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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的安大记忆——孙旭培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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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孙旭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原所长,长期从事新闻学方面的研究。近日,本刊就其在安徽大学求学的往事、“文革”期间在安徽的见闻等进行了专访。

李嘉树:请介绍一下您考入安徽大学的情况。

孙旭培:我是安徽大学1968届毕业生,当初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填了法律系、西语系和图书馆系:第二类志愿中,第一个是安徽大学。在安庆考试,考作文的时候,我觉得写得很好,题目是《唱国际歌所想起的》。我对国际歌的歌词是熟悉的,写的时候又有激情,我相信能得比较高的分数。出考场后,有些人很沮丧,因为他们把题目中的“国际歌”看成了“国歌”。

中午大饭堂里有滑旱冰的,我没见过这玩艺,就去试试,一下子摔倒了,摔得头好疼,下午没考好。历史是我的长项,反而考得不好。接到安大外语系通知书的时候,我心情平淡。因为那时候招生少,能考取就很不容易了。

安徽大学那时候物质条件比较差,但校方迎新生做得很好,从火车站把我们接到安大。我的宿舍在208楼,住在西南角的房间,一间房住8个人,比现在的学生艰苦多了。我们能到这儿来读书,非常高兴,根本不讲苦不苦。我们一个小班21个人,系里让我当班长,说明我外语成绩还不错。实际上我中学学的是俄语,多数同学学的是英语。我跟他们一起,开始全新的英语学习,一开始跟不上。听写音标时,我常常听不出来,所以我听写老是只得三分,有一次还是两分,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因为从小我学业都是非常棒的,我得下决心。一天晚上,夜深入静,我还在教室里面,用剪刀扎手指,流出了血。我用血指在小本子上写“面壁五年”——那时候以为要念五年的。后来因为“文革”,推迟一年毕业,到1968年才离校,算来还是五年。

我后来英语长进很快,寒暑假里就把下个学期的英语课本几乎都看完了,很快就占主动了。第一学年结束时,全班两个五分,我是其中一个。我和成绩好的李庆厚、李长林走得比较近,与其他同学接触少;团支部书记等几个成绩差些的,看不惯我们,向团总支告我的状。因为我喜欢讲一些“怪话”,结果系团总支来人,把这些在班上摆出来,那个时代什么事都上纲上线,其实现在看来是鸡毛蒜皮的事。这次挫折使我思考该如何处理与同学的关系,我觉得问题出在作为班长团结人不普遍上,教训比较大。

说实话,大学时真正用于学习的也就两年半时间,其余都被连续不断的运动占了,下乡劳动锻炼,搞社教,最后是“文革”。当时还搞所谓教改,就是把原来的系统性很强的教材扔到一边,去学习“革命化”的教材,我的英语在大学没学好。对于我来说,在大学里培养和锻炼了新的思维方式,从世界的眼光、中外对比的眼光看问题,比较多地注意国外的人怎么理解相关问题,这成了我的习惯。那时我并没有特别的资讯来源,我们家穷,连好一点的收音机也买不起,只有一个小矿石收音机,触到某一个敏感的点,才能收到声音。但是我认真读《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在宿舍走廊里挂着,我每天仔细看、仔细体会。借此我能揣摩到国际上怎么看待某个问题。如果只用一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我后来就不可能做到思想认识比较深刻。在安大的几年里, 《参考消息》始终提供,这一点我很感谢。

学英语,本来要学生多听多说,可是我们“多听”的条件没有。只有那一部又大又笨的录音机,上课的时候老师让同学搬来。学语法、词汇我都掌握得很好,我的听说能力却跟不上。我对语法的钻研,可能超过老师,老师有时候被我问得张口结舌。冯祥春老师是从军队来的,他讲究多说多练,但是语法现象不十分注意。有一次我不同意他在课堂上的某个语法解释,就写信给编英语课本的许国璋教授。许国璋回信说赞成我的看法。 (但我)这样学英语,我觉得是不成功的,不能提倡我的学法,还是要多读、多说。语言这东西有时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比如恢复疲劳、消除疲劳,到底是疲劳还是不疲劳?灭火、救火,字面上相反,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我那样过分地钻牛角尖子学语法,没有必要。

