭厅看大字报,被人扭
送到校党委,党委要他认错,他回答,“对修正主义党委,我没什么错可认!”第一张大
字报签名人之一高云鹏在校园遭人围攻和推打。25日晚陆平党委召开党委常委会,组织
反击大字报。校园各处贴满了支持与反对聂元梓的针锋相对的两种大字报。

我们6月3日返校当晚,全系学生听了5·25深夜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北大的讲话
录音及传达的周总理的指示。在我印象里,李雪峰没有对陆平、彭佩云及聂元梓七人大字
报明确表态。但说了许多原则性的话,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支持群众的革命热情等
等。特别的一点是,传达了周总理的一个指示“大字报要内外有别”,我当时想可能是指
涉及国家机密的大字报不要贴到外面让外国人看吧。

“内外有别”仅在6月初执行了几天,涉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被要求贴在小食堂里面。
当时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夜来北大看大字报。我在小食堂看大字报时,看到历史系世
界史二年级的徐博东(干部子弟)贴的一张大字报《二月兵变》,说有人要搞军事政变,
举了些捕风捉影的事。徐博东碰到我问我,看了他那张大字没有,是不是也发现了兵变迹
象?我心想“胡扯!”笑笑没说什么。后来康生讲有个“二月兵变”,我就想,没准就是
从这儿受到的启发。

6月1日晚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送、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
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以及人
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此后从6月2日开始,北京市每天都有各
大专院校、各中学、机关单位上万人来北大看大字报、开座谈会。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
“内外有别”很快失效。据统计,仅从6月1日至6日这六天,北大就贴出了近五万多份
大字报。历史系三年级同学从四清一线返校后,接连贴出几份批判翦伯赞的长篇大字报。
那时北大校园内,人群熙熙攘攘,入夜还有许多小商小贩推车叫卖做生意,有卖茶鸡蛋的
、煮花生的、热包子的。按现在说法,有点像大型嘉年华。按列宁的说法“革命是劳动人
民的盛大节日。”当时确实是够热闹的。过了几天,同班的张文虎告诉我,听说毛主席6
月1日指示康生在中央台、人民日报广播、刊登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时,有个批示是“北京
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用语令人震惊。后来得知,毛泽东确有此批示。(注
1)

6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此社论提到
北京大学1964年到1965年的社教运动,提到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以彭真为首的原
北京市委对北大左派的打击、报复。于是关于北大社教和国际饭店会议的情况,便在学生
中盛传。

1964年11月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为首的北大社教工作队组进驻北大并动员、支持
干部、教师给校党委、陆平提意见。11月29日,工作组把陆平定为“实际上走的是资
产阶级的道路方向。”但不久邓小平、彭真都严厉批评了张盘石工作组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保了陆平,撤了张盘石工作组组长职务,换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为组长,北京市委书
记邓拓及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为副组长。于1965年3月29日在国际
饭店开始进行,历时近半年,整以哲学系为主的那些给陆平党委提意见的北大社教积极分
子,要他们做检查并对他们进行批判,甚至批斗。此即整人的“国际饭店会议”。彭真在
人大会堂小礼堂对北大工作队及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时讲:“有的人说,不应批判社教运
动的积极分子,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判不得?”(注2)我曾向高云鹏(第一张大字
报签名人之一)求证当时国际饭店会议的整人情况,高说:“当时改组后的工作队想把哲
学系在整风中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打成反党小集团,然后化整为零,分到农村去四清,然后
就不让这些人回北大,留在农村了。”(我心想,这不就是57年整风反右时的做法吗?
)高云鹏还说:“国际饭店会议整人时,他们会议主持人就是邓拓。到了66年4、5月
报上批判“三家村”,点了邓拓的名。他们那些在国际饭店会议挨整的人就想到,平反、
翻案的机会来了。5月19日北大党委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后,胆子就更大了。”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有七个签名人,都是哲学系的干部、教师。为什么都是哲学系的?因为
在北大“社教”和“国际饭店会议”中哲学系斗争最激烈。大字报签名人除哲学系党总支
书记聂元梓外,有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李醒尘。七人共同点是在
64年至65年的北大社教中,都是批评陆平、校党委的积极分子,在社教后期的国际饭
店会议中都挨过整。他们在64、65年批评校党委,与57年整风、鸣放时期的批评者
相比,使用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之类的话语,而是与时俱进的反修话语、兴无灭资类的
词藻。与57年的共同之处是,开始都是给党的领导提意见,而后因此而挨整。在国际饭
店会议上哲学系的积极分子须人人做检查,并接受批判。但是他们顶的很厉害。文革初,
校园里流传着当时国际饭店会议上李清昆说的一句话,“杀了孙蓬一,还有郭罗基。”同
学们对他们不肯低头认错,很佩服。觉得他们是硬汉子。

文革后,有一种说法是康生夫人曹轶欧指使聂云梓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此说法不实。当时
我身在北大,切身感到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是北大内部小气候和外部大气候自然而然发展
的结果。据笔者调查,大字报最初的酝酿者是宋一秀、赵正义、杨克明三人。尔后聂元梓
和另外三人陆续加入。赵正义、宋一秀最初是给《解放军》写篇稿,分别起草了第一稿、
第二稿。杨克明于24号晚把宋一秀的第二稿改写成大字报稿,完成了第三稿。杨克明是
大字报最主要的作者。聂元梓最后在25号上午与大家一起审稿时在结尾加了三句口号。
当时中央有个学术批判调查组在北大,组长是曹轶欧。聂元梓拿不准贴大字报的后果,在
25号之前曾和杨克明一起去找曹轶欧询问:“能不能给北大党委陆平贴大字报?”曹回
答“能,只要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就行。”(注3)贴大字报的行动是六人立
意在先(李醒尘是在最后一天25号才知道贴大字报一事并签了名),曹轶欧支持在后。
大字报内容曹不知道,曹事先没看过底稿。聂对曹的询问其他五个人当时不知(除了杨克
明之外)。聂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在大字报贴出之前,曾把询问曹轶欧之事告知六人
,应是记忆有误,不准确。(高云鹏亲自告诉我,他和宋一秀在大字报贴出前肯定不知道
此事,没听聂讲过。)此外,贴大字报的决定是七人自己的决定,并不是曹出的主意。但
是聂向曹询问时,曹确实表示了支持。大字报贴出后全校轰动。调查组的张恩慈找杨克明
要了大字报底稿。张恩慈是前北大哲学系教员,在社教中与聂元梓在同一阵线,社教后调
到马列主义学院工作。张恩慈把大字报底稿交给曹轶欧,曹交给康生。

曹轶欧把大字报底稿交给康生之后,事情下一步的发展,按王学珍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
》所述:5月25日“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
给康生。后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稿
直接送给当时在外地的毛主席。”《纪事》的这一叙述与坊间流行的说法一致,但并不准
确。《纪事》主观判断“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私自向毛主席秘报,似
乎是搞阴谋。实际情形是,5月25日大字报贴出后,5月27日大字报被刊登在第13
期《文化革命简报》上,《简报》是《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联合编印的。(
注4)按常规,此《简报》不会只送毛泽东一位中央领导。《简报》是由报送中央领导的
党的文宣机构上报的。康生当时已是中央文革成员,他的行动是在党的政治纪律的规则之
内。康生向毛主席反映与《五一六通知》有关的社会动态(聂等人大字报),完全是责内
之事、合法行为,谈不上“阴谋”。历史的真正教训是,在五月中央会议上,当毛泽东把
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全党时,竟无一人抵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获政治局扩大会议顺利通过,文革大动乱由此开始。在此历史的关键时
刻,中央竟无一人是“男儿”。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不仅在于众多高级干部的
软弱、妥协,更与高干们对君主的愚忠观念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应在无法对最高领导人的
权力进行约束、监督、制衡的体制中探究。

当毛泽东在外地看到由飞机速递,送来的第13期《简报》时,已是6月1日中午。毛泽
东主席阅后即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不是康生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1967年2
月3日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到6月1日
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注5)毛泽东看过第13
期《文化革命简报》后有个批示,是写在《简报》上的。批示是:“康生、伯达同志:此
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
以打破,请酌办。”(注6)毛亲自决定支持并向全国公布聂等人的大字报,于是6月1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大字报并同时
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10年文革由此爆发。毛泽东利用“5·
25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引发了长达十年的民族大灾难。毛泽东无疑是
发动文革的第一责任人。

康生、曹轶欧在第一时间支持了大字报是事实,说他们事先“指使”聂元梓则不符合事实
。文革后聂元梓并未因康生被否定而把贴大字报责任推给康生,其他六人无一承认大字报
是受曹轶欧、康生“指使”。

2015年4月29日,在一次北大校友聚会上,我当面就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出世经过,
询问了大字报当事人、签名人之一高云鹏。高云鹏虽已高龄,但身体健朗,思路清晰。他
说:最初是宋一秀和赵正义给解放军报社写一篇稿,主要讲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政治大革
命。赵、宋分别写了第一稿、第二稿之后,高云鹏、杨克明、夏剑豸、聂元梓参加了进来
。杨克明提议干脆改成大字报,大家同意。于是杨克明于24日晚起草了第三稿,把稿子
改写成大字报形式。25号早6:00高云鹏到杨克明宿舍取了大字报草稿,与宋、赵、
夏四人在24楼一间宿舍一句一句地进行斟酌、审定,后来聂元梓来到参加审定并在稿子
最后加了三句口号。大字报定稿后由夏剑豸、高云鹏各抄成一份大字报。然后五人分别签
了名,杨克明不在是由高代签。最后高去贴大字报时在楼道里碰见李醒尘,告知了他大字
报内容,他表示同意。于是李醒尘也签了名。然后在25号下午2:30左右便把大字报
贴到了大饭厅东墙。从高云鹏以上所述,可知从25号这一天最后审稿、抄写和贴出大字
报过程可以确定,聂元梓根本没时间向曹轶欧汇报大字报内容,因此曹是肯定不知道大字
报的内容。故‘指使’一说不能成立。当时由高、夏二人各抄写了一份大字报,共两份,
高的那份贴了出去,夏的那份后来寄给了中央办公厅,再后来国家图书馆到中央办公厅把
大字报取走,做为文物收藏了起来。这是国图的研究员告知的笔者。

我于2015年4月17日拜访聂元梓,向她求证: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面世的?她再三
肯定“是自发的。”5月19日北大党委开会传达了《五一六通知》,聂元梓在5月19
日听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后,觉得北大的问题有希望得到澄清了,在社教中提意见而
后在国际饭店会议挨整的人有希望平反了。于是打算给中央写信,写报告。后来与其他五
人(赵、宋、杨、高、夏)商议,决定不写报告,改成写大字报。听了《五一六通知》的
传达,是聂元梓等人下决心“造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炎黄春秋》于2010年第一期刊载了聂元梓给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全国第一
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与康生老婆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
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聂的这个说法符合实际。

以我之见,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与两件事关联最大。一是“国际饭店会议”,反映了社
会矛盾的激化。二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反映了毛泽
东发动文革的旨意。没有“国际饭店会议”或者没有“五一六通知”,缺少一样,都不会
有北大的第一张“5·25”大字报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这是两个决定性的因素
。回顾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世过程,说明文革的爆发是上层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互动的
结果。而不是阴谋论的产物。

3、向历史的纵深探索,追问:为什么文革首先在北大爆发?

笔者回忆北大文革,常想:为什么文革首先在北大爆发?在基层,真接的背景与动因是北
大社教、国际饭店会议。那么北大社教的发生又有着怎样的更深运的历史背景?这就有必
要从北大社教之前更早的历史进行挖掘和追问,探索北大五十年代以来的矛盾及其发展。

据笔者文革后的深入了解,从陆平1957年到北大上任至1964年社教,一般党员干
部、教师、甚至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对陆平的不满情绪,与陆平的矛盾不断积累、激化。
北大群众与陆平之间的官民矛盾不断积累、强化,直至爆炸有个过程。

1957年反右时,彭真批评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右倾”,认为他反右太手软,便把陆
平派到北大代替江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陆平到北大就是来纠正“右倾”。到19
58年1月,陆平上任不久就搞了个“反右补课”,增划右派173人。使北大右派总数
达到699人,其中学生589人。1959年北大反右倾机会主义,也是搞扩大化。按
规定反右倾机会主义在13级以上干部中开展。而北大却扩大到了13级以下。当时教员
郭罗基就遭到批判。按北大老人们的说法,“陆平逼死了邹鲁风。”1958年邹鲁风任
人民大学副校长,按上级指示人大、北大组织了对人民公社的调查,由邹鲁风负责。19
59年邹鲁风调到北大任副校长,仍负责北大、人大联合调查组,调查河南省、河北省人
民公社存在的问题。调查组整理的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反
右倾运动一来,调查组整理的材料被批判是“反对三面红旗”、“猖狂攻击人民公社。”
陆平把责任全部推给邹鲁风,主持党委会批判邹鲁风,调查组人员也挨了批判。1959
年10月25日晚,陆平到邹宅与邹长谈,要邹认真认识错误。邹第2日(26日夜)自
杀身亡。邹鲁风死后,陆平批邹是“叛徒”,把邹开除了党藉。当年邹鲁风在师生中广受
好评,对他的去世,师生们十分惋惜。以上即北大老人们广为流传的“陆平赶走了江隆基
,逼死了邹鲁风。”紧接着,陆平打倒了马寅初。1958年、1959年毛泽东在中央
几次点名批判了马寅初,1959年11月时陆平在康生指示下,在全校开展了声势浩大
的批判民主人士、老校长马寅初“人口论”的运动。当时许多干部、教师反对批马,陆平
答复“非批不可。”结果,马被批下了台。1960年3月28日马寅初被国务院免去北
大校长的职名,而后陆平取而代之兼任了校长。

我的北大历史系学长、62届毕业生王曾喻,在《北大五年》(刊于《北京大学新闻网》
)一文中,详述了陆平领导北大期间,57年反右,58年“拔白旗”,59年反右倾,
再后的批马寅初,61、62年教育改革中本人的经历与感受。他感到:他在北大的五年
(57年至62年)是“多灾多难”的时期,“在校期间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
残最烈的时期。”并说“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谈及陆平,极有恶感。”并感叹陆平终
于“难逃文革一劫。”

我看到一份有关北大副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史料。周培源于1965年7月在一次外
事活动中与周恩来总理相处时,在飞机上总理问他北大的情况,周培源说北大很复杂,要
写个材料交总理。他后来转交给总理一封信。状告陆平在北大“乱干”,把北大搞的很乱
。北大社教后期,万里找周培源谈话,要他改变对陆平看法,周培源不接受。5、25大
字报贴出后,周培源在现场看了大字报后回家,对夫人、孩子说:“我向总理告状,告的
就是大字报上的三个人。”(注7)

我们历史系干部吴维能的经历也很有典型意义。他出身小八路,历史系没毕业就留校当了
干部。,57年时任系团总支书记、历史系办公室主任。他应属于陆平体制内的培养对象
。1959年因家乡有人饿死,父亲告诉他“没饭吃”,他讲了出去,为此被打成右倾机
会主义分子,到食堂干活。文革一爆发,吴维能马上造反,翻身成了陆平体制对立面,成
为历史系文革主任、校文革成员。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追查他1959年右倾机会
主义问题,他被逼于1968年11月4日在圆明园喝了DDV后投湖自尽,终没逃过陆平1
959年定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劫难。

文革后,郭罗基给自己定位是中共的“党内反对派”,表示他在北大从57年到59年到
64年社教到文革爆发,一直是北大中共陆平党的反对派。虽然不同时期反体制的具体内
容不断变化,但他反专治的立场一直没变。据美国《北京之春》记者亚衣对郭罗基的采访
,郭回顾了他在文革前的北大经历,他说道:他因“右倾”,在“57、58、59年都
受过批判”。他在“1957年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转向共产党的反对派,从此陷入厄
运”。“从1962年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反对派”。郭说“1965年,我和北大哲学
系一些人被发配到农村,党委书记陆平对我一们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当时已
作好思想准备在农村消磨一生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改变了命运”(注8)。郭罗基
在1957、1959年都曾因右倾言论受过批判,也做过检讨。从1962起他决心不
再向党领导做任何检讨(注9)。在1965年的“国际饭店会议”上,他和孙蓬一顶的
最厉害。从郭罗基由1957年到文革前夕的北大经历,研究北大的内部矛盾,说白了,
就是整人和反整人的历史。正如郭罗基对我所说:“我的头上长期戴着“反对三面红旗的
代表人物”的帽子,在当时,没有比这更大的帽子了。我确实反对‘三面红旗’,自信是
正确的,不是错误,更不是罪行。我拒不检讨,但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如果辩护,正好坐
实他们所说的罪错。所以,我叫得响的就是反对整人。”

陆平领导北大期间,政治运动不断,整了很多人。历史的规律从来就是,有压迫就有反抗
。到了64、65年,北大民众对官僚的反抗,只会攻其“右倾”,不会攻其“极左”,
否则就会政治不正确,反抗者自身难保。这样曲线反抗,对大多数人来讲是不自觉的。他
们在潜意识的推动下,因不满而起来反抗。但也有个别例外,如57年哲学系被划为右派
的王雨田、金志广,在文革中便趁机造反,在北大贴出大字报说“我不是右派”,要求平
反,要求正义,要求人权。

2010年7月在《领导者》第34期,刊载了韩三洲的《“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
——90岁的聂元梓想些什么?》一文。聂元梓对采访她的韩三洲讲:“过去提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打倒’和‘砸烂’一切固然不对,可对革命的原动力来说,包括文革
,不也是因为有官僚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不公的因素而引发的吗?”这是聂元梓做为文革的
第一批造反者,在其晚年,回顾了从1957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的北大历史后,所
道出的心中“实话”。

应指出的是,聂元梓等哲学系左派,在文革之初首批造反,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是紧跟
毛泽东的旨意,从左倾的立场出发,以左倾的意识形态为武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
指导下,批判修正主义,反陆平党委。从1957年反右到1966年“5·25”大字
报,北大的形势是越来越左,直至文革爆发。

我曾向郭罗基老师求教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叶至文革爆发这段时间,对北大政治史的看
法。郭给我回电邮指出:“文革前,北大的历史就是不断“翻烙饼”。从57年开始到社
教以前,是领导整群众、上面整下面,陆平党委积怨甚多。社教是工作队发动群众整领导
、下面整上面,争相出气,翻了一次烙饼。社教后期的反攻倒算,又是领导整群众、上面
整下面,整得更狠,烙饼又翻过来了。文革是烙饼再翻一次,群众整领导、下面整上面,
整得狠上加狠。在左倾的潮流下,要整人,不论是上面整下面还是下面整上面,都必须抓
对方的“右”。这样,自己就在“左”的台阶上进入更高的一级。文革是在“左”的台阶
上达到顶点,才能物极必反,非如此左倾路线不会破产。”

4、对文革之初的记忆

1966年6月4日,魏杞文老师来到历史系学生住的体育馆,立刻被全系学生团团围住
,魏说:“同学们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但首先要敢于革命!”大家掌声雷动。

6月上旬,班、级、科、系的建制尚末打破。学校的正常建制是到8月中旬,在工作组撤
走、大串连开始后逐渐解体的。我们在6月中搬回38楼前,全系活动都在大体育馆内,
体育馆内外贴满了大字报。高年级学生中贴出不少揪“修正主义苗子”,批判陆平社会基
础(班里团支部书记)的大字报。我感到高年级学生间多年的磨擦、恩怨都爆发了出来,
又好像是大火先从下面烧,从下往上烧。大体育馆内充满高年级学生之间乱斗的景象。我
当时认为这种乱斗现象不妥,便在班里开会时提出应矛头向上,掌握斗争大方向,批黑邦
,学生间不应彼此混战、乱斗。大家同意,我便起草了题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大
字报,贴在了体育馆外墙。魏杞文老师看后,认为挺好,加签了他的名字。但大字报反响
不大。这时工作组已进校,并没制止这股乱斗风。

5、北大第一个自杀的人:历史系教授汪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常常告诫自己,一定要敢闯敢干,迎接革命风浪的考验,做坚定的
革命派,绝不做观潮派,更不能做落后分子。

6月7日前后,在大体育馆和历史系所在地三院,有许多批判汪篯教授的大字报,有的大字
报揭发汪篯在1959年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还是以班为单位活动。班里开会时,干
部子弟张某说,别的班在批判中国古代史教授汪篯,他是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咱们班在这场斗争中不能落后。班长、团支书都表示赞同,主张我们班要有所行动。有人
提议去汪家里批斗,全班同学表态同意,无一反对。于是大约在6月8日,全班去了汪篯家
里,汪说有病,躺在床上。大家喊了口号,其中一句口号是“汪篯必须老实交待右倾机会主
义的罪行!”喊完口号就离开了,批斗会前后大约十分钟左右。后来听说,不知那个班的
同学在汪篯家门上贴了封条,汪出门不方便就把封条撕了下来(还有一说法是被风刮下来的
)。第二天有外班学生看见封条撕破在地上,便指汪“仇视文革,故意捣乱。”并告到历
史系工作组。历史系工作组是从海军和中央各部委调来的。6月10日,工作组找到汪,
要汪认错并把封条复原贴回门上。汪照做了。但他内心无法忍受此一屈辱,当晚吞服了大
量“敌敌畏”,于1966年6月11日晨气绝身亡。这是文革中北大第一个自杀的案子


汪篯(三级教授)于文革前,在历史系被称为又红又专的马列主义史学家。半工半读时,我
曾听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对我们学生说过,汪教授是马列主义史学专家,系里要让他把学
术成果整理出来,保存下来。汪篯教授过我们秦汉史,我最爱听他的课。他讲课不按讲义,
而是天马行空,妙趣横生。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很高,对“焚书坑儒”、“尊法反儒”持肯
定观点,认为是巩固了新兴封建阶级的统治。汪认为汉初刘邦也是“尊法反儒”,他在课
堂上举例子说,有大儒求见刘邦,刘邦很讨厌他们,于是夺其冠,把他们戴的高帽子摘下
来,往里撒尿。汪还做了一个往帽子里撒尿的动作,逗的同学大笑。当时对中国古代的儒
法之争还不像六、七年之后批林批孔时那样,被梁效宣扬的全民皆知并把儒法之争的史论
推至极端。当年听汪的讲授觉得很新鲜、有深度。文革中看到印发的毛泽东没发表的讲话
中有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曾讲:秦始皇“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
四万六千个儒。”民主人士们,“你骂我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百倍;骂我
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不知汪篯是否知道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但文革一
开始,他就被现代秦始皇给坑掉了。汪篯教授去世后,工作组一位从海军来的工作组成员曾
到我们班询问去汪篯家里开批斗会的情况,并说,坏人死了就死了,没事。汪被工作组定为
“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很多年后,我才了解到,汪篯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弟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被史学界
认为是马列主义新史学的带头人。自1958年郭沫若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后,汪做为陈
的弟子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并于1959年遭到批判,此后心情郁闷,身体一下垮了下来
,体重掉了50多公斤,由大胖子变得干瘦,整个人变了形。这应是他文革之初自杀的远
因,事非偶然。最后工作组命令复原封条的事件,成了最后的夺命导火索。尽管如此,我
们全班同学到汪老师家开批斗会,不能说对他的自杀没有任何责任。我非常悔恨当年自己
对汪老师的大不敬。这实在是罪过。此事令同学们追悔不己。汪篯老师:太对不起了!学生
诚心诚意道歉!

6、工作组进校,开展反右,矛头向下

1966年6月3日,中央电台广播、人民日报发布:北京新市委决定向北京大学派出工
作组。以河北省文教书记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正式进驻北大。实际上工作组从6月1日已
开始陆续进驻北大。工作组成员主要是从海军航空兵部队及中央各机关、各部委调来。随
后从6月5日到6月中旬,北京市各大专院校都进驻了工作组。

北大工作组领导运动的特点是:开展反右,矛头向下。所谓反右,矛头向下,主要指向三
类人。一类是党政基层部(有点像农村四清整生产队干部);一类是知识分子(出身不好
或有一般历史问题的讲师、教授);一类是学生(出身不好的“反动”学生)。张承先在
6月15日全校动员大会上,说“北大是被资产阶级长期垄断、专政的一个反动堡垒”,
运动要打击的主要方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注10)6月22、23日
,工作组召开全校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佩云。孔繁、张恩慈做了控诉发言。据6月2
6日工作组秘书组统计,在6月的26天之内,全校各级干部、教师被斗人数已达230
人,被戴高帽游街的有107人。(注11)工作组集中看管、居住有问题的“黑帮”,
所谓北大的“牛棚”起始于工作组时期。这个时期北大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人,包括历史
系三级教授汪篯、西语系副教授英语教研室主任吴兴华。以非正常死亡的时间密度而言,工
作组在短短50多天内有4人非正常死亡,平均不到一个月死2人,远远超过后来的校文
革和工军宣队。

6月中,历史系学生搬回了38楼宿舍楼,我们班男生住三楼。

6月中旬,我记得以下几件事:

一是历史系在工作组领导下,五年级批判反动学生二吴二达,其中两人姓吴,其一叫吴九
龙;另两人姓名最后一个字是“达”,其一叫王明达。另外两人名字忘了。说他们犯了什
么罪错不清楚,我们一年级没参加他们年级的活动。八月初工作组撤走后,二吴二达要求
平反,但五年级很快就毕业分配走人了,此事不了了之。

二是工作组组织全系师生参加三年级学生胡德平(胡耀邦之子)等三人的讲用会,讲他们
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自愿中途停止学业,下乡务农,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讲用会后
,我和张文虎、徐森等同学议论道:胡德平这三个同学能做到这地步,真不简单,表明他
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很是敬佩。

三是每天看大字报,不时会碰上各省、市领导或国家领导人。一天傍晚,上海市市长曹荻
秋来到北大,有人认出他并高喊:欢迎曹荻秋来北大,立马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从四面
八方如万马奔腾,一片啪、啪、啪的跑步踏地声,三、四百人跑来,把曹荻秋围了个水泄
不通。我在里圈,与曹相距二、三米,看到曹很紧张,他可能没见过这阵势,似乎有点害
怕。曹喊了几句口号:同学们好,向北大师生学习,文化大革命万岁,等等之类。然后匆
匆在警卫员护卫下乘车离开北大,也没顾上看大字报。

四是,工作组刚进历史系时,就让各班选举三人领导小组,我们班选出的是高发元、张明
华、我。这次选举没什么条条框框,很民主。俞政后来告诉我,他投了我一票。过了不久
,不知为什么,在工作组主持下又重新选举,俞政不知内情,照样投了我一票。但开票宣
布结果,我只得了三、四票(全班有25人),当然落选,高、张二人仍被选上。为什么
重新选举?俞政认为就是为了把王复兴选下来。俞政怀疑工作组在第二次选举前曾向团员
、革干、工、农子弟打过招呼,所以行动一致,都不投我的票。而俞政既不是团员也不是
工农子弟,所以没人向他打招呼。俞政分析,工作组进系,肯定首先查阅了师生挡案,因
此才有这类事发生。此事给我造成了无形的压力。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种威胁,但又抓不
住,说不明。

6月18日前,运动基本上风平浪静,运动仍按各系、科、级、班建制运行,全校活动极
少。

7、“6·18”事件

6月18日,北大发生了众多学生脱离工作组的控制,自发地乱揪乱斗各系学术权威、党
员干部的事件。我们班没人参与。我到了傍晚才听说白天很多系斗了“黑帮”,给“黑帮
”戴了纸糊的高帽,脸上涂了黑墨,押着做“喷气式”批斗。听说历史系也有老师、干部
挨斗。我看到38楼高台前贴了大字横标“斗鬼台”。晚饭后,工作组紧急召开了全校广
播会议,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非常严厉地批评了白天发生的乱揪乱斗现象,强调有坏人、反
革命钻空子,捣乱、破坏。要求“以后批斗必须经过工作组批准。”后来获知,工作组上
报给中央一个“九号简报”,汇报了6·18事件及工作组的处理方式,把“6·18事
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刘少奇把此简报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全国。

6月18日后,各系工作组要求师生认真讨论张承先的报告,每个人要讲述自己在18日
那天的表现,讲自己都干了什么。我们班18日无人参加批斗活动,很快过关。有的系搞
人人过关,人人自危,并揪出了个别有问题的“反动学生”。全校揪出了40多名“反动
学生”,都控制在各系各班批判,没有搞全校性活动。工作组不允许乱斗黑帮,并不是不
斗,而是要有领导地斗。据说工作组内部把所有师生排队,分为四类人,分为好的、比较
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作组手里掌握一个“有问题人名单”
,组织他们集体劳动。各系被冲击的干部、教授(被群众称为“黑帮”、“走资派”、“
反动学术权威”),大多被工作组集中监管,集中住在被群众称为“黑帮大院”、“牛棚
”里。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因被批斗和被大字报揭批,不甘受辱,于7月28日自杀。(校
文革于1966年9月9日成立后,被工作组监管的干部、教授,包括陆平、彭佩云,经
中央文革王任重批准,被校文革接手监管。)工作组内控的第四类人(右派)名单中,各
级党政干部521人中有119人属于第四类,占22%。(注12)

7月12日,地球物理系陈必陶贴出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批评工作组“不敢
放手发动群众。”尔后,历史系胡德平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应当做保姆。”校园
出现许多支持或反批评陈必陶、胡德平的大字报。我和徐森、张文虎、王渊涛、俞政等人
在38楼北墙贴出支持胡德平的大字报。

7月18日,工作组再次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对6·18事件突然变调,张承先讲话说,
“6。18事件是革命事件”,“批斗黑帮的大多数人是好的,只有少数坏分子捣乱”,
“工作组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限制、束缚了群众手脚。”表示“欢迎群众给工作
组提意见”。等等。

6月18日之后整一个月,在7月18日张承先为什么突然转弯、变调?当时听到传闻说
“上面”批评他了,但详情不知。多年后看资料了解到: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而是藏在
湖南的“山洞”(韶山滴水洞)里,琢磨打垮刘邓党系统的战略、策略。他当时和北京方
面有何联系,尚无信息解密。但陈伯达在京则于7月13日在常委汇报会上对派工作组提
出了非议。接着,在7月17日,北京市委李雪峰、吴德批评了张承先,说6。18是万
人大革命,只有极少数坏人捣乱。以上是张承先7·18转弯、变调的背景。毛泽东是7
月18日返京,23日前听取对工作组不同意见的汇报,并未对工作组表态否定。直到7
月24日、25日在中央汇报会上,毛明确表态说工作组把运动搞的“冷冷清清”,“阻
碍了运动发展”,应“撤销工作组”。毛泽东一反他最初同意派工作组的决定,把派工作
组压制文化革命做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邓的一条粗辫子、错误路线罪状,抓在了手
里。

7月19日,聂元梓在哲学系对师生讲话,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7月20日开始,校内保、反工作组两派展开大辩论,针锋相对两种意见的大字报,铺天
盖地满校园。高干子弟李丹林(李雪峰之女)、贺晓明(贺龙之女)、吕宏(吕东之女)
、赵惠生(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父亲是海军司令部高级将领)等6人,贴出《爱护工作组
,保护工作组》的大字报,基调是保护工作组是保护党的领导。大字报贴在大饭厅东墙。
他们的大字报给人一种压力,似乎反工作组有可能滑向反党。我虽然与赵惠生是四中校友
,私人关系挺不错,但对他们这种跨系的高干子弟联合签名并贴在大饭厅入口处十分醒目
的位置,觉得他们有种居高临下指导运动的味道,对此挺反感,而且不同意他们保工作组
的态度。于是我们班经我提议,大家讨论,决定起草一份与李丹林等人大字报针锋相对、
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大字报由几人分段执笔,我写了一个小标题下的内容。大字报主题
是批判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签名时,罗志刚要求签第一个,我、徐森、张文虎、王渊涛
、俞政、杨桂香、钱凤娟、虞赛莲、郑维生、李延龄等人都签了名。没找干部子弟张明华
签,因知道她保工作组的立场。大字报抄好后,贴到李丹林等人大字报的下方。当时有许
多人围观、议论这两份一上一下、对立的大字报。过了一天,罗志刚有些害怕,对我嘀咕
:会不会围攻他?我对徐森、张文虎说,罗志刚是又要出头,又怕枪打出头鸟。当时,对
工作组的反与保,会斗出个什么结果,谁心里也没谱。那时我内心深处也曾闪现过二吴二
达被打成反动学生之事以及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之事。告诫自己绝不可在文革中犯错误
,成为右派、反动学生。这一阴影不时会不自觉地在脑中冒出来,但我不会对任何人讲。
而后我又会不断激励自己,应抛开一切顾虑,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一切,认为正确的观点就
坚持,就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批判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对的,一定要顶住,经受住考验。

8、中央文革到北大,工作组被撤销

7月22日、23日二天,江青、陈伯达到北大调查,看大字报,开座谈会,接见了聂元
梓。这消息马上传遍了燕园,人心躁动。

7月25日,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关锋、姚
文元、戚本禹、穆欣,到北大再次召开座谈会。尔后当晚在五四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辩
论工作组问题。江青主持会议,她首先逐一介绍了中央文革每个成员。然后保与反工作组
的两派不同意见的师生轮番上台发言。每种意见表达完后,都有几千个不同意见的群众对
所支持的发言鼓掌、欢呼、呐喊:“对!”、“好!”。两派的声浪不相伯仲,气氛激烈


第二天26日晚,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再次到北大五四操场,继续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李雪
峰、吴德、张承先也坐在主席台上。江青主持大会。批评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持不同意见
的师生轮流上台发言。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文系61级学生李扬扬代表31名高干子弟
的发言。31名高干弟中包括贺晓明(贺龙女儿)、李丹林(李雪峰女儿)、张少华(毛
泽东儿媳即后来人称的绍华)、张少林(张少华之妹),赵惠生(父亲是海军高级将领)
、雷渝平(雷英夫女儿)等。李杨扬在发言中强调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组是“延安
”,不是“西安”。李杨杨发言的最后,用很长时间一个一个念了31名高干子女的名字
。似乎人名比内容重要。但另一派群众根本不买这批高干子弟的帐,他们批评工作组压制
群众革命热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江青发言时,说有人把阶级斗争搞到她家里去了。
说她女儿李讷在历史系受人迫害(指文革前历史系下乡四清时郝斌老师曾批评过李讷,李
讷是历史系65届毕业生。江青讲话后郝斌受到迫害,直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曾任北
大党委副书记。)江青还说北大中文系的张少华是个骗子(学生、江青儿媳),她母亲张
文秋很坏。(江青点名骂张少华,应与她是31名保工作组的高干子弟有关。事关毛泽东
撤工作组的重大决策,因此江青在大会上表示与张少华划清界限,表示张少华保工作组不
能代表毛家。笔者认为不能把江的发言简单地理解为江青仅仅是在唠叨家庭矛盾。)康生
讲话中说到,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还说6月1日他向毛主席汇报了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大字报,主席指示中央台全文广
播、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从而使聂元梓等七同志获得了解放,他也获得了解放。陈伯达讲
话中说到,6。18是革命事件。赞成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江青最后再次讲
话,建议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起来闹革命,要聂元梓负责筹建。

7月28日,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成立。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会上宣布了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讲话,提到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7月30日至8月3日,北大召开三次全校批判大会,批判工作组。

8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再次到北大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江青首先讲话,代表毛主
席向北大革命师生致敬。康生讲话中,对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表示祝贺,正式
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康生说,毛主席讲“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
言书。”会后同学们纷纷议论,认为毛主席把北大文革的爆发比做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
伟大创举,是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创立、选举革命人民的新政权的创举。这是开创了国际
共运的新道路。这是伟大领袖号召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用直接民主方式推翻旧政权,建立
新政权。同学们为能亲身参加这一伟大革命而感到生逢其时,太难得,太荣幸了。这是那
时本人及周围同学们的思想认识和心态。多年后得知,康生传达的关于毛泽东赞誉聂元梓
等七人大字报是“北京公社宣言”,是毛泽东在同一天(8月4日)早一些时间在中央政
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毛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
公社宣言——北京公社。”(注13)毛的话,康生当天晚上就拿到北大群众大会上讲了


随后在9月初,校系两级文化革命委员会通过民主选举,纷纷成立。北大文革主任是聂元
梓。校文革委员由各系选举推出,有:邓朴方、王茂湘、吴维能(笔者所在的历史系)、
孔繁、杨克明、姜同光、徐运朴、候汉青等人。孔繁任副主任。我们历史系的文革委员会
主任是吴维能,副主任是魏杞文老师和三年级学生胡德平(胡耀帮之子)。历史系选举时
,三年级学生推荐胡德平时说,胡德平“根红苗正”,“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有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我们班全体投票选举了魏杞文、胡德平。

据1966年9月13日《新北大》校刊记载,1966年9月9日全校进行投票选举学
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全校有选举权的人是13,836人,因外出串联等原因,实际参加
投票的是9,609人。(投票人占有选举权人数的69·4%)“选举结果:42位当
选为校文革委员会委员。校文革成立后,发了‘向毛主席致敬电’,称北大‘第一次实行
了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这个“第一次”应是北大百年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一次。
但这种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方式并没在全市、全国推开。“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权力机
构的形式,在北京,在全国,成了罕见现象。究其原因,毛泽东、中央文革根本无意推广
这种全民投票的选举方式。北大师生也不懂这种选举的意义,因此后来的“井”、“红”
以及再后来的“井冈山兵团”,要推翻校文革,无人提出重新投票选举或全校来全民公决
,支持校文革的一派也无人用当初“校文革”是全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合法性,来批评要“
砸烂校文革”的反对派。孔繁、杨克明、徐运朴、候汉青后来退出校文革,也没想着需要
征求选民意见。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实行的“大民主”,是个临时措施,是权力斗争的手段
,与现代“宪政民主”完全无关。不过在1966年9月,在北京大学,确实曾发生过这
么一次:一人一票、全民直接选举权力机构的实践。

9、对文革初期“五十天”的反思与认识

文革后,国内官方宣传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起阶段以工作组领导运动是一条务实的马
列主义路线。有的文章认为是一条抵制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正确路线。近年海内外有许多人
认为,那“五十”天,是刘、邓以57年反右经验为基础,展开的一场新时期的大规模反
右斗争。刘少奇、邓小平既是文革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对人民的迫害者。我赞同后一种观
点。

据美国研究文革史的华人专家宋永毅研究和披露:文革之初刘少奇主政时曾针对工作组的
工作,下达指示“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准备再重复一次57年反右的“战绩”,极其
冷酷无情。刘少奇于1966年6月13日,刚派下去工作组不久,在批转中央下发的文
件《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报告〉》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和部署》时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
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领导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注14)这和中共57年“引蛇出洞”,然后残酷斗争
的方略一样。刘少奇在批示上述中南局的文件中还指示:“在大学中,也要把右派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到运动后期进行,打击面应当小一些,一般控制在
百分之一以内。”(注15)按当时有100多万大学生计,百分之一是一万多人。但实
际上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在“反干扰”、“抓游鱼”的斗争中,已把102
11个学生打成“右派”,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根据文革时期首都三司红卫兵小
报统计)。仅仅在北京的24所高校且是运动初期,工作组己超额完成了1%定额指标。
刘少奇指示中学高三年级也可以揪出少量右派。高三学生才是十八岁左右的孩子啊,也要
抓右派。按刘少奇的指示,如果反右扩展到全国,到了运动后期,在大中学校进行反右的
惨烈程度,肯定会大大超过1957年。但出人意料的是,运动的走向,在毛泽东的掌控
之下,完全与1957年的反右斗争,背道而驰。

清华的蒯大富6月21日贴出反工作组的小字报。王光美指蒯“要夺权”,薄一波指示“
要反击”。工作组组织师生在校园游行,高呼“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全校展开了“反
蒯”斗争,各系整了不少学生。我们班徐森和清华汲鹏是北京13中同班校友,我们去清
华看汲鹏,听他说工作组整了很多人,各系都抓了一些反工作组的反动学生,他和蒯大富
一样,被打成反党分子、反动学生。王光美的清华工作组比北大工作组整人历害得多。北
大揪出40多个“反动学生”,清华揪出了800多个“反动学生”。因此清华在后来批
资反路线时反弹的力度比北大就大得多。8月初周恩来到清华为蒯大富平了反。平反后的
蒯派后来组成清华井冈山造反团,矛头自然地直接指向了王光美、刘少奇。毛刘之争在清
华表现的更明显。毛泽东一反1957年之道而行之,利用了反迫害,要自由的群众,冲
击刘邓控制的党务系统,以夺回他自己所说的已“大权旁落”之大权。毛泽东曾把自己的
斗争谋略总结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他对这一权术的运用,在
文革中屡见不鲜,十分纯熟。

清华运动翻转,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央的斗争与底层社会的矛盾斗争之间,相互交织与
互动。

1957年反右后,人们普遍不敢给党的领导提意见,谁给基层领导提了尖锐一点的意见
谁就是反党、右派。这成为绝大多数党团干部的定式思维,成为文革初期保皇大军形成的
思想根源。但在1966年8月事情发生了变化,8月《红旗》11期刊文,透露《人民
日报》6月2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时,毛泽东加了—条注:“
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而后《人民日报》
也发文宣传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这对当时我和我的同学好友们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成
为“造反有理”的根据。“对错误的领导应坚决抵制”这一党中央的新的提法,对196
6年8月以后造反派抛弃57年反右思维,形成造反大潮,影响巨大。

据戚本禹在其《回忆录》中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之前三
天,刘少奇曾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第一张大字报引发的北大学生运动(北大许多师
生支聂等人的大字报,贴大字批判陆平党委,并有游行示威。),此次讨论学生运动的中
央会议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戚本禹披露:“对北大运动的兴起,刘少奇开始不怎么很在意
。他认为这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但他还是在5月29日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
议,来讨论如何对待学生运动。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认为学生运动出问题了,有一些人
在攻击党,跟1957年的右派一样,”刘少奇附合邓说:“一些学生的言论与右派没什
么不一样。”周恩来则袒护学生说:“要让学生讲话,不要给学生戴大帽子。”(注16
)这个会议的日期5月29日,正是风暴乍起,尚未燎原之时,此时刘、邓己确定要在学
生中抓右派,因此后来工作组才会大抓“游鱼”,开展新时期的反右派斗争。工作组的路
线被毛泽东批为“资反路路线”而被否定,形成了全国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但到了
文革之后的1983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终于被邓小平“指导”的法庭,判为“
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右派、反革命,“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成为刑事罪
犯。邓小平于1966年5月29日的意见,事隔十六年之后,终于得到实施。

10、一次全班会议

8月上旬,工作组撤走后不久,以班为单位进行活动的建制维持了一个很短段时间。有一
天开班会,地点在38楼下北侧院子里,全班同学围了一圈,席地而坐。开会时,班长高
发元(贫下中农出身)突然说,“大家不知道,王复兴是从美国回来的,他父亲是右派。
王复兴要在运动中好好改造思想。”我一下“懵”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会后心情很坏
,很苦闷。心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可为什么我怎么努力都不行呢?难道父亲有
问题,我就不能革命吗?我七岁从美国回来,就有特务嫌疑吗?心里不服气,认为他这是
“左派幼稚病”、“关门主义”,不许别人革命,是错误的。我不能认同、屈服于你们这
种做法。我打定主意,要甩开家庭包袱,紧跟毛主席,在文革的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做
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自己的青春价值。路是自己走的,谁都甭想阻挡我。俞政
后来对我分析此事,对我讲,高发元之所以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应是工作组在校时向他透
露的。工作组进驻北大期间,查档案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工作,这是共产党管治人民的基本
作业。工作组在校时班里第二次选举的黑箱作业就是这么回事。当时高发元尚未摆脱工作
组影响。后来在1970年2月毕业前的一次班会上,高发元向我道歉,说他那次发言不
对。毕业后,他又曾写信给我,再次向我道歉。我一直认为高发元是个很正直的人。当时
他那样说也不能全怪他。当时毛泽东支持的中学第一批红卫兵(人们称其为“老兵”或“
主义兵”),己在全市各处张贴、宣扬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在部分学生中影响很大,形成一股思潮。当时由许多高干子弟所鼓动,以“阶级分析”
、“阶级路线”为名,行“人分等级”、“贵贱有别”之实。

8月中旬,北大几个系出现了首批大学红卫兵。历史系一、二年级以赵惠生、徐博东、张
明华等几个高子弟为骨干,吸收一批工农子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班大
部分人没份参加。历史系“主义兵”成立后,在五四操场举行过批斗陆平大会,去过团中
央造反贴大字报。

那段时间,在中央文革号召下,大串联开始兴起,学生坐火车免费。我也准备外出串连。
“主义兵”的张某听到我的动静后,一天突然带着八、九个历史系一年级的“主义兵”,
进了我住的宿舍房间,“勒令”我“不许出去串连”。同班室友王渊涛(出身下中农)正
好推门进屋,一看屋里坐满“主义兵”就愣住了,想退回去,张某对他说“你也坐下听听
吧。”意思是让他受受教育。张问我“我们红卫兵要去抄你父亲的家,你什么态度?”我
回答“可以,我同意,现在就可以去,我和你们一起去。”张无话可说。然后张某领着“
主义兵”高呼了几句口号“毛主席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当
时社会及校园内出现过标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被禁止串联后,陷入了
更深的苦恼之中。感到自己快成了专政对象了,失去了大串联的人身自由。但深入思量,
你们主义兵凭什么“勒令”呀?你们算是什么呀?你们这样做是“唯我独左”,不许别人
革命,难道你们天生高人一等?王渊涛目睹此事,对张某、主义兵十分气愤,对我讲,“
他们怎么这样翻脸不认人,难道他们是‘自来红’?”下中农出身的王渊涛为人纯朴、善
良、富正义感,此后与我成为终生好友。徐森听说此事后,也十分气愤,表示不去外地串
联了,在学校里陪着我。这使我感到极大的温暖和慰藉。

11、恐怖的“红八月”

8月的北京城,各中学红卫兵(老兵)以高干子弟为主,蓬勃兴起。这是在中学出现的第
一批红卫兵,在海淀有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航附中、矿院附中、10
1中、八一学校等;在城区有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25中、三中等。在《人
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等口号的号召下,他们在校内造校长、老师
的反,并“杀”向社会。当时天天听到各种传闻:中学红卫兵穿着旧军装,在市区到处搜
寻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分子,抄家,遣返地、富回乡,用铜头皮带抽打“
坏人”,打死了许多地主、地主婆,等等。8月5日,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本校红卫
兵打死。八中副校长温寒江被批斗时被打的满身是血。八中有第一审讯室、第二审讯室,
在八中上初中的弟弟王复明亲眼看见在私设的刑讯室里,红卫兵对被视为黑帮的干部、教
师拳打脚踢,用开水往身上浇。六中的审讯室里用人血在墙上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几
十年后笔者从资料得知,到1966年8月底止,在北京各城区被打死的人有1000多
人。这是根据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的9号简报。笔者看到的另一资料的具体数字
是1772人,此数字来自于北京市公安局档案。文革后《北京日报》曾发表过这一在“
红八月”被打死人的数字。)

8月至9月,北京还曾掀起一个“遣返运动”,红卫兵要把北京市的黑五类及其家属赶出
北京,遣返乡下。两个月内有8万至10万人被遣返。此“遣返运动”起源于“西纠”的
《第四号通令》,《通令》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
富分子,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回原藉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
新做人的机会。”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造成十分恶劣的后果。当时北
京火车站每天有几千个红卫兵(老兵),穿着旧军装,腰扎武装带,手拿铜头皮带或木棍
,搜身,打人,驱赶黑六类人群进火车站。有的被遣返的人在火车上被打死;有的回了原
藉,没房子没饭吃而饿死;有的不被原藉农村生产队接受又赶回了北京。我的北大校友马
西沙,他的父亲马旭是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马西沙多年后告诉我,他的祖父在49年前
是密云的大地主,土改时被扫地出门,搬到北京市内住。父亲马旭做为党的干部在49年
后和祖父、祖母断绝了关系。红八月时,祖父、祖母被遣返密云农村,而后两位老人被红
卫兵打死了。马西沙对父亲没能保护爷爷、奶奶,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对父亲持批评态度,
并告诉我“抗战时期父亲去延安,爷爷给了父亲一口袋银元上路。可是49年后父亲却不
能保护住爷爷。”

四中校友孔丹在文革后回忆“西纠”,强调“西纠”为维护社会秩序,阻止“老兵”乱斗
起了正面作用。这与北京市民的记忆,与众多当年中学生的记忆出入极大。仅《第四号通
令》的恶劣影响及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西纠”、“老兵”私设的刑讯室打人
,孔丹就不能回避。红卫兵(老兵)在红八月的这些行动,当时得到了《人民日报》的公
开赞扬,8月29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
楼上检阅红卫兵时,接受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宋任穷之女)的红卫兵袖章。并在
问她的名字时针对“彬”字,对她说“要武嘛。”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
此做了报导。毛泽东的这句“要武嘛”与首都红卫兵的各种作为的信息迅速传遍全国,对
全国在文革初期的乱斗现象起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8月一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有人大声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妹妹王丹娜,她骑自行车跑
了几十里地来找我,神色紧张。我赶紧拉着她到楼道口,问她:出什么事了?她说家里附
近邻居有的是地富,被红卫兵打死了。她怕红卫兵来抄家,母亲脾气急,如果跟人家顶嘴
、吵架,那非挨打不可,弄不好会被打死。问我怎么办?我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告诉她,
回家嘱咐妈妈千万不能和红卫兵吵架。妹妹回家后,把家里的老相片全烧了,把老唱片砸
碎了。(几十年后父亲向我抱怨,写信给我说,文革时自家的红卫兵在家里造反,把老照
片都放火烧了,真可惜。我回信告诉父亲,妹妹那时没资格当红卫兵,她不是造反,而是
恐惧,是为着自我保护,而干了烧相片的傻事。)后来真有一队红卫兵来到我家,来者说
是西四中学的红卫兵,声言听说这个大院是地主资本家,要抄家。幸亏姐姐拿出祖父是国
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证明,并告之我们家不是地主资本家,让红卫兵去问派出所。他们去了
派出所,派出所说:这家不是地主资本家。因此免了抄家。

八月底的一天,清华好友、自控系三年级的于宁(四中校友、北京游泳队队友)来北大找
我,他说“现在是红色恐怖”,说前两天有许多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及其他中学的红卫兵
来清华撕大字报(被撕的主要是揭批王光美、刘少奇的大字报),他们高喊并张贴大标语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还殴打了
“黑帮分子”(一部分清华的党政干部和教师)。据说这些中学红卫兵得到当时清华文革
筹委会头头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的支持。工作组撤走后,蒯派和筹
委会斗的挺历害。

大约是在8月底的一天,我去于宁家。他家在北京市内北海后门东边、什刹海对面的米粮
库胡同。我正赶上他们家刚被抄家,看到了他们家刚被抄后的惨景。满屋碎纸、一片狼藉
。于宁母亲一脸无奈地对我说,“家被抄过了,四旧扫掉了,没包袱了,也就轻松了。文
化革命嘛。”于宁告诉我,这事赖他在邮电学院的妹味,她跟邮电学院的红卫兵闹的挺僵
,结果人家来抄了他们家。他们家的房主是于宁祖父,他祖父是原张学良东北军的一个军
长。父亲是知识分子。于宁家我常去,是三套四合院相连的一个大宅院。文革后期197
5年四届人大后,邓小平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当时总参出面把米粮库的于宅大院要走了,给了于宁父亲位于西直门外展览馆路公寓楼里
三套二房一厅单元房,外加四万元人民币。算是通过协议交换。此后那个大宅门成了邓宅


8月工作组从北大撤走后,批斗“黑帮”的烈火骤然烧旺,北大历史系的三院贴满了批判
翦伯赞的大字报,也有揭发、批判系党总支及某些干部、教师的大字报。三院门口两侧有
个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后来同学间传说,李讷(毛泽
东女儿、历史系65届毕业生)到北大调查后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此对联,毛说应
改一个字,“浅”字改为“深”字,下联改成了“池深王八多”。李讷再到北大调查时,
把这个最高指示告知了历史系老师和聂元梓,很快在全校传开。这一字之改,对北大文革
的影响非同小可,造成了对各系干部、老教授们的猛烈冲击,历史系尤甚。当时北大掀起
了抄家风。在劳改的“牛棚”里,有许多党员干部、教师被打成“黑帮”,白天在校园下
地、拔草,脖子上挂个“×××黑帮”的牌子,晚上集中到“牛棚”睡觉。那时每天从全
市和外省市来北大参观、取经的群众达几万人,高峰时每日达七、八万人。有些人围观“
黑帮”劳改时,喊口号、辱骂、甚至推打。这些对全市、全国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那时
在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华文化的象牙之塔,完全没有法制可言,暴民政冶波及全国。那时
有一篇毛着影响极大,即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北大有人将其全文抄写成大字
报贴在留学生宿舍楼对面的大字报苇席栏上。毛赞赏的“痞子文化”风行一时。我当时对
这种不人道、不文明的事,很看不惯。心想,中央怎么还不下文,制止这些不符合政策的
事呢?这些想法,只会想,不敢说。能做的只是不沾手,不参加。

在红八月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发生在大兴。当时只听到一点传闻,三十多年之
后才逐渐在海外了解到更多详情。66年8月时曾有人把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汇报到毛泽
东处,有人提议发出制止打人的《紧急呼吁书》,但毛泽东不同意,指示暂时“不要干涉
”。公安部长谢富治指示,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打人,并对公安人员讲“如果你
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8月下旬,北京市内出现了红卫兵殴打
、屠杀“黑五类”的高潮。高潮的波峰出现在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的
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老的80多岁,最小仅是
38天的婴儿。有22户家庭被杀绝。屠杀对象是土改时的地主富农、地富子女、地富亲
属。杀人方式有棍棒殴打,铡刀铡,用绳子勒死。指挥屠杀者是部分县、公社、大队三级
党、团干部。事态严重恶化后,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下令停止屠杀。9月1日,大兴县
委、县政府紧急奔赴各公社、大队传达中央禁止屠杀指示,屠杀风停止。9月5日,两报
一刊发表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北京市内的杀人风亦停止。

现今,我对大兴事件的反思:在文革中,不仅仅是党的干部受到迫害,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普通民众也受到迫害,而且受迫害的普通民众,人数之多、遭遇之惨烈,更加严重。但
文革后对普通民众所遭受迫害之事的揭露、控诉的文章少之又少。至今像大兴县这种典型
的反人类罪尚末得到彻底清算。文革中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并不仅仅是大兴事件。广西的杀
人吃人事件、湖南道县屠杀事件、海南岛68年8月屠杀事件、各地发生的军队镇反开枪
事件,等等,这些大规模屠杀事件、严重刑事案件,那一件得到了全面披露和清算?文革
刚结束,邓小平急急忙忙把中央政争当着刑事案件处理,把政治斗争、权力斗争、路线斗
争当做刑事案件解决,审判了听命于毛泽东的江青、林彪集团、审判了响应伟大领袖号召
的造反派学生领袖。同时在按刑法审判中,却完全回避、保护下达“最高指示”的主犯。
当时的最高人民检查院、最高法院在立案、审讯、定罪、量刑、判刑上,要听从邓小平、
彭真几个人的指示,没有独立性。邓小平钦定的那个审判,完全是歪曲、破坏法制。与此
同时,他们无视文革中大规模杀人的刑事案件,不调查,不立案,不审讯,不判刑,不清
算。不该审判的审,该审判的不审。如果审判、清算了文革中那些大规模的屠杀罪、反人
类罪,便不可能出现1989年的“六四”大规模屠杀事件。但对邓小平而言,对以前的
那些该清算的不清算,与其后来“六四”中的所做所为倒是颇为一致的。

8月时,历史系有二十几个干部、教师被关入“牛棚”劳改。到9月时,历史系文革委员
会在昌平太平庄(原历史系半工半读地址)设了劳改营,把关在燕园的向达、杨人鞭、邓
广铭、邵循正、商鸿逵、周一良、宿白、闫文儒、吴代封、、郝斌、田余庆、徐华民等2
3人送至此处劳动改造。一个月后开始分批返校,最后一批5人迟至67年3月返校。太
平庄的“劳改营”既清静又安全。当时还有两名患神经衰弱病的学生也一同到此处修养。
按郝斌回忆,比起在燕园牛棚时的挂牌劳改,被人围观、辱骂,在太平庄倒是清静了许多
,少了许多侮辱。他说“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近年看资料才
知道,当年在太平庄监管他们的是历史系二年级学生高海林,他对被监管的教师、干部态
度很凶恶,经常进行训斥。近年郝斌(历史系教师、文革后曾任北大党委副书记)曾着文
向在某大学任教的高海林隔空喊话,要高海林忏悔、道歉。周一良(历史系教授、文革后
期“梁效”成员、文革之后曾任历史系主任)则着文表示“大家都信过神”,其意对高海
林之事,应把这一页翻过去了。

1998年年初,北大百年校庆将至时,历史系散在各地的64级学生,已经工作了整3
0年,每人各就自己的专业写了一篇文章,结集成书,推代表到北大请时任历史系系主任
的周一良先生为他们作序。周先生一看到文集中有高海林的名字,脱口便对来人说:

“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
请你们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但是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搅坏了一锅汤,我仍旧要给
你们写序,以示鼓励。”(注17)

时隔30年了,周先生一见高海林的名字,就火气如此之大,可见当年高对他伤害之深。
序言写过之后,周先生的心情反而不能平静。隔了半年,1998年6月,时年85岁、
因患帕金斯病而手不能握管的他,烦人代劳,记下了他口述的一篇《还想说的话》(注1
8)。他先把前面引用过的那段发泄火气的话形诸文字;紧跟着,对高海林的态度,周先
生却转了180度的大弯子,也记录在同一篇文章之内。他这样写道:“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宽容应该是每个人具备的美德”。他接着又说:

“‘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
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
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
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注19)

周先生的喊话,远在河南的高海林听见了,并且做了回应。1999年4月,周先生曾就
早年留学美国一事接受采访,当采访者顺带提及“喊话”一事的时候,周先生对他们说:
“那个学生(指高海林)后来给我来了长途电话,他说很感谢,也很后悔当年那样说话。
要到北京来找我。”(注20)

高海林比笔者高一个年级,我的同班校友王渊涛文革后与我说到高海林时,张口就说:“
这个人左得很。”他与我的印象相同。但在我的印象中,高海林在文革中也有值得肯定的
正面亮点。1967年7、8月在“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高潮时,高海林曾以新北大公
社“炮兵营”战斗队的名义前后贴出两篇大字报:一论、再论《大树特树解放军的绝对权
威》,虽然该大字报喜欢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这类夸张、绝对化的概念,但他
当时在全国反军狂潮的形势下,确有一种反潮流,坚决捍卫长城的气慨,旗帜很鲜明。周
一良老师说当年师生们“同样信过神,上当受骗。”这也应是由衷之言。周一良在文革后
期成为梁效成员,成为“四人帮”的御笔,应是他痛侮之事。历经劫难之后,周老师与学
生高海林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和解的一件美谈。

12、8月经历的几件大事

8月1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北大学生得知,聂元梓、杨克明做为革
命师生特邀代表列席了会议。在会议后发表的公告中,我注意到林彪排名上升至第二位,
陶铸排名上升至第四位,刘少奇排名下降。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全国百万红卫兵。8月上旬全国学生开始大串联后,
北大学生宿舍、体育馆挤满了外地学生。8·18一大早,我们在校未出去串联的学生被
组成临时纠察队,带领外地学生坐上大卡车奔赴天安门广场。我们学生纠察队与北京卫戍
区战士一起负责维持序,我当时被安排在天安门西侧金水桥前的纠察线。大会开始后,当
毛主席走到天安门城楼西侧向下招手时,我和几万人一起狂呼“毛主席万岁!”那是毛泽
东第一次在文革中穿上军装。我心想,主席穿了军装,这是表示要带领红卫兵进行新的长
征,打个大的政治战役吧?另外,我注意到林彪站在毛主席一旁,周恩来站在另一旁,刘
少奇站的位置离主席远了。对此我感到反常,但没敢多想。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检阅全国百万红卫兵。没有去外地串联的我,又一次做为北大
学生临时纠察队,到天安门广场与北京卫戍区战士一起维持秩序。这次天安门广场对人群
的布局,与8。18明显不同。环绕广场一圈,由人墙组成了一条10米左右宽的车道,
沿长安街向西,到人大会堂向南拐,到纪念碑前向东拐直行到历史博物馆北拐直行回午门
。我所在的警戒线位置,在西观礼台下靠南30米左右。我们被通知,毛主席将乘敞蓬车
检阅红卫兵。下午四点左右,一行几辆敞蓬检阅车由天安门午门缓缓开出。当几辆敞篷车
开到我正前方时,对面另一侧人墙(二层人,一层学生纠察队、一层卫戍区战士)突然被
巨浪般的人潮冲破,毛主席的座驾被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我当时离主席的座驾约10米
左右。我清晰地看到主席坐中间,左是林彪,右是贺龙(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尚未
被打倒。)我心想:毛主席这是抓着枪杆子搞文革呀!主席座驾的后排站着两名军人,第
一排除司机外还有一男一女两名军人。当时毛、林、贺脸色严肃,极不高兴。五、六分钟
后,从午门方向冲过来一字长蛇阵的近百名带着领章、帽徽的军人,他们各个身体健壮,
臂力极大,每人用双臂向两侧拨开人群,大约仅用了20分钟左右时间,挤到检阅车旁。
(眼见为实:这一支应对突发事件的队伍,既不是孔丹在口述回忆中所说的年稚瘦小的中
学红卫兵“西纠”,也不是一司头头所说的大学红卫兵“一司临时纠察队”,而是类似特
种兵的正规军人。)然后我看到,车队被士兵们推着,缓缓向午门撤走,周总理爬上了毛
泽东所在检阅车的车头,弯腰站在车头向前俯身,双脚穿着一双锃亮的硬底黑皮鞋,后面
有一战士双手搂着总理的腰以防滑倒。我心中暗叫,小心!周指挥人群向两侧后退,并不
时招呼人群“小心压脚!”一串检阅车缓缓撤回午门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毛主席等一
行人出现在城门楼上,大会开始,时已近傍晚。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心想,周
恩来真是:鞠躬尽瘁,忠心护驾。他对领袖无限忠心,但同时心中也总想着民众(怕滚动
的车轮压到人群)。我时常想,这应是周恩来的特点,他有着忠君与忠于人民的两重性。
记得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所有人一样,胸前也佩戴毛主席像章,但他所戴的像章较特别,是
横的长方形,上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并有个毛主席的小头像。

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全国红卫兵,被
检阅的红卫兵总数达到1200万。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正话反说,对党
的高级干部们讲,他干了三件事闯了大祸,一件是支持了聂元梓大字报,一件是支持了红
卫兵,一件是支持了大串联。毛泽东以此三件事,动员起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人们在
想:主席要干什么?

