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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言懿行:我的文革日记选编(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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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千言万语献给毛主席

2015年1月至5月,笔者曾先后选编了14篇我的高中日记,分别记述了从1965年6月到1966年9月期间高中及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学校生活。其中,最后一篇的题目是《我们带上了红袖章》,标志着我们高中毕业后由等待高考,转变为留校专门参加运动。这时,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中学生了。直到1968年1月离开学校,这一年半的时间,同全国所有高中、初中老三届和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小学生一起,成为文革的主力军。在文革结束40周年的今天,重读这一段时间的日记,或许会对牢记那场动乱的惨痛教训,珍惜改革开放的卓越成果大有裨益。

                1966年9月8日

               献  给  毛  主  席

激动的心啊,                  *   今天,又是您,指引着革命人民,

一刻也不能平静,            *   进行文化大革命!

颤抖的双手,                  *    旧世界被彻底砸烂,

捧住了“四卷雄文”!      *   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在眼前。

毛主席啊,毛主席!         *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啊!

我们多么渴望见到您!      *   我们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

今天,                           *   我们向您表白,

我们的代表就要去北京了,*   向您宣誓!

多年的愿望即将实现,      *    坚决跟着您,

怎能不令人幸福,激动!   *   斗争!斗争!直至胜利!

1966年9月15日


在性格与修养方面,坚决做到:心胸宽阔,英勇刚烈。不为困难所吓倒,不因成绩而骄傲。乐观开朗,朴素大方。不为小事而纠缠,不因私事而苦恼。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忠实积极。

1966年9月20日

自我革命到底。我深深体会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必须从小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彻底改造思想。自我革命的根本一点,就是要斗倒“我”字。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斗不倒“我”字,就不能成为彻底的革命者。

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向人们进攻的。在吃穿方面,用品、住房等方面,怕不怕苦?这些小事都能考验一个人能否斗倒“我”字。只有斗倒了“我”字,才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才能不怕风险,才能吃大苦,耐大劳!

1966年9月25日

向英雄的32111钻井队学习,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

编后话:1966年9月,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经过造反、破四旧、贴大字报、驱赶工作组等活动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校原来的党政领导机构全部瘫痪,由群众自发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负责全校各项工作。筹委会中除了有一名副教导主任被作为“三结合”对象,进入筹委会外,其余都是教职工和学生中的造反派。教师中原来被评为优秀或者先进的,以及学生中的班干部、三好学生全部被排除在外。

1966年8月18日和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2次接见红卫兵后,根据上级安排,我们学校选派了50名师生代表(笔者不在其中),于9月9日由学校出发,乘坐火车到达北京,参加了9月15日的第3次接见。日记中“今天,我们的代表就要去北京了”,指的就是这件事。(毛主席其余5次接见红卫兵的时间,分别是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日,11月25日、26日)

32111钻井队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集体。1966年6月22日,他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血战火海,保住了四川第一口高压大气井,成为那个时代又一个革命英雄主义的楷模。在全国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学习活动。

从以上日记可以看出,经过三四个月的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犹如汹涌澎湃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瞬间冲击到全国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它不再局限于文化领域,而是囊括了党政军,工农商等各行各业。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工厂,到处可以看到“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等巨幅标语,随时能够听到这样的口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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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2):田间地头学毛著


1966年10月2日

十几天的写语录工作结束了,回忆这几天的生活,觉得紧张,愉快而有意义。

今天下午我们就要离校了,下一阶段将是三十天的秋假生活。怎样度过假期呢?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在学校里,我们口头上愿意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是否真正能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呢?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假期就是很好的考验。

我坚决做到一学,二用,三宣传。一学: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六条和社论。像32111钻井队那样,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二用: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下功夫,假期中最根本的一点要不怕苦,不怕累,刻苦地进行劳动锻炼,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三宣传: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六条。坚决像刘英俊那样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坚持做到在地头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语录和各种报刊。

         1966年10月9日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

                                            ——毛泽东

今天,队里开始刨花生。通过一天的劳动,我觉得社员们的思想觉悟真有了空前的提高。刨花生前,全队先开会讨论了不吃花生,增产节约的问题。广大贫下中农说得好:“吃几个花生,看起来是小事,但我们大家都不吃,节约出来就是很大的数量,就可以用来支援国家建设。”

这时,经过小队学习毛著辅导员的同意,我给大家读了一段关于勤俭建国的《语录》,毛主席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方针。”大家听了以后,都说毛主席说得对,我们坚决照毛主席的话去做。

          1966年10月10日

今天和大家在地头一起学习《愚公移山》。同时,在《大众日报》上找了几篇关于战胜干旱,种足种好小麦的文章念给社员们听。读完后,又简单的讲了《愚公移山》的历史背景,接着大家讨论了几分钟。有一个贫农社员说:“愚公能搬山,我们还能连麦子种不上!”还有的说:“别的地方抗旱种麦,还能种足种好,我们不用抗旱,就更没有问题了!”

通过这一次学习,我深深地体会到,广大贫下中农最爱读毛主席的书。他们学一点,用一点,是武装自己的头脑,决不是武装自己的嘴巴。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编后话:以上3篇日记,主要记述秋假期间,在田间地头带领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其中,第一篇提到的“写语录”,是指在本校和应邀到工厂、车站、农村往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当时,从学校、农村,到厂矿、企事业单位,普遍在显眼处的墙上制作出许许多多语录牌。大的长四五米,宽二三米,小的高一米多,宽六七十厘米。制作时,先用石灰抹平并加工上精致的边框。然后,用油漆分别把边框和牌面涂成鲜艳的绿色和大红色。这些都是由瓦匠和群众完成的。而写语录则难度比较大,要求必须用黄色油漆书写宋体、仿宋、黑体等美术字,而且在排版、设计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所以,这项工作一般是由教师和中学生来完成。一块语录牌写完后,远远望去红底黄字,大方端庄,鲜艳夺目,极大地烘托了文革的热烈氛围。

     带领群众学毛著,当时学校没有具体的布置和要求。回村后,村里也没有这方面的安排,完全是自己主动志愿来进行的。当时,我们村是一个只有六十余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除了6人考上大中专学校外,只有我一名高中毕业生。所以,心里便有一种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责任感,有一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潜在意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幼稚淳朴,积极向上的一言一行,仍然历历在目。


日记扉页是林彪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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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3):假期农村文革纪实


                1966年10月12日

今天晚上,在全体党团员大会上,村党支部负责同志传达了区上关于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的会议精神。接着研究了对一个富农分子的斗争问题。

该富农分子一贯不老实,他的闺女经常骂人,经常打击积极分子,挑拨离间。今天,她把母亲扶到地里抖擞花生(把刨起来的花生墩上的泥土去掉的一道工序)。大家都自觉地不吃花生,她却捧了一捧扔到母亲面前,生气地说:“吃吧,使劲地吃!”广大贫下中农见到这种情况,极为不满。全体到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对于这种现象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同志们马上开始写大字报,一会儿,便写了三四十张。有的同志从家里拿来了浆糊,大家一起动手,连夜贴到了大街上。

这次活动,我再一次看到,现在农村的政治空气和以前不一样了。同志们说得好,有反复,我们就要斗争。没有工作组,我们照样搞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13日

苦,没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自己有懒惰思想。艰苦的工作,初看起来有点怕,但只要有勇气,勤劳勇敢,困难就会很快被克服,这时苦就变成了甜。假期中,首先遇到的是比在学校中重几倍的体力劳动。初看起来是十分艰苦的,但用力地干上几天,便觉得没有什么艰苦可言,反而觉得愉快幸福,这就是苦变成了甜。

晚上,对昨天大字报批判的富农分子一家进行了游街批斗。


编后话:这两篇日记记述秋假期间参加写大字报情况和劳动体会。当时农村属于文革初期,主要是学毛著,宣传发动以及批斗“地富反坏”等内容。日记中关于拉富农分子游街的情节没有详细记录,但那天晚上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深。

那是一个秋深风高月黑的夜晚,大约下午六七点钟,全村便一片漆黑。那时,村里还没有电,只有家家户户的窗户纸上闪烁着星星点点,昏暗的油灯光线。白天,人们看到大街上那些极具蛊惑力的大字报后,红卫兵们义愤填膺,决定对那名富农分子进行游街示众。

于是,几名领头的红卫兵立即把富农夫妻和他们的女儿一起拉到大街上,每人给戴上一顶高高的纸帽子,胸前挂着坏分子的大牌子。由几名红卫兵押送着,走在队伍最前面。后面则是由全村青年和中小学生组成的红卫兵队伍。人人臂带袖章,手举纸质彩色小旗,嘴里齐声高呼“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打倒富农分子王×××!”等口号。队伍沿着崎岖不平的大街小巷,转遍了全村家家户户的门前。当时,那名被斗的富农夫妻均已60多岁,几次摔倒在地,都被拉起后,仍然强迫低头弯腰,步履踉跄地跟随队伍前行。

这名王姓富农是我们村5户地富分子中的一户。土改时,全村王姓只有七户人家。他们有一个“不置山岚(林)”的共同家训,有一种“钱够了块(元)就攒起来”的习俗,旨在让家人养成勤劳节俭习惯,以省下钱来购置土地房产。结果,7户人家中,有3户被划为富农。

由于文革形势发展的需要,原定30天的秋假,只过了十几天,我们便又被召集回校。所以后来造反,破四旧等活动便没有参加。后来才知道,在破四旧运动中,家家户户的家谱、字画、古书等均被付之一炬。家具上的铜制饰件,房顶上的鸟兽造型等等,都被当作四旧,惨遭破坏。我们家祖传的一对胰子(肥皂)盒,盒盖上的大红双喜字,也被涂上了黑色的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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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4-15
文革日记(4):以见到毛主席为荣

    

    1966年10月20日

向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学习。最近,从报纸上看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尉凤英同志的模范事迹,极为感动。她真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工人。我一定要好好向她学习。学习她:

(1) 在大是大非面前想一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2)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想一想,怎样全身全意为人民服务;

(3) 纪律涣散时,想一想,维护集体主义,不犯自由主义;

(4) 听到别人批评时,想一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5) 取得成绩时,想一想,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尉凤英同志曾11次见到过毛主席,但她从不以此炫耀自己。这是多么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啊!



       1966年10月21日

我们的代表见到了毛主席,我们也感到无限幸福。10月18日,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第四次(注:后来加上国庆节接见,这次为第5次)接见了150万革命小将,我们的代表见到了毛主席,我也感到无限幸福。



    1966年10月24日

向英雄的“长征红卫队”致敬。由大连海运学院19名青少年组成的“长征红卫队”,长途跋涉两千余里,步行到达了文化大革命的心脏——北京,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真不愧为英雄的革命小将。我们就是要向他们学习,发扬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你们跨过了万水千山,

长途跋涉两千余里,

来到了毛主席身边!

困难在你们面前

偷偷溜走,

高山向你们默默低头!

你们是革命的小将,

是红军的后代,

向着太阳,前进!前进!

  

  编后话:以上3篇日记,记述的内容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见到毛主席为荣。第1篇:“尉凤英同志曾11次见到过毛主席,但她从不以此炫耀自己。这是多么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啊!”第2篇:“我们的代表见到了毛主席,我也感到无限幸福。”第3篇:“长途跋涉两千余里,步行到达了文化大革命的心脏——北京,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难看出,日记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全国青少年学生渴望见到伟大领袖的共同心声!

到北京见毛主席,是从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1次接见红卫兵开始的。首先是选派代表,乘坐车船,后来有的红卫兵自发提出学红军长征,不坐车船,徒步串连,得到了中央大力赞扬和支持。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就是当时报刊、广播中宣传推广的典型。

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全身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为什么却受到了广大青少年如此的顶礼膜拜,那样的迷信追捧呢?现在回想起来,仍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文化大革命从最初的彻底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到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直至打倒隐藏在党内的“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从开始的文化艺术批判,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破四旧、立四新”,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疾风暴雨般的席卷全国。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学校同全国一样,所有学生以及少数教职工走出了校门,加入到浩浩荡荡的红卫兵串连大军中,开始了数月的大串连生活。日记的以后几篇,将陆续加以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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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5):步行串连  新的长征



      1966年11月10日

今天,我们由7名同学组成的“红旗串连队”从学校出发,步行到150多里远的烟台串连。大家臂带红卫兵袖章,身背简易背包,在迎风招展的红旗下奋勇前进,心里感到说不出来的高兴和愉快,好像北京就在眼前,好像毛主席在向我们微笑,浑身便有了无穷的力量。

路上遇到一个30多岁,骑着自行车的人。他要我们见到毛主席后,代问毛主席好。边说边骑车从桃村赶回家,拿来一封早已写好的信,让我们交给毛主席。

中午,在路旁吃饭。啃着冰凉的馒头,没有水喝,没有菜吃,大家却分外愉快,高兴地笑着,吃着。正在这时,一个过去参加过革命战争,大约四五十岁的同志走到我们跟前,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许多行军经验。最后说:“我们过去能过上一天你们现在这样幸福的日子,也就满足了!”意味深长的话,使大家知道了过去革命年代艰苦岁月的情景,也给我们鼓起了更大勇气。大家立刻迈开了更大的步伐。

一路上,经常遇到一些小学生,他们要求我们背毛主席语录。我们背完后,又要求他们背,都背得很熟。每当走累时,大家便一起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曲,立刻忘记了疲劳,增添了无穷力量。一天的时间,共唱歌大约40余次。

下午4时20分到达福山五中,受到了该校同志们的热情支持和接待。同时遇到荣成三中卫东长征队17人。大家一起说了很多话,交流了大串连的经验。一致认为,大家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要细致认真地做好思想工作。



     1966年11月11日

早晨六时由福山五中出发,有几名同学脚上磨起了泡,痛得厉害。但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个个仍然精神饱满,高唱歌曲,快步前进。出发后半个多小时,一辆汽车从后面驶来,“吱”的一声,停在我们队伍旁边。司机非要我们上车不可,我们再三推辞,说明步行串连,决心不坐车,并向司机同志表示万分感谢。汽车开走了,我们在车的后面继续前进,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着!

又走了不远,恰巧遇到了在烟台邮电局工作的堂兄于振君大哥。他们单位的汽车陷到河边沙中,我们一起帮助推车,冷水刺骨也不在乎。车推出来后,大哥邀我们上车,也被我们谢绝了。下午2时,到达烟台,受到接待站热情招待。一伙一伙的少先队员,来宿舍给我们表演节目。晚上,大家对两天的情况作了简单总结,决定:(1)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注意安全。(2)多搜集传单、问题。



编后话:这两篇日记,记述的是我们“红旗串连队”,步行从学校到烟台的情况。其中,两次不坐汽车,坚持步行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十分清晰地记忆在脑海中。第1次,是一位大约50余岁,慈祥和蔼,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师傅开着一辆载货的卡车,突然停在我们身旁。司机从窗口探出头来,边招手,边大声地说:“快,快上车,我把你们捎到烟台!”这时我们看到,车上只有几个苹果框,如果爬上车,一会儿便会到达。但是,大家一齐向老师傅摆手,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步行串连,不能坐车!”老师傅再三劝说,都被我们谢绝了。只见他无奈地摇摇头,嘴里喃喃低语着:“唉,你们这些孩子……”,把车缓慢地开走了。

    第2次是在距离烟台大约四五十里时,恰巧遇到我的堂兄于振君大哥,那时他38岁,比我年长19岁,在烟台邮电局工作。他们单位的汽车到一条大河的河滩拉沙,车陷到了沙中,同来的几个人正在用力往外推。我们见状,立即解下背包,脱掉鞋袜,跳进冰凉刺骨的水中,帮助推车。车推出来后,大哥和他们一起来的人齐声让我们上车,结果也是被我们婉言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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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6):烟台串连第一天



1966年11月12日

王力同志讲话

(10月7日在政协礼堂接见各地串连同志)

目前形势很好,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这是主流,我们每一个胜利的取得,都不是平平稳稳的。我们每一步前进,都是靠斗争取得的。这场斗争还再继续!

