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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槐昌 口述:文革搜书记(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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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文革搜书记(上) 时间:2015-03-03 来源:杭州图书馆 作者:何槐昌 点击率:883
“文革”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所谓的破“四旧”之风刮起,全省机关、学校、社会团体藏书,私家藏书,甚至地市县图书馆(室)所藏的古籍图书,都被视为“四旧”而予抄没。有的被当场点火燃烧,有的则被送往造纸厂作为造纸原料。在武斗较为严重的地方,“造反派”占据图书馆,随意搬动古旧书刊当作堡垒作为掩蔽体。我作为一名古籍工作者,甚感痛惜,但没有认识到这是破坏。


值得庆幸的是,“文革”中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藏百万册古旧书刊,以及藏书设施完整无损,这主要依赖馆内的同志,特别是古籍部的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正确的宣传和妥善的保护措施。只是“红卫兵”扫“四旧”最狂热时,“文革”小组决定,拉两三轮车废旧书刊敲锣打鼓地送造纸厂,以表示对破四旧的响应。浙图不仅在杭的图书完整无损,远在吴兴南浔镇嘉业堂藏书约十六万册,以及嘉业堂书楼设备和楼外花园建设也无一毁坏,甚为可喜。此楼地处镇郊结合部,四周皆为散居农舍,且只有一人管理,极易遭到破坏。所幸管理员汤福璋同志认真负责,应变措施准备充分。在“红卫兵”未来之前,把书楼内由历代名人书写的楹联匾额全部卸下集中保存起来,其中包括宣统帝溥仪所赐的九龙匾。换上革命对联。把书库客厅中的大理石画屏全部覆以毛主席语录,使书楼充满浓厚的政治气氛,“红卫兵”见了不敢造次,保护了珍贵的大理石画屏。他的这些努力,得到来访的新华社记者好评。浙图古籍藏书躲过了破“四旧”的书厄。而其他机关、学校、县市图书馆图书遭到破坏,则主要是内部“红卫兵”、“造反派”所为,省府大楼的古籍图书室,约五千类册图书,就是省机总“造反派”所干的,把书抛在大楼门前。我们在十年动动乱中通过现场抢救、接受与送交、赠购相结合,收进了约十万多册古籍,二万多册民国期刊、百余种报纸、数十轴字画。数万种碑帖等,丰富了浙图的馆藏。有关“文革”期间抢救古籍的特殊经历,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细述。


一、  现场抢救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们古籍部的几位同志正在吃午饭,突然电话铃响了。电话那头告诉我们:杭七中的“红卫兵”正在马一浮先生家“破四旧”、烧书,你们能不能派人去劝说、抢救?当时单位没汽车,三轮车也只有一辆。接完电话后,我们立即踏上三轮车赶到蒋庄马老家,只见门口的空地上火焰熊熊,“红卫兵”正在把从马老家搬出来的一箱一箱书画、古籍往火堆里扔。经我们劝告,他们倒也同意让我们先挑选然后再进行处理的意见。于是,我们从尚未抛入火中的书籍字画中,挑选出马老的一批手稿、抄本,及朋友赠送给马老的字画和少量的刻本书。经清点造册,抢救出的马老手稿和抄本有百余册,字画79轴,其中还有黄宾虹等名家的作品;另有马老自书的条幅241幅,未裱的拓片20余套。后来我们又从杭七中接收到马老的藏书3000余册,除手稿、抄本外,还有一批刻本、刻本中多为清刻,明刻约有十余部,如《世说新语》、《吕氏春秋》、《诗经》等。书上钤有“智林图书馆”或“复性书院图书馆”印。马老的藏书抢救进馆后,省里、中央有关领导十分重视,要求我们编成目录上报。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马一浮全集,多采用我馆资料。1980年,落实政策时,省文化局还向马老的亲属颁发了奖金和奖状。


1966年7月上旬,我们接到省政府机关“红卫兵”打来的电话告知他们正在扫“四旧”,需把省政府大楼图书室里的古籍全部处理掉,如果浙江图书馆要就赶快来省府大楼把书运走,如浙图不要他们就要把书送到造纸厂去了。我们放下电话,立即组织人马赶到省府大楼,只见大楼正门前广场一边堆着一地的古书,一边还在开批判会。经省府大楼“红卫兵”同意后,我们赶紧把书散乱地装上向省府大楼借用的汽车运回了浙图,经过清点约五千余册,存放在红楼楼上一间空房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当时的省委书记薛驹同志批示,又把这些书全部归还省府大楼图书室,省府大楼图书室为了感激我们,支付给我们100多元的保管费。