那时安大的物质生活是很艰苦的。靠食堂的一点饭,我们常吃不饱。我同桌的同学回家,把餐券给我了,两张餐券的饭菜,我一顿就吃下去了。有一次闹伙食风潮,我也参加了。大家对伙食有意见,食堂的改进是:原来是中午差一些,晚上好一些;现在改成中午好一些,晚上差一些。我写大字报,题目叫《斥养猴术》,因为有个成语是“朝三暮四”,有个人给猴子早上三个桃、晚上四个桃,猴子闹;结果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猴子不闹了。后来,大字报撤销了,食堂伙食还是有所改进的。

生活艰苦,但我只要能够学习就很愉快。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我也看不起,又没有其他娱乐的诱惑。跳舞那时是有的,我竟然好久不知道在哪里跳,也从来不去看。大礼堂放电影,五分钱一张票,我也舍不得,有时候在大礼堂窗口站着望一眼也就算了。有一次放《红楼梦》,我下决心买票看了。

李嘉树:请介绍一下您参加社教和“文革”中的情况。

孙旭培:搞社教,我们去的是长丰县下塘区高塘公社,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的《安徽日报》的王亚洲,在那里任秘书。我们班学生都在高塘,一个人管一个生产队。我管陈圩大队的一个生产队,那里农民很苦。

“文革”狂飙突起,令人莫名其妙。说实话,那时候我对毛泽东还是非常崇敬的,至少“文革”头一年是这样。我在北京串联期间,跟其他红卫兵一样,用天安门城墙的红粉、金水河的水调在一起,在日记本上写“跟着毛主席,永远干革命”。去北京的时候,火车里挤得一塌糊涂,没有座位只好站着。到了北京,等分配住处花了几个小时,然后冒雨步行。虽然又饿又乏,但凭着一股激情,走到了驻地海淀区马神庙小学。

在马神庙发展红卫兵时,我还是没有当上红卫兵,原因是跟某同学“谈恋爱”——实际上那时我们还没多好的关系,只是懵懵懂懂有些好感。她的父母是我们外语系俄语专业的教师,当时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被打倒之列。一次,有人看到晚上我们两个在教室里上自习,就散布流言蜚语,因为大家都闹“革命”去了。第二天班团支部开会“帮助”我,说我是在跟资产阶级小姐谈恋爱。就因为这个原因,红卫兵组织也参加不上。

对于安徽的“一·二六夺权”,我是反对的,所以参加了“P派”红卫兵组织。1967年,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到处武斗,让我产生诸多怀疑。凭我学的历史知识,我总觉得历史上没有这样搞的,国家领导人竟然主动把国家搞乱。特别是江青、康生对安徽的“九五指示”、挑动一派斗一派等,我听着非常不满,就回来了。从此,我就是逍遥派了。

抄家,我一家没去过。武斗,我一次都没参加。我看清了这些太不正常,确实有抵触,也极为厌恶。我自小就害怕动武。小时候家里很穷,1949年大水冲垮了房屋,我们住在祠堂里。我一见(祠堂里)斗地主的情形,就害怕得不得了。当时我躲到床上去,喊母亲把被子给我盖得严严实实的,以听不到惨叫的声音。

当逍遥派后,我找王思澄老师学法语,王老师在国民政府的法国大使馆工作过。 (也)找德语老师学德语,他不大敢教。后来连王思澄老师也不敢教了,他说要系里批准。那时候一片混乱,李东光、杨醒夫(当时安大外语系负责人)都挨批斗,造反派只顾造反,找谁批准去?法语、德语都学不成了。