8月下旬,我在38楼北侧苇席大字报栏,看到有人抄写的毛泽东在八届11中全会上于
8月5日发表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心想,这个“62年的右倾,6
4年的形实右”是谁呀?在五十多天里镇压群众,“何其毒也”的“司令部”是指谁呢?
难道是刘少奇?难道他另外有个与毛对抗的“司令部”?过了一、二天,哲学系、历史系
有人在38楼下,贴出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历史系有张大字报是批判刘少奇在四清运动
中的形左实右路线,批判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我正看着,有个历史系高年级同学走到
我面前对我说,他参加过四清,传达、贯彻过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那是打击一大片
”,凡是生产队的干部都要烧一烧,整一整。“不管树上有没有枣,有枣没枣打三杆。”
有同学记得,北大在8月最先贴出刘少奇大字报的是法律系的。

13、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反思

反思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二是毛泽东为
什么能够发动文革?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要追溯到1953年3月5日,这一天斯大林去世。国际共
运与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领袖、导师。一直怀着成为千古一帝梦想的毛泽东要填补这一空
白,要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社会主义阵营、世界革命的领导权。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
国仍是一穷二白,不具备实力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为了从经济领域赶超苏联,毛泽东
于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结果失败,遭到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六百多万人
(注21)。在这一大背景下,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
奇奋起纠错,与毛泽东发生了路线分歧。刘少奇把三年困难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毛泽东则坚持“大跃进”、“三面红旗”是“九个指头”正确,错误仅是“一个指头
”,路线正确。但在严酷的形势面前,党心倒向了刘少奇,众多干部在检讨“大跃进”中
的错误时,对弄虚做假、比赛吹牛等荒唐事进行嘲笑,有意无意地对毛冷嘲热讽。这使毛
泽东深受刺激。毛认为“大权旁落”,他咽不下这口气,萌生了除掉刘少奇并同时整治干
部队伍离心倾向的想法。正如毛泽东在1967年2月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巴卢库谈话时
所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己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注22)江青
说得更直白,她于1967年4月12日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注2
3)一一毛在文革中终于扬眉吐气,一吐胸中块垒,打倒了政敌刘少奇。七千人大会是毛
泽东发动文革的起点。

七千人大会结束七个多月后,毛泽东开始反击,于1962年9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毛泽东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对阶级斗争要年年
讲,月月讲,天天讲。”尔后,开展了全民学九评苏共中央的文件;开展了四清运动;开
展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包括:文学、艺术、电影、戏剧、历史、哲学、教
育、等)。直至1966年5月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打
倒了彭、罗、陆、杨,并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
通知》。由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十年浩劫。

通过回顾毛泽东准备并发动文革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为着夺回他“大权旁落”
之大权,为着坚持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五七指示”、“限制资
产阶级法权”的空想社会主义治国理念,为着掩盖他造成三千六百万人饿死的三年大饥荒
之罪错,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他的动机。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他之所以能发动文革,因具备了上、下两个层面的条件。

上层的条件是,党和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早在1943年3月中央
政治局便曾通过一个《决定》,赋予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拥有“最后决定权”。虽然此“决
定”在一年二个月后随着新的书记处成立而无形中取消,但在党内高层造成了深远影响。
中共没有监督、制衡、约束最高领导人的规则。从十七年到文革,全党大力造神,把毛泽
东推上了无比神圣的宝座,形成全民宗教式的个人崇拜。记得我曾于1965年初在西单
长安大戏院观赏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该剧总导演是周恩来。演出的艺术水准很高,
主题是歌颂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这个歌舞剧影响很大。我看完演出后,心情十分激
动,对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由衷地崇拜。当时在全国形成了毛泽东的指示
就是“最高指示”,就是圣旨,就是法律,任何人不得违抗,全党、全国都必须执行这样
一种机制,谁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谁就是反革命。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纲领《五一六通知》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顺利通过时,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全党竟无—人反对《通知》。文革
由此开始。其根本教训是:党没有监督、制衡、约束最高领导人的机制。谁也管不了他,
他可以为所欲为。

当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大字报”时,他们的斗争方
向与胆量就是来自于《五一六通知》。他们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紧跟毛泽
东,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

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的下层条件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国社会已积累了厚重的官民矛
盾。从1949年许多地方的土改扩大化到肃反扩大化,从1957年的反右到反右倾机
会主义,从1959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到城乡社教运动,官民矛盾不断积累、激
化,最后爆发。

回看十七年,各级政府没有监督机制,就难免滋生官僚主义、—言堂、脱离群众、搞特权
、贪污腐败等现象。司法不独立,以人治代替法制,社会如何达到公平、公正?舆论一律
,无新闻自由,人民无法监督各级官员。没有人权观念,公检法滥权,人民的生命、财产
、尊严得不到保障。总之由于没有宪政民主,官民矛盾无以化解,反而越积越多。最后,
人民的不满情绪被毛泽东所利用,发动了一场自下而上的炮轰各级党政领导的造反运动。
亿万人民在文革中掀起了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滔天巨浪,这并非毛泽东一个人的能量使然
。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官民矛盾,利用群众的力量教训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干部队伍,并打倒
了政敌国家主席刘少奇。而后再重建、恢复他的党国体制。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了在文革之初被毛泽东称赞的“。全
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与北大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层的关联,特别是与1964年
至1965年的社教运动及国际饭店会议的整人运动直接有关。毛泽东利用了北大内部的
官民矛盾,让中央台广播了大字报,点燃了文革的烈火。

注释:

注1:逢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
(下)毛泽东1966年6月1日批示。
注2:《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105页(第六章第4节)。
注3:《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133页(第八章第3节)。
注4:《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第五卷第589页。
注5: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注6:同注1。
注7:薄亚达:《十年风焰漫燕园》刊于《华夏文摘》增刊第762期2010年8月1
0日。
注8:亚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刊于《北京之春》杂志1998年
9月号。
注9:同注8。
注10:《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1966年6月15日条目。
注11:《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1966年6月26日条目。
注12:《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1966年7月10日条目。
社1996年版。
注13:陈东林、林蒲主编《共和国史记》第3卷上第116页,吉林人民出版
注14:宋永毅:《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刊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
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第238页
注15:阎长贵:《搞历史首先要把史实搞清楚》,刊于《华夏文摘》增刊第855期2
012年7月10日。
注16:《戚本禹回忆录》418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
注17、18、19:周一良自选集:《郊叟爆言》92页,新世界出版社。
注20:董正华、刘一皋主编:《中国留美学人口述史:周一良先生访谈录》19页。
注21:杨继绳:《墓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1月六版下篇904页。
注22: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281页。
注23:同注22。

第三章 红梅战斗队与红旗兵团

1、自己解放自己,成立自己的组织

9月初,我们班的徐森、王渊涛、俞政、张文虎和我,我们五个人很谈得来,又都不是红
卫兵,出身好的只有王渊涛(下中农出身),其他四人都是“职员”出身,我的家庭问题
最大属于“黑五类”,但他们几人都反感血统论。当时我们议论,张某他们能组织红卫兵
,难道他们有特权?我们就不行?中央文件“十六条”已经给了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力
。学校不是已出现了许多自已组织的战斗队吗?徐森首先提议五个人组成一个红卫兵战斗
队,大家马上赞同。我们一致推举徐森做队长。徐森和我都很喜欢毛泽东的一首诗词《咏
梅》。喜欢梅花越是严寒越怒放的性格,于是战斗队起名“红梅”。徐森去海淀买了红布
做了五个红袖章,我们每人套到左臂上,战斗队就这样成立了。我们自己也没料到,“红
梅”战斗队后来在北大校园里会声名赫赫,影响力很大。“红梅”成立后,我有种解放感
,心情畅快。我当时想,国际歌说的好,“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
们自己。”“红梅”成立后,第一张大字报是《我们的革命纲领》,贴到小饭厅东墙醒目
位置。回忆内容有:打倒陆平黑帮;继续批判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以聂元梓为首
的北大新生革命政权;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打击走资派,等等。是几条口号式的声明。
后来这张大字报被收编在校文革出的《大字报选》里。

“红梅”战斗队的成立,有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反血统论“对联”,认为那是左倾错误
。当时我们还共同学习了毛选注释里所载1945年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一
起讨论、批判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如“关门主义”等等。

大约在9月底,技术物理系有人找我们开串联会,我代表“红梅”去参加。会议上有几十
个战斗队代表出席,都是相同观点。会上有人提议成立跨系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大家同
意,于是成立了“新北大红旗兵团红卫兵”,一律配戴印着“红旗”二字的袖章。各战斗
队做了登记。“红旗兵团”总部有5人:王金玉(技物系)、刘冲(经济系)、李长啸(
经济系)、任瑚琏(中文系)、史新国(哲学系)。

2、反校文革派出场,开始分裂

10月6日,物理系路远、周闯贴出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大字报批判聂
元梓主张斗黑帮要文斗,不要戴高帽、不要搞喷气式,是“温斗”。批判聂元梓不同意成
立红五类子弟协会而“一再强调绝大多数同学”,不满聂元梓不搞血统论。他们的目标是
北大必须再次“乱”。追求的是个“乱”。

同一天,经济系杨勋也贴出大字报,批判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了一条右倾保守的改
良主义路线。”杨勋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他们站在“左”的、“激进”的立场,指责聂
元梓、校文革是“右”,是“保守”。

随后有许多大字报响应路远、周闯及杨勋。历史系“主义兵”也亮明了反校文革、反聂立
场,他们认为聂元梓不够左。同时,出现了许多反击反校文革、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这
派大字报认为,主攻方向是李雪峰、张承先的工作组错误路线,而不是反陆平、反工作组
的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聂元梓执行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梅”也是持这种观点
,贴了支持校文革的大字报。

3、“红梅”扩大,外出串联

当时历史系“红梅”五人商量,应跨系横向扩大战斗队。于是徐森找了化学系一年级、原
北京十三中校友陈双基;我找了中文系二年级、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校友马西沙。他们
俩人观点与“红梅”一致,一拍即合,加入了“红梅”和“红旗兵团”。我们世界史班的
两个女生杨桂香、钱凤娟也时常来“红梅”坐坐,有时帮忙抄大字报,有时跟着参加活动
,但“红梅”开会她们一般不参加,二人算是“红梅”的准成员。

10月中,“红梅”开会,决定出去串联。我再也不会去理会历史系“主义兵”对我的禁
令。陈双基表示要和我们历史系五人一起外出串联。我当时特地到38楼顶层的历史系文
革办公室,找胡德平给我们六人开了外出串联的介绍信,以便在外地大、中学校住宿用。
(后来“主义兵”的张某知道我出去串联了,还去质问胡德平,为什么给我开介绍信,放
跑了我。)徐森主张外出串联就是游山玩水,我主张顺便考察各地文革,但不介入当地运
动。另四人主张两点结合,于是取得共识,登上免费火车出发。路上六人轮流掏饭钱,一
路南行。先后去了武汉、长沙、韶山、贵阳、重庆。在武汉去过武汉大学。在长沙参观过
毛泽东曾主持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展览馆。去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给我的印象,毛泽
东故居像是富农家庭。到贵阳时住在贵州大学,我发现钱包在长沙时丢了,于是去找在贵
阳大学任教的三姑,三姑给了我30元(那时够我二个月饭钱)。三姑让我给他们教研室
介绍北京的文革情况。,于是我应邀讲了一个小时。曾去过贵州日报访问。由贵阳去重庆
,路过遵义,大家本想去参观遵义会议展馆,无奈人太多,怕下了火车就甭想再挤上来,
于是做罢。在重庆住在重庆大学,曾与重庆大学学生座谈,了解重大和重庆文革情况。去
过重庆作家协会访问。在重庆大学时,看到了中共中央10月工作会议的油印材料,有刘
少奇、邓小平的检查,有陈伯达关于文革运动的讲话。陈伯达的讲话对“血统论”做了尖
锐批判,指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
打地洞”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世袭血统论,是走资派分裂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诡计
。当时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中,出身不好的青年较多。我觉得这是中央文革大力支持造反
派,批评第一代“老兵”、“主义兵”的明显表示。认为陈伯达对血统论的批判十分深刻
,令人振奋。这篇讲话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从重庆回北京,重庆火车站上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人潮汹涌,有许多学生从窗户爬
进车厢,于是我也率先从窗户爬进车厢,然后把另外五人一个个拉进车厢,“红梅”六人
很不容易地挤进了火车,但谁也没抢到座位,抬头一看,行李架上也躺满了人。车厢内人
贴人。就这样,我们站立式“坐”了五天火车。火车开的极慢,时走时停。一路上我们六
人只有一包饼干和二条榨菜充饥,处于半绝食状态。千辛万苦总算回到了北京。

4、回到北大,投入战斗

11月中旬回到北大。此时,聂元梓、孙蓬一已带领“红旗兵团”一批人,由经济系刘冲
领队,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之名,到上海造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反。当时,反校文革的一派出现了两个组织:“井冈山”、“红联军”。“红梅
”一回校就贴出多幅大标语:“坚决支持聂元梓到上海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聂
元梓到上海造资反路线反,大方向完全正确!”

刚回到学校时,听“红旗兵团”办公室人员告知:在11月12日下午,“井”、“红”
因不同意《新北大》校刊的观点,派了20来个人把校刊编辑部给砸了。他们关押了办公
人员,切断了电话,撕碎了书刊,抢走了公章。我们听了很气愤,相互议论:这不是土匪
行为吗?校刊代表了大多数师生的声音,你不同意就砸,还管这种野蛮行为叫“造反有理
”,简直荒唐。“红梅”贴出大字报痛斥这种打砸抢行为是大方向完全错误。并四处张贴
大、小标语:“新北大校刊的大方向就是正确!”、“坚决支持新北大校刊!”校文革把
校刊被砸事件上报给了中央,中央文革定其为“反革命事件”。

那时“红梅”天天贴大字报、大标语,有时一晚贴出五、六份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有:支
持聂元梓在上海造反的;批判血统论的;批判陆平黑帮的;反击炮打中央文革黑风”的;
反击北大“红联军”、“井冈山”对校文革、聂元梓进行攻击的;批判“怀疑一切,打倒
一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由于抄大字报任务太繁重,兵团总部派了物理系三年级三位女
生杨百瑞、王育南、王辑慈,每天来帮助我们抄大字报。那时“红梅”发挥了很强的战斗
力,影响很大。有许多人看战斗队名字以为“红梅”是由女生组成,以为人数众多,其实
就是七名男生。“红旗兵团”开会时,中文系的黄虹坚戏称历史系“红梅”的五个人是五
朵梅花。

当时,北大学生支持校文革、反对“井”、“红”,除了“红旗兵团”,还有以化学系为
主的“北京公社”(头头是陈醒迈),以历史系三年级“延安战斗队”为骨干的“东风兵
团”(头头是靳凤毅、李炳煌)。

一天,化学系北京公社的“0363”战斗队召集几个战斗队开串联会,商议批判血统论
“对联”事,我去参加了会。“0363”的齐菊生主持了串联会。会上决定共同贴一批
大字报把“对联”批倒,批臭。批驳潭立夫的谬论。第二天“红梅”俞政写了一篇长篇批
判血统论的文章,抄好大字报后,贴在了大饭厅南墙上。当时几个战斗队共同行动,贴出
多份大字报,形成一次批判血统论及谭立夫的高潮。

在“红旗兵团”一次内部串联会上,我认识了中文系“东方红”战斗队的队长索世晖。索
世晖分析形势,认为现在从校外到校内有一股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北大反对以聂
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势力,其目的是推翻刚刚建立的新生的红色政权,破坏新秩序,其实质
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他的分析与我不谋而合,从此建立了两个战斗队及两人的
长久友谊。

11月19日,索世晖的“东方红”战斗队贴出一份大字报《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
》。近年我很幸运能在一份材料中找到这份大字报的摘录,其主要内容很能反映出当时我
们的观点。该大字报指出: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把矛头指向‘黑帮’,而不是对准同
学”,“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路线正确。”“校文革是新生事物,是我们群众自己的组织
。”“井”、“红”说“校文革是由中间力量把持”,“陆平黑帮的社会基础还没有破除
”,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并指出“许多同学要求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实际是形
左实右在我校的反映。聂元梓坚决抵制了这条反动路线。”“要把群众和幕后指挥者严格
区分开来,我们怀疑有人在暗中破环。”,“大字报最后指出“和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人,
99%是革命同学。”

在11月至12月,“红旗兵团”总部任命徐森为动态组组长,负责出版供兵团内部参考
的油印的《动态报》。12月的一天,徐森应地院“东方红公社”之邀,代表“红旗兵团
”去地院开串联会。回来后徐森传达了地院造反派头头朱成昭对形势的分析,朱认为经过
9月至12月以来左、右两派的斗争,左派(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壮大,中间派群众在向
左派靠拢,右派(保皇派)在逐渐瓦解。造反派正在由少数成为多数,成为运动主流。(
大意)我们讨论时,认为地院“东方红公社”的看法符合北大实际。到12月时,“红旗
兵团”迅速壮大,已在北大成为主流,真正的造反派已掌控了局面,反校文革势力已日渐
势微。

11月时,“红旗兵团”总部决定成立直属总部的写作班子。“红梅”由我代表参加,另
有数力系四年级的谢定国(笔名扬子浪),中一的黄虹坚,哲五的甘斗,经济系的金崇顺
(参加过志愿军抗美援朝)、胡宏宽,物三的徐云辉。写作组同时是个战斗队,战斗队取
名“横扫千军”。写作组成立后,扬子浪、甘斗二人写的文章较多,用大字报以“横扫千
军”名义贴出。我当时负责编写“北大文革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曾找“红旗兵团”哲
学系教师郭罗基拿资料,郭积极配合了我。在12月底,“大事记”用大字报以“横扫千
军”名义贴出。

12月初,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在北大贴出攻击林彪的大字报,“横扫千军”、“红梅”
同时贴出大字报反击。有人在北大转抄、贴出林院的李洪山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横
扫千军”、“红梅”同时贴出大字报反击。

“横扫千军”、“红梅”、“东方红”还贴出过多份批驳“井冈山”的“红老虎”、牛辉
林(个人)反校文革、反聂元梓的大字报。记得12月时我曾贴了一篇批评牛辉林的大字
报,题目是《乌鸦有时飞得也会比鹰高》。当时到外地串连的北大学生正大批返校。大批
同学加入“红旗兵团”。以上三支战斗队影响很大。在11月、12月两个月,“红旗兵
团”有一批有影响的战斗队,除上面提到的三个战斗队,还有:历史系的“红色清道夫”
、“桔子洲”、中文系的“文二四支队”、“哲学系的“顶风船”、等等。反校文革派逐
渐弧立、瓦解。

“东风兵团”的“延安战斗队”(历史系靳枫毅、李炳煌两人是头),当时连续贴出了多
份批判刘少奇的长篇大字报,包括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很有影响。

5、享受自由,广结友谊

在11月、12月,我在“红旗兵团”内有着广泛的交往。我们“红梅”的七个人,我、
徐森、张文虎、俞政、王渊涛、马西沙、陈双基,在战斗中结成“莫逆之交”。“红梅”
的马西沙(中二)与我从小是同学,在小学住校时是常常一起晚上尿床的朋友,在文革中
他曾多次对我说过,他积极投入文革,成为造反派,是突破了自己的社会局限。他父亲马
旭是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在文革中做为“走资派”遭到批斗。北医多次举行批斗马旭的
万人大会,马西沙都会去参加并照顾老爸。一次批斗大会开完后,他父亲马旭己走不动路
,是他背着父亲回的家。红梅的陈双基(化一)思想很活跃,看问题时常一针见血,我们
相处极为愉快。“横扫千军”的几个人,特别是秀才扬子浪、性格泼辣开朗的黄虹坚、兵
油子老金(金崇顺),经济系才子胡宏宽,也是朝夕相处、观点一致,十分对脾气。另外
,中二的任瑚琏、经济系的李长啸、哲学系的史新国、吴丽珍(红旗兵团办公室接待员)
、历史系四年级考古专业的刘庆柱、张绍清、彭浩(此三人是“红色清道夫”战斗队骨干
,在北大文革中极有影响力),等人都经常交流、相处融洽。当时我与“红旗兵团”中在
北大文革中较有影响的人也有交往,如“红旗兵团”头头之一刘冲、哲学系研究生孙月才
,等。校文革、聂元梓、“红旗兵团”从未主张过血统论,人们相交看重的是立场、观点
、表现、行为。当时我与周围的关系已完全打破了班、级、科、系的界限。那时我己完全
抛掉了家庭包袱,感到有了人的尊严,心情舒畅,精力旺盛。

毛泽东当时打破了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禁区,给了人民短暂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
,以此达到他利用人民的目的。但这些短暂的自由在他达到目的之后,便很快于1968
年8月以后收回去了。在那享受民主、自由的短暂时段,人们普遍有种解放感。正如扬子
浪对我所说,他不喜欢从前刘少奇的“修养论”,不喜欢当听话的“螺丝钉”,不喜欢天
天政治学习、汇报思想那一套。讨厌领导用档案管治人,更无法忍受“出身歧视”。那是
束缚人性!现在这样自由奔放多好。我深有同感。但好景不长。此外,北大那段历史同时
还给了人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在没有法制保障的条件下,大民主会产生极大的负作用、破
坏力。

文革发展到12月底时,“红旗兵团”的中坚力量,我上面提及的绝大多数朋友,包括我
本人,大家经常交流观点,,对警惕极左思潮有了共识。那是一个群体性的集体认识。那
时我们已经有了以下明确的看法:北大己经历了推翻陆平党委、赶走工作组这两波夺权浪
潮,而校文革是新生的革命政权,是新生事物。由于文革运动在全国发展的不平衡,北大
走在最前端,而全市、全国各地许多地方还处于冲击旧党委、批判工作组的浪潮中。那种
无视北大特殊性,在形式上、表面上,要与全国各地的造反浪潮看齐,相呼应,在北大不
断造反,不断夺权,掀起第三波夺权浪潮,是一种形而上的错误思想方法,是“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它否认正常秩序,阻碍建立新的秩序。对他们而言,运动是一
切,目的是没有的。他们追求的社会效果是乱,乱,乱。反对相对稳定。这是种对社会的
破坏力量,必须予之坚决斗争。我们当时的认识虽有历史的局限性,还认识不到法制的重
要性。也不可能跳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正确这个大框架,也认识不到前两波造
反浪潮(反党委,反工作组)已经是左的错误。但在66年底已明确认识到:必须转弯,
反对极左,而不是反右;必须反对激进主义,而不是打倒一切。在认识上有了一种相对性
的进步。

6、1966年底,北大两派斗争结局

1966年第四季度北大两派斗争,即:一派是支持校文革的“红旗兵团”、“北京公社
”、“东风兵团”、“红教工”等组织;另一派是反校文革的“井冈山”、“红联军”、
“主义兵”等。到12月底绝大多数师生已倒向校文革、“红旗兵团”。而“井”、“红
”日渐弧立、势微。12月23日,校文革根据周总理、康生的指示,把经济系的教师杨
勋(据说她当时反中央文革,也是最初反聂元梓的发动者)扭送公安部关押。这是一个冤
案。同一天,“红旗兵团”、“东风兵团”、“北京公社”查封了“井”、“红”办公室
。反校文革一派开始崩溃、解散。

据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中叙述,她和孙蓬一“于十一月十九日到达上海,十二月十六
日回到北京。”(《聂元梓回忆录》192页、第十章第三节“上海纪行”)实际上,孙
蓬一回京稍晚些。北大第一次分裂是从1966年10月6日开始至1967年2月15
日以“新北大公社”正式成立为标志,结束了分裂局面。聂、孙二人在“井”、“红”开
始反校文革的初期阶段及其后期的瓦解、垮台阶段都在北大。

1966年第四季度北大两派斗争,属于师生内部的思想分歧与争论,说到底是人民内部
矛盾。校文革、“红旗兵团”等是站在拥护文化革命的左的立场;而“井”、“红”、樊
立群、牛辉林等是站在更左的极左立场,从极左方面反对左的校文革。两派都拥护毛泽东
的文化大革命,都反对刘邓司令部,这是共同点。对部分师生的极左错误思想本应通过教
育的方式使其觉悟,双方应通过批评、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但这一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的公式在当时阶级斗争观念泛化的状态下,相互之间斗红了眼,可谓脱离实际,很难实
行。当时北大两派群众都深受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的影响,视
不同意见的对立组织为敌对力量、错误路线。“井”、“红”要打倒校文革,摧毁“红旗
兵团”。校文革、“红旗兵团”等组织则要摧垮、吃掉“井”、“红”。

66年12月至67年2月“井”、“红”、“主义兵”垮台、解散,当时校文革并没有
把“井”、“红”打成“反动组织”,也没有把对立面的学生打成“反革命”,那些说法
都夸大其词,不符事实。除了炮打中央文革、炮打林彪的“虎山行”、乔兼武之外(他们
被指为“反动”并非因反聂)。当然,他们被以言治罪而被关押也是错误的,违背法制。
在当时“大民主”的环境下,各系、各年级、各班的主流派师生(“红旗兵团”、“北京
公社”、“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等已占大多数,他们在名系各自对“井”、“
红”成员进行了辩论、批评、甚至批判,批评他们犯了“方向错误”,“分裂错误”、“
干扰斗争大方向”“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等等,如此而已。一般没给他们戴什么反动分
子的帽子,更没入“档案”。那时“档案”管理已停了。

“井”、“红”日益被动、失去人心,最终瓦解,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当时聂元
梓、校文革是反陆平党委、反工作组的产物,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支持。“井”、“红
”硬是要把聂元梓、校文革打成刘、邓资反路线,自然会脱离当时的大形势,无法成功;
二是,聂元梓、校文革是左的,“井”、“红”偏要说他们是右,是资反路线(右倾机会
主义),因此是站在更左的方面反左,北大师生很难接受;三是,“井”、“红”砸“新
北大”校刊,搞打、砸、抢,李讷和中央文革人员看了被砸现场,中央文革定其为反革命
事件,这使“井”、“红”十分被动,并大失人心;四是,周恩来、康生指示聂元梓将经
济系教师杨勋押送公安部,此案是冤案,但由于“井”、“红”与杨勋同属反校文革阵营
,因此杨勋被关押使反校文革派十分被动;五是,解放军军训团进校,支持“红旗兵团”
、“北京公社”、“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在军训团主导下,四个群众组织合并
,成立了“新北大公社”。至此,“井”、“红”已无法再存在下去。

校文革在处理“井”、“红”问题时也有不当之处。当时各系、各年级、各班自行其是,
在批评“井”、“红”师生时有过火现象,校文革没能及时给予群众严格的政策指引,留
下了后遗症。历史系二年级世界史班就把“主义兵”的头头赵惠生批得灰溜溜的,赵与我
个人关系不错,曾向我报怨班里对他搞大批判。我们红梅则给历史系一年级“主义兵”的
头头张某贴了一张大字报。事后魏杞文老师批评我不应这样对待同班同学。孙蓬一在工军
宣队进校之后的书面检查《切实记取教训》中,写道:“而我们在处理‘井’、‘红’问
题时却存在不少错误。尽管聂元梓同志也讲过几次,反中央文革的才能批判,反她和反校
文革的不能追究,但总末认真贯彻、执行。结果严重扩大了打击面,据说批斗了二百人。


7、对乔兼武事件的反思

乔兼武事件是指北大东语系学生乔兼武于1966年12月19日凌晨二点半左右被公安
部押走的事件。乔兼武曾于1966年8月30日在校内贴出《造三个大反》的大字报,
其中心思想是要彻底摧毁一切上层建筑。所造的三个大反是:第一“取缔党团组织,代之
以革命委员会”,认为“党团组织己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第二是“
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反对党、政分离。第三是“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认为“我们应该立即动手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以群众组织代替一切。
我始终认为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其性质是反社会、反文明的愚昧主义的意识形态
。特别是所造的第三个大反,要取消社会上各行各业的所有办公机构,那岂不是人类社会
将变成一片荒漠,倒退回石器时代?这种“造反”毫无进步性可言。乔的言论,当时遭到
许多师生的批判。但《新北大》校刊仍称他为“同志”,只视其为发表错误言论的人。1
1月15日,北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在北大贴出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攻
击林彪,乔兼武表示支持。“红旗兵团”等群众组织纷纷贴出大字报,对伊林、涤西、乔
兼武进行批判。当时乔仍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12月18日,乔兼武写了一份大字报底稿《谈致林彪公开信的大字报。》,再次力挺伊
林、涤西,攻击林彪。这份大字报尚末贴出,被东语系同学举报。当时,正值全北京反击
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包括反击“联动”)十二月黑风的高潮。校文革、“红旗兵团”决
定把乔押送公安部,校文革与公安部联系,公安部负责人答复:“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
,公安部马上来人扣押乔兼武。”随后,晚上校广播电台广播了将把乔兼武扭送公安部关
押的消息,并宣读了“红旗兵团”、“北京公社”、“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的联
合《通告》。19日凌晨二时半左右,乔兼武被公安部带走。不久释放。扬子浪在他发表
的《文革日记》(注)中的“12月19日”记录了此事:“18日晚7时兵团(按:指
“红旗兵团”)伏虎团将他扣押,19日凌晨2点半扭送公安部。”

当时校文革、“红旗兵团”处理此事之错,就错在人们可以不同意并批评乔兼武的观点但
不可以封闭他的言论,更不能侵犯他的人权。错误的根源是由于两派群众深受毛泽东阶级
斗争观念的影响,把北大校园内当年的思想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并认为路线斗争是你死
我活的斗争。支持校文革的一派认为乔兼武从无政府主义发展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必
须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斗争。

一天我看“红旗兵团”动态报,报导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李平忠(我原北京水上运动队队友
、跳水运动员,当时是体院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群众组织“四野”的成员)抢占学校广播站
,发表反江青声明,而后被公安部关押。不久,听说在中央党校青训班的四中同班校友宋
扬之,因反康生被公安部关押。从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有100多名中
学“联动”成员被公安部关押。当时由谢富治掌管的公安部,动用专政机关,以专政手段
,介入群众运动,介入政治斗争,支持中央文革,以言治罪,频繁地抓捕、关押了大批大
、中学生。被关押的学生,绝大多数并未判刑,少则关几天、多则关几个月,便被释放。
那作用是:把你关几天,你就老实了。谢富治这种做法,纯粹是种政治打压手段,目的是
支持中央文革。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公安部做为高级执法机关,滥用
国家机器,用专政手段处理言论自由,践踏法制,影响恶劣而深远。据《王力反思录》披
露,对“联动”的抓与放,都是毛泽东的决定。

注释:

注:扬子浪:《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刊于《记忆》132期2015年6月15日


第四章 代表不同思潮的各派红卫兵

在前面的第二、三两章,笔者回忆了本人于1966年下半年在北大的文革经历,这是北
大校园的小气候。我感到,有必要梳理一下与之平行发展的整个北京市的红卫兵运动的发
展脉络,即北京的大气候。大、小气候相互对照,才能充分表达本人当时的体验和感受。

现在海内外,许多人一提到中国文革的红卫兵,似乎是铁板一。这和中国许多老干部、老
知识分子回忆文革中自己遭受的委屈、迫害的文章有关,许多文章主要是发泄个人的怨恨
,很少有对红卫兵运动做全面、客观、具体分析的。其实文革中的红卫兵,存在着不同的
派别、不同的思潮、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有着不同的社会诉求。各派红卫兵在文革中
的作为不同、影响也不同。一些人简单地、脸谱化地把红卫兵说成一个整体,一律描绘成
洪水猛兽、江湖土匪,这是极其片面,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下面述及的各不同派别红卫兵之间不同思潮的冲撞、斗争,文革时普遍被认做是路线斗争
,甚至把持不同观点者视为敌对阶级,这是错误的,是当年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泛滥成灾
的结果。不同思潮之间的斗争,绝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学运内部的思想斗争,应看做是
百家争鸣。这种争鸣、思想斗争,意义重大,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并会持久地发生影响,
促进社会前进。但个别人的杀人血案则不在此列,那属于刑事犯罪应被追究的范畴。

1、老兵

最早的红卫兵,是北京中学的红卫兵,被称为“老兵”,诞生于1966年6月3日的清
华附中。发起人是学生骆小海、张承志、宋伯林、邝桃生、王铭等人。他们都是“革军”
、“革干”子弟。据发起人之一宋伯林日记记载,6月3日在清华附中,由他们清华附中
一批学生正式成立了红卫兵,建立了组织。(注1)早几日,他们于5月29日在教室后
墙贴出了三份小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以及对造反精神的《再论》、《三论》。后
来他们中有人把此三篇《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抄件,通过江青递交给了毛泽
东。毛泽东于8月1日写信给他们,抬头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信中指
出他们的三篇“三论”文章“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毛泽
东的这封信及三篇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列为全会文件
。而后于8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这三篇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并
同时发表了毛泽东的信。《红旗》把“论造反”的题目加了个冠词“无产阶级”,成为《
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人民日报同时转载。毛泽东把“造反有理”的信息迅速
传遍全国。从而使“造反”一词成为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这些“老兵”们
在造反之初,无人知道“造反”大火会烧向何方。

与清华附中大约相同时间或稍晚组建的北京第一批中学红卫兵的学校,还有北大附中、北
航附中、矿院附中、101中、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等中学。他们这批最初的
红卫兵几乎是清一色的“革军”、“革干”子弟。(后来人们称他们为“老兵”)老兵们
普遍的思想状态是自视高人一等,他们根本不把中学一级的基层领导放在眼里。认为中学
领导对干部子弟打击、排斥;对分数的重视,重于对他们的出身的重视。四中、六中的高
干子弟当时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取消高考,以推荐、选拔代替高考,得到毛泽东支持。
高考因之取消。“老兵”们不满部分干部子弟因成绩不好进入不了名牌大学甚至考不上大
学,而一些品学兼优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则能考入名牌大学。他们认为这是修正主义、
阶级斗争。他们认为当时学校的阶级路线还不够左。他们要求在升学上享有更大特权。他
们对中学的领导、教师怀有怨气、怒气。因此文革一起,他们首先造“修正主义教育制度
”的反,造校长、党总支书记、老师的反。

7月29日,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上
联:“基本如此”。而后几日内,“对联”很快被老兵贴遍全北京,在全市、全国造成极
大影响,同时也使他们迅速走向孤立。“对联”是老兵的纲领,他们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
,他们生而处于等级的顶端,天生应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他们的核心价值就是:特权。

红八月的红色恐怖,就是由“老兵”、“主义兵”(很多第一代红卫兵的名称是“毛泽东
主义红卫兵”)推动形成的。他们穿着旧军装,在许多中学和市内以镇压“黑五类”为名
,拿着铜头皮带,到处打人,甚至打死人,形成红色恐怖。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了
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校长的血案。在八月还发生了101中美术教师陈南昆被殴打致死事件
。北大附中副校长刘美德有孕在身,被打受伤,生下孩子后不久死去。北外附中有200
多干部、教师被打。女三中、四中、八中、六中、三中、25中、52中、30中、北航
附中、矿院附中、通县一中、外语学校等都发生了殴打干部、教师的事件。致死血案并非
仅仅是发生在师大女附中、101中、北大附中。许多尘封的血案尚未公开披露。

8月24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12个中学的老兵、主义兵大闹清华园,砸碎、推倒
了1909年建的清华二校门(80年代修复重建),在校园撕大字报(揭批王光美、刘
少奇的大字报),高喊血统论对联,并对黑帮(清华部分干部、教师)进行殴打。过了一
、二天,他们又到北大正门闹事,要“破四旧”,砸校门两侧的石狮子。那天晚上,聂元
梓在全校广播此事,号召北大学生制止砸石狮。上千北大学生?奔至西校门,保护了古迹
,迫使“老兵”撤退。

8月下旬,大学受中学红卫兵影响,北大、清华等高校也纷纷出现了第一批大学“主义兵
”。北大历史系的“主义兵”由一、二年级几个革干、革军子弟为主,吸收了几个工农子
弟组成。凡家庭出身为“黑五类”及“职员”的学生一律排斥在外。历史系“主义兵”的
头头是赵惠生、徐博东、张明华。外系的牛辉林也组织了由清一色革干、革军子弟组成的
第一批北大红卫兵。

这些大、中学校的主义兵,最初造基层党委的反,带头冲锋陷阵。但也有个别例外,如北
大牛辉林在5·25时,站在第一张大字报前与人辩论,坚决保卫陆平党委。1966年
10月1日是个转折点,十一后开始批资反路线,造反大火烧向省、市委一级、中央部委
一级党委,甚至烧向中央顶层一级党的领导,这时大部分“老兵”、“主义兵”们就不干
了,转而成为“保皇派”,保爹保妈派。

2、一司

首都高校跨校际的全市性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一司”。全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
部。成立时间:1966年8月27日。总指挥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汪延群(汪东兴之女
)。骨干有几十个人,全是革军、革干子弟。清华的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
之女)、北工大的谭立夫(最高人民检察院付检察长谭政文之子)也都属于“一司”。一
司与中学老兵的共同点是都主张血统论,区别是一司比较文明,很少打砸抢和打人。他们
成立时的纲领很明确:保卫省、市委,保卫党中央,即坚决“保皇”是也。“一司”的办
公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仅从办公地点考察,“一司”的成立是有官方支持的。

据一司核心成员回忆,8月初时周恩来通过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一司”核心成员
商议,“能不能派一部分红卫兵南下,宣传党的政策,即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大学生还是
要在学校闹革命。”(注2)当时上海交大、复旦造反派正围攻华东局及上海市委魏文伯
、陈丕显、曹荻秋。“一司”骨干与周荣鑫会谈之后,即组织了“南下兵团”,8月下旬
先遣队到上海,9月1日南下兵团到达上海。亮出“首都红卫兵”旗号,亮出坚决保卫上
海市委,保卫华东局的旗帜。从而压低、减弱了上海造反派的势头。9月10日,周恩来
亲自在人大会堂接见了汪延群等“一司”的头头,讲道“新疆党委不能乱”、“湖北省委
张体学工作是有成绩的”、“各地党委基本上是好的。”等等(注3)。于是“一司”又
组织了“新疆兵团”、“中南兵团”,去新疆。,去武汉,保自治区党委,保省委。后来
又组织了东北兵团、北上保皇。

北京工业大学、“一司”的谭立夫在8月20日有个著名的关于血统论的演讲。这个演讲
代表了“一司”、“老兵”骨干成员的思想观点,影响广泛。谭立夫的这个讲话,主张血
统论应成为中共全局性的政策,“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对联“应当做
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并说“批判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谭的这个讲话当时被
抄成大字报贴在各大、中学校,并油印成传单在各处散发。我在北大看过转抄的大字报,
也看过传单,对其观点十分反感。谭立夫一时成为“一司”、“老兵”的精神领袖。他的
这个“讲话”极大地分化了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运动,把大批出身不好或出身一般的学
生赶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在后来的造反运动中,在我内心深处就隐藏着一种心思,即造他
们的老子的反的快感,到后来则想看看,当某些狂妄的高干子弟变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
”时,他们怎么说自己,是英雄,还是混蛋?

北大也有一些高干子弟参加了“一司”,但影响甚微。北大与外校不同,较早成立了校文
革,有聂元梓等造反派干部、教师掌控大局,不主张血统论,高干子弟没能冒上来。北大
的“主义兵”(例如历史系的“主义兵”等)在66年9月至12月大多是反校文革反聂
元梓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天然的革命领导力量,要和校文革、聂元梓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
权,但没有群众基础,能量不大,影响有限,到67年2月时就垮了,散了。

3、二司

9月5日“二司”成立,以农学院“主义兵”为骨干。主要成员是革军、革干子弟。总指
挥是周太安(开国中将周希汉之子),办公地点与“一司”相同,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
。“二司”与“一司”的纲领相同,主张血统论,主张保护老干部,保卫省、市、部党委
。“二司”与“一司”没发生过大冲突,只是不同山头。

韩爱晶为首的北航红旗在二司,是二司内部的反对派。我当时曾看到“北航红旗”大字报
,讲一次“二司”开大会,“北航红旗”对大会造反,冲击主席台,抢话筒,表达不同意
见。
1966年10月3日是首都红卫兵运动的分水岭。10月3日第13期《红旗》杂志发
表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按毛泽东的旨意,不点名但是公开批判刘
邓路线。)

“批资反路线”这个提法很特别、更加上纲上线,路线斗争更加升级了。引起所有人的注
意。实际的批判是从对50天工作组路线批起,批至17年的错误。工作组都是省、市委
一级、中央部委一级高层党委、甚至中央一级派下去的。批工作组的高潮一兴起,造反大
火便自然而然地烧向了派出工作组的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直至中央的刘、邓。从而
冲击了血统论者的父母们。从此,“老兵”、“一司”、“二司”迅速消沉、瓦解、凋零
。以平民子弟为骨干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红卫兵“三司”崛起。

4、三司

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成员包括50多所北京高等
院校的60多个红卫兵组织。司令是地院“东方红公社”的朱成昭,传说副司令是清华“
井冈山”的蒯大富。“三司”的纲领是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血统论。1
0月3日后,“三司”迅速壮大,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成为批判资反路线及冲击各省市党委
、中央各部委党委的先锋。11月、12月,北大、清华等大学贴出了一批公开点名批判
刘少奇的大字报。

“三司”的司令朱成昭,文革初因给工作组提意见,被工作组所整,被定为“第三类学生
”(反动学生之意),内定须“劳改”。7月,地院被整的学生,起来反工作组,并于8
月8日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9月初由“地院东方红”牵头,联络了北京
各高校造反派红卫兵成立了三司。以叶向真(叶剑英之女)为首的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红
卫兵也参加了“三司”。后来朱成昭与叶向真相恋,朱受叶很大影响,同情“联动”。1
967年2月戚本禹在接见北京市红卫兵代表时狠狠批判了朱成昭。此后朱成昭脱离了文
革运动,“地院东方红”改由王大宾掌门。

在全国造反派批判资反路线、冲击省、市、部、委高层党委的高潮中,北大校文革聂元梓
、孙蓬一、李醒尘、陈葆华等人于1966年11月19日至12月15日,带领北大“
红旗兵团”刘冲等30多人,以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名义,到上海串联,
支持上。海群众批判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资反路线,炮轰上海市委。

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造反的背景是,此前的11月12日、13日,李讷(毛泽东女
儿)两次到北大校文革找聂元梓单独谈话。13日,李讷对聂元梓讲“主席同意你去上海
串联。”“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希望你们做出成绩。”(注4)李讷12日
、13日两次到北大校文革找聂,当时办公室人员及校文革常委都看到了。14日,聂元
梓召开校文革常委会议,传达了李讷的谈话及毛主席的指示。江青是在毛泽东通过李讷直
接对聂元梓做了指示后,跟进传达、执行,于15日告诉聂元梓“用北大群众组织名义去
上海。”

北大的“红旗兵团”与“三司”属于红卫兵运动的同一思潮、同一派别。他们都同样反对
血统论,都坚决批判资反路线,且相互间经常联系、交流。“三司”是学生组织,北大“
红旗兵团”接受校文革直接领导,没加入“三司”

北师大以谭厚兰为首的“井冈山”在“—司”,是“—司”内的反对派,支持“三司”。
我66年11月到北师大找“北京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串联,谭厚兰听说北大“红旗兵团
”来人了,赶到大操场,站着和我聊了半个小时,她对我说,“我支持聂元梓,咱们是战
友。”她后来和“新北大公社”成为对立面,是1967年1月以后的事。

“三司”当时是造反派的一面旗帜。北大“红旗兵团”、“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
公社”都不是“三司”成员,但与“三司”属于同一阵营,同一思潮。北航“红旗”是“
二司”内的反对派,后来成为“二司”主流。北师大“井冈山”是“一司”内的反对派,
后来成为“一司”主流。北大“红旗兵团”是独立的。北大“红旗兵团”后来溶入了“新
北大公社”。1967年,成立“首都红代会”,其骨干成员、北京的五大红卫兵组织,
就是由以上三家加上“三司”为首的“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这五家为骨干。

5、反迫害的群众运动

从1966年10月至12月,全国曾发生过一场以销毁工作组“黑材料”为重点的群众
性的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是从7月开始的北京及全国各高校反工作组斗争的延续。从1
0月以后,这一斗争是伴随着批资反路线展开。全国各地的许多任务作组在50多天里,
不但在运动初期把许多学生、教师打成了右派、反党分子,而且为着准备在文革后期大规
模反右,划右派,对学校师生、机关干部进行了左、中、右排队,对工作组认为有问题的
人的右派言论做了记录,对反工作组的人拉出了名单,还有告密信、个人检查等等污点材
料。工作组撤走后,有些工作组对这些材料没有销毁,而是转移到了派出工作组的“老家
”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党委的有关档案部门保存。反工作组的群众普遍称其为整人用的
“黑材料”,对其念念不忘,害怕“秋后算帐”,坚决要求销毁。十七年来,用履历、出
身登记表、思想汇报、思想检查、检举信、污点记录等个人档案、“黑材料”来控制人,
整治人,搞内控,区别使用,这本来就是各级党委惯常的政治管理手段,人们对此早己深
恶痛绝。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紧急指示》,这一“紧急指示”对动员群众掀起销毁“黑材料”的反迫害斗争起了极
大作用。“紧急指示”指出:“凡是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
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
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也可以当众销毁。”我记得
中央军委的这个“紧急指示”,当时在各处张贴,无论我走到那里,包括在外地大串联,
处处可以看到“指示”的公告印刷件或转抄的大字报。人民群众热烈拥护销毁整人的黑材
料。一时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掀起了造反派及群众在批资反路线的同时,追讨、销毁“黑材
料”的风潮。但许多中央部委、省市委不肯交出、销毁“材料”,引起矛盾激化。许多地
方的造反派在与领导谈判失败后,举行了示威请愿,静坐抗议,甚至占领政府机关办公室
,搜查、抢夺“黑材料”,甚至为此发生武斗。12月在杭州,由于浙江省委把工作组的
“黑材料”藏到了省军区,“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与“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联合行
动,发动上千人两次冲击省军区大院。震惊中央,轰动全国。在北京,清华、北外、地院
、矿院、农大、北航、广播学院都曾发生造反派冲击有关的中央部委,要求交出、销毁“
黑材料”的群体性事件。周恩来于10月22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对地质学院的群众代表说
,地质部工作组在地院“搞些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
指示尽快销毁。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师生赴京告状代表时说“中央常委、林
彪同志、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大家研究,再三考虑,共同认为,还是一烧了之为好。”群
众性的烧“黑材料”,反迫害的斗争持续至1966年年底。当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群众追查、销毁“黑材料”的群众运动,快速地、大幅度地拉近了
人民群众与毛的司令部之间的距离,极大地提高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威望。群众由此而感到毛的中央是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那是当时的普遍心理与情绪。
当时流传一个歌谣:“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许多地方贴着这个标语,
反映了造反派受压后,得到中央支持而奋起反抗的感情。

这一群众性反迫害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从7月反工作组开始),从10月5日公布中央
军委“紧急指示”后,在10、11、12月达到高潮。这一反迫害的群众运动由于得到
中央的坚决支持,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人权运
动。它的鲜明特点是:反迫害,反专制,争自由,争人权。海外众多研究文革的论文,认
为这一反迫害的群众性大规模行动,体现了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应属于人民的文革。群众
反迫害的斗争能取得重大成果,因为这一社会运动与毛泽东炮打刘邓司令部的部署吻合一
致,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但人民所争得的成果没有被立法所保障,因而不可能持久。“黑
材料”销毁了,不等于就没办法“秋后算账”了。过了三年,到了1970、1971年
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时,很多帐就清算了。1970年至1973年的清查五
一六反革命集团及“一打三反运动”,是矛头向下查群众,查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没有
严格标准。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大批挨了整。有许多属于受“怀疑一切”极左思潮影响犯
错的青年,应属于思想教育的对象,却被打成反革命。全国清查了300多万五一六分子
,有许多人被关押、逼供、殴打,受伤、自杀。

6、联动

1966年11月、12月,己溃散的北京中学红卫兵的“老兵”们,不甘心沉沦,更不
满自已的父母成了被整对象,以满腔怒火冲向中央文革。他们有人贴出大标语“中央文革
把我们逼上粱山,我们不得不反!”