前段工作组的形式是镇压革命学生,革命群众。工作组撤走以后,现在有的地区,有的单位又采取了新的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特别是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现在不公开检讨,不平反。过去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等红卫兵,不公开平反就是继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坚决与他们斗争!

工作组撤走后,留下的联络员、视察员,这是换汤不换药,还是错误的。工作组走时匆忙包办搞的筹委会,一律无效。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牵扯到一些同学、一些工人、一些组织的人,是不是斗群众?

我们批判评论,贴大字报不算斗群众,锋芒针对着这条错误路线的背后操纵者。过去,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我们相信能够站到这条正确路线上来。不要用过去的办法对付他们。不要盯梢,不要没收他们的笔记本。

在错误路线下的多数人是虚伪的,是靠不住的。有人提出“炮打××省委、市委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同志(为保留历史原貌,此类称呼等内容均未改动。下同)9月15日的讲话说,“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决不是针对学生。“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是针对一少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不能用这个借口来阻止群众的革命运动。

执行10月5日中央军委批准的“军委紧急通知”中关于平反这一条,也要有斗争,不要认为中央讲了,他们就听了。

10月6日,江青同志在工人体育场讲了,要同志们学会掌握原则、政策和策略,注意团结争取大多数,在压倒优势的情况下是特别重要。现在少数派刚翻身就做了一些过分的举动,这是很不好的。

在学校里不要讲红五类、黑五类。

(到会的还有戚本禹、关锋同志)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井冈山红卫兵抄

——11月12日抄于烟台



怀疑一切对不对?

           陈伯达

……对我的讲话,可以怀疑,可以批判。任何事物怀疑一下,然后肯定它或否定它。怀疑就是考虑、思索,不要把怀疑一切变成否定一切,那样就不好了!你们可以看一看毛主席的《学习与时局》,就是劝大家要思索。有一种是肯定的,有一种是否定的。但是,没有材料,思索也是空的。没有油,灯也不亮。你们可能有好几百盏灯,社会主义的灯,无产阶级的灯,没有油,灯就不会亮。你们要接触群众,接触社会。这样就有思索问题的源泉。不然,你们就不会运用毛泽东思想。你们运用有的对,有的不一定对。

                  ——11月12日抄于烟台

  

晚上开始下雨,气候凉爽。晚上刻蜡纸一张,印传单200份。至8点时,到客运站买票,张友录整整一夜没合眼,早晨8点,买到了船票。定于17号坐船去天津。

在烟台两天时间,耳闻目睹,有些人真是混革命的。他们坐着国家的车,吃着人民的饭,却到处乱逛。我们坚决不能这样做。有的人对待服务员同志,对待工人同志毫不讲理,甚至摆架子。我们坚决不能这样做。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看了陈伯达同志和戚本禹同志关于步行串连的讲话,深深认识到步行串连的重大意义。我认为,外出串连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把毛泽东思想接过来,传下去!这也是我们熟悉社会,熟悉阶级斗争的重要途径。同时,还可以学习革命经验,了解掌握文化大革命形势,提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编后话:以上是步行到达烟台后,第二天的活动情况。白天,抄写了2份大字报。晚上,又刻版油印了200份传单。钢板是我们出发时在学校借的,油印机则是接待站提供的。我负责刻版,张友录负责排队买船票,其他几名同学负责印刷等事项。大家团结一心,紧张忙碌,愉快的度过了烟台串连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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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7):抄录大字报——江青讲话


           1966年11月13日
     今天,到烟台三中串连,对大串连、红卫兵、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了新的体会和认识。注意:要在“敢”字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思考问题。但这不是说要缩手缩脚,要允许犯错误,认识到后就应该立即改正,越快越好!有时犯错误是认识上的问题,那说明自己觉悟不高,今后努力提高。
     于长利同学勤勤恳恳,早晨起床后,主动扫地,扫院子,帮助服务员打水和整理卫生。我们都要大力发扬这种精神。
     遇不知道是哪里的一名同学对服务员极不讲理,自己空着手,却叫人家给拿东西。真是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态度。服务员同志招待的真太周到了,我们再不好好革命,对得起谁呢!
  
  在“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
                   江青同志讲话
     (工人体育场,10万人大会,周总理、江青同志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
    我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同志们问你们好!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战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的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团结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和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中央在10月5日批准了军委“关于军事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急通知”,现在请张春桥同志向同志们宣读,好不好! (好!)
    (1966年10月6日 根据录音整理 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巨澜战斗组、电子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转抄 11月13日抄于烟台三中)

           1966年11月14日
    早晨8点,我们红旗串连队全体成员到达地委接待站,受到接待。接待人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回答如下:
    1、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各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项规定,结合“四清”运动进行,外出串连,按“五条规定”办事,步行串连。
    2、县以下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现在不清楚。不开坐车证明,不违背中央规定。开了,也很难说。
    3、首都造反大队问题,××9月5日被开除红卫兵,昨天抢去了速印机,给马连良开车的司机被用开车。大方向正确,他们会自己认识错误的。
    4、关于工作组问题,7月2日《红旗》第14期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5、关于地委问题,方向上,路线上错误。

    编后话:这是在烟台串连第2天和第3天的情况。先后到烟台三中抄录了许多大字报,到地委接待站访问了一些政策问题。同时,沿街发放了我们油印的传单,并收集到大量新的传单。我们7人,都是农村孩子,第一次到城市来。人生地不熟,困难重重。好在当时全国各地都设立了专门接待站,住宿、吃饭免费,坐公交车也不花钱。所以,很快便掌握了串连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知识。大家为积极参与大串连,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而自豪。
    注:文中对江青等人的称呼及有关文字,均保持原貌,未予更改。

http://m.lgbzj.com/home/blogview.html?blogid=110422

文革日记(8):抄录大字报——戚本禹讲话

           1966年11月15日
    早晨8点,到到烟台市委接待站访问,接待人根据我们提出的问题回答:目前运动的主要方向,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倡大串连,要步行;贴大字报不是斗群众,不提倡贴同学的大字报,不要转移目标。
    又到水产学校串连,该校已无多少人,大字报不少,师生多数外出串连。烟台的大学、中学基本如此。

           戚本禹同志讲话(也代表关锋同志)
           (10月24日晚在《人民日报》编辑部)

    我是在火车上听到的这篇文章(指社论),我是赞成一批革命派到外地去的。外地有些地方斗争很激烈,很艰苦。我希望有组织的去,把中央精神、《红旗》十三期社论、林彪同志讲话精神带出去,起促进作用。当然,在那里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刚才我接见了西南地区的同学,他们那里很艰苦。谭立夫到广州去了,你们也可以去么!
    多数派出去也好嘛!我在车上碰到一个同学,他很坦率地说;“我是保工作组的。”他出来一趟,就认识到了,就承认了,就不保了。还碰到一些同学,他们也没有说我是保工作组的,可是同他们讲话中,可以看出来是保工作组的。可是出来以后,也就是炮轰这个,炮轰那个,就不保了。老是保,受围攻,就变成了革命左派,都是压出来的,越压越革命。(关锋同志插话:“反动的围攻,出革命的左派。”)对!反动的围攻,出革命的左派。他们出去,大部分会变成你们的战友。坐不坐火车,不是绝对的。我们提倡走路,(关锋同志插话:“毛主席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倾向,有些高干子弟,如谭立夫,他们住招待所,要好房子,还要乘飞机,不像话!我们就是提倡走路,还有些地方不让群众出来。说什么影响运动,妨碍生产等等。怎么办?就走嘛!我们就是要鼓励这种精神,这就是造反嘛!走路是革命,可以冲破障碍,冲破封锁。在北京,你们的条件多好,你们可以找总理,可以找中央文革,还可以造反,写大标语,写大字报。你们造反还冲过了金水桥。在北京,你们可以大闹天宫。可是外地就不同,省委一卡,就没地方去了。毛主席指出来要走,兰州地区有几个同学,受压制不让出来,不给火车票,他们就走,这是最好的办法。后来我们知道了,打电话,他们才在半路坐上了火车,到了北京。
    以上是我们领会毛主席提倡步行的含义。还要重写一篇社论,这就是你们造反的功劳!
    (北航《红旗战斗队》战士问:“都走了,控制不住怎么办?”)
    你们不要给我施加压力,有办法,能控制得住。那么一说,全通的。我们相信你们能安排好的。
    (北航《红旗战斗队》战士说:“是不是把队伍拉出去打一阵?)
    好!还是让群众讨论讨论。我看还得留一部分,还是让群众讨论。
               北航《红旗战斗队》整理 北京商学院红反军翻印
                      11月15日抄于烟台
    
     编后话:王力、关锋、戚本禹(简称“王、关、戚)是文革初期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结果不久又被打倒了。当时,我们跟着高喊“打到王、关、戚”的口号,到处张贴批判他们的大字报,但不清楚具体原因和事情真相。
   写这篇博客时,到网上查了一下,粗略得知,他们三人对文革初期的打、砸、抢,冲击军队、外国使馆等极左行为负有直接宣传、煽动责任。为了控制局面,经周总理提议,毛主席做出指示,由杨成武具体实施,对他们三人实行“请假检查”,软禁起来。文革后,王、关被开除党籍,戚获18年徒刑。
           戚本禹,1931年生人,山东威海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2016年4月20日在上海病故。
    日记中提到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即1966年10月2日出版的《红旗》,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文。这篇社论是关锋、王力起草,陈伯达签批的。在这篇社论中,根据文革小组讨论确定,报毛主席同意,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值得慎思谨言的是,目前网络上浩如烟海各种资料,有许多出自有关人员的回忆文章或传说,受舆论导向和政治氛围的影响较大。“文革”中许许多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只有若干年后,国家档案解密,才会揭开事实真相,显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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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9):访烟台师专


         1966年11月16日
   今天,访问了烟台师专(现鲁东大学),“革命造反红卫兵”介绍情况:
   自6月10号开始,形势大好。全校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红卫兵”和“联络总站”两派。两派斗争激烈,达到了白炽化。打起来,把衣服都撕破了。
   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我们造成了分裂
   1、对工作组看法上的分歧,我们评价工作组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另一派则说方向路线是正确的,即便有错误,也是某些人的错误。
   2、对“6.13、6.15、6.18”三个事件看法有分歧。
   3、对第一副校长余福文的看法有分歧。我们认为不是现行反 革 命分子,另一派认为是。
   4、对筹委会看法分歧,我们觉得没有继续执行反动路线。另一派则认为,筹委会扼制了新生事物,是反革 命行为。
   5、对烟台地委的看法,我们看法,必须炮轰地委。另一派则说,烟台地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轰不得。
    我们造了地委、党委、工作组的反,他们是保皇派。我们造谁的反,他们就保谁。他们看来是保皇有理,是典型的“五保户”。
    二、我们的观点
   1、三个事件都是革命事件。6.13事件,是关于工作组错与对的争论,观点不同;6.15事件,游了一些人的街,其中3人是黑帮分子,包括党委书记和他的妻子(中文系党委书记),1人是革命同志,跪了两个多小时,打了几下。工作组定为反 革 命事件。同学们认为是自发的革命行动。
    6.18事件,是不要工作组,驱赶工作组事件。其中包括6部分内容:(1)两张大字报,给工作组提出“不深入群众,包庇阴谋,蒙混过关”等意见。(2)随之几百张大字报贴了出来,工作组把其定为反革 命事件,说前两张大字报为反 革 命信号弹。(3)抢占广播室,播送赶走工作组的文章。(4)殴打工作组队员,其实没有打,是诬赖说打了。6月18日,工作组队员增至25人。(5)“面条”事件,对伙房工人采取了逼、供、信。(6)所谓围攻革命干部牟玉田(地委第四书记)事件。(7)卡断电话总机事件。(8)所谓到大连打电报事件,五名革命师生被打成“反 革 命”外交大臣,逼迫被打成反 革 命的人写检讨,最多的写了12份,被迫承认是反党。
   老师也斗同学,学生斗学生,混战一场。有的被斗对象,体重降了32斤。还罢了不少学生干部的官。正准备召开对部分学生的斗争会,结果8月5日,根据中央精神撤走了工作组。
   工作组在我校犯下了滔天罪行,而另一部分人却说,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到地委要求工作组回来检讨,一连去了三四十次。有一次天降大雨,同学们站在雨中,宁愿淋雨,也不离开。副书记林萍说,不是不在家,是不打算见你们。等也白等,淋也白淋!
   10月19日,我们造了筹委会的反。
   2、对副校长余福文的看法。
   3、对烟台地委的看法:冷冷清清,害怕串连,破坏串连。瓦解红卫兵,不让穿军装、印传单。挑动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有人说,越南问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突不突出政治,都是白搭。主席著作进课堂,我不提倡,也不反对。
    三、目前全校造反情况
   形势大好,造反气氛越来越浓。我们成立了造反团,没有什么,需要什么,就去抢。先后抢了自行车、汽车和广播室。10月14日,林萍、牟玉田送来录音报告,我们抢了录音机,抢了黑材料。抢时打过架。
   我们坚信造反有理,抢得有理!
   编后话:这篇日记是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的。在整理过程中,除增加了记录时省略的字词,补充了少量前后衔接话语,纠正了错误标点符号等外,其余均保持历史原貌。烟台师专,即现在的鲁东大学,当时属于烟台地区最有名的大专院校。文革初期,这个学校基本上就是全地区各类学校文革的风向标和领头羊。他们的造反派跑到各地宣传发动,其他学校的造反派也不断前来取经。向他们学习,就是我们前来访问的目的。
   接待时,这个学校的造反红卫兵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全校两派斗争情况。焦点是围绕工作组的对与错,地委对文革的态度,校党委应不应该炮轰等问题而展开的激烈纠纷和争斗。从这里可以看出,该校基本代表了全国当时形势的主流。这种群众斗群众的根源不在学校,不在地委,也不在省委,而是在中央文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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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0):两张大字报

        1966年11月16日
    今天,在街上抄录了以下两张大字报:
   (一)致 骑 墙 派
可敬的朋友啊!
你自恃清高,标榜中立,
骑在墙上,不偏不倚,
真是心旷神怡!
耳听左边广播,
眼察右边风雨。
称斤计两,权衡利弊,
多么会做生意!
听我的劝告吧!
向左转,这儿是广阔的天地,
这儿是革命的熔炉,
这儿才是战斗的集体!
——成都大学红卫兵编写,上海纺织机械学校狂风暴雨战斗队1966.11.12翻印,11.16抄于烟台
   (二)这里有你吗?
1、五保户:保主保官加保险,还有保职和保薪。归根结底保自己,就是不保党和民!
2、休养员:运动是良机,休养不忘记。白夜皆饱食,不揭也不批!
3、观潮派:骑墙观看各方清,见风转舵好敏灵。哪边得势投那边,多数派里总有名。
真是:事前龟缩无主张,事后站出诸葛亮!
4、书呆子:国家大事,关心者多,不少俺;“鬼”牌秀才,梦寐以求不等闲!
——上海“八一”革命学校劲松战斗小组 11.16抄于烟台

