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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后河南许昌地方党史文字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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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从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传达毛泽东对刘冰来信的批示开始的,是在“四人帮”鼓动下由毛主席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邓小平主持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不仅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毛泽东后来也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5年9月底——11月初,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歪曲反映情况,攻击邓小平。11月初,毛泽东把刘冰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来信,看作一股翻案风,并对此信作了批示。11月3日,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此开始。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大军区党委的负责人通报了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并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不久,运动扩展到全国。76年2月25日,华国峰代表党中央讲话:“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3日,党中央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批邓”公开化。这个运动违背了全党和全国大多数人的愿望,严重破坏了各条战线经过整顿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运动直到1977年3月底,邓小平复出前才终结。

1976年4月14日,许昌地委召开了地、县(市)、社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河南当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指示,以及刘建勋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地委第一书记王延太在讲话中说:“各级党委、各行各业,都要召开大、中小型的声讨、控诉、批判邓小平罪行的会议,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掀起批邓的高潮”。王延太还宣布了地委常委会讨论的三点意见:一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峰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坚决拥护党中央撤销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二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三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用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此后,全区各行各业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我区已趋稳定的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又一次受到重撞。

1976年5月3日,中共许昌地委和区委联合召开了全体党员“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大会。地委第一书记王延太作了重要讲话。王延太在总结了我区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形势同全国、全省一样发展很快、很好的同时,对今后全区的运动又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要继续把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放在首位,各级党委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要把学习与批判结合起来,各级领导和骨干要带动和组织好群众学习。学习的文章是:《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伟大的胜利》、《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红旗》杂志重要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等,从理论上搞清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性质和重大意义。

二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深入批邓。批判中,要紧紧抓住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判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和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批判他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条条专政、贪大求洋和鼓吹“马钢宪法”等修正主义黑货。三是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揭发检举,批判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对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分裂党中央和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打砸抢者,必须坚决实行镇压,对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对那些证据确凿的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各级党委、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门,都要在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力量,集中时间,“宜将剩勇追穷寇”,把上述那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一揪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根据这两次地委会议精神,许昌地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体上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和地委会议部署的文章,全面领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大意义。结合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全区广大军民更看清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看清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大搏斗,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严重斗争。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以多种形式积极投入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第二阶段,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批判中,牢牢掌握批邓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锋芒对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各级党委、各行各业都举办了学习班、培训了骨干。各县市都先后举办了有公社党委委员、大队党支部书记、县直科、局长、教育、科技等战线领导干部参加的学习班,县直各单位和公社大队也都举办了党团员、干部、民兵、理论辅导员参加 的 骨干学习班,把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列出专题,专题学习,专题辅导,专题批判,有浅入深,层层剖析,目标集中,揭的透,批的深,人人都开口、路线是非明。各地还召开了大、中、小型的声讨控诉,批判邓小平罪行的会议。各级领导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各单位还开辟了大字报区,设立了大字报专栏。批判的内容主要是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初稿)、胡跃邦、胡桥木主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12个问题》(讨论稿)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这三个文件,即当时被江青称为“三株毒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邓小平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是邓小平“在科技战线推行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中称上述三个文件是邓小平炮制的“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号召全国对此展开群众性的批判”。“三株毒草”系统地表达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观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篡改和阉割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典型,是“走资派还在走”的铁证。第三阶段以批邓为动力,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抓革命促生产,努力完成全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战线彻底批判了邓小平歪曲大寨的根本经验,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反动罪行。工业战线批判了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条条专政”和“马钢宪法”。全区有一万多名干部深入基层和广大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密切了干群关系,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推动了“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的蓬勃发展。长葛县孟排大队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修正主义黑货的影响,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四、五百斤上下,文化大革命以后,广大干部、社员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齐心大干社会主义,粮食产量跨过了长江,自1970年以来,连续6年粮食产量超过了千斤。工业生产上,截止8月份,已完成全年总产值的43.4%,比75年同期提高2.6%。在支援唐山地震灾区的事情上,我区广大人民群众发扬了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按期治疗了400多名灾区伤员,支援灾区面粉403万斤,饼干3万多斤,饭碗180万个,杂木杆30万根,苇席25000条,菜刀铁勺10万把。第四阶段,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社教问题的重要指示,各级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群众搞好“三同”,在向工人、贫下中农学习的同时,认真总结基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好经验、好典型,在全区推广。教育群众,加强革命团结。干部群众不准串连,不准拉山头,不准成立任何形势的战斗队,不准冲击铁路,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非法抓人,不准冲击、占据党政领导机关。干部群众一个目标,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引导群众,发动群众,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反革命,对于打砸抢者,实行镇压。对于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坚决追查。对于阶级敌人造谣惑众、扰乱社会主义治安、煽动哄抢物资、破坏交通运输的制造者,严厉打击,情节严重的依法惩办。76年以来,我市先后破获了鲁山县以张福山为首的反动“安阳宫”道复辟案件,叶县以张正为首的“反动天堂道”复辟案件,鲁山、宝丰以赵青山为首的“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反革命集团案件,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保证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胜利进行。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主要收获有五点:

1、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学会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牢固地树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

2、弄清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弄清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大是大非问题。

3、充分发动了群众,锻炼了群众,培养了大批新干部,涌现出了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4、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5、严厉打击 了 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破获了一批反革命组织,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维护了社会主义的安定团结。


转自 许昌市档案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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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2019-04-23

大案要案”的清查


1977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全国普遍开展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纂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清查与林彪、“四人帮”纂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大案要案的揭批查运动。党的十一中全会后,在中央的领导下,“两案”审理小组先后五次召开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讨论分析 了全国“两案”定性处理和“两案”中受审查属于中央管理、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人员的处理情况,研究了“两案”,定性处理了有关具体政策。1982年1月中央在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直接、间接牵连的人很多,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要按照中央对“两案”处理的方针和《纪要》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审慎地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两案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79年——1983年,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对文化大革命中案件的定性处理工作。当时,定案处理与揭批查运动合称为揭批查定案处理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干扰破坏下,许昌地区相继发生了叶县“4·24”大冤案、禹县樊斌“反革命集团案”等大量冤假错案及许昌市“10·13”、“5·13”武斗大案,株连迫害了广大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后,全区普遍开展了揭批查斗争,经过三大讲、说清楚、清查与“四人帮”纂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批双打”等,对民愤极大的打砸抢分子、突进各级领导班子中的角刺人物和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的大案要案进行了清查。1979年9月以后,各级党委坚决贯彻中央第三次全国“两案”座谈会议精神,加强了对揭批查工作的领导,地、县两级建立了定案处理领导小组,成立了专门办事机构、抽调了专案力量,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领导亲自抓大案要案,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办案等方法,先后查清、平反叶县“4·24”等一大批冤假错案,严肃惩罚了一批罪恶昭彰民愤极大的打砸抢分子,处理了一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结合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区共清理查处集团性案件42起。在揭批查中,全区采取组织措施871人,其中逮捕法办69人,隔离审查25人,撤职审查19人,停职检查35人,免职513人,说清问题的205人。在省委的领导下,省、地、县委联合组成调查组联合办案,先后调查处理了叶县“四二四”大血案,禹县樊、杨“反革命集团案”等大案、要案。



叶县“4·24”大冤案

文化大革命初期,原许昌地委副书记,地监委书记段永健被打成“叛徒”、“走资派”,1968年4月9日,段永健同志被抓进叶县监狱。4月20日,原许昌地革委主任王延太在省革委二次扩大会议上作书面发言时,诬陷段永健同志在叶县招降纳叛,纠集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54人结成死党,蒙蔽群众400余人,准备上山搞武装叛乱,并把保段永健同志的群众诬陷为“段匪”、“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4月23日,《河南日报》以正版篇幅,报道叶县挖出一个以段永健、段发展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并发表了题为《彻底歼灭国民党反动派余孽》的社论。4月24日,许昌动员由各县组织的武装治安人员三、四千人,分乘150多辆汽车,开进叶县,围剿保段永健的群众,造成了震惊全省的大血案。1978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许昌地委、叶县县委联合组成调查组,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查清叶县“4·24”案件是一起血腥镇压群众的大冤案、大假案、大血案,在这次大案中,有54人被诬陷“段匪”集团骨干,打成反革命;有179人被定为专政对象,受株连的群众20万人左右;被打死及迫害致死的203人,被打残的约3000人,被打伤的约万人,这一血案发生后,又借“清队”、“一打三反”,继续镇压所谓“段匪”,致使其恶果延续达三年之久,“清队”中致死65人,“一打三反”中致死51人,给叶县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1978年12月26日,中共河南省委、许昌地委为叶县“4·24”大案平反。并对制造叶县“四·二四”大案的安阳地委书记纪忠良(1968年任叶县县革委主任)等七人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禹县樊斌、杨南方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案”