“老兵”们从11月开始互相串联,于12月26日正式开大会,宣告成立“首都红卫兵
联合行动委员会”(人们称其为“联动”),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成员包括北大附中、清
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101中、四中、六中、八中等原“老兵”的主要成
员。以中学红卫兵的“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骨干。
在“联动”12·26成立大会的“宣言”中,有以下几个重要口号:“全市的革干子弟
、革军子弟和革命群众联合起来!”、“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革命的革干、革军子弟不是好惹的!
”。联动的行动特点是经常在夜间,一群人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呼口号,撒传单,贴大
标语。“联动”的头头是高干子弟,不是中下层干部子弟,而是高层的干部子弟。他们坚
持已被批臭的血统论,反对三司,反对中央文革。美国研究文革史的华人学者宋永毅,研
究“联动”,总结他们的思想特征有三点:一是深入骨髓的太子党特权思想;二是轻视平
民子弟,仇视黑五类子弟;三是热衷于政治权斗。(注5)

“联动”虽很张狂,但寿命很短。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大、中学校广大师生的声讨之中。“
三司”出动捣毁了几个“联动”据点。到67年1月至2月,正是毛泽东批判刘邓路线进
入关键时刻,容不得这帮“联动”成员的干扰,于是采取了非常手段把他们打了下去。1
、2月谢富治动用公安部抓捕、关押了100多名“联动”骨干,“联动”很快瓦解、消
沉了。

67年4月董必武为儿子董良翮(联动成员)被关押一事,给毛泽东写信,毛指示周恩来
处理。4月22日,在周恩来主持下,释放了董良翮、孔丹(四中联动头头、中调部部长
孔原之子)等百名以上“联动”红卫兵。随后释放了关押的大学生谭立夫等人。

人们研究文革史中的“联动”问题,不可不研究薄熙来。薄一波之子薄熙来是“西纠”、
“联动”成员。他在文革时是四中高一学生。文革一开始,他就殴打过出身不好但功课优
秀的同班同学。他后来成为四中第一代“老兵”及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成员。他曾于19
68年6月到七机部介入七机部运动。七机部915和916两派武斗,航空材料研究所
所长姚恫斌出面劝阻两派停止武斗,薄熙来对姚不满。于是带领“联动”的“风雷战斗队
”和几个915的打手到姚桐斌家里,指姚是“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毒打,把姚打死。
姚桐斌是国家杰出的科技人材,1999年被国家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注6


关于薄熙来在文革中曾与其父薄一波断绝父子关系,并殴打薄一波一事,在杨光所著《我
所经历的历史故事,刘少奇叛徒罪是怎样被认定的》中有记载。该文提到,1983年在
中央党校薄一波对杨秉诚讲:“文化大革命中,我拣了条命,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
儿子小熙也给了我一顿铁拳,把我打的眼前一片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
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
样子,这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后肯定会有大出息。”在中共元老薄
一波的眼中,接班人的“好材料”之条件,应把党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可以
毫无人性,整起自已人(包括自己的老爸),要“手毒心狠往死里整。”难道这就是中共
的党文化吗?但薄一波所说的“小熙”“今后肯定会有大出息”,人们后来都看到了他的
“出息”。

薄熙来这种人怎么会进了政治局,还差点进了常委,甚至差点靠阴谋诡计当了总书记呢?
他之所以能被中共中央从八十年代起做为接班人培养,与陈云在八十年代的一个批示有关
。当时中共中央提出培养接班人的三个梯队,并提出三种人不能培养成接班人。所谓三种
人是指文革中的造反派、打砸抢分子、帮派分子。当时孔丹给陈云写了封信,为文革中疑
似三种人的高干子弟“老兵”、“联动”进行了申诉。陈云批示,我们的子弟,是我们将
来可靠的接班人,不是清查对象。邓小平赞同陈云批示。(注7)这样,绝对符合三种人
条件的薄熙来,有了陈云批示的保护,凭着“出身特权”,虽然没有进入中组部第三梯队
的名单,但仍被做为接班人培养,并一路扶遥直上。

薄熙来在重庆任职期间,搞的“唱红打黑”,不正是文革中“老兵”、“联动”那一套在
新时期的翻版吗?他贪污、腐败、杀人、犯罪,也正是他特权思想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他
伙同周永康阴谋政变,妄图废习,篡党,正是他太子党特权思想极度膨胀的结果。温家宝
总理离职前在他出席的最后一届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批判薄熙来是要使文化大革命死
灰复燃,这确是批到了点子上。

2011年12月26日,在“联动”成立45周年时,有200多位原联动成员在北京
聚会。会后,参加聚会的马晓力、张铁军、林小仲等人不赞同原“联动”的某些人仍无悔
意,对曾反过中央文革而沾沾自喜,45年过去了还长不大,对他们做了尖锐批评。林小
仲反思,写到“多数中学生与联动之争,并非对中央文革的评价。”“中学造反派与联动
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多数人想求生存与平等,而一些八旗子弟是要像封建社会那样承袭
江山,将其他人打入另册。”“老干部是人,平民百姓也是人,人不分贵贱,人的生命同
样是宝贵的。联动从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践踏人权,到12月危及自己利益,被迫反戈
一击,一脉相承。”“对联动一部分人文革中的纳粹冲锋队的表现,记忆犹新。”(注8
)这是林小仲代表一部分当年的“联动”成员做出的深刻反思,闪耀着“人人生而平等”
、“天赋人权”的现代普世价值观,难能可贵。

7、四三派、四四派

67年初,北京中学红卫兵分成三大派,即四三、四四、联动三派。从对资反路线、中央
文革的态度上,鲜明地划分为左、中、右三派。除了这条主线,这三派大多数成员在家庭
出身和对血统论对联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四三派批资反路线坚决,支持中央文革。
他们大部分是平民子弟、高知子弟及黑六类子弟,也有个别干部子弟。他们坚决反对血统
论对联。四四派基本上是中间派,是温和的造反派。他们支持中央文革,家庭成份大部分
是职员、一般干部,他们不赞同血统论。他们批判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但不同意老
兵、联动打校长、打老师。四三与四四派之间冲突不大。联动是由老兵发展而来,骨干始
终是革干、革军子弟,也有部分工农子弟。他们反对批刘邓路线,激烈地反对中央文革,
热衷于宣传血统论对联。文革初期的红色恐布,基本就是这部分红卫兵造成的。到66年
底、67年初,大中学校广大师生视其为铁杆保皇派、保爹保妈派。四三派和联动处于左
右两极,斗争激烈。大学的三司坚决支持中学的四三派,反对联动。

我的四个上中学的弟弟、妹妹都是四三派。在八中红旗战斗队的弟弟王复明,67年时他
们八中的红旗战斗队曾在中山公园,与赴京的100多人的成都保皇派红卫兵发生一场武
斗,目的是要把外地保皇派红卫兵赶出北京。后来周恩来赶到现场制止了这场武斗。王复
明以此事为例,告诉我,当时四三派在造走资派反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取向。四三派与联动
的分歧焦点是对血统论的分歧。其他的分歧都从属于这个核心分歧。例如对中央文革的态
度。由于造反派中有大量出身不好的青年,而中央文革当时需要造反派冲击刘邓党务系统
,因此曾暂时反对血统论。反过来,四三派支持中央文革,内在原因也是由于中央文革反
对血统论,符合他们要求平等的诉求,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67年1月17日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公安
部于1、2月抓捕、关押了139名联动成员,把联动炮打中央文革的风潮镇压了下去。
我当时听到此消息,心想:这些联动分子虽很狂妄,但都是些中学生、小孩儿,还不至于
是反革命吧?不过对他们被抓进去,还是挺高兴的,因为十分反感他们的“对联”。

8、遇罗克的《出身论》

四三派与联动争斗的焦点是对血统论的分歧。四三派的遇罗克于1967年1月18日在
四三派红卫兵小报《中学文革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论文《出身论》。署名是“家庭问题
研究小组”。这期小报三万份,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由于供不应求,不断加印。而后被
全市、全国各地造反派红卫兵小报广泛转载,影响巨大。《出身论》对血统论做了系统批
判,遇罗克成为四三派的精神领袖。《中学文革报》是由北京四中的四三派所出版,主编
是高二学生牟志京,该小报共出版了六期,销售了30万份。

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械厂的学徒工,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
。父、母在57年都被划为右派,因此遇罗克在文革时属于黑五类子弟。遇罗克上高中时
学习成绩优异,但参加三次高考却因家庭问题没被录取。他工作后,坚持自学,曾在初中
任代课老师。他曾于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姚文元的《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题目是《与机械唯物论斗争的时刻到了》。文革开始后他参
加了北京市中学四三派的活动,在四三派《中学文革报》上曾发表多篇文章。他的《出身
论》影响巨大,他在此文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无论什么出身
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
承认。”他呼喊人人平等,提倡民主、人权,挑战特权,不承认特权。他的言论触动了一
党专政的底线。67年4月14日,原先反对血统论的中央文革由戚本禹出面,在接见红
卫兵代表时说,《出身论》是大毒草。这表明中央文革原先批判血统论只是一种策略,目
的是争取、利用造反派来打击政敌,而并不是真正反对“出身歧视”。戚本禹4月14日
批《出身论》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因为8天后公安部释放了百名以上联动。随后释放了
谭立夫。也就是说,大约在同一个时间,谭立夫被放出来了,遇罗克却进去了。

遇罗克于1968年1月15日被谢富治掌控的公安部逮捕,成为共和国年轻的政治犯、
思想犯、言论犯。入狱那年遇罗克25岁。他没有享受到“联动”的待遇,一进去就出不
来了。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一打三反”万人大会上,遇罗克被宣判
死刑,立即执行。那年他才27岁。处决前,批准处决令签署了二次,第一次批准处决的
签名人是周恩来,因遇罗克当时假意提出要细细交待“五一六”问题,而被推迟处决,第
二次批准处决的签名人是吴德。枪决遇罗克正值全国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
的重点是“一打”,即打击反革命分子。从1970年2月到11月,全国逮捕了28万
“反革命”,其中约1%遭到枪决,有二万多人被判死刑并执行。“一打三反”运动是又
一个尚末进行彻底清算的大规模国家恐怖主义事件。

文革结束后,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在遇罗克的
“再审判决书”上,宣告“遇罗克无罪”。

今天反思四三派与联动之争,反思遇罗克之死。我认为,当年四三派与联动争论的核心问
题是人权。我询问那些现已60多岁、当年的中学红卫兵这个问题,包括问我的几个弟弟
、妹妹,各个张口就说争论的核心是“对联”。遇罗克反对“出身歧视”,相当于南非曼
德拉反对“种族歧视”。四三派、遇罗克要求的是人的平等的权利。要求平等的反面,是
反对中共官僚集团世袭的特权。四三派以至于全国造反派在文革中对血统论的批判,说明
确实有个人民的文革存在。人民的文革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宗旨、目标与部署,有着自己
的独立述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文革中造反派反对血统论运动的特点是:脱离了官方的
话语系统,脱离了官方的运动目标,提出了民间的独立诉求:争人权,反歧视,反特权,
要平等。在毛泽东制订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中,没有遇罗克追
求的目标。遇罗克利用了(应是不自觉地利用了)毛泽东暂时给予人民的“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之机,在四三派《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当年全国造反派、各
大、中学校广大师生对血统论的批判,是文革中一个短暂的人权运动,时间大约有一年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黑人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人权运动,最初抗争、要
求的是黑人与白人同等的坐公共巴士的权利、同等的在咖啡馆坐在一排座位上喝咖啡的权
利,同等的可以在公共游泳池游泳的权利。进而发展到要求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平等的
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最后是要求平等的投票选举权。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华盛
顿广场的林肯纪念碑下,对几十万人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他的梦想是要
争取在美国实现: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管是白人、黑人、还是其他族裔,人人享有平
等的权利。当年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取得了胜利,通过立法争取到了黑人的平等权
利。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是个宪政民主的国家。中国人民在文革中也曾有过声势
浩大的但却是短暂的争取“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运动。但这个运动当年不会成功,遇罗
克被枪决是个标志性事件。中国的人权运动在文革中之所以不可能成动,因为毛泽东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要
坚持中共的一党专政,坚持中共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坚持中共统治集团奴役人民的权利
。今天则被中共权贵资本集团发展为控制、介入市场经济的权利,通过权钱交易去贪污、
腐败的权利,以权力在市场寻租的权力。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普列汉诺夫(马克思、
恩格斯的战友、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第二国际领袖之—)于1918年5月临
终前,在目睹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建立与实践后,留下了“政治遗嘱”。此遗嘱
在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后,于1991年12月25日被俄国《独立报》首先公布。普
列汉诺夫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
维持领袖权力起先是无产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
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旦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并指出无产阶级专
政是“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这是普列汉诺夫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深刻解剖与
天才予见,这已被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历史巨变所验证。我们以此来看看当年“老兵”
、“联动”那些高干子弟的所做所为,可以窥见到他们身上的无产阶专政的基因。他们鼓
吹血统论,正是为着维护他们高人一等的权力,为着维护红色家族的特权。为着维护这一
特权地位,他们曾发动了血腥的“八月恐怖”。而后又拼命保皇。当文革运动威胁到他们
家族利益时,他们便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贴出“油炸江青”的大标语。当毛泽东掀起的
冲击政敌的造反浪潮威胁到他们父母时,他们就不干了。但这不过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
家人冲了自家人。到1967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便释放了联动全部成员。到了19
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0至1972年的“清
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那就是中共通过“全面的国家恐怖”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了。

关于“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的概念,笔者要着重指出的是:无论是毛泽东或
是人民大众,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之“革命”并非经典意义的“革命”,并不是彻底
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推翻全部国家政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毛泽东在1
月风暴后就曾批评“彻底改善国家机器”是反动观点,因真要“彻底改善”,他自己也要
被“改善”、被“革命”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是个悖论。
“无产阶级专政”与“继续革命”本身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要“继续革命”就势必
要革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便势必要对人民群众的革命造反进
行镇压。毛泽东理论上的混乱、荒谬,造成全国大乱,并走向失败。人民的文革,虽然脱
离了毛泽东的旨意、部署、纲领,但文革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推翻国家政权,改变整个体
制的大规模人民运动。既使在1966年10月至12月的全国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
中,“人民的文革”也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是要捍卫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
司令部,在此前提之下反抗迫言。“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追求的目标都是
社会改革,追求的是体制内的部分改革,说到底是社会改良运动,而不是推翻现存整个体
制的“革命”。但毛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在改良方向上是对立的,人民的文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平等、法制、人权、安宁,这不符合毛的文革要大乱、大治、革命、专政的宗旨,
这便决定了人民文革失败的命运。

后人研究文革史,研究两份对立的材料十分重要。一份是谭立夫于1966年8月20日
在北京工业大学的演讲。一份是遇罗克于1967年1月18日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
的《出身论》。研究这二份曾发生过巨大影响并且对立的文献,不仅对研究文革中的两种
思潮十分重要,对研究十七年的中国社会也十分重要。

注释:

注1:卜伟华、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刊于《炎黄春秋》2008年1
2月28日。
注2: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刊于《华夏文摘》增刊第654
期2008年6月23日。
注3:同上注2。
注4:《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185页(第10章第1节)

注5:宋永毅:《文革派别、思潮和现今中南海领导人》刊于《动向》杂志2010年1
1月号。
注6:人民网《薄熙来文革时参与打死科学家姚桐斌》2014年4月22日。
注7:陈楚三:《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案》,刊于《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
注8:林小仲:《〈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启示录》2011年12月28日,刊于
《凯迪社区》网2012年1月4日。

第五章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

1、打倒刘邓大游行

1966年11月8日,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在校园内贴出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
号人物就是邓小平。”“新北大公社”后来参与创办《动态报》的负责人胡宗式曾问过聂
元梓:“为什么不贴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大字报?而贴第二号走资派的大字报?”聂元
梓回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态度较好,邓小平的态度
不好。我们写大字报轰他一下。”

1966年12月26日,清华等高校率先到北京市内及天安门广场大游行,主要口号是
“打倒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万岁!”等。

1967年《红旗》元旦社论,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我认真看了这篇社论
,一直琢磨,“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新的一年,会斗的更历害吗


1967年元月2日,北大等高校继清华之后,于新年之初,也到市内及天安门广场大游
行,高呼口号“打倒走资派刘少奇!”等。以上两次大游行是北京市群众首次在公开游行
示威中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元月2日北大的大游行,我也参加了。

2、一次辩论大会

1月6日,在北大的大饭厅有一个辩论大会。辩论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了什么路线。
我们“红梅”7人坐在大饭厅比较靠前的中部位置。生物系学生樊立勤登台演讲,批判聂
元梓、校文革执行了资反路线。扬子浪、索世晖先后登台与樊辩论。最后有个“红旗兵团
”中文系高年级的同学与樊辩论,他指出樊运用的是诡辩术,是彭真《二月提纲》里那一
套“错误言论人人有份”,要通过批判聂元梓来扭转斗争大方向,干扰批判刘邓资反路线
。他批的樊立勤竟无言以对。马西沙在台下高喊:“樊立勤,你滚下来吧!”我们马上呼
应,很多人也即时响应,樊立勤只好离开了。

过了13天,樊立勤贴出一张大字报《康生是什么人?》,批判康生搞“封、资、修”,
揭发康生参观潘天寿(著名画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浙江美院院长)画展,并题
字“画坛师首、艺苑班头”。文革时潘天寿被打成“反动权威”、“反动画家”。樊是如
此揭批康生的。陈一谘在其《回忆录》中对同一派的樊立勤的此份大字报的评论是:“他
贴康生的大字报,是认为康生左的还不够。”陈一谘说“我对他许多过于极端的痞子想法
和厚黑作法并不苟同。”(注1)樊立勤炮打康生的目的,是因当时北京高校、中央党校
有股反康生的风潮,他是想赌一把,如果康生倒了,正如他曾对同伴讲的“康生是聂元梓
后台”,(樊的根据是聂元梓曾按照康生指示把经济系教师杨勋押送去公安部,当时周恩
来也做了相同指示),这样聂元梓就得垮台,证明他樊立勤一贯正确,是英雄,而支持聂
元梓、校文革的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也会跟着聂垮台、解散。正如樊立勤在后来5月
17日成立“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时的《宣言》所言,他与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师生
的矛盾是路线斗争,声称“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观察
、对待校文革和“公社”。《宣言》并说新北大公社门“是大杂烩”、是校文革的“御用
工具”。矛头指向了几千名师生。《宣言》说“校交革在校内外顽固地执行了一条不折不
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要与聂元梓的资反路线斗争到底。所谓资反路线即严重的右
倾路线。聂元梓反陆平、反工作组、到上海串联反上海市委、一月风暴参加夺权,这明明
都是左,樊立勤把聂的左当成右来批,他岂不是更左?1967年的北大,左倾狂潮一浪
高过一浪。这就是当时的大环境。聂元梓在文革中的最大错误,是从1966年5月至1
967年1月,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陆平,反彭真,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坚决
批判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犯了左倾的政治思想之错而不是右倾。

3、军训

1月8日,解放军军训团进驻北大。军训团由63军和军委装甲兵组成。此前的1966
年12月,中央便发出公告,要各地大、中学校学生停止串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
北大90%学生返校。历史系当时也来了几个解放军。我们当时议论“不让到外地串联了
,要复课了,毛主席这是要收尾,结束文革了吧?”可是实际上,军训团进校后,既没正
规军训,也没复课。只是操练了几天集合、队形、排队走步等,解放军不介入北大运动,
运动照常进行,文革没有一点结束的意思。

4、1月夺权风暴

1月1日,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权。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
(据查,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调查员”身份到上海策划夺市委的权。)

1月6日,上海全市造反派召开大会,批斗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
文伯,大会宣布不承认上海市委领导,并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1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成立“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了上海市委的领
导权。

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宣告
夺了上海市委走资派的权力。《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问题,
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从1月9日开始,由上海发端的自下而上的夺权风暴,迅速波及
全国,此即1月夺权风暴。

1月10日,北大“红旗兵团”写作组“横扫千军”开会,扬子浪提出应学习上海造反派
,去《北京日报》夺权,我马上赞同,于是决定“红梅”与扬子浪一起去《北京日报》。

1月11日,到了“北京日报社”,我们首先和报社的造反派“星火”战斗队取得联系。
扬子浪为“新北大红旗兵团”起草了《致北京日报革命造反派的公开信》,抄成大字报贴
出。本想争取此文见报,但没做到。“北师大井冈山”最先到达报社,我去找他们头头联
络,商量如何联合行动。感觉很别扭,他们不大愿意与北大商量事,有排斥他人的倾向。
过了一、二天,“北航红旗”也来人了,他们很快与北师大的人产生矛盾。我们与“北航
红旗”较一致。

在报社呆了六、七天,下一步干什么?怎样夺权?什么程序?什么原则?茫然无头绪,于
是我们就撤回了北大。回北大后,李醒尘分别找了我和扬子浪,动员“红梅”、“横扫千
军”去上海。李醒尘当时负责校文革驻上海联络站。李醒尘还曾带着我去聂元梓家,商量
如何开展上海联络站的工作。我们大家决定去上海闯闯,投身到一月风暴的中心去。

1月中旬,我和扬子浪、马西沙、徐森、张文虎、王渊涛、俞政、黄虹坚、陈双基九人,
应上海工交系统一个造反组织的邀请赴沪。我们九个人憋在运货的火车车厢“闷罐子”里
,咣当、咣当了一夜加半个白天,第二天中午抵达了大上海。到上海后和北大驻沪联络站
李醒尘老师取得了联系,接受他的领导。我负责与工总司的联络,黄虹坚去参加《文汇报
》的运动,其他人介入了上海工交系统的运动。我们在上海做了以下几件具体事:为一批
农民工(临时工)维权,向有关单位争取他们的补贴;把几个搞打、砸、抢的上海中学生
扭送公安局;动员在上海串联的北大学生回北大,参加军训,复课闹革命。

2月5日,我们在上海人民广场,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宣布:张春桥
为公社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为副主任。过了几天,李醒尘在北大驻沪联络站召
开会议,传达张春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张说,毛主席考虑,如果各省市夺取
后都像上海一样成立“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了,国号
、国体就得改变了,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会受很大影响,各国要重新承认你,苏联是不
会承认的。这是个大问题。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2月24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改
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5、造反派在夺权中分裂

2月8日左右,我听说北大已开始军训,而上海的一月夺权已完成,觉得呆下去没多大意
思。于是和大家商量,决定我一个人先回北大了解情况,再决定大家的去向。

2月中上旬我一回到北大,就了解到在北京一月夺权过程中,北京市在造反派内部,发生
了尖锐矛盾,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在《红旗》杂志林杰支持下,小圈子抱团抢权,
排斥、反对新北大和其他高校。

第一件事是高教部夺权。1月18日,周恩来、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工矿企业造
反派代表,高校红卫兵代表列席会议。周恩来讲“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
”“北京市的一些综合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夺权当中要
下大力量”(引自北大《动态报》)1月19日)。李清昆告诉我,1月18日周总理布
置新北大去夺权的会议,他参加了,确有其事。而后北大校文革成立了“校文革夺权指挥
部”。随后,聂元梓在周总理指示下,带领“红旗兵团”等北大学生组织去教育部夺权。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总理当时有个指示,“夺权要在本系统夺”,还说“别的学
校都到高教部去了,你们北大的学生也应该去啊。”(注2)北大学生到高教部夺权时,
遇到谭厚兰带领的北师大“井冈山”等高校造反派。北大与北师大对支持高教部那一派夺
权发生了分歧。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
的“红卫兵联队”吴传启和《红旗》杂志林杰的支持下,支持教育部“北京延安公社”的
卢正义夺权。新北大反对卢正义夺权,因为新北大经调查发现卢正义在历史上曾经叛变自
首,并出卖过同志。当时新北大等高校到达高教部后首先夺了权。而后,谭厚兰、卢正义
带领几百人反夺权,打了北大学生,发生了冲突。这时关锋、王力打电话给聂元梓、孙蓬
一,严厉批评了新北大,明显地拉偏架,选边站。于是聂元梓带领北大学生撤出了教育部
的夺权活动。清华“井冈山”到高教部的代表胡宗华请示了蒯大富后,发表了“中立宣言
”,也撤出了教育部夺权。

在高教部夺权事件中,新北大的部分人发现:《红旗》的林杰、学部的吴传启、北师大的
谭厚兰、高教部的卢正义这一圈人勾的很紧,上面有王力、关锋支持,排他性很强,很不
正派。在尔后的北京造反派内部的一次又一次冲突中,上面所说的那个小圈子抢权的现象
一再出现,从而引起人们深思。高教部的夺权风波,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北京天派、地派两
派分裂的开端。开始时只是新北大与学部、北师大“井冈山”的冲突。

关于周恩来当时是否曾指示聂元梓、新北大去高教部夺权一事。有人质疑。当年聂元梓是
指示哲学系年轻教师赵建文、李士昆二人带队去的高教部。2016年4月29日,李士
昆在北京向笔者回忆、讲述了当年的情况。他说:“1967年1月,聂元梓找我和赵建
文,传达周总理指示:现在文革发展到夺权阶段,北大、清华要起带头作用,按系统夺权
,去高教部夺权。聂元梓要我和赵建文带队去高教部。”李士昆是此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他的记忆当然很重要。(新北大师生去高教部夺权,不能因为有周恩来的指示,其性质就
变成是正确的。其性质仍然是响应、执行了毛泽东进行夺权斗争的极左错误。从此事件可
以看出,无论周恩来在文革中内心是怎么想的,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在政治路线方面,他
始终是选择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第二件事是1月15日中央统战部机密档案室被抢事件。学部民族研究所的洪涛和统战部
的刘郢把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建国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抢劫一空。民族学院郑仲兵为首的“
抗大公社”及统战部的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周总理听取此事的汇报后,指出
此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指示要“追回档案”。令人意外的是
,公安部第二天把洪涛、刘郢放了,谢富治以“公安部负责人”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讲话,
说“革命左派接管档案”是“革命行动”。此“1·15”事件后,统战部和民族委员会
系统分成二派,一派是民委洪涛的“红色联络站”和民院的“东方红”,他们得到学部吴
传启的支持。另一派主要是民院“抗大公社”的郑仲兵。郑仲兵到北大找聂元梓串联,交
流对北京形势的看法,得到聂元梓坚决支持。此后民院“抗大公社”与“新北大公社”成
为坚定战友,他们对谢富治都存在不满。

第三件事是1月份两派在中宣部的争执。在陶铸被打倒后,北京市各高校及中直机关各造
反组织在中宣部联合批陶,组织了“批陶联络站”。在讨论教育部卢正义所属的“延安公
社”能否加入时,发生了分歧,林杰、吴传启、谭厚兰支持卢正义、“延安公社”加入,
新北大坚决反对。林杰与新北大“红旗兵团”的代表聂向前(西语系学生)拍桌子大吵。
聂向前对林杰说“凭你林杰的权威也不能把卢正义拉进来!”以前屡次显现的那个面貌极
左的联盟,再次出来表演,特别之处是第一线后台林杰此次站到了前台。他们那个小圈子
联盟,结党营私,到处伸手夺权,排斥异己,并且开始了对持不同意见的聂元梓、新北大
、民院“抗大公社”、郑仲兵等,极力进行打击。

当时从许多“耳语”得知,谭厚兰从北师大毕业后分配到《红旗》工作,与林杰同事,后
来谭又回到北师大工作。关锋与林杰也曾是《红旗》同事。关锋与吴传启曾同时在学部哲
学所工作过。谭厚兰的后台应是林杰。我当时已怀疑林杰的后台是关锋,但不敢说。认为
他们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一股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力量。聂元梓、孙蓬一则看的更深入,后
来才知道,他们当时已认定王力、关锋是文化大革命的隐患,搞的是一条极左路线。

聂元梓组织了一个直接隶属于她的“除隐患战斗队”,队长是哲学系年轻教师赵建文,任
务是在极左派里挖叛徒、反革命,整理材料,向中央汇报,此即“除隐患”。“除隐患”
战斗队在1967年上半年曾先后调查、整理过45份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和周总理,绝大
部分材料是关于卢正义、潘梓年、吴传启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人。2015年4月29日我
在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向赵建文询问了“除隐患”战斗队文革时期反王、关、戚的情况
。他说,开始时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没有王、关、戚。67年1月在高教部夺权时发
现了卢正义的问题,他是叛徒,写过自首书,而且确实出卖过同志。但奇怪的是,吴传启
、林杰、关锋、王力不遗余力地支持卢正义夺权。因此开始调查吴传启一伙人的问题。6
7年春天筹建北京市革委会,戚本禹把许多学部吴传启那一派的人塞进市革委会里,如周
景芳(后成为市革委办公室主任)、林杰的妻子王乃英、关锋的妻子周英等。吴传启担任
了《北京日报》顾问。他们那伙人一方面指使地派要打倒几个副总理,另一方面拚命抓权
,想要控制北京市革委会。于是“除隐患”抓紧了对吴传启等人的调查。当时,学部吴传
启的对立面把吴传启“学部红卫兵联队”的一个头头王恩宇给抓起来了。“除隐患”的赵
建文等人联系了学部吴传启的对立面之后,去学部提审了王恩宇。王恩宇交待了大量戚本
禹的材料,同时表示戚本禹上面有人支持,暗示是康生。此次调查使赵建文、聂元梓确定
了戚本禹与王力、关锋是一伙的,但由于涉及到康生,风险太大,就不敢往下查了。不久
,聂元梓让“除隐患”战斗队解散。(见聂元梓《回忆录》242页第十二章第八节)

有鉴于北京在一月夺权中发生的三件事,我想在上海的战友们应赶紧回北大。于是在2月
下旬使用校文革带扩音器的电话热线与驻上海联络站通电话。当时校文革常委侯汉青给我
接通了开放式电话,并站在我旁边,我对在上海的“红梅”的六人和扬子浪、黄虹坚说,
“赶紧回北大,有新情况。”问我“什么新情况?”我说“有人反对新北大,林杰有问题
。”回复“好,尽快回北大。”俞政回来后对我说,“你说林杰有问题,吓了我一跳,赶
紧回北京吧,看看怎么回事。”

6、历史系的一场小风波

我2月中旬回到北大,历史系出去串联的绝大部分同学己返校,开始军训。当时军训团正
协助校文革酝酿合并校内的几个红卫兵组织,建立统一的红卫兵组织“新北大公社”。这
时在历史系38楼的楼道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不能允许王复兴加入红卫兵组织“
新北大公社”,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贴这张大字报的是一年级考古班的肖涧云。他是反
校文革“主义兵”的,贫下中农出身。我心想,他可能因为站错队,校文革又不搞血统论
,怕自己进不了“新北大公社”,因此通过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用“出身好”、“自来
红”来争取加入“公社”。

四年级考古班“红旗兵团”“红色清道夫”战斗队的彭浩看不下去,打抱不平,也贴了张
大字报反驳肖涧云,说王复兴是“红旗兵团”“红梅”战斗队的,在运动中表现优秀,最
有资格加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我一回到38楼就听说了此事,看到了彭浩为我打抱
不平的大字报,想起肖涧云曾在66年8月随张某闯进我的宿舍,勒令我不许出去串联。
心想,这是个小谭立夫,是跟在高干子弟屁股后面跑的“小吹辈儿”。凭着出身想压我,
没门,得反击一下。这时历史系“红梅”的4人已回北大。我和徐森商量,要反击一下“
主义兵”的挑衅,批一下他们一年级的头头张某,徐森赞同。于是在楼道里贴了一张针对
张某的大字报。我当时这么做,有一种报复心理。(张文虎当时不同意针对同学贴大字报
,几十年后告诉我,他私下去找张某道了歉。)我和肖涧云不在一个班,平时无任何来往
,也没说过话,从无过节。但他后来又多次向我发难,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估计是受血统
论影响,有着以“出身”来为自身争取利益及社会地位的强烈冲动,于是老拿我当“靶子
”,以损人来利己。

1968年秋工宣队进校后,有一天在阶梯教室开全系大会,快散会时,肖涧云突然站起
来说,“大家注意,我揭发一件事,王复兴是从美国回来的。”过了几天,在一年级全体
学生开会时,肖涧云又指着我,说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似乎这是我极大的历史污点。我马
上对他高声喝斥“你少和我来谭立夫那套!”他跳起来指责我,但我不再搭理他,说他一
句足够了。1970年毕业前,肖因桃色新闻把自己搞的挺没面子。他追求一个同班女生
(高干子女、校田径队员),人家女生不愿意,他一天到晚缠着人家,强求相好。他的“
出身优势”没起作用。后来二年级男同学几次出面警告他,让他不许骚扰那名女生,他才
不得不罢手,在全系闹的挺热闹。

王渊涛几十年后问我,为什么当年对从美国回来的这件事不解释一下(意思是那是一段爱
国的家史)。我有什么好解释的,能解释这件事,却解释不了父亲57年的事,虽然父亲
在62年已被摘了帽,但那时管父亲这种人叫“摘帽右派”,颜色还是黑的,反正摘不掉
“黑五类”家庭的帽子,何必越描越黑呢。管他别人怎么说,走自己的路就是了。

1967年2月15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组织正式成立。“红旗兵团”、“东风兵
团”、“北京公社”、“红教工兵团”等几个组织合并,以“红旗兵团”为主体,几个组
织的全体成员成为“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的当然成员。我摘掉了“新北大红旗兵团”的袖
章,换上了“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的袖章。“公社”总部成员有孙月才、卢平、刘冲、李
长啸、夏剑豸。

1967年2月22日,首都红代会成立,全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新北大
公社加入。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形式上统一。核心组成员有5人,组长聂元梓,副组
长:蒯大富、韩爰晶、王大宾、谭厚兰。8月时,聂元梓派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马云龙
做她和“新北大公社”的代表,常驻首都红代会。

7、对文革的困惑

1967年2月18日,军训团撤走,“复课闹革命”泡汤,文革结束无望。大约在2月
底的一天,徐森和我吃完晚饭后,在校园漫步闲谈,他突然对我说,“现在到处‘兵荒马
乱’,国家成什么样子了!现在人们是敢怒不敢言。”听他这么讲,我一惊,赶紧说‘“
你可千万别到处乱说,千万!”心想,他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传出去可不得了,一
准打个“现行”(现行反革命),没个跑。同样的话,他对张文虎、俞政、王渊涛也说了
。他可能是太憋闷,不吐不快。但他也就敢对几个哥们儿、死党讲讲,知道不会出卖他。
当时面对一月风暴后的乱局,我们几人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不理解,但谁也不会讲出来,
而是要求自己努力去理解,不理解也得紧跟。

大约也是2月底,听说聂元梓要解散校文革,她本人则要辞掉校文革主任一职。这事还真
有。过了二天,聂元梓召开了校文革常委及公社总部、各系战斗团团长联席会议,提出,
文革发展到现阶段,她本人及校文革已无水平、无能力领导北大的运动,提议解散校文革
,她本人辞职。结果遭到一致强烈反对,否决了她的提议。(看来,聂元梓经过一月夺权
后,对文革开始不理解,有了看法。但她欲罢不能,于是开始抵制,这和她后来反王、关
、戚是一脉相承的。)

聂元梓本人在《口述自传》中说,“到了夺权阶段”“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怀疑以
后,我就产生了退下来的想法。”她关于解散校文革和辞职的提议被否决后,一直没死心
。1967年6月5日陈伯达针对北大的讲话,引起北大分裂,再次大乱之后,聂元梓于
7月,在校文革常委会范围内,提出要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报告要解散校文革、并辞去主
任职。但遭到常委们反对而作罢。8月,全国形势大乱,各地发生反军浪潮,运动严重失
控。聂元梓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接见会上,周恩来、江青在场,聂提出:“解散北大文化革
命委员会”“辞去校文革主任一职”结果马上召到江青的否决和训斥。聂元梓只好取消退
下来的计划。(注3)

聂元梓多次想要解散北大校文革并辞职,她是怎么想的?她在给北京中院的“上述状”中
披露了她的“活思想”,她写道“我对文化大革命这么搞法不理解,这局面怎么收拾?”
“原来以为军训后,解放干部,学生复课,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结束了。可这样子越来越糟
了。我干不了。”(注4)但她的提议,群众不同意,中央不接受,她是“欲罢不能”、
“骑虎难下”。于是她自然地对运动采取了抵制的立场和态度。

8、郭罗基的大字报

一月夺权风暴之后,中央文革、《人民日报》频频号召掌了权的群众组织头头,要开展整
风,夺头脑中“私”字的权,清除各种不良之风。1967年1月16日,江青在一次会
议上批评聂元梓说“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3月3日,郭罗基(哲学系教师、国际饭店会议挨整的老‘“左派”、原“红旗兵团”骨
干)在大饭厅外墙贴出大字报《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立即引起轰动,
围观者众。郭的大字报批评聂骄傲自满、文过饰非、官僚作风。批评校文革没有充分依靠
从学生中涌现的闯将。批评聂涂改录音带。要求聂元梓带头整风。看得出郭的大字报出自
善意。随后出现许多支持郭罗基的大字报。3月5日,扬子浪贴出支持郭的大字报。但也
有些“新北大公社”的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反对郭罗基,说他是“针对新生的红色政权”,
是“逆流”。聂元梓没有制止这种压制批评的现象。群众的争论逐渐激烈。这张大字报及
尔后校文革展开的整风,引起了各种思想的交锋,为6月北大的重新分裂埋下了又一条伏
线。
3月6日左右,化学系“新北大公社”“0363”战斗队(队长陈醒迈)贴出海报,倡
议校文革开门整风,并在大饭厅多次召开大型串联会,设讲坛,批评校文革,给聂、孙提
意见。

3月8日,校文革应群众要求,开门整风,孙蓬一讲话,他自我批评少,为校文革辩解多
。令我很不满意。

3月9日中午,扬子浪再次贴出整风大字报《反老孙论献给“反杜林论”的拙劣宣传者孙
蓬一》,大字报对孙蓬一对待整风的态度,做了尖锐批评,劝告他“退一步,进二步”。
从中午到夜晚,观看此大字报的人群络绎不绝。我挺欣赏这份大字报。但“红梅”采取了
沉默的态度。因为觉得局势复杂,同样是整风,但有“柝台”和“补台”两种立场。需警
惕校内外反新北大的极左势力借机起事。

3月10日前,校文革第二次开门整风,聂、孙做了第二次自我批评,大部分人对他们的
检查不满意,出现很多批评他们的大字报。

3月10日,校文革常委徐运朴、侯汉青贴出大字报,对聂、孙提出批评,批评他们整风
不够虚心,缺乏诚意。化学系0363战斗队、陈醒迈,不断召开整风鸣放串联大会,批
评校文革和聂、孙,不让过关,我感觉有点揪住不放的意思。而0363的串联大会每次
开完后,新北大公社中都有一批被我们称之为“死保派”的战斗队(如历史系“桔子洲”
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压制提意见,批评“0363“等提意见者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
”、“打击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反校文革逆流”。对0363及其支持者压服的
结果,是越压越不服,他们对聂、孙的批评,调门越升越高。我们“红梅”有被夹在中间
的感觉,对两个极端的态度都不满意,一方面不赞成0363不断上纲上线;另一方面不
赞成“桔子洲”们压制批评,堵塞言路,认为这是为校文革帮倒忙。感到双方都把人民内
部问题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方向扯,头脑太热,不理性。

3月下旬,中文系马西沙为“红梅”起草了一张大字报《夺取政权,保卫政权,巩固政权
,发展政权》,论述了反党委、反工作组的夺权过程;论述了击溃“井”、“红”从极左
方面攻击校文革、巩固红色政权的意义;而后重点论述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夺权掌权之
后,应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需要通过整风来“完善”和“发展”政权;批评了左
、右两种错误倾向,强调对校文革要补台。大字报贴在大饭厅前大字报苇席栏上,大字报
很长,从北至南贴了很长一排。从早至晚,观看者众。公社总部刘冲见到我,说“红梅这
张大字报写的好,现在缺少正面的批评、引导。”

北大3月的整风波浪,使“新北大公社”出现了一些裂缝,到了6月5日,中央文革组长
陈伯达来到北大,看准了裂缝,蓄意投下一颗巨石,要把他所说的北大“一潭死水”,掀
起“大风大浪”。从而造成北大的大分裂。整风中的反对派郭罗基、徐运朴、侯汉青、0
363战斗队、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等都分裂了出去,成为反校文革派,并与1966年底
被击垮、1967年5、6月死灰复燃的部分“井”、“红”骨干和个别人如牛辉林,逐
渐在组织上合并。但整风派与原“井、红”始终存在着思想分歧。而支持校文革的一派,
也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压制给校文革提意见的死保派“联战”;一派是“66串联会”
,“66”支持校文革,反对分裂,坚持批判校内外的极左思潮,支持聂、孙对吴传启的
斗争,但同时继续严肃批评聂、孙的错误,坚持校文革必须继续整风。“66”是“。公
社”中的整风派。

9、孙蓬一4·12演讲

1967年4月12日晚,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在北大大饭厅召集全校师生,发表
了一个在北大及全北京市影响极大的演说。这个演说代表了新北大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
”,也代表了后来人们所说的北京天派中的新北大派,向后来所说的地派中最左的“学部
联队”吴传启及其后台这一派宣战,不点名地向极左派的代表人物王、关、戚宣战,同时
尖锐地批评了地院东方红。这个演讲引发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引发了新北大“炮打谢
富治”;二是导致了陈伯达于6月5日下重手“修理”新北大和聂元梓。

孙蓬一“4·12”演讲的直接导火索是“4·8民族宫事件”及紧接其后的“4·11
”地院“东方红”等六校冲击北大校园事件。下面从“4·8”到“4·11”,再到“
4·12”,按顺序做个回顾。

关于“4·8”民族宫事件:4月初时,民族宫有个民族工作展览,造反派要对展览的修
正主义民族路线进行批判。当时民委系统两派争夺对展览会的批判权。一派是民研所洪涛
、刘郢的“东方红”。学部吴传启、地院“东方红”支持这一派。另一派是民研所“二。
七兵团”及民院郑仲兵的“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等19个单位支持这一派。地院
“东方红”这一派排斥新北大这一派,要求“二·七兵团”和民院“抗大公社”退出批判
展览会的联络委员会。新北大坚决反对。7、8号时,“新北大公社”的学生进入了展览
大楼,占据了部分房间和材料。“红梅”的徐森及我们班女生杨桂香在其中。8号,地院
“东方红”公开讲要把北大等单位的人从民委大楼赶走。“新北大公社”总部卢平,紧急
带领“公社”数力系学生50人赶至民族宫进驻,好友扬子浪也在其中。

4月8日下午5:00,地院“东方红”等地派院校学生包围了民族宫,9日凌晨二点,
地院“东方红”等发动夜袭,200多人冲进大楼,把北大同学住的房间玻璃打碎,进入
房间抢材料,把北大学生推出屋外,一间房一间房清户,逐个人推出大楼。他们对北大学
生喊道:。“你们是保守组织,无权批判展览会。”扬子浪在其公开发表的《文革日记》
中记述了“4·8事件”,写道“地院‘东方红’等校红卫兵”“他们砸玻璃门窗,大打
出手,无所不用其极”,“终于在凌晨3时左右占领了全部房间,抢走了全部材料。”“
今晨6时回校”“挨了打,受气,丢了材料。”“洪涛、吴传启、卢正义、徐非光他妈的
处处与北大为敌,绝无好下场。”(注5)扬子浪这天日记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新北大
公社的人是被动挨打被赶走,憋了一肚子气,斯文如扬子浪者,也忍不住在日记中来了句
“国骂”。温度骤然升高了。二是扬子浪明确意识到真正的对立面不是“大打出手”的地
院“东方红”,而是站在他们后面的吴传启(学部)、洪涛(学部民研所)、卢正义(高
教部)等,是这股势力。吴传启的背后是谁?扬子浪可能为着安全,没有写出来。但我们
当时一起议论的是,地院后面是林杰,林杰后面有后台,可能是关锋?(对关锋我们只敢
怀疑)。地院“东方红”是被人当枪使,但因有所仗持,因而胆子大,行动野。

紧接着发生了“4·11冲击北大事件”:4月11日下午三点左右,地院“东方红”等
六所大学的宣传车,闯入北大校园。除地院外,还有邮电学院、农机学院、工大、农大、
民院的群众组织。他们继“4·8民族宫事件”后,不肯罢手,继续挑事,主动攻击新北
大。他们六辆宣传车开入北大,车上大喇叭广播:“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
元梓必须从红代会滚出去!”、“新北大公社是新保守派!”、“揪出聂元梓的后台!”
等。大喇叭的吵声把北大学生都引到楼外校园的马路旁。北大学生把六辆车团团围住。

我当时在场,心里直冒火,他妈的,敢到北大来撒野!于是一跃一攀,我带头首先登上了
地院那辆车。二话不说,把连着大喇叭的电线扯了下来,宣传车顿时变哑吧了,北大学生
欢呼雷动。有样学样,有些同学登上了其他车,纷纷拨掉电线,六辆车都哑吧了。北大无
人动手打人。这时校广播台广播:“北大同学注意,不要动手打外地学生。欢迎外校学生
给北大校文革提意见。外校同学这样来北大闹事是不对的。请外校学生离开北大。北大同
学把校门打开,让他们出去!”晚6时左右,胡宗式(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负责校外
活动)带着许多人把六辆车推出了校门。地院等校的宣传车离开了,但北大师生激愤难平
。接着便发生了孙篷一的演讲。

关于“4·12孙蓬一演讲”,孙蓬一演讲的直接导火线,就是“4·8”和“4·11
”两个接连发生的事件。4月12日晚8:30左右,孙蓬一(校文革副主任)在大饭厅
招集全校师生大会。大饭厅被挤的水泄不通,人头涌动,红旗招展。孙蓬一登台演讲,慷
慨激扬,话语流畅,铿锵有力,不时被几千人的欢呼打断,持续约一个半小时。

下面摘录孙蓬一“4·12演讲”的关键话语:“昨天、今天,我们新北大上上下下,一
切革命同志,万众一心,斗志昂扬的气慨就可以给企图搞垮新北大的那些人一记响亮耳光
!”“我们绝不想干涉兄弟单位内部的事情,但是你们既然打到我们家门上来了,一些问
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据我们所知,现正充当一个很不光
彩的角色,充当一个反我们新北大公社红色革命政权的打手的急先锋们就是朱成昭的势力
、朱成昭的残余的力量。”“他们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为了独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他们就不惜破坏大联合。”“目前的这场斗争,既然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无产阶级江山握
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因此什么‘委曲求全’呀,什么‘忍辱负重’呀,让其统统见鬼去
吧!”“我们只能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
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这一目的,便不择手段,”“采取拉一伙,打一伙
,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他们说
“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
。”“真正的‘摘桃派’”“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
,中央统战部的‘红色联络站’。”他们里面查明了叛徒,起码有五个。”“例如卢正义
。”(孙的“4·12”演讲,全文刊登在4月13日《新北大》校刊,。这个讲话点了
吴传启的名,并指出有人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句话的矛头就是指向了
王关戚。这个讲话对了解北大1967年的历史及当时北京的两派斗争十分重要。故以上
做了较多的摘录。)

对于当年孙蓬一敢于冒着巨大风险,带领我们“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以大无畏的斗争
精神,坚决反吴传启,反王关戚,反极左思潮,保周,我始终由衷地敬佩,并认为历史应
对孙蓬一的英雄行为给予正确的评价。但对他的缺点、错误,我也同样认为不能回避。

4月13日,谢富治在人大会堂接见红代会代表,解决“4·11”北大与地院的冲突。
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胡宗式参加了会议。在接见会上,谢富治表面公允,不让北大和
地院讲话,却让随地院到北大闹事的其他五个院校发言,结果北大成了挨批对象,被诬指
“挑起武斗”。这明显不公平且颠倒了是非。谢富治甚至单独对聂元梓讲“武斗是北大挑
起来的。”消息传出来,北大师生议论纷纷,明明是地院等六校跑到北大校园闹事,并不
是北大去了地院啊。怎么把责任推到北大头上?再说,北大也没人动手打人呀。那有这么
不顾是非,拉偏架,选边站,偏帮地院的呀。这不是拉一派打一派嘛!13号晚北大学生
聚集在大饭厅,孙蓬一发表了即席讲话,说谢富治处理不公正。许多北大学生对谢不满,
许多人自动跑到市内贴大标语“炮轰谢富治!”等。还有一批人去公安部要和谢富治“讲
理”。聂元梓听说后,赶紧派人去盖掉前面人贴的谢富治的标语(难免有漏掉的),同时
派人去公安部把找谢富治“讲理”的学生拦住,劝回学校。这就是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第
一次炮打谢富治的情景。当时“红梅”没动,觉得当时公开炮打谢富治太不策略,北京市
革委会马上要成立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己任命谢为市革委会主任。4月13日下午,聂
元梓、孙蓬一在小范围议论,“看来谢富治和王、关、戚是一伙的。”(注6)

过了几天我回家,在北京景山学校当英语老师的王瑞和几个弟妹告诉我,前门城楼上有大
标语“新北大岿然不动”,大街上还有新北大贴的“谢富治算老几?”、“打倒谢富治!
”、“炮轰谢富治!”,问我怎么回事?可见“4·12”、“4·13”事件动静之大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宣告成立。主任:谢富治,四个副主任:吴德、郑
维山、傅崇碧、聂元梓。

10、反极左,反吴传启

5月时,“红梅”在“新北大公社”中经常和几个战斗队及好友进行交流,有“横扫千军
”(跨系)、“东方红”(中文系)、“0763”(中文系)、“红色清道夫”(历史
系)等,另外有些个人如任瑚琏(中文系)、孟关霖(物理系)、李长啸(经济系)等。
当时大家有了明确的斗争目标,认为主要危险是极左路线及极左思潮。极左思潮的代表人
物,第一线人物是“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吴传启,第二线人物是林杰,第三线人物是林杰
的头台(怀疑关锋)。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的思想偏左,被极左派当枪使
了。我们斗争纲领就是反极左,斗争策略就是先打吴传启。吴传启是他们的一个敏感枢纽
,也是他们的弱点。一打吴传启,那个极左阵营的上下前后都震动,都有反应。

从3月开始,北京市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一些高等院校如农大、农机、人大、北外、
石油学院等学校的一些组织(后来被称为地派),提出了打倒几个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
、李富春、陈毅、余秋里的口号,出现了揪斗几个副总理的风潮。与之对立,另外一些高
校组织(后来被称为天派)则只“炮轰”,不“打倒”。“新北大公社”支持“炮轰”派
,反对“打倒”。我们几个战斗队当时认为,要打倒几个副总理的风潮,是“打倒一切”
的极左思潮,其要害是要打倒周总理。如果把周恩来的所有助手都打倒了,周恩来怎能独
善其身?而总理如果倒了,国将不国,陷入深渊。因此必须保周,这是我们的又一个纲领
。当时从地派流传出一个理论,说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争,所谓
旧政府就是几位副总理,总后台是周恩来,代表了旧的国家机器,应该砸烂,由新文革取
而代之。我们认为这是典型的极左思潮,对文革、对国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必须与之划
清界线并坚决斗争。

6月1日,“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用大字报公布了第一批吴传启的资料,把北
京反吴传启的斗争引向深入。

“除隐患”战斗队的队长是哲学系年轻教师赵建文。这个战斗队直属聂元梓领导,任务是
调查北京的那些形左实右的代表人物,调查他们怎样破坏文革,调查他们的历史,挖叛徒
。他们是秘密部队,是一支精干的调查队伍,向中央文革和周恩来递交调查报告。那时我
和索世晖经常与赵建文见面聊天,赵的嘴挺严,什么也不透露。后来得知,在5月时,聂
元梓、孙蓬一、赵建文已认定“隐患”就是吴传启及其后台王、关、戚。他们已向中央递
交了潘梓年、吴传启、卢正义、洪涛等人的材料。向上递交的材料到吴传启为止,更大人
物的材料没敢整理、上呈。而我们“红梅”战斗队做为群众当时只认定了吴传启、林杰是
“隐患”,往上只怀疑到关锋为止,再往上就不敢想了。我曾于2016年5月2日拜访
赵建文,询问他在1967年9月1日王力、关锋倒后前,“除隐患”战斗队整理并向中
央上报的材料中,有没有吴传启以上极左派大人物的材料?他明确告诉我,没有上报过王
、关、戚的材料,但整理和上报了谢富治的材料,包括他在市革委会重用周景方那帮人,
结党营私的材料。

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北航“红旗”韩爱晶在2月至4月这段时间对“新北大公社”聂
元梓、民院“抗大公社”郑仲兵等反学部吴传启、洪涛,是持观望态度。到了5月,老蒯
、韩爱晶也加入到攻打吴传启的行动。其实后来人们所谓的“天派”、“地派”并不是阵
线很清楚的两派,地院“东方红”王大宾只是左了一些,被人当枪使了。真正对立的两派
,一派是“学部”、一派是“新北大”(当时普遍的口头叫法)。“学部”这派有吴传启
控制的学部“红卫兵联队”、洪涛控制的民研所“红色联络站”、卢正义控制的教育部“
延安公社”、谭厚兰控制的“北京师大井冈山”。他们听命于《红旗》的林杰。这个圈子
的行动相当一致,口号、行动都很左,有强烈的排他性。他们到处伸手抢权。一旦有什么
冲突,王、关、戚便以中央文革名义出面支持他们。新北大这派有:北大校文革聂元梓领
导的“新北大公社”、人民日报“井冈山”和王若水、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阮
铭、民族学院“抗大公社”和郑仲兵以及石油学院的“大庆公社”、中央音乐学院的“北
京公社”、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红鹰兵团”、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公社”等。这派的共
同特点是:反极左,反吴传启,反王、关、戚,对谢富治强烈不满,对“二月逆流”的几
个副总理“一批二保”,反对打倒。坚决保周(周恩来)。新北大成了反极左、反王、关
、戚的中心。新北大得到了军队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派”对立面)的支持,
聂元梓与高等军事学院的“红高联”有密切联系。新北大派在5月一发动反学部吴传启的
攻势(此时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参加了进来),极左派就全线震动,王、关
、戚便被逼到前台施压,施压无效,重量级人物终于出马,陈伯达在6月5日针对北大二
次讲话,挑动北大分裂,以阻止新北大反吴传启、反极左。这便是1967年上半年北京
两派斗争的全局概况。

11、陈伯达“6·5讲话”,“66串联会”出世

6月5日请晨天没亮时,陈伯达突然来到北大的大饭厅,对学生讲话,聂元梓听说后也赶
到。陈伯达对学生及聂元梓讲,“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
,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北大是一潭死水,不行啊。没有波浪有什么意思?”
“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注:陈伯达6月5日清晨有没有到北大讲过话?
对这一史实人们争论较大,我是根据聂元梓的《回忆录》及《口述自传》及本人的记忆,
确定此事为实。陈伯达6·5针对北大有两次讲话,一次在6·5清晨天没亮时在北大;
另一次是6·5深夜在人大会堂。6·5清晨在北大大饭厅的讲话,聂元梓口述录音带整
理的《口述自传》中,对陈伯达6·5清晨在北大大饭厅附近的讲话,有详细回忆的记录
。我在6月5日上午在校园己看到大字报《陈伯达讲话》,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即“北大
是一潭死水”。这句话陈伯达6·5晚在人大会堂没讲过。但这句话在6月5日、6日两
天就已在北大传开了。许多北大校友都记得在6·5日、6日已知此句话。那么陈是在什
么时间讲的呢?应该就是6月5日清晨在北大讲的。陈的这句话极具杀伤力。它意味着北
大必定分裂,必定大乱。当时对我震撼极大,记忆深刻。米鹤都编撰的聂元梓口述史《往
事与尖埃》中的《九十回眸》第272页也记载了完全一样的史实,证实我的记忆无误。


6月5日晚至6月6日凌晨,陈伯达针对北大做了第二次讲,他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
首都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说,“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
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陈再次不让新北大反吴传启,但话说得比以前重多了,
威胁聂再反吴要“垮台”。)并且对聂、孙挥舞大棒,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想夺无产阶级的权。”(注7)这是陈伯达针对北大的第二个“6·5”讲话。

当时中央文革威信极高,如日中天,权倾天下。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在6月5日针对
北大二次讲话,如此上纲上线,挥午大捧,如泰山压顶,是要把聂、孙、“新北大公社”
压垮,阻挡以新北大为首的北京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浪潮。对陈伯达“6·5”两
次讲话无需深入解读,其意很明白:第一,他挑动北大分裂;第二,他要北大大乱;第三
他煽动反聂元梓,上纲上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第四,他是要阻止新北大反吴传启的
攻势。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讲出如此重话,会产生什么效果?那是可想而知的。他
为什么施出如此重手?这里有个直接的背景,即5月27日的中央文革接见。(聂元梓《
回忆录》误记为5月28日。这次接见会的详情,我们学生都不知道,只听说了一些皮毛
,详情是四十年后才知道)

5月27日下午2:00,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把聂元梓叫到钓鱼台谈话。陈伯达说,
“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
“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
。”聂元梓回答“就是吴传启在搞两大派,到处伸手,制造分裂。”关锋插话“北京分两
大派,你要负责。”“你态度不好。”关锋又说,“你要揪出反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
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可能就爬不
起来了。”聂元梓始终没做一句检讨,也没表示同意合作。关锋、戚本禹没等聂讲完话,
便拂袖而去。聂元梓见状很不满,便起身退席,陈伯达追上来对聂讲,“不要生气呀,我
们要合作哦。”(注8)

2004年我拜访聂元梓,聂对我讲“江青、陈伯达他们,当年要我‘合作’,上他们的
‘船’,我不肯。于是就整我,整新北大。”聂的意思,应是主要指此次“5·27接见
”。此次接见表明,中央文革是个整体,很难把王、关、戚从中切割出来。这应是聂元梓
一直对“5·27接见”的详情保密的原因。实际上,反王关戚就是反中央文革,就是反
江青,这种认识,我是在文革结束多年之后才悟到。但是当年不但认识不到,根本不敢朝
这个方向去思考,而且认为要捍卫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

陈伯达6月5日清晨在北大的讲话,于6月5日上午就有人在校园贴出大字报《陈伯达讲
话》,北大一下炸了锅。6月5日晚陈在人大会堂的讲话,在6日也传遍校园。下面排个
时间表,看看从6月6日至6月9日这短短三天,在陈伯达6月5日的二次讲话后,北大
发生了什么: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6月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注:人称为“井”)成立,发表宣言。脱离新北大公
社,反对聂元梓、校文革。
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注:人们称为“团”)成立。造“新北大公社
”的反,造校文革、聂元梓反。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的靳凤毅是头头之一。
6月8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注:人们称为“0”)成立。反对聂元梓、校文革,骨
干是化学系0363战斗队,头头是陈醒迈,郭罗基参加。“0”派人数较多,约有近1
000人。

