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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雨雨:我的课代表——邓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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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代表——邓朴方


上课都有一个课代表,课代表主要替教师收、发学生作业,有时还反映一下学生的意见。在大学里,课代表作用不大,教师对学生的作业要求也不严格,一般学生自己会做,做了自己也能判断对与错,有意见学生自己就会直接对教师提。因此,我在大学里教了那么多年书,我竟然只记住了一个课代表,其他的都忘了,一点印象也没有。


我唯一记住的课代表就是核物理62级的课代表邓朴方。


62级的学生1962年入学,1965年暑假后进入四年级,我的热力学统计物理课就开始了,课代表是邓朴方。


那时,我并不知道邓朴方是邓小平同志的儿子。我这个人政治上比较落后,是技术物理系少有的非党员教师之一,而且也不善于与人交际,没有人会巴巴地来告诉我邓朴方是谁。我的丈夫胡济民在我面前也只是扮演“我的老师”与“我孩子的父亲”两个角色,除这两个角色应说的台词以外的任何话都不会随便与我说。


我对这位课代表的第一印象是,高高个儿,一表人才,对老师彬彬有礼,责任心很强,每堂课完了后都会主动来问老师是否有事。别的课代表却不是这样,下了课急急忙忙地跑到另外教室中为下堂课去抢座位了,或急急忙忙到食堂去吃饭了,有时教师要找课代表还不容易找到呢。


任课教师每周有一次“答疑”时间,答疑的地点在学生宿舍。一般都是教师在指定的时间,在随便哪个学生的宿舍里一坐,等学生来问问题就是了。北大的学生晚自习都喜欢到图书馆阅览室,或专门为学生开放的有桌子的教室去,在宿舍学习的比较少。不是考试期间,来问问题的学生非常少。学生的宿舍一般比较乱,有时教师去了不知该在哪个房间里落脚。课代表当然不管这事,自己早就到自己喜欢去的场所去了。但邓朴方却与众不同。每次答疑时间,他都在宿舍里候着,不但把老师安排到一个比较清洁的房间内(那个房间一定是特地整理过一番),而且还安排几个有问题的学生问问题,免得教师坐冷板凳。


邓朴方童心未泯,有时会表现出很天真烂漫的一面。有一次我偶尔在校园里经过,看到一群学生在工地上劳动,正是休息时候,那群人在哈哈大笑,其中有一个人把一个装土、草的筐套在头上。我一看,那群人正是核物理62级学生,大笑的学生也看到我了,喊着:“胖子,胖子!”示意戴筐的学生抡掉筐,跑到我跟前,问我是不是找他?原来这个头发上还落有草、土碎碎的人竟是我的课代表邓朴方。


“胖子”是同学们对邓朴方的爱称。我很奇怪,邓朴方那时并不胖。我想一定是小时候比较胖,因此有了这个绰号,他自己喜欢别人这样叫他,主动告诉大学同学的。


很多人以为技术物理系就是物理系,常见到有人说邓小平的三个孩子都在北大物理系念书。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物理系是物理系,有固体物理、光学、磁学、低温物理、理论物理…等等专业。技术物理系完全是另外一个系,是培养原子能事业人才的。只有邓朴方在技术物理系,他的妹妹邓楠,弟弟邓质方都在物理系。


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邓朴方肯定奋斗在我国原子能研究的第一线,或在为人类制造最大能源——受控热核反应——的第一线。但文化大革命却按照自己的历史规律,汹汹涌涌地来了。


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1966年5月25日,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七人大字报,贴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外面墙上,以反对国际饭店会议和北京大学校领导陆平和彭佩云的姿态打了第一炮。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称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充分肯定了聂元梓。6月4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新改组的市委决定撤消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据北大,北大从上到下全由工作组控制。


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每个系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技术物理系的组长是徐云影(一个出身贫下中农的工农干部),副组长是邓朴方。


文化革命刚开始时,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往往被推上第一线。很自然,邓朴方也被推上了第一线。


我的丈夫胡济民是技术物理系的头号黑帮分子,既是走资派(系主任),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揭露胡济民罪行的大字报贴满技术物理系大楼。我被汹涌而来的暴风骤雨完全吓晕了,不知所措。我成为了黑帮家属,平时碰到我都要向我打招呼的人,一下子全变成了陌生人,当我用乞怜的眼光看他(她)们时,他们都故意转过头去。


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邓朴方,那是一条从中关村宿舍楼区通向大马路的小道。邓朴方正在与系里几个造反派热烈地说着什么,我要继续走就得从他们身边穿过,我不知道该过去呢还是退回?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邓朴方回头看见了我,微微地向我点了点头,并让开了路。


我的课代表没有忘记我这老师,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我的眼眶。


工作组控制北大文化大革命没有多久,1966年7月22日,中央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江青与陈伯达到北大来看大字报,7月25晚上9点在江青的主持下,在北大东操场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三个问题:


       (1)6.18事件到底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2)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到底要不要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


       (3)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怎么办?


