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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无涯 读《内蒙古大学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资料汇集》—自我放逐的思想者周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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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张志新、遇罗克、王辛酉、李一哲等人,被人们尊为极端年代里的先知。如今,这个名单看来需要增补一人:原内蒙古大学教授、如今隐居杭州的思想先知周建奇。何以见得?容在下慢慢道来。
    一本容颜已老的旧书,为我们掀开了这鲜为人知的一幕。1965年,内蒙古大学(以下非引用原文时简称“内大”)党委组织起一个庞大的“理论班子”,专门为批判本校历史系教师周建奇召开了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并出版了两本书,书名是《内蒙古大学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资料汇集》,分成第一集、第二集,注明“供内部参考”。寒斋所藏为第一集。该书并没有直接收录周建奇自己的文章,但从批判者“断章取义”引用、概括的周建奇言论来看,其思考的系统性、立场之鲜明是极为震撼的。
    然而不得不承认,周建奇先生真的默默无闻。除了从事世界史、北方民族史、蒙元史、阿尔泰语言学研究的小圈子中人,社会上谁会知道周建奇?从网络上查找得知,周建奇精通俄文、北方少数民族语文,是世界史学名著《史集》的翻译者之一(另一位译者是余大钧)。能找到的简历极其简单:周建奇,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副教授,现已离休。1927年3月生于四川省重庆市,祖籍四川省江北县,汉族。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49至1957年,先后在北京慕贞女中、三十中任教,后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资料工作。1958年调至内蒙古大学任教。1985年评为副教授。来自内大网站的唯一一条直接涉及周建奇的资料是:2007年5月18日,内大纪委书记刘文英赴杭州看望、慰问异地安置的离休干部周建奇,“刘文英书记代表内大向周建奇先生敬献了花篮,赠送校庆纪念品并发放慰问金。周先生十分高兴地连声表示感谢,感谢内蒙古大学对他的关心。对刘书记一行远道而来看望慰问他,表示敬意。刘书记详细询问了周先生的生活、身体状况,向他介绍了内蒙古大学各方面的发展进步,所取得的成就,周先生听后非常欣慰,不由地回忆起在内大的日日夜夜,他祝校庆圆满成功,愿内大的前程更加美好。离退休人员管理处处长孙震陪同看望慰问”,并发放了慰问金。幸运的是,该网站为我们留下了周建奇先生的5幅近照。照片上的周先生,精神矍铄,谦和可亲,纯然儒者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
    以周先生的儒雅风度,难以想象他当年在历次批判会上“舌战群儒”时是什么神态。1965年,内大给周建奇戴的帽子是“现代修正主义”。44年之后,这顶帽子戴起来仍然十分合适,可谓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周先生如今鹤发已稀,拿出来给头部保暖也算是废物利用。


    先抄录几段原书的“编者说明”:


    我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前一阶段,召开了全校性的批判大会,集中地批判了周建奇所散布的现代修正主义言论。这里汇集的是在这次大会上,针对周建奇言论的主要方面进行重点批判的十七篇文章。


   周建奇是我校历史系的教师。他出身于地主兼商人的家庭,自从解放以来,一贯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拒绝思想改造。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已经有所暴露。特别是自从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在国际上找到了现代修正主义这个靠山,因而他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起来。他不仅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宣扬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且还有他自己独特编造和发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我们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无一不加以恶毒的攻击,从而彻底地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真正面目。
    这个集子里的十七篇文章,是这次批判斗争的主要成果之一。这些文章是在学校党委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和文理科系部分教师为骨干,吸收部分学生参加所组成的“理论班子”的集体创作,并且是在同周建奇辩论、批判斗争中逐步充实修改而写成的。
    由于见不到周先生言论的完整原文、原话,我只能从批判文章中将周建奇的主要言论辑录出来,书中原有引号者此次仍保留引号,无引号的引文,则一仍其旧。周先生的理论出发点是他自认“正统”的马列主义,在思维方式、用语上带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特征,这一点不足为怪。另一方面,周建奇精通俄语,1958年后一直在高校任教,应该能接触到比较多的苏联书报刊,受赫鲁晓夫主义的影响甚深,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几乎都信从赫鲁晓夫一派的论点。这种“理论上的天真”,恰恰证明他们从内心里把自己当作国际共运的“自己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愿意进行勇敢的探索。任何一个思想者,在其进行探索的时候,必然有其依靠的“思想资源”,而当时唯一合法的思想资源,只有马列主义,以及国际共运中不同的流派。周先生言论中比较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具体施政措施的怀疑,而盲目跟从赫鲁晓夫主义的那些思路,在今天看来,确实有教条主义之嫌,这个我们倒不必“为贤者讳”。
   下面是我所辑录的周建奇言论:


1.“生产资料公有化后阶级就消灭了”
    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剥削阶级就消灭了;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苏联不存在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不存在了,仅仅有一些分散在各种职业人群里的个别残余分子,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已经没有存在资产阶级和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条件了。
    苏联在一九三六年就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因此,按生产资料占有划分的阶级,在苏联已经没有了。在苏联,就的剥削阶级分子都死光了,骨头都敲得当当响了。
    “有个别残余分子,不等于有阶级呀”。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的话,那也是“无形”的,阶级斗争也是“在无形战线上作战”,“看不见,摸不着”。“今天在苏联都只是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划分的人群,阶级界限不明显了”。


2.关于特权阶层
    特权阶层的说法,理解有困难。指的是些什么人?贪污盗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很难说就是特权阶层,因为他们不受苏联法律的保护。把苏联国家和党内有一定地位和权力的人说成是特权阶层,也是很难理解的。
    在一次辩论会上说:“你们要我相信苏联今天存在这样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等于要我相信太阳会打西边出来”!


3.社会主义不会“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


     既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历史上的复辟都是在外国刺刀下送进来的”,或者是“通过国内叛乱来实现的”。
    在一次辩论会上宣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变成资本主义?要我相信这一点就是要我相信太阳会打西边出来”!
    “我到现在也不同意苏联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的说法,苏联现在剥削阶级是不存在了么,仅是个别残余分子了么。”
    “假如你们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的党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要我相信这一点也就是要我相信太阳会打西边出来。”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没有发生篡夺政权的政变”,“领导人都是按宪法、党章选举产生的,都是通过合法阶梯从低级到高级一步步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怎么会资本主义复辟?”


4.全民国家、全民党


    苏联“形式上是‘全民国家’,实际上是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
    “苏联实际实行的是全民民主”,“人人都有政治权利”,“所有人,所有阶级,没有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
    “在苏联社会中,既然消灭了阶级,苏联所有的人都是劳动者”,“与工人差不多”,“共同的要求都是共产主义”,“工人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5. “恐惧平衡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一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复[覆]巢之下无完卵,一旦发生核战争,就是全人类的毁灭”。


    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都掌握了核武器以后,由于核武器杀伤力很可怕,大家都怕死,所以谁也不敢发动战争了。这就是说,现代战争的根源没有了。


    “核武器的杀伤力很可怕,我同意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所说的有一种‘恐惧的平衡’,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对帝国主义斗争,要以争取和平的口号动员最广大的群众,要和平共处”。
    “要求全面彻底裁军,并不是在人民中间散布幻想,要裁减到侵略国家无法从事侵略,弱国又能保卫自己”。“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对人民革命有利,对民族解放运动有利,裁军下来的钱可以支援不发达地区”。
    关于古巴事件:“苏联也没有出卖古巴”,“古巴危机的解决,苏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是一件大好事,对世界和平有利,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利,对中国也有利。
    如果一国发生革命,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在道义上外交上支持外,不可能用武器支持”。武器支持就是“输出革命”,……“引起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
    “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和平竞赛已经变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战略。大约再过十年至二十年,社会主义阵营的生产总值就可以占世界正产总值的三分之二。那时,整个世界就变成社会主义世界了。”
    “我国在一九五八年以前,经济发展很快,国际威信也很高。一九五八年以后,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国际威信也下降了”。


6. 和平过渡
    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已是后期,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普遍规律已经过时。暴力革命“是不得人心的”。“现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大大增长了。”
    “通过群众性的游行示威,通过罢工,使全国经济陷于瘫痪,造成压力”,“迫使统治者放弃统治”,无产阶级“接管政权”。
    “现在假使要在西方国家中公开宣传暴力夺取政权,是会不得人心的。这往往是敌人镇压的借口。”
    议会道路:一、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比较发展的国家,“议会道路”走得通;二、在有议会的国家里通过“群众压力”,“议会道路”走得通;三、在没有军人干政传统的国家,议会道路走得通。
    “如工人阶级代表在议会中占了多数,政权就掌握到多数手中”。