此前于5月17日成立的“新北大东方红公社”(人们称为“红”,仅有几个人,头头是
樊立勤)和5月22日成立的“红旗飘战斗队”(人们称为“飘”,有十几个人,头头是
牛辉林)这两个组织较早时在5月分别发表“宣言”,造校文革、聂元梓反。他们在5月
成立时没有多大反响,但6月5日后突然变得活跃,有了一些影响。“红旗飘”是五个反
对派组织中最左的一派。

陈伯达的讲话影响极大。那几天,我原来的一些观点一致的好友,有些也脱离了“公社”
,分裂了出去。如《横扫千军》的徐云辉、原来“红旗兵团”时的战友杨百瑞、历史系“
延安战斗队”的好友李炳煌等。

以上三天,从“新北大公社”分裂出去了三个反对派,加上5月时成立的“红”、“飘”
,人称“井、红、团、0、飘”。北大师生再次分裂,燕园大乱特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
“内战”,直至武斗。这就是陈伯达“6·5讲话的社会效果,反观其动机,昭然若揭。
效果验证了动机,动机导至了效果,动机、效果高度一致。

同在6月8日,“新北大联合战斗团”(人们称其为“联战”)成立,对校文革和聂、孙
采取死保态度,抵制对校文革整风,尤其推崇孙蓬一。头头是卢平,主力战斗队有历史系
“桔子洲”等。人数有1000多人。

6月9日“六六串联会”最后登台,发表《声明》,稳住了“新北大公社”动荡的局面。
“6·6”声明,反对分裂,坚持批左,支持聂元梓,但要求聂元梓、孙蓬一纠正错误,
继续整风。《北京大学纪事》说6月9日“6·6串联会”发表了“八点声明”,“声明
”是由16个战斗队联署。这一记载不准确并在《聂元梓回忆录》中被错误引用,以讹传
讹。6月9日“6·6”的声明是“九点”,不是“八点”;有20个战斗队联署,不是
16个。抬头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六·六”串联会声明》。有11个系(战斗
团)的20个战斗队签名,即:红六团“红色清道夫”、“红梅”;红七团“东方红一支
队”、“文二(四)一支队”、红十七团“扫雷一支队”;红一团“红军”、“扬子浪”
;红十一团“顶风船”、“舞东风”、“岿然不动”;红九团“大无畏”、“108纵队
”;红四团“第二刺刀见红”;红二团“横空出世”;红三团“起风雷”、“全无敌”、
“大无畏”;红十二团“红旗”;红十五团“挥斥方遒”;跨系的“横扫千军”。

这批著名战斗队极有影响力。“66”的声明贴出后,一下稳住了“新北大公社”不断分
化的趋势。“九点声明”的落款最后是:“联络地点38楼313、502”。313室
是“红梅”王复兴、王渊涛、俞政、徐森、张文虎5人的宿舍。502室是“红色清道夫
”刘庆柱、张绍清等人的宿舍。

6月14日,“六六串联会”举行成立誓师大会。在38楼前,红旗林立,歌声嘹亮,口
号不断。大会进行一半,下起大雨,游行开始,冒雨行进,行至图书馆前广场,进行宣誓
,气氛悲壮。参加大会和游行的有3000人左右。大会由我主持,黄虹坚领呼口号。口
号有:“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斗争到底!”、“干扰斗争大方向的
井岗山、东方红决无好下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聂元梓、孙蓬一必须纠正
错误,继续整风!”、“排徐左、右干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等等。据后来
粗略统计,“66”当时有6000人之众,在北大是人心所向,成为稳定北大混乱局面
的中流砥柱。

“六六串联会”诞生的过程是这样:陈伯达6月5日讲话后,由于中央文革在师生中威信
极高,“公社”内部人心慌慌。我和好友们都在想:要不要紧跟陈伯达讲话?要不要脱离
“公社”?我们应如何确定自己的立场?我出面召集了二十个战斗队的队长,从6月6日
起,连续开了三天串联会,上午、下午连轴转,讨论形势,交流观点,确定立场。第一次
串联会是6月6日晚上在大操场举行,大家围了一圈席地而坐,讨论形势。扬子浪建议“
退出公社”,但大多数人主张仍留在“公社”,但要继续给校文革整风。大家强调,校内
要反对分裂,反对内战。校外要继续反吴传,反极左。尔后扬子浪也赞成了大家的意见。
三天串联会会议由我主持,我记得参加串联会讨论的有:王渊涛、俞政、陈双基、索世晖
、扬子浪、黄诗云、陈振民、马云龙、程仁双、赵春福、史新国、任瑚琏、阎志胜、李长
啸、马西沙、沈永友、胡宗式、金崇顺、黄虹坚、张绍清、刘庆柱、彭浩、梁国安、孟关
霖等人。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66”的骨干。讨论了二天后,于7日晚由索世晖起草
了“九点声明”第一稿。8日开会讨论索世晖的草稿,反复讨论,逐句修改。最后由“红
色清道夫”的张绍清起草第二稿。6月9日早,开会通过张绍清的第二稿后,马上抄成大
字报并在大饭厅南墙贴出。自此,“六六串联会”在乱局中出世。(有的回忆北大文革的
文章,说“66”是聂元梓指使成立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赵建文后来告诉我,
6月6日后聂元梓曾找他嘀咕,很担心校文革垮掉。“66”出来后,她心中一块石头落
了地。历史系“红色清道夫”的刘庆柱(考古四年级学生)告诉我,系文革的吴维能和魏
杞文老师找他,说他们代表一批历史系教师“赞同‘66’,参加‘66’。”扬子浪在
6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66’串联会就是靠这一纸声明站住脚了。”他在6月1
4日的日记中写道:“‘66’登台后对立面明显地树立起来了。”“整个北大无头绪的
动乱,看来将在相对稳定的两派对立中进行了。”

有些人说,“六六串联会”的“九点声明”在北大文革史,以至于红卫兵运动史上,都是
一个重要文献。“北京大学纪事”只引用了一句话,是由二条拼成的一句:一条是“牢牢
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不共戴天
的仇敌”;另一条是“‘东方红’、‘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
”据查,“66”从6月9日至13日,先后贴出了三份影响很大的文件(大字报)。

下面分别引述并做简要评述。

在6月9日的第一个“九点声明”中,除了“北京大学纪事”引述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
向”那句及警告“‘东方红’、‘井冈山’”这句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内容,如:“坚持
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大方向,反对打内战。”“北大必须大乱的口号必须批判。”
这实际是在抵制陈伯达要搞乱北大的意图。(陈伯达在“6·5讲话”中说“北大是一潭
死水”,“你们学校越乱越好。”“6·6”的声明却针锋相对。)由于中央文革、陈伯
达当时拥有极高的威望。此外当时我们知道上海的学生造反派“红革会”因“炮打张春桥
”而迅速垮台,挨整。因此尽管我们对陈伯达的讲话不理解,但当时的形势决定我们只能
“暗抗”,而不能“明顶”。因此“声明”表态“陈伯达同志对北大的批评非常及时,好
极了!”“我们一定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大造聂元梓、孙蓬一同志错误的反!”对聂
、孙的造反严格限制在对聂、孙的“错误”上。但“6·6”对聂、孙错误的批判是真诚
的而非虚假的。我们坚持自三月整风以来对校文革的批评态度。“声明”指出要“彻底批
判聂元梓、孙蓬一的错误,并肃清其影响。”要“边整风,边战斗。”并提出“彻底改组
校文革”、“大力提拔革命小将”的述求。“声明”批评了“公社”内部死保孙蓬一错误
的“联战”个别成员,指出:“死保孙蓬一的错误只能断送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认为这
样会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里点出了“公社”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后来到了67年底、6
8年春,“66”核心成员与孙蓬一在大联合与停止武斗的问题上,发生日益尖锐的矛盾
与斗争,66年6月时已露出苗头,只是这种内部矛盾被与对立面的斗争所掩盖。“66
”当时的状态是两面作战,对内对外,里外开弓,反对极左。

当时在公社内部,“66”派批评“联战”派“死保”,是指“联战”不应“死保”聂、
孙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压制3月整风以来群众对他们的批评。错误地批判提意见的师生
是“逆流”,是“砍5·25红旗”。“66”认为“联战”这种态度是为校文革帮倒忙
,把许多群众推走。但“66”和“联战”对于更大的原则问题,如反吴传启、反极左思
潮、支持校文革,反对北大分裂(实为抵制陈伯达“6·5”讲话)、保周等大方向上是
高度一致的,是困局中的战友。

“66”在6月13日以大字报公布了第二号“声明”,此次才是“八点声明”。署名“
临时勤务组”。“二号声明”提出“在新阶段提出的问题是,背离斗争大方向,热衷于打
内战,从右的,或从左的方面,动摇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现象,在全市,在全国都普
遍存在着。在北大尤为严重。”在这段文字中,明确指出存在着左的干扰,其主要表现形
式是“热衷于打内战。”批评道:某些人“企图把红色政权打成白色恐怖”,“重新发动
全面夺权,宣扬二次革命,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方向错误。”此处尖锐批评了“
井、红、团、0、飘”的极左思想。“二号声明”还提出红卫兵要开展自我批评,自觉改
造思想,指出“我们面前的大课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之后,如何夺自己头脑中‘私
’字的权,从而如何掌好权,用好权。”要求红卫兵开展自我批评。

上面记述的是“66”的第三份文件(二号“声明”)。在时间顺序上,在“二号声明”
之前还有一个文件,是于6月11日“66”“起风雷”战斗队贴出的大字报《评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此份大字报是由“66”核心组成员、化学系的陈双基起
草,反映了“66”的观点。下面引述2015年6月底、7月初,北大几位校友之间,
交流、追忆、核实当年“66”的几份文件,特别是6月11日“起风雷”的大字报之情
形。

为了寻找48年前“六六串联会”公布的几个文件,扬子浪发电邮向校友胡宗式(当年新
北大公社《动态报》负责人)求助,胡宗式找到了“66”的三份文件的底稿,把扫描件
电邮给了谢定国(扬子浪)、索世晖、任瑚琏和我。胡宗式后来告诉我,“66串联会”
的文件是孙蓬一保存的,而后辗转到了胡宗式手中。这三份文件是:“六六串联会”的一
号“声明”(即九点声明);起风雷战斗队的大字报《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
权》;二号声明(八点声明)。扬子浪收到胡宗式寄来的资料后,回复电邮:“宗式兄,
谢谢寄来的文件,是北大文革史的珍贵历史资料。也拜读了你最新关于北大文革的文章。
北大有些人反聂,现在还拿聂说事,都可以理解。但把‘反聂’吹嘘成‘革命’、‘正确
’、‘反文革’,甚至是‘继承了北大传统’,就滑稽了。祝好。谢定国。”

第二份文件是03(化学系)“起风雷”战斗队的大字报,“起风雷”是谁?我想不起来
了,猜想可能是化学系的陈双基,于是发电邮向他询问,果然是他,陈双基回电邮告诉我
:“复兴:你好!信收到,难得胡宗式还保存有当年‘66’的资料。03起风雷是化学
系我们班战斗队的名字。我是写过一篇长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都是咱们一帮人讨论过的
观点。写完大字报,贴在大饭厅东南角的南墙上。随后在31楼西边的食堂里,召开过一
次研讨会,讨论大字报提出的内容。”

6月11日陈双基代表“66”写的这张大字报,评的是陈伯达在6月5日晚在人大会堂
批聂最重的一句话。对陈双基这张大字报,王渊涛曾多次说,此大字报把陈伯达所说“聂
元梓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这句话扭了过来,顺了过来。意思是把政治
上判了死罪的一句话,解释成因世界观的问题而犯了一般性错误的问题,解释成知识分子
必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问题。大字报说,“曾经起过先锋和桥梁作用的知识分子、青
年学生,当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后,必须和工农结合,否则就会犯错误,动摇无产阶级政权
。”“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工农兵。”“北大运动一直是走在前面,当学生运动
显示先进性时,我们打了第一炮。现在学生运动走入歧途的时候,由于我们的世界观没有
改造好,也带头犯了错误。陈伯达同志的重要指示,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使我们清醒。我
们要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从错误中杀出来。”“这是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对聂元
梓、孙蓬一的殷切希望。”

该大字报借陈伯达的批评,对学生运动中的普遍性的缺点、错误进行了批评,这应是扬子
浪记忆中的红卫兵首次公开自我批评。大字报指出当时红卫兵中普遍存在着“无政府主义
、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愈闹愈多,愈闹愈大。”这是同时批评了北大、北
京的两派。后来派性泛滥,爆发武斗,思想根源盖源于此。大字报进一步指出,“知识分
子、青年学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有两面性
。”“身上带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应当“对自己坏的一面引起高度
注意。”大字报尖锐批评了本派校文革的领导,指出“个别人,不认真改造自己,就必然
被历史所抛弃。”“聂元梓、孙蓬一同志,猛醒吧!”大字报重点批评了本派的孙蓬一“
用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来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表现出右倾或‘左’的可爱,进而打击
、压制不同意见。”“66”的这一认识,后来成为在“公社”内部“66”派反对孙蓬
一坚持打内战、搞极左的思想基础。

“66”的三份文件,抓住了人心,赢得了众多师生的支持、拥护。6月14日大游行之
后,“六·六串联会”一度成为新北大公社的主流,也是当时四分五裂的北大中,人数最
多的一个群众组织,有6000多师生。

我和索世晖当时是“六六串联会”的召集人。“66”没有固定的“勤务组”(总部),
核心组成员有:王复兴、索世晖、沈永友、扬子浪、陈双基、任瑚琏、阎志胜、李长啸、
张绍请、刘庆柱、马西沙、黄虹坚。沈永友口才好,为人沉稳,后来成为“66”的对外
发言人并主持群众性大会。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因缘际会,我被形势推到北大运动的风
口浪尖。“66”成为“公社”的主流有二个月时间。8月初,对立面“井、红、团、0
、飘”联合成立统一的组织“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同时,“新北大公社”的“66”和
“联战”也实现联合,重组了“新北大公社”总部。我就乘机急流勇退了。

12、聂元梓带我见李敏

大约在6月下旬的一天,聂元梓让校文革办事员找我,我见到她后,只有她一人,她只简
单地说了一句,“你跟我去个地方”,我便坐上汽车跟她走了。小车开到国防科委宿舍楼
,她留下司机,下车后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李敏。”随后她带我一人去了李敏(毛泽东
女儿)家。看起来她和李敏很熟,进屋坐下就聊天。聊了一小会,她对李敏说,要借红机
子(可直通中南海的保密专用电话)用一下。李敏说,行。后来俩人又闲聊了一会儿,我
坐在一旁插不上话。不知什么原因,聂没打电话,就带我回了北大。在李敏家大约只呆了
30分钟左右。我一直好奇,聂元梓那天要给谁打电话?说什么事?但我不好问她。或许
,她只是向我表示,她有一条通天渠道。此外我有个感觉,她当时对“六六串联会”非常
信任并且依重。

那时,校文革开会,聂元梓有时会派人叫我列席。

13、谢富治接见北大校文革

6月15日,“井、红、团、0、飘”召开批判聂元梓资反路线大会。他们要聂到场,接
受批斗,聂拒绝出席。他们便宣布举行静坐抗议。所谓静坐像个热闹的大聚会,一片喧闹


针对北大混乱局面,聂元梓要求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接见,协助解决北大问题。6月20
日下午,谢富治在人大会堂接见了北大校文革代表。聂元梓通知我去。在接见时,聂元梓
要求市革委会帮助解决北大的混乱局面。谢富治拿出一本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念了几段,然后说,“北大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造反手段
对待校文革是错误的。”等等。另外,他讲了一段历史,讲的是“在长征途中,张国涛闹
分裂,另立中央。”的事情。(我当时心中闪过一丝不快,感到这是暗示聂元梓反吴传及
其后台是针对中央文革某些人,是分裂中央。)谢又说“北大没有分裂中央文革、分裂市
革委会的责任。”(我觉得这似乎是反话正说,正面引导。)聂元梓回校,传达了谢富治
有利于校文革的讲话,“新北大公社”士气大振。聂元梓比较冷静,马上布置了校文革继
续整风的事项。

“六六串联会”在与“井、红、团、0、飘”对抗的大形势下,仍始终坚持对自己所支持
的校文革进行严格整风,督促校文革正确对侍群众,改变官僚作风。“66”这种对外、
对内两线做战的状态是难度挺大的作法。有一次给聂、孙开门整风,群众提意见,炮轰校
文革,“井、红、团、0、飘”竟然冲击会场,于是“66”又马上回过头来对他们进行
抗议游行。

6月26日、27日两天,校文革举行了整风大会,聂元梓、孙蓬一分别做了检查。聂元
梓的检查较好,孙蓬一不够诚恳。“66”战士纷纷提出意见,要求继续整风。29日校
文革再次召开整风大会,孙蓬一再次做检查,此次老孙有很大进步。扬子浪在“日记”中
写道:“老孙这次检查好。”

14、关于牛辉林

7月上旬的一天,“六六串联会”在办公楼的小礼堂召开大型串联会,讨论形势。我主持
会议。会议刚开始,牛辉林就领着“红旗飘”的十几个人冲进会场。牛辉林冲上主席台,
从我手中把话筒抢走,并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把我推下主席台,我反身要再上主席台,牛辉
林站在台上,竟对着我胸部,居高临下踹了我一脚。我为避免武斗,领着几百名“66”
群众撤了出去。“66”有的群众埋怨我窝囊,但如不退让,就会爆发武斗,几百人还不
把牛辉林他们十几个人给打惨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干呀。那时要坚持正确的做法很难
,但必须坚持。

事后我对朋友们说,牛辉林算那门子造反派呀?造“66”群众组织的反,算造反?把我
推下主席台还用脚踹我,算是造反派?我只是个群众,又不是走资派,我好歹和他在文革
前还是北大体育队的队友呢,同在运动员小食堂吃饭,常见面的呢。我在田径队,到了6
6年冬季未名湖一结冰,运动队领导就把我临时从田径队调到冰上队,准备参加高校冰上
运动会。牛辉林练花样滑冰,我练速滑。俩人算是正经八百的北大冰上队队友。我在66
年1月的北京高校冰上运动会上取得3000米速滑冠军(北京大学纪事1966年1月
16日有记载),他没取得过什么名次。俩人虽没说过话,但互相都知道的呀!到了文革
,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阶级斗争激活了他人性中的什么东西呢?他在“5·25”时,
死保陆平,在第一张大字报前面和别人辩论。到了“6·1”广播大字报后,他被群众要
求站在校园的桌子上,被学生们围着批判。到了66年8月他又率先组织清一色由革军、
革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搞血统论。他因觉得聂元梓、校文革不够左且不搞血统论,到6
6年11月以后就造校文革的反。到了67夏季又搞极左,反校文革,反军,反周。他在
运动的每一个阶段都要走向一个极端,但前后又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性。突出的特点是激
进主义,外加风头主义。这是一位在当时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之下受极左思潮影
响较大的同学。

文革后,赵建文与原“井冈山”负责人徐运朴约会、聊天,十分友好,经常一块喝酒,成
为好朋友,两人对北大文革取得共识:认为两派有三点一致:一是两派都保护北大的古迹
、文物、图书。北大的古迹、文物、图书,历经文革,毫发无损;二是两派共同建造了校
内巨大的毛主席塑像,都迷信、祟拜过伟大领袖;三是两派都保周(保周恩来)。我对赵
建文讲,他们的“共识”基本正确,我基本同意。但有一点不对。他们总结的三个共同点
,适用于两派绝大多数群众。但不适用于“红旗飘”的核心人物牛辉林。因为他反周,我
有重要旁证。在1966年6月中旬,哲学系“66”成员“顶风船”队长赵春富和史新
国俩人找我,他们表情严肃,告诉我,他们两人在“红旗飘”总部办公室窗外,偷听了牛
辉林等人讨论形势。牛辉林分析:当时中央的路线斗争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
到处救火,灭火,保护老干部,是新的保守派的总后台。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就是保
周的新保皇派。他们要反聂,反周,造反到底。(这就是牛辉林“红旗飘”秘而不宣的纲
领。)赵、史二人当时有些嘀咕,牛辉林对形势的看法对不对?担心“66”会不会站错
队?我当时坚定地对他们俩人讲,“总理是好人,不能反,没了总理国家会成什么样子?
我们反吴传启、林杰没错!一路走过来看得很清楚,他们是极左,破坏文化大革命。”

在1967年的3月至8月,北京高校中曾出现过一股反周恩来的暗流。牛辉林所谓的新
文革与旧政府之争、周恩来是旧政府保守势力总代表之说,在地派也有个别人向外放风。
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过这种流言。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中也非常具体地提到此事。聂说
:“一九六七年六月底(或七月初),北京大学的刘志菊到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地
派),见到了许维纲,许维纲谈了对北京文化革命形势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当前
北京文化革命主要是总理派和文革小组派之间的矛盾。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
在了总理一边’。”聂元梓认为地派许维纲的上述谈话反映当时天、地两派的本质分歧,
但“不是所有单位、所有群众都明了。”“主要组织领导人是清楚的。”(注8)做为过
来人,我认同聂的这一说法。当时,这就是我与牛辉林之间的根本分歧。但牛辉林并没有
公开讲出他的观点,只是把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做为“新的保守势力”
、“老保”,进行打击。牛所说“公社”一派是“老保”,到底“保”谁了?牛没说出口
而已。但这种根本分歧,“公社”与“井冈山”的大部分群众并不明了。

我毕业后,北大在1971年清查“5·16分子”时,“红旗飘”有几个人包括牛辉林
被叫回学校接受审查。春节时,历史系领导张万仓老师突然到我北京家里找我。他想到春
节时我会从外地回家。他让我到北大历史系给工农兵新学员和老师们讲讲“5·16”的
问题。我于是应邀到北大历史系给全系的工农兵新学员和老师们讲了1967年6、7、
8月北京市、北大极左思潮的表现,讲了“5·16分子”是三反,反新生的红色政权,
反军,反周。讲了“红旗飘”成立不久,牛辉林是怎样分析形势的,讲了他们的秘密纲领
就是反周。讲了我的消息来源。

我当时并不认为牛辉林、“红旗飘”是反革命,但他们的极左思想是绝对错误的。依我对
当年“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观察,运动开始阶段是批极左思潮,后来发
展成全国规模的“秋后算帐”,对文革初期的造反派群众进行清算。在中央上层,是毛、
周联手进行清算。毛泽东打倒政敌刘、邓的目标已完成,造反派己无利用价值。周与毛在
维护共产党的体制及其统治权上是高度一致的。毛泽东、周恩来为着重建经过改造了的党
政领导系统,需要扫除障碍,打击对共产党政权不满的群众,于是便联手“秋后算帐”。
真正的“5·16兵团”其实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为首的十几个人,对此中央文革有
调查员的报告。可是全国竟然抓了300多万“5·16反革命分子”,是文革后期的一
大冤案。“5·16”问题是需要另设专题进行研究的问题。

1967年8月17日,“井、红、团、零、飘”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
兵团”,核心组成员有周培源、候汉青、徐运朴、孔繁、杨克明、郭罗基、牛辉林、陈醒
迈、靳枫毅等十一人。组长是周培源。后来陈伯达转达周恩来的意见,让周培源不要当群
众组织的头头,组长改为牛辉林。1967年12月,周恩来委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
奇转告周培源:退出“井冈山”。北大“井冈山”提出的口号有:“‘井冈山’要在北大
二次夺权!二次革命!”“砸烂校文革!”、“一切权力归‘井冈山’!”“摧毁老保‘
新北大公社’!”我当时感到“井冈山”的这些口号,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很浓,且紧紧围
绕着一个“权”字。开始时“井冈山”的头头是周培源,我颇感意外。他不是个科学家吗
?他的时间、精力应该用在科学事业啊,怎么也卷进群众的派别斗争里来了?“井冈山”
拿他当成政治家了。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听说换成牛辉林当了第一把手,感到这详才是顺
理成章了。为什么“井冈山”的第一把手没换为徐运朴、候汉青或陈醒迈或郭罗基?而是
牛辉林?我想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火热的阶级斗争大环境下,群众运动有个规律,越运动
越激进,领头人也势必是越来越激进的人物,谁激进谁上台。牛辉林在“井冈山”最左、
最激进,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这种情形同样在“新北大公社”也出现过。到了1968
年北大两派武斗时,孙蓬一对“公社”取得了绝对控制权,甚至有两个武斗指挥被火线提
拔进入“公社”总部。而公社总部的李文因力主大联合、反对武斗,而被指责为右倾机会
主义,失去话语权。

15、7月10日陈伯达在大饭厅讲话及“二组”被砸

1967年7月10日凌晨3点陈伯达又一次来到北大的大饭厅,与群众讲话,煽动北大
继续分裂、打派仗。就在这次会面将要结束时,在场的一个人(据说是“井冈山”的宣传
部长)对陈伯达说:“我们北大有个二组,专整群众黑材料!”陈伯达立刻不假思索地回
答:“那就让他们停止工作!”就是陈伯达这一句话,意味着新的打砸抢和揪斗就要开始
了!7月10日天刚亮,有大批“井”、“飘”、“零”学生涌进保卫组,宣布:“根据
伯达同志指示,保卫组停止工作,我们代表革命群众查封保卫组!”随后把保卫组人员全
部赶走,由“井”、“飘”、“零”查封、接管了保卫组。紧接着“井”、“飘”、“零
”用大字报宣布从二组查抄出大量北大师生的“黑材料”。由于当时保卫组有严格纪律,
不参加学校运动,也不能受所谓“运动”的影响,也从没搞过什么师生的“黑材料”。“
保卫组”在业务上受公安部和市公安局直接领导,负责治安工作。所以保卫组底气很足,
向全校告示:保卫组从来没有搞过构陷学生、教师的“黑材料”,并强烈要求有关群众组
织公布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内容。这一告示发出后,“井”、“飘”、“零”铺天盖地
的所谓“黑材料”风波戛然而止了。整个事件是以“莫须有”之名搞打、砸、抢、抄、封
,破坏治安机构,践踏法制。而此事全是在“陈伯达指示”下发生的。陈伯达为什么对如
此严肃的涉及治安机构的事情,不做调查就轻率表态?唯一解释是他唯恐北大乱得不够,
因此抓住个由头就立马煽呼、挑事。(以上根据保卫组成员、法律系三年级学生蓝绍江:
《我亲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7·10’事件》摘要,引自《华夏文摘》增刊第9
31期。)

16、陈伯达7月11日的接见

7月10日,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布置工作,“井”、“飘”、“零”冲击会场,围攻
聂元梓,殴打孙蓬一。同一时间,“井、飘、0”大规模打砸抢,抄、封了“二组”(学
校保卫部),抢了机密档案;砸了“南阁”(哲学系办公室)。“66”和“联战”联合
举行集会、游行,抗议“井、飘、零”打砸抢。“公社”保持了克制,只是和平示威,没
有武斗。

7月11日傍晚,聂元梓带领校文革全体成员,去人大会堂要求陈伯达接见,聂元梓让办
事员通知我也去。我叫了黄虹坚一同去,以便有事好商量,我们俩人常在一起,比较谈得
来。我感到,聂元梓此举是去找陈伯达“讨说法”,你“6·5讲话”,把北大搞成这样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说怎办吧?向陈施压,要他负起责任,解决北大问题。20来
人到了人大会堂,要求陈伯达接见。在一个会议室等了很长时间,约有一个小时。尔后,
陈伯达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傅祟碧陪同下来到会议室。陈伯达穿了件麻质短袖衫,敞着怀。
聂元梓简单讲了北大的混乱情况,讲了前一天10号发生的打砸抢事件,问陈“怎么办?
”陈伯达讲话有浓重的福建口音,不时停下来由傅祟碧给他翻译成普通话。陈说“几个人
就是要跟你们北大一万人做对,有什么办法呢?”“人家知道不跳就活不下去。”“天塌
不下来,大家回去睡觉,要学会睡觉。回去睡觉。”我听了陈伯达说的话,当时感觉较好
。理解他的意思是,支持校文革,让反对派去表演,表演的越充分,暴露的越充分,垮的
也就越快。他一再强调“要学会睡觉”,是让我们沉住气,静观其变。当时聂元梓还不肯
走,似乎要静坐施压。我一看,这么僵下去不是办法,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呀,见好就收
吧。于是站起来招呼大家“走吧,走吧”。傅崇碧也一再催促:“伯达同志讲了,叫你们
回去睡觉。要学会睡觉。回去吧!”这样,大家就撤了。第二天,我在“66”的核心圈
传达了陈伯达的讲话,大家对他的“要学会睡觉”之说,与我理解一样,很受鼓舞。

1967年3月以后,北京高校的一些组织(后来大多被称为地派)要打倒几个付总理谭
震林、李先念、陈毅、李富春、余秋里,另外一派(后来大多被称为天派)则只“炮轰”
,不“打倒”。当时北京高校出现了“炮轰派”和“打倒派”的分野。清华“井冈山”、
北航“红旗”也属“打倒派。6、7月时有好多“66”的群众问我,对“二月逆流”的
几个老总,“66”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一律回答“对几个副总理,我们“‘一批二保’
,他们有错误,可以批判,不能打倒!”我心里明镜似的,对几个副总理是“炮轰”还是
“打倒”,实质是对周总理的保与反之争。“一批二保”的目的就是保周。

7月中旬,风闻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与保守派“百万雄狮”对立。武汉军区司
令陈再道支持“百万雄狮”。造反派反军区,反陈再道,两派斗争激烈,中央文革已去了
武汉。7月20日发生了什么,我当时不知道。21日晚饭后,任瑚琏找到我,说“中央
文革王力在武汉表态支持‘三钢’、‘三新’,王力、谢富治被‘百万雄狮’扣了,后台
是陈再道。一会儿在五四操场开声讨大会,给你个发言稿,你代表新北大去念吧。”他把
写好的稿子给了我。开大会时,我上台念了讲稿,最后领着校内外几千群众高呼口号:“
打倒陈大麻子!”

过了一天,7月23日,中央文革通知北大校文革,全校师生去西山,去京西宾馆示威游
行。两派都去了。传说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陈再道也在。路过京西宾馆,游行队伍
的口号声比较响亮,我没看见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游行路上,听到某单位的大喇叭广播
,“江青同志说,左派要‘文攻武卫’。”(后来流传陈毅讲,“江青一句‘文攻武卫’
,天下大乱’。”)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群众大会,迎接王力、谢富治回京,声讨“7·20
武汉反中央暴乱事件”。林彪出席并讲话。按中央文革和市革委会指示,北大两派都去了
。“井、红、团、零、飘”在西校门外抢占接人去天安门的大卡车,不让“公社”的人上
车。其实车辆足够,两派群众都去了。

我那段时间曾去清华看望于宁、方美琪这一对好友,他们对我说“现在不是群众运动,而
是运动群众。没劲!以后当消遥派了。”

17、“66”、“联战”联合,重组“新北大公社”总部

大约是7月23日,聂元梓派办事员找到我,给了我一张她写的纸条,我记得纸条上写的
是:“王复兴、索世晖:希望66串联会和联战尽快联合,重组新北大公社总部。可和卢
平商量。聂元梓”第二天中文系的卢平找我,说“66”和“联战”联合,“公社”总部
的人选方案,可以是4比3,“66”出4个,“联战”出3个;也可以5比4,你们5
个,我们4个。你们“66”担任主要负责人。我当即说,你的方案我同意,但主要负责
人不一定是“66”的。

大约在7月24日至26日,我召集“66”核心成员开会。我知道这帮人都不爱当头,
于是讲了聂元梓的纸条,讲了和卢平协商的方案,然后一个一个动员“出山”。索世晖坚
决不肯。金崇顺也不肯。沈永友很痛快答应了。李长啸第一天不同意,第二天同意了。索
世晖推荐了刘存哲,介绍他在福建造反派中威望很高,大家同意。阎志胜找我,毛遂自荐
,愿意进总部。我向大家介绍说,阎志胜在清华文革初期介入了清华运动,在蒯大富受压
时,坚决支持他造王光美工作组的反,他当时对老蒯说,你造反,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跟着你干!因此我常看到清华团派有人来北大找他。大家都同意他进总部。沈、李、刘、
阎,这是4个人了,但他们谁都不愿当总部主要负责人,我也觉得没合适人选挂帅,于是
提出“66”应再多推举1人进总部。索世晖说生物系六年级有个李文,他反工作组,工
作组把他打成反动学生,他在学部的女朋友偏在这时候找他结婚,他老婆在学部是反吴传
启的。李文介入了贵卅文革,在贵卅造反派中名气挺大。大家都觉得李文这人挺棒,应推
他进总部。这样,“66”推举了5人进总部。

当时李长啸动员我也进公社总部,对我说:“没关系嘛,你也进总部吧。”他所说的“没
关系”,我明白是指“家庭问题”没关系,不用顾虑。我当时己打定主意要退下来。前二
天井冈山广播台还点名攻击我,说什么“喝美国牛奶长大的王复兴”如何、如何。王渊涛
也听到这个广播,特意告诉我。我想,我如进了总部,“井冈山”准会拿我“家庭出身”
说事,对我不利,还会影响“公社”,何必去当人家的靶子呢?我的历史任务完成了,立
意要坚决退下来。

7月28日,改组、重建的“新北大公社”总部成立。核心组组长是孙月才,付组长是:
卢平、沈永友,因孙月才常常去上海,实际主持总部工作的是卢平。核心组其他成员是:
李文、李长啸、阎志胜、刘存哲、刘冲、曹芳广、黄元庄。

8月1日,重组后的“新北大公社”新总部向全校做了公布。同时,各系的“66”和“
联战”的成员也联合,组成各系的战斗团。索世晖被推举为中文系战斗团团长。历史系战
斗团团长是原“联战”的丁建华(后改名为丁建南)。

大约在8月2日左右,索世晖通过沈永友、李长啸向“公社”总部提议,由他和王复兴组
建一个“作战部”,隶属于总部,负责文攻任务。总部批准,“作战部”办公室设在“总
部”楼下。“作战部”由索世索和我负责,其他成员有:扬子浪(谢定国)、陈双基、马
西沙、张绍清、任瑚琏。总部经常与“作战部”联系的是李文,李文实际上是“作战部”
的领导。8月的一天,聂元梓找索世晖,让他推荐一人代表她常驻“首都红代会”。索同
我商量,他建议中文系三年级的马云龙,我觉得挺好,索向聂元梓做了推荐,聂元梓随后
采纳。

18、“红梅”战斗队坚持批极左、反极左

7月时,“红梅”战斗队认为斗争大方向是批极左、反极左,而不是反右。“红梅”战斗
队基于当时的思想状态,干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红梅”起草并贴出了一份质量较高的长篇大字报《评反革命极左思潮》。这
是由王渊涛、陈双基、俞政和我4人合写。大字报的中心思想是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
极左思潮,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破坏一切的错误倾向。当前应反左,不是反右。指出
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点名批判了吴传启,指出他本来就是个
国民党,有党员证。指出吴传启及其后台在推行一条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报左路线,革命派
要奋起与这条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大字报指出吴传启有后台,影射了林杰,、关锋。这篇
大字报是个重型炮弹,影响很大。

还有一件事是:当时“红梅”了解到中央文革有个调查员叫张超,是个女的,40岁左右
,以《红旗》杂志社记者名义长驻北大,公开支持“红旗飘”、牛辉林。6月5日以后,
她一天到晚往“飘”、“零”那里跑,经常参加“井、红、团、零、飘”的串联会、队长
会。专门为林杰、王、关、戚提供不利于“新北大公社”的材料。她时常散布不利于校文
革的消息和言论。6月12日在43楼232室,在物理系“革造团”队长会议上,有些
人批评“团”派总部对聂斗争“右倾”。张超参加了会,并给会议主持人写了纸条:“你
们的会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写出个座谈纪要来。”了解到张超这些活动,我们“红梅”开
会商量,需要教训她一下,让她不能乱汇报,净抹黑;不能支一派、打一派。于是我去找
了张超,说有情况向她汇报,请她到38楼我们宿舍去谈谈。到了我们38楼313室后
,“红梅”七个人围着她,对她讲了北大形势,警告她不得乱汇报,不得支一派打一派,
教训了她一通。当时来这么一下子,也有“敲山震虎”的意思,向张超的“上面”传递一
个信息,你们要搞什么阴谋,我们盯着呢,“新北大公社”不是好惹的。此事聂元梓根本
不知道,是我们“红梅”几个人胆大包天干的。

8月2日,中央文革关锋在人大会堂召见聂元梓,对聂说:“你们围攻记者是错误的。你
要向记者道歉。难道你不知道,张超不是《红旗》的,是中央文革派的吗?”

8月3日,“井冈山”广播台广播:“不许聂元梓围攻张超同志!”“聂元梓必须向张超
同志道歉!”同一天“井冈山”贴出大标语:“不许聂元梓围攻张超同志!”?

19、文攻“作战部”做的几件事

8月时,负责文攻任务的“作战部”成立了下属的写作组,取名“新北大人”,由我负责
,成员有:张绍清、陈双基、曾镇南、扬子浪、王渊涛、俞政。主要的“笔杆子”是三个
人:曾镇南(中文系二年级)、扬子浪(原名谢定国、数力系四年级)、张绍清(历史系
四年级)。曾经以“新北大人”笔名贴出过一些质量较高的长篇大字报,有批评“井冈山
”要“砸烂校文革”是方向性错误的文章;有批判左思潮、反吴传启的文章;有呼吁两派
停止内战,主张大联合的文章,等等。

大约在10月底,索世晖和我商量,他提议由“作战部”组织、成立一个大型的文艺宣传
队,取名叫“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团”并由任瑚琏任“胜利团”团长。我和任瑚琏都觉得
他这个主意很好,天天打派仗,人们都觉得挺没意思,人心焕散,搞些大型文艺活动可振
奋、聚合人心,给枯燥的生话添些乐趣。“公社”不乏大批文艺人才。任瑚琏很快拉起队
伍,并举行了成立大会。我参加了成立会。会上索世晖、任瑚琏做了讲话。

“胜利团”的艺术骨干编写并排演了毛主席诗词联唱:“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后来又编
写、排演了大型歌舞剧“抗大之歌”。该剧排的挺成功,观众都感觉艺术水准挺高。这是
个集演唱、舞踏、话剧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大型歌舞剧。黄虹坚是演出队员之一、舞蹈队的
领舞,她的动作收放自如,有股韵味,我挺欣赏,不知她什么时候练成的。每场的转换都
由司仪出来朗诵诗歌作为下一场的“引子”,司仪兼领诵人是中文系的郭瑞,他身高马大
,穿着八路军军服,往台角一站,高声朗诵,中气十足,吐字铿锵。扬子浪评道:“郭瑞
很有气派!”歌舞剧的舞台背景与灯光挺讲究,延安宝塔山的布景挺漂亮。“胜利团”每
次演出节目挺多,如:毛主席诗词连唱、还有小节目:对口词、小品、舞蹈等。“钢琴伴
唱红灯记”也很受欢迎。担任“铁梅”演唱的张敏(外语系英2学生),每次演唱完都要
谢幕多次并加演。人们评论张敏的旦角唱腔达到专业水准。张敏后来成为我的夫人,她从
小就喜欢国粹京剧,而旦角唱腔的嗓子是天生的,没有经过什么专业训炼,只是在文革前
,在北大京剧队玩过二年。后来“井冈山”也学“公社”,成立了大型文艺宣传队“万岁
纵”。两派的“胜利团”或“万岁纵”演出时,两派群众都不分彼此,踊跃观看。对大联
合有点促进作用。“胜利团”还应北京各高校、工厂、机关、部队之邀,频频出去演出,
很受欢迎。那时没有电视,也没什么电影,只有八个样板戏,文学艺术领域如一片荒漠。
“胜利团”的每次演出,对那时的人们来说,是个难得的精神盛宴。

20、外出串联,登泰山,临曲阜

8月上旬,我和马西沙及两个“井冈山”的朋友“搭伴”,4人外出串联,实为游山玩水
。先去泰山,登上“南天门”,到达峰顶,心旷神怡,极目鲁天舒。在山顶过夜,第二天
一大早观日出,而后下山。第二站去了曲阜。进了孔庙,惨不忍睹,墓碑、华表、石龟等
雕塑已被北师大“井冈山”当地造反派砸的七零八落。北师大谭厚兰在戚本禹、林杰授意
下,于1966年11月,带领北师大“井冈山”200多人,来曲阜造反,与当地造反
派一起把孔庙、孔墓;孔府、孔林都砸了,破环严重。我们看到孔庙被砸成这个样子,已
无心情去孔府、孔林。离开曲阜,我一个人先行回了北大。马西沙三人南下去了江南游览
。我此次出游,仅用了七、八天。8月中,我一回到北大38楼,就听王渊涛对我讲,全
国反军浪潮很猛烈。8月9日“井冈山”在38楼前集会,牛辉林有个反军演说,说全国
各地造反派正和军内走资派做殊死搏斗,“新北大公社”是“老保”,支持各地保守派。
王渊涛说“公社”现在很被动。我们俩人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的想法是,坚决顶住,静
观其变。

21、牛辉林的“8·9演讲”

王渊涛所指牛辉林的反军演说,发生在1967年8月9日,在北大38楼前“井冈山”
集会,牛辉林做形势报告。他这个演说的背景,正是在武汉“7·20事件”及《红旗》
发表“八一”社论之后,全国掀起“揪军一小撮走资派”的高潮。《红旗》的“八一”社
论讲“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
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后来得知,这个社论是由林杰、关锋、王力起草、发表
。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动员令。)

牛辉林在这个演说中,分析全国的形势,极力夸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重、尖锐,举
了很多全国各地军队镇压群众和造反派冲击军区、军队的事例。号召“井冈山”再次开始
新的大串联,到全国各地去反军内走资派”。下面是他演说的摘要(据油印传单记录稿)


“66年二月兵变确有其事,李井泉警卫员已经揭发。他们曾经决定将兵变转到67年2
月,所以有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军内走资派是二月黑风制造者。”“毛主席的侄
子毛远新说:根据陈再道过去的表现,知道他会暴乱。”“徐向前、叶剑英、陈毅在颐和
园开秘密会议,陈毅秘书揭发的,说‘7·15’全国大乱。”“从此可以看出是党内军
内一小撮在密谋策划。”“通过几个月的支左运动完全暴露了军内走资派。”“军内问题
解决之后会出现一个大转变。可以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造反派队伍。”“新北大公社在外面
,支左还是支保?”“聂元梓公开支持‘保’字号组织,简直不能容忍。”“38军是坚
决支左的。(暗示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聂反38军。)“聂孙他们在校内外挑起
武斗,企图在全市挑起更大规模武斗,炮打谢富治,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
”“新北大公社是聂孙的御用工具。”说北大井冈山“已走了1300人,我们在各地基
本上有人了。”

以上是“牛辉林8·9演说”的摘录,占他全篇演说的五分之一的内容。那时就真有脑袋
这么发热的。他在报告里,小道消息猛忽悠。他的这个“演说”有几点值得注意:他紧跟
《红旗》社论,明确提出“军内一小撮”、“军内走资派”;点了三个老帅的名字:徐向
前、叶剑英、陈毅;表示“井冈山”己有1300人到全国各地反军;攻击聂元梓、“新
北大公社”支持保守派;重提陈伯达“6·5”讲话,说聂“炮打谢富治”,“代表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

三天之后,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8月12日,“井冈山”总部勤务员牛辉林在校内
又“作形势报告”,说“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要“揪军内一小撮。”

牛辉林当时在北大,迎合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历史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于牛辉林
而言,这当然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上了《红旗》的当。

“新北大公社”没有参与各地的反军活动。当时有谣传说聂元梓、“新北大公社”反38
军,牛辉林也造这种舆论。为此,聂元梓专门派了卢平和赵建文二人专程去保定拜访了3
8军军部,进行辟谣,与38军首长座谈极好。(注10)此事最有力的证据是,196
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毛泽东对聂元梓讲“你们拥军是对的,反
谢是错的。”“你们访问38军这事做的好。”这是有案可查的权威性的历史证据。聂元
梓文革后提起此事说,“今天看来,我们拥军和反谢,都是正确的。”(抛开“成王败寇
”的陈腐历史观,探究历史的真相,聂元梓这句话是符合事实的。)

22、王、关、戚垮台

1967年8月,在那个炎热的盛夏,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外交代办处的事件,全国阶级
斗争的温度也达到了顶点,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浪潮高涨,到处发生抢枪事件和
大规模武斗,运动严重失控。毛泽东为稳住军队,握牢军权,抛出了王力、关锋做替罪羊
。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批示“还我长城”。并指
示杨成武回京转告周恩来关押、审查王力、关锋。对戚本禹暂时没动。

8月26日,周恩来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揭批王力、关锋“揪军内
一小撮走资派”是“毁我长城”,反军乱军,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会议还批判
了王力的“8·7讲话”是企图打倒陈毅,在外交部夺权。会议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
审查”。

8月27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冲派的对立面)抄了林杰在《红旗》杂志的办公
室。《红旗》杂志小车班的人把这消息告诉了北大,好消息马上在“新北大公社”内传开


9月1日,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在出席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时,王力、关锋没有出
席,大家明白王、关倒了。江青在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了王力、关锋。江青发言时,不同于
以前,多次强调要批极左,反极左。江青说“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捣乱,这就是‘五一
六’。他们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他们‘反总理’,‘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另一
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江青这些话是指谁?当时红卫兵的头头们都明白。

9月,北京两派斗争形势骤变,“学部红卫兵联队”、潘梓年、吴传启迅即跨台,吴传启
逃跑,不久被北京卫戍区抓捕。周景芳(戚本禹安插在北京市革委会的秘书长)及潘梓年
、林聿时、洪涛、刘郢、王恩宇都被北京卫戍区收监。

那时北大校园内的气氛是,“新北大公社”的人个个兴高彩烈。我们原“66”的一帮人
到海淀下了好几次“馆子”,聚餐,“改善”,喝啤酒,高兴。相反,“北大井冈山”的
个个垂头丧气,不高兴。当时,聂元梓及“公社”总部三令五申,不许“公社”群众游行
、欢呼、贴大标语庆祝。“学部总队”(学部反吴传启一派)到北大贴了大标语“新北大
是坚定革命派!”“坚决支持新北大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

据校友胡宗式回忆,1967年9月中旬时,他在校园遇见“井冈山”头头候汉青,候汉
青对他说“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胡宗式对此评道:“这才是北大人的科学态度和
胸怀。”

1967年底,我在家里对哥哥王复东说,“王力、关锋倒了,下一个是戚本禹。”他吓
了一跳,对家里人说,“复兴反中央文革的戚本禹。”为我担心。没过多久,1968年
初,戚本禹也垮了,被抓捕、收监。

23、关于反左、反右之争

下面,是我对1967年1月至9月,北大两种思潮斗争的反思:

那时“新北大公社”的骨干成员与聂元梓、孙蓬一的观点一致,认为当时从上至下的主要
错误倾向是极左。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吴传启、林杰以及他们的后台(聂、孙已认定后
台就是王、关、戚和谢富治)。北大“井冈山”的个别头头是受了极左思潮影响。(这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于避免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毛泽东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
物,而对毛泽东的无限祟拜则是当时人民群众的普遍心理常态。“井冈山”的个别头头是
无辜的革命群众,他们属于认识问题。)必须正视的是,从1967年1月至9月,在全
国、在北京、在北大,从上至下,曾经存在过反左与反右之争。而先知先觉者抵制极左路
线,反极左思潮是历史的进步因素,具有重大意义。

反左与反右,何谓左?何谓右?左与右是指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态度分野。对阶级斗争采
取激进态度是左,采取保守态度的是右。当时无论反左或反右的两派群众都不可能否定毛
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是政治正确。“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条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是于1962年党的八届10中全会上,由中央全会
确定的路线。文化大革命是贯彻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的大实践,也是人为地推动阶级斗争
到达极端的阶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都跳不出这个基本路线的框架,但仍有激进
和保守的区别,有紧跟与抵制的区别。1967年,以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
为代表的一派,抵制了极左路线,冒着极大风险,以进攻态势,反极左思潮,反吴传启,
反林杰,反王、关、戚,反谢富治。这是历史事实。当时这一派人虽还认识不到毛泽东是
极左路线、极左思潮、极左人物的总后台,但已达到自觉反对极左代表人物王、关、戚、
谢富治的高度。而当时中央的这些人正是文革中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客观上,新北大不自
觉地抵制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新北大反极左的斗争是北大文革史,也是整个文革史的一
个亮点,它脱离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宗旨,它的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它斗争的矛
头不是指向党、政中的“走资派”,而是指向了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它不是反右,而是
反左;它是属于“人民文革”的范畴。乞今为止,人们受制于官方的定调及曾经的对聂元
梓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判刑之制约,没有能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

文革中清华的“414派”及“414”思潮也属于偏保守的倾向,但“414”主要是
在学校范围内主张解放、依靠大部分干部,并认为“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意即清华造
反派(团派)不能在清华掌权“坐江山”。把“老四”这个观点深入推理下去,岂不是在
中央的文革暴发户中央文革,也是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吗?难怪毛译东对“
414思潮”反感。“414”的核心成员曾公开贴出反陈伯达的大字报。清华“414
”与新北大公社的倾向相近,当时都被视为偏右、保守。但不同点是,新北大派对极左的
代表人物采取了进攻的态势,形成了群众运动,这是人民群众在文革不断觉醒的过程中,
走的更早、更快、更向前的一个群体。

下面有一个事例,有力地证明了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是坚决反对极左路线的。196
8年3月24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首都红代会核心组
成员列席,北大聂元梓、马云龙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上,林彪宣布毛主席决定打倒杨成
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江青在此次大会
讲活中,说王、关、戚是形左实右,他们是被中央文革端出来的,有人想借王、关、戚倒
台搞右倾翻案,右倾翻案是当前主要危险。(笔者认为:江青担心王、关、戚倒台后,如
进一步反左,会反到她和中央文革的头上。)江青批评聂元梓,“我要你反右,你偏反左
。”会后,关于大会的内容,马云龙在北大广播台向全校做了传达。

我于2015年4月,在北京向校友马云龙核实江青在“3·24大会”上讲的这句“我
要你友右,你偏反左”,马云龙肯定地说,“我在笔记本上做的记录,回校也是我传达的
,肯定有这句话。”校友索世晖、扬子浪也都记得这件事,肯定江青是这样讲的,马云龙
传达的。

3月27日,中央文革在首都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林彪出席,公开打倒杨、余、傅
,称杨、余、傅是“变色龙、小爬虫”。江青在大会讲话中,再次批评聂元梓“反左”是
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在这次10万人大会之前,3月8日凌晨,陈伯达、江青接见聂元梓,对她讲“你要反右
,不要反左。”据“公社”动态组负责人胡宗式对我讲,当时江青对聂讲得最重的话是:
“你们为什么抓住王关戚的问题不放呢?王关戚后面还有大的吗?刘少奇吗?”(王关戚
当然和刘少奇扯不上。江显然是话里有话。)江青在那段时间,接二连三敲打聂,训斥她
不可反左。对反左很紧张。我记得那时“新北大人”写作组开会时,商讨写一篇系统批判
王关戚极左路线的大字报,讨论时中文系曾镇南说:“我们批王关戚,江青肯定不高兴。
”曾镇南的直觉和判断很准确。戚本禹在其《回忆录》中说,1967年8月26日,周
恩来在中央文革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指示,宣布王力、关锋因反军乱军、“毁我长城
”,进行“请假检讨”,实为“隔离审查”。戚本禹把王、关送到钓鱼台二号楼软禁后回
到会场,这时周恩来已离开。戚本禹看到:“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
(注11)

而聂元梓却在那段时间,在北大俄文楼的一个小范围会议上讲:“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
口号,我们提我们的口号。当前不是右,而是左。我们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是要
反左。”

在杨余傅倒台之前的1968年初冬季,我也曾直接卷入左右之争。在一次中央文革接见
首都红卫兵代表时,江青发言时强调“王关戚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其实质是极右。”
当时在场的中央文革成员及谢富治、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叶群、温玉成等大员,非
常奇怪地一个一个强烈表态:轮流发言,表示同意江青讲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
志致敬,捍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等等。北大传达了这次会见及江青讲
话后,我连夜组织“新北大人”写作组写了一篇大字报《反左防右》,题目是我定的,中
心思想是:极左是主要危险,目前主要任务是继续批判极左思潮,肃清王关戚的影响。但
同时要防右,防止右倾机会主义抬头、反扑。这张大字报是与江青讲话“拧着”、“顶着
”,坚持反极左,但提出“防右”是为了不明显地违抗江青讲话,对其讲话做出自己的“
解释”。大字报贴出后,“公社”有人贴出《王关戚是形左实右》的大字报相呼应。“井
冈山”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新北大人”曲解江青讲话,当前应反极右。当时出现了许多两
派关于反左反右的大字报,形成了一场左右之争的论战。过了一、二天,李文告诉我,聂
元梓对他讲,“新北大人”的大字报写的不错,“这批人挺有头脑。”表示赞赏。文革中
反极左还是反极右之争,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级上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

1973年春,我在河北安国县中学高中任教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展大批判,我写批
判林彪的文章就是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批判林彪对党政干部打倒一大片的罪行。我当时
的心理状态是,国家真是折腾的够呛了。自己从北大毕业,被贬到农村教中学来了。不满
情绪在增长。主观上认为,文革已到后期,应借批林,肃清极左路线影响,尽快实现安定
团结,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结束文革。当时思想上还认识不到应否定文革,也认识不到
毛泽东是极左路线的总代表,但对批极左路线十分执着。没料到的是,不久传达中央文件
,毛泽东批评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批判他批林要批极左是错误。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让周恩来管《人民日报》。1972年8月1日,周恩来指示
《人民日报》批林要批极左路线,但遭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王若水坚持按周恩来的
指示批极左,在10月14日《人民日报》上用整版发了三篇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
左思潮。结果遭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严厉批评。王若水不服,于12月5日上书毛泽东
,提出《人民日报》批林整风应批极左,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
姚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1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接见了张春桥、姚文
元,毛泽东说“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批极左思潮少批
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右的不能再右了。”随后,王若水在《人民
日报》遭到批判,被撤职,发配到大兴红星公社劳改。在此次王若水批极左的事件中,毛
泽东在反左反右之争中,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而且名为批王若水,实为批周恩来。当时我
明白了一件事:反对批极左的总根子是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引起了思索。

综上所述,今天看来,反左反右之争始终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而且从中央到基层都存在
着严重的分歧和激烈斗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就是一条开展极端的阶
级斗争这样一条极左路线。反之,从中央到地方也始终存在着对其进行抵制的力量,存在
着批判极左思潮的进步潮流。

文革中的反左反右之争,直到毛泽东去世,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了基本结论。据
郭道晖着《四千老干部民主评议党史》记戴:1980年10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之前,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之后,曾召开4000多名
高级干部进行大讨论,征求意见。实际参加此次大会的有5600多人。这次会议比较民
主,与会者大多是劫后余生的老干部,他们体验深刻,畅所欲言。关于毛泽东的错误,大
多数干部的主流意见是:毛泽东自1949年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制订并推行了一条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许多参与讨论者,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分
开论述;反对说文革前17年没有错误路线;反对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区别开来。强调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代表。但大部分高干(包括陆定一)的正确
意见,却不被邓小平、陈云接受。邓小平10月25日对“决议”起草组的负责人胡乔木
、邓立群讲:“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多数人的正确意
见未能写入“决议”。但主流共识存在,它是大多数人的认识。邓、陈为维护党的形象,
维护毛泽东遗留的党国体制,并掩盖自己在十七年协助毛泽东制订、推行极左路线的“助
纣为虐”的错误,否定了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但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上,全会制订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际否定了毛泽东“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而代之“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在4000人大会及对解放思想起了极大推动作用的“理论务虚会”后期,邓小平提出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则,是以阶级
社会、阶级斗争为前提的,要坚持以中共的专政手段解决阶级矛盾。于是,邓小平搞了一
个折衷主义,提出两个基本点:一个“改革开放”,一个“四项基本原则”,二者平行,
为“改革开放”留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尾巴,并为坚持一党专政提供了依据。邓小
平管那叫“两手硬”。于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每隔几年便会出现一次左的阶级斗
争的干拢,如“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罢免对改革开放有重大贡献的两任总书
记胡耀邦、赵紫阳,直至“六四”镇压开枪,镇压法轮功,这都是在“四个坚持”旗号下
进行的极左干扰和罪错。

以上论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发生的反左反右之争。在这个大历史的背景下,回过头
来审视1967年在北京、在北大,左、右两种思潮的斗争,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
公社”反极左思潮,反吴传启、林杰,反王关戚,反谢富治的斗争,其历史意义应是很明
晰的,无容质疑的。觉醒有个过程,反极左无疑是向着完全觉醒的方向前进。反极左是个
正确方向。当年聂元梓、孙蓬一领导的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其斗争方向与
中央文革正相反,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中的“走资派”,而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
派;不是反右,而是反左。它属于人民的文革。它实际上是抵制了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
路线。但并不自觉,主观上认为是在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聂、孙及“公社”在当时(
1967年)并不是政治完全正确,无论是北大的“公社”还是“井冈山”,无论是北京
的天派还是地派,当时在“拥毛”、拥护文化大革命,反对刘邓路线这个最大政治问题上
是一致的,都是政治不正确。两派都拥护文革,都被毛泽东所利用。

24、骑车去北戴河

1967年9月中,王、关倒台后,我高兴且轻松,想累累身体,放松一下精神,出去玩
玩。我和马西沙、陈双基决定骑车远征北戴河,拥抱大自然,到大海里游泳。于是每人带
上水、地图,骑着自行车,向东北方向急驶而去。北京到北戴河有400多公里。一路上
芳草萋萋、鸟语花香、树影婆娑。我们或走公路,或穿小路,日行12小时。晚上借着月
光狂奔,两侧树影呼呼向后退去,幸亏没撞上大树,否则非伤既残。中途在小旅店休息了
一晚,第二天傍晚到达北戴河大海边。一路上口干舌燥,吃不下饭,净吃西瓜和桃了。到
了海边,松了口气,看到涛涛大海,那个畅快!改善伙食吧,每人来了一份三鲜饺子,美
味之极,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美食?到那里住?旅馆太贵。三人一合计,走吧,去秦皇岛
,找个澡堂子准便宜。一打听,要走20多公里,小菜一碟。于是沿着海堤马路,一个多
小时抵达,找到个澡堂子,安营扎寨。一躺下来,全身散架,昏然入睡。第二天吃过早餐
,骑回北戴河。找到一个海滨浴场,沙滩开阔,白砂细软,没个人影。于是三人来了个天
体浴,冲入大海,随波畅泳,上岸后大字形仰天躺下,享受日光。傍晚返回秦皇岛。如此
三日。第4天起个大早,踏上返程。我一马当先,劈风前进,二人紧跟。走了很多山间小
路,天黑来到源河大桥。到了大桥,三人傻眼,大桥入口,铁门紧闭,入夜封桥,卫兵把
守。怎么办?回头吧,荒山野岭,天色已暗,筋疲力尽。莫非要在野地里睡一宿等天亮?
情急之下,紧急相商,计上心来。“卫兵同志,我们是北大的红卫兵,中央文革有紧急任
务给我们,要赶夜路,请放行。”卫兵不敢做主,电话报告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急急赶来
,一听,立马下令“马上打开铁门放行!瞧瞧人家红卫兵的革命精神,你们要好好向红卫
兵学习啊。”于是过了桥,顶着月光骑了十几里。找到一个大车店,有股刺鼻子的马粪味
。顾不得了,凑合吧。过了一夜,第二天上路,曾错走了一段废路,只好折回,找对道路
再走。下午骑到通县,都骑不动了,两腿如同灌了铅,沉重之极,只好推车步行。看到个
卖大碗茶的,还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凑钱,三人一摸口装,总共凑了三分钱。卖茶的说
一分钱一碗,你们有三分,只能喝三碗。于是每人大口灌下一碗。再推车前行。正好后面
来了辆军用卡车,忙举手拦下,我说“解放军同志,他病了(指指马西沙),骑不了车,
劳驾,能搭个顺风车吗?”“去那儿?”“天安门。”“顺路,上车吧。”我们赶紧把自
行车搬上了卡车,很快到了天安门。下了车,再三谢过司机,各自回家。这趟自行车远征
,真够累的,可挺痛快。

25、厌倦派性斗争,力争两派联合

1967年10月至12月期间,“公社”负责文攻任务的“作战部”的一批人,对北大
无休止的派斗,越来越厌倦,觉得这样下去,看不到运动的前途和出路。在10、11、
12这三个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群众组织的派性、
无政府主义,宣传大联合、三结合、解放干部、制止武斗,进行斗、批、改。负责文攻任
务的“作战部”成员很注意学习中央党报、党刊的这些指导性的文章,经常讨论,寻找运
动的出路。头脑日益清醒并主张停止派斗,实现大联合。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编辑部社论”,号
召学习、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社论指出“在工人阶级
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
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
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我们反复讨论,觉得毛主席的指示非常符合北大
的实际。北大两派师生,那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本来都同在北
大生活、学习,又共同响应中央号召投入运动,现在仅仅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就相互把对
方视为“敌对阶级”。本应相互尊重,却相互仇视;本应平等相处,却要压倒对方;本应
相互合作,却要残酷斗争。这本来是很明白的道理,但两派群众的大脑都被阶级斗争日益
尖锐的观念搞乱了。“66”早在6月11日“起风雷”的大字报中就曾批评孙蓬一“用
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来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表现出“‘左’的可爱”,进而“打击
不同意见。”其实“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打击不同意见”,两派同样存在,但人
家的缺点错误应由人家自己讲。“66”核心成员到了10月更坚定了“反对夸大阶级斗
争严重性”的立场和认识,但受历史条件局限,还认识不到应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

10月7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指出,要实
现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
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对受蒙蔽的群众,
不能压。”“要告诉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是他们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作战
部”认真学习、讨论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识到要实现与“井冈山”的联合,有两个关
键问题,第一是必须承认对方是“革命群众组织”,这在当时“公社”内部很难被大多数
人接受。既使“井冈山”的个别头头跟着王、关、戚跑了,那也是“受蒙蔽”,“不能压
”,一“压”就没法联合。第二是必须多做自我批评,批评本派的缺点、错误。这是促进
联合,双方走到一起的唯一途径。一味指责对方,还是“打内战”,八百年也坐不到一块
儿。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逐渐把批评的重点指向了校文革打“内战”的强硬派孙蓬一。
以至于到了68年初,我们被“公社”内部许多人指责为“策略派”、“机派”。所谓“
策略派”是指一味讲究“策略”,缺乏斗争性。这是好听的说法。难听的说法是所谓的“
机派”,“机”是指“右倾机会主义”的“机”字。指责我们放弃了对“井冈山”的路线
斗争,“右倾”。但我们认为正如毛主席所说“现在是他们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不仅是
“可能”,而是孙派正在犯错误。他们是另一种形式的极左思潮,夸大阶级斗争,以极左
态度对待对立面群众。记得当时索世晖告诉我,他们中文系的庄明泉对他讲,“孙蓬一他
们说你们是‘机派’,你们应该说他们才是‘机派’,他们阻挡大联合,是左倾机会主义
。”我们这一派在当时“公社”内部是少数派,这一派有:“作战部”的几个人索世晖、
王复兴、陈双基、扬子浪、任瑚琏、张绍清、马西沙。有原“66”的一些骨干:刘庆柱
、王渊涛、俞政、黄虹坚、曾镇南、庄明泉、金崇顺、王兰亭、王冠英、黄诗云、陈建民
、徐森、张文虎、杨桂香、钱凤娟、吴丽诊、孟关霖、程仁双等人。在公社总部有:李文
、阎志胜、李长啸、沈永友。还有驻首都红代会的代表马云龙。“公社”总部主要负责人
孙月才,虽然是由“联战”推举进入总部,但他比较倾向李文。李文是我们这一派的代表
。在聂元梓周围她比较依重的人中有几名教师:宋一秀、魏杞文、赵建文等,与我们一致
。“公社”内部两派斗争发展到68年,我们与孙蓬一的矛盾甚至超过了与“井冈山”的
矛盾。但始终处于“斗而不破”的局面,始终控制在内部不同意见争论和思想斗争的范围
内。

关于“公社”内部的这种派系分野和思想斗争,“公社”总部主要负责人孙月才在他发表
的《文革十年日记》这部书中,第260页的第81条注释关于“李文”的条目中,有清
楚的记载。此条目写道:“李文,生物系学生,干部子弟。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他以‘
策略派’著称,和孙蓬一观点相左。其人好思,对文革较早取批判态度。1985年3月
29日,《人民日报》社居然还派人来上海社会科学院找我调查李文在文革中的活动情况
。。”孙月才在回复《人民日报》的材料的“附言”中写道:“当李文对文革己有所觉醒
时,你们《人民日报》还尽在放屁,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有像样的检查吗?”

