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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宝昌: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1-6,通信兵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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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转帖者曰:此学校应是在陕西西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即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重庆的分校。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1,2)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拜读过金复的关于文革的回忆,我也有相同的感觉。所以我将我所经历的一面写出来。
我们从西安到了重庆,后来再没有回到西安,成为通信兵工程学院1611班的同学(还有一些在重庆,曾经是其它班的预科同学)是我们当年预科,52号楼中比较特殊的 群体。
我们由于学校整风、去农村搞四清等,把学业耽搁了,到四清回来,重新上课时,我们当年一起从六零年预科的在西安的同学已经奔赴工作岗位上。而当我们拎着装有松9A炮瞄雷达说明书的保密箱,在雷达实验场学习、分析雷达线路时,“五一六”通知来了,从此,校园不再平静,师生离开教室和书桌,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从那时起到,支后来离开重庆通工,自已最终去了福建空军雷达二十三团,有这长达二十个月的经历。对我来讲,永远铭记。这里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好像回到了前辈的“五四”运动,有点“以天下为已任”的雄心壮志,有进京见到伟大领袖的激动,有大串连的豪放,有大难临头的英雄义气,有遇到对同学的惨遭不幸的愤怒和同情,有到后期的空虚和失落。最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生活了六年的歌乐山,踏上去福州军区空军的路,经历艰难地开始了我的后十八年的雷达兵的生活。
所以,我们这个班的这些同学在当时离开学院时,是没有毕业考试,没有毕业设计和论文,没有毕业文凭,没有毕业典礼的四无毕业生。
写这段经历,是回忆历史,还原我的那时的经历。体会人生的感悟,纪念逝去的岁月。这里与其它评价无关。下面我将最深刻的印象和片断回忆呈现出来。
一.   到宋美齢跳舞厅参加党委扩大会
   运动开始后,开始还只是政治学习,后来北京闹厉害了,八届三中全会,将彭真、罗端卿、陆定一、杨尚昆打倒了。北大出现聂元梓和几个老师的大字报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中央派工作组进大学,军队院校也跟着派工作组,通信兵部副主任周勇来了。学院也可以开展四大,“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字报贴在大食堂,因为我写字快,所以大字报写得比较多,由于有革命的味道,从开始的一般语气发展到炮轰院党委之类,如果在1957年,肯定要打成右派。当时并没有想这么多。在大食堂里了开过辩论会。我好象拿了关于毛主席讲过的“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这句话对院领导批了一通。后来学院开党委扩大会,班里选代表,我被选上去,到学院的小会议室参加了党委扩大会。这个小会议室,当年的宋美龄跳舞的地方,我没进去过。所以去了很新鲜。我记得,那次会上,学院的政治部赵保桐主任,在会上就学生提出的问题,打开院党委常委会的记录,把前几年,在处理各项问题时,书记和常委们的一一发言都读了出来。这使我很震惊。共产党的干部也不是像现在有的人认为那样容易当的,要算起帐来了挺麻烦的,所以后毕业来到雷达团,我凡在正规场合,讲话要经过思考,语言是要经得起推敲的。
    后来,北京出现红卫兵(起源于北京一个中学生,它称自已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后来开始有这个)。各大学开始对作组进行批判。毛主席从武汉回北京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样,人们的指向也开始明朗。
二.   进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进京见毛主席是当时的时尚,就好比当 初的年青人有一件正宗的军装,比人家神气三分。
   毛主席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到十一月共八次接见了约一千多万的红卫兵记得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握着宋任穷女儿宋彬彬的手,说“要武”,后来宋彬彬就改成宋要武,当时就流行改名风,我们同学中也有改名的。当然改成卫东之类也还可以,而改成卫彪的有点不大好讲了,当然,人们不会有什么说法,这也是时代的烙印。
学院宣布进京,大家打起了背包,我们坐上了火车,炎车,我的印象不是闷罐车,我们组是正好分在邮政车。我对这节车厢有了兴趣。除了放邮件外,有一个工作台,那里也可将火车邮政车的信箱里的信分类,放进各个到不同地点的邮袋。(后来,我在漳州雷达二十三团团部,由于离火车站近,每次给家写信都到火车站直接放进火车的信箱。就是明天坐火车,今天同一车次发信,上海家里收到不耽误接站,就不用打电报了)。
到了丰台,后面有的经过,前面金复兄已讲过,但我自已也有些特殊的感受,
北京城,到目前为止,我去过四次,两次就是文革,前后有二三个月,第三次是在雷达二十三团,被派去空军雷达兵部技勤处,参加编著引5雷达兵器教科书(那时汪正伟还没到技勤处),有二三个月时间。最后一次是退休后,学校组织到北戴河、承德,在回上海时,转火车在北京停留四个小时。
第一次去京城,我的总的感觉:“皇恩浩荡”,北京是一个东方古国的伟大首府,紫金城给人有宽大胸怀的感受。那东西长安街,各个机关团体,出复兴门,公主坟,到八宝山,一路军事机关,都是很有气派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有着深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垫。每当经过西长安街的新华门,或经过北海与中南海相隔的桥时有一种为敬重的感受。
    我们所住的太平路13号,位于五棵松南再往西是西翠路。在那个院子里,体会到北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氛围。
在北京,我参加了两次毛主席接见,一次就如金复兄讲的那样,是一九六六年的国庆。我补充一下,那天九月三十晚,好像不是半夜起来。,进场在十二时前。天已有寒意,我看见有值勤的,已穿上棉大衣。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时,人山人海,上厕所,主要是去历史博物馆下的地下厕所,我认为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大厕所。等待,到十月一日上午十时,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游行,欢呼,万岁。最后涌向天安门。在金水桥下,抬头仰望,因为视力还算好,见主席到天安门城楼西接近王进喜的石油钻井队那边,向人们挥手致意。
其它情节,金复的文章已表,我不细讲,但当时身临其境的人有一种激动的感觉。北京的同学或许已习惯,但对于初进京城的热血青年,是有深切印象的。尤其是站在广场上举花,也是很累的,所以,每次观看国庆大典,我会体会到北京的战士和学生是很劳累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讲究排场的国家。
第二次是十月十八日,是毛主席坐敞蓬车,接见红卫兵。我们被分配在海淀学院路一带。因为我们是军校生,将我们排在第一排。我们后面是有点像初中生那样的学生,警察叫带队的老师把钥匙圈及小刀之类收起来,以防有人出事。便衣在后面紧盯着参加接见的人们,维持次序的叫大家安静。只听前面有了动静,毛主席的车来了,后面是林彪的车,再后面是其它人的车,那时刘少奇已经坐在最后一辆车,还是坐在最边上。时间可以秒来计,我们还知道要抓住瞬息万变,认真地盯住马路,车很怏从我们眼前而过,还算见到,比十月一日那天清楚,但时间太短。而坐在我们后面这些学生,有的大哭起来,因为走神,有的学生没有见到毛主席,想想,大老远来北京,却没有见到毛主席,能不伤心吗?
见毛主席,当初是神圣的大事,这些孩子肯定会再等一次见主席。
那次军委首长的接见全军院校师生,在进行过程中,有穿着军装而没 有帽徽领章的学生进场,或许是西军电,还是哈军工,或许是南炮工。席中还有穿蓝色衣服的民航院校的学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体会到有这么多军事院校,那时除了军医大,正规的高等军事院校还是不多的,中专比较多,空军的院校还只是叫高专。当然后来许多院校凡是招高中生的,将这些学员,根据学习年限,定为大学本科和大专。会议中,有人写了大幅标语,放在体育场中间,要见林彪副主席。林彪没有来,叶剑英的解释我也没听清楚。
实际上,这次大会也是文革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十月五日起,撤出了工作组的军队院校也不是由党委来领导运动了。就些全国开始有了“踢开党委闹革命”之说了
在这段日子里,我们就去了故宫、北海、景山、十三陵、颐和园、北大、清华。还有东单、西单、王府井,东安市场、前门。当时我们现进入学员的第七个年头,学员的最高津贴是第六年,所以我们第七年,也只能拿封顶的每月二十六元的津贴,当然在这些参加文革的学员里,属资格老的。所以在北京及其它地方串联时,我们常被人家咨询和请教,一副老兵油子的味道。
学院给了我们每人一纸的证明书(因为,之前我们没有证件,证明我们是军校学员的身份。)


图片是我们当时的学员证明


时,是讲身份的年代,北京到处听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常喊的口号。我的出身,我也知道要注意分寸。
后来有人说可以解散了,我们就几人一伙大串联去了。下面照上有沈登湘、孙全根、江宝昌、李伟仁。


下面是经过民族文化馆时照的,






陈铁鹰
(重庆一系611班)
    宝昌的帖子,带来诸多惊喜;宝昌谦虚了,但“老兵油子”还差“火候”啊!哈哈,开玩笑了,还是练练书法吧,既合你的性格,又能修身养性,何况还有钢笔书法的基础。


    德雄兄:万万没想到是阮之威啊!自六五年你们毕业,只听说他分配到成都军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请代向他转致问候!当年的“风流才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帅哥咯!)过得好吗?谢谢你的照片和信息!真是“纵使相逢应不识”啊。啊,应该是姓阮名之威吧?