于是,我就在宿舍看唐宋诗词,那时候这些书都不能从图书馆借出来,只能从有书的同学那里借来抄。其他什么事也干不成。

我从1967年开始对当时的中央局势怀疑,那时候没有“四人帮”这个词,我认为是“海派”在中央控制了权力。那时候我跟张作为等好友谈过这个看法。在淮北时,我已经忍无可忍,常私下里议论时局。幸好我的运气不错,没有人告发我。上海有一列火车开到淮北,上面写着“打倒张春桥”,我们高兴得不得了。跟张作为一起买了一斤酒,就着花生、黄瓜喝掉了。 “文革”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还有件事值得一说,在成都见曾希圣。我在北京串连后,跟同班同学吕其祥从北京往南走。他也没有加入红卫兵。在此之前,我们一会儿到南京,一会儿到武汉,串连中并不关心造反,看看风景,抄抄对联。到了成都,我们见到安徽水电学院的造反派,他们问“明天去见曾希圣,你们去不去?”那时曾希圣调到西南局去了,我们一共有十来个人,就去了,曾希圣出来见我们。我刚好坐在曾希圣旁边,他一个个地问:你是什么组织的,关心的是什么,是否主张打倒李葆华?我说: “我是看材料,如果材料能证明李葆华是走资派,我也会同意打倒他”。因为我看到李葆华到安徽来做了许多好事,比如平反冤假错案,被称为“李青天”。曾希圣马上知道我的态度了,然后反复讲: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跟上形势,要敢于造“走资派”的反,要有冲劲、闯劲……我看句句话都是针对我来的。我一气,站起来说“老吕,我们走!”曾希圣也站起来——我发现他是小矮个子,还没有我高。曾希圣说,你们年轻人我都是欢迎的,都平等对待,不是只接待这个,不接待那个。敢于争论,这好嘛,我年纪大了,不行了……曾希圣说好话,我只好又坐下来了。他叫秘书拿出材料,让这些人抄,我就是不抄,那都是对李葆华不利的材料。曾希圣还说,你们回去后不要讲是从我这里抄来的。这让我看到了“文革”中两派斗来斗去,原来后面都是有人操纵,对“文革”更加厌恶。

李嘉树:您离开安徽大学后到淮北工作,能否介绍一下这个时期的情况。

孙旭培:到1968年我们毕业分配了,不少同学不大愿意到中小学教书,宁愿到军垦农场锻炼一年再分配。我则认为,到军垦农场锻炼一年出来又能怎么样呢?我愿意去教书。有人讲我外语比较好,应该去教中学。要我到祁门中学教英语,我觉得深山老林里,没有必要去。我宁愿去淮北矿务局袁庄矿小学,实际上是戴帽中学(指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甚至高中,有点类似给人戴帽子,故称戴帽中学)。我去了以后,只愿教小学,不愿教中学,实际上是不想长期在学校里。有人是蚌埠师范毕业的,我主张让他教中学,他也高兴。

在那里教小学,又下井当工人。生活的转机出现在促进徐州两派的联合。当时李德生在安徽促进大联合的工作做得好,上面让徐州两派骨干到离徐州比较近的淮北袁庄矿去。矿上让我代表红卫兵、红小兵给徐州两派写促进联合的“促进信”,那时候大多数人写的东西都是“文革”八股,整个“促进信”像是用毛主席语录编成的。我很少用毛主席语录,用的是孩子们的语言,信中以孩子的语气问他们: “你们做父母的原来教孩子们团结,现在我反过来问你们父母怎么做?你们叫我们遇事好商量,要好好学习,不要打架,你们现在干什么呢?你们叫我们好好学习,你们好好工作了吗?”在那个时代诉诸人情味的东西极少,这封信在大会上读后,他们听到很感动,就把这封“促进信”带到徐州大街上加以广播。袁庄矿政治处就把我调到宣传科搞报道,这是命运的转折。