当时,“新北大人”写作组曾由曾镇南起草了一篇长篇大字报,批判本派的派性,论述实
现大联合的必要性,主张承认“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文中批评了本派在大联合
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当时“公社”内的大多数还接受不了这些意见,犹豫再三,因担
心引起内部激辩,造成分裂,便没有贴出此字报。可见两派联合阻力之大。

在“大联合”的问题上,聂元梓、孙蓬一有分歧。聂元梓主张承认对方是“革命群众组织
”,反对“压服”,反对武斗,主张大联合。孙蓬一则坚决反对聂的意见,主张“摧毁”
“井冈山”,认为与“井冈山”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说“路线斗争是不能调合的”,搞大
联合是“右倾”。聂元梓在一次“公社”战斗队队长联席会议上,提出“承认‘井冈山’
是‘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两派大联合”的主张。结果遭到绝大多数战斗队的否定和“炮轰
”。当时的氛围就是这个样子。“井冈山”的一些人流传“公社”分裂为“聂派”和“孙
派”。但我们这批人从未承认自已是“聂派”,只承认在内部,更多地支持聂元梓。由于
聂比较摇摆,她在“井冈山”的攻击、谩骂及“公社”孙派内部指责的双重压力下,不能
始终如一地坚持反对派性,促进大联合的主张,后来甚至卷入了两派武斗。聂元梓被派性
所绑架,始终没能以无比的勇气和智能挣脱出来,那么她做为处于主导地位的校文革(权
力机构)主任,便只能在文革后期吞下苦果,承担打派仗、搞武斗的重大责任。

到了12月,“井冈山”也有一部分人主张有条件地“承认校文革”,实现两派联合。他
们有个“天安门论坛”的组织就持这种主张,我和杨子浪曾多次与他们接触、谈判,并于
12月25日与他们达成联合举办两派的学习班,商讨两派怎样实现大联合。双方签署了
协议书,“井冈山”方面承认“校文革”为权力机构,“公社”方面承认“井冈山”是“
革命群众组织”。当时“天安门论坛”的人告诉我们,陈醒迈(“井冈山”总部成员)下
次将参加联合学习班的活动。我和扬子浪也表示会参加。随后,“井冈山”广播站广播了
杨克明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支持联合学习班,表示承认校文革的领导,但要求“改组
校文革”。(他们“改组校文革”的要求,我们并不认为不合理。)到了12月28日,
风云突变,“天安门论坛”突然撕毁了协议,举办联合学习班之事,功败垂成。12月3
0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井冈山”强硬派突然绑架了校文革结合的干部崔雄昆(新成
立的中共北大领导小组付组长、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原北大教务长),校文革立即举行
了抗议大会。两派对立情绪突然升温。自下而上的大联合的希望破灭。看来“井冈山”方
面的“大联合派”也是少数派,且压力极大,他们卡在“井冈山”大部分人不同意承认“
校文革”是权力机构。“井冈山”总部被强硬派所操控,他们绑架崔雄昆,是有意破坏两
派鸽派的大联合努力,把两派斗争推向激化,推向武斗。

当时历史系的两派教师曾相互接触,商讨历史系教师大联合的事。魏杞文找了“井冈山”
教师头头李源,说“学校上面两派不联合,咱们历史系先联合”李源赞同,并到魏的家里
商量。但在学校两派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这种小范围的大联合无法推进下去。

两派大多数人互不承认。不承认对方,怎么联合?这便是当时的局面。由此可见当年派性
泛滥之严重程度。所谓派性泛滥,实质是阶级斗争观念的极度泛滥,两派的大多数群众都
以宗派为依托,把对方视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即孙蓬一所说的“路线斗争不能调合。”两
派都想压倒对方,使自己在运动后期能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当时没有私有产权,人们的
利益述求主要体现在本人的政治地位。对政治地位的追逐就是对利益的追求。即列宁所谓
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派别斗争十分激烈,派性十分顽固。至于在全国泛滥
的派性斗争,其所暴露出来的民间所蕴藏的强烈宗派性,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这
应与我们民族深远的文化与传统中的负面因素有关。此问题笔者将在其他章节阐述。

北大的两派斗争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从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全国各地
都陷入了派别斗争,武斗升级,运动严重失控。这并非毛泽东的愿望。这证明文革并非始
终如一的“毛泽东的文革”,毛不是神,他没料到全国会出现如此大混乱的局面。他在9
月16日视察抗州时说,“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他想不通了,蹦
出这么一句大白话,他是真的想不通了,觉得不应该这样。因为文革初期1966年下半
年至1967年初的全国各地两派斗争,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反省、
市委,还是保省、市委。而到了1967年下半年,两派之前都曾共同批省、市委的资反
路线,而现在却因为结合不同的干部,或者是斗争策略的分歧,或是争座次,互不服气,
争论谁更革命等原因,便重新分裂成两派。而军队却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两派冲突激化
,武斗升级。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泛
滥成灾。这时的两派斗争虽没什么大原则方面的分歧,都反对刘邓路线,都拥护毛泽东的
司令部,却比66年的派斗激烈的多得多。扬子浪在1967年11月19日的“日记”
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产生了很多偏激的东西,对立面的两
派有时各执一词,闹的不可开交。”扬子浪的这段“日记”,记述了当时的普遍情景。群
众运动并非天然正确,人民群众也会犯错误,那段时间的人民的文革是个错误潮流,无政
府主义泛滥,一片混乱,对社会具有巨大破坏性。同时在那吋间,群众运动也离开了毛泽东
的旨意,离开了毛译东的文革轨道。毛泽东不是神,运动失控了,他穷于应付。毛泽东1
967年夏、秋一再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结束。
”“接着召开‘九大’。”但事与愿违,他想结束却结束不了。群众运动脱离了他的轨道
,不按他的意志行进。毛泽东的历史观是“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他在
文革之初,把“阶级斗争”从“潘多拉”魔盒中放了出来,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到了1
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运动严重失控,尔后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了全国军管
及工军宣队进驻高校的手段,才控制了局势。军管及工军宣队比之刘邓的工作组,对群众
的控制厉害得多。毛泽东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也不是不要工作队领导运动,只不过是要看
那个司令部的党领导,那个司令部的工作队。“九大”的召开,比毛泽东予计的时间整整
推迟了一年。“九大”结束后,毛泽东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路线斗争,文革仍无法结束。

注释:

注1:《陈一咨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113页。
注2:《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07、208页,第十一章
第3节。
注3:《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426页,第十七章“我的上
诉书”。
注4:同上,428页。
注5:扬子浪:《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刊于《记忆》132期2015年6月15
日。
注6:《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23页,第十二章第1节。
注7:《记忆》电子杂志第143期“陈伯达1967年6月5日的讲话”。
注8:《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25、226页,第十二章
第3节。
注9:《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16页,第十一章第第7节

注10:《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73页,第十三章第10
节。
注11:《戚本禹回忆录》664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

第六章 继续大乱的1968年

1、坚持大联合,抵制孙蓬一

1月10日,扬子浪在他公布的日记中写道:“北大斗争相当复杂。解决井冈山问题和校
文革问题是一样困难的。对校文革的一些错误思想和错误领导必须坚决抵制,作合适的斗
争。”(注1)扬子浪的这段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新北大公社文攻作战部”和“新
北大人写作组”这批人坚持大联合,反对武斗,与校文革中以孙蓬一为代表的错误思想坚
决斗争的立场和态度。

1月16日,“公社”召开串联会,讨论形势。会上我、扬子浪、索世晖、陈双基都作了
发言,批评了“公社”中一部分人提出的错误口号:“丢掉联合幻想,坚持斗争到底!”
、“安不忘危,捍卫红色政权!”、“与井冈山之间的路线斗争,绝不能调合!”等等。
指出这些口号与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相违背。目前的任务应是做艰苦细致的工作,防
止发生武斗,争取实现大联合。我们这些意见当场遭到很多人的指责和反对。当时我们的
这种声音,在派性高涨的“公社”中很微弱也很异类。在这次串联会中,我们这批人做为
“策略派”,在“公社”内部亮相了。

1月16日晚,“井冈山”部分人抢走了校文革公章,抢走了“公社”广播站的喇叭,干
扰“西藏大联指”演出队到北大的演出。“井冈山”挑起武斗,好在“公社”很快恢复了
秩序,演出顺利举行,才旦作玛也做了精彩表演。“井冈山”这些派性顽固者的作为,使
我们“公社”的“策略派”很被动,使我们争取实现大联合的努力愈发困难。

1月17日,在留学生食堂,“公社”的“红色进军号”战斗队发起炮轰“公社”总部“
右倾”的串联会。许多人强调“公社”在武斗中受了损失,对“井冈山”软弱,指责总部
“右倾”,不指名攻击“作战部”和“新北大人”。我们据理力争,进行了反批评。扬子
浪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孙蓬一们再也无法统一意见了。”“能不能坚决打倒派性,能
不能紧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衡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准。”(注2)扬子浪的这
段日记反映出“公社”的“策略派”,己觉悟到必须把“坚决打倒派性”做为斗争目标。

“策略派”虽然是“公社”内的少数派,但能量很大,信念坚定。“策略派”最有利的武
器是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这些指示的重点就是:停止武斗,消除派性,实现联合。
这正符合我们当时内心的朴素想法:结束乱斗,恢复秩序,走向正常。但当时北大两派的
派性十分顽固,实现联合极其困难。但两派的大部分人对这种旷日持久的派仗并不满意,
因此消遥派日渐增多,大多数人采取了脱离运动、消极抵制的态度。但两派的头头大多是
派性顽固的激进派。当时的形势是:谁激进谁话事,谁调合谁靠边;少数人热衷派仗,大
多数人逍遥观望。这便是当时北大的生态环境。

据赵建文讲,1967年10月至12月时,聂元梓收集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
的许多文章、“社论”,反复阅读、琢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为实现大联合是正确的出
路。聂想承认“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与“井冈山”谈判,但遭到以孙蓬一为首
的强硬派的坚决反对。魏杞文则在校文革坚决支持聂元梓。聂曾一度想把孙蓬一拿掉,让
他辞去校文革付主任一职。(江青曾对聂讲过,她有个“坏助手”是孙蓬一,聂想以此名
义对孙采取措施。)索世晖告诉我,有一次聂、孙二人去高等军事学院的“红高联”军队
首长那里吃饭,在饭局上,聂与孙商量必须承认“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进而实现大联
合,两人意见不和,越谈越激烈,后来孙勃然大怒,当着客人面,把饭桌掀翻。我后来对
魏杞文谈到此事,魏告诉我,他知道此事,因为当时是三个人去的“红高联”,他也去了
并在场。他当时与孙蓬一大吵了一架。孙指责魏杞文是“井冈山的内奸”。此事反映出当
时校文革和“公社”内部两派思想斗争之激烈。

关于校文革、“公社”内部围绕大联合和武斗问题上的派别分野与斗争,尚末见到任何文
章述及与评论。

2、关于两派的两个口号

文革结束后,北大学生在反思北大文革中两派打派仗的历史时,一部分人批评“新北大公
社”有个错误口号“反聂即反动”,另一部分人批评“井冈山”有个“错误口号“反聂即
革命”。这两个对立的口号当然都很荒谬,不正确。实际情况是,在当年的现实中,这二
个口号并没有真正出现过。两派头头和群众都没有公开提出过这种口号。这是文革后期以
及文革结束后,人们在反思北大文革两派打派仗的历史时,有的人对两派极端分子思想、
行为的概括。

关于“反聂即反动”的口,这是文革后个别原“井冈山”校友硬按到“公社”头上的。聂
元梓在1966年11、12月时曾几次针对“井”、“红”反校文革、反聂元梓,对校
文革常委和“红旗兵团”骨干讲,炮打中央文革以上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是反动,炮打
聂元梓不能叫做反动。但在打派仗时,以孙蓬一为代表的派仗强硬派,杷“井冈山”反校
文革视为错误路线,称反对派为“逆流”,其思想深处有着“反聂即反动”的意识。例如
:校文革主办的校刊于1967年12月14日发表《社论》,说“井冈山兵团是孔、杨
、牛、候等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是走资派、反共老手的庇护所。”1968年5月
23日《新北大》刊登文章《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分子大本营》,该文点了一批学生的
名子,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

以上这种现象与“校文革”、“公社”一派中有较多文革前学生党、团干部这种成份有关
。北大的运动在文革初期没有充分地分化,这与清华明显不同。“5、25”大字报贴出
后,对陆平党委的保、反两派刚开始辩论、分化,仅仅8天,6月1日晚中央台就广播了
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支持。于是全体师生都紧
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人都成了反陆平的造反派。在反工作组时期,从7月12日陈
必陶贴出第一张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到7月25、26日中央文革到北大召开万人
大会,支持反工作组,保、反工作组两派的争论、分化才仅仅半个月,中央文革一表态,
工作组撤走,全校师生一下子都成了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北大的保皇派始终没有形成气候
。“保”、“反”两派没有时间形成组织上的对立。由于北大没有充分分化并形成明显的
“造反派”和“保守派”,更没有在组织上形成“保”、“反”两派。因此在1966年
8月以后便阵线不清。保守派的社会基础,原陆平体制中师生里的党团干部两派都有,在
支持校文革的一派中这种成份多一些。

1957年反右以后,中国社会形成一种政治风气,反对基层某个领导就是反党。这种观
点在文革初期1966年的8、9月被《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多次批判、否定,推
动了风起云涌的造反大潮。但以前那些文革前的党团骨干中,这种思维习惯很难一下子根
除。北大支持聂元梓的一派中,少数人(原来的党团干部)仍具有这种思维习惯,并以这
种思维对待对立面。但应客观指出,“红旗兵团”总部及后来的“公社”总部从来没有认
同过“反聂即反动”这一类的观点,他们只是不接受“井冈山”搞“二次革命”这种过左
的做法。

关于“反聂即革命”,文革中“井冈山”虽没有公开提出这种口号,但少数头头确曾公开
提出类似的口号,如:“彻底砸烂校文革!”、“进行二次革命!”、“井冈山是真正造
反派!”“新北大公社是老保!”、“一切权力归井冈山!”等左的口号来做为行动纲领
。少数人思想深处有着“反聂即革命”的意识。聂元梓在文革中是造反派的代表,是站在
左的方面。“井冈山”的个别头头却把聂当做“保守派”来攻,当做右的代表来攻,嫌聂
不够左,声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这恰恰表明他们的立场更左,是极左,是以极
左反左。这即是个别人“反聂即革命”意念的荒谬之处。北大在文革初期的特点是什么?
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北大运动走的太快,陆平很快倒了,工作组很快就挨批被撤了。按
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北大暂时不存在革命的新目标。正如1966年11月13日李
讷在北大对聂元梓传达毛泽东的话时所说:毛泽东说“北大运动不好再进一步做什么,北
大的运动要等一等,现在主要是推动全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表示支持聂元梓去上海串
联。(注3)但北大的某些激进派,比毛泽东跑的还快,比毛还左。他们要在北大再掀新
的造反浪潮。要再造反,造谁的反,革谁的命呢?1966年底至1967年时,造反己
成为一种时髦,造反派的身份成了一种荣誉。于是北大的个别人便形而上地把矛头指向校
文革、聂元梓,认为这是“革命”。其实这种“造反”、“革命”不但在当年与批资反路
线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在今天来审视则更是过左的表现,迎合了极左路线,与“反文革”
是沾不上边的。“井冈山”的绝大多数人对此早已有所认识。

当年北大两派争论的焦点,从来不是上述的两个口号,而是聂元梓、校文革执行的是什么
路线?“井冈山”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这是当时事实上争论的焦点,即所谓路线问题。两
派各自认为自己代表了正确路线,对方代表了错误路线。都认为“路线斗争不可调合。”
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分胜负不罢休。此盖因中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毒太深之故
。自己也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对立派同学视为错误路线的敌对派别。直至两派武斗愈演
愈烈,才逐渐觉悟,脱离派斗。

北大两派的所谓“路线斗争”是假宗派载体而进行。当年的派性泛溢于全国,派斗漫延至
各大专院校、中学、工厂、机关、医院、街道,甚至农村各个生产队。部队除做战单位之
外,各总部、军事院校、文工团也分派,打派仗。派仗遍布全国,派性十分顽固。这是中
共建国以来从没见过的现象。对派性这东西有必要认真研究。

派性能突然高涨的条件是:毛泽东为着利用群众,打倒政敌,暂时实行了大民主。在文革
开始后的前二年,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突然被打乱、打散、瘫痪,原来的社会控制系统解
体、散架,例如学校的系、科、年级、班的系统消失,党、团组织瘫痪。中共号召群众自
己解放自己。党中央对群众松绑了,于是群雄并起,造成派性大泛滥。这是外部条件。内
在原因是什么?

当年派仗的硝烟弥漫全国各地。北大、清华这两个最高学府,都曾陷入长期的派性斗争,
并发展至武斗。这种情景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这种社会现象暴露出在中国社会的传统
文化中,深藏着宗派性质的文化因子。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农村基层存在着源
远流长的家族宗法关系。一村、一族、一姓,被宗法关系所联结。广泛存在的民间宗教团
体,更是强化着草根民众的邦派性。民间的哥老会、袍哥等各种帮会盛行,普通成员抱团
取暖,邦派头头则抢地盘,要保护费,争利益,具有黑社会的性质。城市中盛行着手工业
者的行邦制,尤以糟运中的糟邦最为显赫。社会上层的科举选仕制,造成每期中举的新科
仕子们与主考官之间的同学、师生关系网。官场、朝庭盛行朋党之风,一党一派,一兴俱
兴,一衰俱衰。在中共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某某方面军出身,某某野战军出身,红
区、白区出身,不同根据地出身,留苏国际派,国内游击派,等等山头,邦派林立。以至
于在中共的组织原则中,“照顾山头”成了理所当然的潜规则。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蕴
藏着邦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人身依附、小圈圈,以人划线、抱团
结伙的传统。在一党专治的高压下,它们隐蔽地存在着。一旦松绑,能量巨大,便会泛滥
。文革中派性之严重,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上的根源。

中共建政后的17年,一切财产归国家,没有私人产权。青年学生的人生前途、利益主要
将决定于政治立场、政治表现、政治身份、政治地位。奉行的是列宁所说的“政治是经济
的集中表现。”利益取决于政治。因此北大学生谁也不想在文革中站错队,谁都想在大革
命中表现自己是紧跟毛泽东的革命派。这是集体潜意识。在文革中阶级斗争观念泛滥的条
件下,两派互视对方是错误路线、是政敌,而自己是政治正确,于是斗个你死我活,誓要
分出胜负。当两派群众全被毛泽东抛弃,发配到工厂、农村、边疆进行思想改造,人们才
逐渐醒悟,走出派性。

以上,是我对两个口号的看法,以及今日对文革中北大两派内斗之反思。

3、祖父被关押到秦城

1968年3月上旬的一天,母亲告诉我,祖父王卓然在3月5日被公安部逮捕,关进了
秦城监狱。说他是“东北帮”的。如晴天霹雳,我被这个消息惊呆了。我爱戴的爷爷怎么
一夜间成了历史反革命了?文革中我深受“血统论”、“出身歧视”的困扰,现在又要背
上这么个大包袱,太沉重了。祖父为什么被抓进秦城?“东北帮”是怎么回事?后来我逐
渐了解到,所谓“东北帮”是指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中共一批高级干部、高级将领和民主
人士,大多是东北人。文革中左倾势力不承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认定他
是反动的大军阀,认定中共党内有一批与他勾结的叛徙、特务、反革命。中央及东北地区
的专案组在北京和东北地区逮捕、关押了100多人。此即为“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
”,俗称“东北帮”。

康生、江青、毛远新等人和中央专案组,完全无视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
他们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从阶级分析出发,认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高于一切。因此认
定张学良是敌对阶级的“反动大军阀”。他们在文革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
想指导下,要挖出一个与张学良相勾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集团。

此案与延安整风有关。康生在延安整风时发明了一个名词叫“红旗党”,意指暗藏在中共
地下党内部的叛徒、国民党特务,打着红旗反红旗。康生在延整风时期就曾抓了不少“红
旗党”,其中包括许多“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称“东总”)的中共地下党干部和从张
学良东北军出身的红军将领。康生在延安整风中有个“抢救失足者”报告的小册子,其中
就点名称“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党、特务。”“东总”地下党组负责人刘澜波在延安整风
中便因“叛徒”、“特务”嫌疑而被关押、审查。“东总”如是“红旗党”,直接领导“
东总”的周恩来成了什么?文革中康生故技重演,整肃当年“红旗党”中的东北人,特别
是当年“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骨干,即所谓“东北帮”。67年底、68年初,在北京
和东北地区,公安部抓捕了大批“东北帮”入狱,逮捕、关押了上百名高干、高级将领和
著名民主人士。此案件应是文革中次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大案。“六十一人案”
直接牵涉到刘少奇,而“东北帮案”则暗中牵涉到周恩来。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七七事变”前夕,张学良的一些文官亲信、下
属以及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在北平组建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宗旨是坚
决抗日,光复东北老家。“抗战时期“东总”在重庆,是直接由周恩来的中共南方局所领
导。“东总”的地下党负责人是刘澜波、于毅夫,中共战略情报员阎宝航和祖父王卓然同
为“东总”主席团的理事,王卓然兼任“东总”机关刊物《反攻》杂志社的社长。王卓然
是由周恩来提议让他以有影响的社会贤达身份成为“东总”主席团的成员,以便于在国统
区进行公开活动并广泛团结民众抗日。

“东总”的骨干大多与张学良有着历史渊缘。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曾放风说,周恩来在重庆
“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康生打击“东总”,剑锋所指是周恩来。康生敢
如此胆大妄为,应是有后台。1943年周在延安整风中期,被毛泽东从重庆叫回延安,
被批,挨整,反复检查路线错误,直至“七大”召开方止。(注4)1967年底、19
68年初,康生在文革中,又一次翻出“红旗党”旧案,打击“东总”的新名称叫“东北
帮”。中央专案组抓捕了大批东北藉的叛、特、反。原历史上的“东总”骨干刘谰波(水
电部部长)、于毅夫(统战部部长)、阎宝航、高崇民、贾陶、民主人士王卓然以及原东
北军将领中后来参加中共的张学思将军(海军参谋长)、万毅将年、解方将军等人都做为
“东北叛、特、反黑帮”被关押到秦城监狱。江青、康生、毛远新在东三省打击“东北帮
”面积更大,制造了一个有九十六人的“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有陈先舟
(辽宁省副省长)、吕正操(铁道兵司令)、赵承金(辽宁省军区司令)、车向忱、宋黎
、卢广绩、栗又文、宁武、张庆太、刘多荃、刘呜九等高干、高级将领和民主人士。把他
们投入监狱审查。矛头又一次指向“东北帮”的所谓后台周恩来。康生、江青、毛远新敢
这么干,是有所仗持。

联想在北大文革中,于1967年中至1968年,从地派及北大“红旗飘”个别人口中
传出的“周恩来是旧政府的代表”、“是保守派的总代表”的极左观点,应不仅仅是时间
上的巧合,一切并非偶然。

祖父王卓然简历如下:王卓然,字回波,1893年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莲岛湾村的一个
普通农民家庭。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研究院(
官派留学)。1928年7月,王卓然在美国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回到老家沈阳。张学
良将军知道王卓然回国后,即聘王为“谘议”。王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东北大学秘书长及代理校长,张学良将军家庭教师,“东北外交研究会”主任,《东方
快报》社长。王卓然成为张学良将军的重要文官慕僚、亲信,被称为“东北三老”之一,
即阎宝航、高崇民、王卓然三人成为张学良最重要的文官助手。抗战爆发后,王任“东北
抗日救亡总会”理事,《反攻》杂志社社长等职。1946年5月4日,王卓然与许德珩
等发起成立“九三学社”。1948年1月赴日经商,1951年5月返回祖国,195
5年被周恩来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68年遭四人邦诬陷,受所谓“东北叛党集团
”牵连被逮捕,关押至“秦城”监狱,1972年保外就医,1975年1月31日因病
去世。197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党组做出《关于王卓然先生的复查平反结论》,表
明“王卓然是爱国民主人士,为党和人民作过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以军统特
务嫌疑问题而逮捕审查,是一件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王卓然的追悼会
,邓颖超送了花圈。

祖父于1972年保外就医后,曾陆续对家人谈到他被关在秦城时的一些情况。专案组要
祖父招供,承认是国民党军统局的“设计委员”,是特务。因是不实之词,祖父始终没有
承认(这一诬陷罪名后来被完全推翻)。专案组审查人员曾反复逼迫祖父揭发于毅夫(中
共统战部部长,当年“东总”地下党党组负责人之一)是特务,祖父始终不肯诬告、不肯
做伪证。审查人员威胁祖父,如不肯配合,“不老实”,就要给他拷上手拷。(每天24
小时戴手拷是狱中折磨人的一种严重惩罚,被拷者行动极不方便,很难受)但祖父没有屈
服,他对专案人员说“于毅夫是好人,他没什么问题。我写不出他有什么问题的材料。”
而后祖父被戴上了18天手拷。祖父说,他时常在半夜听到有人惨叫,应是在用刑。祖父
出狱后才知道,当时东北三老,他和老朋友阎宝航、高崇民同时被关在秦城,但从未见面
。阎宝航于1968年5月间死在狱中,他在深夜时被提审,看守人员从背后将他踢倒在
地,从此再没站起来。死后竟然骨灰都没有留下。

阎宝航是传奇式的英雄、中共红色战略间谍,曾屡建奇功。他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公开身份
是国民党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实为中共秘密党员,与周恩来单线联系,联络员是刘澜波
。阎曾获得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莎计划”,而后周恩来把阎获取的这一重大情报,
通过延安电告了斯大林,在德军全线进攻苏联前八天通知了苏联统帅部。1945年8月
9日苏军进攻日本关东军前,阎获取了关东军在东北中苏边境布防的全部资料,通过情报
员交给了苏联驻重庆大使罗申。从而使苏军在8月9日发动攻击之时,已对关东军的要塞
地点、地形、兵力布署、武器配置、指挥员姓名,了如指掌。不幸的是,这位英雄却在文
革中死在了秦城监狱,尸骨无存。

祖父去世前半年,在家里曾与我有个重要谈话。我把它视为最后的交待。

祖父从秦城保外就医出来后,与我们住在一起。1974年夏季的一天,祖父对我讲:“
复兴,爷爷告诉你一件事,一个历史。张学良会开飞机,1936年3月下旬,张学良亲
自驾飞机,从西安带我到洛川,两人在洛川密谈了三天。那段时间张少帅曾多次苦谏蒋介
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蒋就是不听,张学良很苦恼,也很愤怒。表示要逼蒋抗日。和
我商量怎么办。当时俩人都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兵谏’一条路可走。”“兵谏”,
这是张学良与王卓然在洛川密谈中达成的共识。张将军在“双十二”前,单独约见一个亲
信智囊仅此一次,这发生在“西安事变”前八个多月。很显然,此时张学良发动“兵谏”
的决心己定。祖父亲身参与了这一改变中国命运重大事件的谋划。祖父王卓然行事一贯低
调、从不宣扬个人。他对我讲的这件事,他以前从未讲过。至今也没见诸于任何文章。我
曾查阅祖父在五十年代写给国务院参事室的自传,那是改造思想、向党交心、自我审查历
史性质的自传。其中确有提到他与张学良在洛川密谈一事,但没有提到密谋“兵谏”。我
想这个自传既然是检讨个人历史,就不便写功绩吧。王太学先生著作的《王卓然传》也证
实有张、王二人洛川密谈一事,但也没有涉及“兵谏”。张、王二人的洛川之行,行踪相
当诡密,躲开西安,张没带副官和侍卫,亲驾飞机到洛川,二人单独在小层里谈了三天。
这应是出于高度保密的需要。当年参与洛川密谈的当事人只有两人:张将军和祖父,两人
现在均已做古。我只能从1936年12月12日及13日二天发生的事来反证此事。1
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将军扣蒋之后召集东北军、西北军
众将领开会,慷慨陈词,张将军说:“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现在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张将军和众将领一致认定:此次事变为“兵谏”
。并随后电告全国,宣布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举行“兵谏”,提出八大主张。在张、
杨对全国的通电中,反复提到,这次事变是“兵谏”。13日晨五时天未亮,王卓然在北
平床头的电话急响,王卓然得到张已扣蒋的消息后,立即断定是“兵谏”,并命令他主持
的《东方快报》马上改版,用头版大标题说明西安事变是为停止内战,逼蒋抗日,而举行
“兵谏”。当时国统区的报刊全是一边倒斥责、声讨张将军为叛乱的宣传,包括国外的莫
斯科《真理报》也指责张将军是叛乱。唯独王卓然为社长的《东方快报》在国统区揭示了
真相,使用了“兵谏”字样。当年在北平的王卓然与在西安的张学良于关键时刻高度默契
。显然“兵谏”的念头早已分别藏在他们的胸中,因此王卓然在关键时刻才会脱口而出并
变为行动。王卓然在12月13日清晨,在得知事变发生的一瞬间,立刻准确地断定是兵
谏,并逆顶舆论大潮,在所主持的《东方快报》上高呼这是为抗日救国爆发的兵谏。王卓
然在12月13日的反应及行动,说明他并不是心有灵犀,而是胸有成竹,早有予案!

2011年8月,在辽宁省抚顺市的平顶山纪念馆举办了一个“王卓然生平事迹展”及《
王卓然传》(王太学着)一书首发仪式的新闻发布会。我和兄长王复东、小弟王复强应辽
宁省挡案局和抚顺市挡案局的邀请,参加了此次活动。会后有个关于王卓然的研讨会。以
上关于张、王洛川密谈的史料,是我在研讨会上发言的部分内容。

我记得弟弟王复明也曾对我提及祖父与他谈过关于洛川密谋“兵谏”一事。为此,我曾给
王复明发电邮询问详情。王复明于2011年8月28日给我回电邮,说“爷爷生前也与
我长谈过,时间也应是在1974年夏天。因我记得是在兵马司胡同家里的院子,分别坐
在椅子上谈的。爷爷提及在1936年初张学良通知他从北京来西安,然后自己开飞机带
他一人到洛川密谈一事。主要谈如何解决蒋不让张的部队去抗日而在西北打红军的问题。
我清楚记得爷爷对我讲,他对张学良提到‘兵谏’。由于36年过去了,他具体如何说的
我记的模糊了,我记得他对我说‘我对张学良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历史上也有用兵谏这种
方式解决问题的。’”

祖父去世后,张学良曾应父亲王福时之邀,寄来他手书的“王卓然故居张学良书”的墨迹
,寄到祖父去世时居住的北京市西四兵马司胡同的住宅。

4、散步遇剌,有惊无险

3月初,北大两派都在准备武斗,时有小冲突。3月24日前,“井冈山”占领了28楼
等楼,每占一楼便出动武斗队,把“公社”一派学生赶到楼外,把他们的被褥、衣物扔出
窗外。“公社”占领了44楼(招待所)等楼。两派都组织了武斗队,武斗队个个头戴柳
条帽、手持丈二长矛。长矛是用铁管截成,一头磨尖,锋利无比,是可至人死命的武器。
我那时极其反感武斗,反对武斗,但又无力制止,只好当了逍遥派。当时“公社文攻作战
部”和“新北大人写作组”的一批人,都成了逍遥派。

3月中的一天,黄虹坚告诉我,历史系有个“井冈山”的男生叫杨树生对她一向很友好,
对她讲“你千万要小心,‘井冈山’有人很注意你。有人要揍你!”黄虹坚猜测“井冈山
”武斗队可能有个打人的“黑名单”,让我也小心。黄的猜测不知真假,但当时的火药味
己是一天比一天浓。

3月20日左右的一天傍晚,晚饭后我从大饭厅通往南校门由北向南的路上散步,突然听
到身后有紧凑的脚步声,回头一望,有两个手拿长矛、戴柳条帽的人在后面10米远正加
紧脚步追我,似乎认识我。我感到不妙,撒腿就跑。两人立马紧跑追我。我突然感到后背
如针剌一般被剌了一下,赶紧左拐跑进27楼,那两个人这才停止追逐。我跑到黄虹坚宿
舍,述说了刚刚发生的惊险一幕,在她那儿躲了半个小时。而后跑回38楼宿舍,王渊涛
、陈双基正好在,我脱下外套、秋衣,让他们看我后背怎么了。他们告诉我,在我后背脊
椎(后胸)的正中部位,有个小红点,皮肤被刺破了一点点。好险!陈双基说,幸亏你是
田径运动员跑得快。当时两派的控制区域尚不分明,我遇剌的那条路,那时属于中间地带
。追击我的那两个人可能是从28楼“井冈山”总部出来,巡逻到三角地带,向东拐再走
上我那条由北向南,面向南校门的路。此事很令我后怕,差一寸我就完了。在最高学府里
的大学生竟然会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凶手,文革中的阶级斗争把人性扭曲成了这个样子。我
的遇险告诉我,北大武斗两派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没有正义的一方,双方都错,都犯了反
社会、反人性之错。

当时两派参加武斗的积极分子,分别只占两派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两派绝大部分师生
厌恶武斗,拒绝武斗,成为逍遥派,许多人都回家了。大部分人以逍遥方式抵制武斗。这
绝大多数的两派逍遥派群众代表着比较正义的方面及正确的方向。两派的武斗队仅各有六
、七百人,“公社”一派参加武斗的人略多一点。这个数字从后来工宣队进驻北大,两派
上交的武斗工具,可以测算出个大概。两派都被少数激进派所控制,广大群众无可奈何。
毛泽东的文革已经失控。毛泽东对这种局面也没办法,于是撒手不管,他在等待,等待清
华、北大胡闹够了,烂透了,再出来收拾残局,转弯,重建中共的党国秩序。

5、武斗升级

3月26日前,北大两派武斗局面己经形成,但尚末发生大的武斗事件。有些回忆文章,
认为北大武斗扩大、升级是在3月29日,在我的记忆中此说法不够准确,应是在25、
26号两天。

3月25日下午,地院“东方红”等七个高等院校“地派”的学生近万人,人人手持铁棍
,从北大各校门涌进校园,与北大“井冈山”武斗队汇合,要挑起大规模武斗。“新北大
公社师生”见状,纷纷加筑工事,准备一战。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她得到情报,即
将在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后台是支持“地派”的谢富治。目的是一旦北大发生大规模武
斗,出现人员伤亡,就可以把罪名扣到聂元梓头上,从而拔掉聂元梓这颗“钉子”。聂元
梓得知紧急状态后,立即赶往市革委会面见谢富治,强烈要求谢富治到北大制止武斗发生
,否则有事谢须负责。谢只好随聂在傍晚赶到北大。谢富治到北大广播台,在大喇叭里讲
:“外校学生都离开北大,回自已学校去。北大师生在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领导下闹革命
。”聂说谢富治讲完话以后“外校学生呼拉一下子全走了。”(注5)对以上聂元梓描述
的3月25日下午的紧急事态,我竟浑然不知,那时自己做为一个逍遥派,每天上午钻图
书馆看书,下午去颐和园游泳。我只依稀记得谢副总理那天傍晚在北大广播台讲过话。但
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大清楚。文革后为了搞清楚25日这天下午发生了什么,我查阅了当
年地院“东方红”的头头之一、王大宾的助手聂树人写的文革回忆录《北京天、地两派的
争斗》,其中第12章提到聂元梓所说1968年3月25日下午七院校学生到北大搞武
斗一事。聂树人否认有此事,说这是聂元梓“编造”的“假话”。为考证此事真伪,我查
看了孙月才公开发表的《文革十年日记》(出版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存有孙月才
日记的影印件。)该日记第298页1968年3月25日星期一这一天记载了:“下午
形势紧张,井冈山联合外校、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准备对我新北大公社搞大规模打
、砸、抢。新人大、农大东方红进校了,并打伤了我们不少人。新北大公社为了自卫,大
运石头,筑工事,空气紧张异常。晚7点左右,谢副总理、吴德同志、丁国钰同志亲临北
大广播台作重要广播讲话。谢副总理指出:一、希望北大的两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
元梓领导下联合起来。二、‘打倒聂元梓’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三、外地、外校的学生
到北大来搞武斗是错误的。”孙月才是“新北大公社”负责人,他当年当天所记的日记,
可信性不容置疑。孙月才提到25号下午来北大武斗的外校,只提到二个:农大东方红、
新人大公社。而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是有七个学校,其中有地院东方红。聂树人说他
不知道此事。那么25号到北大来武斗的外校有没有地院东方红,这是应可存疑的一个问
题。但25号下午确实有大批外校后来被称为地派的学生涌入北大,支持北大“井冈山”
,企图挑起大规摸武斗,是确有其事。否则谢副总理便不会在当晚的北大广播讲话中的第
三条说“外地、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是错误的。”将来研究北大文革史的人,可以
去查谢的这个讲话,在北京市政府的历史档案中应可查到。聂元梓指控此事件有着很大、
很深的背景与内幕。这需要将来研究北大文革史的人去深入调查研究。

关于3月25日所发生之事,《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在l968年3月25日
这一日期的条目下,有以下三段记载:

3月25日:“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聚集北大,进行反聂、
孙游行,并发生武斗。同日,地院、农大、北邮等院校红卫兵开广播车到北大校内宣传,
声援北大“井冈山兵团”。晚,谢富治、吴德、丁国钰赶到北大讲话,制止武斗,要求“
所有外校外地学生一律退出北京大学。”说:“到北大来武斗是错误的。”

以上《纪事》对3月25日的三段记载,与孙月才的《日记》(注6)及《聂元梓回忆录
》的回忆大体一致。聂元梓曾在文革后的法庭审讯时,指控这是有高层人士有组织、有计
划,有予谋的一场由校外到北大校内的大规模武斗。幸而在聂元梓强烈要求下,谢富治及
时赶到北大化解了危机。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谈到在法庭予审时,她详细申辩了不是
她挑起武斗,而是在l968年3月25日谢富治策动地派万人到北大支持北大“井冈山”
,要挑起大规模武斗,而她逼迫谢富治到北大制止了大武斗。为此予审进行不下去,进行
调查。而后一位姓陈的予审员告诉聂:“在制止武斗的问题上,你是立了一功的,你给党
中央写一个关于制止武斗的情况报告吧。”(注7)这样,聂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交给
了陈予审员。迟早有一天,以上这些资料会被全部解密的。

到3月25日晚9时,北大回归风平浪静。一场大规摸武斗被制止。25号下午,北大没
有发生大型武斗冲突,没有发生攻楼事件,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因此人们可以批评“井冈
山”企图借用外力挑起大规模武斗。但只是企图而己,并没有真正发生。校文革、“公社
”总部该收手时不收手,反而要出手。25号深夜和26号,孙蓬一控制的“公社”武斗
队主动出击,攻打井冈山,真正挑起了武斗升级。25号深夜,王G·带领“钢一连”攻打
“井冈山”广播站。此事被本派的马云龙看见,他无法制止。三天之后马云龙在北大三角
地贴出大字报,声明反对校文革、公社总部挑起武斗,声明辞去“公社”驻“首都红代会
”代表身份,声明退出“新北大公社”,以示抗议。马云龙对我讲,“‘钢一连’胡来,
孙蓬一昏了头。武斗会死人的,他才不会去替校文革背黑锅呢。”3月26日,“钢一连
”在王G·带领下,占领了29楼,把楼里“井冈山”一派的学生都赶走了。我、索世晖、
陈双基、任瑚琏听到消息都不约而同赶到“公社作战部”。此时“作战部”已成为“不作
战部”、“拒绝武斗部”。索世晖一见我面就破口大骂孙蓬一,说他扩大武斗,是“胡闹
”、“混蛋”。大家交流了消息,交换了看法,认为孙蓬一挑起武斗升级是绝对错误。但
很无奈,“作战部”决定不参加武斗,反对两派扩大、升级武斗。

3月29日,“公社”武斗队占领了化学系宿舍31楼,把“井冈山”一派的学生驱赶出
31楼。

3月29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到北大视察,制止武斗,聂元梓陪同。他们走到2
8楼“井冈山”总部楼下时,迎面走来3、4个“井冈山”的人,动手就打。李钟奇的头
部被打了一个大包。有人用刀子划伤聂元梓的头部,血流了一脸,染红了上衣。后经检查
、包扎,只是皮外伤。

3月30日起几天时间,“井冈山”武斗队占领了35楼、37楼。我住的38楼仍是两
派混住,但已不安全。于是在4月初,我们“红梅”五人就搬到了31楼住。一天晚上,
在31楼楼道里,我看到来视察的孙蓬一,他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长
矛,一个是丁J·H·,一个是宫X·Z·。过了几天碰见“公社”总部的李文,他告诉我,
丁、宫二人被火线提拔进入“公社”总部,丁任武斗西线总指挥、宫任武斗东线总指挥。
我当时意识到,强硬派孙蓬一已掌控了校文革、“公社”总部的实权,而力主两派联合、
反对武斗的李文,在“公社”总部已失去话语权。

4月中旬,北大、清华的武斗己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一天,姐姐王瑞、妹妹王丹娜两人
在城里听说北大发生大武斗,担心我,骑车到北大找我,让我回家。姐姐那时正怀孕,挺
着大肚子来找我。我告诉她们我住的31楼挺安全,没事。姐姐回家后流产了。

4月24日之前,“井冈山”除了早已占据的28楼之外,又陆续占据了30、32、3
5、37楼。每占一个楼,手持长矛的武斗队便逼迫“公社”一派的学生搬走,把他们的
衣、物、行李、被褥扔出门外。公社除了早己占据的44楼(学校招待所)之外,又陆续
占据了29、31、34,稍后占据了40楼,粗暴地把“井冈山”一派群众赶走(不包
括44楼)。

4月25日,“井冈山”又占据了36楼。26日,孙蓬一不顾校文革内高云鹏等人的反
对,决定“公社”反攻36楼。结果发生了一场攻楼和保楼的武斗,双方石矢如雨,双方
有不少人受伤。由于“公社”是仰攻二楼,受伤较多,“公社”攻楼失败。我当时站在3
8楼下,是现场观众。当时“井冈山有种武器叫“大弹弓”,用三根近一米长的铁管焊接
成“丫”形,用自行车内胎制成拉弓,在二、三楼窗口固定,用大过拳头的石头当子弹,
强力发射可打出一、二百米远。一天“公社”的一同学在38楼下打水路过,从36楼飞
来一石,打中脸部,满脸开花,打掉两牙,血染衣裳。“公社”文艺演出队“胜利团”舞
蹈队的演员、女生黄蕾,也被“井冈山”的大弹弓打中脸部,脸上眼下位置留下了—个疤
。黄蕾说:“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石头不知是那个混蛋打的,偏往女生脸上打


4月27日,“公社”武斗队又占据24、25、27楼。公社武斗指挥部早先己设在4
4楼。“公社”对“井冈山”形成了包围圈。

从3月26日至4月27日,“公社”与“井冈山”的两派武斗队,就是这样你一拳,我
一脚;你一步,我一步;步步升级,把整个校园变成了武装割据的冷兵器战场。北大的武
斗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没有侵略和反侵略的区别,没有正义的一方,两派武斗队都
错。两派的逍遥派拒绝参加武斗,相对而言较为正确和正义,他们占了全校人数的90%


4月27日,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从他所住42楼(两派混住宿舍)出来,走到44搂前
面,被人认出是“井冈山”的,被“钢一连”的两个武斗队员刺伤。公社的胡宗式恰巧在
场,他立刻上前阻拦并把殷文杰送往721医院抢救,终因不治身亡。出事后,很多人在
44楼下面和38楼北侧院子里议论。我碰到孟关霖和扬子浪两人,二人满脸愤怒夹杂着
忧虑。孟关霖说:“学校成这个样子了!没法呆了!回上海,回家。”扬子浪回应:“走
,走!我也回上海,离开这儿!”

武斗发展到7月,校文革对井冈山占据的各楼,不时实行停水停电。两派的大喇叭不分日
夜广播,吵得海淀居民不得安宁。有时两派的武斗队在校外马路上对打,不时阻断交通。
这时两派的绝大多数人都己成了逍遥派,两派坚持武斗的估计也就各三、四百人。那时我
和原“66”核心成员的一帮人,天天上午去图书馆,下午去颐和园游泳。武斗管不了,
只好躲着走。你打你的,我凉快我的。

北大、清华的武斗已是天怒人怨。红卫兵运动己失去人心,且己脱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
。毛泽东不是神,他己掌控不了学生运动。造反派对毛泽东己失去利用价值。1967年
底至1968年秋,北大、清华及全国很多地方的派性斗争、武斗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
脱离了毛泽东的文革,不属于毛泽东的文革,而是属于错误潮流性质的人民文革。群众运
动并非天然正确,人民群众也会犯错。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谢静宜的回忆书《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该书176页中写到,
当时毛主席对谢静宜说:“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大多数工厂都联合了,形势逐渐好起
来,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
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这
时主席非常生气,继续说:“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
他们的头脑膨胀,全身浮肿……”。谢静宜披露,在1968年7月24日,毛主席向她
交待任务:为制止清华大学武斗,“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
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布告》、《七
二四布告》。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
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

从以上毛泽东对谢静宜讲述的决定在“7·27”采取重大战略行动,派工军宣队开进清
华、北大,可看出毛当时的心态和心理活动,可以看出:1、毛对红卫兵运动严重失控很
恼火,说“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2、毛很清楚校园里坚持武斗的人员是少数
,说那些坚持武斗的人“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清楚地知道武斗己丧尽人心。3、
毛决心抛弃造反派,以新的力量代替学生运动。他让8341部队“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
分农民参加的队伍”,组成工军宣队开进清华、北大,“桶它这个马蜂窝。”毛此时对学
校造反派头头的憎恶之情己溢于言表。

6、弟妹上山下乡,家庭破散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
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此“最高指
示”的发表,掀起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全国的初中生、高中生1966、1
967、1968三届所有学生,时称“老三届”,初中加高中,共六届,统统要上山下
乡,只有少数人进了工厂,高干子弟大多走后门参了军。于是发生了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大
迁移。从1967年到1977年,从城里下到农村有2000多万知青,影响了城市所
有家庭的正常生活。

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上述毛主席“最新指示”时,同时还刊登了一则报导,
并以横贯全版的大标题标出题目:“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个横标透露出
一个重要信息,政府无法介决城市400多万无业青年的就业问题。那时,大学已不招生
,工厂己不招工,城市的几百万青年要吃饭,怎么办?上山下乡政策应运而生。所谓:“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闲饭。”两只手在城里己没用,只能去农村拿锄头,种地吃饭


其实早在1968年12月22日中央总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之前一年,毛泽东、中共
中央己做出这个决定。北京市从1967年年底,己开始在所有中学动员、安排“上山下
乡”。我的弟弟王复明是北京男八中初三学生,八中有许多高干子弟,中央有什么决定,
有关信息能很快传到八中。1967年底时,王复明一个同班同学的母亲是西城区区委书
记,这个同学告诉小明,中央决定全国所有中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城里一个不留。于
是小明很早做好了思想准备,并十分注意有关的消息和安排。

68年1月至3月,八中先后贴出过三次布告,第一次是报名去北大荒军垦农场,小明马
上报了名,但没有批准,因为北大荒靠近中苏边界,出身“黑五类”的不够资格;第二次
是报名去汉中汽车制造厂,此厂同时生产军用卡车,小明赶紧报名,又因出身问题没被批
准;第三次是报名去青海铸造厂,小明积极报名,这次批准了。此厂位于青海乐都四面环
山的山沟里。但好在是工厂,小明很高兴。他3月4日离开北京,先去洛阳拖拉机厂培训
一年。一到工厂就碰上一件事,他们的宿舍被对立面的北京中学生放火给烧了。北京某些
中学生把派仗、武斗带到洛阳工厂来了,在北京打派仗还没打够。

第二个离家下乡的是小妹王丹戈,小名是小燕,当年是北京39中初三学生。她和小明是
双胞胎、一对儿双儿。39中组织学生去内蒙河套地区下乡插队。小燕与几个同学被分到
河套地区林河一个生产队插队当社员。她大约于68年5月离京,小明赶回北京为小燕送
行。小明告诉我,火车一开,月台上成千上万送行的人和火车里挤满的学生,共同爆发出
震天动地的哭喊声,那场面,小明说他终生难忘。那时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知青们将面
临什么样的生活和环境?由于已有前几个月的实践,已有大量信息传回城里千家万户。

7、为大妹插队,去农村老家探路

大妹妹王丹娜在北京25中上高二。她患有关节炎和严重皮肤病,双手一沾水就会全身长
小红疹。父母为此整天发愁。那时允许回自己藉贯老家农村插队。7月初,父母让我到父
亲老家辽宁省抚顺市莲岛湾村看看,找亲戚探探路,看亲戚能不能照顾王丹娜去插队,但
又担心去到老家会受祖父问题的影响,让我实地了解一下,看到底是否适于王丹娜去插队
落户,调查之后做决定。

7月初,我先到沈阳,然后去抚顺。在沈阳时,去看望了表哥项忠明,他在沈阳农学院上
大学。他告诉了一个令我万分震惊的消息:沈阳农学院教授、与父亲一起从美国归国的吴
煦生,被农学院学生打死了。吴叔叔原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所任研究员。他与父
亲是好友,每过一、二个星期就来看父亲。父亲1957年成了右派后,他仍每过一、二
周来访不误。他为人和蔼可亲、温文尔雅、脸上永运挂着微笑。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下乡
劳动改造,有一次他听父亲说吃不饱饭,粮食定量标准太低,马上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几斤
粮票送给父亲。那时买粮食、下饭馆,都要用粮票,光有钱没用。特别是在61、62年
,每人粮食定量,粮票极其宝贵。吴叔叔赠送粮票一幕,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在我印象
中,吴叔叔是个仗义、可亲的长辈,怎会被大学生用棍棒生生打死了呢?我深感东北这地
方,阶级斗争太惨烈了,太左了!