1967年8月间,杭三中的“红卫兵”打来电话,告知他们学校大礼堂里堆着一地古籍,浙江图书馆如要的话,可用汽车来装去;否则就要送到造纸厂去处理了。我一边组织人力,一边去向省新华书店商量借车。到了杭三中下车一看,只见整个大礼堂台上台下全都散乱地堆放着书。书箱也是东一只,西一只,有的书箱与箱盖已分开,看去一片狼藉,我们先把散落的书装入书箱,然后装上车。那天下午,我们先后装运了满满三大车,待最后一车书运抵位于外西湖孤山的浙图古籍部时,天已全黑了。抢救这些珍贵的图书,参加搬运的同志全凭着爱护国家古籍这颗心来的,无任何报酬,也不是领导组织的,因为领导都靠边站了,是自告奋勇参加的。后来才知道,这批书是徐行恭先生的。徐先生是杭州湖墅人,民国初年曾任财政部司长。善行楷,工诗词。姜亮夫先生曾称之为浙东名宿,一代词宗。徐先生藏书万卷,极重书品,所藏古籍书画裱装颇精美,藏书均有函套,书签皆出其手笔,书皆装入特制书箱。他原来还藏有不少的名人字画和明代人的手稿、抄本,听说为另一个部门的“红卫兵”抄没了,我们没能接收到。他的藏书库曰延伫阁,亦称竹间吟榭。著有《延伫词》、《竹间吟榭集》。我们从杭三中抢救到的徐先生藏书约有5000,多为清乾嘉刻本,没有明刻以上的书,但也有较珍贵少见的刻本。如清金农撰《冬心先生杂著》,清陈鸿寿种榆仙馆刻本,清傅以礼跋,是一部刊镌精良,流传较少的书。1980年,落实党的政策时,徐先生非常开明,表示除部分书籍和少量工具书外,其余藏书全部无条件地捐给浙江图书馆。为表彰徐先生对我省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省文化局向其颁发了奖状和5000元奖金。


1967年8月的某日上午,我们接到杭州太庙巷居民区来电说:居民汪蕴真先生家藏有一房间的古籍,他家房子因年久失修,前檐部分已倒塌,架上的书有些也被风雨飘湿,有一部分书已散落地上被水湿透,而且他们家的人都不在杭州,如不及时抢救,不出数天要变成纸浆了。搁下电话后,我们立即组织了10多个人,又由我从省新华书店借了一辆车,赶到汪蕴真先生家,在太庙巷居民区的协助下,把古籍书装上了车,运到了古籍部馆舍。据原有记录,约得书1463册,未裱字画93幅,未裱碑帖2扎。书多为残缺本,但也有明刻本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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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文革搜书记(下) 时间:2015-03-03 来源:杭州图书馆 作者:何槐昌 点击率:1087
接收与送交

从1966年“文革”开始,至1972年,我馆先后接收了10多家单位送交的书与字画。其中送交数百册的,有杭州市下城区二小的284册,杭州市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的382册等六七家单位。送书最多、藏书质量最好的是老浙江大学。1972年下半年,浙大决定不招文科生,改为理工科大学,校革委会决定把校图书馆原藏的古籍图书及文科旧期刊全部处理掉,于是就派人来浙江图书馆联系。我馆在“文革”初期已收了数万册图书,存放地方已十分紧张,本来是不打算接收的。我知道情况后,立即向馆领导小组负责业务工作的同志建议,希望能够同意接收,堆藏地点由我去安排。后经馆领导小组研究同意,浙大就派车把书刊,外加部分旧报纸,送到外西湖古籍部,并附有两份目录(一为古籍善本书目,一为普通古籍书目)由我直接安排接收。这批古籍经我们初步整理,可入古籍善本书目的约有三百本之多,放入白洋房楼上善本库,普通古籍图书约3万多册,分藏白洋房楼上侧房杨虎大楼。其中古籍善本书中有元刻本二种,明抄本一种,明刊本百余部;晋陶渊明撰《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总论一卷,元刊本;元罗天益撰《卫生宝鉴》二十四卷,补遗一卷,元刊本;明抄《克敌武略荧惑神机》十卷,原为金华英士大学藏书,后归浙大,此书十分罕见,也极珍贵,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路工看了此书后,十分赞赏,说这是我国古代研究火箭理论和图制的专著;明刊百余部,多为刘氏嘉业堂旧藏,盖有嘉业堂藏书印,这也可说是物归原主了。因为嘉业堂藏书建国后已由其主人刘承干于1950年全部捐献给浙图。这百余部明刊本中也有不少珍本,就是在浙大送来的这批普通藏书中也有难得的好书,如各省的地方志书,其中有几部台湾省的康乾时期的志书,就十分难得。还有如《通志堂经解》以及几部大部头的丛书、丛刊现在也是流传不多了。浙大送书的二册清单书目,现仍保存在浙图善本室。