    正伟的札记缺了8月9日到8月24日的内容,希望能补齐;这本札记应该是“文物”了!请务必妥为保存啊;其中10月5日大会,还有军委副主席贺龙、徐向前,也出席了大会,四位军委副主席都讲了话;一点小补充吧!


陈铁鹰 (普通会员) | 2010-7-26 2:25:15  | 回复


徐正伟
(重庆1611)
    根据我当时的札记,作点补充。
    1966年4月21日,我们“四清”结束回到学院。
    1966年8月8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8月8日晚,政治教研室和2611班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矛头指向曾庆良和兵部工作组,运动开始轰轰烈烈起来。


    1966年9月25日,下午三时五十分赴京车队从学院出发,晚七时列车开动,我是在一大队一中队一区队。
    1966年9月28日,上午八时许列车到达北京附近的长辛店站,受到总参彭绍辉副总长、兵部江主任和黄政委的欢迎。之后,乘汽车送达太平路13号。
    1966年9月30日,晚上十时半出发上天安门广场,担任组成国徽花边的任务,足足等了一个晚上。
    1966年10月1日,上午十时正军乐队高奏《东方红》,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我用望远镜见到了他们。十时零五分北京市代市长吴德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奏国歌、礼炮齐鸣二十八响,之后,林副主席讲话。十一时十五分群众游行开始共150万人,在广场上组图案、组字的共11万人,全军院校的学员担任组花边的任务。游行于下午三时半结束,大家拥向天安门,毛主席向大家招手,这次见得比较清楚。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观看焰火,毛主席席地而坐,和我们一起观看。
    1966年10月5日,上午九时军委领导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全军院校学员,大会由总政肖华主任主持,军委陈毅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总参杨成武代总长、总后邱会作部长、张池明政委、海军肖劲光司令、装甲兵许光达司令、空军吴法宪司令和各兵种首长等出席了大会。


徐正伟 (普通会员) | 2010-7-25 18:36:51  | 回复

江宝昌
(重庆1611)
铁鹰:您是过奖我了,都这把年纪了,是“老兵油子”,熟到底了。球技,我对你印象深刻,所以有球迷。文革中,我常倾听你的见解,对我认知是有助的,我对一切对我有恩的,都一直记在心中。我也没练书法。只是还算是一个关心一点大事的市民。


江宝昌 (普通会员) | 2010-7-25 16:23:30  | 回复


郁德雄
(重庆2601)
"那位正在说话的"是曾和您在篮球场上并肩战斗的袁之威,其余3位应该不认识。


郁德雄 (普通会员) | 2010-7-25 5:23:33  | 回复


陈铁鹰
(重庆一系611班)
    照片中的几位,似乎都有印象,却也很模糊;如帖中所指“右边第二位”,恕我时常搞不清“左边右边”,那位正在说话的,似乎没什么印象,而抱肘而坐、着粉色衬衣的,是邓宗舜指导员吗?看那神态、眼神,应该是!请德雄兄赐教。到底已经几十年了,“纵使相逢应不识”咯!


陈铁鹰 (普通会员) | 2010-7-25 0:24:42  | 回复




郁德雄
(重庆2601)




引用陈铁鹰发表的内容:
      拜读宝昌“回忆历史”之帖,惊异、欣喜!想不到昔年的“小缸子”有如此文采和这样精辟的见解!想想也是,经历过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成熟是必然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已经五十年了;哈哈,是我“落伍”喽!还记得当年去曾庆良院长家“采访”,就是你做的“速记”吧。看透了人生舞台,再回忆年轻时的“表演”,尽管有些可笑、幼稚,可还是弥足珍贵的!因为我们就是从那时成长、成熟起来的,知道“秋后算帐”、“成分论”的“厉害”而慎于言行,少了多少麻烦,可比我强多了!哈哈!不开玩笑了,谢谢你的问候!也祝愿你和你的全家祥泰和顺、幸福愉悦!提个建议:练练书法,那可是修身养性的中国“功夫”,可以长寿!




帮助3楼铁鹰“回忆历史“发一张照片,看看右边第二位您还认识吗?
郁德雄 (普通会员) | 2010-7-24 9:03:54  | 回复


陈铁鹰
(重庆一系611班)
      拜读宝昌“回忆历史”之帖,惊异、欣喜!想不到昔年的“小缸子”有如此文采和这样精辟的见解!想想也是,经历过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成熟是必然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已经五十年了;哈哈,是我“落伍”喽!还记得当年去曾庆良院长家“采访”,就是你做的“速记”吧。看透了人生舞台,再回忆年轻时的“表演”,尽管有些可笑、幼稚,可还是弥足珍贵的!因为我们就是从那时成长、成熟起来的,知道“秋后算帐”、“成分论”的“厉害”而慎于言行,少了多少麻烦,可比我强多了!哈哈!不开玩笑了,谢谢你的问候!也祝愿你和你的全家祥泰和顺、幸福愉悦!提个建议:练练书法,那可是修身养性的中国“功夫”,可以长寿!


陈铁鹰 (普通会员) | 2010-7-24 3:53:05  | 回复


方胜
(5614)
文革中许多同学都有大串联的经验,可惜我错过了。


那时北京东郊的工厂也接待过不少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革命小将”。


老江的这张证明可以当作文物了,很珍贵。


方胜 (普通会员) | 2010-7-24 0:16:15  | 回复


施良驹
(重庆1611)
宝昌的“文物”---身份证明,保存得挺好,我都记不得了。


施良驹 (普通会员) | 2010-7-23 15:23:35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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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4-06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3)大串联,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3)
                                            大串联,八千里路云和月
      特殊年代的大串联,现在的青少年,不可能想像以往年代的事,,历史无法复复制。当初,毛主席能让全国,所亿计的学生、老师(后发展到其它人等),长时间坐着除航空外的各种交通工具,无计划的到处走动,有的还煽风点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燃起烈火。全国各界人民还要支持。连里弄的老大妈都积极为革命小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这样的流动规模,无论从人数,从时间长短,比起现在的春运要大多了,世界上只一回,我也成为大串联中的一员。