在沈阳过了一夜,第二天到了抚顺,旋即下乡到达莲岛湾村。见到小爷王卓文(祖父的堂
弟),我告知他来的目的,并重点打听村里对祖父王卓然有什么说法。王卓文说,曾听到
村里大喇叭广播,说反动官僚王卓然被抓起来,专政了!回到北京,我把情况告父母和王
丹娜,并对丹娜讲:“你千万别往火炕里跳!你有病,不要去任何地方插队。学校不能把
你怎么样。”我那时对上山下乡、和贫下中农结合这套说教,不同于几年之前,己有了看
法。我把吴叔叔遇害身亡的消息告诉父母,他们被惊呆,悲痛万分。

此次7月初的东北之行,我来回花了七、八天时间。

王丹娜听了我的话,硬着头皮顶着,从没报名上山下乡。1970年夏天,25中召集还
在城里没下乡的学生家长开会,动员下乡。我去开了家长会,会上与学校干部大吵一架。
我说:“王丹娜有病,家里兄弟姐妹走光了,母亲又有心脏病,需人照顾。王丹娜坚决不
能走!你们要有点人道主义!”25中搞动员的干部、老师没见过这种家长,一点辙没有
。丹娜的北大哥哥给她壮了胆,硬是没按“最高指示”办,后来被分配到西城区一个街道
工厂当工人。

8、毛泽东7·28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

7月27日夜,毛泽东亲自派8341中央警卫团及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6
1个工厂、企业三万多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校园,宣传停
止武斗,并强行拆毁武斗工事。工宣队员手无寸铁,手持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进入清
华。中央文革、市革委会事先既没通知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红代会主任聂元梓,也没通
知市革委会常委、当事人“清华井冈山”的头头蒯大富。清华的武斗与北大不同,清华两
派己开始使用真枪实弹。工宣队没进北大,反而进入了由两派青年学生掌控的清华。结果
,蒯大富认为有“黑手”要摧毁清华“井冈山”,下令武力抵抗,打死了五名工人,打伤
了十几个。从7·27的客观形势分析,当日非出现伤亡不可,势必发生严重事态。从当
时的情况看,这种效果,不能不让人认为:这正是“上面”等着的,需要的。

7月28日深夜2点,市革委会通知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到人大会
堂,中央首长召见。蒯大富很晚才被找到,很迟才赶到会场。这次是毛泽东召见“五大领
袖”,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
玉成、吴德、黄作珍陪同召见。

毛泽东在召见会上,有些话说得很重,如:“蒯大富要抓黑手,”“这黑手不是别人,就
是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结果去了三万
人。”“你们搞了二年,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
不批,也不改。”“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最令我震惊的话是:“我们这里
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干涉,用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毛泽东挑明了,要用
无产阶级专政来干涉大专院校的运动了。毛泽东还扯出表面上毫无关联的广西“四二二”
造反派来说事。当时广西的造反派一直处于在野地位,两派武斗不断。中央有个“七三布
告”,毛泽东批示“照办”,是针对广西发布的。这是全国第一个允许正规军剿灭不停止
武斗的造反派。毛在召见会上说:“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继续违犯,打
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坚持不改,就是土匪,
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此处为军事镇压开了口子,
至于其前提,什么叫对武斗“坚持不改”?就很难说了,到了地方上就只由得地方政权解
释了。这一政策此后极大地影响了边远省区的文革,出现了大规模武力镇压人群的流血事
件。

第二天7月29日,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传达了这次毛主席的召见会。我听了传达后,感
到北大的武斗终于可以结束了,两派可以联合了。同时明白了一件事:红卫兵运动结束了
。予感北大两派头头可能都得挨整。

聂元梓说,她和蒯大富在7·28晚上召见时,不约而同地感到“毛主席不要我们了。”
他们的感觉是对的。他们只是没有想到,工军宣队进校后,整他们整得那样厉害,聂元梓
被审查、挨整了七年(不算文革后被判刑。)造反派己无利用价值,毛泽东此时己把注意
力转移到恢复、重建中共一党专治的体制。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毛泽东在7·28召见时提到了“七三”布告,提到了广西“四二二”,多年后才逐步了
解到毛的意图极其影响。首都工军宣队7·27进入清华时,就是打着落实“七三”布告
的旗号。在7·28前后。韦国清、广西革委会打着执行“七三”布告的旗号,对在野的
“四二二”派,出动军队、民兵,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围而歼之。军事围剿发展
到县、乡一级,发生了大屠杀。打死了84000多人。这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大规模集
体屠杀事件。至今尚未彻底清算。广西的屠杀风,很快波及到广东、湖南,这两个省也都
发生了由上而下的大屠杀事件。这一史实,己被许多海内外文革史的研究者,记为中国当
代史的重大事件。68年7、8、9、10四个月,两广、湖南的大屠杀,与7·27首
都工军宣队进入清华,与毛泽东7·28讲话,显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9、武斗结束,工军宣队进校

7月28日,北大校文革发布了《立即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工具,无条件停止武斗的
通告》。

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工军宣队立即夺了校文革的
全部权力,掌控了北大。工军宣队总指挥是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副主任有魏秀如(
女、第二机床厂工人)等6名工人。派到我们历史系的负责人是李杰(618军工厂工人
)。领导我们历史系一年级的有三个工人。

8月20日,工军宣队召集两派代表开会,达成协议:两派须上缴武斗工具;柝除工事;
互相停止攻击;宣传队接管两派广播站。

据《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记载:

8月20日,“新北大公社”向宣传队上缴武斗工具:长矛930支、铁棍200根。

8月21日,“井冈山”上缴:长矛749支、铁棍71根、大型弹弓8个、小口径子弹
37枚(奇怪的是有子弹,没枪,但没追查。)

根据两派上缴的进攻性武斗工具推测,如有20%库存备用,80%在武斗人员手上,那
么“公社”武斗人员有900人左右,“井冈山”武斗人员有700人左右。两派消遥派
共有10000人左右。武斗后期实际参加武斗的人数比上面估算的数字还要少,据“井
冈山”武斗队员说,武斗后期“井冈山”坚守阵地仅有2、3百人左右。“公社”的武斗
人员同样在后期骤减。北大绝大多数师生以逍遥方式抵制武斗,反对武斗

8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说大部分知
识分子仍没有改造好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上层建筑领域“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此后,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说法在社会上
广为流传。在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之后,知识分子排第九位,包括大专
院校师生,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边缘人物。

8月28日,“新北大公社”宣布解散。

8月29日,“井冈山”宣布解散。

9月3日,两派师生回归各系、各科、各年级、各班,实现大联合。各系各班由工军宣队
派人领导。

领导我们历史系一年级的有三个工人,其中有一个20来岁女工,从来不讲话。我私下管
这个女工叫“黄毛丫头”。张文虎提醒我,“说话小心点,别乱叫,别找麻烦。”我的女
友张敏告诉我,她所在西语系二年级英语班,来了个当兵的小排长当领导,20岁左右,
看样子是从农村参军不久。一次开班会,小排长批评有的同学偷偷学英语,说“中国人学
外国话干什么?”张敏觉得挺好笑,偷偷告诉了我。

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全校各系各班每天实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面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
报。早请示是向毛主席请示一天的革命工作应怎样做。晚汇报是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工作
,反省有那些做的不够好。每天一早一晚,全班同学要在一起,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齐
声诵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无寿无疆!”然后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叫做共
同学习。很像宗教仪式。大家还要抽空向工人师傅学习跳忠字舞。通过跳舞向毛主席表忠
心,并通过跳舞培养忠于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感情。在38楼下面,全班排队散开,跟着
工人一式一式地跳,像一群傻子。我在宿舍里说“搞这套形式主义干什么?”张文虎又马
上提醒我:“你的嘴小心点,别乱讲!”对忠字舞,心里厌烦,可也不敢不学,不敢不跳
呀!

10、弟弟复光遇害,悲痛欲绝

1968年8月初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正坐在家里院子(我每个周末骑车回家),门铃
响,邮差送来一份电报。我打开电报一看,不敢相信,电文只有五个字:“王复光死了。
”电报是海南岛万宁县邮局发来的,不知何人所发,没有发电人。

此前在7月上旬、中旬,北京到处张贴着有关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云南等地的武斗
消息的大字报,标题有:“惨案报导”、“十万火急”、“血流成河”、“紧急号外”等
等。父母有不祥予感,我每次回家,都催我写信让复光赶紧回北京。我连续发了两封“航
空”,催他回京。后来干脆在7月底给他发了一个“母亲病危速回京”的电报,骗他回家
。结果在8月上旬收到这么一封匿名回电。母亲一看电报,泪流满面。我不相信是真事。
那时没手机,打长途也不知往那儿打(没号码)。只好往兴隆农场场部和所知的复光几个
朋友处,发信了解情况。后来得知:在1968年8月2日深夜天没亮之前,兴隆农场以
华侨知青为主的一派群众的宿舍区,突然被以农场老职工、基干民兵为主的另一派,武装
包围。复光跑去军管会拍门报告,要军管制止武斗。军管会大门紧闭,无人应答。于是复
光又往回(宿舍方向)跑。对立派民兵队长郭际标高喊“站住!”复光继续跑,背后枪晌
,复光倒地,背后中枪,不久气绝身亡。天亮后,场部对立派大喇叭广播:“狗崽子王复
光已被打死!”他的尸体和其他几个尸体一起被埋入一片荒地的大坑里。埋葬之前,他手
腕上的手表不见了。复光去世,才年仅24岁。8月中,我在北京收到复光遇害前给我寄
出的最后一封信。这时他已不在世了,他在信中说,“根本没法回家。海口的码头、口岸
己被封锁,茫茫大海,我不可能游过去。”以前复光每次回京,都是从海口市乘渡轮过海
峡,到湛江市坐火车回京。那时没人乘飞机,也没钱乘飞机。从复光最后给我的信,得知
他己收到我7月中旬给他连发的两封信。我在信中曾叮嘱他千万不要参加武斗。也许正是
这样的叮嘱反而害了他。他竟会天真地相信军管会,跑去军管会要求制止武斗。军管会为
什么大门紧闭?敲门不开?里头的人应是早己知道要发生什么。此外,为什么封锁海口码
头?谁封锁的?谁允许开枪的?8月2日在兴隆,在海南,到底死了多少人?海南岛“8
·2”惨案是场蓄意屠杀、镇压。至今这个惨案的内幕尚末被揭开并清算。

后来我了解到,在8月2日及以后的几天,兴隆农场还有群众被杀,包括老人、小孩,许
多人被打。复光的好友、印度尼西亚华侨郑文泰就曾遭关押、毒打。复光当时所在的兴隆
华侨农场那一派,由绝大多数华侨知青组成,属于广东“旗派”。当年海南岛没有设省,
属于广东省。广东的“旗派”是始终处于在野状态的造反派。广东省革委会成立于196
8年2月20日,大多数县级革委会成立于3月。省革委会主任是黄永胜,兼广州军区司
令员。广西省革委会成立于1968年8月20日,而广西各县成立革委会则比省会略早
,成立于当年2月至4月。1968年7月至10月,在两广省、市、县革委会成立前后
、主要的时间点是革委会成立之后,两广发生了大规模集体屠杀风潮。这是毛泽东的文革
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广发生这么大的事,毛泽东当然很清楚,但与一年半之前的青海赵永
夫向群众开枪事件相比,中央的态度截然相反,对两广采取了默许、纵容的态度。这就是
兴隆“8·2”惨案发生的大背景。

研究两广大规模屠杀事件的文革史研究者,总结出两广各地的屠杀风潮有以下几个共同特
点:一是时间上主要发生在省、市、县成立革委会之后;二是造反派(广西的“四二二”
、广东的“旗派”),与其他大部分省份不同,仍处于在野状态,而保守派在军队支持下
进入了各级革委会;三是大屠杀是在没有发生武斗冲突的情况下发生的;四是越是偏远的
农村地区死人越多;五是各级革委会普遍动用了民兵,甚至正规军;六是两广各级革委会
是以贯彻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名义,实行屠杀;七是屠杀目的,在于彻
底镇压“造反派”,巩固、恢复党的领导(革委会);八是大屠杀带有强烈的对造反派进
行报复的意味;九是镇压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屠杀“黑五类”及其子女为重点,从
而形成恐布氛围,此点与1966年8月的大兴事件十分相似;十是中央没有强行制止。
这十个特点,解释了为何在海南兴隆于8月2日会发生惨案。

据广东省《曲江县志》记载:1968年“樟市公社发生非法杀人的严重事件。全公社有
13个大队出现乱捕乱杀行为,先后有149人被杀害。”“池洞、镇隆和北界三个公社
发生了大量打人、杀人的现象,死29人。”“新安公社梨桐大队活活烧死56名‘四类
分子’及其家属。”“群众专政由各公社公安人员执行。”(宋永毅主编《文化革命:历
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田园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588页)从曲江县发生的屠
杀事件,可以窥见两广事件之点滴。

1968年8月2日在海南岛万宁县兴隆农场都发生了些什么事?这段历史,有待文革史
补上。

复光遇害后,复光的朋友们从兴隆来信,劝我千万不能去海南处理后事,局势很乱,去了
危险。直至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1978年,我托复光好友郑文泰寻找复光遗骨并
带来北京。郑文泰和几个朋友在埋葬复光遗骨的荒地,挖了三天,找到许多遗骨,无法分
辨谁是谁,于是放弃。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家里没收到复光的遗骨。大约在1979年
,家里收到兴隆农场场部托来京的复光友人带来的复光的几件衣服、钱包(无一分钱)、
相片簿等遗物及几十元人民币抚恤金。我于1985年与郑文泰一起,从香港多次到海南
岛兴隆农场做商务考察,我所在的公司当时有意与郑文泰合作,在兴隆建一个生产收录机
的电子工厂(后来没搞成)。郑文泰让我不要对农场的人讲自己是王复光的哥哥,因为兴
隆的派性仍很严重。但是我的身份还是传了出去。后来人们告诉我,杀害复光的凶手郭际
标怕我报仇,躲到荒凉、偏远的东方农场,一躲好几年。大约在2000年时,复光原在
兴隆的好友、马来西亚华侨周国宝高兴地告诉我:他一直关注郭际标的行踪,郭际标病死
了。看来这个人晚年活的并不轻松。

我于1998年,从香港专程去到海南兴隆农场复光被埋葬的那片荒地进行凭吊,周国宝
、郑文泰陪我去到那片荒地。我在那片荒地上挖了二瓷瓶土,含泪默哀,三鞠躬,把复光
的魂灵带回北京。2000年时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了下葬仪式,把那二瓶土、复光的
几件遗物、遗信一起下葬,立了一个衣冠冢。下葬时,参加仪式的复光的发小好友薛钟灵
,要看看下葬的遗信,我给他念信时,情不自禁,突然爆发,嚎啕大哭,悲痛欲绝。

2010年在北京,我因要准备移民美国,在家里整理祖父的资料(辽宁省挡案局、抚顺
市挡案局、九三学社主席都向我索要王卓然遗留的文字资料)。我要把资料移交给长住北
京的小弟王复强(他的香港公司在北京有个办事处)。在整理祖父信件时,我发现祖父写
的一张纸条,这是祖父1964年10月某日写给复光的。纸条上写:“复光:爷爷出去
办事,你等着我。你要去海南岛下乡务农,好样的!自古英雄出少年。父、母那里可能有
阻力,我会做工作。爷爷留字。”我看完字条,情不自禁,又一次突然爆发,嚎啕大哭。
我赶紧关上房门,不想妻子听见,痛哭了半个小时,真是悲痛欲绝。我自己没有料到会这
样反应。那年我己67岁,复光己走了42年。这时,我才深深意识到,复光的遇害,在
我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那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疼。复光比我小一
岁零三个月,我们从小一起玩耍,一起上学,一起练游泳,一起聊形势,一起谈文学作品
,一起谈将来,一起长大。他是那样单纯而又充满理想。我深感内疚,我是那么傻,竟会
那么听党的话,鼓励他远离家庭到海南岛去务农,他本来是有机会留在北京当工人的呀!
结果惨遭横祸!当我写到此节此处,仍禁不住热泪滚滚。

11、批评本派错误,促进两派联合

1968年8月底,北大四年级学生纷纷毕业离校,常在一起的扬子浪、刘庆柱、张绍清
毕业走了。

9月1日,学校原两派头头集中食宿,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宗旨为:消除派性,
清除二个独立王国,实现大联合,服从、巩固工军宣队领导。校文革的聂元梓、孙蓬一、
姜同光及“公社”总部的孙月才、卢平、沈永友、李文、丁建华、宫香政、阎志胜、黄元
庄等人及马云龙都被指定参加了学习班;“井冈山”的牛辉林、徐运朴、候汉青、孔繁、
杨克明、郭罗基、陈醒迈、靳枫毅等人也被指定参加了学习班。同时,各系两派头头、活
跃分子也在各系宿舍楼集中住宿,开办各系的学习班。我记得历史系学习班,“公社”这
边有我、窦春起、朱耀庭、高海林等人。“井冈山”方面有李炳煌、徐育敏等人。老师里
有吴维能、魏杞文、吴代封等人。其他人记不清了。

9月初,两派的组织虽己解散,但派性仍在。在一个星期天,我、索世晖、陈双基、任瑚
琏与魏杞文串联、开会,认为有必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批判本派的派性,批评聂元梓、
孙蓬一过往在大联合、武斗问题上的极左思想,清算他们以前的错误,从而促进大联合,
巩固工军宣队的领导。魏杞文建议我们四人去找一下工军宣队领导魏秀如,汇报一下聂、
孙和“公社”总部在前段运动中的错误。9月上旬一天,我和索世晖、陈双基、任瑚琏四
人找到工军1宣队付总指挥魏秀如,谈了一个多小时,系统地谈了本派头头聂、孙,重点
是孙蓬一,从67年底至68年7月的错误。魏秀如做了详细记录。我们谈完后,魏表杨
了我们,表示我们的汇报让她详细了解了情况,有利于清除派性,促进联合,等等。

汇报完之后,我们决定贴张大字报,公开批评本派头头聂、孙打派仗、搞武斗的极左思想
和极左行为。经讨论,大字报题目定为《历史的教训》。任瑚琏起草了第一稿,马云龙修
改、完成了第二稿。两派头头学习班是密封状态、与群众隔绝,我是在大饭厅午饭时间与
马云龙接头。魏杞文改了第三稿后,交给了宋一秀。而后魏带我去校医院看望住院的宋一
秀并拿稿子。宋说,写得很好,他只加了一句话,并建议加个副题:《致聂元梓、孙蓬一
的公开信》。并表示他要签名。而后我把稿子交给马云龙,马云龙征求了李文的意见,李
表示同意大字报内容并签名。大约在9月12日,大字报贴在靠近大饭厅的小饭厅的东墙
上。任瑚琏统一代所有相关人签了名,有宋一秀、魏杞文、李文、马云龙、索世晖、王复
兴、陈双基、任瑚琏。那时校园里己没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贴出后,轰动全校,从早到
晚许多人围观、抄记,到晚上还有人打着手电筒高声念,其他人在路灯下记。如此连续了
二、三天。那几天,各系各班开会,几乎都是谈论这张大字报,许多原“公社”的同学表
示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但有少数原“井冈山”的同学却用我们大字报揭露的聂、孙错误
言行,攻击校文革和“公社”,而不做自我批评,不批评本派的错误,令我们十分遗憾。
与“公社”相比较,“井冈山”比较缺乏自我批评,派性更顽固。马云龙告诉我,沈永友
、卢平在学习班私下对李文讲,他们同意大字报内容,怎么没找他们签名?我吃午饭时在
大饭厅外碰见孙蓬一,他对我表示对大字报不满,说有的内容不符合事实,有的话(如让
聂反工宣队)他没讲过,等等。我只对他笑笑,没和他争论。孙月才在公开发表的日记中
,9月14日这一天,记载了他本人和聂元梓对宋一秀等人大字的不满,他们认为“大字
报客观上为敌人破坏大联合开脱。”聂元梓想公开反击,被孙月才劝阻。大约在同一个时
间,历史系工军宣队对魏杞文讲,要他准备好与孙蓬一公开辩论。魏告诉了我,我说“真
要辩论,我们签名的六个学生和你一起上。”后来这个辩论会并没召开。过了几天,《红
旗》杂志记者找宋一秀要大字报底稿。魏杞文连夜用毛笔抄写了一份底稿送交“记者”,
我们都明白,这是要上报中央。69年“九大”召开前,周恩来、江青找聂元梓谈话,告
知她准备以代表身份参加“九大”,谈话中特别向聂元梓了解宋一秀的情况,这应是与那
张大字报有关。

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是原校文革与“公社”内部所谓的“机派”与“孙派”两种思想长期
斗争的继续与延伸。它是在文革转折时期,造反派、红卫兵进行自我批评的一篇有代表性
的文章。

12、惨烈的清队,翦伯赞自杀

9月下旬,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北大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
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约占当时全校师生
总数的10%(注9)

10月16日,在清队中,对物理系一级教授、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的历史进行审查,有
人揪斗,有人贴大字报。16日晚饶毓泰上吊身亡、时年77岁。(注10)

10月17日,原北大党委常委、教务长、校文革常委崔雄昆,16日晚从清队集中地2
8楼出走,17日晨被发现在校内红湖游泳池投水自杀身亡。时年49岁。(注11)

10月18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清队中被立案审查,被诬陷为“美国特嫌”,进
行逼供,上吊身亡。时年52岁。(注12)

11月4日,笔者所在历史系原系党总支委员、系文革主任吴维能,被工军宣队点名批斗
是陆平的黑班底、且是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审查、批斗。吴在园明园投湖
自尽。时年41岁。

吴维能出身小八路,历史系毕业后留校,1957年时任系团总支书记、系总支委员、系
办公室主任。1959年家乡有人饿死,父亲告诉他“没饭吃”,他说了出去,为此被打
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食堂干活。文革一爆发,他马上造反成为历史系文革主任、校文
革委员。工宣队进校清队,翻老帐,追查他1959年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他终没能逃过
1959年之劫。

11月16日,北大校医院副院长郭湘贤大夫,在清队中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头头,对
其批斗,审问逼供。16日晨,郭用刀片自刎身亡。时年49岁。(注14)

12月10日,西语系党总支委员、系办公室主任徐月如(女),清队中被批斗是“陆平
的黑班底,“攻击三面红旗”,工宣队对其日夜轮番批斗、逼供,并威胁要游街批斗。1
0日,徐上吊身亡。时年39岁。(注15)

以上仅列举了北大工宣队在清队的首三个月,审查、逼供、批斗知名教授及系总支委员以
上干部,导至自杀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事例。在首三个月的清队中,另有五位讲师自杀
,分别是物理系的廖莹、俄语系的龚维泰、东语系的汤家瀚、数力系的陈永和、张景昭(
女)。(注16)

笔者所在历史系,清队中工军宣队对副系主任张芝联教授进行了立案审查。历史系的清队
由618军工厂工人李杰负责,他同时是历史系的一号领导。李杰瘦高个,能说会道。6
9年初,李杰突然被解除历史系的领导职务,随后得知是因其利用清队、审查之便,向被
审查的张芝联教授等人借钱,这种钱是不会还的。钱是“借”到了,但是被告发了。告发
人是历史系教师范金加,原来李杰不仅是向张芝联借钱,而是向许多教师借钱。收入多的
多借,收入少的少借。范金加、魏杞文、张元杰每人被李借了20元。范、魏、张三人一
碰头,才知都被李借了20,理由都是“老婆病了,家里困难。”可是不对呀,怎么净看
见他到南门外小饭馆下馆子呀!不久李杰又蹬门找魏杞文第二次借钱。李离开魏宅后,魏
的夫人丁始琪提醒魏:“这么老借那受得了呀?再说,如果哪天有人说你腐蚀工人阶级就
麻烦大了!”魏当时也在被审查。魏与范、张二人一商量,都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于是
由出身工人家庭的范金加向学校工军宣队领导做了“汇报”(不敢说是“举报”)。不久
,工军宣队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体工军宣队员大会,对李杰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并解除了
他历史系领导的职务。权力腐蚀人的效应,来得如此之快。不久传出李杰自杀的消息。

12月12日,工宣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17人。
”这是到1968年12月12日为止的自杀人数。(注17)北大工军宣队的“清队”
扩大化一直延续到1969年3月底。1969年3月底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北
大,扩大化的清队工作才告一段落。而后北大进入第二次清队。第二次清队是在8341
领导下进行,强调各项政策,严禁逼、供、信。

文革期间(1966年至1976年),北大非正常死亡63人,工军宣队期间死亡38
人,占文革非正常死亡总数的60·3%。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折磨至死、武斗死亡
。数字表明,文革期间,北大工军宣队对知识分子开展的阶级斗争,最残酷、最血腥。(
注18)

北大清队中的自杀风潮之高峰,是12月18日翦伯赞夫妇自杀。

翦伯赞是笔者所在的历史系主任、是著名历史学家、一级教授、北大副校长。1968年
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指示,“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
”“要照顾翦伯赞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然而,在1968年12月18日晚翦伯赞
与夫人戴淑婉却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了。翦伯赞的自杀事件是北大文革史也是整个文
革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他是怎样自杀的?各种版本众说纷纭。许多传说漏洞百出
。我的历史系同班同学王渊涛是此事件最直接的知情人。他是在翦自杀前被历史系工宣队
委派,临时配合中央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工作,审查翦伯赞与刘少奇历史上的关系。王
渊涛当时是从历史系大批判组临时抽调过去的。他近距离接触、观察了翦先生最后的时日


2015年4月时,几位北大校友在北京雁栖湖聚会,谈到北大文革时,王渊涛说,许多
流传着的关于翦自杀的故事,包括一些历史系师生的“回忆”,有很多想象、道听途说、
很多失真。他讲述了翦伯赞最后的故事,我和大家马上意识到了它的史料价值,希望王渊
涛把它写出来。此后,我曾多次要求王渊涛校友把他所知道的这段历史写出来,他在我的
邀请下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并授权我决定如何处理、公布他的这篇回忆文章。我决定在此
,把王渊涛此文,全文附录如下。

◇ 附录:我亲历翦伯赞先生最后的故事——王渊涛

我是1964年从福建考入北大历史系,到校后新生体检复查时,发现得了肺结核病必需
休学,第二年经复查可以复学,这样就转入65级。

64年我在北大历史系呆了一个多月,因此对64级的同学已多认识,对当时的系领导和
教师也有所了解,知道当时历史系有一正两付系主任,翦先生担任副校长兼系主任,副主
任是周一良先生和张芝联先生。他们都是我所景仰的学者。

在65年的迎新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翦先生,不记得他是否给我们这些新生什么教诲
,以后就再没见过他。1966年春节过后,历史系到昌平县的太平庄搞半工半读,在太
平庄的一个后来既当食堂又当资料室还当会议室和乒乓球室的大平房里,举行了一个动员
会,到会有邓拓,三个多月后他就自杀身亡,有陆平和彭佩云,翦先生也出席了,也没记
住他讲了什么,会后他就走了,长驻太平庄的是张芝联先生,他还给我们一年级的八个人
上法语,而此前教历史和国政两系十六个学生法语的是刘自强先生,很久以后才知道,她
是梅贻琦先生的儿媳,她的丈夫梅祖彦当时在清华任教。

在65级学生入学前后,中国的文史哲经、文学艺术各界已是山雨欲来。对翦先生的史学
观点的批判其实已经开始。1965年12月8日,被毛泽东主席加封为三大权威之一的
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十三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长文,矛头直指翦伯赞,锋
芒毕露批判先生所讲过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作为刚上大学的我们,只当是学术讨论,
并没有闻出其间浓烈的火药味。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在
太平庄半工半读和高年级还在搞四清的历史系师生,都返回校内,在运动爆发后高潮期的
各种斗争会上,我从未参加过对翦先生的各种批斗会,也从末参加过他的专案组或监视过
他。这样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后的1968年秋。

1968年11月下旬的某一天下午(因本人不写日记,具体日期回忆不起来了,后文除
了有确切日期,其余都是大约),驻历史系的工宣队李杰(他当时负责对历史系员工的专
案工作,后来听说以泄露审查对象的案情向审查对象索取财物,在审查他时自杀身亡,不
由感慨进驻北大管大学害了他)。突然把我和64级的胡敬梁召到他设在38斋一楼的办
公室,说中央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要提审翦伯赞,要我们两人配合他们工作。叫我们马上
到小东门去等他们,以后有什么情况,直接向他(李杰)汇报。至于我们是否以翦伯赞专
案组名义话动,根本就没有涉及。此时离工军宣队进驻北大已四个月,他们已完全掌控了
北大文革的所有活动,根本就不是有些资料所说的是私自组成的什么专案组,人员也始终
就是两个。

我俩马上赶往小东门(现已不存,当年去清华都从这门进出),不久来了一部小轿车,在
门卫那里下来个军人,自我介绍是刘王专案组的,名巫中。我们告诉他是系工宣队让我们
配合他们工作,就上车开往燕南园。车上并无交谈,当时正逢中央要对刘少奇做政治结论
,刘王专案组的名气让我们十分拘紧。车上除了司机,他们只有两人。巫中很显然是负责
人。他年龄约45左右,身体不高但壮实,很有军人的肃杀决伐气概。

这是我第一次到翦家,后来知道是燕南园64号,走廊进门,外间是护工住房(有很多材
料说护工姓杜),护工不管来人谈什么,只负责登记来访者的单位、名字和到访的时间起
讫。里间是翦先生夫妇寝室。谈话基本上都是在里间进行,也基本上是在巫中和翦先生之
间进行。巫中倒也没有声嘶力竭,更没有如有些人所说的把手抢掏出拍桌子。内容主要是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翦参予的为国共双方进行谈判所进行的一些活动,以及相关连的一些
人物。尽管我是历史系的学生,但对这一段历史茫然无知,只记得问到谌小岑,吕振羽几
个名字,我们根本插不上话,整个过程只有听的份了。根据后来有些资料所说,这一天应
该是十一月廿二日下午。这之后,巫中又来北大几次,但翦先生守口如瓶,审问呈胶着状
态,每次巫中来时,会通知我和胡二人前往翦宅,巫中不来,我们根本不会去单独审问,
因为对发生在西事变之前这段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历史,当时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到。

大约到十二月初,巫中要我们去查看翦的档案,想从中寻找突破。有天下午,我和胡到当
时历史系所在的三院二楼一个房间,翦的档案已摊开在一张大桌子上,份数挺多,也很零
乱,我不知是否先前有人来翻阅过。突然有一张普通信纸写的只有一张纸的信件引起了我
注意。信是50年代肃反时写给北大的,没有了信封,因此不知具体收信单位。写信人是
女性,她当时在陕西省某单位工作,信的内容要点是:她是江浙一带人,抗日战争爆发之
前,她是个青年,出于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仰慕,到南京向翦求教住入翦家,翦在指导她
学历史,并告诉她,自己正在为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牵线搭桥,国民党方面出面的是曾养
甫,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小舟,还有吕振羽。她还在翦家见过参加谈判的周小舟,皮肤很
黑很粗糙……

发现了这封信,我仔细看了两遍,当时心中不免暗暗吃惊。一是这女子写信的动机何为?
二是以翦的身份,档案中居然有这么个定时炸弹装在里面十多年。三是凭直觉,我对信中
所写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怀疑。尽管这段历史我在几十年后才有了解,曾养甫的名字当时也
根本没有听过。几十年后我才看到有关资料,知道这一段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是从193
5年11月就开始的,一直到1936年9月,曾养甫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处长兼新
路建设委员长,受陈立夫密令委派部属谌小岑寻找与共产党接触的渠道。1935年12
月,曾养甫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中央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翌年夏他以国民党方
面代表的身份在南京相继同中共代表周小舟、张子华进行初步会谈。

我迟疑了一会,把信拿给胡敬梁看,我们一致认为,这也许正是巫中他们所需要的材料,
等到巫中再次来北大时,我们告诉他有这么一封信,他看后如获至宝,把信带回专案组翻
拍了数份后再来北大,并给我们看了翻拍件,然后就去找翦先生了。这次巫中态度强硬,
虽然没有直接出示信件给翦看,但点了写信者姓名,要翦写出材料交给我们。然后和我们
一齐到历史系工宣队,要求对翦进行隔离监护。但是系工宣队也许是不买账,也许是怕麻
烦,并没有采取监护措施。

第二天下午,按巫中的要求,我们去翦家取交代材料,他用红格稿纸写了二张多约有千把
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翦先生的亲笔字,字写得很认真,但不漂亮,心里还想:大学者字
不怎么样。可一看内容,不禁暗暗吃惊,对于政治方面,他仍然推诿,可是对那个写信的
女子,却写得很详细,并承认:自已当时年轻荒唐,和她有不正当的关系,后来她结婚成
家,就断了来往。我和胡敬梁看完材料就淮备带着材料离开,翦先生随我们到走廊,拿一
盒快抽完的飞马牌香烟盒,抽出一支点起来,和我们说:和工宣队讲一下,给我增加点生
活费,我烟抽完了也没钱买。不过我也想戒烟算了。我们宽慰他:会的,毛主席在中央全
会都讲了要给你出路,工宣队应该很快会落实的。根据后来有人查对了翦家的来访登记,
这应该是12月16日下午的事。

12月18日下午,巫中他们又来北大。我们把翦的交代材料交给了巫中,他看后极不满
意,陪同他们又去翦家中,因为巫手中有旁证的材料可以证明翦参与了国共两党代表谈判
的联络工作,因此巫中说:你不要认为一手可以掩盖天下人耳目。翦先生伸出手说:我的
手就怎么大,怎么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其他的话我记不起来了。这天下午的审问时间拖
延很久,气氛紧张。19日,系里就传出翦夫妇自杀的消息了。对他们后事的处理等等,
我们都是后来听说的。

大约过了一周左右时间,系工宣队有一天上午通知我和胡敬梁去哲学楼某号房,我们遵命
前往,大房间里坐了很多人,校工宣队的副总指挥魏秀如开始传达中央关于翦先生自杀事
件的会议精神,会议由汪东兴和谢富治主持,十分严厉批评巫中说:你们刘王专案组犯过
不少错误,刘少奇的罪行已经十分清楚了,你们还要去搞什么东西。训斥他要他站起来,
又说:毛主席刚刚说要给翦伯赞、冯友兰这些反动学术权威以出路,你们就把翦伯赞给逼
死了,你们这是对毛主席不忠。巫中可能是为了减轻自巳的过错,在会上居然想把责任推
给我们,无中生有说北大的两个学生也搞了逼供,汪和谢说,学生也要做检查。开完会我
们回到38斋的宿舍,由胡敬梁执笔写了一份检查,违心地承认没有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
政策,对毛主席不忠云云,我看过后签了名字,一起去哲学楼交给校工军宣队算过关了。
1970年3月,我离开北大回南方工作,以后没人要我谈这段事,我也把它深藏在心里
从不对人谈起,主要是因为涉及师长隐私。

这事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我也走在人生的最后一程,总会想起以前的种种经历,特别是
文革中的事,回忆文革绕不过翦先生之死,我总想,作为一个有十分丰富人生阅历又融通
古今变故的学者,他已经挺过了三年多的磨难岁月,又得到最高权威的保护承诺,为何躲
不过那劫?他在结束自已和老伴的生命之前,是怎样权衡利害而感到劫数难逃?今天大陆
的主流媒体和影视文学作品,对1935年11月开始的那场长达11个月的国共两党代
表的会谈,己经给予十分正面的积极评价,被认为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
基础,他作为参与者,难道那时真得认为罪不可赦?还是他自已年青时的个人隐私被泄露
,让他感到无脸见人?凡此种种疑惑,经常在我脑中纠缠,引起思索。我想,这些问题,
只有把它们置于文革那种惨烈的政治场景中,才能得到解答。

今年4月,一些北大同学聚会,我得知大学同班好友王复兴正在撰写他个人在北大文革的
回忆录,其中要谈到翦伯赞夫妇在文革中双双含冤自杀的事,我把这段史实说给他们听,
王复兴和在座的中文系学长马云龙都要我以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把这一段从未披露
过的史实记载下来,才让我下决心把这段史实写下来,也纠正多年耒一些不准确的说法。

2015年10月24日完稿(注19)

13、工军宣队进校后,系里班里发生的事

从1968年8月至1969年3月24日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北大之前,这半
年在历史系和一年级世界史班曾发生以下几件令我印象深而难忘之事。

一件事是,大约在68年11月,世界史二年级的朱YT(原“公社”联战派的骨干)贴了
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说要揪出聂元梓的坏助手魏杞文。大字报还抛出魏的历史
材料,说他在1949年是国民党军校伞兵学生兵,乘军舰撤离大陆,军舰开到太平洋起
义,魏随部队起义,舰艇从太平洋开回武汉。(朱的意思这是魏的反动历史,因魏曾是国
民党的学生兵,而“起义”不算正面材料而是污点。)我一看就明白了朱的意思,他的大
字报是把“坏助手”孙蓬一的帽子扣到魏杞文头上,江青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孙蓬一是聂
元梓的坏助手。我当时认为:朱做为孙派,这是在帮助孙蓬一抵制原公社师生对孙蓬一在
大联合和武斗问题上对其错误进行的揭发、批判。他是“围魏救赵”,转移视线,颠倒黑
白。而朱抛出魏的档案材料,他做为学生从何而知?这是一个谜。当时刚开始清队,朱对
自己世界史专业的老师贴大字报,进行诬蔑,这一做法很错误,令我十分反感。我在该大
字报的结尾处,贴了一张小字报,只一行字:“坏助手抓‘坏助手’的丑剧出笼了,人们
将拭目以待。”当晚王渊涛碰见我,告诉我,朱的大字报后面有个小字报,很有启发性,
可能是自己人贴的。我告诉他:“是我贴的。”我怀疑朱YT的大字报是受孙蓬一指使。

过了一、二天孙蓬一亲自上阵,在大饭厅东墙贴出揭批魏杞文的大字报。大字报说“魏杞
文是陆平的‘黑班底’。”(魏在文革前只是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的副主任、助教、普通
党员。)大字报还说魏杞文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国民党”。(魏小时家里是城
市贫民,曾—度跟着奶奶、母亲四处要饭,后来随母亲投靠了地主舅舅。因舅舅不肯为魏
交中学的学费,魏无法继续上中学,便报名参加了免学费和食宿费的国民党武汉空军伞兵
学校的少年班。1949年魏与其他学员一起上了军舰撤退,军舰开到太平洋后宣布起义
,驶回到武汉。而后魏参加了解放军。此即魏的历史问题。)大字报又说魏“是聂元梓的
“坏助手”。(江青曾点名孙蓬一,说他是聂的“坏助手”。反对大联合,领导武斗,搞
派性这些坏事明明都是孙蓬一干的,两派师生都清楚,想赖,想推,怎么可能呢!)我于
2016年5月2日看望赵建文。赵告诉我,文革后他见到孙蓬一,批评老孙当年给老魏
贴大字不对。孙蓬一承认了错误,说此事确实做得不对。

大约在1968年12月,系工军宣队决定重点批斗魏杞文。事前在系里的学习班上,工
宣队要我重点发言(可能是认为我与魏走得近)。我暗自决定搅局,按工宣队以魏为典型
的标准,在学习班向高年级学生收集了“井冈山”几个干部、教师的一般性历史问题的材
料。全系批判大会在大阶梯教室召开,我坐在第一排。会议一开始,系工军宣队领导李杰
点名魏杞文,厉声让他站起来。我心想,好吧,我就按你们工军宣队的整人标准,利用“
公社”的派性,压压“井冈山”的派性,将来有什么问题是你工军宣队指导的。我站起来
第一个发言,首先要求魏杞文揭发孙蓬一是怎样反对大联合并指挥武斗的,孙蓬一是怎样
给聂元梓出坏主意,怎样当坏助手的?然后话锋一转,陆续点了原“井冈山”干部、教师
七、八个人的名字,揭发他们那些一般性的历史问题。每点一个人名,原“公社”一派的
学生就一片吼声,叫某某人站起来。我发完言,会场上站着八、九个人,魏老师的表情轻
松了许多。会后工人师傅说,“今天的批判会开得好,火力很猛啊!”我当时这样发言,
一是为了反驳朱YT对孙蓬一的袒护;二是为了打击一下“井冈山”的派性;三是为了保护
魏老师。

到了1969年3月底,8341进校,发动群众总结前一段运动,师生们纷纷批评工军
宣队违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清队扩大化。在我们历史系全年级会议上,同班的李延岑批
评我在那次批判会上,是拿着冲锋枪(李用双手表演托着枪扫射的样子)嘟、嘟、嘟,打
击一大片。我当即对他微微一笑,表示接受他的意见,检讨了自己在工军宣队指导下犯了
错误。并指出工军宣队以魏杞文为清队的批判典型,势必扩大化,自己是跟着工军宣队走
而犯了错,并向被我点名批判的几个老师道了歉。我发言时指出,工军宣队是以极左思想
对待知识分子,打击一大片,清队扩大化,是犯了方向性错误。

再一件事,大约在是在11月时,一次开完班会后,同班同学陈RF拿着一张报纸,向历史
系工军宣队负责人李杰检举同学徐森有写“反标”的“现行”罪。证据就是他上交的那份
《人民日报》。那张报纸上并没有毛主席像,开会时徐森在报纸上练毛笔字,写的是“历
史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几个字,不是一行行写,而是东一个字,西一个字。根本构
不成什么所谓的“反动标语”。可是系工军宣队召开全系大会,李杰宣布徐森有“现行罪
”(即“现行反革命罪”),要批判。于是我们班召开了批判会,和徐森要好的我、张文
虎、王渊涛、俞政都不得不表态。我们几个发言,都是小骂大邦忙,批评徐森骄傲自满,
不注意改造思想,不谨慎,开会时思想不集中,乱写乱涂,云云。绝不上纲上线且为他开
脱,也绝对不揭发什么新问题。事情拖了下耒,工宣队没证据给徐森定罪。

事情后来发生了转折,转折点发生在一个小型班会上。那个小会,没让徐森本人,也没让
我、王渊涛、俞政、张文虎参加,也没让为人正直的班长高发元参加。但却让徐森的女友
杨桂香(印度尼西亚华侨)参加了。工人张师傅、陈RF等人叫杨桂香揭发徐森。杨桂香很
勇敢,她当场反击:“陈RF陷害徐森,因为他有目的。他追求我,我没接受。他多次请我
和他一起去下饭馆,我没去。他说他每个星期都下馆子吃甲鱼。他有问题,甲鱼很贵,每
个星期吃,他从那儿来的那么多钱?”杨桂香一条一条揭发,有时间,有地点,有陈的原
话。结果会议反过来成了批评陈的会议。陈毫无思想准备,在事实面前承认了杨桂香的指
控。原来与陈要好的罗志刚发言说,“陈RF,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此会议扭转了局势,
徐森案翻了盘。

过了不久,告密者陈RF自个儿却出了事。他因偷东西被抓住了。工军宣队领导在全系大会
上批评了他。我在班里讨论工军宣队讲话时发言:“平常觉得陈RF是个大左派,每次发言
挺左的,挺能说的,没想到工人师傅说他是‘小偷的干活!’。”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他
则垂头丧气。我出了一口气。

陈同学个头不高、精瘦、福建人、家庭出身工人阶级,样子很机灵,每次开会总是夸夸其
谈,跟风很快,发言很左。我们背后称他为“投机分子”、“小瘪三”,觉得他在文革中
吸收了一些坏意识,总想踩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

还有一件事,大约在12月底、1月初时,一天傍晚,我在五四操场跑步锻炼。中文系的
马西沙神情紧张地把我叫住,告诉我,他正到处找我,他听历史系二年级张文泉说,“王
复兴同班同学鄢成林向工宣队揭发,王复兴写反动日记。”马西沙担心哥们儿出事,向我
通风报信。我告诉马西沙:“放心,没事儿!我根本不写日记。”我从文革一开始,就把
写日记给戒了。鄢成林这样搞完全是莫须有。我纳闷的是,他为什么要陷害我?我平常和
鄢说话不多,偶尔也会聊天。他个子不高、矮胖、四肢短粗、小平头、皮肤白皙、满脸红
光。每天开班会时,他都盘腿坐在床上,光着脚丫,揉脚心(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涌泉穴)
,很懂养生之道。他是工人子弟,父母是河南卷烟厂工人。我曾听他本人说在文革中他看
了很多书,包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当时正和我们班一个女生叫米树荣的谈恋爱。
米家庭出身是中农。

1969年初北大发生了一件凶杀案,凶手是鄢成林,受害人是米树荣。事情经过是这样
:俩人搞对象,但后来米树荣对鄢成林改变了态度,劈腿,把他甩了,改为与一位作家协
会的工作人员相恋。鄢气愤之极,忍受不了米把他看低,另攀高枝。一天晚上,鄢约米到
圆明园谈话。鄢的最后谈判失败,于是失控。鄢用石头砸米的头颅,把米给生生砸死了,
脸部血肉模糊,无法辨认。鄢成林半夜回到北大38楼宿舍,换掉了沾满血迹的衣服,对
同屋被吵醒的同班同学李垂黑说,“我上山打游击去!”后来公安在米树荣的裤兜里发现
了北大第一食堂的饭票。于是公安到北大对在北大第一食堂吃饭的中文、历史、西语等系
的女生进行排查,看谁失踪了。发现历史系女生米树荣不见了,对照她的身材、肤色等体
型特征,很快断定死者是米树荣。因鄢成林也同时失踪了,两人又谈过恋爱,于是鄢成为
嫌疑人。公安带着警犬到38楼鄢的宿舍闻了鄢的衣服、被褥。警犬很快找到了被鄢扔掉
的血衣,接着很快便抓住了凶犯。

不久,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打击坏分子、维护首都社会治安的万人大会上,鄢成林被
公审,被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北京市公安局判决鄢成林及其他多名罪犯的
公告便贴满了全北京城。我们班开学时有25人,毕业时变成了23人。

毕业后我常想,文化革命似乎是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激活了,根源可能在于当时流行的阶级
斗争观,整人、斗人甚至害人成了一种正面的价值观。从而激活了某些人的人性中的狼性

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通过“狠斗
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学雷锋,并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毛泽东要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结果怎么样?文革过了二年半,我们班
出了个鄢成林。如果没有文革,他或许不至于因杀人犯罪而断送小命,由一个北大学子沦
为死刑罪犯。

14、8341部队进驻北大

1969年3月24日,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在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下进
驻北大。8341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中央办公厅机要员谢静宜是进入北大的重要成员。
8341的领导和原工军宣队领导刘信、魏秀如等人,共同组成北大领导小组。当时毛泽
东通过8341直接掌控了六厂二校,做为指导全国开展斗、批、改的试点。二校即北大
、清华。北大的实际领导当然是8341,日常工作由王连龙、迟群、谢静宜负责。

历史系来了三、四个8341的军人。有个8341的和我聊天,说“谢静宜是通天人物
”。为什么王连龙、迟群不通天?只有谢静宜才通天?几十年后看了李志绥的书,才明白
了其中的奥秘。有一次在哲学楼我碰见谢,她白净、苗条、俊秀,很精神。看样子挺干练


3月31日,8341以工宣队名义召开全校大会,开展“放手发动群众,总结经验,落
实政策”活动。这个活动的实质是纠偏,纠前段清队扩大化之偏,纠自杀了那么多人的运
动之偏(68年12月12日之前清队中已自杀了17人)纠令翦伯赞自杀的政策之偏(
据说翦的自杀令毛泽东十分震怒)。虽为纠偏,但很照顾原工军宣队的面子,叫“总结经
验”。各系开大会、小会时,师生们尖锐批评工军宣队在前段清队中过左的表现,违背知
识分子政策,大面积整人,逼死许多人。我在历史系也多次发言批评原工军宣队。我记得
历史系有个姓范的老师发言说,“工人阶级领导应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并不是说只要是
个工人说得就一定对。我老婆就是个工人,她在家里就得听我领导。”5月12日,83
41在上报的工军宣队《简报》中,总结前一段清队工作,批评了宁“左”勿“右”、宁
严勿宽、宁挂勿放的错误倾向和对专案工作“不调查,不作具体分析,凭主观臆断的坏作
风。”

大约在4月,我、索世晖、任瑚琏、陈双基四人串联并找魏杞文商议后,觉得孙蓬一及原
“公社”的部分人派性很顽固,与他们的思想斗争不能停止。于是商量找迟群反映情况,
批判聂、孙,特别是孙蓬一在大联合和武斗中的错误。我和索、胡、陈四人找了迟群,谈
了一个多小时,迟群快速记着笔记,不时发问。谈完后,迟群表示感谢我们反映的原本派
的情况,希望我们回到系里继续发挥作用,做大联合的促进派。过了几天,中文系834
1领导找索世晖,让他在全系讲用会上作批判派性的专题发言。索讲了45分钟,反映很
热烈,很正面。

4月底,北大组织了第一支北大文科教育革命小分队,进驻新华印刷厂。历史系领导派我
去参加了这支北大文科教革分队。

15、反思我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

本人在文革初期是个理想主义者。但那理想主义的基础却是毛泽东的虚幻的乌托邦梦想。
在文革初期,自己走的是一条狂热追随毛泽东的“革命之路”,是一条“左倾”之路,是
开展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之路,是一条通过阶级斗争实现以“五七指示”为蓝图的共产主
义新社会之路。我自以为这是政治正确,能够实现自己的青春价值。这种状态在1966
年至1967年初尤甚。当年反陆平党委,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参加一月风暴,炮打
刘邓司令部,捍卫中央文革,一度和校内对立派开展路线斗争打派仗,在这些活动中我都
是积报分子。直到1967年3月以后,面对乱局产生疑惑,自己才开始警惕极左思潮,
基本立场从反右转向反左,开始慢慢醒悟。但仍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能跳出文化大革命是政
治正确这个大框架。回想1967年6月以后,“公社”和“井冈山”两派虽然斗的一塌
糊涂,但是在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及打倒刘邓等大的原则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没有分
歧,都是政治不正确,两派都错,但当年自己在主观上认识不到这一点。从1967年底
至1968年底,由于自己对旷日持久的打派仗及武斗越来越反感,逐渐淡出了运动,成
了半个逍遥派,参加运动的主要内容转变为抵制和反对本派以孙蓬一为代表的打派仗搞武
斗的左翼强硬派,力争大联合和制止武斗。本人的思想直到七十年代,受了三次大的冲击
:即九一三事件、四五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倒台,才逐步大彻大悟,再也不想受毛的
忽悠,抛弃了毛的主义,转而追求普世价值。

注释:

注1:扬子浪《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刊于《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
5日相关日期。
注2:同上注1。
注3:《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185页,第十章第1节。
注4:张戍《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231、232页。
注5:《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60至264页,第十三章
第7、8节。
注6:孙月才:《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968年3月2
5日条目。
注7:《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348页。
注8:孙月才:《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968年9月1
4日条目。
注9至注17:《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每注相关日期条目。
注18: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11年第一次印刷。
注19:王渊涛该文曾由他本人以《我知道的翦伯赞之死》的标题全文刊发于2015年
11月6日出版的《南方周末》。

第七章 在教育革命中度过1969年

1、驻新华印刷厂的文科教育革命分队

从1969年4月底至1970年2月,我被历史系8341领导派去参加北大第一支文
科教育革命分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新华印刷厂是六厂二校之一,也是由8341军
管。北大第一支教育革命分队是综合性的文科教革分队,由四个文科系组成,有中文、历
史、哲学、国际政治。我们这支教革分队共有十几个人,领队是两个解放军,一个来自空
军,一个是63军的;历史系只有我一个学生;哲学系有一个学生;中文系有5个人,有
朱德熙教授,两个教师,两个学生(其中一位是程仁双,与我较熟);国际政治系有一个
教师张俊彦、三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叫赵八路(这应是文革中改的新名,好记,到老没
忘。)赵八路是8341指定的队长,我和他关系不错。教革分队住在一个平房里的一大
间房,所有男生十几人睡一木板搭的大通铺,我的床铺紧挨着朱德熙教授。我们到厂里,
每日半天劳动,半天教改。我们全体在轮转车间劳动,这个车间最重要的生产任务是印刷
每期的《红旗》杂志。北大一共派出10支教育革命分队,分赴工厂、农村搞教改试点。
当时在新华厂,同时还有一支清华的教育革命分队。

我记得当年曾搞过一项教改实验,朱德熙教授到轮转车间给工人学员讲授汉语语法。我旁
听了讲课。我觉得做为普及性教育,朱教授讲得很好,深入浅出,列举了很多日常生活中
的语法问题,很通俗化。课后请工人学员提意见,有个戴眼镜的中年工人师付发言说,朱
老师讲课,喜欢把眼镜,拿下,戴上,再拿下,再戴上,这么反复弄。这是摆教授的派头
和架子,应改正。我听了哭笑不得。

教改中,中文系的程仁双结合工厂的劳动、生活,写过一个话剧剧本,曾受到新华厂83
41军代表赞扬。

当时在新华印刷厂,经常看到、碰上来新华厂劳动锻炼的中央首长及省、市委一级的领导
。陈云、叶剑英一周来二、三次,一次半天,干些坐在桌前折叠纸张之类的轻活儿。叶剑
英曾分别找北大、清华的教育革命分队座谈。与叶帅座谈时,他问谁有前几届到工厂、农
村的大学毕业生的私人来信,能不能给他看看。我当时想,叶帅可能对把大专毕业生分到
工厂、农村有想法,想了解第一手信息。可惜我当时手上没有这些信件能给他参考。

有一次在我们劳动的轮转车间,开批判大会,批判刘少奇、陈云的修正主义经济路线,批
判物质刺激、利润挂帅。陈云坐在会场最后一排,戴着老花眼镜,拿个笔记本,很认真地
记录。工人发言,我们旁听。工人念稿发言,内容基本上是报纸上的那些套话,加上一些
工人的义愤言词。在新华厂参加劳动锻炼的还有几个靠边站的原省、市委书记。与中央首
长不同,他们住在厂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最高检副检察长黄火星等二、三个
人经常扎堆儿,天冷时常在厂区某个角落一块晒太阳、聊天。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华东局
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总是单独一个人,每天下车间劳动,给我的印象,人很老实。

在新华厂搞教育革命,搞的最大一个活动,也是我记忆中最深的一件事是,5、6月时在
厂里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展题是: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华野心。展览馆的资料、展
板、地图、图片、漫画、文字、布置、解说,全部由教革分队的师生收集、整理、制作、
操作。教革分队所有学生担任解说员,我也是解说员之一。展览布置好以后,厂里各个车
间,以班、组为单位,轮流在上班时间来参观。工人们反映很热烈。

举办此展览的背景是,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爆发了武装冲突。地点在黑龙江省中苏
边境东段界河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当时《人民日报》称之为“珍宝岛保卫战”、“珍宝岛
自卫反击战”。

我们这个展览,关于中苏边境纠纷的历史问题,与《人民日报》保持完全一致。展览会的
基调是:十九世鸦片战争后,沙俄占领了大片中国北方领土,在十九世纪50至80年代
,于中俄边境的东段和西段,沙俄通过中俄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
堪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将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并入俄国版图。通俗
地说,在100多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原属于中国领土的海参威、
伯力、勘察加也才成了俄国领土。10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曾于1920年明
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
土。”但此后的苏联政府一直不肯兑现1920年的政府声明,继续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后,苏联边防军不断挑起边境冲突。

中国在远东地区被苏、俄占有的大片领土,在毛、周时代,直至邓、胡、赵主政时代,从
未放弃过对这大片领土的声索权。但由于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契约,
因此1949年后中国政府从未采取外交、军事手段强行要求收回失地。中国政府一贯按
照国际惯例,认为这类边界问题只能在尊重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有关国家平等协商,公
平互惠地解决。一时解决不了,就先挂起来,等待合适时机。例如东海的钓鱼岛,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了十二字方针:“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权争议可
以先搁置,但“主权在我”绝不放弃。但令人不解的是,在1999年12月,江泽民为
什么未通过人大讨论和授取,通过黑箱作业,便放弃了对远东地区大片领土的声索权?江
泽民放弃的领土主权是钓鱼岛的三十七万五千多倍。江泽民与叶利钦于1999年12月
签订了《中俄边界议定书》,对中俄东部有争议边界,达成最终协议,全线勘定。从此中
国便断无收回150万平方公里失地之可能。这么大的事情,条约的签订却没有经过全国
人大的辩论、审议和授权,且媒体不准报导,老百姓全然不知,只是少数几个人的黑箱作
业。这体现了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特色。中俄边界条约签订后,俄罗斯媒体曾广
泛报导,举国欢庆。而《人民日报》只有不到100字的报导,对条约内容只字没提。

2001年,江泽民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中俄友好条约》。这个条约进一步确认
了1999年的边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的职权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
重要协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决定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即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第(十四)项,国家
主席实际上只有发布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无签约权。签约权是属于宪法第八十九条
规定的国务院职权的第(九)项:“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江泽民越
权与外国签订条约是违宪的。以李鹏为委员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负有监
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对江泽民的违宪行为却不闻不问,这是严重的失职和渎职。江泽民应
当履行的公布权却不履行,他与两个俄罗斯总统签署的条约,至今没有向全国人民公布。
《人民日报》至今没有公布过上述中俄条约的内容。更有甚者,江泽民与俄罗斯还有秘密
协定,2001年底经俄方公布,才为国人所知。2001年普京访华回国后,授意俄通
社于12月18日以“军事评论员”的名义,公布了1991年江泽民与叶利钦签署的《
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忘录》
。这是一个秘密协定。协定中,中国单方面承担义务,在边界上主动后撤500公里,不
设防。俄罗斯的“军事评论员”说:“中国气魄宏大。”得了好处还要揶揄中国的软弱无
能。12月25日,中国大陆的千龙新闻网报道了俄通社公布的《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
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忘录》,多家网站又转载了千
龙新闻网的消息。中国人民才得知江泽民所干的事。

回想当年我参加北大文科教育革命分队,举办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罪行展览,
当时这个展览是六厂二校中二个单位联合举办(北大和新华印刷厂),该项活动中央是知
道并认可的,这使我绝对无法理解在30年后,江泽民签的那个中俄边界条约及秘密协定


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中苏边境形势紧张,北京的战备气氛越来越浓。9月12
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于11日的新闻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
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
坦率的谈话。”13日,写此新闻稿的新华社记者,在新华印刷厂提出与我们北大文科教
育革命分队召开座谈会,只有一个话题,询问我们对11日新华社发布的中苏两国领导人
北京机场会谈这一简短消息的感想。我参加了这个座谈会。这位记者要求我们多谈,他不
说话,只埋头记录。国际政治系老师张俊彦的发言我记忆较深,记得他说,苏修社会帝国
主义在搞两手策略,以谈判掩护突然袭击的企图。他并且举例二战中,日军偷袭珍珠港正
是和美国高调和谈之时。这位记者似是收集社会动态向上反映。

2、小弟王复强去了北大荒

我们家排行老八的小弟王复强于1969年9月23日最后一个下了乡,去了北大荒的嫩
江山河农场。此农场在中国版图最北边,原来是个劳改农场。文革爆发时,小强才14岁
,上初二,三年后他17岁时去了北大荒。由于出身不好,报名去军垦农场不要,去了这
个环境恶劣的苦寒之地。
四人帮倒台后,1978年全国掀起了知青回城大潮,99%的上山下乡知青返回了城里
,回了家。为什么会出现知青返城大潮?从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间,有20
00万知青上山下乡,他们有那些真实的遭遇?这与文革后期毛泽东丧失人心,文革被否
定,有什么关系?我下面摘录小弟王复强在家族微信群(王家大院)里,贴出的三篇回忆
知青年代的短文,用事实来回答以上问题。

◇ 一个知青上山下乡的艰难历程——王复强

(1)离京下乡

“哐啷”车晃了下,“哇”的一声炸响,近万人从内心深处同时嘶喊,近两千知青、数千
送行人,瞬间崩发的哭喊声震撼着公元1969年9月23日上午8点半的北京站。妈说
上班前来送我,但她在人山人海中没找着我,我挤不近窗口,那早己堆满人了,车窗外挤
满握手咛嘱的人,无奈绕到己关上的车门口,这儿没人,我贴在玻璃门上看到了妈妈正焦
急地仰望车窗在人群中找我,我拍门喊叫她根本听不到。在哭、喊、轰鸣中车缓缓移动,
妈跟着列车走,她知道我的车箱号。从家分手时大姐送我到政协礼堂,在那儿知青集中,
上了几辆大卡车去火车站,妈妈是骑车去火车站送我。站台上她喊着我的名字,跑着,仰
头四处找着,但她没能看到自己来送别的儿子,车快了,失望而焦急的她追不上了,风吹
散妈妈的头发,我爬在车门上看着向后移去的妈妈,人群、车站、北京、她的身影渐行渐
远。许久脸贴在车门玻璃上,我还能回来吗?