樊斌、杨南方、二人是禹县日杂公司的管理员,1966年7月因写文章批“左”倾错误被定为反革命,判刑两年。1969年12月,许昌地区军管组改判樊、杨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5年。1970年2月,为适应“一打三反”的新形势,省公安机关军管会派人到许昌抉择死刑案件,认为樊、杨是反革命分子,许昌地委再次研究复审,改判樊、杨两人死刑,3月6日在禹县执行了枪决。这是全区“一打三反”运动中搞逼供信,造成扩大化的一个典型例证。1979年,中共河南省委、许昌地委、许昌县委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此案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取证,确认此案纯属冤假错案,1981年1月给予彻底平反。



1980年5月,省委定案处理会议提出,加快步伐,做好揭批查受审人员的定案处理工作,贯彻中央(1980)66号文件,清查解决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问题,根据这一部署,地委和各县市都采取了相应措施,全区十四个县市、除长葛、鄢陵、鲁山因定案处理任务不大外,地委和其他十一个县都新建立了定案处理小组,确定一位副书记任组长,地、县两级共有领导组成员102人,下设专门办事机构,抽调专案干部186人,经过训练,学习政策,统一思想后,采取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办案,专案干部分包案件的办法,建立责任制,集中力量查证材料,明确把决定性质的关键问题查清,1980年6至8月,地委分别召集叶县、襄县、禹县、许昌市等县、市委书记、常委到地委汇报揭批查工作。叶县清查定案处理任务大,在地委的帮助下,增加了专案力量,禹县在粉碎“四人帮”后,揭批查搞的不好,省、地委调整了禹县的领导班子,派出调查组,召开县委扩大会,传达贯彻省、地委对禹县工作的指示,在地委的帮助下,抽调50骨干充实揭批查办公室,对禹县发生的十件大事,逐案进行调查,分清原则是非,对帮派头子、打砸抢分子有问题的人,分别进行了处理。

1981年,根据省委定案处理会议精神,对不予处分和免于处分以及给予严重警告以下轻处分的,经审查清楚,手续完备,条件成熟的,批复处理了一批。

全区揭批查中清查了大批“文革”中的案件,其中查处集团性案件42起,采取措施立案审查人员1099人,其中国家干部707人,内有省管干部16人,地管干部152人,县管干部39人。受审查的工人、农民、学生392人。国家干部多因支持造反、参加帮派活动,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等,工人、农民、学生多是犯有打砸抢罪行,或因造成突上领导岗位。对这些人的处理,采取了不同方式,并大体分以下几个时期:粉碎“四人帮”后至1979年,在“一批双打”中,依法对罪恶昭彰的打砸抢分子进行了惩处,在评论党员中,对因造反突上了领导岗位的按双突作了处理。1982年,贯彻中央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会议和省委定案处理会议精神,根据中央对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干部“从宽、从缓”的指导方针和“给出路”的政策,对尚未处理的案件,逐件进行了处理。至1982年底,全区揭批查案件处理基本结束。

主要收获

1、通过揭批查及大案、要案的清查,分清了是非,惩处了一批打砸抢首恶分子和角刺人物,使一大批蒙冤的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

2、经过定案处理,较妥善地解决了受审人员的问题,严肃了党纪、政纪、法纪,教育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巩固了全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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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关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1978年在邓小平等党中央负责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清查和摧毁“四人帮”的反革命帮派体系,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热切期望邓小平、陈云尽快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峰用“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借口,加以抵制和阻挠。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又针对这个原则作了进一步的阐明。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作了根本否定,但是一些人都对此加以指责,从而引起了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争论。加之原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是十分必要的。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指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1979年9月1日,中共河南省委发出了豫发[1979]154号《关于广泛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通知》。《通知》总结了一年多来,随着全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于促进我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打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精神枷锁,端正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贯彻落实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调动各方面大干四化的积极性,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这一讨论在全省发展还很不平衡,很不广泛,很不深入。不少地区和单位,包括一些领导机关,对这一讨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够,怕这怕那,顾虑重重,没有认真的讨论,甚至根本没有讨论。为了尽快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来,必须在全省范围内继续深入开展这一大讨论。《通知》要求:一、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高到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应首先在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开展起来。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密切联系工作实际,联系干部思想。四、在大讨论中,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下决心读一点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五、开展大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是全党的重要任务,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一讨论列入议程,进行部署,加强领导。

1979年9月5日,中共许昌地委下发了许发[1979]62号《关于贯彻省委<关于广泛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通知>的通知》,《通知》指出,自去年以来,我区各级党委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砸碎精神枷锁,端正思想路线,推动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起了重大作用。《通知》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也提出了五点要求:

一、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领导,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这一讨论,通过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弄清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上来,团结一致搞四化。

二、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学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紧密地结合起来。各级党委要积极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重新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这方面的文章。

三、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各级党组织要从本地区、本战线、本部门的实际出发,抓住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讨论。通过讨论,进一步认识到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是造成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处于崩溃边沿的主要原因,分清是非,肃清流毒。

四、在学习讨论中,坚持“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号召大家敢于冲破禁区,解放思想,畅所欲言。

五、充分运用一切学习、宣传阵地,开展学习讨论。各县市和各单位要根据不同情况,召开各种类型的学习讨论会、报告会,举办短期学习班,培训骨干。各级党校要把真理标准问题列为学习课程,恢复和健全报告员、辅导员、宣传员制度,组织他们向广大群众宣讲。

1979年9月9日,中共许昌地委宣传部又下发了许宣[1979]10号《关于召开研究和交流我区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会议的通知》。

1979年9月20日——25日,我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召开。各县市委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地直各局、委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和重点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到会91人,地直各单位党组以上干部听了会议传达报告和总结。

会议大体分三段进行:第一阶段,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最近的重要讲话,重温三中全会公报、传达学习了省委段君毅、张树德、宋玉玺同志的讲话,联系实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点解决思想认识;第二阶段,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举行大会发言,交流情况和经验;第三阶段,研究全区进一步开展讨论的措施和意见。

这次会议,地委非常重视。会前对开好会议作了专门研究和部署。会议上,地委第一书记王清海,副书记张扑,地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皓,地委常委、工交组长赵洪亮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提高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的认识,破除了思想上的一些障碍,解放了思想,加深了这一讨论与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的理解,从而为进一步开展这一讨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这次会议比较集中的解决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思想认识,到会同志回顾了一年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出现“两高一低”的发展过程。直到今年学习贯彻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特别是传达贯彻邓小平同志最近的重要讲话,情况才发生很大变化。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开展大讨论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缺乏认识,不少同志对这一讨论存在着模糊认识:一是怕否定毛主席犯政治错误。认为讨论是给毛主席“脸上摸黑”,是对毛主席功绩的“原则肯定,具体否定”,讨论的越多,对毛主席思想否定的越多,毛主席的威信降的越低。甚至还有的人说,毛主席在世时为什么不讨论,现在毛主席去世了,讨论这是什么意思?二是怕“乱”,认为前段把群众思想讨论“乱”了,再讨论会不会影响安定团结;三是认为这一讨论是上边的事,是宣传部门的事,说什么“上边咋说,下边咋干”,“有权就有理,官大真理多”等等。到会同志围绕上述思想,反复学习文件,开展讨论,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坚持实践标准的讨论,正是举旗,而不是砍旗,是治乱之本,而不是致乱之源,是与四化有关系而不是没关系,是与人人有关的大事。大家在讨论中,正确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个别结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政的极右谬论;革命领袖的伟大功绩与个别缺点错误;对革命领袖的爱戴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等界限区别开来,从而在思想上分清了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不讨论就不能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不讨论就不能端正思想路线,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讨论就不能贯彻和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和方针政策,许多问题就不好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进一步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把思想统一到了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上来。这次大讨论,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始终贯彻“三不主义”,密切联系了实际;与会同志指出,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打着“高举”的旗号,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维护”为名,行破坏之实,把人们思想搞得极其混乱。具体表现在:一是把革命领袖偶像化,搞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一日三请罪,遇事都祝愿,建立“毛爷庙”,大修主席台,甚至为此扣工分,被打成反革命,极大的损害了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二是把革命理论教义化,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抓住片言只语,肢解了毛泽东思想。利用“一分为二”,把党分成资、无两个司令部,利用“造反有理”、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抢班夺权;三是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遭到了破坏。许多干部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终天谨小慎微,形成按“林”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假话、空话、鬼话之风泛起,实话、真话、心里话受到打击;四是造成国无宁日,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在讨论中有的说资产阶级斗争扩大化始于五七年平反右派,接着就是五九年反右,以后是小四清、大四清,最后来个文化大革命,就象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到文化大革命算是拧到顶点了。有的说,政治运动重点是演三出戏,开始是“三岔口”,中间是“三哭殿”,最后是“三顾茅庐”请军师。有的说,文化大革命过去说三七开,现在成绩找不来,问题一大堆。林彪说成绩最大最大最大,问题最小最小最小,实践检验,这话应翻过来。五七年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是一个缺点错误问题,而是一个路线问题,影响到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象这样的政治运动应该结束,应以生产为中心,搞四化建设,从而对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必然性,加深了认识,决心为四化作出新贡献。