从北京接待站领取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北京到上海的免费六六一次火车票后,我很兴奋,离开上海六年整,只回过二次。刚到西军电,就听说五年学习中,可以报销三次探亲车票。我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学员,也没有自费请过假,寒假时间短,人数少,我也从来不去找领导的麻烦的,从没有申请过。这样,一九六一年暑假,是第一次探亲,还因为帮助同学复习,还晚回去一周。六二年暑假时想探亲,结果说台湾老蒋要反攻大陆,搞战备,不让探亲。重庆离福建前线这么远,沾得上边吗?后来一九六三年,正好重庆和西安学校大变动,就探亲一次。到六四年又说上海郊区有霍乱,又不能走。到一九六五年,我又被查出什么痢疾的健康带菌,将我送进隔离室。我在隔离室住了半个月。后来我随同学们一起去花溪河游泳。所以在北京,允许大串联开始时,我已三年没回家,首先想到回上海。
       我们几个同学。主要的结伴有周元初、陈三(后来改名陈卫东)何宇霆、李伟仁等,。特别是李文垣(可惜已和我们阴阳相隔)。记得票是在前门附近一个地方拿的,我们拿了北京到上海的票,第一站到了南京。
     (一)南京的三毛三
       这时的国家,到处都有高音喇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歌曲或者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带时代特色的语录歌。都是轰轰烈烈的情景,尤其是北京高校的学生,他们的串联,是去点火的,他们狠不得把全国各地都马上闹成像北京那样。我们却另有一番打算,可以在祖国的锦绣河山上,好好的游览一下了。
       在南京,我们住在南京马标,解放军军事学院,这座当年刘伯承曾任院长的军队最高学府,是我们神往的地方,当我们踏进学院时,就有这个感觉。
       在南京,我先去了南京大学,那里有我儿时的发小,初中、高中的同学、邻居沈柳浩,他一九六一年考入南京大学气象系。正好毕业留校闹革命。南大正在斗校长匡亚明。那时的大学,学生不多,找个人很容易,只要知道院系和年级,一下子就可找到的大学)等院校。在南大吃了一顿饭。后来又去了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当然,玩了中山陵、雨花台。还去过一次五台山体育馆,观看江苏省篮球队的一场篮球赛。这是我能第一次仔细认识了南京(以后因工作关系跑遍了南京的大街小巷)。南京的路宽,绿化好,在南京大街上走,高温夏日有清凉的感觉。南京市主要在江南,但南京人有北方人的豪放。
       有一次,在南京城的一家澡堂,服务员一声浓重的南京音“三毛三”,我一生牢记。常常同学们会开玩笑,学说南京话“三毛三”,当然,那时“三毛三”价格的洗澡,当时属比较好的。




    (二)免费乘车证郊区不管用,六寸裤管要不要剪
接下来,就到达盼望已久的上海。住进了江湾的南京军区卫校。晚上同学们各奔东西,回家去了。我的家面积小,回去又碰到我父亲在厂里被斗。所以,住在接待站,我是比较多的。后来大家讲,江湾太远,就搬到了上海警备区在延安中路(近人民广场)的招待所。有一晚,空荡荡只有我一人。上海的院校也没去,大家主要都处理个人的事情了。公交车是免费坐的,但是不能坐郊区的专线车。我为此,碰过一次壁。我到金山去看我的哥哥(当时他还规矩地,带着上海市十中学的学生在乡下劳动)去时,按市十中学门卫给我的指点,很容易找到,回来时我迷路了,一直走到金山卫,好不容易上了到市里的长途车,我拿出免费乘车证时,那个女售票员说不行,我说为什么,她还讲了我几句,说这个票在这里不管用。
      有一天晚上,在西藏中路靠人民广场这一边的画廊(正对着九江路的,现在修了地铁后,画廊消失了,现在是地铁出入口)旁,围了一群人,对一个小青年的裤管的尺寸问题,争论不休。有的人说他的这裤管小于六寸,要剪,而有的人讲这裤管差不多六寸,问题不大。我看了一回就走了,也不知什么结果,不知裤管是否剪掉。反正,我们家邻居,特别是时髦青年,那时,出门对自已的打扮,是要掂量掂量,不要自找苦吃。市面真有被剪的“奇装异服”,狼狈回家的。想当年,上海滩上,一个人的裤管都可以上纲上线。而现在,就是露出背,露出肚脐,就是穿比基尼,也没有人来计较了
      在上海,实际上没有住了几天,就出发来到了杭州,住在空军第五军军部,在杭州游山玩水,当然浙大也是去的。在哥哥家住了一晚,后来基本在西子湖畔,享受着天堂的快乐。
     (三)挤火车,十个座位二十四人坐
后来坐上去广州的火车,车非常挤,现在春运时,有人讲火车挤,但肯定比不过那时大串联的火车。坐大串联的火车,只顾上车,不问什么时间开,只问到达什么地方。而如果列车是中途路过到达,不是始发站,你要想上去,从车门上去,是不行的,因为车门边上到处都是人,根本挤不上。只有爬窗。那时是绿皮车,车窗两层,是上下拉上拉下,要费一定力量。车上人和车下人都是像“围城”那样,里面已很挤,车上人不想让车下人再上来,车下的又要求车上的帮忙开窗。一般,开窗的很少,只有这种情况才开窗:里面有人内急得很,他(她)们要爬出车外,去方便。还有人肚子饿极了,急着要买食物。好容易找到一个开窗子的,我们几人就靠爬窗子,才挤上杭州到广州的火车。上了火车,等了好长时间才开车。我数了一下当时火车的容量。一百多人的车厢里,足有三百人,十人一个单元里,足足容纳二十四人。厕所里都挤满人,厕所是不能用的。由于人挤,就会有形形色色的怪事。有人上行李架上,我也上去过。当然时间不会太长,怕把行李架压垮。后来在途中,一个小初中生模样的孩了坐上了行李架,还在上面吃起饼干来。自然,有饼干屑从行李架上掉了下来,掉在一个高中生样子的孩子头上,他火了,就骂了上面两句,上面也就不吃了。不料过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又争吵起来了,上面这个小的,说下面那个大的,将他上面掉下来的人参丢到火车外了,这可不得了,要下面那个大的赔。原来,上面那个小孩进京,除了见毛主席,家里是交代任务的,买了几根人参,说是要给妈妈治病用的(确是一个孝子)。他坐在行李架上,拿出来整理,不小心将两根人参掉了下来,下面那个大小孩以为又是饼干,就看也没看,就打开窗子,将人参丢了出去。当时,这种贵重物品,大家赔不起。这时,有人站了出来,一个大学生在车厢里发动慕捐,你几毛我几角地捐钱给小同学,使他破涕为笑。这种慈善思想,是很前卫的。当时的人们的思想是纯朴的。




      火车开开停停,到了广州,我们住在沙河,当时的解放军体育学院。那时的沙河比较偏的,我们只知道附近的广深铁路是通香港的。我们见了我们的老同学胡似三,他在广州军区工作。(我们同班一年半,我们还有六三年两院分手时的合影),可惜他过早离开了我们)。
我们在广州,去七十二烈士陵园,还有海珠桥,沙面、中山路,到处走。我印象最深的是广东人的馆子,结账是以盘子的尺寸论价格高低的。以不同的价格,用分别不同盘子来装菜的,这样结账非常方便。另外印象深的是广州的沙面(那个过去的租界),各式的别墅组成的区域是很有特色的。
        (四)桔子洲头,浪遏飞舟。
下一站是长沙,独立寒秋,我们住在长沙步兵学校。那时的长沙,很破旧,好像是个小城。我们去了清水塘,中共湘区党委,毛主席和杨开慧曾住过这里。我们坐轮渡过湘江,小火轮很小,装的人不多,到了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爱晚亭,桔子洲头,沿着毛主席的足迹,去体会青年毛泽东为革命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已任”。第二天,我们又坐了去韶山的汽车,来到毛主席的故乡,在韶山,仔细参观了一个伟人生活的地方。又在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回家乡时去过的韶山学校,参观毛主席生平展。中国的历史因他而翻天覆地,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有话语权,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下午返长沙。在长沙的串联,有一种忠诚的学习态度,年青时代的毛泽东,是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




      去桂林,七星岩、芦笛岩,漓江的山水,多美的祖国大好河山。
贵阳的溶洞更长,遵义会议的小楼一直在我们的心里。
我记得,中间,我们回过学校,后来又出来了。最后一站是武汉,去了武昌的东湖,武大的珞珈山。住在武汉军区空军招待所。




由于出来时间长,我也是属胆小之人,在武汉,就考虑回重庆去,所以少去了很多地方,到现在想来还有点可惜。有人去东北、新疆、西藏。
        当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登上东风轮时,总结二个多月的经历,也是感慨万千。周游祖国的大好河山,开了眼界,长了知识。这个社会大学的经历,和我们去农村搞四清一样,同样是有益的,同样是宝贵的财富。
六六、六七年间的从武汉近重庆,我是第一次坐船沿长江三峡逆水而行(过去是顺水而下),我亲眼见在船过了巴东以后,轮船上行非常吃力,在三峡的特殊地段,我观看了将船拉上来的过程。一方面是用本身船上的动力,另一方面是用绞车渡,绳索连着轮船,在岸上,用电机的动力绞盘将船拉上去的,它起到了纤夫的作用(就像火车有的时候,靠两个火车头一拉一推一样)。这种情景现在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三峡,江水平稳多了,没有当年我们见到三峡的急流险滩了。
现在,每到一个旅游景点,门票都很贵,导游还要挤出时间,安排购物,真正在景点玩的时间是不多的。而那时文革的“旅游”,不花钱,任你玩,也没有那旅游团导游,用小旗集合的打扰。真是:时代不同,换了人间。