后来我调到淮北矿务局,在那里办《淮北矿工报》。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团省委、新华社不少单位都要过我,可由于淮北不放,都走不成。到1974年, 《人民日报》要从全国招40个人。 《人民日报》的人在安徽日报社、安徽省人事局、淮北市人事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来袁庄矿了解我的情况,那时矿党委书记路新不想让我走,就说孙旭培岳父有历史问题,孙旭培到现在还是预备党员,这次又没走成。我认为,去不成也没有什么。

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把极左面目与极右实质联系起来批判——从林彪、 “四人帮”的惊人相似谈起》,投寄《人民日报》发表。因为我文章的题目跟中央的提法不一致,报社把标题改为《四人帮的假左派伪装和极右实质》, “极左”改为“假左”以后刊登了。当时安徽省委书记赵守一很欣赏这篇文章,他说,要发扬伯乐寻千里马的精神,我们这里就有!文章署名为“淮北矿务局孙旭培”,他自然知道是安徽人写的。

到了1978年考研究生,我坚决要走。一开始领导不想让我考。我说,你让我考考,试试看吧,否则我不甘心啊。领导勉强让我报了名。由于忙于编报,我只有12天的准备时间。考试时,由于我们安徽等少数省的卷子装错了,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两门卷子被装在一个信封里,原先六个小时的答题时间变成了三个小时。我一看傻眼了,这么多怎么考?一边在这儿写这个题目答案,一边就构思后面的,想到关键词就写在稿纸上。没想到一下子考了161分,新闻理论80分、新闻业务81分。等到通知我复试时,朱玲处长跟我讲,你不要走吧,可我坚决要去复试。

李嘉树:请介绍一下离开安徽后,您的学习、工作情况?

孙旭培:我1978年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研究生。当时的新闻系,由中国社科院、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联合创办。入学后,就担任新闻理论研究生班班长。毕业时,留在社科院新闻所工作。考虑到要与家人团聚,我又到《人民日报》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工作。1982年,作为采访全国政协会议的记者,我采访过王光美。刚接触王光美时,她不愿意接受采访。我便谈及她的一些往事,她一下子来了兴趣,答应第二天晚上再接受采访。我写好稿子后,送给王光美审阅。王光美指着这句话——王光美谈到国家主席也遭到批斗,感慨地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无忌惮地破坏宪法……”——说: “哪只是他们的问题?”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一句套话,没有认真对待。后来,这篇稿件虽然发表了,但我很自责。我没能独立深入地思考,没有把王光美的话当一回事。

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让我重新做出选择——离开人民日报社,回到社科院新闻所。1984年1月,中宣部新闻局写了报告,要搞新闻方面的一些改革。因为报告上要胡绩伟主持这项工作,他要我到他那儿去。胡绩伟通过人民日报社人事局找我谈过两次,还让他秘书跟我谈,我都没答应。我不愿意去,宁愿待在科研单位。胡绩伟后来采取的办法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社科院新闻所合作成立了一个新闻改革方面的研究室,我承担研究室的工作。他还从全国人大划拨了两万多元钱过来,让我办了一个有关新闻改革的通讯。在新闻所,我主要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新闻改革。我出版了《新闻学新论》等几本专著,引起新闻学界的关注,也招来一些争议。

我经常回安徽探亲访友,有时候还应邀讲学。安徽大学的同学,不少人跟我至今仍保持联系。其中的一些同学,写了回忆录,里面记载了校园生活往事。我主张同学们都来写传记或者回忆录,把史实留下来。有的同学回忆录写成后,让我作序,我也欣然从命。我回母校讲座时,受到了热烈欢迎。每次讲完,一些学生还继续围着我,跟我探讨新闻改革问题。有位老师访谈我的治学历程,还让我谈“新闻改革背后的故事”,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无论是呼吁留下史实,还是推动新闻改革,都表达出我的希望。我真诚地希望,下一代人能超越我们这代人走过的路,不能走弯路,更不能走回头路。

本文采访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安徽大学讲师

http://l.zhuixue.net/2016/0613/47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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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4-06
李嘉树一文很一般,不过,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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