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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登山: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顾颉刚日记》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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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是最原生的史料,它的价值高过于回忆录,因为虽然同为出自当事人的手笔,但前者是当天纪录的文字;后者是经过多少年后的回忆记痕,经常会有种种的失误。除此之外,日记因为是记给自己看的,因此就更“真实”了。正如周作人所说的:“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的东西,因此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顾颉刚日记》起于一九一三年,终于一九八○年,其间经历六十余年。字数达六百万余言,可谓他一生的实录。他也写得很用心,他说:“我记日记之初,本没有很多话。不料一经下笔,论议就混混而来,不能自休。一天的日记,辄费半天的功夫,写去八、九页的格纸,把我做事光阴便消耗多了。”(1919.1.15日记)也就由于他认真的态度,他的整部日记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从最早的《檀痕日记》,它可说顾颉刚早期看旧戏的心得报告,从这些看戏的经验中,后来他悟出一个道理;“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例如诸葛亮不斩马谡,而小说中有挥泪斩谡的事;杨继业绝食而死,而小说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甲种戏与乙种戏,同样写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点的不同。”(《古史辨自序》)他这些观点后来成为他“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一说的诱因。

        一九一八年八月,顾颉刚丧妻,后经好友王伯祥、叶圣陶之介,认识殷履安。后来他向祖母说起殷氏,得到祖母应允,于是便派人去求亲。为了这门亲事,顾颉刚煞费苦心,因为长辈笃信算命,除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外,又费尽唇舌,终才底定。在日记上留有非常详尽的批命格、合婚、送礼等细节,这些都是研究民俗极宝贵的一手资料。另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月、三月的最后一天的日记里,顾颉刚详细地纪录了当月生活的账目,因此我们得知当时他的月薪才只有百元,他一月份收到《小说月报》的稿费三十元,二月份收到《诗经》论文稿费五十一元,《后期小学国语教科》特酬六十元。这些稿费对他来说无疑地是很重要的收入,我们同时也知道当时的物价指数,例如热水瓶三元、皮鞋五元二角六分、《东方杂志》全年三元六角、明本《左传》一元等等。而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他更增列一年来所作文章,约九万字。次年年底的日记,更增列一年来所编的书、所办的事,除此而外还附有一长串的友人通讯簿,因此我们得知徐志摩曾住在“兵部洼中街三十九号”,陈衡哲是住在“都城隍庙街八号”等等,都是极富史料价值的。

        一九二四年四月间顾颉刚认识北大学生谭慕愚,开启一段“师生”的婚外恋情,长达半个世纪,其间曲折起伏,波澜壮观。但在这之前因日记尚未发表,因此知道内情的人并不多。笔者在《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一文(台湾《传记文学》2007年7月号)已详述,其中相当多的资料来自其日记及书信。

        顾颉刚长久有失眠之苦,但大家想都想不到的是音乐家江文也曾为他作过按摩之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云:“按摩之术,予所未经。此次因文怀沙之介,邀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江文也来施手术,自首至踵,捏得甚痛,欲使神经恢复正常也。别人经此手术即便睡去,而予不然,知此病之深矣。”江文也因留日,所习得的应该是日本的“马杀鸡”(massage)之类的按摩。

        《顾颉刚日记》有别于其他的日记,在于顾氏在晚年重看日记后,常常在该天的空白处,再补记对某事的看法或感想。如此一来,前后数十年的不同观点并存于该日记中。而这后来的观点有的是补充说明当时的看法的;而有的却是经政治的扭曲,而作的违心之言。这是读该日记所不能不辨者,仅就其中几件较为重大的事件,举例说明之。

        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的日记上他说:“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1)揭出《小说史略》之抄袭盐谷氏书。(2)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3)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4)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但到了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日,他又在日记上补上了洋洋洒洒的三千余言来解说,他说:“倘我不在此册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强于垂尽之年略作系统之叙述,知我罪我,听之于人,予惟自誓不说亦谎话而已。”可惜的是他当年诬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始终没有认错,甚至提都不提。我们从日记得知当年是他把这错误的消息告诉陈西滢,陈西滢也不察就把它公布报上,造成鲁迅的痛骂陈西滢。据推论鲁迅当时可能不知谣言的制造者是顾颉刚,否则以鲁迅的脾气绝对不会放过顾颉刚的。后来顾颉刚的女儿顾潮教授仍认为“为了这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恐是不确的。因为他们两人刚到厦门大学时,还“同室办公,同桌进餐”。而鲁迅还“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热心地为顾颉刚找资料,假使在这之前鲁迅就得知陈西滢之说是顾颉刚造的谣,则断无此举。因此结怨是在这以后的事,而另有原因的。