6.18事件,指的是6月18日,北大校内群情激昂,各系的工作组失去了控制,一下子全校有50多人被揪斗的事件。


天下起了雨,有人给主席台上的江青披雨衣,江青拒绝了,大声地对扩音器用颤抖的声调说:“我没有那么娇气!”虽然不披雨衣,但谁也不敢让领导们淋着,仍有人在后面给她(他)们打伞;坐在东操场地上的群众可一个也不敢“那么娇气”了,谁也不敢用雨具,一直到凌晨二点钟大会结束,人人成了落汤鸡。


第二天,校园内要张承先工作组滚蛋的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当天晚上,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几乎都来到北大,七点半钟,仍由江青主持会议,会议仍称“辩论会”,但已明显地一边倒;发言的几乎都要撤消工作组。北大附中一个红卫兵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后经天安门被伟大领袖接见后,改名宋要武)作了很激烈的发言,提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江青热烈地拥抱了她。江青自己也作了长篇发言,揭露工作组不欢迎中央文革的领导来学校看大字报;揭露在昨天的辩论会上,张承先特意布置了一些人为自己辩护;以万分激动的声调提到了技物系的放射性的害人,说她自己深知放射性对人体的毒害,她因病作过放射性治疗;她声嘶力竭地提到中文系的女学生张少华(即邵华),说她公开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儿媳妇,(她是毛岸青的爱人,)她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而张承先工作组却包庇她,工作组已经把阶级斗争斗到毛主席家里来了(据说当场就有革命群众去揪张少华,但没有揪到,她逃走了),她的发言真让人膛目结舌。接着陈伯达宣布撤消张承先工作组,成立革命委员会来领导。新北京市委负责人李雪峰发言,检查了北京新市委给北大派工作组的错误。


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没有工作组的阶段,第一号大左派聂元梓当了北大革命委员会主任,原来的组长徐云影成为技物系的革委会主任,副组长邓朴方下台了。


“文化革命”兴起了又一个高潮,学生们从附近学校相互串联发展到去全国串联。红卫兵小将们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帜,在北京大街小巷大破四旧,数不清有多少次,革命群众们来我家翻箱倒柜地抄家,大人来了,红卫兵小将中学生们也来了,中学生们完全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行事,一进门先爬上床踩两下,把床单踩赃,然后把胡济民打翻在地,踏上好几只脚。


当时北京大学学制是六年制,从四年级开始的学生,我都给他们上过课,可以告慰的是,来我家抄家的革命派,除了胡闹的中学生外,都是我系一、二、三年级的学生与系里的革命群众,听过我课的四、五、六年级学生,一个都没有来。


技术物理系的黑帮分子们又多了一个罪行:“用放射性杀人”。


为这条新的罪行,在科学院的“四不要”礼堂开了一次斗争黑帮的大会。


技术物理系的办公大楼在中关村科学院区域内,与北京大学校园有相当一段距离,要开大会,只能借科学院的礼堂。我已经忘记了为什么科学院要把他们的礼堂取名为“四不要”礼堂。其实这样的名字很难听,很容易被误听为“死不要脸”礼堂。


在这次斗争大会上让我吃惊的是,在控诉技术物理系的黑帮分子的罪行后,竟然上来一个62级的学生,揭露起邓朴方的罪行,说邓朴方“污蔑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在两次东操场的大会后,他回到宿舍,激动地向邓朴方说了“如何如何佩服伟大旗手”的话,邓朴方却回答他一句污蔑江青的活。他举手高呼“打倒邓朴方”的口号后就草草下台了。至于邓朴方到底说了一句什么话,广大革命群众连带我这个黑帮家属都不得而知。


要知道,污蔑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的话是不能重复的,你要重复了(即使是在批判别人时)你马上成为现行反革命。污蔑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的反革命分子交代的材料,也必须密封上交,要上交到一定级别的人那儿才能拆封。


我永远记住了这位上台揭发邓朴方的、62级的学生。真奇怪,别的学生我都忘记了,但他的形象却永远在我脑海中。我记得他是邓朴方的好朋友,我记得他很热爱原子能事业,因为他的姐姐也是我们系的学生,她受他姐姐影响也考到我们系来。这样一个好学生、邓朴方的好朋友、却第一个上台去要打倒邓朴方。


邓朴方从此进入了人生的低谷,北大的那些革命派在如何折腾他我并不知道,任何人不会把这些来告诉我这个黑帮家属。但要澄清的是,最后他被关押的地方是“物理大楼”,不是技术物理系的“技物大楼”(技物大楼不在北大校园内),“物理大楼”没有放射性。


当时,我的大儿子已经懂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血统论在盛行着。他作为一个黑崽子,在外面常受人欺负,回家来默默寡欢,常常一个人在拨弄一些小石子。我想让我儿子玩点半导体收音机之类的事,就到海淀一个卖电子零件的商店去买点零件。在商店里我看到一个头发蓬乱、满腮胡子的年轻人,也在买电子零件。我不经意地朝他一看,大吃一惊,原来他竟然是邓朴方。我正想和他打招呼,被营业员一打岔,再回头一看,他已经匆匆地离开了店铺。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邓朴方——我的课代表。


在技术物理系成立四十周年的纪念册上,我吃惊地看到了一张邓朴方回母校的照片。我奇怪邓朴方什么时候回过技术物理系?询问了有关教师,原来是1994年12月7日,邓朴方率领残疾人艺术团来北大,在办公楼礼堂进行演出,照片上的人是特地到办公楼礼堂去和他合影的。我想,母校可能会给他残留一些青春的快乐回忆,但更多会是不堪回首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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