第三,相互介绍了情况,交流了经验。如禹县县委班子带头补课,以实践为标准,划清真假高举,联系实际,解决了该县多次未解决的樊斌(已被杀)等21人的反革命集团重大事件的平反问题,推动了全县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又如长葛县委先后召开5次讨论会,以实践为标准,联系落实了农村经济政策,解决了怕走“回头路”的疑虑,使全县推行“五定一奖”责任制,由今春因实行责任制而增产的178个生产队,上升到1560个生产队,促进了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还有许昌县、公社,以实践为标准,解决什么是真主义,什么是假主义,因地制宜,采取措施,鼓励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不是搞什么政治运动,而是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心进行的。这是一次思想路线教育,也是一次辨证唯物主义的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是一次会议能解决的。因此,地委对全区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领导干部带头补好课,特别是地、县两级尤其是来参加这次大讨论的一些局委领导,要认真搞好补课。要求领导同志在讨论中带头学习,带头解放思想,带头联系实际,带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党委把大讨论列入议事日程,要有一位负责同志专抓,定期检查和研究。二是在大讨论中要认真读书,学一点辨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学习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掌握武器,弄清基本观点,以更好地深入讨论。三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补课要补到实处。地委强调讨论落实到实处必须做到四点:①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端正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实行三不主义。②正确认识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③立足改革,落实党的各项政策;④使党风有一个较大的转变;⑤为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要运用一切宣传阵地,开展讨论,各级党校要培训骨干,宣传部门要抓好典型,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

总之,这场讨论深入人心地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揭穿了林彪、“四人帮”搞的假马克思的思想路线,打破了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新蒙昧主义和新奴隶主义这些精神桎梏,澄清了他们在思想上制造的混乱,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本来面目。这场讨论,恢复和发扬了毛泽东同志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这场讨论,对于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各项方针政策,对于发扬民主、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等等,都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正如群众所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好象一把钥匙,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提高了我们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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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干部政策


1977年,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大地,百乱待治,百废待兴,在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冤假错案,使千百万蒙冤受屈的干部不能重新工作,这些历史问题不解决,文化大革命的流毒不清除,党的干部政策不落实,就不可能团结全党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1977年10月至1978年1月,《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干部政策》、《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干部政策》等文章,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奠定了理论和舆论的基础。根据党中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自1978年4月起,全国逐步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完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成为当时组织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1978年12月26日,中共河南省委、许昌地委为许昌“四二四”冤案和原许昌地监委书记段永建同志平反,拉开了许昌地区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全区各级党委认真贯彻党中央落实干部政策的有关规定和中共河南省委[1978]128号文件《关于抓紧做好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工作的意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全区历次运动中的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凡属全部搞错的案件,彻底平反,不留尾巴,部分错了的,错多少纠正多少,不错不平,过去在什么范围搞错的,还在什么范围内平反,事实求是地解决问题,1981年,许昌地委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历史老案归口办理的意见》和《抓紧处理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遗留问题的通知》,根据业务分工,全区案件复查工作实行归口办案:属于干部历史审查方面的问题,由组织部审干办公室按照省委组织部有关规定处理;属党纪方面的问题,由地区纪检委负责;属拘留、劳教、逮捕、判刑方面的问题,由政法部门负责处理;属干部行政处分方面的问题,由人事部门负责处理;错被开除公职的,经复查需收回安排工作或办理退职退休者,由县、市人事局(地直局、委)报地区人事局审查后,提交地委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审批;属工人中的问题,由劳动部门负责处理。各级落实政策办公室集中力量抓好“文化大革命”、“反右倾”和四清运动三个时期冤假错案的平反纠正工作,对尚未平反和平反不彻底的案件逐件研究,限期解决。各级党委把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列入了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地、市、县委建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一名副书记或常委具体负责,全区抽调了1930名有一定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干部组成专案队伍,认真宣传贯彻中央和省委落实干部政策的有关规定,坚持事实求是的原则,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复查和纠正了“反右倾”和“社教”运动中错划的“右倾分子”、“四清四不清分子”的问题,平反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这项工作自1978年开始,自1983年结束,历时6年,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

一、“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案件,地市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本人申诉受理3182起,复议1628起,平反重新安排工作439人,作退休离休安置116人,恢复党籍26人。纪委系统受理975人,复查结案933起,其中全错全纠681起,部分错部分纠的109起,维持原判143起。历史老案由于情况复杂,时间交久,人员变化大,原始材料不全,复查难度大,特别是一些影响大、涉及人员多的重大历史冤案,如50年代初期许昌市的“大众午台案件”、禹县的“宋北方事件”、郾城县的“王兆君”事件等,都集中力量,认真进行调查复议,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原则,使受害者得到平反昭雪。

二、处理“反右倾”斗争的遗留问题。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全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错误的1089人(其中开除党籍182人,开除公职359人,受其它纪律处分681人),受批判而未作结论的854人。1962年,甄别复议时恢复党籍60人,恢复公职61人,纠正纪律处分的414人,恢复政治名誉的552人。在这次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按照中央(1979)49号文件精神,经过复查,恢复党籍94人,恢复公职241人,纠正其它纪律处分258人,恢复政治名誉的302人。

三、摘掉右派分子的工作于1980年10月结束,对错划右派和“因右”处理人员的复查后,改正6892人,不予改正的9人,复查改正后,安置4519人。改正因所谓“右派言行”被定为“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的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等被错误处理的2998人。

四、对“四请”政治处理的复查,至1981年6月全区已复查362人,恢复公职77人,作退职退休安置的12人,恢复党籍的45人,维持原判的228人。

五、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全区起义投诚人员2312人。其中排以上军官919人,按照政策对部分因追究历史问题受到错误处理的进行复查纠正,戴各种帽子的219人,已全部纠正,判刑39人,已撤判31人。

六、复查和平反了知识分子中的冤家错案,对科学技术人员的安排使用情况进行了普查,抓了调整归队工作,基本上解决了用非所学的问题。选拔了一批有真才实学而又有领导能力的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进县级领导班子的25人)。促进了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同时,初步改善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开展科研和技术工作。

七、平反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工作,自1978年开始,到1981年7月基本结束。全区“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上(包括刑事、党纪、政纪、戴政治帽子、迫害致死、致残等)的冤家错案受迫害的人员共34203人、已平反33814人。其中国家干部9740人,已平反9474人;农村基层干部9160人,已平反9091人;被开除公职的干部职工732人,经复查已纠正612人(其中收回安排工作569人,退职退休的43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1224人,属干部职工的,除在政治上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外,还按照有关政策妥善处理了善后问题,安排了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当工人,分别情况给予了适当的救济和照顾。干部职工”文革“中错扣发工资的,补发了工资。对”文革“初期被抄家的财物,进行清理退还。审干复查工作,原立案、审查的干部共3825人,占“文革”初期干部总数的7.9%,经复查结案3823人。对“文革”中冤假错案形成的所有诬蔑不实的材料,各级党委都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清理和销毁。1982年8月,全区认真贯彻中组部、省委有关落实干部政策善始善终的文件精神和“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把冤假错案解决完的要求,全面开展了复查工作,全区各县市组织189个检查小组1177人,按照省委规定的七条标准,对“文革”和“反右倾”两个时期的案件,逐级进行了检查验收,在检查验收中被平反人员逐人填写“平反人员登记表”作为结案依据,通过填写卡片,合理的意见及时解决。在各县、市委检查验收的基础上,地委组织8个检查验收小组,由地直局委级干部带队进行了全面检查验收,抽查了51个县直单位、36个公社、17个大队,7个工厂,展开有受迫害人或家属、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43次,审阅案件510个。对遗漏未平反和平反不彻底的遗留问题进行了解决。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善始善终。至1983年3月,在落实干部政策善始善终工作中复查出应平反而没有平反的2220人,及时进行了平反。

主要收获:

平反冤假错案,是我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方针,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使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解放了“文革”中及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一大批干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对于进一步增强全党、全体干部的团结,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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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后的干部甄别和右派摘帽工作