        顾颉刚与胡适的“始善终隙”,有其原因。他们的分合,虽说最后有政治观点的分歧,但主要还在于两人思想观点的转变,有以致之。胡适已从疑古而到重建,而顾颉刚仍旧在疑古,最终两人的思想可说是已“迥然有别”了。而两人的关系也从“风义师友”,到“由亲转疏”了。其间的各自转变,是有脉络可寻的。因此“由合终分”,这已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了!。但最终闹到不念师生之情,大肆批判,则是政治的扭曲,而做了许多违心之论。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顾颉刚以上海学院教授的身份,至上海《大公报》馆,参加王芸生主持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与会的有沈尹默、周谷城、蔡尚思、吴泽、张孟闻、刘咸。顾颉刚在当天日记里写道:“今日会上,和胡适有直接关系者只我一人。此会当是北京方面命开者,而我则为其提名,不容不到,故连日有电话来催迫。”六日,顾颉刚将当天发言记录稿改写,题为《从我自已看胡适》,刊登于十二月十六日上海《大公报》。在该文,顾颉刚先谈到他和胡适的学问关系,在“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一节,顾颉刚提到他的《周易卦爻中的故事》和《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被胡适反驳,他引用钱玄同的话,认为胡适的思想倒退。在“为批判胡适而联系自已”一节,顾颉刚说:“……这二十年来,我陆续发现了胡适的种种毛病,交谊也由枯萎而死亡,但为了小资产阶段的温情主义所限,不肯对人说。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惟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这是顾颉刚正式与胡适划清界线的宣言。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顾颉刚被选为全国政协二届委员,在二十四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深刻地检查了他在解放前与胡适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从十八日起就开始写发言稿,并征求辛树帜、李平心、吴晗、侯外庐、尹达等十人之意见,历经七天而后定稿。在这篇长达三千字的发言稿中,他说:“我在故纸堆里摸索多年,知道宋代学者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清代学者有精密的考据功夫,心想如果能把这两种好处合而为一,整理工作必可做好,就用全力去追求之。以后又接受了胡适的治学方法,‘第一个起来拥护他’。自一九二一年讨论《红楼梦》,至一九二六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册止,这期间‘我的研究工作大体上是跟着他走的’。”“解放以前的三十年中,胡适所以能在反动政权的范围内,以文化界领袖自居,……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人。这就是我对学术界和全国人民,最抱疚的事情!”。这话虽有责备求全、过甚其辞之嫌,但也能反应出顾颉刚与胡适,有一段颇长的亲密关系。接着他说:“至于我的学问的实质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给我的,……到底是在祖国的长期文化里的自生自长的,……至于我想把经学变化为古史学,给我最有力的启发的是钱玄同先生,同胡适绝不相干,胡适还常常用了封建思想给我们反驳呢?”又指斥胡适“贩卖空疏的、反动的实用主义”,“大吹大擂”,“卖空买空”,“拿章炳麟、王国维的著作来比较,他实在差得很远”。这话不仅刻意地再度与胡适划清界线,还拉高了批判的嗓门。因此据他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记载,二十四日他发言完毕,周恩来即告诉他“发言甚好,很清楚”。二十六日当天,顾颉刚见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彭真市长,“亦均谓予发言好,与周炳琳(枚孙)二人为最佳。这是我想不到的成功。”言下之意,颇有点沾沾自喜的况味。

        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中科院召开“胡适历史观点批判第一次讨论会”。由尹达主持,顾颉刚发言了一个小时。他在当天日日记中说:“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为此,他在几天前就准备了题为《考据学的反封建性》(但未写完)的发言稿,在稿中他说:“考据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以求真为目的,以古代文献(可能时也加上实物)为资料,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逻辑为方法。严格说来,它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九百年的历史。从它的萌芽期说来,则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在科学知识未传入中国以前,考据学比较中国原有的理学、文学、政治学等,是最实事求是的学问。它提出了许多问题,也解决了许多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科学。”顾颉刚本意是要为考据学说句公道话,他认为考据学是反封建的。奈何与会者闻之大哗,他们群起而攻之,认为考据学惟为封建统治者服务。顾颉刚反驳道,那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私图,或改古文、或易本义,而考据学之目的正在求真。但顾颉刚终究无法折服众人,因为这已不是学术上的讨论了,而是政治上的洗脑。因此他不得不在会后作出检讨书,自认错误有二:“其一,评胡适的演变方法无毒素;其二,谓予与胡适分路后即不受其影响。”(见1955.3.15日记)但事情仍没那么容易善了,到了三月二十六日,在统战部的批判会上,顾颉刚接受尖锐激烈的批判。

        学者王汎森在谈到在批判胡适集团的风潮时,顾颉刚曾经是那样避忌谈到自已曾受胡适的影响,他举例说:“根据梁从诫的《胡适不是研究历史而是在歪曲历史》一文(《历史研究》一九五五年三期,页五十)的说法,顾颉刚在一次开会谈到自已和古史辨派的时候,只谈到某些个人如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他的影响,并竭力否认胡适对他的影响。此事在李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中山大学学报》,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页七十六)中亦被提出强调。”直到一九七○年代,我们看到顾颉刚在日记上补写了一段话:“看此段文字,知我那时引为学术上之导师的,是王国维,不是胡适,而数十年来,人多诋我为‘胡适门徒’,则以《胡适文存》销行之广,绝非《观堂集林》可比也。胡适利用我能为彼搜集资料,以此捧我,又给我以生活费,使我甘心为他使用,与朱家骅之百般接近我,以金钱为饵,同为政治手段。此种手段,只能买我一时,绝不能买我永久。至于我之心仪王国维,则是我一生的不变看法。我之成绩不及彼,则是时代动荡所构成,非……”。这些完全是违心之论,读者不可不辨。

        可见在当时的政治风潮不划清与胡适的关系,或不对胡适思想批判的话,只有让别人来批判你了。我们对此情况,必须有“同情的了解”。顾潮后来指出,“尽管这场‘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对学术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也即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作了摧毁性的批判’但其‘旨在改变时代的风气’(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夹起尾巴改造自已而已,故父亲也就得以过关。”

        顾颉刚在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重看他五十年前的日记,写下了这段话:“此册为我三十岁日记,在我夫妇的多病的身体条件下,在我家庭矛盾的高度发展下,在社会各界的多方拉拢下,在迁家运书的不安定生活下,我的考辨古史的体系竟得在这时建立起来,为我一生学术工作打好基础,真是千难万难的事,览此骇痛。此值得保存的一册,后人幸勿轻弃,是所望也。”顾颉刚对他的日记是十分看重的,确实从这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实录,我们除了看到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学者,为了学术奋斗不息的身影;也看到了时代风云诡谲、翻天地覆的面影。《顾颉刚日记》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宝贵的资料,最后用他的话说:“后人幸勿轻弃,是所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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