     1966年11月17日
    今天,访问了地委接待站。一位负责同志接待我们,介绍了烟台师专近期文革情况。他说,这个学校有200多人起来造学校党委的反。6月16日,地委决定停止党委书记陆有言的职,由工作组代替校党委。6月11日,地委副书记牟玉田到学校了解情况,将陆有言随车捎到对其进行大会斗争批判的会场。因此,造反派的同学指责地委包庇袒护陆。我们查过,陆在反右斗争中受过批判(四清表现不了解),地委怎么能够不让批斗呢!
    后来,地委撤走了工作组,筹委会(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筹备委员会)负责全校文革领导工作。造反派又批评筹委会执行的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提出“踢开筹委会,自己闹革命”的口号。9月13日,造反派到地委要求工作组回学校检讨,地委答复需要研究和请示上级,才能决定。结果,9月14日,他们实行绝食,逼迫地委。10月7日,地委派人到师专传达中央军委文件,录音带被红卫兵抢走,至今未还。10月10日,工作组回到学校检讨,受到造反派批斗甚至殴打。造反派高喊:“不要地委领导,要省委派工作组!”(根据记录整理)
   编后话:从1966年10月起,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由最初的“破四旧,立四新”,揪斗“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等,转向了批斗工作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上来。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的应运而生。这些组织之间,各自唯我革命,唯我正确,以“革命派”、“造反派”自居,指责攻击对方为“保皇派”、“假革命”。这种群众斗群众之风愈演愈烈,逐步由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发展到“文攻武卫”,发展到不同规模的武斗。从而出现了许许多多群众伤亡流血事件。以上2篇日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种“群众斗群众”运动初期的社会政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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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1):终于见到了毛主席

             1966年11月20日
    昨夜8点,我们乘坐的客轮从烟台港出发,驶向天津。船票是前天在售票处排队领取的。我们坐的是3等仓,每张票3.5元。本来,为了节省时间,争取早日见到毛主席,我们计划自己花钱买票。没想到,当我们轮换排了一天一夜的队,把大串连介绍信递上去后,竟听到说,可以免费。大家高兴得忘记了一切饥饿和疲劳。
    开船后不久,海上起了大风,轮船颠簸的非常厉害。我躺在双层床上铺,需要用两只手紧紧地抓住床沿,否则身体便会来回滚动。肚子里的五脏就像船外的海水一样搅动翻腾起来,两眼直冒金星,大脑已经分不出上下左右,分不清方位,感到自己和床铺等物品都在旋转。全船的人几乎都晕船了,大多数“嗷、嗷”地呕吐起来。整个船舱的地上,到处是一滩一滩的呕吐物,气味刺鼻,异常难闻,更加重了人们的呕吐和痛苦程度。
    这种难以忍受的晕船,使我有些后悔,心里反复念叨着,以后再也不坐船了!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轮船在龙口港外停下来,用小船又接上了一批乘客,并且在这里多停泊了几个小时,等风力减弱后,才重新缓慢地开动起来。
    下午1点,经过将近20个小时的颠簸,客船终于到达了天津港。大家如释重负,高兴地离开码头,乘坐有轨电车,找到了红卫兵接待站。这里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后,迅速分配我们住到了天津民族中学。
    就在这时,听说毛主席这一两天又要接见红卫兵,便立即决定,马上出发,步行往北京赶。我们立即离开民族中学,沿着平坦笔直的公路,快步行走了30余里,5点到达天津47中(杨连弟中学),在这里住了下来。

             1966年11月21日
    早晨7点半,在47中食堂吃过早饭后立即出发。天气突然发生变化,刺骨的寒风刮起树叶、杂草和泥沙,直往脸上、身上抽打。加上连日来的晕船、步行和衣着单薄,全身感到十分疲乏劳累。但是,一想到这是革命大串连,一想到这是为了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果不加快脚步,就可能失去机会,便浑身有了无限的力量。大家咬牙坚持着,直到傍晚才在河西务接待站住了下来。今天,大约走了八九十里路。

             1966年11月22日
    河西务地处北京和天津之间,是公社驻地大村。接待站设在一个空旷的大屋子里。地上铺着厚厚的软麦草,中间空闲处生着一个用大油桶改制成的蜂窝煤取暖炉。炉子虽然没有烟囱,但看不到冒烟,也闻不到一点儿烟味。大概是烧的无烟煤球吧!这些对我们农村孩子来说,确是新鲜事。大家吃完饭便躺下休息,虽然室外寒风凛冽,但室内却是温暖如春,加上劳累,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
          
            1966年11月23日
    今天早晨4点,为了尽快到达北京,我们没顾得吃早饭就出发了。下午1点多到达了通县。一打听,距离北京还有60里,再快赶,当天也进不了北京。当地红卫兵告诉我们,这里有公交车,还可以免费。我们立即找到车站,排队挤上了车。终于在4点多钟,到达了北京。然后,找到负责分配接待大串连红卫兵的先农坛体育场接待站。只见在这里等待分配住处的红卫兵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有不少人在这里露天吃住,等了两三天,也没有分配。
    我们急忙把步行大串连的介绍信交上去,高声回答,是步行走来的。接待员立刻给我们开出了介绍信,让我们到张自忠路7号接待站。
          
            1966年11月24日
    昨天到达接待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到达后才知道,原来这是各省市驻京办事处,临时改为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八九人住在一楼的一个房间,屋内除了地上铺了一层麦草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在这里,吃住不用花钱,每天只要交1斤粮票就行了。在饭厅吃过晚饭后,得知毛主席还没有接见红卫兵,可能最近接见,几天来悬在半空的心落了地。我们放开自己背的行李,倒头大睡起来。
    吃过早饭,由解放军同志组织领导,按照军队编辑,确定每一个人的所属班排,进行毛主席接见时的训练和学习。我被编在3营11连3排9班,班长以上全部是解放军指战员担任。
            
            1966年11月25日
    今天,继续学习训练一整天。任何人不准外出,下午,正式通知明天接受毛主席接见。大家非常高兴,一夜都在盼望着,等待着。
            
           1966年11月26日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的一天,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永远忘不了这一幸福的时刻,1966年11月26日下午2点30分!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编后话:以上几天,主要是千方百计赶往北京,争取见到毛主席。从步行到乘船坐车,日夜兼程,完全忘记了开始时不坐车,坚持步行的原则。匆忙之间,对行程只做了简单记录,以上日记就是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补充完成的。它充分展示了当年青年学生盼望见到毛主席的急切心情,以此纪念老人家诞辰12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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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2):激动幸福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1966年11月27日
    昨天,见到了毛主席,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心愿。回到接待站后,激动幸福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今天得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是11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天,分两批、三处地点进行的。第一批是11月25日上午11时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70万红卫兵列队在天安门城楼前通过,接受毛主席检阅,下午3时半结束。
    第二批接见是11月26日,分别在市区和西郊机场两处进行。下午2时30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等乘敞篷汽车,从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马路出发,缓缓通过西长安大街、复兴门大街和钓鱼台东门马路,检阅了等候在大街两侧的80万红卫兵,3时结束。紧接着,毛主席等乘敞篷汽车,赶到西郊机场,以同样方式检阅了110万红卫兵,下午5时结束。这两天共接见了260万红卫兵,是接见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毛主席接见的通知是25日下午,解放军同志正式传达给我们的,当时才知道,25日不让我们出门,原来是毛主席正在接见红卫兵啊!解放军同志强调,一定要遵守纪律,服从指挥。不准带小刀、钥匙、钢笔等物品。每一个人只能背着仿军用背包,里面除了干粮、《毛主席语录》外,不得装其他任何东西。具体时间、地点和接见方式保密,不准打听。
    整整一夜,大家沉浸在等待、期望的喜悦中,几乎一宿没有合眼。天还未亮,起床哨声一响,我们就像脚上安了弹簧一样冲出房间,赶到饭厅狼吞虎咽地草草吃过早饭。炊事员又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面包,一根火腿肠,告诉大家这是中午的干粮。紧接着是列队、点名、报数,全接待站大约七八百名红卫兵集合完毕后,在解放军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预定地点出发了。
    一路上,只见成群结队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一齐向西长安大街涌来。我们被安排在大约距离天安门广场五六百米远的西长安大街南侧。马路中间留出七八米宽的车道后,红卫兵按训练时要求,分班列成纵队,密密麻麻挤在大街两边。每一纵队前面有6名解放军战士,他们又横向组成了6排整齐划一的队伍,承担着维持秩序,防止拥挤混乱的任务。
    很快,宽阔平整的西长安大街就被等待接见的红卫兵占满了。我们按照指定位置,坐到地上。解放军同志便领着我们唱歌,呼口号。整个大街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等口号声响彻云霄;《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等歌声此起彼伏。
    解放军同志还组织大家以连为单位,进行大合唱,进行“嗨”歌。当一个红卫兵连队唱完后,另一个连队的领队就高喊“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等号子,全连人员便齐声回答“好——!”、“要——!”。对方只得再唱一首或者几首。而当轮到另一方唱时,他们则又变着花样呼起了更响亮的口号。
    蒙古族红卫兵拉响马头琴,跳起了乌兰牧骑舞;藏族红卫兵满含深情地高唱《翻身农奴得解放》;维吾尔族姑娘那婀娜多姿的舞蹈,让人们感叹不已。向大街对面,以及向大街两侧远处望去,笔直宽广的大街变成了缤纷多彩的歌舞世界,变成了歌的海洋。
    下午,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2点30分,一阵清脆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忽然从大街东方传来。全体红卫兵不约而同地跳了起来,高喊“毛主席来了!”并一齐往队伍前面挤去,整个队型全被打乱了。这时,只见最前边的6排解放军同志胳膊挽住胳膊,双脚牢牢蹬紧地面,身体后仰,用力抵挡着身后挤压过来的红卫兵。
    大家翘起脚跟,伸长脖子,双眼紧紧盯住东方。毛主席真的来了!只见他老人家乘坐的敞篷车缓缓向我们驶来。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他那慈祥威严的面庞,十分清晰的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疯狂地挥舞着“红宝书”,高呼着口号,胳膊酸了,嗓子哑了,全然不知。毛主席时而向红卫兵挥手致意,时而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同学们好!
    紧随毛主席乘坐的敞篷车后面,分别是林彪、周总理等党的8届11中全会新选出来的政治局常委。他们也是每人乘坐一辆敞篷车,手举《毛主席语录》,陪同接见。大约经过四五分钟,整个车队在我们恋恋不舍的视线中消失了,前排的解放军同志也撤走了,现场立即“嗡”的一声,乱作一团。有的鞋被挤掉了,有的衣服被扯破了,有的跌倒在地,后面压了上许多人。我一把拉住一块儿来京的另外几名同学,说:“别急,不要挤,一会儿就好了。”果然,等了不长时间,人群散开了,我们平安回到了接待站。
    编后话:以上日记,也是根据当时的简单记录和回忆补充整理的。时隔半个世纪,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随着社会阅历和文化知识的不断丰富,对这些记忆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多了一些深层次的不同思考。 (2017/1/11 189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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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3):

              陈伯达对誓死卫东战斗队提出的问题



           1966年11月28日

             陈伯达同志对誓死卫东战斗队提出的几个问题

           (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请教“誓死卫东战斗队”,拜读你们的大作《给读者提几个思考问题》后,有不少问题要请教,也请读者跟我一起想一想。

(一)最近,中央同志反复讲关于刘少奇的大字报的问题。我以个人身份提出建议。最好不贴大字报,最好写信给他。周总理说:“中央问题已经解决了(基本)。毛主席还健在,你们不相信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二)誓死卫东战斗队将刘少奇同志说成“大党阀”、“黑帮头子”、“中国的赫鲁晓夫”、“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中国人民的死敌”、“世界人民的公敌”。我们不禁要问,“刘少奇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你们是否要将刘少奇作为人民的敌人去公审呢?”中央的问题已在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的,你们的大字报说:“为什么刘少奇现在还没有打倒呢?”这是什么用意,你们的矛头是指向刘少奇,还是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三)你们说刘少奇“人大报告是赫秃子二十大报告的翻版”,“七大报告、《论共产党员休养》是政治投机的代表作”。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决不是个人的作品,是代表党中央的报告,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按照你们的说法,我们在“七大”、“八大”后的方针是有很大问题的了!这不是刘少奇个人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党的政治路线的估计问题。你们的矛头指向谁,你们想过吗?

(四)你们说刘少奇同志不读书,不看报,有根据吗?像你们这样乱上纲,才是不折不扣的过激者。形“左”实右,可以休矣!

现在你们的大字报可以大量转抄,影响极大,是极为严重的问题。望你们严肃对待,不哗众取宠。最后,望你们学习《反对党八股》,并让我们共同学习这段最高指示: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他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需要客观实际地去分析解决问题。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转抄于新北大    半工半读造反小组    11月21日)

(此大字报是误抄,根本不是陈伯达同志的话,而是新北大“打八股”、“江河横溢”战斗队的伪造。    更正者    11月22日)



编后话:以上是在北京大学抄录的一张大字报。按照后来“文革”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推断,陈伯达是不会这样说的。然而,了解当时情况的人知道,打倒“刘、邓、陶”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就是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煽风点火,通过“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下而上地发动起来的。所以,陈伯达这个讲话可能与当时中央表面上的口径相一致,也很有可能是在故意说假话,混淆视听,以假乱真。

近几年看到的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录,很多人对当时的运动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即便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也是走一步,看一步,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干什么。从而,使开始不久的“文化革命”,很快变成为党和国家的权力之争,变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路线斗争,变成为整个国家机器一切运转机制的纲领和核心。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超出了文化领域,已经名不符实。这是我们传统社会形态中弄虚作假,谎话连篇陋习的继续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把诚信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我们坚信,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真、善、美”一定会逐步取代“假、恶、丑”;诚信真实,淳朴自然一定会成为国人的共同行为准则。

(2017/3/30  138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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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4):红卫兵绝不吃苏修之食



1966年11月28日

红卫兵绝不吃苏修之食

事情发生在11月27日上午11时,北京百货大楼门前,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每个革命师生脸上都洋溢着前两天见到毛主席的喜悦,热烈谈论着当时的情景。有的还拿着印有毛主席接见文化革命大军照片的报纸,相互传阅。这时,只见一个40多岁的苏联人把一支冰棍偷偷地递给了一名不满15岁,正在看报纸的广西女红卫兵。这位女红卫兵没注意,冰棍掉到了地上。但是,当她发现是一名苏联人给她的时,便气愤地从地上捡起冰棍,穿过人流,追赶过去。到了那人面前,把冰棍一扔,大声地说:“给你!谁要你的东西!”

大家见到这一情景,齐声高呼:“好样的!我们饿死也不要苏修的东西!”同时,人们也对苏修分子无比卑劣的行径极为愤慨,并对其提出了强烈抗议。

    辽宁省辽阳市高中学生、红卫兵梁家生写稿  11月27日

                    (1966年11月28日  抄于王府井大街)



编后话:这张大字报,当时在北京随处可见,流传很广。虽然,我们没有目睹当时的情景,但是,完全可以相信这样的事情不是虚构,是真实可信的。那时,在全国上下,铺天盖地的反帝反修舆论氛围中,广大乳臭未干,却满怀革命激情的中小学生红卫兵,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昨天还是天真无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中小学生,一夜之间便成了造反有理,打砸抢的红卫兵;昨天还是无限崇拜和尊敬的老师,一夜之间,竟变成了牛鬼蛇神,被红卫兵剃光了头,带上了纸帽子,进行无情的游街和批斗。这些红卫兵对苏联修正主义分子恨之入骨,自然而然,苏联便没有一个好人。由此便可以推断,那个苏联人给一名素不相识的红卫兵冰棍,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是什么逻辑啊!