       二个多月的串连联结束,要开始正式“革命”了。
回到学校,开始正式作为红色造反团“八一零”战斗队的一员开始了后来的工作。(为什么叫“八一零”,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毛主席讲:“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没有几天,造反团,要我和王庭栋一起到西安,调查曾庆良在西路军被马步芳部被俘的经历。实际上,这些解放前后都有运动,都有结论的,因为这是公开的事。但文化大革命,要做点文章。当中要查的许多事,包括,后来要打到人的结论,我们党都有结论,只是为政治服务罢了。特殊的年代有特殊的情况,现在谈这些事,我也感到不可想象,一个小兵去外调一个将军的事情。这样,我和王庭栋,这位在学习语言上有天赋的同学(学上海话,可以假乱真),一起到了西安,住进了西军电(王庭栋的弟弟王庭梁,也是西军电的)。这时我一九六二年初离开西军电后,第一次进西军电,大约住四十八号楼。过了两天,突然得到消息,叫我们火速进京。我们就坐上了西安到北京的火车,第二次进京了,在火车上,我还遇到了我中学的同学,也是西军电的三系六一二(还是四)班的同学王礼文。他已工作了,在为工厂出差,而我们还在闹革命。洛阳上车,他连座位也没有,在郑州车站,他下车了。
       回忆大串联的过程,我在这里怀念李文垣同学(他也是我们上海市南中学的同学),我记得,当时,他要到昆明去,我们要回学校,我们分手后,后来他去了昆明。一九八五年西电上海校友会成立时,在上海展览馆,他见到我还神气地说,“我去了昆明”,不幸他得了癌症,手术了,后来他们的厂子没了,他还在枫林路中山医院对面租了一间小房子,自已搞产品,我和我的爱人还专门去曾看过他,可惜他已离我们走了。我写这点文字以纪念他。同样,已故的王润德同学也是我们市南中学的,在五十年参军时,我们想念他们。也一起想念当年同在预科,而现在离开我们的校友们。


      几张大串联的火车、轮船、市内公交车票,纪念过去的岁月。


#楼主#  (普通会员) | 2010-7-31 9:48:16


方胜
(5614)
我没有大串联的经验,但是,也坐过大串联时代的火车。(我们是买票的,没有赶上最挤的,但也很挤)。留下印象极深,是我后来多年来偶而做噩梦的经典“题材”之一。


谈到火车,就想到高铁。想起七十年代初,就乘过当时还是很新的日本新干线。记得同行的都很感慨。一样是高密度的人口,一样是二战以后才开始的建设。。。当然,日本的高铁是劳动人民坐不起的。我们也坐过乡间的只有两节短短的车厢的小火车,很像上海的有轨电车,叮叮噹噹,开得慢得让人着急。车上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大概是去串门的农妇,用着不解的眼光看着和低声议论着我们这几个穿着和周围非常不合拍的,但却是崭新的、笔挺的西装的人。。。。曾几何时,国内已经到处都有高铁了。文革时代的那种塞满了人的火车大概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然后随着我们一起,一去不复返了。国内的高铁,虽然比日本、欧洲晚些,但是却远远超在了老美之前。加州还在酝酿的高铁,要到2012年才可能开工,旧金山到洛杉矶,要八到十年才能完工。到时候,我希望我还在,还能享受到纳税的成果。这次回上海,一定要乘高铁,好好地过过瘾。


扯远了。


这些文物,值得好好珍藏,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都是绝版。不要说几代人以后,现在的一代,已经都不知道文革是什么样了。


文章写得也好。


方胜 (普通会员) | 2010-7-31 23:08:44  | 回复


施良驹
(重庆1611)
一个江宝昌,一个徐正伟,历史文物保存最多,记忆也最详尽。


文革“串连”坐火车,车门无法进,厕所也站满人,300%的超员率,年轻校友怎么相信?可这真是事实。上,下火车从窗门爬进爬出。但车上的人不开窗下面的人也无可奈何。这里有窍门:年轻人么,都是“异性相吸”,女学生,特别是漂亮女生,找到靠窗的男生,用手敲敲窗门,保证他们迅速地,乖乖地把窗户打开,还伸出友谊之手把女生拉上火车。反之亦然。


上厕所是个大问题,男生还算好,女生呢?在个别的,紧急的情况下,女生在同伴的“保护”下,在窗口向外小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很笑话的。


施良驹 (普通会员) | 2010-7-31 14:02:54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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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4-06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4)三座门、高碑店、黄村、西四、四川隆昌