    1961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国各地开始对1958年以来,在历次运动中,主要是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因此又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八大以后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发扬党内民主、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评,为“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党全国人员贯彻八字方针,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七千人大会后,党在进行经济调整的同时,还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调整各方面的关系:㈠加快了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1962年4月27日,党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平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民主整社、民主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㈡贯彻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㈢为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又就干部甄别平反问题发表了讲话,提出了“一揽子解决”的办法,凡是摘错了或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要留尾巴,要一次解决、此后,这项工作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在全国顺利开展。截止到当年8月不完全统计,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对365万党员和干部、370万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后来受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影响,这项工作未能进行彻底。

    1961年,全区开展对1958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改正平反工作。至1961年底第一批干部甄别工作基本结束。

    1962年1月,根据省委的指示,着手进行第二批甄别的任务的摸底调查工作、地委甄别处理办公室分别在扶沟县和郾城县机关和文教系统进行了重点试验,大部分县、市也都选择了一些单位搞了试点。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许昌地委于1962年1月20日印发了《关于第二批甄别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我区自1957年反右斗争结束后,到1959年反右倾整风以前的时间中,在机关曾进行了双反对比,反三风五气,1958年下半年,在揭发批判潘复生同志的同时,又深挖了右派,批判右倾思想,有的县和单位还进行了拔白旗运动,在学校进行了教学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在农村从1958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到民主革命补课前曾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反右倾、拔白旗、反瞒产、扫暮气、批判下游等运动。(由于)情况错综复杂,思想界限不清,把一些本来属于内部问题当做敌我问题批判处理了,把一些不应该批判斗争的批判斗争了,把一些不应该处分的处分了,把一些应该轻处分的处分重了。这就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线,挫伤了一部分党员、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为了恢复与活跃党内外的民主生活,明辨是非,增强团结,进一步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使全党接受经验教训,因此必须对上述政治运动中批判处理的案件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地加以甄别。《意见》明确了国家脱产干部第二批甄别的范围大提是:从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到1959年反右倾整风以前,在这一期间,凡属组织上有计划批判处理的案件,均系列入甄别范围。

    1962年1月25日,召开了全区各县、市委、厂矿党委甄别工作会议,会议之后,全区开始了第二批甄别案件工作,各县市恢复健全了甄别处理领导小组。第二批甄别处理的主要方法:

    一、摸清底子,澄清人数,明确对象,分类排队。

    由于1958年以来,政治运动多,时间长,机构人员变动大,批判处理人数多,工作难度大。各级甄别办公室首先组织专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查实核对材料,弄清情况,逐人登记,分清那些属于甄别对象,那些不属于甄别平反范围,确定问题,根据问题的性质,进行分类排队,本着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一般,先易后难的方法,实行专职干部包对象,包任务的方法开展甄别工作。

    二、认真审阅批判处理人员的原始材料,找出问题的查对线索,深入到单位和群众中去,听取基层党组织介绍情况,召开座谈会,找当事人座谈回忆,先背靠背地进行工作,写出结论材料(草稿),经单位支部研究后,再面对面的和本人见面,征求意见,对合理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不合理的意见,耐心说服教育。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全错全平,错一部分就平一部分,错多少平多少,不错不平原则,事实求实地作出甄别结论,按照规定和管理范围办理报批手续。

    各县、市委为高度重视案件质量,对属地委管理的干部,由书记或分管的副书记亲自阅卷,进行谈话,常委研究审查定案,报上级党委审批,属县(市)管理的干部,由甄别领导组研究审查,报县委审批,属各区各系统管理的一般干部,由县委甄别办公室审查,报县甄别领导小组审批。

    在甄别过程中,抓关键性的问题,对一些重要性质的问题,如原定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采取逐人逐事、逐条查对的方法,查清事实。属于1958年批判潘复生同志期间的材料和类似潘复生的论点,予以否定,不做处分依据,属于平时处理的改造三类队,民主补课运动中处理的案件,主要以其本人的错误性质、情节和他的责任关系来决定,属1957年底整风鸣放中的材料,根据中央指示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严格审查,原定为严重右倾的,根据中央有关“严重右倾”的标准规定,采取“逐人逐事认真细微”的方法甄别结论,对于明显结论错的或一般性的非原则错误,不再查对。

    三、做好组织处理工作。通过甄别复议,做出结论,审批定案后,分别进行宣布,全平的在原批判处理范围内宣布平反,恢复名誉,原通报到哪里,平反后通知到哪里,工作能够恢复原职的,尽量恢复原职,不能恢复原职的分配到相当原来职务或低于原来职务的工作。对被平反的干部,坚持政治思想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尤其对那些政治上受打击大,精神上受委屈大,经济上也遭受影响的干部、平反以后,迅速安排了原来的职务和相应的工作。各单位在宣布平反的同时,一般都召开了团结会,领导承担责任,向错误处理的干部陪情道歉,原来运动中的领导、骨干人员与受批评处理人员互相交换,沟通思想,消除隔阂,增进团结。

    全区许昌地区甄别平反工作自1961年2月开始到1962年12月基本结束,全区列入甄别范围的共152378人,到1962年底已甄别结束152172人,其中国家干部,原批判处理9405人(包括七千人大会后7180人),已甄别结束的9233人。原批判处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2308人,部分批判处理错的1152人。批判处理错的5773人。七千人大会后,全区第二批干部甄别对象7180人,1962年12月已甄别结束7008人,甄别后工作恢复原职务的809人,分配相当职务的1191人,原职务未动的3721人,分配适应职务的574人。

    右派摘帽工作。根据中共许昌地委的部署,右派摘帽不能和列为甄别范围的混在一起,应单独进行。

    全区在反各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9420人。1962年2月前,已分三批摘掉了3842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1962年11月,在许昌地委的领导下,召开了全区改造工作会议,对第四批右派分子摘帽工作进行了部署,统一了思想认识,研究了具体执行办法。1963年1月,许昌地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执行意见的报告》传达了中央、省委对第四批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指示总精神:“今年摘帽子肯定从严,比例控制在40%左右,一般不要超过40%”,进一步明确和肯定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运动中的右派,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不存在右派甄别平反问题。对1958年下半年所划的右派分子,全区已甄别平反达到了74.4%,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为了压一下平反风,一律停下来。

    全区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以后,各县市开始对右派分子摸底排队和调查了解,通过右派分子所在单位的基层党组织进行调查研究,并在一部分干部群众中座谈了,掌握确实的材料。严格执行中央提出的三条标准,坚持够条件就搞,不够条件就不搞的原则,至1963年5月,经过四批摘帽子后,全区还剩下3317名右派分子(包括外逃401人),1963年5月至1964年,全区又开展了第五批摘掉右派帽子647人。在完成第四批摘帽子工作的基础上,各级党委继续加强了对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特别是借宣布摘掉第四批右派帽子召开集右派分子会议,宣传党对右派分子的改造政策,宣讲国内外大好形势,进一步指出右派分子的前途和出路。并着手第五批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对表现好尚未完全符合摘帽条件的,鼓励他们力争把帽子摘掉,表现一般时有摇摆的,促使他们向好的方面努力。至1964年,完成了第五批右派分子摘帽工作。

    主要收获:

    通过甄别工作,改正平反了由于错误批判、错误处理的干部,教育拯救了一批工作上有一般性的缺点错误,批评教育范围的干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分清了是非,划清了界限,增强了团结,活跃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干部政策得到了正确的贯彻执行。

    由于在1958年——1959年期间,违背了党内思想斗争所采取的“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反右倾运动中,错误批判处理了一部分干部,伤害了他们的感情,通过甄别复议,使这部分党员干部恢复了名誉,放下了思想包袱,促进了工作作风的转变,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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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前期的学毛著运动(草稿)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11月9日,向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委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关于读书的建议”。当时我国还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准备条件的时期,形势逼人,我们党的有些同志还是埋头于生产或工作,不注意或不主动学习研究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里,这些同志时刻就有掉队的危险。因此,中共许昌地委根据中央有关精神,于1958年11月13日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党员、干部,特别是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要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积极开展读书活动,认真澄清目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混乱思想。1959年12月,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全区开展的“读书活动”就转向了以毛泽东著作为纲,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向的理论学习运动。1960年4月以后,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已蓬勃发展起来,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许昌专区的学毛著运动自1959年12月开展以来发展迅速,到1960年4月,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从城镇到农村,从工厂到田间,从干部到群众,从教师到学生,从老人到儿童,人人学理论,个个谈政治,书不离身、手不释卷、见缝插针、有空就钻。广大干部提出:“时不空过,路不空走,脑不空想,手不空书”的口号,广大工农群众由于有生产劳动任务,就提出“做啥学啥,需要什么学什么,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也要学”的口号。总之,各个角落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1960年4月6日,中共许昌地委发出了“关于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深入持久开展学习运动的意见”。“意见”中指出,全区参加学习的有公社以上机关干部56992人,学校教师28230人,工人286592人,农民3320459人,其他87000人,总计3753866人,占应参加学习人数(5020965人)的74.6%。可见,当时学习运动声势之浩大,深入之广泛。鲁山、襄县、长葛、禹县等许多县、市出现了诗歌海、快板洋、文章山、心得塔,大字报琳琅满目,写作之风盛行。鲁山县建立了600多个学习室,平顶山建立了40多个展览馆,扶沟在茶馆、饭店、商店、理发社、浴池等公共场合摆放了毛主席著作单行本800余册。许多机关健全了干部学习制度,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出现了50000多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