车往北开了两天半,村庄城镇越来越少,土地越来越荒芜,天气越来越寒冷,我是独自上
路,一个同学都没有,68年患甲型肝炎没插队走了一批同学,69年初兵团不收右派家
庭出身的我又走了一批同学,最后这个原劳改农场来招人,同学中就剩我一人去了这山河
农场。车厢里碰上个幼儿园同学算半个熟人。最后车在齐齐哈尔停下。知青们扛着自已的
行里,换上窄轨小火车继续北行一天,窗外全是荒草甸子,车终于停在嫩江车站。再往北
就没火车线了,我们开到了中国北边铁路尽头。在这边陲小镇大家换乘大卡车,一千多同
车来的知青分散上不同车,被拉去各农场。

九月底的北大荒下着阴冷的秋雨,卡车沿黑嫩公路往北开了三个小时到了山河农场三分场
。跳下车各自扛着行里卷,踩着半尺深的泥泞,被领进一个象仓库似的长条房子,房子约
有三十米长,里头两边各一溜土炕。这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新家,此行的终点。但不是我
命运的终点,从到的第一分钟我就下了这个决心。

我们的宿舍原是给劳改农场犯人住的,每人九十公分宽的空间,大家的褥子一个压一个,
双边炕上靠墙各一排半米高的木架子,架子上每人有个空间放箱子。我们之后又来了上海
知青,哈尔滨鸡西知青。宿舍住了七十多个男知青,中间有盏25瓦的灯泡。有个鸡西知
青有天天尿炕的毛病,大伙让他睡炕顶头,旁边空出近两米空间。晚上起夜上厕所,离宿
舍有两百米远,冬天零下四十几度,没法跑那么远,就都在一出宿舍门就近解决,一冬下
来门口冻出个一米多高的尿山。宿舍里跳蚤、老鼠横行,到后第二年秋爆发了可怕的出血
热病,患者先无尿高烧,后多尿出血,全身皮下红血斑,鼻血,尿血,两周死亡。我们分
场死了三个知青,其中一个是北京来的双胞胎的妹妹,那晚我们听女生宿舍哭了一通宵。
农场被封闭,禁止出入。宿舍所有的行里搬出去晒,运来整车的白灰洒在炕上、地下、炕
洞里,灭鼠,灭跳蚤,后来在京查中华医学杂志才知,在满州国日本关东军中曾爆发过,
是老鼠疾病,再由钉过带病老鼠的跳蚤对人传播。那时恐怖弥漫、直到严冬来临才解禁。

两排大炕,全宿舍共十二个炕洞,傍晚卸两车柴给烧炕,豆杆、麦杆啥都有,下工晚了的
抢不到柴的就睡凉炕。冬天室外零下四十多度,使用这类低热能燃料几个小时后就冰凉了
,宿舍室内温度每天早晨都是零下二十几度。虽俗话说“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那
时落下的腰背病伴随了我一生。

为阅读做油灯,小药瓶灌上油,瓶盖钻个眼,穿个鞋带当灯芯就能用,看会书脸就熏黑了
,后来我找了个马灯用,好用的很。长期油灯下读书,下乡三年半变为近视。但发自对生
命的珍惜,每天几小时阅读从不敢半点待慢。阅读使我跨越环境,超脱自我,神游古今中
外。前途未知但希望不灭,坚信无论将来干啥都应储备做人的基础知识,世界历史,中国
历史,中国文学史,哲学,经济书,美学,通读毛选,马列经典,读书涉猎文史哲经。下
乡三年半生吞活剥啃了一批大部头,做了大量笔记,从未间断思考、讨论,北大荒的磨砺
与阅读是我的大学。每年探亲回来背的最多的是书籍,从不带小说因那不经啃。在现实与
知识的启迪下,我开始了反思文革,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比较人类不同的文明与制度
,研究普世价值观,学会独立思考。

老马与我又坐在南崖岗上,望着一览无垠的黑土地,我两又开始每周一次的讨论,在每天
劳做之余,学习与思考是另一重要的习惯。老马也爱看书,是少数能交流的朋友。

幼儿园同学云祥会摔跤,据丫自吹师承天桥把式张三,他从京带回一对摔跤褡袄,没袖子
、大腰带、厚凡布,光膀子穿上,两人对阵开练。云祥教大伙,我们吃完晚饭一帮男知青
天天跑砖场的脱坯场子练跤。蹭,披,大背挎,得合乐,一大堆招术。苦中寻乐,锻练体
魄。

那几年修理地球,看书,玩闹,但一直不认为这里是我安身立命的久留之地,从来没有扎
根边疆一辈子的想法。

(2)逃跑回家

中国版图最北端,隆冬子夜,北风肆虐。今夜轮我烧火值班,决定逃跑回家。我们宿舍住
70多知青,第一年冬天彻了个火龙在信道中,维持夜里室温,每晚派人添火。

几百个京沪知青都想回家探亲,农场一律不准。我决定趁值班之机不辞而别。子夜一片鼾
声,我添足柴,提起行里出发了。黑森森的西伯利亚荒草甸上寒风割面,沿分场小路走十
几里就能上黑嫩公路,再往南走100华里就是嫩江县火车站,从那坐火车往南约1千多
里到齐齐哈尔,之后就可坐火车回北京了。黑暗中走了十几里,身上的棉衣、棉裤、军大
衣、狗皮帽、旅行包变的愈发沉重。全身大汗,但不敢摘帽脱衣,我知道零下40度瞬间
会被冻伤,有次我摘下手套十几秒钟,两手冻出大水泡。夜空漆黑,高一脚低一脚步履蹒
跚前行。狼嚎此起彼伏象女人的哭声,精神亢奋的我并不在乎,群狼天天晚上在宿舍外嚎
哭,早己习以为常。终于转上了黑嫩公路,往北是苏联边境,往南是县城,我己开始累了
。风声之中传来汽车马达呜呜声,两道车灯光柱在黑夜荒原上显得分外光明耀眼。我站在
黑嫩公路中间,挥舞双手招呼司机停车,盼望有幸搭上顺风车。

距我几米处车停了,我用手遮着晃眼的车灯,兴奋地向车奔去,就像飞蛾扑火。啪啪!两
声尖呖枪声划破漆黑寒冷的夜空,剌目灯光中几个黑影跳下车奔向我,还没从错愕中回过
神来,十几秒钟内我背按倒在地、五花大绑、抛上车槽,之后车子掉头向回开去!缓过神
来,听到鸡西知青基干民兵排长李大牙边踢边喊:“让你小子跑!忒胆大了,回去算账!
”明白了,我是自投罗网去拦追捕我的车,太傻了!

押解回去被关进个小班房里,门口持枪民兵昼夜看守,天天不干活,天天写检查,天天提
审挨训,诂计这是劳改农场原有的关人的小号。提审时老是问谁是同伙?我那来的同伙,
就是一个人跑的嘛。临了蒋场长亲自与我谈话,他原是管这儿劳改犯的老警官,告我调查
结论:属个人独立犯错,明天开批斗大会,需做深刻检讨。他问我出身,答:爱国知识份
子。有啥历史问题(档案上都有,瞒不了),答:爸是右派,爷爷在秦城。秦城是那?答
:北京郊区一个大监狱。噢,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道路可以自己选择。答:对,对,因
此我才响应号召来保卫边疆,下乡锻炼。蒋场长最后告我,“小伙子明儿开会,好好检讨
,教育大家,做个反面教员。”

大会开的很成功,大食堂中黑压压几百个知青听了我私自逃跑的反动事例及触及灵魂的检
讨后,深深受到教育。大会之后北京和上海知青形成一股请假不批就逃跑的全场浪潮,我
本人在大会成功召开之后一周也逃跑成动。失败是成功之母,当地老乡告我那晚要没被抓
回来,必死无疑,狼群肯定将我撕吧了餐掉。而且晚上一个人跑太显眼。吃一堑长一智,
因此我这次改成是大白天走的,不显山不露水,顺顺当当走出农场到了县城。负重走一百
三十多华里是我人生第一次。早上七点出发,穿着棉大衣、棉裤、大头靴,提着偷的一旅
行包的东北黄豆,走的两大腿内侧淋吧腺全肿了,满脚大泡。夕阳下远远看到嫩江县城后
那最后的十里地,我是一寸一寸挪过去的,蹭了足足几小时,天完全黑了我才终于到达了
嫩江县火车站。

此行出发时三人同行,马有为是上海知青,大牲口是鸡西知青,三个人结伴出发,老马走
到约四十多里就不行了,坐地上死活不走了。鸡西知青大牲口看着最壮,走到七十里时一
下就躺路上累哭了,喊着妈呀累死了,我走不了了。我一声不吭继续走,向着回家的路,
一个人独自走在荒凉而白雪纷扬的路上。半路我掏出从小卖部买的炒面,抓着雪,塞下喉
咙,晚上九点我才终于到火车站,老马比我早到了,他告我很幸运半路拦着顺风车,在大
卡车后斗坐了几十里到了嫩江。我们一块从嫩江坐小火车到齐齐哈尔,换车后他去大连,
坐船回上海。

我没钱买票就爬火车(不买票坐车)南下回北京,到山海关我下车溜出站台,知青都知道
一进山海关就严查票,不买票爬车的知青及农民被逮着都送去砸石头粒,啥时把赔款挣出
来啥时放。出了车站我在山海关玩了半天,从鞋中摸出藏的发臭的几元钱,不情愿地买了
张山海关到天津的火车票。过山海关后车上果然检票,我安然出示火车票过关,一大帮老
乡在车进津京之前被抓下去了。火车过丰台后我在一个小站下车,叫望京站,再往前就是
终点北京站,那儿太严溜不出去。顺望京站的站台直走溜出去,就大功告成了。“嘿,站
住,那孩子听见没!”回头一看,一位身着深兰铁路服的大叔叫住我,这位铁路叔问我,
“有票吗?”“没有。”“那来的?”“东北。”“知青?”“嗯。”,我心想反正没钱
,爱咋地就咋地。“唉!走吧,前边一拐严弯儿有市郊车。”我说了声谢,拔腿就走。碰
上好人了。再说,谁家里没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呀。

两个月后回到北大荒,上海知青告我,马有为到大连就走不了了,两脚全冻黑了,坐船回
上海是抬下去的。他妈在码头接着抬下来的儿子己是个残疾人,他妈伤心地直哭,直接送
儿子去了医院,十脚指冻死截肢。马有为搭顺风车,脚上有汗坐车后斗,一个小时双脚冻
残,到嫩江时尚不严重,从齐齐哈尔与我分手后就走不了了,他十个脚指全截肢了,一年
后再见他,走路象小脚老太太,用后脚根着力。他后来成了我的北大荒的书友。

(3)离开北大荒,内蒙当工人

“这辈子不能在这活。”我一直这么想,到北大荒第一天起我就从没被“响应毛主席伟大
号召,扎跟边疆一辈子!”这类口号忽悠过。一晃到北大荒两年半多了,这三四百个北京
、上海等地的知青没有人能离开这,除了两个去当兵的走了,一个是北京女知青,听说老
爹是兵团级正职,还一个是武装基干民兵连连长鸡西知青张马屁。

土默特旗插队同学来信讲,他己从村里被抽到县城当建筑工人了,我有点心动,灰暗严冬
中似乎出现了一丝若隐若现的希望。但思前想后又觉着没啥可能性,首先是几乎没可能脱
离这个半军式化管理的山河农场,再有我也没法一个人找地方去插队,最后就算我插队了
,也很难被招进城当工人。知道这纯属瞎想,但这念头却又挥之不去。当时还有个得病知
青可退回城市的政策,爸爸朋友粟叔叔的儿子毛头从河北插队病退回京了,我也想试试。

1972年春节回京,我就跑医院看肝炎,我68年得过甲型肝炎,69年插队时并没全
愈。这次冬天回京后,我有意开了一大堆病假条、诊断证明之类的东西,并每月一批往农
场寄,告诉领导要续病假,其实是给申请病退造舆论。在京三个月到处跑病退手续,街道
、区知青办等都一口回绝,才知回京病退这条路毫无可能。这期间碰到了朋友的哥哥,他
在内蒙巴盟杭绵后旗当文书,讲那儿可帮助开证明接受插队知青。又碰到爸爸清华同学徐
家骏的儿子徐伯平,他在齐齐哈尔郊区劳教释放后留在当地当农民,当年是因聚众闹事判
了劳动教养给发配黑龙江的。他同意帮我去农场办因病辞职手续。当时这种荒诞的离奇的
思路,现在回忆起来实在有点扯蛋,本来想办因病退回北京,现在却改成因病转内蒙插队
,而内蒙插队比北大荒农场更艰苦。为的是插了队再办因病回城,绕这么个大圈。这时爸
爸开始反对我,爸爸对我说:辞了农场,千万别办不成落户,那你就变成了没着落的“黑
人”了。但他安排让许伯平帮我因病离开农场的事却己启动,数月来的分批寄出的请病假
及诊断证明,己造成农场我是个病号包袱的印象。我非要离开北大荒,宁可去内蒙插队,
我认为在农场就得呆一辈子,去插队还有可能被招进城。许伯平四月去嫩江山河农场,办
成了我退离农场的手续,寄给我一纸农场的离职证明。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72年5月我买了两条香山烟、三瓶二锅头登车去内蒙。这时我己二十岁了,自己的命运
自己定,豁出去了!先在呼和浩特五舅家落脚,五舅是最关心我的长辈,是与妈妈感情最
深的五哥,他于美国教会在沈阳办的医学院毕业,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当医生,后赴哈佛深
造,任中国医大儿科主任,57年身为民盟成员的他被打为右派,被发配内蒙。我印象最
深的是看他白天拿一个帚把、一个水桶,上班去打扫厕所,晚上回家在土房的土炕上看大
部头英文原著医书,他是中国当时儿科医学权威之一。病人们可不管政治,给自己孩子医
好病最要紧,他们仍想办法找被罢职的五舅给孩子看病,并仍尊敬地叫他项教授。我去巴
盟前路过呼市住五舅小土房里,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对他感恩不尽的患者家长小王,是当地
派出所户籍警察。他的孩子得重病,看遍了各大医院也治不好,后辗转周折打听到有位项
教授是反动学术权威,己罢职挨斗扫厕所,警察小王找到正在打扫厕所的五舅,请他给孩
子诊病,后来彻底治愈,从此与五舅成了朋友。小王明确告诉我呼和浩特与北京不同,知
青只要有插队所在地的公社病退证明,他本人就有权给其在呼和浩特市上城市户口。当时
对此我没太在意,因为对我来讲首先得先成为一个插队知青才行,之后才谈的上用插队知
青身份申请病退,那是下下一步。

背上书包,我从呼市乘火车经过包头去巴盟杭绵后旗昭庙公社,同意接收我去插队的证明
是给那儿开的,在临河县找到了帮我开证明的旗政府当办事员的朋友。但事情出现了大的
变故,他告诉我:你不能真的来,只能私下开张证明帮你办农场辞职用。但不能安排单个
人来插队,知青都是由政府有组织地安排插队。我当时就晕了,即我辞离了农场,又进不
了农村,成了“黑人”,没单位,没身份,没城市户口,也没农村在藉。在户籍制无比严
谨的中国,我竟无立足之地了。不收我,那也得去公社试试!

坐上从临河去杭绵后旗的破旧汽车,心情沉重地一路摇晃到旗里,打听从旗里去昭庙公社
还有二十多里,问了方向后独自踏上黄土飞扬的土路。走了两个小时找到昭庙公社社部所
在地,是个三进院寺庙。走累了,我就在破庙的正殿台阶上坐下等着,忐忑不安地张望着
这空荡寂寞的院落。一会从庙门口进来个年青人,斯斯文文带个眼镜,不太象当地干部。
问我:“知青吧?什么事。”我马利起身恭敬地答到:“对对,是知青,嗯,还不是知青
,正在想办……。”我呐呐地纠结着讲不清楚。他脸色平静地问:“北京的吧?”字正腔
圆的京片子,我松了口气,边陲古庙闻乡音呀!他边掏钥匙、边开门、边讲:“进来说吧
。”我蹑着脚跟了进去。也许是他的京腔,也许是这凉爽的空气,进来后我就稳住神了。
我掏出了那封不知是谁盖了个章的接收插队的“证明书”递给他,并声明我是响应毛主席
号召来办到昭庙公社落户插队手续的。他仔细看着这封信,沉默着,漫长的数秒后他缓缓
讲:“不行!我们这儿不接受单个自己来插队的,落不了户。”他回答的斩钉截铁。在无
奈中我溜出句:“噢!您是北京的吧?”他答:“是呀,人大毕业分这儿锻练的。”随后
我将自己的窘境向他简略说了一遍,又是沉默,片刻后他说:“确实没法给你安排落户,
知青口粮是有指标的。”他边解释边讲:“如你能办医院证明,我可以给你开个病退函,
你拿回北京去碰碰运气。”我猛地想起呼市警察小王,赶紧说:“我有肝炎诊断证明,带
来了。”说着就往挎包中翻,这本来是我准备先插队落户后,再寻找机会派用场而准备的
,没想到提前用上了。他抬起一只手对我摇摇,另一只手拉开抽屉拿出几张有红色横线的
信纸,讲:“甭掏了,我不看,你自己在这纸上写病退证明吧,我给你盖章。”有救了!
我深吸了囗气,将信纸从他面前转过来移到眼前,公公正正地写下病退证明信抬头,并写
到:“知青王复强是爱国华侨王福时之子,劳动表现良好,思想觉悟高,现经医院诊断患
有甲型肝炎,不适合农村体力劳动,我公社同意该同学退回城市治疗休养,请予协助办理
病退回城手续。此致,革命的敬礼!巴颜高勒盟杭绵后旗昭庙公社革委会。”以上内容我
至今记的很清楚,写完后递过去闭住气看着他。他略扫一眼,随即拿出公社大印清清楚楚
盖在右下角,又找了个信封仔细将信叠好放入,递给我,命运在这几分钟内拐了个大弯。

我起身感谢告辞。在那个偏远荒僻的破庙中与他的偶遇,只几句话,只十几分钟,甚至没
问过他叫什么,一瞬间,影响了一生。我匆匆转身出门想在天黑前赶回临河,又站住转回
身,从挎包里掏出带来的香山烟与二锅头放在桌上说:“北京带来的,留你这儿吧”。他
爽快收下。

赶回到临河己天黑了,我走进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询问是一晚一元钱住宿费,有点承受不
起,而且根本就睡不着,白白浪费。转出来到招待所外墙有个封闭不用的门洞,就在这过
了半夜,凌晨四点我就去临河火车站,那停着几列东来西去的列车,我诂计拉煤车一般都
是从西边乌海那边往东开的,我趁天没亮爬了上去,躺在煤上以防被发现了赶下去。天蒙
蒙亮,车果然向东开了,列车飞奔,煤碴被风吹起打在脸上,生痛,但心情极好。回到呼
市,先是五舅、五舅母替我高兴,五舅赶忙请来警察小王,小王仔细看了我带回的公社介
绍信后讲:“能办!”之后直接带我去派出所办了呼和浩特市的户口。虽然没能回北京,
但终于回到城里,尔后在内蒙呼市当了工人。

69年离京插队,72年落户呼和浩特,三年插队生涯结束,我们三分场那几百知青中也
许我是最早回城的。从那之后我开始了疯狂的学习。我决定暂停对文史哲的学习,饿补数
理化。几个月后五舅托另一个病人的家长(内蒙古自治区重工业厅厅长程风涛),帮我介
绍到内蒙古工业学校实习工厂当工人,但由于没落实招工指标,我们这批学徒工前两年没
发工资。但这并不影响我的每日的工作与学习,我每天工作之余,用一年多时间将初一到
高三的数学、物理、化学自学完毕,我的全能老师是郝老师,他是教机械制造专业的老师
,从大连毕业分配到这,我看不懂的就去问他,他几乎是数理化无所不会、无所不答。我
们俩73年一块报了内蒙古大学的英语夜校。这个英语班开始时大阶梯教室坐满近两百人
,一年半毕业考试时,只有不到十个人坚持下来。记得开卷考试卷子是油印的有几十页厚
,我与郝老师各用一个月完卷。而后我自己又报了市工会办的机械制造。这门课也是开班
时工人俱乐部小礼堂坐满一百多人,一年半多毕业时,每班都不到十个人。那四年我每周
三、四个晚上九点半下课回宿舍后,每晚做功课都到午夜十二点。在呼市有了冬天滑冰、
夏天游泳的条件,夏天每天中午收工后,吃完饭就去体育场游泳池,游2000米来上班
。到了冬天每晚滑冰。内蒙当工人那几年劳动、学习、体育忙碌的很,时间过的充实愉快


自治区工业厅程厅长及机械局田局长安排的我们这批二十几个工人,后来发现受到市劳动
局的抵制,不能落实劳动人事指标,因此两年多都没领到工资。74年我们这伙学徒工决
定去劳动局及呼市政府要求落实招工指标。我们先是轮流去劳动局静坐,去市府贴大字报
,闹腾了两周没用,又去劳动局王局长家去静坐,还不行。其间冲了两次市政府常务会。
无奈之下,我们二十几个男女徒工一天上午从呼市市府大楼将市办公厅主任张灿公(原乌
兰夫秘书,后任自治区付主席)拧着从市政府走到火车站,硬拉他上了火车,去北京上访
。火车开到卓子山站被叫停了,自治区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并通知火车停列,政府派代表来
与我们谈判。这帮男女小徒工年龄都是二十岁出头,相比之下,我历练多点,我自然成了
这帮人的头头,首先是定了不答应条件坚持不下车,安排几个男徒工看着张灿公不能跑了
,并严令不准动粗不许伤着他,外边全是女生围着做第一道防线,要求万一上来警察女生
先阻拦。我与自治区代表谈了长达十多个小时,这个客车停运了十六个小时。我们条件很
简单,要求呼市政府落实我们这二十几位青工的招工指标,补发每人两年每月16元工资
,即每个徒工要补发两年共欠的三百八十四元工资,不答应就坚决带着张灿公去北京上访
。我们这边谈判,那边省政府也开会研究,他们之间还能打电话商量,我们这边就靠自己
琢磨着定。僵局持续到半夜,谈判是隔着车窗,我在车上,政府代表站在月台上,中间有
时政府代表会去车站办公室打电话与自治区领导商量。最后政府代表表示,经领导研究同
意,如我们马上回去,政府一定研究落实我们的要求,但并没明确同意我们的条件,要求
我们相信政府的信用。同时警告列车停运十几个小时是很严重的事件,带着市领导去北京
上访也是从末有过的胆大妄为行动,政府是绝对不能让我们走的。要求我们带张灿公下火
车到政府给订的招待所继续会谈,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心理压力极大,首先是京包
线客运己停驶十六个小时,旅客都急了。政府绝不会让我们这帮人带着个省会城市办公厅
主任去北京,给他们丢脸。另外政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承诺,徒工内部也有人劝见好就收
,经审时度势,大约午夜1点我决定同意妥协下车,尔后统一被安排住进车站招待所。其
间呼市办公厅张灿公主任仍由我们控制,与我们住一块。早上政府派来辆大巴,拉我们回
到呼市。回去后政府并未整我们,两个月后补发了工资,我们这帮徒工都转正了,那是1
975年初。我们这帮青年工人取得了维权活动的胜利。

1976年我去广州上学,离开了生活四年多的内蒙呼和浩特。

3、1969年底:战备疏散、血吸虫病

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之后,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形势十分紧张。毛泽东指示
,要抓紧备战,准备打仗。1969年10月18日,林彪下达一号号令,全军进入一级
战备。一号号令的序号是由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所规定。(与谣传的林彪政变无关


一号令下达之前,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己开始疏散各地。当时北京到处都在挖防空洞。10
月18日北大成立了战备组和防空组,在校内多处挖防空壕。《参考消息》有外电报导说
,勃列日涅夫准备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清除。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10月20日北大召开战备动员和教育革命动员大会。10月24日
,北大师生分赴江西、汉中及北京远郊区。一方面是战备疏散,一方面是下乡搞教育革命
。历史系学生徒步急行军,拉练到房山,进入山区,与当地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下
乡搞教育革命。我们驻新华厂的教育革命分队则仍驻守原地不动。

1969年7月至1971年8月,北大迟群党委曾分几批把2200多人的教职工迁移
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此处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在此,北大教职工曾大面职
患上血吸虫病,有人为此丧失生命。对此重大事件,许多回忆文章都曾涉及,但鲜有详细
记载与评述。

1969年7月10日,北大工军宣队领导派先遣队23人赴江西南昌鲤鱼洲筹建农场。
8月13日、27日派出第二批、第三批共约600人赴江西鲤鱼洲进行建厂劳动。(注
1)

1969年10月27日,北大全校20个单位1658人(全是教职工,没有学生),
分批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实验农场,下乡种地,改造思想。(注2)

鲤鱼洲是血吸虫病重疫区。清华的五七农场也在此处。全国那么大,为什么非选这么个血
吸虫病重疫区办农场?许多老师说是为了对他们劳动改造。看来不仅仅是改造,还有惩罚
之意。否则农场选在任何一处农村不就行了吗?为什么偏偏选在众所周知的血吸虫病重疫
区呢?

据了解内情的人反映: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干校地点在九江边上的一所劳改农场里,北大工
军宣队负责人看过之后认为,尽管是劳改农场却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改
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劳改农场,半山腰,整天雾气腾腾
,交通不便。负责人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
了鲤鱼洲,这是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季羡林
在《牛棚杂忆》中也谈及此事:“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
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
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注3)

早在五十代,因血吸虫危害巨大,严重影响南方人民的生产生活,使得“血防”成为国策
的重要部分。江西鄱阳湖区是远近皆知的血吸虫病重疫区,人烟稀少,人们路经此处都不
敢逗留。

北大教师去鲤鱼洲两年之后,1971年6月10日北大江西分校革委会才迟迟有份上呈
北大校领寻的文件《关于血吸虫病防治情况的报告》,文件说:“分校地处疫区,尽管…
…积极防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血吸虫病。”“从5月21日到6月6日17天内,对
分校10个连队358人进行检查(按:是抽查),查出病人(患上血吸虫病)150人
,占己查人数41·9%。加上5月20日查出的33人,共183人感染了血吸虫病。
病人中1969年8月至10月来场的(先遣队人员)占91%。(注4)6月12日江
西分校党委再给北大党委、革委会发函,说:“分校(所在地鲤鱼洲)四周,都是血吸虫
较严重的疫区,到12日己查出病人二百余人。”(注5)6月19日北大、清华两校合
办的江西德安化肥厂在所写的《血吸虫普查情况报告》中记载:5月30日至6月15日
全厂普查血吸虫病,其中北大129名教职工中有115人感染血吸虫病,占89%。(
注6)教职工们反映:在北大农场所在地,苇叶上的露水里都有血吸虫的蚴尾。

血吸虫病的蔓延使得北大分校不少人员出现了腹肿、肝大等症状。农场采取了诸多措施,
但效果有限,情况持续恶化。当时,南昌各大医院住满了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于
是,办起了农场医院,就地治疗。可是当上级派人前来视察时,领导还隐瞒实情,不让教
职工、工农兵学员据实以报。(注7)

从1969年7月北大先遣队去鲤鱼洲,过了两年时间,江西分校才向北京本部的北大党
委告急,那时教职工患血吸虫病的疫情己很严重了。在这两年的时间内,江西分校的83
41领导难道对当地血吸虫疫情及其危害一无所知吗?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向北京告
急?1971年6月,北大江西分校领导连续向北京总校领导紧急报告吸血虫病的严重疫
情,但鲤鱼洲农场并没有立即撤点,直到1971年8月才撤销,搬到北京大兴农场。(
注8)北大党委在6月初得到江西的多次紧急报告后,又延迟了两个多月才搬离了地处江
西血吸虫重疫区的农场,不知又残害了多少教职工感染血吸虫病。反正王连龙、迟群、谢
静宜这些暴发的文革新贵用不着去鲤鱼洲下水稻田干农活,用不着踩着泥水修筑堤坝。北
大鲤鱼洲农场撤点时,校党委对撤销理由,在内部只轻描淡写地说,对“当地血吸虫情况
原来调查研究不够。”(注9)而领导对外、对教师们所说的撤点理由,只是说当地教学
条件太差。

血吸虫病是种可怕的寄生虫病,它们大量存在于江西鄱阳湖区,特别是鲤鱼洲一带的河流
、湖泊及水田中,以人、畜身体为寄生体。其尾蚴10秒钟即可经皮肤钻入人体内。幼虫
一旦经皮肤、口腔侵入人体便会寄生于人的肠道膜的静脉血管,而后随血液进入人的脏器
,特别是肝脏,在肝脏繁殖。一旦肝脏严重损伤,肝细胞不断坏死,便不可逆转,而后会
肝硬化、肝肿大,肝坏死,脾、胃、肾、脑功能大受影响,直至死亡。人一旦患上血吸虫
病而得不到及时、有效地治疗,潜伏、恶化的时间,有的人会拖很长时间,有些人在七、
八年甚至十几年后才会因肝病不治而死亡。北大、清华的8341领导王连龙、迟群、谢
静宜既使不懂医学常识,但他们都熟读毛泽东诗词《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诗句:“绿水
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北大、清华
的几位四人帮的喽啰不是把“瘟神”送走、灭绝,而是偏要把中国的知识精英往瘟神那里送
!北大因血吸虫病到底死了多少教师?迟群主持的北大党委始终没有彻底调查、统计、公
布、问责、道歉、处理、赔偿。尤其是没有追责、道歉、赔偿。

人权的首要内容是人的生存权、是人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力、是健康生活的权力。迟群之流
无视人的生命权、健康生活权,任由血吸虫病残害北大、清华知识精英的健康与生命。这
是令人发指的践踏人权事件。

我的第一位北大授业老师也是我毕业后亦师亦友的魏杞文老师(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教
师),1980年8月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芝加哥卅立大学历史系做研究与进修。行
前检查身体发现肝大、脾大。因无其他不良症状,他照常赴美。在美校园他因肝病倒下住
院,而后躺在担架上乘飞机回到北京。两个月后于1981年8月5日去世,死于肝病。
当时朋友与家人怀疑死因与血吸虫病有关。1982年我在北京见到魏老师的夫人丁始琪
老师。丁始琪说,那几年前后有许多北大、清华的中年教师(在鲤鱼洲时的壮劳力),得
肝病去世,传说与血吸虫病有关。当时有朋友劝她对魏杞文的遗体做生理解剖、检验。但
丁始琪当时想,人己经走了,做什么也没用了,于是做罢。丁始琪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教师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博士的堂妹,魏老师去世后,她于1983年移民去了美国


丁始琪在美国告诉我:1971年从江西南昌回北京的教职工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江西农
场曾对部分教职工进行过血吸虫病抽查,且患病率高达40%至80%(不同人群)。回
北京后,北大没有对返京人员严格地进行血吸虫病的专项普查。丁说自己从鲤鱼洲回到北
京后,就不知道应去做专项医疗检查。更不知道如发现患病应去进行早期治疗,可以治好
。她不知道应这样做,领导没有安排。她说,1980年前后教育部统计清华、北大教师
的死亡年龄,平均年龄是47岁,极不正常。问题在于:迟群封锁了江西分校于1971
年6月对血吸虫病的抽查结果,封锁了撤销江西分校的主要原因是因鲤鱼洲为血吸虫病的
重疫区。江西农场的教职工回到北京后,迟群严重渎职、不作为,没有安排返京人员对血
吸虫病进行严格的专项普查并通知、安排患者治疗。丁始琪向我证实:她从江西回到北京
、北大后,就对防疫措施一无所知,也没去做过检查。这不是草菅人命吗?1980年前
后(血吸虫的潜伏寄生期对某些个体可长达8、9年、10几年。),许多北大、清华的
中年教师因肝病去世,始终对死因不明不白。

四人邦、迟群、谢静谊草菅人命,任由血吸虫病大面积伤害北大、清华的教师,这是对知
识分子的残酷迫害,是反人类罪行!此事件至今没有问责并彻底清算!世人皆知:六厂二
校之中的二校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北大、清华的五七干校及其教育革命,毛
泽东会不过问、不知情吗?

4、孙蓬一“1·27大字报”

1970年元旦刚过不久,我们驻新华厂北大文科教育革命分队便巡回到房山、平谷等北
京远效区,访问各处北大文科几个系下乡搞战备和教育革命的点,交流教育革命经验。在
房山的山里见到班里同学,和徐森、俞政、张文虎、高发元聊了聊,了解到山里很穷,生
活很苦,知道他们在搞社会调查。徐森告诉我,当地山区特穷,有的人家几口人只有一条
棉裤,冬季白天全家都躲在家里炕上,盖着被,谁出门谁穿这条棉裤。下山后拜访了哲学
系的下乡点,见到了宋一秀。

宋一秀拉着我,在一个空旷场地边走边聊,聊了约40分钟。宋告诉我,中央在北京开始
全面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声势大,来势猛。宋有点激动,他把听到的中央首长讲
话要点(他全记到脑子里了),告诉我。我后来对照材料,记起他告诉我:毛泽东说:“
‘五一六’是最凶恶的敌人。”林彪说:“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清查,一个也不能漏网。
”周恩来说“五一六是搞反革命活动的。”“中央的权不让夺,他非夺不可。中央的话不
听,王、关、戚的话就听。”江青说“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是杨、余、傅,还
有混进中央文革的王、关、戚。”等等,宋还转述了首长很多话。与宋分手后,我惊讶于
他消息之灵通,我在新华厂埋头劳动、教改,这些消息全然不知。当时听他转述中央首长
的话,感到中央对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态度异常严厉,且觉得总理与中央文革之间似乎在竞
争此事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中央较为新鲜的说法是把王关戚极其紧密追随者定为了五一六
分子,这是较新的说法。这一下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面就大了。我又想,宋一秀为什么
与我说这么多五一六的问题呢?后来我才明白,他和孙蓬一等人正在酝酿贴一张关于清查
五一六的大字报。宋可能是对我打个招呼,予先交待一下他为什么与孙蓬一从对立(在大
联合和武斗问题上)又走到一块儿,或许也有鼓动我及我所熟习的学生能与之配合、呼应
之意。

回到新华印刷厂后不久,便听说孙蓬一、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韦全贵五人于197
0年1月27日在北大校园贴了一张大字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清查五一
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大字报引用了周恩来的指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整党中,对
真正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坏人)。”大字报还引用了江青的话“五一六问题要认真
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大字报下面这段话,使迟群感到最不舒服,最反感。大字报说“
如果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五一六匪帮穷凶极恶的反动本质,那就必然滑到右倾机会主义泥
坑,当了‘五一六’的‘防空洞’,起着掩护、包庇五一六的作用。”2月6日,迟群在
校革委会讲话,对大字报中说“滑到右倾机会主义泥坑”这句话耿耿于怀,说“大字报的
要害就是要翻案,要夺权。”(注10)随后,全校开展了批判孙蓬一的运动。

我们教革分队大约是2月初回到北大,随即解散、回系,准备毕业离校。一回到北大,就
看到满校园贴满了批判孙蓬一的大字报,最高的调门是说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的反革命分子”等等。听说哲学系对孙蓬一大会、小会轮
番批斗。但孙拒不认错。

今天看来,孙蓬一等人当时有两个问题没想清楚。一是1968年“7·28”毛泽东召
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后,红卫兵运动己经结束了,造反派己被抛弃,大专院的领导权己被工
军宣队完全掌控,其权威不容触犯。毛泽东正在努力恢复、重建中共的一党专政系统。绝
不容许政权反对派的存在与生长。二是六厂二校的北大、清华是在8341的领导下,是
毛泽东指导全国斗批改的试点。北大的运动部署、重大事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正如
1969年底1970年初时,北大工军宣队领导小组曾做出的决定:“现在我们学校不
搞‘五一六’,外单位搞,我们要大力支持,但我们不参加,我们大搞教育革命,也是毛
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教育革命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后期进行社会改造大实验的重点内容
之一。北大、清华暂时不开展清查五一六,而专注教育革命,应是毛泽东的意思。以上两
点便决定了大字报作者们的命运。他们敢如此尖锐地批评工军宣队领导,势必把他们做为
反党的异己分子往死里整。

孙蓬一的大字报说,北大不清查五一六,“其结果必然是黑白不辩,是非不分,敌我颠倒
,混淆阶级阵线,长阶级敌人的威风,灭革命派的志气。”这表明孙蓬一对工军宣队处理
两派问题不满,对批判他在大联合、武斗问题上的错误不满,因此说工宣队“是非不分”
,“灭革命派志气”。孙蓬一原是校文革付主任、文革风云人物,工军宣队进校后,他失
去权力,成为师生普通一员,并被批判,上下落差很大,且派性一时无法从头脑中消徐,
因而不平则鸣。这是他的心结,确有可批评之处。

但孙蓬一的大字报也有合理之处:迟群、谢静宜到北大后,批判聂、孙、校文革是“派文
革、武斗文革”。我记得最先提出这一概念对聂、孙进行批评的正是公社一派的哲学系女
生吴丽珍,大约在1968年10月,她在38楼门口东墙贴出大字报,批评本派的派性
,大字报标题是:《校文革就是派文革、武斗文革》后来这一提法被工军宣队接过去,并
写入上报中央的报告,说北大“校文革是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此话后来亦
被毛泽东引用来骂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但北大运动中的另一个大问题是,1967年极
左思潮曾猖狂泛滥,但在工军宣队进校后却始终末得到认真批评和清理。至使少数师生思
想混乱,得不到教育。在我的记忆中,在我于1970年3月毕业之前,工军宣队、83
41从未认真批判过北大文革中出现的极左思潮,如无政府主义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
切的思潮;以新文革代替归政府的思潮;反周总理思潮;反军思潮。从未肯定过聂、孙、
校文革、原“公社”广大师生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的正义行动。1970年4月
3日,在北大批孙运动进行了二个月之后,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到北大,讲了公道话,他对
北大领导班子讲:“1·27大字报我看了。”“对他们搞吴传启你们还是要承认的。”
“他们送了一些材料,还是比较早的么。”“都否认了他,他总不服气。”(注11):
1970年3月我毕业离校,离校前夕,一天我和物理系好友孟关霖(上面提到的吴丽珍
的男友)一起去海淀吃饭。我们毕业分配都被分到了河北保定地区下属县城。看着校园里
满世界批孙的大字报,我对孟嘀咕了一句:“这么整人,太过份了!”孟回了一句:“我
感到心情压抑,兔死狐悲吧。现在轮到知识分子倒霉了。”

8341进校后,聂元梓、孙蓬一被审查、批判了七年之久。聂、孙固然在大联合和武斗
问题上犯有错误,但他们都承认和认识到了。可为什么要这样长时间地揪住不放,并往死
里整呢?甚至于1972年10月18日,北大校党委开会认定,聂元梓、孙蓬一是犯了
“五一六”罪行的首恶分子,提出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的处理意见。(注1
2)更是颠倒黑白,把反五一六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为什么会这样?哲学系教师赵建文
(原除隐患战斗队负责人,早在1967年5月就向中央递交材料反映吴传启的问题)告
诉我,北大清查五一六,对他审查了很长时间。审查完毕,证明没有任何问题。当时工军
宣队的军代表与他有次谈话,军代表告诉赵,整聂元梓是毛主席的意思。2004年时我
拜访聂元梓,聂对我讲:迟群到北大后,她一直被审查、挨整,得了脑栓塞的毛病,差点
没命。四人邦倒台了才明白,迟群是四人邦的打手,他是奉四人邦的指示来整她的。而四
人邦则是听最上面的。她1967年反王关戚,其实是反到了中央文革头上,甚至反到了
最高领导头上。

1967年北大群众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反谢,反极左,是矛头向上,抵制中
央文革的极左路线。1970年至1972年中共中央发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是矛头向下整群众。毛泽东借此运动,肃清中共政权的潜在反对派,重建、巩固中共执政
的权力系统。这时1957年的反右逻辑又重新适用了,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实
真正的“五一六兵团”,是1967年夏季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十几个人成立的一个小
红卫兵组织,反周总理,秘密活动。当时中央文革有调查员上报的钢院“五—六兵团”的
调查报告。中央文革对“五一六兵团”有多少人一清二楚。然而全国却整肃了300多万
“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许多人自杀、伤残,是一大冤案。

注释(第七章):

注1、注2: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注3:云之扬发布《江西“五七”干校》2009年12月24日凯迪社区史海钩沉。
注4、注5、注6:同注1。
注7:同注3。
注8、注9:同注1
注10:《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注11:章铎:《我所了解的孙蓬一》刊于2015年9月15日《记忆》139期。
注12:《北京大学纪事》相关日期条目。

第八章 毕业以后

1、插队锻练与分配工作

毕业前夕,工军宣队、8341要求同学们相互间对每个人进行评比,指出优、缺点。我
们班开会时,轮到对我评比,女生虞S·L·(工人家庭出身)、上海男生陈Z·H·(工人
家庭出身)对我提意见,说我“缺乏阶级感情”,而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是“有深厚的无产
阶级感情”。对此我很恼火,心想临毕业了,“你们还搞‘血统优势’、‘出身歧视’这
一套,想压我一头,讲什么天生的‘阶级感情’,想在挡案里为自己搞个好评语,真恶心
!”但我强压自己没争论,不想在毕业前夕争吵、伤和气,太没意思。班长高发元对此问
题(阶级感情之说)有看法,在系领导召集的一、二年级各班班长的汇报会上,讲了本班
有人提出同学之间,有人阶级感情深,有人阶级感情缺乏。当即遭到二年级各班班长对此
说法的批评,说这种说法没有客观标准,脱离社会实践空谈阶级感情,是唯心的,是形而
上学。不能这样评比。第二天开班会,高发元很高兴地传达了汇报会上,大家对阶级感情
一说的否定看法。我听了很高兴。

毕业时工军宣队有个政策,同学中也流传着毕业分配“要老婆,不要父母”这个说法,意
思是毕业分配地点照顾男女朋友在一起,但不考虑父母居住地。据说这是从部队复员、转
业的经验而来。每人要填写个毕业表格,其中有“爱人”一栏,同学中有男、女朋友的,
在填写时须把对象是那个系、那个班、,叫什么名写上。当然单方面声明不算数,如两人
一致,便会分配到一个地方。我和张敏便一起分到了河北保定地区。同班好友王渊涛,工
军宣队原准备让他留校,他是一年级唯一被指定留校的学生。后来王渊涛声明女友是西语
系英2的林玲后,因林玲是华侨,有海外关系,结果王渊涛留校一事告吹。他和林玲都是
福建人,被双双分到江西。这是毕业分配中外松内紧的阶级路线。

1970年3月上旬,我们北大69、70两届毕业生,做为文革期间最后一批毕业生,
全部毕业离校。我和女友张敏一起被分到河北保定地区定县插队劳动锻练。定县是电影《
青春之歌》林道静下乡的那个地方。今天是我们这批北大毕业生30多人,来此地谱写青
春之歌来了。在定县见到管理我们的县委38军军代表。我们这批人被规定劳动锻练一年
,分到不同公社、生产队。我被分到定县以南20里地的二十里铺,张敏分到西市邑村,
离我6里地远。我们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五个校友住在一间老贫农的
土坯房,五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每天敲钟下地,只干活,不挣工分,倒也受社员欢迎。头
一个月,生产队轮流派伙,到社员家里吃饭,这当然不受欢迎,但社员们仍很热情,相互
比着不能比人家招待得差了。一个月后我们自己起伙,5人轮流不出工做饭。我们是领工
资插队锻炼,挺美的。毛主席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我想自己可以用晚上时间
去串门,走访老贫农,搞搞社会历史调查。有件事记忆尤新,老贫农、党员老耿告诉我,
合作化那会儿,人们不愿意入社,干部就打人,打得很凶,打到你同意入社为止。赶情合
作化的实际情形,与书本、报纸上的说教竟是如此不一致。再有一件事,一天我和生产队
副队长一起耪地,在地头休息时闲聊,副队长突然对我说,“老王呀,我觉得还是刘少奇
的政策好。你说呢?”我马上不加思索地对他“再教育”,“可不能那么说,刘少奇搞的
是修正主义路线。”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我时常想起副队长对我说的心里话,那是几
亿农民的心声,包产到户符合他们的心意、利益。而我那时,真是个书呆子,可笑!