我所经历的文化在革命(4)
                     三座门、高碑店、黄村、西四、四川隆昌
                                            二次进京
    (一)     三座门请愿  见到徐向前、王震、徐立清
      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是非曲折多多,有时也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当时,为了表示我们造反有理,也就是主要问题,要通信兵部党委承认我们的红色造反团是革命组织。恰巧,学院后勤一个助理员,和我们有的同学争论时,火气大了,有人说他打了人了。打学员,那就是打击革命小将,再进一步上纲上线,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抓住这件事,我们要求通信兵部党委给他处分,以表示通信兵部党委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支持革命小将的。所以再次到了北京后,造反团组织就叫我们去三座门(军委办公厅所在地)上访。为了写帖子,我查了一下,三座门,实际上与景山公园只一墙之隔,离北海不远,有三个门楼,很有名的(我以前,只知道三座门,有军委、国防部,并不知道这地名真正的意思)。我和几个同学就被分配到那里,晚上就在礼堂里坐着,或找个能躺的地方,躺着到天亮。那时年青,这样混几天是没有问题的。要领导接见,诉说我们的请求。在那里,吃也是很节约的,主要买几个馒头、吃炒饼、还有喝一种鸡蛋汤(生粉放得很多),还有的是比较便宜的粉肠。
      如果现在进京上访,是很不易的。因为地方上如有某人上访,到北京后,再查下来,某人的单位是有责任的。所以一般地方的单位,就要设障碍,想方设法阻止某人上访。就有许多上访人的故事。而当时文化大革命,革命小将就成了老大。所以在三座门的行动,不足为怪。天天有全军各院校的学员上访。
      当时负责我们后勤保障的是通信兵部的马副参谋长,因为这个非常时期,所以上下,长幼等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直呼 “马副”,也没人来指责。现在想来,对一个师首长的不敬重,是绝对错的,当时有点无法无天。
       三座门,形形色色,人来人往,每天有新鲜事。有一次,人们围着一个记者好奇, 因为他的手上拿了一个录音机,在录音。我当时,大一点的录音机见过,而这样小型的、袖珍的还是第一次见到。想想,堂堂的一个快要毕业的雷达专业人才,刚第一次见到这种很小的日产录音机。真有点脸红。
    突 然有天上午,有一伙人,带了一个老人,进了礼堂,我一看,好像很面熟,这不是王震将军吗?三五九旅,英名远扬,照片上见过。在一个礼堂边的小屋里,只见有一个小伙对坐在一只方凳子的将军说:过一会有车来接你走。后来才知道,这农垦部两派为争为革命派,而不是保皇派,抡着要开批斗会。而批斗会的对象一般一定要第一把手,或是主持党委工作的领导。农垦部,就要凭王震这张王牌,才能将另一派压下去。当时,王震将军穿了一件军大衣,神色布鞋,低着头,不发声音。想想,革命几十年的老前辈,还要听你们摆布,论到谁,谁能想通?过了一会,说车来了,这一伙人就拥着王震出去了。文革中,有多少开国元勋,大会小会挨斗争,吃了多少苦。
       平时我们都在大礼堂,因为胆子也小,所以,其它地方,也不大会去乱穿的。但又有一天,这边,有人说“徐帅来了,徐帅来了”那边,军委办公厅的门里,有人挤进去了,守门的战士也挡不住,我也跟了进去,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已坐好了几位首长。原来是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副组长徐立清,还有总政文化部的谢堂忠,总政宣传部的李曼村。过了一会,徐帅发话了。向军事院校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讲关于肖华问题,说有人一个晚上就把事情捅出去了,全城都是有关肖华的大字报,这怎么得了。说中央是有步骤的。现在要覆盖这些大字报。
        我当时的心情是,作为一个小兵,能有幸近距离见到这些元帅、将军,能不激动吗?当然,现在,想想不会再有这种热情了,但毕竟那时年青。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所以,在那个场合,还是很受鼓舞过。
在三座门的日子里,也听到过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代表上海第二军医大,对徐立清,诉说关于总后邱会作的些丑陋的事情,也是很震惊的。内容之丰富,邱部长的形式和手段的特殊和多样,在那个社会背景下,也是够触目惊心的。在总后勤部,在全军几乎都知晓。(后来的“九一三”事件的发生,邱会作,成为林彪集团的一员,在那时,作为邱会作腐化的事件,确是事实,而不是编造出来的)。所以,对照现代社会上,发生有些官员身上的所谓包二、三奶之说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讲,当了官,人民是希望这些官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但往往是,有的人,权到手后弄钱,有了权钱后,使人想入非非,使人腐败,这需要不断进行监督,不断警钟常鸣。否则是要无法无天的。          
       (二)夜宿高碑店陆军某师
      有一天下午,大约三点钟已过,突然集合我们,我们在北京“八一零”战斗队,一行约有四十余人坐上一辆大巴,还有二辆“伏尔加”(当然我是坐在大巴上),要去高碑店。是怎么回事?原来,为了表示我们自已的组织,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有批斗的对象。那时,学院副政委温恩生主持学院的政治工作,就处在风口浪尖上,我们的造反团正扣押着温恩生副政委,这一天下午,在太平路十三号大院,我们有人陪着他散步时。突然,有人将温恩生劫走了,有车在旁,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据说是有反对我们的另一组织,将温副政委送高碑店去。这样,要我们去追赶。我们就坐上大巴车浩浩荡荡往南开去。因为出发时间晚了,到高碑店已是黄昏,晚上去找是没法了,只好先住下来。高碑店镇,有两个部队,有一个铁道兵师部,住不下这么多人,还有一个陆军师,营房比较大。那个师站岗的见有“伏尔加”(当时是兵部首长以上,要相当于中将坐的车,我们学院曾庆良院长只能坐“华沙牌”),还有一大巴车,挂着总参牌照,坐着的都是四个口袋的 军官,肯定有重要公务。车一停下来,师负责接待的科长就已站在门口迎接。
         因为要住宿和吃饭,陆军师部的干部战士都非常热情,或许他们本来待友军很热情,但我看来,那辆“伏尔加”小车是起了大作用 的。我感慨到,那天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餐吃得很好,比那太平路十三号吃的饭要好多了。我记得是八人一桌,饭菜丰盛可口。晚上招待所的暖气也很足。因为,这个是野战部队,不参加四大,他们也不知道,你们一车四个口袋的干部,要去干什么。如果知道你们是要去找一个副军级的首长,去搞什么批斗,他们肯定不会给你好菜好饭吃的。
那时汽车少,有好车,如像“红旗”车,你不要介绍信,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第二 天,就到那个同学家里,温恩生副政委被他们称为学院里“王同志”,我们到同学的家乡去找了,这那里能找得到。我们就灰溜溜地回到北就,说已经转移到天津,在后又到重庆,我们扑了一个空,同时,也留下一个千里追寻的故事。那时的战斗,就像历史上反复演出的谍战片,同样,充满不同计谋,充满多样手段。这次行动,我们以失败告终。
     (三)     我到“黄村”参加通信兵党委常委扩大会。
     本人到最后转业回上海,二十五年兵,只是一个基层的技术干部,前面提到曾参加过学院的党委扩大会。而二次进京参加通信兵部常委扩大会,这也是最高级别了。因为我的记录速度快,能很正确将会议的发言记录下来,有一天,不知谁对我讲(我已记不清了),造扳团,要我跟着头头去参加一个会议,通信兵部的马副参谋长派车将我和一些头送到“黄村”(很远的,现在我知道是在大兴,也知道是一个通信站,我在电视里也见过报道)当时是一个通信团所在地。
     下车,进入一个那个年代的军营中,常能见到的木板屋,我后来在空军雷达团也住过这种房子。是一个简单的会议室,会议桌子是拼起来的。当时通信兵的主要常委都来了。黄文明、范阳春,周涌、崔伦等通信兵部首长(有的首长,已记不起来了)。这是开通信兵部的常委扩大会,会上,除了我们头头的讲话外,常委们,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们,为了跟着毛主席,向我们这些晚辈表示,跟着毛主席,要支持革命小将,要支持文化大革命。这大概就是当时的要求,每一个老前辈都要表态的。并且,会上决定,给学院里“打人”的后勤助理员处分。你想想,一个小小助理员的处分,要通信兵部党委常委会来决定。这也是当时所特有的。当然,后来,“秋后算帐”,那个助理员的处分也是不作数的。
      这中间,还在这个会议室吃了一顿中饭。饭是黄村的部队做的,也没有特别另外做的菜。这么大的首长,和我们一起吃,饭菜也很简单,那些首长也已五十左右的老人了,想想,他们革命一辈子,还要向小辈们作自我批评。真是不易呀!他们每个老前辈、老首长很和蔼,很关心我们,在北京,怎么样。有什么要解决?问长问短。如果是平时,他们不大可能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和我们同甘苦。文化大革命,将他们重新回到在战争年代,和战士一起患难的日子。
      会后,政委的秘书,见我字写得快,还找我对记录。可惜,这个记录我没有留底,或许当时怕日后麻烦,也不愿留底,会后就将纪录交掉了。
      (四)     到通信兵部老主任江文家。
     第二次在北京的日子里,也没有去什么地方玩,冬天的北京天气也是很冷的。中间,去了通信兵部、总后勤部。
     有一天,说去通信兵部老主任江文家去。我就跟车去了。江文家大约是在西四,几条已记不起来了。我有亲戚在北京,住的是宣武门外一个胡同的四合院,但不是独家的,是有好几家住的。而到江文家,车停下。一个相对高一点的大门洞,不起眼的,你平时走过,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一位将军。大门如果打开,可以开进汽车的。我们从一个小门进去。我见识了一个独家的四合院。房子有暖气,不像当时北京的一般人家冬天生炉子。我们向江文主任问候。他也和我们亲切交谈。院子里,还有警卫战士的住所。
       这次的经历,使我认识了当时京城高级干部的生活环境。江文主任,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五)     除夕夜,四川隆昌、两个皮蛋过一个年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已有安亭事件,成立革委会。
中央一直在号召,外地学生(包括军事院校学生)以及其客观存在来京人员离京。我们大部分人要在春节前离开了北京。我们再一次离开北京时,当时我们有点迷茫。这样下去,什么时间是个头。
一九六七年的春节,是二月九日。而我们离京时,已是二月六日了。
         火车往南飞奔,我们也无心欣赏北方的冰雪,不知不觉过了成都,这才想起,今天是二月八日,除夕。这时想在车站里买点什么吃的,这么大的车站,竟然没有什么买的。这时文革的影响已开始出现,除夕的车站,没有了过去的繁荣。也不知停车多长时间,也不敢出站买食品。所以失去了时机。这样,还在希望下一个站能买到一点食品,来渡过这个大年夜。车往前,到了隆昌,大约六七点钟,大家都饿得很。小站,站上黑伙伙的,在站台上,只的卖皮蛋和卖豆鼓的。我和何宇霆下车,买了二个皮蛋。就算过年了,从小到大,不管在家还是在部队,总是要好好过年的,起码有好菜好饭,如果在部队过年,一定有饺子的,而这一个一九六七年的除夕,“两个皮蛋”过的年,只有这一次。
      第二天到重庆,回学校。后来又开始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的各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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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5)
                                  动荡的日子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是当时人们常喊的一句口号。校园里的操场上,架起了大字报栏,教学楼、大礼堂,到处悬挂大幅标语。师生们主要分成三派(两个造反团和两边都不参加的)。从第二次从北京回重庆后,学校里造反团 “夺权”,成产了临委会。以后的情景,金复的“林园的文化革命”中已讲得比较详尽。我这里主要是以个人的经历,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因为,我个头小,人也比较胆小,打架是打不过人家的,冲杀的事情我不大会主动争取,一般也不会找到我。我主要是写写弄弄,书写文字比较多。  
     (一)        我写了一封“炮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矛头指向傅崇碧
      这件事,使我一直担心 ,毕竟,这封信是我写的,并且寄出,并刊登在“红色通工”上,如果要算起帐来,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在这样的大运动中,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在我后来的空军雷达二十三团,见到许多人为一句话、一段文字,吃了大亏的。还好,为这封信。以后也没有遭遇到什么麻烦。
      因为当时,文革已进行了大半年了,上海的安亭事件发生,中央开始肯定上海形式。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二月逆流”。这时的北京,卫戍区正在赶走一直滞留在京的外地的大中院校师生,当然军队院校的师生也在其中。也就是,如果在规定日子里,这些人不离开北京,卫戍区就要采取措施。这样,我们学院的三人就被卫戍区抓进去了。消息传来,当然,我们要有所反映,要有“营救”行动 。  