书记挂帅,全党动手。这是全区轰轰烈烈学毛著的关键一步。从县、市委到基层支部,都有一个书记分工负责抓学习。各级党委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列入议事日程,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检查、汇报总结和研究。各群团、商业、金融部门,也自上而下地系统抓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使学习推动工作,工作推动学习,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与工农业生产高潮、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高潮、文化革命高潮汇成洪流,互相推动,共同向前。比如广大妇女群众从实际困难中走出来,使广大妇女群众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生产中去,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深刻体会到理论学习必须为政治、为生产服务。力争做到了边学边用,立竿见影。

抓学习骨干,健全和培养提高理论队伍,加强学习中心的辅导工作。各级党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积极建立和培养了一支以党委负责,干部为核心,以专职理论教员和水平高的党员干部为骨干,专、兼职相结合的理论队伍。全区专、兼职理论队伍已达23592人,各公社都建立了讲师团,大队有辅导团,生产队有辅导小组。

在学习内容上,中共许昌地委于1960年5月10日专门下发了“开展干部群众理论学习的意见”。“意见”中对机关干部,公社基层干部分别制订了具体的学习内容,除根据不同岗位学习不同的毛主席著作内容外,还结合当前中心工作,有计划地学习中央文件及列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等有关著作及文章。对工农群众,在学习内容上没有作具体规定,仍本着做啥学啥、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根据当前整社运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国发展纲要、正确处理人民内容矛盾、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由三级所有制过渡到一级所有制和穷队赶富队等方面的问题,自行安排学习内容。

1960年11月15日,中共许昌地委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计划”下发以后,立即在全区出现了一个购买阅读《毛选》的热潮。“计划”对如何学好《毛选》第四卷作了具体安排:㈠、各级党委应立即在全体干部中进行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思想大动员。㈡、利用七个月的时间、组织全区党员和全体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地、县(市)、公社各级党组织、干校和短期训练班,中等学校和专业学校的政治课,在此期间,均应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主要学习内容。整个学习过程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一个半月的时间,组织县以上干部,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党的宣传、理论工作干部,把“毛选”第四卷全部阅读一遍;第二步,以半年的时间(到1961年6月底)组织各级干部有重点地深入系统地学完全部内容,并用5周的时间进行全面复习总结。㈢、根据各级干部和工农群众的不同特点利用各种学习形式和多样的学习方法组织“毛选”第四卷的学习。县级以上干部主要是以自学为主,社队基层干部,应坚持“二五制”、保证每周学习一天,工农劳动群众的学习,主要由各级干部结合工作和会议进行宣传讲解,也可采取政治课的形式。总之要做到“读得精、想的通、做得好、写的出”。㈣、学以致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学习,切实推动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促进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的持续跃进。各地在学习中都大搞群众运动、大扛红旗、广树标兵,充分运用学习积极分子会、现场会、开展大检查、大评比,总结经验,使“学毛著”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1963年,随着全国上下大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运动的开始,尤其是在林彪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指示发布以后,使许昌地区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并逐渐变成了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锐利武器。无论在机关、工厂、学校或农村,到处洋溢着为革命而学、活学活用、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的新气象,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现在不仅是主管部门抓学习,各级领导的第一把手也在抓学习,全党都在抓学习。地委举办的解放军学习典型廖初江、雷锋、丰富生、黄祖示和我区先进人物邢福生、万炳炎、罗秀兰、丁秀娥学习毛著经验展览会,参观受教育的达79000多人次,不少县、市都召开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或经验交流会,举办了先进人物学毛著事迹展览,组织典型人物巡回报告,极大地推动了我区的学毛著运动。广大干部群众把毛主席著作比作赖以生存的“空气、阳光和食粮”,比作行舟驶车的“方向盘”,比作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当作革命的根本,力量的源泉,行动的指南。广大干部群众为当毛主席的好干部、好工人、好农民、好的革命者,他们无论白天黑夜、严冬酷暑,时时刻刻都“毛选随身带,有空学起来”。学习中都高度发扬了“工作忙挤不倒,任务重压不倒,文化低难不倒”,“风吹不动、雨打不散”的顽强精神,他们说:“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并使它世代相传、永志不忘。

1965年12月19日,中共许昌地委召开了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代表553人,其中积极分子409人,先进单位146个。我区召开来自各条战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有500多人参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建国以来还是首次。这是一个检阅我区学习毛著成绩的会议,是一个显示毛泽东思想巨大威力的会议,是总结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的会议,更是一个为把我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更广泛、更深入、更扎实、更有成效地开展起来的动员大会。

我区自1959年12月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灵活性和生产热情空前提高,干部作风明显改进,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都从自己的实际体验中普遍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进行一切革命、建设工作的锐利武器和争取胜利的根本保证。学了毛著,觉得站得高了,看得远了,耳聪目明了,胸怀开阔了,明白了为谁活着为谁劳动,为谁工作,以及一切工作都是为革命的道理。因而在学习、工作和生产斗争中都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拣重担子挑,不怕困难,敢于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充当革命的“闯将”,在平凡工作中,创造出了不平凡的动人事迹。干部也改变了过去那种脱离群众,瞎指挥的恶劣作风。领导干部亲自蹲点,深入基层,解剖麻雀,搞科学实验,工作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思想领域中的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增强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减少了。地委组织部门还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

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我区也和全国一样,各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工农业生产都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有所提高。

我区工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阶级觉悟普遍提高,革命干劲和创造精神大增,工业生产稳步上升,品种日益繁多,质量不断提高。他们积极投身于以五好、六好为目标的比学赶帮超运动中,有力地促进了全地区工业生产建设新高潮。

我区农业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广大农民群众斗志昂扬,战胜了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灾后的粮食产量迅速超过了灾前的水平,没有受灾或灾情较轻的地区,已提前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四、五、八”的指标。其他农副业也有显著增长。我区的农业生产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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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是从1957年5月到1958年6月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进行的一次整风运动。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并配有《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随后,整风运动在全国逐步展开。这次整风运动贯彻了中共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目的是“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进作风,并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从而更加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

    但是在这段整风期间,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猖狂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于是党中央在6月8日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接着一场反右斗争在全国开始。但是在反右斗争中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把大批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使他们长期的蒙冤受屈,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同时各级党组织的整风运动则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1958年6月结束。

    1957年5月4日,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在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党组、党分组、党委会负责干部会议上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讲话中,对全省整风运动 的规划作了部署:省委常委研究决定,全省县以上的机关和大厂矿、大专学校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整完。省、地、市级机关8月底结束,县里从8月开始整风,当年年底结束。在省地市机关整风的同时,要派工作组深入下去,取得基层组织整风的经验,以便开展基层组织的整风运动。基层组织的整风运动在今冬明春和明冬后春分批进行,两年左右结束。《讲话》还对整风的过程作出了安排: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联系实际,检查工作,改进工作办法。学习阶段,每周一、三、五下午学习文件,时间一个月。检查工作阶段可以半日工作,半日学习,上午坚持工作下午整风。

    5月15日中共许昌地委下发了(57)0064号[中共许昌地委关于整风运动的初步计划]。地委依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并结合我区情况,向全区党员干部提出6点要求:第一、认真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及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有关社论,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检查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情况,检查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勤俭建国”等方针和执行情况。

    第二、认真检查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热情,安于现状,不肯刻苦钻研,工作浮漂,对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漠不关心,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思想与作风。

    第三、检查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不了解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第四、检查宗派主义现象,团结全区690万人民。

    第五、检查本部门、本单位工作中不调查、不研究、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

    第六、在检查的基础上,制定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扩大民主生活等切实可行的制度,保证巩固整风成果。

    《整风计划》明确指出,全区整风运动分三批进行:地、专直属机关为第一批,于5月中旬开始,8月底结束。县级机关为第二批,8月开始,11月底结束。乡、社基层组织为第三批,12月开始,明年3月中旬结束。