现在看来,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正是利用了这样一群单纯稚嫩,激情高昂的青少年,使运动犹如暴风骤雨,迅速形成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澎湃大潮,并由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为旗帜、路线、权力之争。

                   (2017/4/15   81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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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5):访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上)



        1966年11月28日

今天,在街上抄录大字报《走访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纪要》,全文如下:

问: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罢了地质部领导的官,还任命党外人士负责地质部的一切工作,这个做法对吗?

答:不管怎样,地质部领导不能随随便便撤换。如果烂了,应由上级党委批准。我们党领导干部不能由群众选举产生,非党群众哪能担任党的领导工作,这简直是笑话。(插问:他们还提出“一切权利归东方红公社”,我们看这个口号不对!)我看也不对。

问:现在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领导人都被炮轰,而且调子很高,不少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上了街,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中央某个人的讲话,只是个人看法。没有正式文件,炮轰只是揭露,并不等于事实。现在有些调子提得很高,好像越高越好,(当然,该高还得高。)并且贴在大街上。一定要贴,那就由他自己负责,你又不能把它撕下来。

问:不是当权派,但有问题,有错误,在运动初期群众群众自发地帖了他的大字报,这是不是群众斗群众?现在是否要平反?大字报等整理材料是否要销毁?

答:所谓群众斗群众,是当权派为了转移斗争的目标,挑起两派斗争。平反是平那些由于给党委工作提意见而被打成“反 革 命”、“右 派”的人。你有问题,就不能平反,你本来有错误吗!例如,对现实不满,运动初期,群众给你贴了大字报,这不是群众斗群众,给你烧一烧,有什么不对?你自己也用不着提出什么平反。这些大字报整理材料,也不算是什么材料,是群众揭发的吗!不能随随便便销毁。你一定要销毁,由群众讨论决定。你的问题是事实,群众也不会答应的。对这个问题,党委可大胆领导。如果材料没有落实,帽子高一点,先不管,到运动后期考虑,现在没有时间管这些了。

问:对革命左派这个问题如何看待?

答:“革命左派”不是自封的。敢于揭发党委的问题,应该欢迎。作为领导干部,不能有任何抵触情绪,要经得起考验;作为群众,也要实事求是,不能无中生有,不能老放空炮。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分析。有些人硬要把人打成“四类”干部,那是不行的。本来不够吗!揪住不放,那是别有用心的。

问:对于领导干部的材料还没有落实,看法也不一致,能不能罢官?

答:通过充分揭发和辩论,如果大多数同志认为是属于什么性质,那就按什么性质定,不要等待少数人的意见。他们可以继续揭发或保留意见。领导在运动中成为绊脚石,就可以罢官,但必须由上级党委批准。被罢官的人如果罢错了,肯定要复职,但现在不搞这个。

问:现在搞运动,从时间安排上,生产时间安排多,搞运动时间安排少,应该怎样抓革命,促生产?

答:抓革命,促生产,不能从时间多少上来看,不能从“几折开”来看。停止工作搞运动,短时间还可以,长时间就不能了。我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吗!今年又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工厂就是全部用业余时间搞运动,各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总之,不能因生产把运动时间拖长了,也不能因搞运动,不管生产。这初看有点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未完待续)

(2017/5/13  123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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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5):访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下)



问:为了把院党委的问题搞清楚,在辩论中针对某个问题,可能说了些错话。这算不算评功摆好,是不是保皇派?

答:这算什么保皇派,这是实事求是吗!本着摆事实,讲道理辩论问题,说了好话,也不算评功摆好,也不能说是保皇派。保皇派一词,在群众中,我不提倡。

问:有的人用领导人的出身如何百分比来看这个领导班子是不是修正主义的,能这样看吗?

答:出身好,是好;出身不好,但是背叛了原来的阶级,就是好的。我们的阶级路线是:(1)有成份论。(2)不要唯成分论。(3)重在政治表现。出身好就是天生的革命派,这是错误的。现在要批判“自来红”,因为这个影响很深,一定要自觉红。像你们院知识分子多,出身不好的也可能多一些。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能一下子搞掉。作为各级党委逐步扭转这个情况,就不能说在组织修正主义班子。

问:工人不同意学生的做法(指封冶金部的门),要和学生讲道理,希望他们改变做法。这是不是工人斗学生?

答:要按道理讲,我在这里上班,可以撕去封条,照常工作。但总理讲了,群众起来了,打了你,你也不要还手。你好好向学生提出善意的劝告,又不动手,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不叫工人斗学生。你们也不要着急,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吗!江青同志在一次大会上的讲话很短,却是高度的概括。她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掌握政策和策略。这个很重要,请同志们回味一下。

插问:有人说这是“革命创举”,对吗?

答:这是什么创举,要知道冶金部是国务院的职能机构之一。

插问:他们说“总理支持他们”。

答:不能断章取义,总理是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我举个例子,西安有20多人绝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用得着这一套吗?总理派飞机接他们到北京,他们说总理支持他们了。其实,总理接他们来讲道理,后来把他们说服了,他们回去了,并说服了其他要绝食的。这能说总理支持他们绝食吗?

问:保护少数和民主集中制有没有矛盾?

答: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一边。……

(以下日记本残缺,内容遗失,无法补充。)



编后话:这是1966年11月28日,在北京抄录的一张大字报。由于当时的日记本,在这一则日记后面有几页剩余空白页。所以,后来被孩子们当做了学习用本。其中一页有明显的被撕去的痕迹。这丢失的一页,就是这则日记的最后一部分,现在已经无法查到原文。

根据这张大字报所记述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当时北京地质学院的某个红卫兵组织走访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的记录,具体时间很可能为11月下旬。

这张大字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革初期全国社会的基本状态。一所大学的几名学生,可以在未经任何机构批准或注册的情况下,成立起声势浩大的红卫兵组织;可以随意揪斗学校各级负责人;甚至可以封各级国家机关的门,揪斗部长、国家主席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这种无法无天,让人难以想象的群众运动,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大串连、大字报等形式煽风点火,或公开支持,或暗示怂恿而广泛发动起来的。

然而,这还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时隔仅一个月后,在全国骤然兴起的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取一切党政大权的各级夺权运动,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2017/5/15  128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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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6):到北京串连现金、粮票账

              1966年12月15日
           到北京串连现金、粮票账

现金(元):                    粮票(斤):
摘要     收入     支出   余额      收入   支出   余额
转账     27.00            27.00      74.6          74.6
借入  5.00               32.00   10.0            84.6
入股              0.20    31.80
福山五中饭票      0.25   31.55              1.4   83.2
烟台饭票          2.90    28.65              8.2   75.0
到天津船上        1.26   27.39              1.5   73.5
天津饭票          1.95    25.44              3.6   69.9
口罩、信纸、夹子  0.84    24.60
书、毛巾、报纸    0.93   23.67
北京饭票          1.36    22.31              23.0   46.9
还借入  5.00             17.31    10.0             36.9
其他              2.31    15.00
合计     27.00   12.00   15.00       74.6    37.7  36.9

    编后话:不用花钱的革命大串连。
    以上是1966年11月11日至12月15日,到北京大串连期间的现金和粮票收支记录。为了支持红卫兵革命造反行动,根据上级指示,学校可以按照串连天数,发给外出串连师生每人每月8元现金和30斤粮票,作为大串连费用。这次按预计2个月计算,我们每人借到16元钱和60斤粮票。加上家里给的生活费、少量助学金和用饭票换取的粮票,从学校出发时,我共计带了37元现金和84.6斤粮票。
    1960年秋,我们考入初中时,曾经把户口迁到学校,由国家粮库每月供应30斤口粮。到秋天,国家粮库告急,供不应求。上级便决定所有中学生,上学前是农村户口的,全部把粮食关系迁回原籍。所以从初一下学期起,我们便需要从家里带粮食交到学校食堂,换取饭票。带什么粮食,发什么饭票。
    在串连过程中,各地接待站统一安排食宿。住宿、坐车不花钱。吃饭时需要交粮票和统一定价的小量饭菜钱。一个4两面粉的馒头,6分钱,一碗菜2分或者5分钱。例如,我们在福山五中吃了一顿晚饭和一顿早饭,才花了1.4斤粮票和0.25元现金。在烟台住了6天,只花了8.2斤粮票和2.9元现金。在北京住的23天期间,吃饭、住宿、坐车都不花钱,每天只需要交1斤粮票。
    这次大串连,我们由11名同学组成,取名“多壮志红卫兵长征串连队”。除了接受毛主席检阅这一主要目的外,沿途还要认真学习外地红卫兵经验,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宣传等各项具体活动。其中抄录大字报,收集、印发各种类型的传单便是主要任务。出发时,我们从学校借了一块刻印传单的钢板,一支铁笔。蜡纸则需要自己购买。账目中的“入股”0.2元,就是11人集资2.2元,用来买蜡纸用的。油印传单所用的油印机和纸张,则由各地接待站无偿提供。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这次大串连,历时35天,共用现金12元,粮票37.7斤。减去学校发给的大串连费,基本上不用花自己的钱和粮票。这种国家直接或间接对文化大革命的巨大资金投入,加上长期受各种政治运动影响,工业、农业、商业等物质生产领域的严重减产、减收,使我们国家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举步维艰。现在回忆起来,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奇闻异事,是多么令人震惊和无法理解。
                            (2017/6/22 159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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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7):到上钢一厂串连


           1967年1月29日
     今天,来到了上钢一厂。在下厂串连中,坚决做到:
(1)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2)加强学习,发动群众,坚决粉碎经济主义。
(3)认真学习“两报一刊”社论和中央文件,牢牢掌握形势大方向。

           1967年1月30日
    访“井冈山”战士:
    目前上钢一厂斗争形式:红卫军,以前比较左倾。造反纵队,造反有理,有杀劲。冶金红旗,以前折中。
要乱起来,不能一律称革命组织。

             1967年1月31日
   据“山鹰”战斗队讲,耐火材料车间干部:周长根,工会主席;周长生,党支书;张长宽,文革主任;傅克水,副主任。

            1967年2月1日
    与耐火材料车间造反委员会谈话:
1966年12月6日,上海工人赤卫队召开成立大会。11月29日,本车间赤卫队成立,由五六十人组成。12月12日和1967年1月26日,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控诉大会,给26名文革初期,在工作队领导下遭受迫害的工人平了反。车间还没有查档案。
关于周金生问题:被围攻了大概2个多月,其爱人被工作队逼疯。傅克水插话:“全国工作队没有好的。大会问题,贪污问题,四清工作队搞过。”
    工作组认识了关于周金生问题错了,但没有落实平反。平反小组的组织,只有2名群众。当时,封了赤卫队(筹备)总部的门。批斗了赤卫队的头头,共6人,全部写了检查。
    造反纵队由文革主任张友宽做幕后指挥,纵队成立大会时,党委书记当政委,厂长是顾问,文革工作队队长等坐在主席台上。
“你们这个组织,我们不承认,不联合,不接管。”
   不真实,只敲了2下门。可以去问“猛虎”。
1号晚上,关于广播问题,传单的错字问题。来了一辆卡车,抓走了2人,说是现行反 革命,其中还有一名学生,送往了公安局。孙中杰不是赤卫队的总部负责人。
    保皇的,我们坚决不联合。你们不退,剩一个人,也不要紧。
陶成根,文革代表,盗窃犯。
    冶金局长来后,赤卫队还没成立,纵队的人去要求增加工资。

    编后话:以上四篇日记,记录的是1967年1月31日至2月13日,到上钢一厂串连期间的一些情况。
    1966年到北京串连,11月26日见到毛主席后,又在那里住了20天,于12月16日返回学校。回校后,先后参加了本校造反组织揪斗工作组,拉着县委书记到北京开眼界等活动。后来,发现全国大串连更加轰轰烈烈,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于是,我们13名同学又成立起《红旗长征串连队》,决定到上海串连。具体路线是:从学校出发,步行到青岛。然后乘船去上海,再根据情况,坐火车返回,途中酌情到南京、济南等大城市住几天。
    1967年1月10日,我们到校总务处预支了串连费和粮票,背起行囊,高举红旗,手握《毛主席语录》,如期从学校出发了。一路上,大家斗志昂扬,意气风发,180公里的路程,只用了3天,便到达青岛,被安排在工人体育馆接待站。在青岛所住8天的时间,我们一方面到海洋大学等大中专院校串连,一方面又到客运站排队购买了去上海的船票。这时,因为普遍提倡步行串连,所以,除了市内公交汽车和返程车船免费外,外出串连者乘坐车船,一律自费购票。我们买的三等舱,每张票6.3元,是自己掏的腰包。
    经过近40个小时的航程,我们于1月23日上午,到达了目的地上海,被安排在西藏路一个接待站。在那里,我们到复旦、同济等大学串连了几天。后来听说以王洪文为首的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一月风暴”中,夺取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领导权,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我们决定到上钢一厂去锻炼和学习。
   以上几篇日记就是简要记述在厂活动情况。由于篇数少,内容也不详尽,所以没有反映出对当时该厂文革的具体的细节。根据回忆,大体上是,文革初期,市冶金局派来的工作组错误批斗了一些工人。后来,像全国一样,造反派起来揪斗工作组,成立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都自称最革命,最正确,是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红卫兵。攻击指责对方是假革命,假造反,真保皇。后来,在“一月风暴”中,工人造反赤卫队纵夺取了党政大权,成为该厂实际领导机关。
                         (2017/7/20 161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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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7):到上海串连路线和现金粮票账

               1967年2月15日
           到上海串连路线与行程:
    1月10日,从海阳二中出发,步行赶往青岛。途径发城、万第、大夼,下午到达高格庄,在这里住宿。行程约60公里。
    1月11日,从高格庄出发,途径大河头、牛齐埠,到达即墨,行程也是约60公里。在这里住宿。
    1月12日,从即墨出发,走完了了最后的60公里。途径仙家寨、沧口,到达青岛。经接待站安排,住到了距中山公园不远的工人体育馆。我们自带行李,就睡在铺满厚厚麦楧的室内篮球场上。
    1月20日傍晚,登上青岛开往上海的客船,经过40多个小时的航行,于22日下午到达上海,住到了西藏路的一个红卫兵接待站。
    1月28日到上钢一厂学习锻炼,在厂吃住,并下车间参加劳动。
    2月5日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2月14日免费乘坐火车返校,途径南京、济南,于15日回到了学校。      
           (以上根据日记中绘制的草图整理)

            1967年2月1日
        到上海串连现金粮票账
        现金(元):           粮票(斤):
摘要 收入 支出 余额          收入 支出 余额
转账 95.00     95.00         325        325
去青路上 1.30  93.70              5.3   319.5
鞋垫     0.50  93.20
青岛饭票 1.86   92.34            10.0   309.5
裤头     1.19   91.15
船票、像章 6.80 84.35
糖浆、笛子 0.68 83.67
吃饭钱     0.21 83.46
语录牌、吃饭钱 1.30 82.16
上海接待站饭钱 3.90 78.26        24.0 286.5
衣服 7.00 71.26
线带 0.70 70.56
上钢一厂饭票 3.00 67.56         10.0 276.5
毛著、汗衫、吃饭 8.56 59.00
其他             4.00 55.00
退回学校                       105.0 171.5
合计 95.00      40.00 55.00 325 153.5 171.5