      当时,我  进入了出版“红色通工”红色造反团的报刊组,每天就是要写稿和组稿。碰到这件事,就奉命写了一封信,“炮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当时的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是傅崇碧,他后来在一九六八年,也突然受迫害,与总参代总长杨成武、空军余立金一起,被打倒。)。那封信的内容,当然,一方面表示,我们在京的革命小将,是为了将文化大革命命进行到底,才留在北京的,他们是先进的革命分子,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所以北京卫戍区的行动是错误的。然后,是用了很多攻击性语言攻击北京卫戍区破坏文化大革命,迫害革命小将。要求马上释放革命小将,向革命小将赔礼道歉。并且矛头直指傅崇碧。这封信写了,登了。当时是没有顾及倒什么的 ,后来到了雷达部队工作,尤其是在部队清理阶级队伍时,也有点害怕。真要进行什么“秋后算帐”。恁这点把柄,再加有点调查,也是够你受的。
     (二)        支左
      到了三月,因为红色造反团掌权,我们毕竟是部队,学院也要跟着形势,组织人员去支左。我就去了壁山的一个国防工厂支左,要求帮助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学院就派车将我和吕志义(好像是他)。车是过了北碚,青木关。到一个生产炮弹的工厂(厂名和具体地址记不请了)。我们安顿好以后,住在厂招待所的二楼。我的印象里,在工厂食堂里,吃饭。因为文革,食堂连桌子也没有,职工吃饭都是站着吃的。菜是青菜头。住了才二天,听取了工厂汇报情况,正准备开始工作,突然有学校电话来,要我们打起背包,马上有车来接我们回去。这么突然,我们想不倒。很快,吉普车来了,把我们两人送回学院。这一次“支左”也就夭折了。
       (三)        “临委会”垮台了
         从接我们的司机的表情来看,已经出了问题,他也没有什么话讲,我们也不能多问。一路上,我们在猜测。车子从学院的北门进去,老远就见一幅大标语高高地从上到下悬挂在大门边,“临委会垮台了!”,我的心一惊。到了学校,回到宿舍,同学们就说:通信兵部,发了公开信。讲我们红色造反团有问题,要我们悬崖勒马。有人在传,将要宣布红色造反团为非法组织。并要出动重庆驻军、也就是五十四军来押走我们的勤务组成员。当时的设想是:如果来人抓捕。我们就决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们会用血肉之躯来捍卫我们的尊严。
这一下,大家紧张起来。大家穿上军大衣,持包在肩。全体人员集中坐在大礼堂里,静静地坐着,等待突发事件。然后开始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一个个视死如归,就像去赴“刑场”“英勇就义”似的。一会儿是团里的各式人等分析“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一直坐到很晚,而没有什么情况发生,这才回宿舍睡觉休息。那段时期,人们死气沉沉的。过了好多天,也没有多大动静,也没有设想的事情发生,我们又重新活跃起来。
这一段时期,我们这一派,日子是不好过的。
      后来随着全国到处“夺权”,成立革委会,慢慢地,临委会也还是运转起来。也不时参加重庆的有关活动。学校里,还是进行着四大,革命的对象还是院党委和学院领导。
     (四)        重庆武斗升级
    “树欲静而风不止”,接着,重庆两大派的影响到我们林园。金复的帖子中已讲了当时的情况。我这里以一个感受者的身份来讲那时我的心路历程。我的性格是属于胆小一类。小时候也没有和人家打架,主要是打不过。所以在学院里,文革中,需要去冲锋之类,我几乎没什么直接冲在前面 。加上我一直在“红色通工”编报纸。每天就像上下班的,办公室在工字教学楼的后一排的,靠礼堂一边的三楼。当时,重庆的武斗早已开始。
        这里要特别讲一下重庆的武斗。
       重庆两派,一是重庆大学学生周家瑜,我们这样的年纪,“815”派,一是重庆木材公司宣教干事黄廉(50年的兵,56年转业),“反到底”派。原他们是一派,在67年初分开。
       重庆第一次武斗发生于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发生械斗,但 并无人员死亡,可是血腥却被激活。此后的半年内,长矛、大刀等冷兵器投入使用。目前有记载的死亡,发生于1967年6月。死亡事件促使武器升级,7月7日,嘉陵江大桥的一次武斗时,“反到底”派第一次使用小口径运动步枪,击伤数名“8·15”成员。随后,武斗迅速过渡到热兵器时代。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8·15”两派,原来属于“8·15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1976年,四人帮被抓后,因“指挥、参与、枪杀、打死被俘的无辜群众”的罪名,周家瑜入狱16年,黄廉服刑18年。
      重庆是一个有许多军火工厂的城市。就是在抗战时,国民政府将全国的主要兵工厂早已迁到了陪都重庆,解放后全部被新政府接管;经过建国后十多年的“三线建设”备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重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 7月7日“桥头枪声”后,双方很快接管了包括生产坦克、高射机枪、自动步枪的各个兵工厂,于是,除了飞机、导弹之外的各式武器迅速武装了双方的战斗员。连民用的轮船也焊上钢板,成了军舰。
      重庆武斗激烈的另一个原因,便在于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比其他地方突出。抗战时,全国的知识精英和熟练工人,被国民政府有组织地迁徙到重庆,抗战结束时,重庆的总人口翻了数番。后来解放后,又从上海等沿海内迁许多工厂和工人。
 当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保护毛主席来参加武斗的,好多‘小混混’、地痞流氓,并且,当时两派武斗时还会招慕人员,上前线,给津贴。
 很多人都是被裹挟进来,然后稀里糊涂就牺牲掉的。
两派到后来,完全以战争方式进行。有战俘,有停战谈判。还有打起间谍战。当时就有,一对建设机器厂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级干部,妻子是总部话务员,后因怀疑妻子是“反到底”间谍,先是妻子被“815”,后是丈夫给“反到度”秘密处死。
      当时的武斗是惨烈的,重庆许多人葬身在文革中,我们学院也有。我记得,当时住在我们1611班原来上面一排(因为60级走后,这排房子给了教员当住房了)的一个大尉教员的儿子,一个高中生,在临江门到小龙坡的路上给流弹击中而死亡。
      有一天,我们班的同学陈三(后改名为陈卫东,我们一个组的,当时,他派去,到重庆革委会帮助工作)。他说有一天,从革委会回市里的招待所休息,在重庆街头,这时两派真刀真枪打了起来。他听到枪声,倒地,爬着前进,后来叫市民开门,躲进了一家民居,才免受受难。
     重庆城里,天天有枪声,除了飞机,什么武器都用上。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政有政治原因。和上层和驻军有关。