    每一批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学习文件,提高思想。时间一个半月,主要学习《中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目的在于明确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针和作风,端正学习态度,克服消极情绪,解除各种顾虑;明确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懂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掌握整风的思想武器。学习中要记笔记、写心得。联系实际,提出问题。第二段,联系实际,检查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及个人思想作风。时间一个月。检查时,要领导带头,步步深入,利用小组会和个别谈心的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执行中央“这次整风运动是一场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方针,批判不重视整风运动,不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马虎草率的偏向,批判“不斗争不过瘾”,企图以粗暴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以旧观点、旧方法来对待这次整风运动的偏向。切实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吸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的不同意见的批评”的精神,强调自觉、强调说服教育,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通思想,解决问题的目的。第三段,总结、订立制度,个人、单位都要在学习检查结束之后写出学习总结,根据检查出的缺点和问题,制订出今后克服的办法与各种制度。

    为了使整风运动得以顺利健康地发展,地委建立了整风领导组,由赵天锡、康国蕴、刘肃正、王延太、贾星三、姚哲、李刚等七人组成。赵天锡为组长,康国蕴、刘肃正为副组长,下设整风办公室、专门负责整风运动的领导。为了更好的贯彻中央“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能力的主要领导成员抽出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的指示,许昌地委决定从5月份起,地委委员及地委各部、委的负责同志,除原决定分县包干外,还必须每人具体联系一个社,每年至少要有三个月的时间深入到农业社与厂矿等基层组织中,每月保证3天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并印发卡片,人手一张,以便检查与统计。6月5日,整风运动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转入大鸣大放阶段。12日、13日达到高潮,党内外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15日转向学习《人民日报》有关反击右派进攻的几个社论,标志着大鸣大放基本结束,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的开始。9月13日转入系统整风。系统整风主要采取大辩论的方法,重点批判大鸣大放中揭发出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为了搞好大辩论,各单位利用了3——5个星期,重点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等理论文章,使全体党员正确了解和掌握了党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同时,地委在9月5日,集中全区教育战线教职员干部2318人开展以反右为中心的整风学习,历时一个月。11月5日,地委(57)0180号批转了地委财贸部“关于财贸系统基层企业单位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12月14日,地委(05)0206号《批转了地委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开展整风运动的方案》,12月20号,地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召开了全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进行基层整风。一场包括反右斗争的整风运动在全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58年2月下旬,全区掀起了一个全民性的反浪费、反保守、反对一切歪风邪气的大鸣大放与大批大改的大跃进高潮。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踊跃投入了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双比(比先进、比创造发明)活动,大字报铺天盖地,展开了一切比干劲、比创造发明、比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竞赛,形成了围剿浪费、猛攻保守,横扫“三风”、“五风”的 大规模群众运动。群众揭发出全区因浪费、保守给国家造成了三亿五千多万元的浪费和损失。

    1958年4月8日,地委整风运动领导与小组根据省委4月4日关于处理右派工作的会议精神,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反右的错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5月29日——31日,中共许昌地委召开了有县、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二次会议精神,结合整改复查批判了潘(复生)、杨(钰)、王(廷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生产悲观论”、“河南特殊论”等右倾机会主义。会后在全区展开了插红旗拔白旗斗争。这次整风运动一直到59年3月底结束。

    自1957年5月中旬开始的这场整风运动到59年3月底结束历时一年又10个月,从大鸣大放开始,经过反右斗争、整改、批判潘、杨、王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建设等阶段,国家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财贸战线职工及工商界人士500多万人参加了运动。运动中共贴大字报2.6亿多张,举办展览6000多处,提意见4.3亿多条,全区共划右派分子924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10.48%。

    1959年6月,地委在《关于全民整风运动的总结》中指出:这场整风运动进一步证明了这场斗争是继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关系六亿人民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斗争。如果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如果不把右派分子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并予以坚决痛击,就会影响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总结》还指出了这场运动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1、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认识了不断革命论,改进了干部作风,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2、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真心实意地接受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修正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紧缩了机构,精简了编制。全区下放干部7832名,占全区国家机关干部的9.41%。3、加强了基层领导,巩固提高了人民公社的方针政策,缩小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4、整风运动结出了丰硕的经济之果。一是工业战线,贯彻执行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和“土洋结合”的方针,全区在58年一年共新建扩建各种厂矿18592个,工业产值达4283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1.7%,比1957年增加了33.3倍。二是农业方面,全区1958年各种农作物产量都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1958年的秋季,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同时《总结》针对运动中的问题指出今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个别领导干部仍对“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经过一次运动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看不到政治思想工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满足于运动取得的成绩,忽视了思想工作存在的意义。2、少数同志还存有主观主义、工作浮漂,不重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忽略了以虚带实、虚实并举的工作方法。

    总之,这场包括反右在内的整风运动,既有收获又有教训。收获是,广大群众、各界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采取各种形式,向各级党和政府以及党员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建议和意见,真心实意地帮助党整风,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教训是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使他们长期的蒙受冤屈,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因此,从1959年底,党就有目的地进行了纠偏,并对教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摘帽。197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公布之后,右派问题才得到全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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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中例会后的“反黑风”运动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10月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党内一些同志对困难形势的正确分析,说成是“一片黑暗”,指责为这是刮“黑暗风”;把党内同志提出的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批判为刮“单干风”;把党内同志正确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对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和彭德怀上书中央,请求审查自己的问题,批判为刮“翻案风”。会后,这一系列的批判运动逐步蔓延到全国,许多同志还因此被戴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之类的帽子,受到了不公正的组织处理和政治待遇。

    1962年10月22日——31日,中共许昌地委召开了地直及部分县市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共373人,会上传达了中央十中全会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会议着重对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进行了学习和讨论。

    所谓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主要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是走集体化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地委认为:我区的集体经济基本上是巩固的。真正分田到户或包工包产到户是极个别的,但是单干思想逆流相当普遍地存在,直接威胁着集体经济的巩固。根据各地调查,我区闹单干和想单干的户大约有20%左右,随大流的35%左右,坚定走集体化道路的45%左右。分析闹单干的原因,主要是富裕中农想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地富就乘机破坏,贫下中农当中也有,主要是一遇粮食减产,就对集体失去信心,或者是对党放宽政策产生了错觉。

    根据十中全会精神及我区实际情况,从我区部分县市的具体情况和干部的思想现状了解,确实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认为“中央的风向变了”,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了。卢山反右反对了,下边反右对否?评了反的帽子还戴不戴,没有平反的还平不平?二是认为形势好转是好了一部分,物价下降,市场活跃,社会安定,但工业品不足,粮食不足,工资未提。三是认为中央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不符合下边情况的,有的说三面红旗是红一面,有的说是红两面,有的说是三面都退色了。还有的说不要三面红旗也能建设社会主义。四是认为提出巩固集体经济是对的,但生产方式多样化也有好处,如包工包产到户,预借地、租地等,“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地委决定向全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以坚定我区走集体化和机械化道路的思想和信心。巩固集体经济,刹住单干风。教育内容,以农业发展方向道路的教育为主,结合进行阶级教育、形势教育,普遍学习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人民公社60条。通过教育,使全区党员、干部和农民知道农业发展方向道路的教育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教育。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农业才有出路,才能消灭剥削、摆脱贫困、共同富裕;才能战胜困难、战胜灾荒,发展生产;才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要通过讨论,是单干力量大,还是集体经济力量大,是单干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还是集体经济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是单干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在方法上,采取层层公开贯彻。县委开到公社或大队,而后公社开到队干部和党员,然后向广大群众进行教育。先骨干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坚持正面教育,讲解讨论,回忆对比,提高觉悟,一律不点名、不批判、不斗争。

    在进行教育的同时,地委认为有必要划清5种界限:1、划清借地的作用与缺点的界限;2、划清大集体与小自由的界限;3、划清乡村串乡小手工业者和单干的界限;4、划清正当集市交易与投机倒把的界限;5、划清什么是单干、什么不是单干的界限。地委还提出了一些值得党政机关、党员干部注意的问题,就是国家计划和自由市场两种价格对于农民、对于少数基层干部、对于个别党员有着漠大的吸引力,这股风已经影响到职工和干部队伍。专直财贸系统就有30——50名职工要求回家,工矿职工有的不辞而别返家务农,有的弃工从商搞投机倒把,甚至有的政法干部也想辞职为民,回家搞小自由。社会上已有“城里干一天工,不如回家围沟葱”的流言。这次单干风与1957年不同,57年是闹退社,这次不是闹退社,而是包产到户,实际也是单干。划清界限,就是把工作的实际问题与单干风加以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为单干风。地委一再强调:党员不能单干、不能雇工、不能放高利贷、不能投机倒把。如有违犯或坚持不改的,要执行党纪。

    关于干部作风问题。地委肯定了我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但也指出了当时干部思想上确实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如政治思想麻痹,对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缺乏认识;工作上不踏实不深入,干劲不足;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光要民主,不要集中;个人利益至上,不服从组织调动,甚至把组织调动戏说成是“组织决定、老婆同意、个人批准”;生活上怕艰苦,追求安逸享受,甚至贪污私分、腐化堕落。尤其是对中央 十中全会上提出的三种“黑风”,不能提高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