7. 兄弟党关系、国际共运
    “苏联在处理兄弟党的关系方面是对的,而中国是站在错误的方面”。
    “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平等协商问题。赫鲁晓夫至少是承认兄弟党是要平等的,没有说过要由哪一个党来领导。我们过去提的以苏联为首,又不是说要它来领导。”
    “苏联是中央,其他各国是地方;苏联于中国的关系好像是上、下级的关系;中共是少数,大多数灾苏共方面,中共反对苏共,就是少数反对多数。”
    “以苏联为首是社会主义各国所公认的,(因此)苏共是上级,中共是下级,下级应当服从上级。”
    “在这运动(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中国是部分,是地方,应当服从多数”。
    “在中苏争论中,尽管苏共给中共戴了许多帽子,但始终没有越出一条界限,没有越出敌我界限。苏共说中国犯了托洛茨基主义……这也是无产阶级内部争论的用词……苏联无论如何指责,都没有说过中国是敌人、叛变革命,而中国对苏联的指责,却越过了敌我界限,说苏联是叛徒、敌人、修正主义。”“中国犯了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
    “认为苏联是利己主义,只讨便宜,是不恰当的。苏联今天也还是想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全面地协调发展。”“苏联在国外没有放弃国际主义的国际义务,实行民族利己主义。”
    “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壮大,帝国主义正在削弱,并且出现了核武器”,“采取新的战略,策略,不是不可理解的”。“策略上的分歧,”“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
    “在中苏分歧中,我认为苏联基本上是对的,中国是站在错误的方面。苏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是犯了教条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对苏共的攻击,是托洛茨基式的攻击”。“中国上了帝国主义挑拨的当”。“我们两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不能用我们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看待苏联,这样就产生了分歧。”
    “中国有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国特别强调自力更生,单干,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对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采取不合作态政策,这是狭隘民族主义。中苏分歧,是中国民族主义在作祟造成的。”
    “一至九评中许多措词,都是资产阶级报刊用过的。我们反对苏联用了资产阶级的论点和帝国主义的语言,这是中国上了帝国主义挑拨的当,中苏分歧的扩大,帝国主义在中间起了作用。”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279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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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7-27
顾准、张志新、遇罗克、王辛酉、李一哲等人,被人们尊为极端年代里的先知。如今,这个名单看来需要增补一人:原内蒙古大学教授、如今隐居杭州的思想先知周建奇。何以见得?容在下慢慢道来。

一本容颜已老的旧书,为我们掀开了这鲜为人知的一幕。1965年,内蒙古大学(以下非引用原文时简称“内大”)党委组织起一个庞大的“理论班子”,专门为批判本校历史系教师周建奇召开了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并出版了两本书,书名是《内蒙古大学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资料汇集》,分成第一集、第二集,注明“供内部参考”。寒斋所藏为第一集。该书并没有直接收录周建奇自己的文章,但从批判者“断章取义”引用、概括的周建奇言论来看,其思考的系统性、立场之鲜明是极为震撼的。

然而不得不承认,周建奇先生真的默默无闻。除了从事世界史、北方民族史、蒙元史、阿尔泰语言学研究的小圈子中人,社会上谁会知道周建奇?从网络上查找得知,周建奇精通俄文、北方少数民族语文,是世界史学名著《史集》的翻译者之一(另一位译者是余大钧)。能找到的简历极其简单:周建奇,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副教授,现已离休。来自内大网站的唯一一条直接涉及周建奇的资料是:2007年5月18日,内大纪委书记刘文英赴杭州看望、慰问异地安置的离休干部周建奇。幸运的是,该网站为我们留下了周建奇先生的5幅近照。照片上的周先生,精神矍铄,谦和可亲,纯然儒者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

http://book.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4/17/578999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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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7-27
内蒙古大学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资料汇集第一集
我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前一阶段,召开了全校性的批判大会,集中地批判了周建奇所散布的现代修正主义言论。这里汇集的是在这次大会上,针对周建奇言论的主要方面进行重点批判的十七篇文章。
  周建奇是我校历史系的教师。他出身于地主兼商人的家庭,自从解放以来,一贯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特别是自从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在国际上找到了现代修正主义这个靠山,因而他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起来。他不仅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宣扬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且还有他自己独特编造和发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我们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无一不加以恶毒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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