      (五)准备逃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开始不安,天天看见,载着手持武器的车辆,在我们学院中间的成渝公路开过时,我们在想:什么时间,战争会轮到我们。
      就这样,有一天傍晚,我照例从“红色通工”的编辑室回宿舍,准备吃饭。周元初找到我,你要不要回上海,我说怎么一回事,他说:他们弄到一张通行证,上面写了七个人,明天就回上海,现 在有六人,还差一个人,你要不要走。我想,当然要走了,早一点离开是非之地,你们也算想到我。就这样,晚上,整理家当,一直忙到深夜,当学员的,也没有什么财产,最值的是一张上有五百多元金额储蓄的存折,我把折子放在箱子,将箱子放到宿舍天花板上面的夹缝里。还请求我们的副组长黄少华,帮忙照顾一下。如果实在无法保护而被抡时,也就认命了。晚上忙了一阵,还要考虑第二天怎么去迎接艰险,这个随时会遇到意外的逃亡路,到底深浅如何,谁也说不清。第二天,我们七人开始了的艰难的逃难之旅。这段路走得如何艰险。细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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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普通会员) | 2010-8-14 6:18:49

江宝昌
(重庆1611)
    回忆文革,实际是老人对过去的重新认识。毕竟是一个区别于现在的年代。许多体会,也只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能深刻解释。只有在激烈的革命年代,个人的本性会彻底显现。不断地自我教育,一生学习,也算在世上踏实地走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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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04-06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6)
                                      逃难  
    (一)   穿过重庆武斗前线                    
    因为林园在歌乐山上,距重庆主中心解放碑,有四十公里远,正常日子,周日请假进城,要坐长途车(现在有市内公交车了),光到牛角沱要花一个小时,再到解放碑,然后处理事,又要在晚饭前赶回,是很紧张的。所以一般很少上街。更不要说步行到菜园坝。这八月重庆,火炉蒸烤。但为了逃难,赴汤蹈火也要上。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的一天。我们这些军校学员,也没向谁请假,也没有告别和送行,自说自话(无政府),踏上了重庆歌乐山到上海的之路。在正常情况,违纪严重。但在非常时期,这是为生存而战,顾不得许多,如果真在重庆地方造反组织,要抓起来,“军法”处置。(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对立面,曾写出“红色造反团810战斗队骨干份子出逃之类的文字)周元初、曾一冲、李伟仁、何宇霆、陈三(陈卫东)、江宝昌、钱勤昌。一行七人,一大早,大约是五点多,就出发了。八月的重庆,天亮得早。怕沿途的麻烦,领章帽徵都拆下,上衣和牙刷牙膏毛巾,放在一只挎包里,还有一只水壶。身上只带了一点钱,放在衣服里(大票缝起来,外面放点小票)。因为当时穿军裤的人很多,这样的装束,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军人,怕引出麻烦。
    我们一伙,早上,也没有吃什么的。从学院外的山间小路,直接下山经新桥、高滩岩,到小龙坎。买了一点早点充饥。
    我们早就听说,从小龙坎,到两路口的途中,有一段最危险的路,就是沿嘉陵江的路上(这条路是最早,从城里到沙坪坝和北碚的主要道路,解放前就有的,即李子坝公路,现在是有一条嘉陵江滨江路代替了)。在重庆武斗中,这条路上,常有人遭冷枪的袭击。我们学院一个老师儿子,就是在这条路上遇难的。我们 一路上急走,一边照看四周。七人有一定的间隔,成战斗队形,这样出现情况时,可以前呼后应。这是我们学习军事课的成果。经土湾、化龙桥,离上清寺不到一点处拐弯去两路口,不知为什么,这次在这段路上,走还比较顺利,并没有碰到什么事情。一路上虽然到处遇见有工事、有沙袋,有武斗人员,还有持枪的。不知为什么,他们也没有对我们路过的做什么。也算我们有运气,也没有遇到人家盘问之类的问题。大约在十二时许,六七个小时过去,不知不觉到了两路口过去一点的山城电影院。(这个电影院现已不在了,它正好位于菜园坝火车站的上方,坐缆车就可以下到菜园坝车站)。
    我们在想,到了这里,就马上到车站了。就在我们松一口气时。在我们的头顶上,山城电影院的对外伸出的平台上架的机枪响起(机枪架在用沙袋垒起的工事上)。枪声很急,打了很多子弹。虽说我们已当了七年兵,也在靶场上打过几发子弹。但确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文化兵”,听到这么多的枪声,心里是很紧张的,因为知道子弹是“不张眼睛的”,只要一颗挨到,是要到“极乐世界”去的。(事实上,子弹离我们有一定有高度的,否则,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发帖子了)。我们就马上低下身体,重心压住,人往山城电影院对面的小巷子里钻。和电影里一样,人们都已是东到西歪。接着枪声停止,山城电影院上的高音大喇叭响起。这是“反到底”的声音。他说:市民不要惊慌,我们打枪不是针对你们的。讲话轻描淡写,还传出来阵阵嘻笑声(原来,当时,对面不远的大田湾体育场,正好“815”派在开追悼会,那里在表示对英雄的哀思。在这里,还可隐隐约约听到哀乐声)。高音喇叭接着说:我们认为,这些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所以要以枪声表示,抗议大田湾体育场行动。并说:“我们的枪不打好人,专打坏人”。所以,市民不要惊惶失措。当时的枪声,却是虚惊一场。我在想,你们这样随便打枪,好像玩耍一般,而老百姓碰到了,小命没有了。
    所以当时的重庆,就是不参加武斗的无辜民众也死了不少。同时,老百姓,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怪不得,路上没有行人,商店关门,民居当然更是紧闭的。一路上,我看见重庆的马路上,停着五十四军的军车,解放牌的车前,醒目地悬挂着,“助民运粮车”和“助民运煤车”。因为武斗,重庆的大多数商店已经关门,居民也躲在家中出不出来。没有食物是要饿死的。军队就派车将主要需求的煤和粮食运到一个居民点,然后用大喇叭呼叫居民,赶紧出来买粮食和煤。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其它水果蔬菜就不能保证了。然后,居民就出来购物。有一定时间限定,大家买了,居民马上回家去。车就再开到下一个居民点。这种军车,双方是不能攻击的。所以,那时重庆的老百姓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充满险恶,面临着危机。人生安全不能保证,食品也很紧张。武斗的区域,没有了正常的秩序
    枪声过后,我们从小巷走出,经历了洗礼个个是严肃的神情。开始沿着向下的石阶路,往“菜园坝”火车站方向下行走去。(缆车已停止运行了)。
    (二)挤上逃离战场的火车
    菜园坝车站到是人山人海,热闹中的人们都是焦虑的。人们都像战争期间一样,带着大包小包,要离开重庆。火车站几乎没人管理。人们可自由进出。轨道上停了几列火车,也没有买票窗口,也没多少工作人员,坐火车是不要票的。但你也不知道列车开往何处,什么时间开。火车站周围还是有点吃的。我们吃了担担面,充了一下饥后,我们开始找车,重庆天热,我们个个汗流浃背。好不容易打听到有车向北(因为重庆站,只有南北两个方向的选择,我们选择向北线,想经西安回上海)。我们一节一节车厢找空位,火车上早已坐满了人,没有空位。因为火车已是非正常状态运行,火车超员是正常的。我们见有一个空地,两个车厢的连结处是空着的,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七个就在那里安营扎寨了。然后静静地等待着火车开动。
   火车到底什么时间开?听来的消息是,前面要经过建设机器厂,这个生产枪弹的工厂。如果,现在白天开过这个厂,弄不好要挨子弹的。要等那里有许诺保证:不打列车,列车才会开动。
   一直等到停晚,大约是近八点了,火车要开动了。说那里说不打,所以开了。这要由他们的心情来决定大家的命运。但是,大家都还是相互提醒和告诫:经过九龙坡、大渡口时,一定不能露头,防止吃到流弹。
    火车终于启动了,很快过九龙坡,我们在车厢连结处,坐在地上,七个人的“安乐窝”,相互依靠着,不敢站起来向外观看。只听到远处有些零星的枪声,是朝天开的。听车上有人说,现在的火车司机都很勇敢的,一般情况,那些持枪的也不会乱开枪的,但是如遇到流弹,那是你的“不幸”了。
   后来才知道,那天正好是两派武斗的间隙,如果遇到像8月中旬的武斗,这危险就大了。
    (三)内江受阻
   火车向前开,开开停停。大约十二点,到了离重庆不远的内江,车不开了。月台上出现荷枪实弹的“造反派”。都是手持长枪或钢钎,头戴钢盔,穿着混杂的一帮人,在一个车厢边,和车上的人对峙着。后来听人讲,下面站上的这些人,是“反到底”派(在成都是川大八二六的),怀疑车上有一个车厢的人是“重庆815派”的,要到成都去支援“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都方面要内江的同伙阻止他们去成都。车站站台上的要上车检查,而车上的不让车下的上来。就这样僵持着。我们的车厢在尾部,离他们比较远。并且,我们当时的心理是:最好不要惹麻烦。如果真的,他们双方打起来,我们会见机行事,也不会听天由命的。八月的四川,到晚上温度也是很高的,火车开时有风还过得去。车停下,见站台上的武装也是有点吓人的,不能下车透风,只能在车上受苦。水也喝完,汗一直不停地流。也不知道那里的两派对峙得如何,我们又不好去打听。这当口,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忍”事头上一把刀,还是不要出头露脸的好。我们在不安中渡过了不平常的一夜。
    天亮了一回儿了,那边月台上的人荷枪实弹的,到是没有踪影了。一打听消息。原来车上车下都实力相当。大家也有点,不想将冲突升级。下面的人又撤了。但不知道什么时间开,不敢走远。后来见车上许多人,陆续出站买吃的,我们也胆大,分批下车。车上留二人一方面看地盘,二是可通风报信,告诉火车开车消息。我们几个下车后出站,买点吃的。突然听李伟仁说:“他的一百元不见了。”当时这是笔钱可是大数目。原来他怕中途遇不测,把钱卷起来,放在小瓶子里。然后放在水壶里,结果水壶不见了。大家为他心痛不已。也讲不了多少安慰话。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大家又能说什么呢?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现在没受到伤害,就是最好的。我们在内江车站边补充了能量,准备迎接新的征程。
大约近中午,火车终于又开动了。经过成都,翻过秦岭,没遇到特别的事情。就这样到达了西安。这列车是到达西安,不走了。我们就找“西安到上海”的车了。
    (五)往上海进发
    那时已经过了大串联的免费期,火车票是要买的,但那时全国还处于混乱状态。像我们这种人,没有票,也是可以通行的。我们也是这样,尽量争取不买票,不行就找军代表。我们在西安站就没有出站。找到了去上海的车子,也是没有座位了。我们还是在车厢的连结处,这是我们的做法。因为人很挤,都挤到极限了。当时,我记得,还买了西安的大西瓜,味道还是不错的。当时,何宇霆就坐在车门口。这在正常时期,列车员肯定是不允许的。他那迎风坐着的威武样子,还停留在我的脑子里。
    这一路上,开始还顺利的,但列车是开开停停。到一个车站,也不下去,主要,是怕座位设了。洛阳、郑州、徐州、蚌埠,沿途都可以见到头戴钢盔、手持棍棒的武斗现象。因为,这段时期,全国武斗都比较厉害的。当然比起四川,特别是重庆。那是小巫见大巫,要平静多了。但到处都是柳条帽、钢钎、还有时会出现枪枝。
    从西安到南京,主要是天热难受,不知什么时间能到。
    那时的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通,桥墩已有了,火车从浦口到下关是通过轮渡,将火车分成三段上下轮渡船,到达下关。