    编后话:被迫终止了革命大串连。
    以上2篇日记,是1967年1月10日至2月15日,到上海、青岛大串连期间的路线行程和现金、粮票收支记录。
    1966年11月到北京串连,见到了毛主席。返回学校后,发现全国大串连更加轰轰烈烈,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于是,我们13名同学又成立起《红旗长征串连队》,从学校出发,步行到青岛。然后,乘船去上海,到复旦、同济等大学串连了几天后,又到了上钢一厂。
    到厂后,根据我们的要求,厂部把我们分别安排到不同车间,一边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了解情况,宣传上级文件、报刊和传单上的各种中央指示精神。我和另外两名同学被安排到耐火材料车间,上班时负责从烧结炉中出料,然后用小车推到粉碎机进料口边。车间同其他工人一样,发给我们劳保用品:一块肥皂和一卷卫生纸。当时所发的卫生纸,类似于办丧事时焚烧的冥纸,所以,大家称着草纸。
    在上钢一厂的十几天时间,我们参加了2月5日在人民广场举行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来根据毛主席指示改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那人山人海,那放飞千万只鸽子和气球,那让市委书记陈丕显身披蓑衣,弯腰低头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在这里,我们度过了“破四旧、立四新”后的第一个春节。这也是我第一个不在自己家里过的春节。厂里没有放假,工人照常上班,伙房天天按时开饭。街上没有鞭炮声,没有春联、福字,所能够看到和听到的只有那些层出不穷的标语、大字报,那些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
    大约2月10日左右,面对大串连造成的混乱局面,中央发出了“停止大串连,就地闹革命”的指示。很快,接待站发给了我们免费返回学校的火车票,并告诉说,如果再不回去,就不安排食宿了,返程也要自己买票。这样,我们原来计划到全国更多地方串连的目标无法实现了,十分高兴地坐上火车,顺利回到了学校。结束了三个多月的大串连漂泊生涯。
    现在,谈起当年的大串连,有许多人吐槽红卫兵。把“打砸抢,游山玩水”等污泥浊水,一齐泼到了他们身上,其实不然。作为亲历者,我深感当时的红卫兵,主流是在各种政治口号的蛊惑下,发自内心,不怕牺牲的勇于革命者。一些20岁左右的学生,肩背行李,风餐宿露,忍饥挨饿,每天步行120多里地;严寒的冬天,离开温暖的家,远在外地,孤寂清冷的过年。现在讲给这样年龄的孩子听,谁不感到惊讶!
    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深受其害。那些参加大串连的各级大中小学学生,在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和摧残尤甚。
                                 (2017/8/5 210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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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8):我校该向何方?

                              ——谈我校如何实现大联合



1967年2月26日

目前,我校到处贴满了大联合,大夺权的大字报。这是一件大好事,说明我校革命造反派认清了形势,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最后的致命一击。

无数革命造反派的夺权经验证明,要夺权,就必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否则,就不能真正达到夺权的目的。但是,这种联合必须是在斗争中联合,真正革命造反派的联合,决不是大杂烩。我校的联合,也必须在这个原则下进行。

目前,我校出现了革命造反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以下简称司令部)两个大的组织。同时,还有一些战斗队,哪个组织也没参加。

从最近几天的大字报和大家的谈论中可以看出,委员会和司令部之间对于不少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在许多观点上存有分歧。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现在开展大辩论,辨明是非,是非常必要的。只有经过激烈斗争,才能实现真正的大联合。谁回避辩论和斗争,谁就不能实现在斗争中的联合,或者就是根本不想实现大联合。正由于这样,各个组织之间的观点,首先应该真正摆出来。

因此,各个群众组织必须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同时,亮出自己的观点,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因为对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不同,或者是大方向不一致,是客观存在的,不摆出来,不通过辩论分清是非,就只会拖延时间,就不能尽快的实现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换言之,就是破坏革命大联合。

为此,我们希望各个组织应立即行动起来,尤其是委员会和司令部这两个最大的组织之间,更应该通过斗争,辨明是非,弄清真相。真革命,假革命都要在斗争中来分清,来辨别。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革命的大联合。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编后话:和平年代,群众组织夺取党政大权,不可思议。

以上是本人书写的一张大字报底稿。1967年2月下旬,全国性大串连基本结束,各地转入大夺权阶段。海阳县2月3日,由无产阶级造反总司令部夺取了县委和县政府的一切权利,简称“二三夺权”。2月5日,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则认为二三夺权是假夺权,从而进行了反夺权,简称“二五夺权”。从此,全县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为二三、二五两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海阳二中是当时全县具有高中部的两个中学之一。在全县文革中有着重要的宣传发动作用。学校所成立的两大组织——委员会和司令部,自然而然地分别加入了“二五”派和“二三”派。这样,学校的两派也同全县一样,相互攻击指责,都认为自己执行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对方是假革命,假夺权。

我的这张大字报贴出去后,立即受到了双方的猛烈攻击。说这是不讲原则,是和稀泥。必须一派战胜另一派,才能够大联合。结果两派斗争愈演愈烈,直发展到后来动枪动炮的激烈武斗。仅1968年8月的一次武斗事件,就造成4人死亡,30多人受伤的严重恶果。

按照现在的观念来分析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会让我们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在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得到了广大人们的无限拥戴,要更换一个或者多个领导人,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为什么要这么大规模的发动群众参与,甚至要挑起群众之间的相互斗争呢?

历史告诉我们,宫廷政变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往往影响不大。有很多时候,反而对社会文明和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如果把宫廷斗争扩大到社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不但会破坏生产力,影响物质文明建设,而且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危害。

(2017/8/20  147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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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19):两张截然不同的大字报


1967年2月25日

          大字报:革命呼吁好得很

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从战略需要出发,并且为了防止由于分散跑操而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隔阂,因而发出了集体跑操的呼吁。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好得很!

可是,有些人竟为此大放厥词,混淆视听。说什么这是混淆视听,要削尖脑袋钻进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妄图捞取救命的稻草。大概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就是“革造会”吧?

很可笑!如果我们要钻进“革命造反委员会”的话,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成立“红旗战斗队”呢?难道我们不钻进“革造会”,就没有救命的稻草,就会一命呜呼,这不是太滑稽,太自以为是了吗!

……

             1967年2月27日

大字报:批判《试看我校几种人》

去年12月份,我校一个个革命组织,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猛烈进攻的喊杀声中成立了。他们敢于造筹委会的反,敢于造工作组的反,敢于造县委的反。就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红旗战斗队《试看我校几种人》的大字报问世了。

短短的一篇文章,概括了我校站在不同立场上,持有不同观点的8种人。可谓手法高明!但仔细读后,却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把自己摆在哪一种人的地位上呢?

毫无疑问,自己是“无所畏惧,彻底批判和肃清流毒,敢于革命,善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人;是“顾大局,识大体”的人。理由是:因为我们率先退出了“筹委会”,我们写了《一评》、《二评》、《三评》等等、等等。这多么像在真正的大批判啊!多么像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啊!

然而,明眼人一看,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是假批判,真包庇的人物。他们并不是什么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人。当广大革命造反派到县委去揭发批判县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们却按兵不动,稳如泰山。大概是因为到县委去的人,是他们所说的“泥足巨人”、“木偶一般”的人吧!大概是他们认为,这是没有科学分析头脑,对运动不理解吧!

然而,事实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揭穿内幕,就是红旗战斗队的头头们没有挤到这次活动的领导岗位上。



编后话:以上是我写的两张大字报底稿。仔细阅读可以发现,第一张是站在“红旗战斗队”的立场。然而,时隔一天后的第二张,则又是批判“红旗战斗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反差呢?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值得深思。

这年2月中旬,根据中央关于停止大串连的指示,几个月来,到全国各地串连的同学陆续回到了学校。而这时,全县已经形成了“二.三”和“二.五”两大派。前者以工人、农民为主体,间杂少数学生和党政机关干部。他们于2月3日夺了县委的权;后者则以学生为主体,间杂部分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他们认为二三夺权是假夺权,真保皇,于2月5日,重新夺取了县委的一切权力。

我们串连回来后,发现学校中“二.五”派占大多数,其中大部分头头都是破四旧,造反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为数不多的“二.三”派,则多为文革前的三好学生,党团员积极分子。我们十几名同学,当时不太掌握真实情况,觉得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可以实行大联合。所以,便报名加入了“二.三”。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这时候写的。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就在大字报贴出去当天,以王效禹为主任的省革命委员会发来电报,支持“二.五”派,全县党政大权完全落入了“二.五”派手中。这时,我们十几名同学抓了“傻”,后悔当时仓促加入“二.三”,决定马上退出来。所以,写出了与第一种大字报观点截然不同的第二张大字报,内容就是批判本校“二.三”的主要组织红旗战斗队。以此表示加入“二.五”的诚意,争取得到谅解和准许。

(2017/9/30    145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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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20):红旗战斗队为什么垮台了?



1967年2月28日

大字报:红旗战斗队为什么垮台了?

红旗战斗队某些领导人的阴谋破产了!红旗战斗队彻底垮台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是一件有利于我校革命大联合,大夺权的大好事;是我校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伟大胜利。标志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破产,大失败。

红旗战斗队的垮台,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可以说,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革命造反派早就预料到,这是他们的必然下场。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罪状,来说明他们垮台和破产的原因。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是真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真造反,而是假造反;他们中的几个头头,不是大公无私,勇于革命,而是私字当头,假革命。这样的组织,怎么能不垮台呢?

红旗战斗队就是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就是阻碍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拦路虎。我们必须揭发批判他们的罪恶事实,彻底肃清其流毒,扫除其恶劣影响。去年12月份,正当串连归来的同学们向县委、县委工作组以及学校“筹委会”发起进攻的时刻,原筹委会首脑人物赵文斋,立刻宣布退出筹委会,一手策划成立了以文革前学生干部为主体的“红旗战斗队”。从这里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1)赵文斋逃避批判,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招集兵马,真包庇,假批判。决不是什么真的要奋起造反。

红旗战斗队成立后,立刻写出了“三评工作组”、“试看我校几种人”等大字报,颇有一点造反的气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红旗战斗队决不是他们在《试看我校几种人》一文中所说的“无所畏惧,一旦认清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彻底批判斗争,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人。而是真正的对运动很不理解,死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僵化不变的保皇组织。当时,我校革命造反派到东村(县城)造县委的反,堂堂的红旗战斗队拒不参加,这不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了吗?

他们从上海回来以后,看到革命造反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高兴,而是嫉妒;不是积极的促进联合,而是大搞分裂。他们拉帮结伙,东拼西凑,与革命造反委员会搞对立。这能说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吗?直到前几天,革命造反派不断向他们提出问题,指出他们的错误,但他们的几个头头仍然执迷不悟,毫无悔改之意,摆出一副不肖置辩,我自岿然不动的样子,并且高呼“受蒙蔽无罪”。这能够说,他们是反戈一击吗?

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谁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谁就要被压得粉身碎骨。红旗战斗队确实混不下去了,于是只有彻底垮台而别无他路。当然,前进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阶级敌人是不会死心的,他们仍然会以各种手段分化瓦解我们的革命队伍,我们务必引起充分的注意。我们必须坚决打倒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和个人主义,真正彻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完成斗、批、改的伟大战略任务。

原红旗战斗队的同志们,战友们,原红旗战斗队完全错了,你们认识到这个问题,起来造了他们的反,这个反造得好,造得对。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编后话:这是一篇长达1226字的大字报,当时用七八张整张红标语纸抄录后,张贴在教室外墙壁上,吸引了很多同学驻足观望。现在重读原文,不难看出,整篇大字报都是一些空洞乏味,无限上纲上线的口号,几乎没有一句具有实质意义话语。这种文风,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理论和专业知识贫乏的状况,也是当时大搞阶级斗争,突出政治,宣扬个人崇拜等假、大、空社会形态的一种体现。

文中提到的赵文斋同学,文革前是班团支部书记,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文革前期,被工作组安排为筹委会成员。后来,他退出筹委会,成立“红旗战斗队”加入了“二.三”派。全县“二.五”派掌权时期,红旗战斗队解散,再哪个派也没有参加。他1968年参军,在部队从事文字工作,多次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转业后,在烟台广播电视台工作。

(2017/10/10  160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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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21):报刊摘抄之一



1967年3——4月

斗争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联合,没有争取和团结群众的大多数,还不能胜利的进行夺权斗争,即是夺了也不能巩固。

——《我们是怎样争取和团结群众大多数的》



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是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同上》



老虎屁股摸不得,别人一提意见,就扣帽子,就要把人家踢出去。这种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同上》



有分歧意见,应当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方向问题必须辩明,枝节问题可以互让。要“公”字挂帅,不要“私”字当头。别人做的事,只要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应当做的,就要积极支持,主动配合;发现不足之处,要善意指出,帮助改善,绝不能因为没同我通气、商量,而闹意见,泄私愤,互相拆台,抓住一点,一棍子打死,把同志当敌人对待。      ——《同上》



我们有些同志,认为过去造反派有了成绩,就骄傲起来,以老革命自居,轻视旁人。            ——《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



目前,运动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要求。在一个单位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有着共同的斗、批、改的任务,有着共同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但是,如果他们在组织上不是形成一个步调整齐一致的整体,而是分属于许多自成系统的战斗组织,这就不利于共同任务的完成,而且还容易助长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成员的思想革命化。因此,一个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在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和掌权,是十分必要的,十分有利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行式》



毛泽东思想是大联合的灵魂。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象贵阳棉纺厂无产阶级革命派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实行“开门整风”,大破“私”字,纠正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同上》



编后话:以上报刊摘抄,在日记本中没有注明具体日期。经过在网上查找,

《我们是怎样争取和团结群众大多数的》、《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行式》三篇文章分别载于《红旗》1967年第四期、《人民日报》1967年2月26日和3月1日。由此可以确定摘抄时间为3月至4月,具体日期不详。

从以上摘抄内容可以看出,当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全面“向党内一少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阶段后,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呢?除了“最高指示”外,“两报一刊”社论和其他文章,便成为各地革命派遵照的唯一依据。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在中央文件和报刊中,说的是“向党内一少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是上至国家主席,下到农村、厂矿的书记、村长、厂长,全部被打倒,被夺权。这实质上是在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大换班式的全面政权更迭,基本属于没有民主,不讲法治,一个人说了算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            (2017-12-17    128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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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22):报刊摘抄之二



1967年3——4月

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怎样联合对革命有利,就该怎样联合。死抱住总部不放,实际上是小山头主义。还有些人怕按部门大联合成为大杂烩。大家又分析,按部门搞联合,互相最了解,正可以防止大杂烩。

——《贵阳棉纺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联合后,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新面貌,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



毛主席说:“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必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战争和战略问题》



目前,我市已经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临时权力机构——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市以下各系统、各单位,有些已经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有些则正处于夺权的决战阶段。在一个系统,一个单位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有着共同的战斗目标,不搞好大联合,不建立统一的权力机构,就不利于共同目标的完成,容易助长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也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员的思想革命化。

——《青岛市革委会决定》



迫切要求一个按系统,按单位,按部门,按地区成立的革命组织来统一领导,以便形成一个步调一致的整体。而现在的一些跨行业,跨部门的革命组织则是与此很不适应的。它们往往使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革命造反者分属于许多自成系统的革命组织,在下面各自为政,甚至互相对立,严重妨碍着大家战斗步调的一致。                 ——《青岛市革委会公开信》