第二家送书大户要算余杭农业局送来的陶承杏先生家的藏书。陶承杏先生又名杏卿,浙江绍兴人,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浙江大学,长期从事杭州市政水利工作。他平时酷爱藏书,对乡邦文献、地方志乘及宗谱、家乘等书籍资料尤其喜爱,对杭城的名胜古迹、人物以及风俗习惯资料的搜集也非常热心,故在他的藏品中有许多剪贴报刊的册子,十分难得。1966年“文革”初,他家的藏书被“红卫兵”抄没。1967年1月余杭农业局把书装入麻袋用拖拉机运到浙图古籍部,经清点约有3万余册,其中古籍图书约2万余册,旧期刊上千种5000余册,旧平装书数千册,剪贴报刊资料数百册,地图、图制约百余册,旧画报数十本,新书新刊也有数百册。珍品也不少,如:陶濬宣批校并跋的《乾隆绍兴府志》八十卷;明祁彪佳撰《林居尺牍》、《远山堂诗集》,均为清抄,有清沈钧业跋。在数百册旧报刊剪贴资料,以及旧画报、旧刊中,有不少也是现存较少或难得的资料。1980年,按照党的政策,陶先生要求发还部分藏书。因为陶先生的藏书送进馆里时已打乱,入馆后我们已分别存放,故落实政策时,组织多人查找,能查到的,和点名要的,全部退还给他。其余藏书都由陶先生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保存。为表彰陶承杏先生对我省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省文化局还向其颁发奖状和1万元奖金。

第三家大户为省警卫处(设在净慈寺)送的书。省警卫处在“文革”初期曾向我馆要去4万多册新书,这些书都是由原空五军的干部来联系并取去的。当时,上面的要求很严,凡是浙图送的书都必须清洁、完整,确定送去的书目不准再作变动,否则严惩不贷。据了解,后来省警卫处又从宁波、奉化等地要来一大批古籍,听说是用来作为林彪“704”行宫的藏书的。1971年“9·13”林彪自爆后,这些书都变成了无主之书。当时管理这些藏书的贺玉泉同志遵照有关领导的意见,来我馆联系如何处理这批书的有关事宜。经双方研究,并请示有关领导后,决定将新版书归还我馆,而古籍书则暂交我馆保存。这批书运来我馆后,我们只作初步挑选,约有五六十种善本,移入白楼楼上,其余装箱存放红楼东厢房。后经省里领导批示,我馆又把由警卫处送来的2万多册古籍(包括6箱省政策研究室的书)全部由宁波天一阁藏书楼运去了。