(六)下关惊慌一夜
   到了南京下关,已是傍晚了,正在大家认为,今晚,就是下半夜就可以到上海时,大家都很高兴。而这时,下关的火车却不开了。在华灯初上时,火车却停在那里不走了。并且,火车上的灯也关掉了,车厢一团漆黑。说明。火车要停很长时间。这样,车上的旅客开始不安起来,因为车上很热,但有许多的行李的旅客又不敢下来。我们没有行李,所以很自由自在下来走走。。
    在月台上,见到了许多小商贩(实际上是附近居民),有人拿个炉子,卖一碗稀饭要五角钱。那时的五角一碗稀饭,可是一个天价呀!这是在发国难财。
    我们了解到,为什么火车司机不开。有两个原因。一是南京城里在武斗。在下关可以听到枪声,还见到远处的火光。因为火车要过中央门等城区,二是苏州那边,发生了武斗。晚上过车,说不定要吃流弹。旅客不安全,火车司机也怕出事,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列车停在那里,有的带行李的旅客怕行李丢失,只好在车上闷热。这样一个晚上是在下关车站上,走来走去中过去的。很疲劳时就在月台边的地上躺一下,也顾不得什么斯文。这一不眠之夜,整个列车的人也已习惯了,没有埋怨,没有牢骚,只有默默地等待。
    天快亮的时候,传来好消息,火车司机上火车头了,人们重又回到了车上,我们也找到了座位,告别了在车厢连结处的地盘。火车开动了。我们充满希望。但不能忘记火车上,有人的告诫,经过常州戚墅堰和苏州时,你们的脑袋,不要露出窗子,一定要低下头,以防不测。这一段还算顺利。经过戚墅堰和苏州也没有事情。在九、十点钟时,到达了上海老北站,结束了逃难。
    到站后,我们好好地洗了一下。我坐上66路公共汽车后,再步行到了阜民路325号的家。我父亲见到这个没有行李,光身一人,狼狈不堪(白衬衣近似灰色,军裤上的汗渍白花花一片,和要饭的差不多)的儿子从重庆回来时,悲喜交加,总算命没有丢(因为他们也知道重庆武斗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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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普通会员) | 2010-8-19 5:59:15

江宝昌
(重庆1611)
应该是“荣昌”属四川内江。

文革是历史。这方面书写不多,但是还是有人写。红卫兵墓园,只是无辜的一部分人,其它还分布在各个角落。作为当时同在重庆的我,还是怀念他(她)们。

江宝昌 (普通会员) | 2010-8-20 22:19:35  | 回复

陆益伊
(西电1-611)
重庆武斗确实很厉害。



引用李金复发表的内容:
宝昌写得很实在。

不是我们喜欢写“文革”,确确实实重庆那一段“文革”的经历,是非常难忘的,为什么重庆沙坪坝有红卫兵公墓,并且现在还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和当时重庆武斗的历史相关的,也是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相关的。


陆益伊 (普通会员) | 2010-8-20 17:18:58  | 回复

陈铁鹰
(重庆一系611班)
      这段经历确实令人难忘,好在有惊无险,否则就看不到这精彩的回忆了!据说2611张佑元等曾在永昌(重庆前一站,地名是永昌或荣昌,记不清了),被院里的对立派抓住,遭到“刑讯”,不招供者以断指相逼;本为同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目标,同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两派之间却搞成你死我活的“战争”。曾有一电影:《悪梦醒来是早晨》,回想起来,犹如恶梦!太沉重了。然而,当我们认真回忆我们党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又何其相似啊,政治斗争,就是残酷无情的,只不过是在这个时期,以新的形式、更大的规模和深度展开而已。

     方胜校友所言极是,有一批参加过“武斗”并“悟性尤佳”的红卫兵,越境参加了当时越南及东南亚的武装斗争,闯出“名号”的也大有人在!

陈铁鹰 (普通会员) | 2010-8-20 2:50:07  | 回复

方胜
(5614)
老江的文章,又把我们带到了文化战争的年代。经过枪林弹雨的部队和从来没有实战经验的部队不一样。经过武斗的人,和没有经过武斗的人也不一样。我们在北京,见的世面和经过的风雨和重庆同学无法比。
方胜 (普通会员) | 2010-8-19 22:01:24  | 回复

李金复
(重庆1611)
宝昌写得很实在。

不是我们喜欢写“文革”,确确实实重庆那一段“文革”的经历,是非常难忘的,为什么重庆沙坪坝有红卫兵公墓,并且现在还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和当时重庆武斗的历史相关的,也是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相关的。

李金复 (普通会员) | 2010-8-19 16:19:10  | 回复

施良驹
(重庆1611)
还好是年轻人,经得起如此折腾。

施良驹 (普通会员) | 2010-8-19 14:41:05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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