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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言懿行:我的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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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连,见到了毛主席
嘉言懿行    515 2013-12-24 09:37
                          大串连,见到了毛主席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1966年11月26日,我们到北京大串连,见到了毛主席。当时那种狂热、宏大的场面,那种骄傲和自豪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是毛主席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当时,大串连像暴风骤雨一样刮遍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学校地处乡镇,远离县城,但照样被卷了进去。开始在县内串连;后来到专区市,到省会;再后来,直接到北京,把见到毛主席作为串连的首要目的。


      参加这次串连的,是我们刚刚成立的“风雷激战斗队”全体成员,共有16人,都是高中毕业,因全国停课闹革命而留在学校的同班同学。出发那天,大家头戴军帽,臂带袖章,背着折叠整齐的背包。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走在最前面的一名女同学,高举着我们精心制作的红色大型队旗,旗上书写着毛体“风雷激战斗队”五个大字,红底黄字,分外耀眼。


      按照计划,我们第一站是步行到烟台,再从烟台坐船去天津,到了天津,再步行到北京。这样既算是徒步串连,可以尽早见到毛主席,又可以少走将近1200里路程。


      从学校到烟台60公里,一路上,我们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下定决心”等歌曲。尤其到了村口或者农民正在耕作的田头,我们的歌声和口号声便更加响亮,赢得了人们一阵阵的热烈掌声。先后有两次开车的师傅把车停在路边,让我们上车,说是顺路把我们捎到烟台,都被我们婉言拒绝了。


      在烟台,我们一边串连,一边轮流去排队买船票。结果,卖票的人听说我们是到北京串连,就免费给了我们16张票。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到达天津后,我们又步行了2天,于23日下午到达了北京。


      北京的接待站设在先农坛体育场,我们到达时见到的情景真是让人吃惊。那么大的体育场,竟被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挤得水泄不通。不少人没有得到及时安排,就在那里露天过夜。好在我们拿的是徒步串连介绍信,便被优先安排到位于张自忠路的各省市驻京办事处接待站。


      这个接待站住了大约四五百人,几座楼房的每一个房间都挤满了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房间里没有床铺,只是在地上铺了厚厚的麦秧秸秆。晚上,我们把自己的背包打开,一个挨着一个地睡在麦秧上。有的没带行李,接待站便提供被褥;有的没穿棉衣,写一张借条,就可以领到一件军大氅。后来听说,有的人把大氅穿回了家,也没有人过问。


      到接待站的当天,便得知毛主席最近几天要接见红卫兵。接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是由接待站的解放军战士组织的。我们16人被编为1个班,每3个班,为1个排。排长由一名战士担任,班长则由大家推选。在这里,吃住不花钱,坐公共汽车也免费。白天,我们到街上或者大学去看大字报,参加批斗大会,收集传单。晚上,排长则领着学习文件,给我们讲解毛主席接见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25号下午,排长通知我们,说明天参加毛主席接见,并再次强调不要带小刀、钢笔等物品,只拿着《毛主席语录》就行了。有的同学问什么时间,排长答复道:“具体时间保密,大家不要问!”


      第二天一大早,大约5点多钟,天还未亮,起床号声便响了起来。大家像一名就要上战场的战士那样迅速行动起来,洗脸、吃早饭等仅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饭后,每人都带上了刚刚领到的午饭——一个面包和一根火腿肠,便排着整齐的队伍,呼喊着口号出发了。


      我们这个接待站被安排在西长安大街等候接见。不大一会儿,大街上便挤满了人群。除了道路中央留出几米车道和最前边5排解放军战士外,人行道等其余的地方全部是红卫兵。排长让大家席地而坐,组织我们演唱革命歌曲和表演节目。时而合唱,时而独唱。啦啦队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有许多小数民族的学生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蹈。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下午3点,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声,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只见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乘8辆敞蓬吉普车,由东而西,依次缓缓而来。最前面的毛主席挥舞巨臂,向我们招手;紧随其后的林彪等人手擎“红宝书”,向大家致意。


      人群一下子沸腾了。红卫兵们高高地举起《毛主席语录》,宽广的大街立刻成了红色的海洋。红卫兵们疯狂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像千军万马,呼啸而起;像雷霆风暴,响彻万里云霄。


      大家一边振臂高呼,一边不顾一切地往前挤。多么想离伟大领袖再近一点;多么想扯一扯伟大领袖的衣角;多么想偎依在那宽广的胸怀,聆听一下那慈父般的教诲啊!这时,现场的解放军战士高喊不要乱,让大家维持好秩序,并且手挽手地拉起了人墙,才保证了车队安全顺利地通过。


      回到接待站后,我立即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写道:1966年11月26日,我见到了最最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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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4-14
大串连,在上海过年
嘉言懿行    285 2014-01-16 10:51
                               大串连,在上海过年



      1967年春节,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日子。那年,我们到上海大串连,在那里过了一个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不在自己家里过的年。

      1966年11至12月,到北京串连,见到了毛主席,被那种疯狂、野蛮、愚昧的造反、夺权等革命理论所蛊惑,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斗志。于是,我们战斗队在学校搞了几天革命后,便又打点行装,向上海进发了。

      那时,还是提倡徒步串连。我们仍然采取了去北京那种步行加坐船的办法。1967年1月15日从学校出发,步行150公里,到达青岛。在青岛住了一周后,又千方百计买上船票,坐船到了上海。那年是2月8日过春节,我们到达时已经是1月26日了,离过年只有12天的时间了。我们一致的意见是:现在是造反有理,是破四旧、立四新,还讲什么过年不过年的!咱们就在上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吧!

      于是,我们16名同学便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大串连中去。当时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轰轰烈烈,对全国的影响很大。1967年1月6日召开了约有百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这一天起,上海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就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手里。

      2月5日,也就是腊月27日,我们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那天,上海人民广场红旗招展,彩旗飘扬。100多万革命群众出席了大会。“火烧陈丕显(书记)!揪出曹荻秋(市长)!”的巨幅标语十分醒目。大会宣布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并声称:“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夺权的完成。

      会议结束后,革命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市委和市政府大门前时,大家义愤填膺地把原来市委、市政府的大牌子摔到地上,用铁锤狠狠地砸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革命委员会。

      春节,我们是在上钢一厂度过的。当时,我们住在厂接待站,白天到车间参加劳动,晚上,便同工人师傅一起学习文件,开展大批判、大讨论等活动。直到除夕,车间不停工,全厂不放假。大街小巷没有放烟花爆竹的,没有串门拜年的,更没有祭拜先人祖先的。

      往年家家户户挂灯笼,贴对联的现象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打倒、砸乱、万岁、万万岁”等大字报和巨幅标语。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活动也没有了,唯一可以听到的是收音机和大喇叭里不停顿,反复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和语录歌等歌曲。

      除夕那天,气温较低,阴云密布的天空竟飘起了阵阵雪花。据当地人讲,多少年没有这么冷过。下雪,更是罕见。这样的天气,更加使人们感到这个年的特殊和清冷。晚上躺在冰凉的床上,碾转反复,难以入眠。不觉想起往年在家里过年时那暖暖的被窝;想起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其乐融融的情景;想起放鞭炮,给长辈磕头拜年等往事。

      这样想来想去,心里不免产生了许多疑惑,想家的心情便油然而生。幸好,刚过春节,中央就发出了停止大串连的通知。接待站发给了返程火车票,催我们离开上海,并说,再不走,就要自己花钱买票。我们丝毫没有犹豫,登上火车,于正月初6日回到了学校,结束了历时3个多月的大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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