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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克龙:《红旗战报》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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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藏的《红旗战报》,总数约有近20份。其中大部分是“干代会天津文联红旗”编印的。另有一种同名的《红旗战报》,是由北京政法学院编印。这后一种《红旗战报》,我手头只搜存有一份。文革初期,全国各地,从北京到偏远小县,都编印出版有造反派小报,其总数到底有多少,虽然现在有不少人在进行估计、统计,也仍然是笔糊涂账。保守估算,应当不在万种以下。各地重名的小报,也所在多有。即如这《红旗战报》,我手头就有两种,因此很可能,还有重名的。
  
  手头这份“干代会天津文联红旗”编印的《红旗战报》,是1967年12月出版的第22号,8开4版。但有关其他信息诸如出版地、定价、发行方式等等,都付阙如。再过几十上百年,如果不对文革首先有个预备知识,不了解文革的混乱无序性,乍一见到这莫名其妙的“战报”,那是要很伤一番脑筋的。以后的人若想编写一本《文革小报史》,首先这考据工作,那也是相当之艰巨的。
  “红旗战报”这个报头,显然是从毛泽东的墨迹当中拣选出来的。实际上当时大部分小报的报头,如“卫东”、“新北大”等等,都是选用的毛泽东的墨迹。这当然也是表达赤胆忠心的一种方式。报头左边是一框“最高指示”,这也是当时小报常见的编排格式。有的这一部分不是“最高指示”,而是登载毛泽东的头像。其功能,当然是并无二致的。
  
  这一期的《红旗战报》,虽然有四个版面,但实际只刊登了两篇文章。两篇文章,一篇是刨祖坟型的批判文章,题目是《方纪罪行编年录(1949—1966)》,占了3个整版。另一篇是《周骥良的<我们在地下作战>是歌颂刘少奇投降主义地下工作路线的大毒草》,占了一个整版,也是火药味十足的大批判文章。两篇文章都没有作者署名,可见这是某种群体性写作的成果。文革时期,像这种不署作者姓名,或者署上一个战斗性很强的化名比如“齐卫东”、“全无敌”等的写作,是很正常的现象。《红旗战报》自也不例外。
  
  《方纪罪行编年录(1949—1966)》以年谱的方式,辑录了方纪从1949年到1966年的所谓“罪行”,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极尽罗织锻炼之能事。如1950年“上半年”:“方纪开始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讲课,连续几年。讲过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极力推崇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欧根•奥涅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在青年学生中流毒极深。”方纪肯定也有缺点,但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先入为主,上纲上线,一棍子打倒,实足显示了文革思维方式的恐怖。
  
  有关周骥良的批判文章,据文前的[按],是从中国青少年出版社革命造反兵团出版的《批毒草战报》上转载的。该文文风之恶劣,与方纪的那篇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两篇文章前面的按语中,我们都能见到诸如“忠实走狗”、“疯狗”、“赫秃子”、“刘贼”、“恶鬼”等具有强烈人身攻击意味、污辱人格的用词。在文革小报上,这样的用词是司空见惯的,并非《红旗战报》的独得之秘。它反映的是在一个人性之恶空前膨胀的、极端畸形的政治文化语境里,人的卑劣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人的尊严又可以降低到一个怎样的水准。而这一切,都是在“殊死捍卫”某个神秘的偶像和某种“伟大的”思想的名义下做出的。偶像和被推举到极端的“伟大”思想,成为了这一切卑劣言行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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