    1963年7月,我区同全省全国一样,又开始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那就是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里的“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这场运动是中央根据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精神,为了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腐蚀,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圆满实现而进行的一场大的斗争。地委根据省委指示,地直机关、许漯两市的党政机关以及四个试点企业共84个单位、2904人参加了“五反”运动,大揭阶级斗争盖子,8月下旬先后转入“洗澡”和“放包袱”阶段。在揭盖子时,以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复辟为主要内容,揭出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据许漯两市统计,1962年以来就破获了反革命活动事件27起。漯河市天主教基督教教徒达367人,查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47000多起。许昌市不少资本家公开宣扬“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单干不如投机”。利用反动对联上文“二三四五”、下文“六七八九”、横批“南北”来污蔑新社会缺衣(一)少食(十)、无东西(东西)。查出许昌市地下建筑队七个,雇工500多人,多要钱,少付钱,搞剥削。运动中还查出不少我们公安、政法机关少数干部勾结刑满释放分子一起进行投机倒把。通过分析,找出了投机倒把分子向我们干部进行的5种手段:1、小恩小惠送方便;2、请客送礼交朋友;3、金钱物资搞行贿;4、美女色情作诱饵;6、威胁恐吓牵着鼻子走。在查处封建残余势力复辟问题时,发现在城市中也出现了认干亲续家谱、买卖婚姻、赌博、标会、暗娼、新封建霸 头, 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1、削弱了人们向自然做斗争的信心;2、浪费了社会财富;3、破坏了生产;4、影响了团结;5、伤害了人命;6、混淆了阶级观念,制造阶级合作;7、给敌人进行反革命活动以可乘之机。

    总之,地委认为这次运动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及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坚决划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坚定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决心和信心。大家一致表示要以阶级为重,坚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一致,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

级别: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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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突击纳新与突击提干


1972年,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对搞宗派、结党营私、破坏民主集中制、脱离群众、违法乱纪等不正之风进行了整顿。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纠正了“左”的思潮,使整党建党工作得以顺利的开展,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得以有效的恢复。但“四人帮”一伙惟恐天下不乱,为了达到他们纂党夺权的目的,别有用心地把批林整风引向批判林彪在各地的代理人,1972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1972)42号文件,把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主任王新错定为林彪“死党”(1983年,中央正式为王新平反),1972年11月14日至11月27日,河南省委开展了以批判王新为主要内容的批林整风会议,重点批判了王新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会议之后,全省开展了批判王新方向路线错误和“刹妖风”活动,批“黑茶馆”、批军队、批干部、批群众,“左的”思潮泛滥成灾,在落实中央[1972]42号文件中,以加强党的建设为名,歪曲平反补台的界限,大摘“平、补、纳、提”。1973年1月,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公然把“九次冲杀,十次受压”当作入党、提干的标准,把全省的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推上了高峰。1973至1974年,是全省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干搞的最厉害的时期,点名限期入党,派“纳新工作队”全体强迫通过入党,不办入党手续“口头宣布入党”,官办奉送入党,先入党后办手续,先当书记后入党等无奇不有。被突击拉进党内的,大多数不够党员条件,甚至有少数坏人被拉进党内,塞进各级领导班子,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许昌地区是河南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早在1968年,许昌地、县(市)、公社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之时,一大批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的老干部被打倒,大批“造反派”被结合进了各级领导班子,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进入地、县(市)两级革命委员会的派性组织头目和骨干达308人。

1973年,许昌地区贯彻中共中央[1972]42号文件和中共河南省委批林整风会议精神,在批林整风中以批判王新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和分裂党、分裂干部队伍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为主要内容,在干部工作和党的建设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调路线斗争,曲解中央关于平反、纳新、提干、补名的文件精神,以“十次冲杀、九次受压”作为“平、补、纳、提”的首要标准,在全区形成了突击提干、突击入党高峰,一些原群众组织的“骨干人员”为了谋取个人入党、提干的私利,散布“造反有功,入党有份”谬论,争正确、争受压、拉山头、搞串联,把矛头指向党委和地区的一些领导同志,揪斗党委干部,冲击党委会议,甚至提出“提开党委闹革命”、严重干扰了批林整风,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漯河三五一五工厂,因出现严重的两派对立,一度形成了停工停产,许昌通用机械厂,因派性斗争造成生产秩序混乱,1973年4—6月生产任务仅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十几。一大部分地方和单位,发展党员不是按照共产党员的五条标准,而是以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是否积极,以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是否立场坚定来衡量。在这社会秩序混乱、党的组织活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少不符合党员干部条件的人“纳了新、提了干、进了班子、当了领导”,这些人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好的改造,缺乏党性观念和党员的基本素质,不能用党员的标准和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甚至把资产阶级派性带到党内来,无组织、无纪律、拉山头、搞派性、打内战,有的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公开向党伸手要官,不给就闹,造成了党员队伍的不纯,造成了党组织的涣散,大批突击提拔领导干部,造成了领导机构的臃肿,出现了“党委成员一大群,站在前点没几人”党不管党的消极状态。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不打自倒、一轰就跑,个别党委因此陷入瘫痪。少数混进领导班子的坏人,不顾党的政策,在党内外大搞派性活动,破坏党的团结,一些平了反补了台的干部,当了领导后依然拉山头,搞串连,闹分裂,使党组织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全区因受所谓王新路线迫害而“靠边”的干部771名,1973年上半年突击补台领导干部717名,并选拔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批林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全区上半年提拔县委正副书记、地区局、委、办正副职以上干部54名,公社书记、县委委员以上干部167名。同时,中共许昌地委组织部在《1973年下半年的工作意见》中指出:要继续做好干部的补台,安排,培养和选拔新生力量,充实各级领导班子。

1973年11月,中共许昌地委组织部召开了由县、市组织部长参加的组织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共河南省委10月组工会议精神,重点部署了提拔新生力量和妇女干部工作,并印发了许组[1973]30号文件《关于贯彻省委组工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王新在河南为了实现林彪的“571”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首先是以打击迫害干部,搞“大换班”,“一锅端”,疯狂推行其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开始的,目前有些地方为什么批林整风搞不起来,为什么平反补名不能顺利进行,为什么新生力量提拔不上来,根本原因还在于王新推行的一条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纠正。要根据毛主席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十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把培养提拔的苗子选出来,能提拔的就马上提起来,一时不能提拔的就积极培养,积极做好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和妇女干部的工作。

会议之后,各县市各级组织部门组织专门力量,农村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城镇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进行全面摸底排队、重点考察了解。突击提拔了一大批30岁左右的所谓新生力量进入到公社、县级领导班子担任职务。使突击入党、突击提干达到了高峰。

1974年6月,中共许昌地委许发[1974]14号文件转发了地委组织部《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做好党的建设工作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定会涌现出一批新的积极分子,因此,在运动中考察干部、发现培养新生力量,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各级党组织要有计划地、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为运动后期提拔干部,发展党员、做好准备。在贯彻地委[1974]14号文件的过程中,全区又形成了一次突击发展党员的突进提干高潮。

1972年至1974年,全区由工人、农民、学生突进公社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的825人,其中由非省、地管干部突为省、地管干部的259人。

许昌地区突击发展党员主要集中在1969—1970、1973、1974、1976年三个时期五个年头。1969—1971年的整建党运动中,利用整建党的合法形式推行“先纳新、后吐故、然后在建党支部”和“快速建党法”,突击发展了一批党员;1973—1974年,借批判王新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这一时期是突击发展党员的高峰时期,入党人数多,“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人员多;1976年,在基层党组织整顿中,又突击发展了一批党员。文化革命时期,全区共突击发展党员20160人。在突击发展党员过程中,由于许多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抵制和斗争,也吸取了一些原来培养发展对象和符合党员条件的同志,但确有相当一部分打砸抢分子、犯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和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被纳新入党。

1979年—1980年,遵照中央组织部[1978]38号文件和豫发[1978]131号文件《关于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认真开展了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工作。中共许昌地委、组织部多次召开组工会议和县市组织部长会议,反复学习贯彻中组部38号文件,统一认识、明确政策、消除顾虑,要求各级党组织从党的利益出发,坚持党员标准,认真执行政策,妥善处理发展党员工作。并先后在许昌地直、襄县、长葛县、许昌县、鄢陵县调查了二百五十六个党支部,根据调查材料,从实际出发,拟发了《关于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情况、问题和意见》,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处理突击发展党员工作中的问题。大多数县、市采取以支部为单位,对文革时期突击入党的人员进行评论审查,地、县直和公社党委(支部),在调查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召开党委或党组会议,一个支部一个支部,一个党员一个党员地从三方面研究处理意见:1、怎样入党的;2、入党后的主要表现和问题;3、评审情况和复查处理意见。并先后作出处理决议,报地、县(市)委组织部批准。至1980年9月,全区共审批突击入党人员20026人,其中承认党籍的12035人,考察一年的2749人,取消党员资格的5197人(包括清除、开除党籍86人)。