怎样进行组织形式的改进和调整呢?我们的原则是,要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要有利于基层的夺权斗争;要有利于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实行“三结合”;要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要有利于各单位斗、批、改任务的完成;要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要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员的思想革命化。

在具体的做法上,我们决定按单位,按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中。然后,自下而上按产业,按系统,按地区实行条条与块块相结合的大联合。这种大联合的组织形式是当前斗争形式和任务的需要,是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符合三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指示精神,也是上海、贵州等地区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          ——《同上》



风头主义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仅举一例:“以我为主,才能搞联合夺权”,就是典型的风头主义。         ——《搞臭风头主义》



编后话:以上报刊文件摘抄,主要是学习借鉴青岛市革委会搞大联合夺权的经验。《光明日报》1967年3月6日刊载文章,说青岛市革委会向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公开信,听毛主席的话尽快按单位,按部门实行大联合。这是继上海、贵阳后第3个成功夺权的城市,其经验迅速传遍全国。

后来得知,青岛的夺权主要是由王效禹策划组织的。王是山东青州人,1914年出生,1938年入党,1965年担任青岛副市长。他通过康生的儿子(时任青岛教育局长)和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王力、关锋与中央文革小组扯上了关系。他的按单位,按部门联合起来夺权的经验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因而,很快当上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任济南军区政委,成为全国第一个革命造反派夺权的省级一把手。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九大闭幕后不久,这位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文革红人便黯然失色,从位高权重的政治舞台上重重的摔了下来,被开除党籍,实行劳动改造,直到1995年在家乡病故。

综观王效禹等一大批在文革中昙花一现的的历史人物,不免让人们产生种种疑问。这些人,有的以不同的名目,被绳之以法;有的受到严厉的组织纪律处分。他们违法乱纪,甚至犯罪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的一言一行不都是和别人一样,高呼万岁,誓死保卫,将革命进行到底吗?事情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当年的亲历者们或已辞世作古,或已步入耄耋之年。这一切之一切,任由后人评说。

(2017/12/26  152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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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23):整风会议记录之一



1967年3月11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

范守君(时为班劳动委员,现为退休教师——编者注,下同):认为工作组是来领导我校文化大革命的,要跟着工作组干。那时,认为刘忠(时为班团支部书记)同学立场坚定。对于“平妖风”时于传德同学的检查,也是认为不够深刻。当时想,工作组可以崇拜。

第一次串连,思想比较单纯,肯定成绩,没有去游山玩水和探亲访友。南下串连处理不当,明知以后能有停止串连的指示,害怕走晚了走不出去。是受“四害”轻的,确实不能像人家那样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对每个人都肯定要与不要,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造反精神差,从六年级开始当干部,敢闯精神不够。前期害怕打击报复,认为学校领导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

孙宝志(退休高中教师):盲目崇拜,资产阶级虚伪性重。刘忠、杨亭(时为校副总务主任,高中校长退休)、陈修瑜(时为校教导主任)话说得很虚伪。“大家串连要去坐车,你可能好出风头,就自己走。”

王吉明(烟台人事局退休干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下决心上井冈山,毕可仁(时为班长,正厅级干部退休)等回来后,又下决心到农村,以后又说南下。有时明知不对,也不说。“讲话”学得很不强。

孙永仁(原济南槐荫区机关事务处干部):我始终觉得阳奉阴违,不愿得罪人,愿意随大流。

王利厚(退休科级干部):有讨好的思想,说吕庆华(时为县团委书记,驻我班县委工作组成员)是党的好干部。出风头,到青岛后,又说自己去北京。

于培文(中学教师):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个人主义。

刘志文(济南铁路局退休职工):猜疑心较大,对黑板的问题……。

孙宝志(退休高中教师):坐车外出串连,觉得见不得人,虚伪。

孙乐(烟台钢铁厂退休职工):由于盲目崇拜,所以有时失去了原则,不争论。

陶传宝(退休科级干部):不得罪人,叫人爱听,好人主义。

吕奎武(退休高中副校长,高级教师):有点出风头,坐拖拉机串连,非走不可。

周秀美(班团支部委员、厂工会主席退休):在上海去工厂一事……。

王崇卿(退休干部):开始写大字报时,对于传德的一些做法不满,对工作组是绝对相信的,认为不可怀疑,觉得他们是好同志,是有成绩的。北京串连回来后,对反动路线有所认识,觉得叫工作组做检查是应该的。同时,认为他们的检查很不彻底。上海回来后,首先要加入“迎春到”战斗队,人家不要。以后要时,又有条件。虚伪。对加入“委员会”的态度,对陈修瑜支持“东方红”辩论的事,对于本班的事,始终认为有信心。



编后话:以上是全班主要的两个战斗队整风会议记录的一部分(括号中的内容为编者注)。开展整风运动,是根据“两报一刊”文章,以及大字报中宣传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讲话精神,由各个群众组织自发进行的。主要目的是借鉴1942年延安整风经验,把各个分散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达到统一夺权的目的。

这种愿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地方各级党政权力机关被“砸烂”,被打倒,众多的群众组织处于无政府状态,很难统一起来。从而根本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我们学校也同全县一样,分裂为“二、三”、“二、五”两大派。两派都觉得自己最正确,最革命,认为对方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假夺权,糟得很。直至发展到后来的武斗不断升级,动枪动刀,死伤惨重的混乱局面。1968年,我们学校一次武斗事件就造成4人死亡,30多人受伤。

现代管理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社会管理,必须有一个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管理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设置多少个管理层次,每一个层次管理的幅度有多大,都是由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来决定。文革时期从上到下“打倒一切”的夺权运动,以及我们实行多年,在经济上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模式,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符合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不是发展和进步,属于倒退。

(2018-1-7  153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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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24):整风会议记录之二



    1967年3月11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二)



吕奎武(退休高中副校长,高级教师——这是同学毕业后的职业和现状,下同):参加“迎春到战斗队”,这件事做得不对。固执己见,盲目讲义气。你不信服我,我不信服你。

孙乐(烟台小钢联退休员工):非团员讨论时,相信怀疑县委工作组是对的。当时根本不理解,平妖风后,曾经对工作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工作组走时,激动得掉下了眼泪。去长征大串连时,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唯我独尊,把自己比成英雄,对累的同志一点也不体谅。5点前不回来的,就要写检讨。有唯我革命思想,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对于xx(一名曾经被批判的同学)的态度,到处挑缺点。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敢争高下,不让分寸。

刘志文(铁路局退休员工):回家要好好了解情况。

陶传宝(退休科级干部):对干部说奉承话,有时有拉拢同学,自高自大,阳奉阴违,虚伪现象。整风中,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

吕奎武(退休高中副校长、高级教师):工作组来校后,我为班中心组组长。运动中,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自己盲目崇拜,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xx的批判是错误的。曾经组织写大字报,用话语顶撞、压制过他。四级一班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对同学不信任,造成了几个人的空忙。对于xx同学抱成见,批判他没有充分理由,而是硬压下去。工作组如果做得对,反对则为反对党的领导;做得不对,就应该反对。

王吉明(烟台市人事局退休干部):有个人英雄主义,纪律性差。有时,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唯我革命。

陶传宝(退休科级干部):对工作组,我非常崇拜。尤其对吕庆华(时任县团委书记,驻本班工作组成员),觉得很好,忠实地当了工作组的走卒。自己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心想,不让我们参加造反委员会,也不差起你。南下串连,大方向正确,但也有错误。生气他们把持大印,不给开介绍信。有小资产阶级虚荣心。

孙永仁(原济南槐荫区机关事务处干部):看到别人的错误,不大胆揭发,不敢争论。

王明厚(烟台市教育局退休研究员):有时虚伪,有好人主义。

王吉明(烟台人事局退休处级干部):受蒙蔽很重,对工作组崇拜。秋假时,又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五个老师整的相当厉害。不愿出头露面,领不起来。对政治学习抓得不紧,纪律性差,不愿按时起床。有小资产阶级热情,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找旗一事,有错误。反抗精神弱,小资产阶级狂热。实干精神差,发动群众不全面。盲目随从,奴隶主义较严重。责任心不强,纪律涣散,不愿意当队长。

刘志文(济南铁路局退休员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不清,有时毛躁,只愿意接受别人正确的意见,不愿意听取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意见。容易犯个人英雄主义,比如补助,借款等事项。

于忠兰(高中退休教师):运动中,怕字当头,怕乱思想严重。今天说相信党的领导,明天说相信党的领导,为什么不落实到具体的今天工作中?怕字当头又一表现,是红旗战斗队在季家庄不敢支持一帮,反对另一帮。当时知道退出这个做法是不正确的。在上海,姜仕刚(退休高中校长)去一封信,说了学校情况,当时不满。从上海回校后,仍然怕字当头,奴隶思想严重。

编后话:组织中小学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精神绑架。

今年1月7日,本人曾发表了全班两个主要战斗队整风会议记录之一,这是之二(括号中的内容为编者注)。从这些同学发言记录内容可以看出,当年组织中小学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一种精神绑架。

我们班1963年考入高中,1966年毕业,是当时中小学生中,年龄最高的一级,年龄最大的,不过二十一、二岁,最小的只有十七、八岁。在我们以下的中小学生,则全部只有几岁或十几岁。就是这样一群乳臭未干,不谙世事的孩子,却被无情的卷入那场空前绝后的政治风暴。他们被迫放弃学业,离开快乐的校园,冲向了社会,变成“红卫兵”、“红小兵”,以文化大革命主力军的身份,投入到“造反”、“夺权”、“批斗走资派”、“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领袖”,甚至“武斗”的行列中去。

看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同学们的发言,有的检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自己“有唯我革命思想,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有的承认“对干部说奉承话,有拉拢同学,自高自大,阳奉阴违,虚伪现象”;还有的说“忠实地当了工作组的走卒”;甚至,有的上纲上线,说自己“反抗精神弱,小资产阶级狂热。实干精神差,发动群众不全面。盲目随从,奴隶主义严重。责任心不强,纪律涣散。”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荒唐可笑,愚昧之至啊!

文化大革命贻害无穷,对广大青少年精神上的摧残,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得以扶正祛邪。

(2018年8月25日  185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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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25):整风会议记录之三


                                          1967年3月12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三)



周秀美(时任班级团支部组织委员,后参加工作,任厂工会主席退休——括号内文字系编者注,下同):有些地方太精,耍小聪明,有机会主义思想。最初,团支部保守问题严重,参加造反组织,上农村,到上海后,与班主任孙淑德(这里没有老师二字,文革开始后,对老师、校长等都是直呼其名。)关系密切,有些投机思想。怕字当头,私字当头,听到批评意见承受不住。不愿意给别人提意见,造反团去县委造反,自己说不能够这样做。深入群众不够,轻易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时,很有反感。

运动开始时,立场不坚定,动摇不定。最初是认识问题,不知道党支部究竟正确与否,害怕扩大打击面。给孙淑德写的大字报,说她对同学有物质拉拢现象,当时确实不是从心里这样想的。回忆孙老师对同学那样好的一些事情,心里很苦恼。

工作组来校后,确实认为工作组是代表党的领导,当时觉得,大家都不相信我。对于于xx(文革初期被批判的一名同学)同学,当时他写入团申请书,刘忠(时任团支部书记)说,该同学不可靠,为入团而入团,目的不纯。您如果介绍他入团,以后损失可要大了。于xx做检讨时,是我记录的,怕他以后不承认。对于于xx个人野心的事,现在还有这样的认识。对工作组和筹委会,没认识到他们是压制革命的。怕字当头,不敢外出串连,后来出去了,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对别人的看法,不愿意说出来。爱出风头,虚伪。和别的同学谈话,光说一些好话、奉承话,小资产阶级习气较严重。运动初期,不愿意揭发领导,是私字作怪。有个人主义思想,有个人英雄主义,有唯我独尊思想,对别人一般看不起。不相信群众,唯我革命,组织纪律性差。这些都与个人修养不够有关。

纪芳兰:运动之初怕乱,真想叫工作组来。工作组来校后,很高兴,觉得这会儿可有人领导了。当工作组宣布放麦假时,认为做的对,坚决服从安排,没有怀疑这是压制运动。到“平妖风”(工作组领导的对少数同学的批判)时,听了吕庆华(工作组成员,时任县团委书记)讲话后,真是十分佩服他。黄部长(县委宣传部长)做报告后,对人说真好,到后来有人给他帖大字报,又认为不对。

对于写大字报,当时工作组提出“十要十不要”,很符合自己的观点。去北京串连时,开始不愿出去,于常利非走不可,自己还很生气。回来后,打算如果学校的运动搞起来了,就在学校搞运动。如果没有搞起来,就回家。回来后,学校发了串连补助费,便对筹委会种下了一个好印象。后来造反派高喊打倒王文堂(时任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教导处副主任),认为没有事实根据,这说明自己的思想受经济主义影响挺严重的。

好人主义,遇事模模糊糊地就过去了。对一些事务性工作,怕字当头。到北京串连回来后,还认为工作组好。缺乏革命朝气,有点不关心国家大事。思想盲从,对一些事务性工作忙忙碌碌。



编后话:被扭曲了的心灵。

以上是在整风会议中两位同学的发言。从发言内容可以看出,在当年极左思潮影响下,同学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扭曲。例如,我们的班主任孙淑德老师,是一名二十四、五岁的女物理老师。她是青岛人,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农村任教。她不但教学好,班级工作好,而且非常关心同学,经常对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给予帮助。我至今还珍藏着一本《党章》,就是孙老师自费购买,发给我们的。

再如,同学发言中提到的王文堂老师,他原来是我们的化学老师,文革前不久,被提拔为副教导主任。文革初期他表现不错,被工作组安排为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后来,全国上下掀起了驱赶和揪斗工作组运动,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在一次次批判工作组的活动中,把王文堂老师也列入了批斗对象。

就是这样一些备受同学尊敬,德才兼备的好老师,在文革中竟被贴上了“臭老九”,“牛鬼蛇神”的标签,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满天飞。有的批判孙老师搞物质刺激,用小恩小惠拉拢同学,收买人心。有的批判王文堂老师忠实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红卫兵造反运动。有的老师遭到剃光头,游街示众,甚至殴打。在这次整风会议发言中,不少人提到这些老师,竟是直呼其名,连起码的“老师”二字,也没有了。

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多么荒谬,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幸好那场动乱终于结束,在拨乱反正中,许多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老师得到了平反,重返讲台。孙淑德老师被调到上海某研究所从事职工教育工作,与身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丈夫团圆,结束了长期夫妇两地分居的生活状态。王文堂老师也调到了县教育局,先后担任局长和县委党校校长等职务。

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当年曾被教唆,违心地参与批斗过老师的同学们来说,或许是一种宽恕、慰籍和救赎吧!