第四家为省文史馆。1966年“文革”初,文史馆为免遭“红卫兵”的干扰,就把数千册古籍和千余册新版书用车装送到浙图孤山古籍部,当时既没有清单书目和办理任何交接手续,也没有向我馆说明送书的原因。送来的书先是堆放在古籍部一间较潮湿的水泥地平房里,后来我们发现这批书有些受潮发霉,就和其他抄没送来的书堆放在一起,并逐步进行整理、编目、入库。这批书没有单独编制目录,也没有具体的数字 。“文革”后文史馆要求部分发还,我们也同意了。我还负责列出了一批书目,准备发还。文史馆来联系的人,初为军代表,次为孟丙南同志,因后来文史馆未再派人来联系,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五家为童振藻家。童在清末民初任职云南,在滇时曾致力于云南省地方志资料的搜集、考证与著述。民国20年(1931)间由滇迁杭为寓公,住杭州九曲巷,带回云南边陲地方志书及地理矿藏资料甚多。“文革”初,童家是被杭二中的“红卫兵”破的“四旧”。1967年8月童家的书由杭州市公安局装入麻袋后送交我馆。当时因为接收的书太多了,又在运动高潮,馆里就把这批书和其他一些书堆放在一起,以致后来较长时间都没有被发现。约在1975年夏,因需要找一些废旧书包樟脑丸,(这些樟脑丸是放入书中防蛀的)才发现了童家的这批书。其中有一批是国内流传较少的版本,如《陆凉州志》、《腾越州志》等,共约数百册,七八十种。1980年落实政策时,童振藻的儿子提出不愿捐献奖励,要求按市价卖给浙江图书馆。当时请杭州市古旧书店行家严宝善先生逐部估价,并付清了书款。过了几个月,童振藻在南京工作的孙子回杭,要求把书全部发还。经当时浙江图书馆张良权副馆长同意,我们就将童家的这批已编入目录的书全部抽出发还童振藻的家属了。

第六家是建国后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先生家。张宗祥先生的藏书其实在“文革”前已部分捐献给馆里,其中《小皕宋一廛书叶》113页,59种宋元刊本,宋刊56种,元刊3种,全是原刊本,宋刻宋印,元刊元印,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学习、鉴定版本的工具书,是认识宋刻纸张的最可靠的老师。还有张宗祥手抄的百种铁如意馆抄本,都是国内流传较少的书籍。如《续全唐诗话八十卷》清嘉兴沈炳巽辑张宗祥抄,出版界、学术界都承认是稿本,认为此书从稿本出,稿本已无。“文革”前夕张宗祥先生谢世。“文革”初期张宗祥先生的大女儿张珏分批将其父的遗书、遗稿捐献给了浙江图书馆,张家所献的书数量虽不多,但每部每种均是珍品,如宋刊《五代史记》、《明文海校补》、《全宋诗话》(稿本)等,还有张宗祥自己的著作如《论书诗墨》、《书学论丛》今已分别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续全唐诗话》前几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正拟出版,也是一部极受学术界重视之书。他的另一些著作,不久也将面世。

1987年,张珏又将其父藏于上海的手稿,抄本百余册赠送浙图,由浙江文化厅在大华饭店召开赠书仪式,并颁发奖金与奖状。

另外,“文革”中本馆干部抄没的有四家,二家已发还原物,二家已捐献给浙图,发给了奖金与奖状。其中有一批抄没物堆放在备用书库里,当时也没有登记送来的单位,直到七十年代初,馆里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发现库房里一只大皮箱,打开箱盖见里面装有数十轴字画和册页。内有朱耷《草虫瓜果册选》,文徵明字轴等名家作品。然至今不知为何家藏品。此外“文革”前夕,杭州大书画藏家高时显媳妇翁氏送给我馆两木箱字画。我馆历来是不收藏字画的,原来的都送给博物馆。“文革”中收进的,故只藏不编,直至1980年才组织人员编了一个简目。