根据中共河南省委豫发[1978]13号文件《突击“处理突击提干”的意见》和省委组工会议精神,结合揭批查定案处理工作,全区集中解决了混进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对钻进领导班子和混进队伍中的各种坏人,坚决予以清除;对“闹而优则仕”的角刺人物和不符合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进行处理,解除或免除现任职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中严重违法乱纪的,给予必要的处分,1979-1980年全区共处理双突干部669人。

1980年中共许昌地委组织部印发了《关于认真做好考察期满党员处理工作的意见》,根据文件规定,各级党组织对突击入党给予考察一年处理的期满党员,进行了审查,按照党员标准、严格把关、对于已经具备党员条件的经过支部党员大会讨论,上级党委批准,恢复党员资格,经过一年考察仍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取消党员资格,不延长考察期。

级别: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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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国民经济


    1966年——197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曲线,完全与“文化大革命”运动进程相对应: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由于前几年经济调整初见成效,加之运动还没有全面推进到经济战线,因而当年的经济仍是向上发展的,1967——1968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经济管理机构瘫痪、指挥失灵,厂矿企业停产“闹革命”,造成生产急剧下降,经济全面衰退。1969—1971年,社会动荡的局面有所缓和,在全国计划会议的贯彻下,经济工作恢复了计划和管理,对极左思潮进行了一定的批判,经济状况开始出现转机,但由于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1971年底出现了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三突破”的严重问题。1972年——1973年,国家调整经济计划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持续发展。1974——1976年,经济发展呈现出马鞍形态势,“批林批孔”使刚获转机有所发展的状况回落下来,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在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整顿,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976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经济发展水平再度下降。

    “文革”中,许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沿着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蹒跚前进的。

    1966年,正当许昌地区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这场全局性的,长达10年的政治动乱,极大的扰乱了全区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

    1966年下半年,由于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连的影响,使我区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遭受到较大的损失,但由于当时的运动主要集中在文教战线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仍在坚持工作,特别是五年的经济调整给全区的国民经济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因而1966年各项生产建设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区当年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了7.52亿元,比1965年增长25.4%,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和农业粮食经济作物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在严重遭受干旱的情况下,全区农业总产量达到31.4亿斤,比1965年历史最高水平还增产2.2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2257万斤,比1965年增产3.2倍,平均单产65斤,为历年来的最高水平,烟叶总产量达到1.938亿斤,比1965年增产91.9%,平均单产257斤;油料总产量达到2610万斤,比1965年增产2.6倍,其中芝麻总产量达到2337万斤,比1965年增产3.5倍,单产67斤,为解放后最高水平。其他经济作物,如麻类、药材等,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收成。由于农业生产获得丰收,给工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966年全区地方工业总产值9656万元,比1965年增长39.9%,主要产品产量都完成了生产计划,特别是支援农业的产品大幅增加,如电动机,农用水泵和水车等,都比1965年成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196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3.71亿元,比1965年增长8%,市场货源充裕,物价稳中有降,城乡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1967年1月,许昌地委和许昌专署机构陷于瘫痪状态的情况下,成立了许昌地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代行党政机构的职能,领导全区的工农业生产。1968年3月21日,经河南省委批准,成立了由军、干、群参加的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保卫组、生产指挥组,其中生产指挥组负责全区的工农业生产工作。

    1967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内战,地、县(市)公社各级经济管理部门陷于瘫痪状态,虽然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生产指挥组)、但指挥失灵,原定的1967年许昌地区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实际上被废置,1968年、1969年连年度计划都未能制定。这是我区建立经济计划以来仅有的没有执行年度计划的三年。特别是1968年厂矿企业大部分停产“闹革命”,造成生产急剧下降,经济全面衰退,1967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完成7.93亿元,比1966年略有上升,其中工业总产值完成2.776亿元,农业总产值完成5.15亿元。1968年全区工农业产值完成7.4亿元,出现了负增长。社会商品零售额3.61亿,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匮乏。企业内部许多行业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受到批判,甚至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按劳分配原则、利润指标也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屏弃,其结果是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劳动纪律松弛,工伤事故增加,加上许多工人离开岗位“闹革命”,交通运输阻塞,物资供应困难,协作关系中断,社会不安定等诸多因素,全区大批工厂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因此造成1967年的经济停滞不前,1968年经济甚至出现倒退。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居民用煤、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定量供应有所减少。

    1969年,随着地、县(市)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和基层党组织的相继恢复,及整党建党运动的开展,全区政治局势稍趋安定,国民经济逐步恢复。1969年3月,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和《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着手恢复各主要工业系统和经济工作,加强了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通过这些努力,全区1969年的国民进有所增长7.6%,相当于1967年的水平,但是这种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左”的错误和派性造成的经济工作中的许多困难问题依然严重存在。

1970年6月,根据全国计划会议和省计划会议精神,制定了《许昌地区1970年——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纲要(草案)》,1970年4月召开的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对全区刚见好转的经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提出了“实现工农业生产新飞跃”,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制订的全区经济计划,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出现经济过热,急于求成的问题。在农业方面,计划全区1971年粮食产量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单产达到45亿斤,1972年总产达到54亿斤。实际到1972年,粮食总产才达到37亿斤。工业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积极扶植以小钢铁、小煤窑、小水泥、小机械、小化肥为主的“五小”工业,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70年代初大规模的企业管理权的下放,使地方获得了较快的自主权,也提高了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许昌地区的小机械、小煤窑“文革”前就已经有了兴起的趋势。一般县(市)都有小机械、小五金厂,鲁山、宝丰、禹县的小煤窑也发展较快,1970年——1971年,在中央、省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下,“五小”工业普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全区各县都新建了化肥厂、水泥厂,小机械厂普及到社队企业。恢复了舞阳钢铁厂,新上马了宝丰、鲁山、郾城县小钢铁厂,鲁山、宝丰、禹县、平顶山周边地区小煤窑也迅速崛起,同时,许昌市的轻、化、纺织工业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1971年,全区基本建设规模17610万元。除中央直属和下放项目中外,省地安排计划项目较1970年增长了23.78%。1970年全区的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10亿元,比1969年增长25.5%,但是,这种盲目冒进的建设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经济发展中暴露出来了一系列矛盾。一、基本建设项目过大,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企业纷纷上马,原有的其他工业企业也纷纷扩张,形成了全区建国以来的征地高峰期,全区的可耕地面积1969年为1127万亩,到1971年骤减至1092万亩。二、经济效益下降。由于基本建设的扩大和项目的完成,增加了生产能力。但由于当时在经济管理领域,批判“专家治厂”、“利润挂帅”、“技术第一”等所谓修正主义思想,造成产量低、劳动生产率下降、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差。三、全区国民经济出现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据统计,全区1969年底至197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人数由12194急增至172690人,工资总额由6497万元增至143578万元,粮食统销由3574万斤增至5806万斤。

    1972年至1973年,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查,降低了“四五”计划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区采取各种措施遏制冒进经济的趋势。控制基建速度,严格征用土地审批,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整顿粮食统销工作,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等,经过两年的调整,经济冒进造成的危害到1973年下半年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特别是1973年9月以后,响应省委提出的大干一百天,全面完成经济计划的号召,加强了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发展的管理,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973年,全区工农业生产总产值达16.01万元,工业生产大幅度上升,产品品种有所增加,企业管理有所改善,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63797万元,超过计划的2.1%,农业方面夏粮创了高产,秋季又获丰收,全年粮食总产达41.86亿斤。比1972年增产12.6%。襄县、长葛、郾城、临颖、鲁山、许昌、漯河等九个县市粮食亩产上了“纲要”。十一个公社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基建项目重点安排钢、煤、电、运项目,全年完成基建投资总额6002万元。全年财政收入21769万元。1974年,全区的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工农业生产总值17.4亿元。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在全国对经济管理领域实行了全区整顿。我区在这一年全面开展了企业整顿。企业管理有了明显的改善,建立和恢复了各项规章制度。产品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整顿后的工业有了明显的提高,全年完成工业生产总值82111万元,比上年增长15.3%。

    1975年11月初开始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1976年2月发展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局势再度出现混乱,直接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区工业受影响较大。1976年全区工业总产值仅完成81879万元,比上年下降了0.3%。农业方面由于风调雨顺,取得了较好收成,全年总产值125708万元,比上年增长20.9%。

    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需要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极大影响了我区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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