插队锻炼一年后,分配工作。我最初是分到安国县县委宣传科工作,当时正赶上九届二中
全会后批判陈伯达。县委机关从上至下都是38军军代表话事,地方干部是陪衬。宣传科
的大批判稿主要由我执笔,科长(38军军人)想把我留下来。我也有志在基层文宣机关
好好干。但是无奈党不要我。干了三个月,档案一到,不能在县委机关工作。我和妻子张
敏被县教育局分配到离县城十几里地远的公社伍仁桥中学当老师。我们二人住在一间四面
透风的小房间,屋里有个用门板搭的床、一个课桌、一个长条木橙,地面是和屋外一样的
泥土地,屋顶下雨天漏雨。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家。二、三年后,我们二人先后被调到
安国县县城中学的高中任教,生活条件略有改善。

2、《五七一工程纪要》使我思想大解放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副统帅林彪与叶群、林立果
及随行人员乘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境线,堕毁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林彪与随行
人员全部因机毁而人亡。

我于1971年12月初放寒假回京过春节。一回到家,妹妹丹娜告诉我,她听高干子弟
朋友讲,林彪发动兵变,反对毛主席,用坦克包围了北京,失败了,已逃去苏联。听了这
真假难辨的消息,我被惊呆了,最初的反应是不相信,心想八成是谣言。春节期间朋友们
互相拜年、串门、聊天,听到许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确实消息。北京许多单位于12
月中传达了中央《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材料(之一),全国开
展起批林整风运动。原来是真有其事啊。!随之而来的想法不断在脑中徘徊:林是毛的亲
密战友,被毛选定为接班人,并在九大写入党章。现在突然成了反毛的反革命。那么就是
说,毛看错人了!毛并不是英明伟大、明察秋毫啊!从此毛泽东的神圣权威在头脑中开始
粉碎。

1972年2月,放完寒假一回到安国县中学,就开始了批林整风,我在学校听了传达一
系列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中央文件,最令我振聋发聩的是中共中央(1972年)4号
文件。其中有《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一反面教材。它是由空军以林立果为首的几个年轻军
官所商议并起草,另外几人是于新野、李伟信、周宇驰。他们身在空军,掌握大量信息,
视野开阔,毫不迷信。因林立果的关系,该《纪要》的观点应是深受林彪影响。

该《纪要》首先触动我的是,它对红卫兵运动的简要总结,“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
“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这与我的文革经历、内心感受,正相符合。《纪要》对
当时的社会现状的无情揭露,让我认同它所说的大实话,例如:“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
,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
人,工资被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国民经济己经跌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心想,社
会现状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纪要》对我触动最深的,是它以大无畏的勇气对毛泽东的
声讨,指控毛泽东是“B52”,是“绞肉机”,是“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
建暴君。”《纪要》所提出的纲领,令我久久深思。它提出:“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
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民富国强代替
他的‘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

在文革那暗夜深沉的年代,《五七一工程纪要》发出了最高亢的反抗呼声,它是尖锐无比
的讨毛檄文,它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我与我同辈的许多北大校友,谈起《纪要》,都
不约而同地认为:它对本人走出文革,解放思想,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乞今为止,尚末
看到中共党内有人写出超越《纪要》的批毛文献。至于毛林之争是怎么回事?对林彪应怎
样评价?对林立果为首的小舰队应怎样评价?这不是本文本节要研讨的问题,这些问题还
有待于更多史料的披露,更多档案的解密,由史家们去评说。本文本节只是就事论事,实
话实说,把《五七—工程纪要》对自己本人及许多校友的实实在在的影响说出来,留此存
证。

毛泽东过高估计了自己,据说他不听劝告,坚持要把《五七一工程纪要》做为反面教材放
入批林的中央文件,结果适得其反,引发了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的思想解放潮流。

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程,由于盲目崇拜领袖毛泽东,上当受骗,干了许多蠢事、
错事。如:反陆平,反工作组,捍卫中央文革,炮轰刘、邓司令部,打派仗,视对立派同
学为错误路线的对立面。在文革后期至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自己逐渐从困
惑走向了觉醒,告别了文革,开始追求普世价值。

3、父亲与我的谈话令我心惊

大约在1975年12月,当时正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放寒假从诃北安国县中
学回北京过年。一天下午,在北屋小里屋,只有我一人,父亲来到我住的小屋,表情凝重
。我感到父亲有重要事情要说。此次父亲与我的谈话,我从来没对母亲、妻子、兄弟姐妹
或好友说起过。那天父亲对我说:现在他们机关搞运动,无论是斗走资派,还是清队斗叛
、特、“反,每次批斗大会都要把他揪到台上陪斗。他早就是死老虎了,走资派和他能有
什么关系?可对待他还这样。觉得活的没意思,非常苦恼。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呀?我听了
一惊,赶紧说,“你不要这样想,一定不要有这种想法。形势不会总是这样,各项政策迟
早要落实的。”我的话使父亲平静了下来,表情也松弛了下来。父亲那时是革命的对象,
他视我为革命的动力,我的话他能听进去。

父亲王福时,终其一生,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生前曾多次对我们几个兄弟说过:“
我和共产党人是两种不同的人,虽然目标一样,但我不是他们那样的人。”“我只是共产
党的同路人,挚友。”“我和共产党目标一样,但不同意他们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不
民主。”以我对父亲的理解,他所说无法接收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应是指“民主集中制
”,实为专治,独裁。而“组织纪律”应是指对自己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性至上那
一套。他认为自己与共产党人是“两种不同的人”,应是认为自己不是“特殊材料”制成
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而只是一个追求自由、公正、法制、人道的知识分子。他在中
苏论战中,十分赞赏苏共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建设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我在高中
争取入团时,向组织汇报思想,曾批评父亲的这种观点是修正主义思潮。经历过文革的大
灾大难之后,才认识到人道主义的伟大意义。

父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便是“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宣传部的成员。“东总”是中
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东总”地下党组负责人是刘澜波,成员有于毅夫,阎宝航等。“
东总”直接由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东总”地下党曾动员、介绍父亲入党,他
不肯入。1949年前后,廖承志、乔冠华、刘尊棋曾动员、介绍他入党,他就是不。父
亲曾亲口告诉我:1955年的一天,父亲的好友李正文(高教部政教司司长,曾在共产
国际工作过的老共产党人)和他,两人从西单走到东单,李一路劝他申请入党,苦口婆心
,没用。在坚持自己的理念与升官、特权之间,父亲始终选择了坚持自己的理念,而轻视
权力,淡泊官位。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1957年出于热爱祖国,大胆谏言,而被打
成右派,被定为极右分子。

父亲说他是党的“挚友”,确实如此。父亲于1937年3月出版发行了《外国记者西北
印象记》,现在被称为《前西行漫记》。这本书是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10月访问
陕北回到北平后,很快整理出部分英文稿交给父亲王福时,而后由王福时策划,主编,发
行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此书比斯诺著作的红色经典《西行漫记》(中文版)提前
11个月出版。出版之时正值西安事变之后,七七事变之前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四
十二年之后,在1979年4月12日斯诺前夫人海伦·斯诺给王福时的信中写道:《印
象记》的出版“在中国犹如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了”,并说这是一次“真正的美中合作
”。当年很多年轻人正是读了《印象记》和《西行漫记》后,一个个奔向抗日前线和延安
。后来海伦·斯诺于1937年4月去延安采访,是父亲和黄敬陪她去的,父亲担任翻译
。父亲曾陪海伦在延安窑洞对毛泽东、朱德进行采访和座谈。父亲送洽毛泽东的礼物是从
北平带到延安的一麻袋书《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当毛泽东拿到这本书时,对海说:“
这本书是西方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本客观的报导。”海伦后来著作,出版了《在红色中国
》。2006年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把以上三本书冠名为《前西行漫记》,《西行漫
记》,《后西行漫记》。这样便成为以斯诺《西行漫记》为中心的红色经典三部曲这样一
个系列。据了解,延安的革命纪念馆已将这三部曲:《印象记》、《西行漫记》、《在红
色中国》,并列展出。这一红色经典三部曲,已成为研究那一段重要历史时期的珍贵史料


2001年5月,父亲感到时日不多,让小弟王复强开车带他在北京跑了一天,看望几个
老朋友。父亲见李政文的情景,多年来小强给我描述过多次。父亲与李伯伯是从发小到垂
老的好友。他们是东北老乡,中学同班,在东北大学是同学,“九一八”后二人都流亡到
北平,二人都入读了清华。两人是世纪之交。李政文原任高教部政教司司长,北京教授讲
学团主任。他是一位老共产党人,1933年入党,1934年被派到苏联共产国际情报
机构进行培训。1937年8月在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时,李被捕,蒙冤入狱。1938
年5月李被发配到北极圈的劳改营劳改。李在劳改营与蒋经国是难友。

在三十年代斯大林搞大清洗时期,全苏处于恐怖气氛之中。当时不仅苏联人,在苏的外国
共产党人也人人自危。当时《真理报》《消息报》大张旗鼓地宣传要发动一场“揭发和铲
除人民的敌人”的运动,斯大林公开号召要“大胆怀疑”,“勇于揭发”,全苏掀起了一
场告密狂潮,成千上万无辜的苏共党员,干部被内务部逮捕,审讯,有的被枪杀。许多在
共产国际工作的外国共产党员也无法幸免。被捕的东方人大多被指是“日本间谍嫌疑”,
西方人则被指是“德国间谍嫌疑”。李政文所在的共产国际情报小组有六人,其中五人被
捕,仅一位告密诬陷别人的名子叫索妮的没被捕。李伯伯的故事,使我明白到:中共党史
上的打AB团,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文革中的抓叛特反,清队,一打三反,清查516,
原来是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难怪毛泽东在延安审干和文革中,要重用当年
苏共肃反时在共产国际与王明共事的康生。康生一贯左得很,靠肃反、整人,起家、升迁


李政文在北极劳改营曾给斯大林写了二十多封俄文申诉信,骂斯大林不会辩别好坏人,冤
枉好人。1939年9月李获得平反和释放。后被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往中国重庆搞情报工
作。李回国途经香港,与父亲见面。父亲当时在香港和南洋,代表“东总”为抗日募捐。
李特向父亲传授了一些地下工作的方法。李政文和父亲后来都到了陪都重庆。李在重庆配
合地下党阎宝航做战略情报工作。阎宝航曾获取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沙计划”
,周恩来通过延安拍电报给斯大林告知了此情报,同时派李政文亲自把此情报送交苏联驻
重庆大使罗申。从而在德军进攻苏联之前一周,使苏联统帅部得知了德军进攻日期。事后
斯大林给中共发了表示感谢的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
战备。”据罗青长记忆,这是斯大林唯一一次对中共的感谢电。1955年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命令,授予阎宝航(由其子阎明复代表
),李政文,阎明诗(阎宝航大女儿,当年重庆中共地下党情报组成员)纪念卫国战争胜
利大勋章。阎明复和李政文出席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授勋仪式。

父亲和李伯伯这两位世纪老人最后一次见面时,李政文93岁,父亲王福时90岁。小强
坐在一旁听他们神聊。“福时,你比我小三岁。上高中时你坐我前头,天天咳痰,你肯定
有肺结核,我以为你早死了,那知你活了这么久,到现在还没死。我今年93了。9·1
8以后咱俩到清华还是同学呢。”李又说,“江泽民不行,治国无能,没啥本事。搞贪腐
治国,当官的贪污这么厉害。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现在的人就想着赚钱。”,“他把我
们这些老革命根本忘了,你瞅我住这没电梯的六楼,我常年不下楼,下去就上不来了,像
蹲监狱。你真行,能爬上六楼。这帮人误党误国。”李发完唠骚,又对父亲说“福时,你
就是有问题,解放前我介绍你入党,解放后还让你入党,你就是不入。你这个人有问题。
”父亲听到这儿,乐了,说“你这么骂共产党,我干嘛要入党?”,李一愣,一时语塞,
随后两人哈哈大笑。两位老人谈笑古今,看透百年。小强此次随行,过足了瘾,对我讲过
很多次关于两位老人最后会面的情景。

父亲王福时正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共的“同路人”,他和中共始终是“同而不合”,“同路
而不同流”。他始终坚持自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理念。父亲于2011年去世,
享年100岁。

4、四五天安门事件与《革命诗抄》

大约在1973年初,放寒假回北京,见到中文系校友索世晖。他是分配到辽宁省盘锦地
区,回京过春节。他告诉我,中央左、右两派斗的很历害,中央开会时,叶帅和张春桥拍
桌子大吵……。索世晖说他支持右派,他现在是右派的立场。

1974年1月春节回家,见到了毕业后被“发配”到贵州凯里、回京过春节的校友陈双
基,他愤愤地对我说,“现在批林批孔变成批周公,矛头指向周恩来。这些人想干什么?
!”不久,我回到保定地区安国县上班、教课,又接到陈双基来信,约我到保定市校友孟
关霖家里相聚。陈双基专程从北京到保定与我和孟关霖见面,一见面就对我们俩人讲:“
现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封建法西斯主义。咱们应建立秘密小组,反当局。”我当即
表示赞同。由于三人居住三地,后来并没开展什么活动,只是保持通信、交流思想。到了
文革后期,人心所向,己经转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人们普遍注意到毛泽东没有参加追悼会。4月5日清明
节,北京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此前一个月的3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革命烈
士纪念碑南侧的浮雕下,出现了悼念周恩来的第一个花圈和悼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
署名“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部分同志”,旁边有一洁白花圈,挽联是“怀着万分悲痛
的心情沉痛悼念您!”工人带头后,每天从早到晚,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一天比一天人
多。人们自发地身佩白花,手抬花圈、花环、花篮,老人、孩子、妇女、青年、工人、农
民、学生、职工、干部、北京人、外地人,人群络绎不绝,涌入广场。每日有几十万人,
高峰时上百万人。时间长达一个月,总计有7、8百万人。天安门广场到处是花圈,到处
张贴着挽联、祭文、诗歌。以诗歌悼念周总理并暗讽时政成为广场一大特色,整个广场成
了诗的海洋。人们通过悼念周总理,发泄对文革的不满,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对
毛泽东的不满。

我当时身在工作地点河北安国县,每晚用收音机偷听“敌台”美国之音,得知广场上发生
了非常事态。而后张敏的妹妹张丽(在北京外语学校上学)来信,详述了广场上更多的情
况。当时《参考消息》也公开报导了一些广场实况,其中有一则外电的报导特别引起我的
兴趣和注意,报导说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华表的基座上,有一个精致的花篮,挽联上署名
“北京大学革命教师”。当时己知迟群、谢静宜封闭了北大、清华校门,严禁师生去广场
,禁止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并说清明节是“鬼节”。因此北大的这一花篮颇为轰动,并
引起外电的广泛报导。北大教师是怎样突破迟群的封锁线的呢?不久我回到北京,去北大
看望老师魏杞文、丁始琪夫妇。我问起天安门花篮一事,才得知花篮是丁始琪亲自放到华
表上的。她当时正在市内医院住院,知道北大有禁令,没人去广场,于是买了个挺好看的
花篮,署名“北京大学革命教师”,送去了广场,放到华表上。我是暑假回京时去的北大
,大约是7月,四五天安门事件早己被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定为反革命事件。丁始琪因送
花篮一事正被学校8341领导命令在系里(国际政治系)做检查。丁说同事们、师生们
对她都很友善,无人为难她,迟群这时整人己整不起来了。

1976年7月放暑假回到北京,发现首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四人帮”还没
倒台,碰到亲人、朋友、校友普遍地对中央对四五事件的定性不当回事。毛的威望与中央
的权威一落千丈,这是以前从末有过的现象。回到家,大哥王复东兴奋地给我描述天安门
广场上纪念活动的盛况,并给我背诵了一首被他背的滚瓜澜熟的天安门诗歌:《向总理请
示》“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柝还是烧?
”该诗体现了北京人的幽默,剑锋直指“江”、“桥”、“摇”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复东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65年毕业生,毕业后在铁道部建厂工程局任工程师。

1976年4月4日、5日清明之时,天安门广场上大规模群众非暴力和平抗议活动达到
高潮。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旨意,把广场纪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
5日晚,广场戒严,北京出动1万多民兵、公安和卫戍区部队,以木棒驱散人群(没有开
枪)。6日,天安门广场的花圈、祭文、祭诗被扫荡一空。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毛泽东把这场声势浩大的“人民的文革”运动镇压
了下去。毛泽东的文革到了1976年,爆发了与他完全对立的群众运动。四五天安门运
动是一场自发的人民革命运动,全国有上千万人卷入,它的矛头直指四人帮,指向了毛泽
东,它要求结束文革,终止浩劫,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历史主动性,是最经典的“人民的文
革”。谁也不能否认:在文革后期这个有上千万人卷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一场人民
的革命运动。谁也不能说:“四五运动”属于“毛泽东的文革”。同时,对这么大的一个
历史事件,你不能说它什么也不是。在文革中发生的这件大事,是典型意义的“人民的文
革”!它与“毛泽东的文革”相对立,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春节我回北京,父亲告诉我,叔叔王安时在中科院的一伙人汇
集、印刷了天安门广场的诗歌、祭文,出了油印的小册子《革命诗抄》,地下发行。那时
“四五事件”被中央确定为“反革命事件”,尚未平反,但四人帮己倒台,整人高潮己成
过去,此广场诗抄在民间广为流传。我听父亲讲后马上去找叔叔,他给了我一本《诗抄》
。《诗抄》有上百首诗词、祭文。我最喜欢的一首是五言绝句:“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
笑,洒泪祭英杰,扬眉剑出鞘。”此诗爱憎分明,富战斗性,读来令人振奋。有一篇祭文
反映了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运动的本质:“中国己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此文表达了人民在文革后期的觉醒,表达了人民的
述求:打倒现代秦皇,结束封建专制。它呼喊出了当代中国的最强音!

我从叔叔王安时那得知,这本《革命诗抄》是他们科学院自动化所和航天部五院502所
合作搞的。由502所魏庆福等人收集人们在广场手抄的诗歌、祭文,也有许多志愿者自
动送上手抄件。然后由王安时在自动化所组织许多人刻钢板,油印,钉装,发行。宋克荒
(宋仁穷之子)配合发行,专门负责赠送高干。后来该《诗抄》曾在海淀人民印刷厂印刷
。当时叔叔王安时在中科院自动所化负责仪器、设备的管理工作,对《诗抄》的编印、发
行,给予财务、设备、印刷等方面的后勤支持。他当时是《诗抄》编印、发行小组的核心
成员、相当于社长。《诗抄》很受欢迎,赚了钱后,王安石把全部收入上缴财务部门,后
来改为铅印,再从财务部门拨款。印刷发行小组得到自动化所领导的默许,没有干涉。《
革命诗抄》的题签是由赵朴初先生所书写。《诗抄》曾先后出过三版,每版都会增加新收
集到的诗词和祭文。

叔叔告诉我,与他们同一时间,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教师童怀周(应是笔名,怀念周恩来
之意)印刷、发行了《天安门诗抄》,广为流传,影响很大。王安时曾多次到童怀周家里
,相互交流。“四人邦”倒台后,童怀周主编的《天安门诗抄》曾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发行。中科院那本《革命诗抄》末曾正式出版、发行。我于2015年4月与在香港居
住的叔叔王安时通电话,询问有关当年中科院出的《诗抄》一事,他告诉我,他至今手中
还保存了一本。我想他手中这册《诗抄》,将来在文革博物馆中会成为珍贵文物。

叔叔告诉我,吴鹏等5人在“四五事件”时曾在广场拍摄了许多照片,又经过广为收集,
由罗晓韵(邓立群之女)负责拍照、配插图、制版,出了本影集,而后由北京人民出版社
于1977年出版、发行了影集《人民的悼念》。

1978年冬,吴鹏等5人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大型摄影展《自然、社会、人》,传达
出在文革大灾大难之后,对人的重视,对生命的尊重,展示出强烈的人文信息。当时许多
外地人专程坐火车赶到北京看这个摄影展,有些观众观看时热泪盈眶。此展览当时被媒体
评为“一声春雷”。吴鹏以前是个小人物,是名铁路搬道叉的工人。此影展之后,吴鹏等
5人成为摄影家协会成员。

诗言志。《诗抄》中一首诗云:“莫把百姓当阿斗,群众从来是英雄。”“首都群众何所
惧,谁是阿斗再受骗?”四五天安门事件中流传的这些诗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各阶层人民
己从文革的浩劫中觉醒,争民主,反迫害,要自由,反专制,矛头直指“四人帮”,直指
当代秦始皇。毛泽东的文革己蜕变成人民的文革,四五事件成为中国当代史中罕见的大规
模公民权力运动。四五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它为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革,为迎接改革
开放的新时代,做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它予示着一个时代(毛的时代)结束了,一个
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四五”事件那一年的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我的北大好友马云龙在75、76年出
了事,在河南被逮捕入狱。

马云龙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插队劳动锻练二年后,被分配到长葛县城的五七专科学校任
教师。1975年1月10日,他因议论毛泽东、江青的错误,被人举报,被公安逮捕,
投入大狱,罪名是“攻击毛主席、攻击中央领导的现行反革命。”马云龙于1976年遇
到了危机,毛泽东9月9日去世,10月1日法院开庭对马云龙进行最后的审讯,可能会
被判处死刑,恰好在最后开庭审讯期间,“四人帮”倒台了,避过了危机。而后拖延到1
979年1月19日他才被无罪释放,在狱中被关押了四年。

马云龙的案件当时是河南省四大反革命案件之一,举报信直接送达到纪登奎(时任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由纪登奎批转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处理。而后由河南省、地、县
三级公安、宣传部门组成联合专案组对马云龙进行侦察、立案、逮捕、关押。执行逮捕任
务的是许昌公安局正局长。马云龙后来被关押在许昌公安看守所。毛泽东1976年9月
9日去世。按中共惯例,逢此特大事件,要施重典、镇反,以维护政局稳定。10月1日
,许昌中级人民法院对马云龙进行庭审,主审法官为中院第一把手,马云龙知道凶多吉少
,决定全力为自己辩护(没有辩护律师)。马云龙做为“现行反革命犯”,起诉书共列出
他85条“罪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领导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攻击党的计划
生育政策”等等,均属以言治罪。庭审马云龙的第一条“罪状”是“攻击毛主席”,针对
马的言论“对毛主席也要一为二。”进行审讯时,马当庭为自己辩护:“毛主席说过:‘
世间万世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法官说:“毛主席英明伟大,没有错误。”马说:“
别的不说,把林彪指定为‘接班人’,还写入党章,事实证明是个错误。”就这样,庭审
进行了9天,马云龙一条一条为自己辩护,85条“罪状”才审到一半,10月10日庭
审突然停了下来。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捕,10月10日消息传到了河南各级政府
……马云龙避过了灭顶之灾。

马云龙的遭遇是个典型事例,反映出当年大学的造反派,在文革后期的觉醒。毕业后,我
和马云龙曾在1970年夏季在北京聚会,他在我家住了一个礼拜,后来没再见面,直至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才又见面。久别重逢,畅言天地,我们的思想一直是相通的。他
后来写了《狱中杂记》,但内地不准出版,2016年年初他把稿件交给了我处理。

第九章 史事拾遗

1、聂、孙在文革后期及文革之后的遭遇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感叹:文革十年,她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二年,接着被“四人
帮”、迟群、谢静宜审查、关押了八年。

文革后,她又再遭难八年。从1978年4月被逮捕、关押到1986年假释,这是第二
个八年。这两个八年加上中间“四人帮”倒台后而她仍被关押的1976年10月至19
78年4月,她被连轴审查、关押了18年。

这18年的遭难,只因1966年下半年她追随毛泽东干的二件事:第一件是1966年
5月25日她领头贴了一张大字报,被伟大领袖利用,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第二件
是1966年1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到北大向她传达最高指示,让她去上海“串
连”“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她和孙蓬一等人奉旨去上海炮轰上海市委的资反路
线,为尔后的上诲1月夺权风暴提前造了势。这半年的两件事,她因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遭了十八年灾难。

1967年,聂元梓、孙蓬一反极左,反王关戚,这是历史事实,已被大量史料所证实。
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在1970年初动员肃清“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讲话中都把
王关戚称为“516分子”。但毛泽东东的禁卫军8341进驻北大后,迟群、谢静宜反
而把聂、孙打成了“5·16反革命分子”。反王关戚的人成了与王关戚一伙儿的反革命
集团。俗话说:这是那儿跟那儿呀?欲加之罪,竟可以随意颠倒黑白。

1972年10月18日,迟群召开北大校党委常委会,认定聂元梓、孙蓬一是“‘犯了
‘五一六’罪行首恶分子。”提出:“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注1)

1973年3月1日,迟群、北大校党委决定:“同意给聂元梓、孙蓬—戴上‘五一六’
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藉。”(注2)

1974年12月1日,迟群召开校党委扩大会议,决定“聂元梓、孙蓬一属敌我矛盾”
,“要开展批斗。(注3)据聂元梓回忆,在迟群、谢静宜于北大掌权的八年时间,她大
会、小会被批斗了上百次。迟群、谢静宜非法关押,长期批斗,无情打击,定性聂元梓、
孙蓬一为敌我矛盾,这是一大冤案,是典型的践踏人权的事件。

1969年底,聂被押到江西鲤鱼洲北大五七农场劳改,8341的魏银秋斥责聂说“你
是臭老九的总后台!”聂在冬天赤着脚在冰碴子泥地里挖泥挑担子,滑倒在地,腰椎错位
,至今异常痛疼,无法正常行走。后来照片子,腰部两个椎骨还有三分之一联着。可当时
在鲤鱼洲不让聂治疗,聂只好给周总理写信,这样才让她回京治疗。1970年6月聂被
押送回北京,被关在38楼—间小屋,窗户钉了一层木板,再糊上—层纸,密不透风,不
见阳光,漆黑—片,阴冷潮湿。工军宣队责令聂天天清洁厕所,打扫院子。回到小屋不许
走动,只许坐着。在这种条件下,她患上了严重的血管血栓塞病,从锁骨经胸肋到肚子有
一尺多长的血管被血栓堵塞。全身都是大大小小的疙瘩,血管曲张。大夫说从来没见过如
此严重的血栓塞。我1972年去北大看聂元梓,她告我,她脑血管也有栓塞,挺危险的
。迟群千方百计折磨她。有一次在阶梯教室开批斗会,让聂从晚到早再到晚,连续站了十
六个小时,进行马拉松式的批斗。不让吃饭,不让喝水。批斗她的工农兵学员一批接一批
,车轮战。聂的遭遇远远不如曾被关押的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九一三”事件后,聂
被批判积极追随林彪集团。到了1976年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北大党委又
反过来批聂“配合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迟群、谢静宜、王连龙派人逼她为此写检讨。
(注4)2004年我看望聂元梓,她对我说:“迟群、谢静宜非法关押我八年,整我。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往死里整我。难道毛主席不知道吗?这些年才想明白,
那时反王关戚实际上反到了最上面,可那时怎么会想得到是这样啊!迟群整我就是“四人
帮”的意思,就是最上面他的意思。”赵建文在2015年4月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告
诉我,“1971年我从江西鲤鱼洲回北京,1972年结束对我的审查时,军宣队领导
、8341的孙连仲与我谈话,其中问道:‘谁要整聂元梓?’我回答:‘毛主席。’孙
说:‘回答正确。’”我想,这位军宣队领导应是想对赵表白,对他审查虽是冤枉了他,
但事出有因。因此对赵透了一点“底儿”。聂元梓在《回忆录》(注5)中提到:她曾从
监管她的工军宣队那里得知:“我的被监禁被审查是经过毛主席同意了的……”这就是事
情的真相。利用之后,再无价值,可弃之如敝履是也。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卸磨
杀驴。对副统帅尚且如此,何论聂、孙。

原校文革组织部负责人、哲学系教师李清昆于1971年在清查“五一六集团”时,也被
审查。李清昆告诉我:当时8341副政委、北大第一把手王连龙亲自审问他。王首先对
他念了一篇毛着《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然后对李说:“你李清昆是推一推就过去,拉
一拉就可以过来的人。你要好好交待。516,谁发展了你?你发展了谁?现在我们已都
搞清楚了,全都掌握了。你老实交待吧!否则抗拒从严!”整个一个咋唬,大忽悠,都清
楚了,还审问什么?

1970至1973年的清查“516分子”运动,在全国清查了300多万“516分
子”,文革初期的造反派群众普遍被清查、挨整。聂、孙是不会被漏掉的。当时北大两派
头头都被打成了“516”,牛辉林甚至在群众大会上坦白交待自己“是516分子”(
其实他根本不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后期要恢复、重建党国体制,因此要肃清反体制的
社会意识,对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来了个大规模的“秋后算账”。但北大聂、孙被打成“5
16”还有北大的特殊性一面,即聂、孙曾反过王关戚,反极左,实际上是反到了江青头
上,毛不高兴,因此被整的尤为厉害。

文革刚开始时,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郭从军,家庭出身工人,被调到《红旗》杂志担任
通讯员,实为中央文革的调查员。1967年春夏之交,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打入了
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当卧底,并参加了夏天在外语学院的“516兵团”成立大会
。查清楚了以张建旗为首的这个“五一六兵团”只有几十个人,并非全国性的组织。纲领
是打倒周恩来。郭从军对此等情况有专门报告,上呈给了中央文革。中共中央对这个“五
—六兵团”是怎么回事,一清二楚。但1970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清查“五一
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516集团”说成是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而后全国
各省市都设立了清查机构,全国各地大批群众被关、被捕,被斗,被逼供,被殴打,许多
人自杀,许多人家破人亡。这是文革中的特大冤案,至今没有彻底清算、平反。郭从军毕
业时回到北大,他把自己到“516”卧底的故事,亲口告诉了同班好友马云龙。马云龙
曾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并把文稿传给了我。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迟群、谢静被抓捕、关押。聂元梓、孙蓬一欣喜若狂
,孙蓬一说“党得救了!”认为自己也能得救了。聂元梓觉得自己受迟群、谢静宜迫害,
“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可以平反了。”但事与愿违,等待他们的是更大的灾难。

“四人邦”倒台后至1978年,聂元梓继续被关押在迟群关押她的38楼一间小屋,后
又转到24楼。

1978年3月22日,邓小平接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及周林(北大党委书记)时,
邓问:北大的运动怎么样?聂元梓现在怎么样?周林答:她要翻案。邓说:她有什么案可
翻。聂元梓,你们为什么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藉,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
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注6)邓核心—槌定音,聂、孙厄运再来。

大约在4月10日,聂元梓从关押她的24楼逃跑,跑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控告北大党
委对她“非法关押”。上访之后,聂打电话给北大党委,让学校派车接她返校。北大专案
组正慌慌张张满世界找逃犯,接聂电话,立马派车把她抓回学校继续关押。

4月19日,北大全校召开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批斗之后,校党委副书记韦明宣布
:“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党藉,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公职,建
议依法惩办。”会后由专政机关逮捕了聂元梓、孙蓬一。(注7)给聂、孙定罪的许多材
料,沿用了迟群、谢静宜整他们的专案材料。从此,聂、孙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

1983年3月16日,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
年。同—天,蒯大富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4年。韩爱晶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力3年。
同年7月13日,孙蓬一被北京中院判有期徒刑10年。

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共产党人聂元梓及烈士子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孙蓬一,
在公元1978年,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文革初期积极追随了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积极响应、执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通知》即《五
—六通知》。该《通知》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订,并于1966年5月16日在中
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全体举手一致赞成,全票通过的。该《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
件,全党全民都必须深刻领会、坚决执行。文革的爆发由1966年5月16日始。

聂元梓于1986年假释后,出狱,获得自由,但却活不下去。她没有工作,没有工资,
没有住房,没有医疗保障。北大拒绝按释放人员的有关规定接收她。她不得不暂住姐姐聂
元素家。后来遇到北大学生刘若(即刘淑君)可怜她,帮她找了个六平米小屋栖身。她吃
饭靠许多朋友、亲戚接济。孔繁也曾资助过她生活费。她出狱后浑身是病,却没钱治病。
得了感冒不吃药,硬挺。她想:“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活下去,要活到把历史事实搞清
楚,要澄清历史真相。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把这段历史说明白,总结教训,教育
后人。”(注8)于是她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北大无线电电子系毕业生刘若(刘淑君
)和中文系毕业生刘蓓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涂光群等人帮助下,口述、编写回忆录
。后来她开始做生意,赚了钱,可是儿子大胖又受骗把钱赔光。她几次给中央写信,反映
生活问题。后来民政局借给她在海淀的一套旧单元房。习近平主政后,曾两次给她调高生
活救济金,现每月有6000元生活费。请了一个保姆。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她今年9
5岁,每天上午柱着拐棍散步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

1978孙蓬一被捕后,被关在北京公安的半步桥看守所。蒯大富、韩爱晶、李冬民也被
关在此处。1981年1月18日老孙在狱中过50岁生日,收到蒯大富一张纸条:赠诗
一首,《七律·贺蓬一五十寿辰》

栉风沐雨五十春,
强项如君有几人。
见义勇为真汉子,
抱打不平赛智深。
一生尽瘁干革命,
而今何罪入牢门?
但愿艰难玉成汝,
越经磨练越精神。

(注:引自许爱晶著:《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版430页。此书
的真正作者是韩爱晶、蒯大富两个人。蒯大富于2016年4月29日赠送了我一本此书
,并题字:“此书是韩爱晶与我合作写成的。请批评指正。蒯大富”。美国《华夏文摘》
的《文化革命博物馆》主持人华新民认为此书对研究文革史十分重要。)

1984年10月,孙蓬一被发配到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同时乘一列火车被发配到此劳
改农场的还有:蒯大富、韩爰晶、魏京生。孙、蒯、韩、魏被一起发配,发配至同一地点
青海的劳改农场,不知是因为在当局眼中,视他们为同类的思想犯?还是因为把魏京生也
视为造反派?(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八十年代末,孙蓬—姐姐把他从青海接回北
京。发生“六四”事件后,老孙破口大骂。孙蓬—回到北京后,没工作,没工资,住在外
甥家。他对朋友们说“我现在靠老婆养活。”许多朋友资助他,赵建文曾赠送他生活费及
100百多斤粮票,还有猪肉、粮食等。在石家庄做生意的经济系毕业生刘冲曾赠送他三
万元。郭罗基也曾资助过他。孙蓬一被折磨的患了精神病,曾两次自杀末遂。高云鹏曾陪
他到安定医院检查,医生珍断他患了“燥狂抑郁症”。孙蓬一于1996年去世,享年才
66岁。当时北大哲学系派了两辆大卡车送人去参加追悼会,许多前“井冈山”的人也去
参加了追悼会。王若水得肺癌刚动完手术也去了。郑仲兵去了。聂元梓要去,被人阻止,
于是送了花圈。

2、关于聂元梓反康生

1967年2月初,我曾在北大校园听到过关于聂元梓反康生的传闻,但详情不知,而且
当时有关传闻并无下文,很快就风消云散过去了。直到将近50年之后,2016年4月
27日我到聂元梓家看望她,她谈到此事,才了解到当年所发生之事。

1966年12月,中央高级党校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反党校领导干部李广文(曾任山
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央文革宣传组组长),保李广文的一派群众组织以武葆华、智
纯为首。武、智二人都是从北大毕业后去得中央党校。康生在党校要打倒林枫,而保李广
文。“红战团”由反李广文发展到反其后台康生,并于1967年1月中下旬贴出反康生
大字报。批判康生“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
派、刽子手”。“红战团”贴出大字报后,党校保康派中从北大毕业的武葆华、智纯通过
北大的一个人,组织一批北大学生,要去党校游行示威,贴大字,保康生。聂元梓听说此
事后,立即赶到要出发去党校的北大学生队伍那里,制止学生去党校,对学生们讲:“北
大学生应该在北大、在本单位搞革命,不要到外单位去。”让学生解散了,制止了此事。
聂元梓说,“武葆华煽动北大学生的结果落了空,北大没一个人去党校保康生。这不是在
小屋里议论康生的问题,而是在群众行动中阻止了保康生。是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条件
下、具体的行动中反了康生。”聂说此事后来有人汇报给康生,告了她的状。从此引起康
生对她的仇视。

聂认为,1967年中央文革、陈伯达把北大搞乱,要搞垮她;以及后来工军宣队进校后
,迟群对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达八年之久,都与此事有关。聂对笔者说“康生恨我。”
九大后康生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大权在握。

为什么当年高级党校的武葆华会到北大找外援,保康生?因为在1967年2月北京有许
多高校卷入了党校的运动,尤其是清华的蒯大富。传记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下]
第532至536页中有详细叙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1967年1月中
旬,北京高校爆发了一场反康生的风潮,出现一个“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清华“
井冈山”是其成员。清华园出现了几份反康生的大字报,接着党校“红战团”也贴出了反
康生的大字报。康生遇到了一次政治危机,他深知这把火倘若不及早扑灭,很快就会酿成
燎原之势。于是他立马求助于江青,江青让陈伯达出面灭火,保康生。陈伯达于1月22
日凌晨与蒯大富通电话,让蒯大富的“井冈山”退出“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斥
责蒯:“你们这样干就等于与中央文革小组决裂。”“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
是反动的,不能和它联系。”当晚陈伯达第二次与蒯大富通电话时,关锋代陈伯达补充:
“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们挺身而出痛加驳斥。”高级党校“
那里的左派是李广文、智纯、武葆华。”蒯大富随即公布了陈伯达的电话指示,退出了反
康的“联络委员会”,并四处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声明“康生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很快,反康之火被扑灭。从以上这场风波的过程可以看出,当时中央文革及康生
本人对此事件非常紧张,高度重视,而且十分关注高校造反派的动向。聂元梓当时的态度
,他们不会不知道,聂当时是“露了马脚”,暴露了对康生的真实心态。对此,康生在心
中记下了,倒是合乎逻辑之事。

2016年4月29日,在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我提到此事。李清昆说:“聂元梓反康
生是肯定的。1967年6、7、8几个月,聂元梓和孙蓬一及我们几个人在小范围议论
,聂说王关戚肯定有后台,后台是康生,不久后认为后台还有陈伯达。”李清昆还回忆说
:“工军宣队进校后,对我进行审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反康生。文革后对康生做了
结论,周林(北大党委书记)对我说‘你反康生不是错’。”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提到,工军宣队进校后,批判她“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康生,反
延安整风。”怎么回扯上延安整风?事情的起因是68年10月时,聂元梓与孙蓬—、王
茂湘、姜同光等人都被隔离办学习班。一天在姐妹楼外面的草地上,聂对他们几个人说:
“康生当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一贯整人,很坏,现在又这么整人。”聂说:“我是害怕
如果我被抓起来,他们还不知道根底,继续找康生和中央文革,所以,我要他们认清康生
的真面目。结果不知谁向工军宣队报告了,所以他们就批我反康生及反1942年延安整
风。”(注9)后来聂在迟群统治北大期间的遭遇,确是事出有因。

3、判决聂元梓的刑事案是错案、冤案

北京中级法院对聂元梓的刑事判决是错案、冤案。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那时我正
在保定市的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当教师。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公审的电视转播,当时内心的
真实感觉,就是觉得正在观看一场闹剧。林、江等人明明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及其
指示,邓小平却要把政治错误当刑事罪行处理。同时又供奉着毛的神圣牌位不能碰。

我1981年移居香港。1983年在香港报纸上得知,聂元梓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为
刑事罪犯,更是无法理解。

研究北大文革史,无法回避1983年北京中级法院对聂元梓的刑事判决。不把此案搞清
楚就无法把北大文革史搞清楚。此案的判决是个错案、冤案。

北京市中院刑事审判庭于1983年3月16日的“判决书”中,对聂元梓定罪的结论性
语句是:“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
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
群众,己构成反革命宣传罪、诬告迫害罪。”法理首先不能违背常识,上述定罪不符合常
识。全国老百姓(包括法官)都知道,文革初期那有什么“林彪、江青反命集团”。林彪
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到了1969年4月召开党的九大,被全党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
人并写入党章。江青被委任为中央文革第一付组长,是在1966年5月由刘少奇、邓小
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确定的。在文革初期“追随”林、江,就是追随中
共中央,追随党中央的路线,这有什么罪?所谓“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构成反革
命宣传罪、诬告迫害罪。”是指文革初期对各级党委的造反行动。1966年5月中共中
央发布的《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号召人民与“混进党里、政府里、军
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这算不算是“反革命宣传罪”?《五一六通知》是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订并修
改的文件。按照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一文件完全合法并具有权威性。如果这个《通知》不
算“反革命宣传罪”,执行中央“通知”的普通党员、干部、群众、学生怎么可被定为罪
犯呢?全世界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如果文化大革命是
个犯罪运动,谁是罪魁?如果主犯无罪,让小兵顶罪,这是公正的法律吗?事实求是地讲
,文革是毛泽东发动、领导的错误运动。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政治错误。积极追随毛泽
东的干部、党员、群众、学生也跟着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错误,属于一
般性的认识错误,跟刑事罪根本沾不上边。把刑事罪的界限随意扩大,把认识错误当作刑
事罪行判决,以刑事手段处理政治问题、思想认识问题,这本身就是破坏法制,且后患无
穷。

北京中院对聂元梓“判决书”中指控聂的第一条罪状是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决定,派聂元梓去上海‘造反’
。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带领孙蓬一等人,于十一月十九日到达上海。”指控聂、孙等
人在上海“四处煽动”“造反”,“使中共上海市委陷于瘫痪”。“判决书”此项指控与
事实严重不符,且法理不通。

首先“判决书”把事情发生的日期说错。“判决书”所说“1966年11月15日”江
青等人密谋决定派聂元梓去上海造反之前,1966年11月12日、13日,李讷(毛
泽东女儿)已两次到北大校文革找聂元梓单独谈话。13日,李讷对聂元梓讲“主席同意
你去上海串联。”“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全国的运动
搞不起来,光是你北大搞也不行。”“北大的运动要等一等。”“希望你们做出成绩。”
(引自《聂元梓回忆录》第十章第一节)李讷12日、13日两次到北大校文革找聂,当
时办公室人员及校文革常委都看到了。14日,聂元梓召开校文革常委会议,传达了李讷
的谈话及毛主席的指示。对这个背景,有个重要旁证,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一书中指出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和上海联成一片
。”(注10)江青、王力是在毛泽东通过李讷直接对聂元梓做了指示后,跟进、执行。
江青告诉聂元梓“用北大群众组织名义去上海。”

对李讷到北大传达毛泽东要聂去上海的旨意,原校文革的李清昆有个重要旁证。李清昆说
“那天(1966年11月12日)上午,李讷到北大6院二楼组织组,我、孙蓬一、夏
剑豸、陈葆华、李玉英、傅治文都在那里,聂元梓当时不在。她(李讷)给我们说‘你们
不要老盯着北大,要放眼全国。我们了解,现在上海的造反派受压,主席想让北大的造反
派去支持上海的造反派,我这次来就是谈这件事。”(引自章铎:《我所了解的孙蓬一》
刊于2015年9月15日《记忆》第139期)2016年4月29日,在北京的北大
校友聚会上,李清昆再次亲自向我本人证实了李讷于66年11月12日对他及其他几个
人所说的话。第二天l3日李讷又单独与聂元梓谈话,传达了毛的旨意。14号聂元梓召集
校文革常委会议,传达了与李讷的谈话,研究、布置了去上海串联一事。此事有许多旁证
,证据链完整。李讷文革后对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否认此事,但这不是李讷想否认就否认得
了的。这一史实的重要性在于,这对了解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很重要。1966年11
月,毛泽东已把目光投向上海,要把北京、上海的造反大势联成一片。尔后到了1967
年1月,毛泽东便从上海引爆了一月夺权风暴,以华东影响全国。毛泽东于1966年l1
月让聂去上海,那是他下的一步棋。其实无论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聂去上海造反,或是江青
、陈伯达指示聂去上海,这二者没有本质区别。中央文革是毛的文革办事处,执行的是毛
的文革路线及有关部署。而无论是李讷或是江青传达毛的旨意要聂去上海串联、造反,聂
元梓所犯错误的性质也是同样的,其错都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错误路线的政治、思想之
错。但问题是按照北京中院“判决书”认定的那样,认定聂去上海串联、造反,炮轰上诲
市委的“资反路线”,其性质是“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那么,“要推翻
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主谋、主犯是谁呢?主犯无罪,被指使的小兵何罪之有?

当年北大的学生到了外地(包括上海),99%都是造反派,“炮轰”、“火烧”各地省
、市委,批判“资反路线”。学生们并不是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是在《五一六
通知》、《十六条》、《炮打司令部》等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引下,去捍卫毛泽东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学生们因幼稚,跟着党犯了错。这是当时的大气候、大潮流,聂元梓去上海
造反之错,就是在这样的大气侯、大潮流之下,犯的政治思想错误,构不成刑事罪。

北京中院的“判决书”指控聂元梓的另一条罪状是:“1968年4月7日,被告人聂元
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将邓朴方等人“严刑拷打,至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
瘫痪,终身残废。”量刑定罪首先要弄清事实。上述“判决书”所述事实严重失实。首先
邓朴方受伤至残的时间是1968年8月31日,不是4月7日。8月19日工军宣队进
校,从即日起聂元梓、校文革被工军宣队全面夺权。邓朴方受伤至残是8月31日,这时
是工军宣队主政,聂元梓己失去自由被审查。邓榕在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一书中,明明白白写道:“8月末的一天,哥哥邓朴方,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
。”邓榕写的是“8月末的一天”,不是“4月7日”,并写了受伤是因“跳楼”,不是
“严刑拷打”受伤。邓朴方受伤至残确实与聂元梓无关。邓榕的“跳楼”之说较接近事实
,但不够准确。事实是,邓朴方是技术物理系62级学生,当时他被关在北大东门外物理
楼四楼一间房里。邓朴方想逃走回家。在8月31日晚上,他沿着外墙的下水水管从四楼
向下攀爬。由于水管年久失修,已经朽了,他抓着水管爬时,水管断裂,结果他摔了下来
,脊柱受伤,至残。邓朴方的同班同学理佳得到学校通知后,第一个赶到出事地点,邓朴
方躺在地上,理佳看到四楼一个窗户大开,外墙上的水管断裂,他和赶来的其他同学一起
把邓朴方抬上三轮平板车,把邓朴方送到北医三院抢救。理佳说邓朴方“并非自杀”“也
无人推他。”(引自理佳本人所写材料)北京中院公然违背事实,篡改邓朴方受伤至残的
时间、原因、过程。执法者枉法、违法,制造伪证,践蹈法律。仅“判决书”对邓朴方受
伤事件的判决,说明此判决不可信,按照法律,应予否决,确定为错判。

我于2015年4月拜访聂元梓,向她询问关于邓朴方的事,她说“文革时公开批判邓小
平以后,我是保护邓朴方的(邓朴方当时是校文革委员),邓朴方本人对此心里清楚。邓
家要整我,邓朴方不同意。但邓小平夫妇和他妹妹都要整我。”邓家议论的事,她聂元梓
怎么会知道?我转念一想,她是老干部,认识一些高干,可能有消息来源吧。这一说法,
留给史家去考证。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北京中院在审理此案时,检察院、公诉人为什
么不找最重要的直接当事人邓朴方提供证词呢?他能说能写,没有表达困难。这点不正常
,从法理上说不通。我估计,因为邓朴方不愿做伪证。或许,邓朴方实话实说了,证词被
检察院或法院压下了。

聂元梓被判决后,谢甲林先生曾写信给北京市中级法院,提出“聂元梓案的几大疑问”,
指出法院对此案的判决是错判,指出聂元梓在四人帮倒台前“她长期受迫害”,对她这样
判决“这是不公正的”,“公正是党规国法的头等大事。”谢甲林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干部,1966年6月由中组部派到北大工作组,任北大保卫组(二组)副组长,工作组
撤走后留在北大,任保卫组组长,直至工军宣队进校后仍任此职。1969年1月调回高
检。他既是法律界专业人士又十分了解文革时期北大的情况。他因在聂元梓一案中不肯做
伪证,而被处分、降级。谢甲林致北京中院对聂元梓案的申诉信,全面指出了“判决书”
的判决错误,逐条从适用法律及有关事实进行了论证。笔者在上文仅从本人认为的最重要
的三条,表达了与他相同的看法。对谢甲林的申诉,北京中院没有受理重审,没了下文。

刘贯一先生在聂元梓判刑后,曾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信,为聂元梓的冤案进行申诉。刘贯一
是1925加入中共的老党员、老干部、是聂元梓在1937年于中共华北情报局工作时
的老上级。刘贯一在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山西省副省长。刘贯一在信的
开头写道:“我认为对她的判刑是错误的。”此信最令我震惊的是关于中央领导干涉司法
的部分,对聂的判刑完全按照彭真的指示办,法院没有独立的审判权。刘贯一在信中引用
了记者与有关负责人的对话如下:“记者问:‘聂元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指怎么判
那么多年?);负责人说:‘我们不主张判刑。’;记者说:‘那怎么判那么多年?’;
负责人说:‘彭真同志讲:‘这样的人不判刑什么样的人判刑?’;我说:‘那判10年
吧。’;但彭真同志说:‘不行,判十七年。’;我表示不好执行,认为没有什么依据;
但彭真同志不同意,说:‘那有什么标准!’”(引自“聂元梓回忆录”的“代序”《刘
贯一给胡耀邦的信》此信原稿现保存在聂元梓处)香港《新史记》杂志也曾报导过记者与
“有关负责人”的这一对话,内容完全一样。同时指出“有关负责人”是时任北京市政法
委书记的冯基平同志。彭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
员会主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所列彭真这最后一个头衔,还真有中国特色,在检
察院和法院之上,还有个“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彭真以人治干涉司法,名义上竟然是
名正言顺的。但这个“指导委员会”是违宪的机构。

2014年4月在四野后代联谊会举办的李作鹏、邱会作百年诞辰纪念会上,陶斯亮(陶
铸女儿)发言中说:“我曾听张思之说过一句话,他是公审时的大律师,他跟我说,那根
本就不是法律审判,是政治审判。他说如果让再做他们的律师,我会做无罪辩护。”聂元
梓比之李作鹏、邱会作,在文革中只是个奉命造反的一般干部。

1980至1983年对林彪、江青集团及聂元梓、蒯大富等造反派群众的刑事判决,客
观上对于否定文革,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对于开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起了
巨大作用,但对法制却是个重创,并产生了长远、恶劣的影响。

4、考证:聂元梓计划偷渡香港真伪

下面考证:聂元梓1967年8月底想偷渡去香港—事

北大原无线电电子系校友刘若2016年5月19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刊文《聂元梓
,第一张大字报作者文革后的半生点滴》,其中提到聂元梓在1967年夏末曾想从深圳
偷渡,游海去香港。聂元梓当年这一内心的秘密,是由刘若首次向公众披露。刘若与中文
系校友刘蓓蓓等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帮聂元梓录音和整理口述回忆录。刘若在上述一文
中写道:

“大约1992年回忆录讲完北大社教运动,接着就是文革了。没想到她(指聂元梓)又
说:‘文革中,1967年夏末我就想从深圳游海去香港。’
‘这是真的吗?’
‘当年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一走了之。我得把孩子也带走。我问他能游多远?他只能游
一千米,那怎么行!再想办法吧,这样就拖下来了。’
‘为什么?你当年怎么想的?’
‘整个文化大革命,我就干了一件事:牵头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给我带来了太多
的声誉、高帽;同时也使我后半生招来了无穷尽的挫折与磨难。’
‘人们只知道你得到的荣耀,你的酸楚是怎么也想不到的。’我很感慨地说。
‘是的,毛主席刚一肯定我们的大字报,心里是高兴的。的确有被释放、很欣慰、喜出望
外的感觉,说老实话没有多久就感觉到味道不全对。我心中无数,陷入了一种非常被动的
境地。没想到运动越搞越大,越搞越乱,越来越难以理解。这哪里是文化革命啊?是一种
无政府状态。当时的政府就是一个人的绝对权威,以及以他夫人为核心的小组……
当年各派组织的头头都是年青学生,许多内情他们不了解,我不能和他们讲,在很小的范
围讲了,当天孙蓬一(聂元梓的副手)就给捅出去了(按:指1967年4月12日孙蓬
一在北大大饭厅的演讲),遭到中央文革的报复,陈伯达六五讲话,就是反聂动员令。1
967年七、八月份,我竭尽全力稳定北大的局面,促两派联合,复课闹革命,没有成功
。我就有了退下来的想法。在校文革常委会上,我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建议解
散校文革。后来,我把对运动不可理解以及想退出来不干了的想法和多年好友杨惠文(北
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白介夫的夫人)说了。她说:‘你要是想退下来,最好是想个办法,生
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最好现在就不要出面了。’
我猫到哪儿去呢?……中华大地,已经没有我容身之地。”

对以上刘若所叙述聂想游海去香港之事,许多人不相信,我开始也不相信,但经过冷静回
顾北大文革历史并仔细考证、分析,我确定了此事真实、可靠。

以上,聂元梓对刘若坦露了她在1967年8月底时,隐藏在思想深处的秘密,她那时在
文革中当然不可能对任何人讲这些,否则立刻便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打成想偷渡香港的
叛国分子。她从1967年1月夺权风暴后,对文革越来越不理解。她目睹了王力、关锋
、林杰、吴传启拉一派打一派,结党营私到处抢权;目睹了“1·15”洪涛、刘郢抢统
战部、全国政协档案,却被谢富治封为左派;她经历了“4·8”事件吴传启挑动地派(
地派是后来的叫法,是指以地院“东方红”及师大“井冈山”为首的较为偏左的北京大专
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在民族宫对北大学生武斗;经历了“5·28”陈伯达在钩鱼台召见
她,让她上他们那条船,和他们“合作”,而她不肯,于是便遭到了陈伯达“6·5讲话
”的制裁,说“北大是一潭死水”说她“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经历了“
6·5”之后,北大大乱,出现了反对派“井、红、团、零、飘”,陷入长期内战。北大
运动成了这个样子,她怎么领导?她觉得没法干,而且意识到以后得背黑锅,不知道会犯
什么“错误”,惹什么麻烦呢。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到了夺权阶段,尤其是对‘文
化大革命’的许多事情产生怀疑以后,我就产生了退下来的想法。”“我作为北大校文革
的主任,自己对许多事都想不明白,还怎么领导全校师生把运动进行下去?”她认为“这
样继续下去,结果必然难以收拾。”(注10)

早在1967年2月聂元梓在“新北大公社”战斗团团长联席会上,就第一次提出:解散
校文革,她本人辞去校文革主任一职。结果无人同意,聂遭到一片炮轰,被否决。201
4年4月在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校友索世晖(当年是“新北大公社中文系战斗团”团长
)告诉我,那个会他参加了,会议地点在“临湖轩”,聂的提议被否决。她的提议虽被否
决,但没死心。

1967年8月,聂元梓真心实意想退出运动。她在一次校文革常委会上,再次提出解散
校文革,本人辞去校文革主任一职,提议给毛主席写个报告。聂的提议被常委全体否决。
聂不甘心,在8月中的一次中央文革接见会上,周恩来、江青在座,聂又一次直接向中央
提出建议:解散北大校文革,本人辞去校文革主任一职。江青说:“你不想干了,这不行
!”很严厉地把聂训斥了一顿。聂骑在虎背上下不来了,但她深知陷在其中的利害,仍想
从虎背上跳下来,于是在8月底萌生了游海去香港的念头,并问儿子游泳能游多远。儿子
说只能游1000米,她只好放弃此计划。

正因为聂元梓在思想深处对文革抵触,因此才会领导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1967
年不是反右而是反左,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老干部,而是指向了极左派吴传启、林杰、王
、关、戚、谢。这是一表一里的关系,表象是反极左,里子是抵制中央文革的路线。思想
基础是对文革极不理解,极度怀疑。客观上挡了毛泽东的路。正如哲学家王若水所说:“
聂元梓在文革期间采取了抵制和反对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立场。她作为一个有政治
经验的老干部对当时许多问题有自己的考虑,而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是和那些单纯的、
狂热的红卫兵不同的。尽管如此,她却不能摆脱当时流行的对毛泽东的盲目的个人崇拜,
不能不追随毛泽东参加‘造反’。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到了后期,她也陷入了困惑之中,
想要摆脱却身不由己了。”(王若水:《聂元梓回忆录》之《序言》。)

刘若曾告诉我:“聂元梓口述的《回忆录》全部录音完成之后,我在把录音带送给友人整
理成文字之前,犹豫再三,还是把聂所说曾想游泳去香港的情节抹掉了。一是当时觉得这
个话题太敏感,恐怕给她带来麻烦,二是觉得人们很难理解、相信此事。前两年我参加了
一次专门研究文革史的电子杂志《记忆》举办的座谈会,我说了此事,编委们都不相信。
因此我在此文中着重做了回顾与评述、分析。聂元梓本人讲:‘活到今天这把年纪……我
只希望说真话,让历史恢复它本来面目。’我今天在此处,也只是想把当年真实的历史细
节、历史人物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公示出来,以供史家们能向历史的纵深处,探索真相,
同时也是尽可能了却老人的心愿。”

刘若在2016年2月开始为《纽约时报》起草上述文章时,曾把底稿传给我征求意见,
并着重与我讨论了聂在文革中曾想偷渡香港一事。我仔细思考之后,确认可信,并建议她
把聂当时的心理活动叙述透彻。

4月初我回北京探亲,曾于4月10日、27日两次看望聂元梓和她的儿子大胖(于晓东
),并与大胖进行了详谈。我问大胖关于她母亲1967年8月底曾想从深圳游泳去香港
一事,他是否知道?大胖说:“知道。”并说母亲还让他打听从那儿下水,怎么游过去。
他还真的向广东藉的同学问过,问过后感到很困难。母亲还问过他能游多远。他说只能游
1000米。他不如母亲,母亲能在昆明湖横渡一个来回不算什么。因自己游不远,母亲
遂放弃了这一想法。我问大胖,她母亲那时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大胖告诉我:1967
年7、8月时,聂元梓曾想找机会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向中央文革发难。她认为运动打击
面太大,严重扩大化,老干部几乎全被打倒了,路线不对,应该纠正。她认为中央文革做
法错误,但不认为这是毛主席的问题。她曾去找与她一起去延安的老战友杨惠文和她丈夫
白介夫(老干部)商量此事。杨告之绝对不行,毛会整她。然后她又打算解散校文革,自
已辞职,退出运动。可是校文革常委会不同意,也不被中央批准。于是做了最坏打算,做
游去香港的准备。我又问大胖,他母亲认为中央文革打击一大片是错误做法,这想法怎么
形成的?大胖说:背景是当时社会上已把各级领导全炮轰、打倒、瘫痪了。母亲认识的所
有亲戚、朋友、老领导许多人是高干,全被打倒了。她姐姐聂元素(大胖的姨)让老保姆
把她被打的血衣送过来,托话:‘如果我死了,绝不是自杀,说是自杀别信。’(聂元梓
一直保存这件血衣,后来工军宣队抄家时搜出这件血衣,批斗聂有阶级仇恨,要翻天算帐
。)大胖的三舅(聂元梓的三哥)在北京内燃机厂当副厂长,曾向聂元梓哭诉,说他在厂
里被批斗,挨打,受折磨,哭着要聂元梓向中央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

聂元梓说:文革其实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我想这话有一定道理。在中央层面,除了
他老婆及个别人,谁会在内心与他真正一致?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表面上跟的最紧,内心
的真实想法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照林彪,也就不难理解聂元梓的真实想法。以上披露
的就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的真实的内心世界。文革之初,只有单纯、幼稚的大、中学校
学生,才会被狂热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所煽动,所裹挟,一哄而起造反,但他们逐渐也
冷静了下来,不断地思考,逐步走向了觉醒。到了1976年9月初,在毛泽东弥留之际
,便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人一走,天就变了。

5、聂元梓的四十本文革日记

关于聂元梓的四十本文革日记,我是于2016年4月初回国探亲时听说的。4月9日我
与北大校友刘若及聂元梓儿子大胖(于晓东)会面。听他们两人说:聂元梓有四十本文革
日记,原来藏在一个朋友家里,后来被这个朋友上交给了北大党委。现收存于北大党委办
公室档案室。当年工军宣队在批聂的全校大会上,批判发言曾引用过她的日记;《人民日
报》的批聂文章也曾引用过。在北大批聂的展览会上,曾把聂的日记本拆开展览(展示某
段文字);《北京大学纪事》一书也多处引用过聂的日记,但并没注明出处,聂元梓曾在
《纪事》上把引用她日记之处的文字用笔画了出来。这证明确有此聂的四十本文革日记在
北大保存。

4月21日,我看望聂元梓,曾询问她关于四十本文革日记一事。下面把我与聂就此事的
对话记录,抄录如下:

王(笔者):你在文革中记了四十本日记,有这回事吧?
聂:是的,三十多本,大概四十本吧。
王:现在你这四十本日记在那儿呢?
聂:在北大党委手里。
王:你应该要回来,你要过吗?
聂:要了很多次,他们不还给我。可能已经扔了。
王:他们不敢扔,真扔了罪过就大了。你应想办法要回来。这四十本日记如一字不改,原
汁原味出版,可比你那本回忆录重要多了,价值高百倍。
聂:那当然!
王:你当年每天记日记吗?详细记吗?
聂:有事就记。认为重要的事就会详细记,多写一点。
王:这四十本日记是你的私人财产,你可以给中央领导写信投诉这件事,让领导帮忙,向
北大过问此事。你就说这四十本日记的所有权属于你,你要回来的目的是要赠送给“国家
图书馆”。你真的可以赠送给“国图”。你的《回忆录》,任继愈老先生不就让你赠送“
国图”,你按他意见赠送了。你的日记也可以同样赠送“国图”呀!这样,研究文革史的
人就可以去“国图”查阅。比如我,也可以去“国图”查阅你的文革日记呀。你曾因无住
处的问题给中央领导写信,不是给你解决住房了吗?你还可以给这位中央领导写信呀!
聂:这是个好主意、好办法。
王:你让朋友帮你打封信,你签个名,托人送给中央领导。

后记:

1、聂元梓的日记当初是交给经济系教师、聂元梓的深交好友萧灼基保管。据大胖讲:交
他保管的东西除四十本日记外,还有个存有4000元的银行存折。聂被捕后,曾从狱中
写信给萧,萧回话:“别再找我了。”聂出狱后找萧要日记和存折,萧告她:“上交了。
”此后二人再无往来。大胖说,萧灼基后来当了全国政协常委。

2、聂刚出狱时,身无分文,很困难,靠亲人和好友救济度日。北大党委不但四十本日记
不还聂,存折也不还。聂向北大党委要自己的存折,不给。

3、聂元梓现在已95岁,能写字,但费力,且没有电脑和打印机。李清昆老
师曾让我帮聂元梓打一封信,本人签名后帮她送上去。起码可以避免北大把日记给扔了。
但我当时过二天就要回美,没时间办,但—直惦记此事。椐说聂本人还没办。现记录如上
,留此存证。

注释:

注1: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第二版1972年10月18日条目。
注2: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第二版1973年3月日条目。
注3: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第二版1974年12月1日条目。注
4:《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325至330页。
注5:《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455页。
注6: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第二版1978年4月10日条目。
注7: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第二版1978年4月19日条目。
注8:《聂元梓回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455页。
注9:《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313页。
注10:《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191页,附录:《王力反
思录》下摘要。
注11:《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78、279页。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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