购赠结合

“文革”期间,浙江图书馆采用购赠方式收入古籍的,首家当为朱师辙先生。朱师辙先生(1879--1969),字少滨,安徽黟县人。1951年10月,先生从广东中山大学退休,来杭州岳王路定居,藏书也从安徽黟县装运来杭。朱家藏书多史部及经部小学类之书,共计5000余册,其中明刻本和朱氏三代的稿本、批校本约600多册。朱家的藏书很有特色,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父亲朱孔彰曾为曾国藩等的幕僚。当时认为他家定有不少官场奏折、来往信稿,但接收后除发现李鸿章、曾国藩一二件信稿外,并无其他原件。北大古籍研究所曾派人来我馆挑选复印一批朱家的书稿,打算整理出版。朱家还藏有毛泽东主席1951年给他的信稿和1962年陈毅副总理给他的信稿。“文革”初,“红卫兵”扫“四旧”风声甚紧,朱先生也十分担忧,一天“红卫兵”终于冲进他家,略略翻动了一下他的藏书,先探测一下,准备来日动手。朱先生见此情况,心如刀绞,只怕祖、父传下来的藏书被毁。他呆呆地坐在厅堂里望着毛主席像,忽然眼前一亮,“啊”的一声,若有所悟:毛主席他老人家是“红卫兵”的总司令,“红卫兵”是最听毛主席话的,我何不把毛主席给我的信,装在玻璃框里,挂在大门上,看他们有何行动?这招确实灵验,次日,“红卫兵”再来朱家,见到了挂在大门上的毛主席的信稿,就都恭恭敬敬地离去,从此再也不敢来干扰了。1969年朱老谢世,遗言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我馆的干部都下放到“五七”干校,领导就派我与周平同志到朱师辙家去联系,朱师辙夫人愿将藏书全部捐献,惟一的要求是希望我们能够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因我们无法应允,捐书之事也只好作罢。朱师辙夫人去世后,1975年,朱师辙的小儿子朱军因“文革”冤案牵连被错判入狱,家里经济十分拮据,他的小媳妇就请孟丙南同志来我馆联系,说是愿把藏书捐售给浙江图书馆。为征得朱老两个儿子的意见(以免今后有麻烦),我受领导的派遣和刘慎旃先去上海同济大学找到朱师辙的大儿子朱福祖,他很坦率,说家里事一向不过问,藏书售捐给浙江图书馆无任何意见,奖金也不想要。接着又通过上城区法院帮助征求朱师辙在金华农场服刑的小儿子朱军的意见,也无异议,我与他小媳妇多次协商,最后决定以5000元售与我馆。考虑到朱老的影响,省文化局向朱师辙先生的家属颁发了奖状,5000元以奖金形式发给。毛主席给朱师辙的信稿,已于1976年上交中央档案馆,浙馆现保留有复制件。

另一家是居住在杭州市新华路的一位年近八旬的孤寡老太太。据说其丈夫原为民国时银行里的高级职员,丈夫去世后她别无经济来源,每月仅靠街道补贴8元钱生活费维持生活。但她家里却藏有近百轴元、明、清三代的书画精品。1972年她托人来我部联系,希望我馆能够购买。我馆主要是以书籍为主,字画过去是不采购的。既然她们上门来联系了,我和馆领导商量后,就与我馆的刘慎旃同志一起到她家去看了看,她家确实 藏有不少珍品。如元代黄公望、方方壶等大幅山水画;明张瑞图的大幅中堂、文徵明的小楷长卷;清朱彝尊、毛西河的字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尚友的一轴彩色画,经浙博字画鉴定专家黄涌泉同志鉴定,确认为明人绘画中之精品,而在画史上尚友的作品也是极少见的。如此多的书画珍品,如果失散了甚为可惜,我馆就决定全部收购,所有百余幅字画当时议定价格为300元。现在想想好像是在开玩笑,但这确是当时的事实。因为当时书画社收购黄宾虹、吴昌硕等名家的字画,定价为2.5元一轴。当时议定这个价格已算不菲的了。这批书画的购入极大地丰富了浙图书画藏品。

再一家为汪振德先生。汪振德先生是桐庐新登人,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他生平喜爱收藏古籍、字画、古陶瓷等,藏书多为乡邦文献,量达万余卷。“文革”初,他家的藏书全部被“红卫兵”抄没,后送桐庐县文化馆保存。1973年,我向领导建议,将八册文澜阁四库全书等设法调入浙图,后我们凭省政工组介绍信将其中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八册,三部明万历、清康熙、清道光刻本的《新城县志》调来浙图收藏。我馆送桐庐县文化馆一部清乾隆县志,以及数种与富春江有关的书籍。1986年,其子汪豹卿要求县文化馆落实党的政策,双方协商未有结果,汪豹卿将保存在桐庐县文化馆内的藏书全部收回,后运到浙江图书馆,表示愿将全部藏书售捐给浙图。这样,浙江图书馆两次合得汪家藏书3000余册,省文化局则给汪豹卿颁发了4000元奖金。汪家藏书虽多为清代刻本,但明万历四年刻《新城县志》四卷,是一部流传很少的地方志书,全国只有三部,八册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一次收进,更是十分难得。

以上是我在“文革”期间参与抢救古籍的一些亲身经历,但愿我的点滴回忆记述,能有助于人们增进对浙江图书馆发展历程的了解,能起到“存史”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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