            (2018-8-30  189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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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26):整风会议记录之四


                                             1967年3月12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四)



王利厚(毕业后参军提干,转业后为科级干部,已退休——编者注,下同)忠实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相信群众。有的群众写大字报,认为是涉私愤。当时,说李云亭(时任校长)没有什么大问题。对纪坤之(时任副校长),说不了解情况,即便有什么缺点,也不一定非写大字报批判不可。对工作组,还没来以前,就表示欢迎。对吕庆华(时任县团委书记,工作组成员)很信赖,觉得讲话有水平。杨兰翠同学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自己觉得不对,有压制同学提意见的倾向。对串连问题,觉得框框太多。

害怕斗争,老框框多。思想保守,折衷中主义严重。胆小怕事,盲目调和。怕字当头,做事圆滑。遇到事情,不愿意明朗自己的观点,老想搞阶级调和,当和事佬。大串连到天津后,商量坐不坐车时,心里想坐,但口头不做声。还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和守旧思想。

于培文(毕业后任中学教师至退休):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缩手缩脚,违背了中央指示精神,对工作组挺崇拜,尤其崇拜吕庆华(时任县团委书记,驻我们班工作组成员),觉得党的领导就体现在他们身上。有些意见,当面不提,背后却嘀嘀咕咕。对于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往往好好好,是是是,糊里糊涂,事情就过去了。不敢于斗争,不敢于揭发,在原则问题上,不敢争论,当面不说。政治学习差,政治修养差。

王成果(时任班级二五派组织“换新天战斗队”负责人,毕业后参加工作,企业技工退休):通过几天来的整风,认识提高了。班级干部当时保皇的较多。串连回来后,批判的不够。多壮志(战斗队)虽然是革命组织,但从成立以来,包括那些保皇的班干部,只要去就要。多壮志去县委造反,发生僵局,处理不太好。回来后,也没有造学校筹委会的反。大串连时,有的人去游山玩水,下厂看光景。到工厂学工,有的人连门都不到。这样的人,嘴上却说:“相信我们是革命的,我们不是花岗岩脑袋。”去找多壮志(战斗队)同学谈话少一点。(196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主动去跟多壮志的同学拉谈的。多壮志一定有人在煽动,把两个人的观点说成了是组织的观点。有些人一定在背后鼓动,可能有,这是我的认识。如果没有,就算了。

回班级的时间,开始我坚决反对。学习贵阳(大联合)经验,就要解散各个群众组织。我们(换新天战斗队)回班级的目的,也就是联合起来,打倒当权派。

刘吉德(离校后参军在北京仪仗队,后转业到烟台交通局):根据我的了解,多壮志(战斗队)没说不撤就不能联合。



编后话:革命口号掩盖下的自我实现与利益诉求。

以上四位同学的发言,从内容和观点上看,与前几篇同学们的发言基本一致,大多是检讨自己害怕斗争,思想保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方面的革命口号。单从字面上面看,这些口号均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显得是那么空乏无力,那么形式主义。然而,按照行为科学,心理学等方面知识来考察,这些发言无不隐含着内心的自我实现和利益诉求。

人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自我实现是人的需要的最高层次。作为一名高中学生,在正常社会状态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德智体等各方面健康发展。而在文革期间,则不同了,需要表现在造反、批斗当权派、政治学习等方面。这样,谁的口号喊得响,谁的表现比较突出,谁就会成为先进,就有可能得到提拔重用,谁就会在以后的升学、就业等决定自己命运前途的关键时刻得到实惠,实现利益诉求。

事实上,正是如此。全县“二五”派执政时,这个派的群众组织头头都沾了光。1968年1月,66届、67届毕业生离开学校时,我们班就有不少同学因为是“二五派”积极分子,被安排到县里行政机关或者厂矿企业,“二三派”则全部回到了农村。后来,“二五”垮台,“二三”派掌了权,那些“二五”派安排的人,又被从“革命阶级”队伍中清理了出去。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参与派别斗争的老师和同学们,那有什么对错之分啊!不管是谁,在后来的人生中或者得到了某些利益、好处,或者失去了机遇,遭到坎坷和不幸。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社会的赐予,苍天的捉弄。

(2018/9/8  163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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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27):整风会议记录之五



1967年3月13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五)



孙明山(时任学校二五派负责人,恢复高考后,考上师专,后任中专教师、副校长退休——编者注,下同):多壮志(战斗队)从成立以来,方向确实是不正确的,起码是对工作组、筹委会下不得手,有些留恋他们。这次回班级整风,也是完全值得怀疑的。

多壮志(战斗队)打印“二三”派传单,我没找他们谈话。(1966年)12月16——18日以前,没有行动起来。去县上造县委的反,多壮志开始是倡导者,那是偶然的,没有做好筹备工作。回来以后,则完全是背道而驰,认为带陈(永义,时任县委书记)、吕(庆华、时为县委工作组驻本班组员)赴京,觉得是错误的。

多壮志(战斗队)组织不够纯净,学校中心组成立后,并没有对运动抱有正确的态度。大串连回来后,班干部多在多壮志。毕可仁(时为班长,毕业后参加工作,厅级干部退休)敢于正视前一段的问题,是比较现实的。有的人不敢正视前一段的问题,我怀疑有些人不敢把以前那些思想中的错误东西拿出来,比如找旗的事,俺觉得这些人的错误认识还没有灭亡。我们换新天战斗队也有唯我革命论,我觉得刘忠(时任班团支部书记,毕业后务农,后创办公司)改得很好。

于敏晨(时为班级卫生委员,参加多壮志战斗队,整风会议负责记录。毕业后参加工作,副科级干部退休)唯我革命思想严重,对总司令部(二五派)大方向认识不足。多壮志(战斗队)组织不够纯洁,吸收队员没有统一标准,不管是造反还是保守,谁来都接受。开始有挤垮“二五”总司令部的想法,在去县委夺权中,有风头主义。对王文堂(时为学校副教导主任,文革之初为筹委会主任)检讨,杨佳宝(时为政治老师,班主任)控诉等问题认识不足。有时觉得自己是当然的领导者,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只要是造反派,少数人也可以夺权。

王成果(时为换新天战斗队负责人,毕业后就业,技工退休):两个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是由于个人的问题引起的。有的人歪曲事实,就起到了煽动作用。

刘忠(时任班团支部书记,毕业后务农,后创办公司):在五级一宿舍,问起怎么这几天只在“十一.二五(战斗队)”,没提“检查”二字。以后又说,现在如果筹委会再扶植起来,肯定还有人跟着走。

孙明山:念报的事,这个事,我们不找你,别人不会找你。

姜松(毕业后参加工作,在大型军工企业退休):曾经问给同学政治排队的事,从面上来讲,是按什么标准排的。

王华敏(恢复高考后,考入师专,中学教师退休):不是向你们要排队表,要表是非法的。

刘忠: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在五级一宿舍,当时没讲。

孙永仁:反正没肯定下来批准加入“二五”。

刘吉德:我也完全可以推出孙永仁的看法。

姜松:对!是的,“11.25”(战斗队)撒谎,我承认。



编后话:群众组织之间相互怀疑,相互争斗,初露端倪。

以上是10名同学在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有的讲话比较多一些,有的则只是三言两语。从总体上来看,大家心态还比较平和,言辞也不过于激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全校师生基本上都加入了“二五”派,我们班“二五”派群众组织也占绝对优势。当时,只有13名同学外出串连回来较晚,他们通过调查了解,觉得“二三”派没有什么不好,便独辟蹊径,成立了多壮志战斗队,加入了“二三”派。不久便发现,省革命委员会和当地驻军都支持“二五派”,便发表声明,退了出来,只剩下一名同学坚决不退,离开了学校。班级开展整风时,多壮志刚刚退出“二三”的同学,正在申请加入“二五”。

在整风中,加入“二五”派较早的换新天战斗队成员,以及担任全校 “二五”派负责人的同学,认为自己的做法最革命,最正确,是造反派,认为曾经加入“二三”的人,属于保守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发动路线。对多壮志战斗队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指责。在这种形势下,虽然全班群众组织之间观点表面上没有严重分歧,没有发生激烈争斗。但群众组织之间相互怀疑,相互争斗的局面,已经初露端倪。

值得庆幸的是,后来全县“二三”、“二五”两大派之间的斗争升级为“文攻武卫”、动刀动枪,死伤惨重的武斗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学校,逃过了母校1968年“8.10惨案”一劫。      

     (2018/9/13  167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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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28):整风会议记录之六



1967年3月14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六)



孙X X((时任学校二五派负责人,恢复高考后,考上烟台师专,后任中专教师、副校长退休——编者注,下同):不算那天说的话,今天多说几句。多壮志战斗队中很多人,以前执行了反动路线,自己受了蒙蔽,而且蒙蔽了其他同学,所以反抗性弱。前阶段,你们不真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对的。

大串连回来,你们认识到学校中心组和筹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了工作组那一套。所以说你们的心是好的,是想批判的。见到别人批判,你们也是高兴的。

我2月18日串连回校,看到你们成立多壮志战斗队后,印了一些传单,写了一些批判筹委会的大字报,到县上造反,在县上积极刻印传单等等。我承认你们干了不少工作。但你们对筹委会下不得手,对筹委会主任王X X心慈手软,毫无气愤之情。在东村讨论时,吕庆华(工作组成员)说,海阳无反可批,王X X为什么不能当场站出来,揭露他们在同学中搞排队,清查反动学生等问题?所以说是下不得手,或者说有些怕字当头,考虑自己多。

从串连到回来这个阶段,你们方向是错了。有人说,中央指示2月份允许串连,那么,2月份咱走吧!多壮志(战斗队)始终存在一些同学就想串连七个月。你们没有相结合,没有总结,也没有组织纪律。为什么看不到大好形势,却片面强调元旦社论!社论中同意串连的说法与我们学校、我们县的情况是背道而驰的。

不应当强调方法错了的问题,元旦社论不来,你们也想走。有这种想走的基础,第一次上东村,就是想出去串连的。分析当中的人,都是考虑个人多,不大关心学校的事。孙X X、王X X为什么不能同去北京,一块回来搞运动?姜X X从北京回来后,不在学校搞运动,实际就是又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出去串连呢?这是个方向问题。

于X X(时任班级卫生委员,毕业后参加工作,市人大财经工委委副主任退休)在班级中的地位,前阶段是中心组成员,后来是多壮志战斗队的队长。如果是当真的要造反的话,应该欢迎。但从所做的事情来看,是有问题的。说因为没有找到学校造反组织负责人,认为没有党的领导,这都是借口。这些表现是不大好的。上一次辩论会上,更证实了你们的这种想法。通过前后对比,如果及时提出来,是合情合理的。第一次造反时,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为什么现在批判经济主义,你们却捧出了这一套,在辩论会上散布你错我也错的观点呢!根据运动前后表现,我认为是不够满意的。尤其是代表会回来后,你们并没有把会议精神全面带给大家的。

孙XXX回来后,吕X X也回来了,俺留他们在学校搞运动,结果,不久后又走了。当时,明文规定春节不放假,从这儿说,串连这段时间方向是错误的。春节后,串连回来,你们又成立多壮志战斗队。由于前段时间就形成了一些不好的印象,觉得你们有私字,有唯我革命思想,这些印象是比较客观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那么有劲,为什么批判时就没有劲了呢?所以对你们有些不好的看法。

你们回来后,心里一定在考虑:以前自己错了,有些个人主义成分,回来后,能不能整我啊?有的认为,以前辛辛苦苦,出了不少力,担心造反派组织有框框,对自己不利。我承认,我们也有做的不当的地方。但主要责任是你们应当负责。

(2019/1/16  131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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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29):整风会议记录之七



1967年3月14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七)



孙X X(时任学校二五派负责人,恢复高考后,考上烟台师专,后任中专教师、副校长退休——编者注,下同):下面继续说,回来以后,于、王去找旗的事,你们去的动作和情绪是不满的。我心里是挺生气的。多壮志战斗队不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不信。你们也感到是理亏了。所以,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存在大方向正确与否的问题。多壮志中某些同学,十分关心自己的大方向。为什么错了?我认为,就是不对也不要紧,只要纠正过来就行了。为什么不能加入学校革命造反委员会,就是因为有“11.25”和“迎春到”两个组织。不同意,这是事实,我也不同意。造反委员会没有说永远不要你们,至今如此。你们说“造反委员会十几天没有批准我们,这是侮辱,现在叫参加也不一定参加。”你们抱这种敌视的态度,你们应该负责任。

我一再申明,我们应该把班级搞到一起的。事实证明,我们今天没有退出组织,不是照样可以交流吗?有的同学说,为什么不能搞联合,我认为完全可以搞。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在一个组织是联合,否则就不是。社论关于中央大联合的通知下来后,有的同意解散群众组织,有的不同意,说推迟一段时期。为什么不同意解散呢?因为那时当权派还没有打倒,排不起队来,而且利用投票选举也是不正确的。

为了早日斗倒当权派,考虑当时群众组织不能解散,也取得了支左部队的同意。思想真想交锋是可以的,回班级后,第一次代表会还是比较和气的。不就是在咱们班搞个试点吗?这不是真心说的。下午,我们回来了后,你们在班上批王X X(筹委会主任)。晚上,王X X来通知不开会,第2天上午派代表开会。代表会上,我是这样认为的,各大组织不解散,是联合不起来的。全班各组织拼凑到一块是假联合。王说:贵阳的方向最好,有直道,为什么要走弯路呢?孙说:军队也转变了。根据这些,可以说,这是上面的精神。

不同意到群众中开展讨论,为什么害怕群众?因为我们计划今天讨论,明天开始批斗当权派。代表会上的精神,于X X没有把它带给同学们。第二天早晨,多壮志战斗队说,不解散群众组织,不能联合。孙X X说,你们代表能解决什么问题,还得到群众中解决?你们就是说话,就是你们妨碍大联合。你们就是那样传达的,否则,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应该由于X X负责任。

第一次就完全应当放到群众中去讨论,不用转那么多弯,抹那么多角的。后阶段,我对你们的看法好了若干。那次辩论,主要是能摆开问题。你们和我们的联合,也是诚心诚意的。以后,换新天战斗队也需要整顿,不要造成些不必要的误会。

补充一点,最重要的,是工作组你们没有批判,现在晚了。不在于工作组在不在这儿。批判的不够,事实就是这样。都出去串连,就不用批判王X X(工作组时期筹委会主任)了?



编后话:一篇空洞乏味,虚假幼稚的长篇发言。

以上2篇日记,记录的是孙XX同学在班级整风会议上的长篇发言。这名同学学习优秀,一直担任学习委员。他较早发起成立的换新天战斗队是学校革命造反委员会的骨干,他便成为了全校二五派造反组织负责人之一。班级另一个群众组织多壮志战斗队,则成立较晚,而且开始还加入了二三派,不久又退了出来。所以,班级整风,是二五派掌权时期,主要是整顿多壮志,实现大联合。

整篇发言记录约3000余字,现在看来,都是些空洞乏味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当时假、大、空的文风和极左的政治氛围。发言中多次批评多壮志战斗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群乳臭未干,只有20岁左右的中学生,他们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他们知道执行和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什么区别吗?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幼稚可笑,多么愚不可及的事情啊!

说假话,言行不一,在我们传统意识形态领域源远流长。大自万寿无疆,山呼万岁,小到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革命。这些政治口号式的流行语,实际上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反映,属于封建统治者愚弄劳动人民的手段,是传统文化的糟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表现尤甚。

(2019/1/18  163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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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30):整风会议记录之八



1967年3月15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八)



于X X (时为多壮志战斗队负责人,班级卫生委员,毕业后参加工作,电大毕业,市人大财经工委副主任退休。——编者注,下同):听了孙X X同学的长篇发言,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和解析。

多壮志战斗队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问题,而且不是枝节问题。例如后期外出串连,方向是错误的。有的人在整风中强调本单位,强调中央关于大串连的通知。有的人缺乏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热情,态度生硬,千方百计保自己。

孙X X说我们对筹委会下不得手,对王X X(筹委会主任)没有气愤态度,有些怕字当头,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战斗队成立宣言中清楚载明:炮轰县委、工作组和筹委会。对筹委会的错误,我们是在烟台串连时就认识到的。至于见了筹委会主任王X X不气愤,不值得一驳。这是你们捏造出来的理由,请你们举出事实和理由来。

关于串连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认为大多数同学的动机是正确的,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是为本单位的运动着想的。所以,说多壮志战斗队外出串连这段时间方向是错误的,我觉得是犯了逻辑错误,怎么也推不出这样的结论。

运动前,我们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内部整风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次孙X X同学再次提了出来,说:“你们串连回来后,如果当真造反的话,应该欢迎。但从你们的所作所为来看,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说我们不是真造反,我们是不承认的。

代表会上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如果随着中心组检查,以前整了别人不能拉倒,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孙X X同学说,那个“检查”,不是同工作组、筹委会的检查一样吗?那么,叫受蒙蔽的同学检查,当然不能同中心组同学的检查一样了。

这里有几方面的问题,如果孙X X说的检查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认为,大家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未必可行。否则,如果由于某些同学认识上或某几方面原因,不愿检查,就强迫检查的话,这是不行的。

如果孙X X同学说我散布你错我也错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他说要中心组检查,不是人人过关吗?后来,我曾说过,如果主动检查,应该欢迎。孙X X则说,不检查,也要强逼着检查!我认为这是极端错误的。

关于代表会回来蒙蔽群众之事,我确实没有把孙X X同学所说的话:“多壮志说,不解散,总部就不能联合”带给同学们。实际上,就应该不带给同学。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代表的观点,而是你们的观点强加到我们头上。

代表会上,我们是同意这样观点的:谈的是联合问题,我们的意见是按行政部门联合。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头一天还在迎春到战斗队说过,退不退出“二.三”决定于你们。对于不解散总部搞联合,我们说有时间长短的问题,有直路弯路的问题。

孙X X还说,你们不退出“二.三”总部,改了观点,也达不到按行政部门联合的目的。吕X X曾提到过,先整完风,你们退出总部,再谈咱们联合的问题。刘X X第一次会上也说过,据他了解,多壮志战斗队没说过不退出总部就不能联合。根据这些,如果说我是蒙蔽群众的话,我是不能接受的。代表会上,我们提了选代表的建议,说这是怕群众的说法是荒唐的。第二次所以派代表,是我们战斗队研究决定的,更谈不上是怕群众。

关于找旗的事,孙X X作为两队分歧,我们队应该负主要责任的理由之一提出来。具体情况实际是,第二天全校要召开声讨美帝、苏修大会。我们找旗的目的是为了举着战斗队的旗,参加声讨大会。我认为,你们对我们队抱有轻视态度。孙X X曾经说过,要得到别人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我们尊重你们,你们却轻视我们。

关于在大联合中的方向问题,我们最初申请加入“二.五”革造会,这是事实。后来你们不接受,又不向我们说明原因,那当然我们要考虑自己的大方向是否正确了。即是没有以上所说的事,一个战斗队就不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大方向吗?

关于参加革造会的事,孙X X说:“至于你们抱着这种敌视态度,你们应该负责!”我们以后所以决定不参加革造会,原因是要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根本不是因为申请半个多月没有告诉我们不接受的原因。如果从这方面说是敌视的话,是完全不妥的。我们在会上多次发言,说革造会到现在为止,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还能对自己说大方向正确的组织敌视吗?

另外,孙X X同学发言中说,“今年四月份还要大串连,你们走吧!”这句话是别有用心的煽动。



编后话:以上是本人在整风会上的长篇发言提纲,主要内容是,针对孙X X对多壮志战斗队的指责和批评,提出了相应的辩驳和解析。从语气和言辞上看,不过激,不无限上纲上线,还是比较温和友好的。但从发言内容来看,都是一些空洞乏味的,口号式语言,这与当时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氛围是密切联系,无法分割的。

后来,我们这些失去上大学机会的同学,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分赴不同工作岗位。多年以后相遇,在学校搞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便成了大家议论最多的话题。回忆起几十年前在那场让人匪夷所思的动乱中的所作所为,无不感到啼笑皆非。与此同时,也深深感到,十年动乱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给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历史的教训,永不忘记!

(2019/3/12  208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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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31):边战斗,边整风,效果最好



1967年3月18日

边战斗,边整风,效果最好



我们多壮志战斗队,从本月11号开始,边战斗,边整风,实践证明,效果很好。大家首先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端正了态度,统一了认识。一致觉得,目前文化大革命正步步深入,出现了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高潮。夺权,就必须联合。而达到真正联合,就必须整风。因此,目前整风则成为了关键的关键。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内部整风。战斗队成员经过讨论,认识到我们多壮志战斗队在成长壮大过程中,确实存在某些错误。主要表现为:

在一定程度上,存有小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认为自己的组织没有什么缺点,放松了思想改造。去年第一次串连回来后,住了不久,没有关心和安排学校运动,大部分同学便又外出串连。这个问题说明我们对学校的运动不关心,对资产阶级路线认识不清。造反精神不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的不深不透。具有材料挂帅的思想,而对学校当权派批斗时,又觉得无材料,便感到无从下手。

以上这些问题,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是阻碍我们大联合的大敌,必须彻底打倒,肃清其流毒。大家认识到,这些问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战斗队内部的反映,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斗争。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庸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接着大家又严肃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大家的相互帮助,许多同学认识了以前的错误,决心纠正错误,乘胜前进。

许多同学检查说:“我以前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碍了文化大革命。应该向毛主席请罪,向真正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低头认罪。”有的同学说:“虽然我以前是受蒙蔽的,但我还是有罪的。受蒙蔽,就是因为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书学习得不够。”也有的同学检查说:“自己造反精神差,主要原因是私字作怪,怕犯错误,怕出乱子。”还有的同学检查说,自己由于个人英雄主义严重,所以就存有比较严重的小团体主义。

在相互批评的过程中,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意见提出了。与此同时,被批评的同学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有些问题进行解释,弄清思想,澄清事实,消除了以前那种大包大揽,只要别人一提出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接受的虚伪态度和做法。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在既斗争,又团结的气氛下进行的。虽然有时候争论的声音高了一些,但却更加促进我们的团结。在整风过程中,我们把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了合理的安排,效果很好。一方面批斗了走资派,另一方面,通过整风,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增强了队员之间以及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

但是,我们也深深感到,单靠战斗队内部自身的整风,还是不够的,是不能够真正整彻底的。因此,我们决定实行开门整风。我们不怕家丑外扬,恳切地希望一切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向我们提出批评,使我们发扬成绩,改正错误,在一个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编后话:以上是本人执笔的多壮志战斗队整风总结。这次整风,是根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统一要求,参照党的1942年延安整风经验,全国各级红卫兵组织普遍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事实上,我们这样一群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既没有什么职务,也没有什么权力,哪有什么不良的作风需要整顿啊!即便是各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也只不过是上呈下达,照本宣科,根本没有制定、参与和决策的权力。所以,所谓的整风,就必然流于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无谓争吵,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从上述总结,便可窥见一斑。

由此联想到十年动乱期间,那些大大小小,接连不断,花样繁多的运动,除了封建专制,个人崇拜以外,哪还有什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人类与自然发展进步的有益活动。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文革教训,世代永志。

(2019/3/16  152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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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32):审问李X X(校长)记录



1967年3月8日

审问李X X(校长)记录



问:主要有哪几方面的错误?

答:对教职员工的《毛选》学习抓得不紧,对学毛著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上级指示学《毛选》要结合突出政治,集中一切时间学。我却没有破除旧框框,提出让同学自习课时复习功课。反映了这是重业务,轻政治思想,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表现。

阶级斗争观念淡薄。

问:交代你的历史问题!

答:1940年在青山中学念过书,那是国民党办的学校,初中念了半年。后来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想要退学。就在这时招前师,便又去考取了师范,从头念前师的课程。第二年开始反投降,大约在正月回家开始教学。1943年搞良心检查,大家怀疑我是否参加过“三青团”,开会斗争我。我便说了假话,说参加过“三青团”。后来向区委说了实话,说并没有参加,让组织审查了解。肃反和审干时,组织上对我调查后作出了没有参加“三青团”结论。

问:你都有哪些黑材料?

答:我是胆小的人,我家里的人都胆小。我原来认为笔记本等不是黑材料。比如备课笔记、工作笔记、旧书、初八级决心书、批判文章等等。红卫兵清查时,我以备战,怕丢失为借口,阻碍搜查。主要原因是怕挨斗。

问:你们整理过哪些同学和老师的黑材料?

答:关于张X X同学的材料上交了教育局,没有对其进行正面教育。对教师,主要向上级汇报了董X X、于X X和原校长徐X X的材料。对高四级一班工作组时期召开积极分子会议,评选积极分子问题,要求写小字报交上来,不让写大字报。这些材料是工作组吕X X打电话,让上纲上线整理好,第二天带去了。我告诉带他们三个人的材料。关于有的红卫兵写文革前入党积极分子刘X和刘X大字报,我不支持,阻止写。

问:县委副书记刘X X来学校做了哪些黑指示?

答:刘X X来校,在支部会上说,纪X X(副校长)是作风修养问题,我是有右倾思想,以后再这样不行。要支持外出串连,尤其要去北京,不能犯经济主义错误。

问:你怎样看待学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表现?

答:我看到王X X(时为教导主任,后历任县教育局局长、党校校长)站出来了,接触同学不少,揭发了别人一些问题。杨X同志(总务主任)也不错,工作抓得挺紧。我自己站得不好,和同学接触的少,没引火烧心。陈X X(教导主任),听反映,检查不太深刻。



编后话:以上是革命群众组织审问校长李X X的记录。现在看来,当时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无法理解,难以相信。一个正常的国家,在和平年代,怎么能够任由一些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而成立起来的群众组织,对国家机关、组织和单位的负责人进行审问呢?那时,上至由党中央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下至一个由上级党委、政府任命的中学校长,几乎没有一人能够逃脱这一厄运。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种审问后来逐步升级,发展到批斗,刑罚,甚至迫害致死。

这篇日记记述的是笔者所在班级,文革早期发生的审问校长的情况,从内容和语言上看,还是比较文明平和的。但在其他班级的许多战斗队的批斗中,体罚打骂现象却很厉害。曾在我校担任工作组组长,时为县工业局书记的李X X就是难以忍受批斗而上吊自杀的。学校驻地村的一名当时称为地主分子的农民,因传说他召集几人在麦地里开会,研究怎样迎接国民党反攻大陆。结果被红卫兵抓到学校,连夜审问,活活打死。

(2019/3/24  133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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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日记(33)整风会议记录之九

                                            1967年3月19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九)

        于X X:有唯我革命,老虎屁股摸不得思想。工作组时期,参与过搜集其他同学的黑材料。觉得刘X(时任班级团支部书记)是工作组、筹委会扶植起来的先进典型,还有很多群众拥护。找他检查,是赌气去找的。小风雷激战斗队还没有垮台,俺这几个是主力队员。对东风战斗队不感兴趣。叫中心组检查时,曾对吕平安说,原班级中心组小头头造反精神无论怎么好也不行。
    吕X X:外出串连有基础,上县那次去要背包,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找县委答复问题。点名的问题,不是科学的态度。以前在班级中所取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对革命路线的态度。多壮志战斗队找旗的态度不好,你们战斗队也有责任。
   代表会上的问题,三个方案,第一个否定了。不解散组织是不好联合的。关于检查问题,是于X X一气之下说出来的,没有你错我也错的说法。对造反委员会的态度,代表会上第一次表态是大家讨论决定的,对造反委员会抱敌视态度,想挤垮总部,这是对《人民日报》社论的领会有问题。
   南下串连回来后,情知理亏而要求加入造反委员会,没有及时获得批准,感到不理解,后来再吸收,我们也不参加了,不是没批准。参加是为了挤垮造委会问题,原来想参加,是抱着造反精神,不是当奴隶主义。为什么这么注意自己的大方向问题?
    杨X X:对周X X的态度不好。那天争论问题,咱们是没有大方向错误的组织。先摆事实,不必先追求大方向正不正确。有些问题摆不到桌面上来,有则改正,无则加勉。我的看法有三点:一是外出串连走就是错误的;二是不能用这种阶级分析法;三是代表会上的问题弄不清楚。
对军委指示无动于衷,组织原则犯了像《红旗》所说的错误,是敢于斗争与不敢于斗争之争。主观猜测过多,有些带有相当攻击成分,抱有极端个人主义。例如排队表的旋转问题。请你们去帮助整风,说老泥的孩子一色,把大家说成一样一样的,抱就行了。不加入造反委员会,外出串连等问题就不多说了。
    姜X:应该先解决大方向问题。
    王X X:对联合的看法,还是要联合的。
    孙X X:不深刻,不承认。是用死眼光看人的,承认错误。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以前在班级中所处地位是有些不对的。有人分析说,你这个队过半人都错了,此组织呢,能对吗?尤其对于X X同学的分析是不对的,是不客观的。关于外出串连方向是错误的话,是根据有的同学和我交谈说的。
   对筹委会工作批判下不得手,我认为是对的,不是说整哪个队,整某些人。外出串连有基础,于X X承认错了,不在于《元旦社论》来不来。为什么以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有劲,而现在批判就没有劲了呢?怀疑你们有私心杂念,与下不得手是有联系的。比喻考学时,为什么咱那样用功呢?而不考时就不用功了。这是个人主义在作怪。对吕X X的态度,为什么又要走出去串连?
   找旗的事,没有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代表会上的问题,只强调不解散组织不好联合。于X X说,是假联合。叫中心组检查,各打五十大板问题,考虑为什么硬逼着解散组织,只说贵阳经验好,不谈学校具体情况。于X X说,就是有,也是个别人。当时,我的态度是不对的。吕X X在那种情况说出来是合情合理的。
   说我回来蒙蔽群众,刘X说,没有代表不行吗?俺就想交给群众讨论,人家就不同意。你说俺逼您解散,那么,俺说您蒙蔽群众。对造反委员会的态度,吸不吸收你们加入问题,可以理解。要负责任,我自己负责,我错了。直路弯路问题,我觉得有个人主义,谈不上什么别有用心。挤垮那个组织问题,也只是听了一些风。就是应该注意自己的大方向。
    刘X X:要是不回班级,就是私字当头。
    毕X X:不只周X X说中间的事,还有人晚上回宿舍睡觉商量研究对策,整风是真的吗?

        编后话:以上是整风记录的最后一部分,各个战斗队的负责人和部分同学分别做了总结性发言。从记录内容看,整风取得了一定效果,纠正了一些不当言行和误会。在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等方面统一了认识,达成了一致。尤其是有几位同学认真做了自我批评,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好评。正是有了这种良好的氛围,我们班在以后的大辩论、大批判、参与夺权等活动中,才没有出现恶意攻击,争吵谩骂,甚至武斗现象。
    1967年底,我们离开学校回到农村,当上了一名正式的人民公社社员。这期间,不少同学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2006年和2016年,我们班分别举行了毕业40周年和50周年聚会,同学们美其名曰“班庆”。在聚会中,大家抚今追昔,畅所欲言。谈及十年动乱,无不感到十分惋惜与无奈。在尝尽人生酸甜苦辣后,我们才真切地体会到,这是命运的安排,这是上天的赐予。
           (2019年3月29日  186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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