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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周浙平《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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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是怎样一步步失去自由的?


明镜集团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电子书《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共七卷130多万字,记载了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农民的访谈。在中共即将迎来建政70周年的日子,这套书的出版,为人们真切地了解那个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生动翔实的第一手史料。今天,我们请参与这套书编辑全过程的高伐林先生,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法广:《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这套书是谁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高伐林:《酸刺林》这套书,是中国大陆的独立社会调查工作者周浙平访问记录的。书名中的“平朔”,是山西省北部的平鲁县和朔县一带。这两个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属于中共控制的晋绥根据地,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县级政权,日本投降后,这两个县就完全在中共管辖下,中共的“土地改革”杀地主斗富农,就是由晋绥地区开始。周浙平先生在这一带跋涉奔波,访问四百多位农民和基层干部,筛选写到书里的是363位。这套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这些农民讲述1945年到1984年,他们自己和家庭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经历,展示农民在中共治下遭遇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法广:周浙平是什么样的人呢?

高伐林:周浙平先生是1948年出生的,现在刚过古稀之年。他母亲也是平鲁人,16岁参加了抗日妇女救国会。周浙平出生在朔县,后来随父母去了北京,进了北京农业技术学校。没读多久就开始了文革。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他办理投亲靠友来到朔县,和村里人一起干农活,还参加过修公路。他前后在这个地区呆了十年,在县、市、中央各级报社工作,中间还干了几年广播新闻。1988年他就辞去了公职,成了一个民间社会文化考察工作者。

法广:他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套农民口述呢?

高伐林:周浙平在插队时亲眼看到了农村,和学校老师教的、报纸宣传的完全是两回事,就萌生了念头,想把村里人的真实境况写出来。后来他去过十几个省的农村,有所谓“先进”的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贫困地区、边疆地带。看得越多,反映农民真实命运的念头越强烈,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和找到合适的方式。直到2008年他在早年插队的村里拍照片,尝试用人类学影像的方式把村里人的生活记录下来;他访问那些老人,请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发现这是个好办法,用周浙平的话说:“我等了40年,机会终于出现了。”

2009年他开始《酸刺林》的访谈,到2017年结束,加上整理录音,整整投入了十年时光。每年背上录音机、电脑、照相机,去平朔一到二次,最多三次。完成多部农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农村》,《无花果》、《难民纸》、《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法广:周浙平是怎样进行调查采访的呢?

高伐林:作者告诉我们: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平朔地区之后,第二步就是在历史事件发生地寻找与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吻合的人,他开始访问时,离开展土改的四十年代后期已有60年以上了,要找的访问对象至少是70岁以上。他对受访者有个要求,请谈自己和家庭的经历。周浙平认为口述史的意义之一,就是抢救口述人的记忆。本书的受访者截止到去年,已有几十位离世了,但他们的回忆留下了。

法广:他们的回忆留下了,重要意义在哪儿呢,周浙平先生怎么看?

高伐林:周浙平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口述史的叙述者、让千千万万普通人入史,成为历史的主角,这样的历史叙述就可能达到避开那些政府编的教科书、历史光是记录精英事迹等等局限。他举了一个例子:访问一位老人,是当年关押地主站岗的民兵,民兵要归到正规部队时他跑了。访问是在他家窑洞的炕上进行,下面站了一群年青人在看热闹。老汉说出他的经历后,第一个感到意外的是他儿子,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和他生活几十年的老爸还有那么一番经历,其他人更是惊讶,纷纷插嘴,说这老汉还当过八路呢,要是不跑,现在也是大官了。如果人们都把自己活生生的经历留下来,传下去,还会轻易接受教科书的编造和说教吗?

法广:你们认为,从书中这些农民的经历说明什么问题呢?

高伐林:还是用周浙平的话来说吧,这些农民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共执政七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姑且不谈,到八十年代初的前几十年农村政策,一句话,就是一层进一层、一步紧一步地剥夺农民的自由。从本书的第一卷到第七卷,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大鸣大放、反右、公社化、大跃进、四清、文革、学大寨……一系列历史事件,剥夺了农民获取食物的自由,生产劳动的自由,旅行迁徙的自由,生儿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说剥夺了他们言论的自由,娱乐的自由,甚至剥夺了他们出门讨饭的自由。农民的处境,与奴隶、犯人相差无几。他强调,我的判断就建立在每个故事的细节上,读者可以从本书记录的故事中得到验证:这套书,就是一部现代农民苦难史。

法广:最后一个问题:“酸刺林”这个书名,作者有什么深意吗?

高伐林:酸刺是山西北部山上到处都长的一种灌木,果实很小,最大也超不过豌豆,吃起来是酸的。不管天旱天冷,年年长,过去农民年年刨,枝上长满刺,很不好刨,刨它主要是晒干了生火。作者感到,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就像这酸刺:虽然很卑微,但是很坚忍,环境再恶劣也顽强生存,生生不息地延续,也给人们带来好处。

http://cn.rfi.fr/%E4%B8%AD%E5%9B%BD/20190303-%E4%B8%AD%E5%9B%BD%E5%86%9C%E6%B0%91%E6%98%AF%E6%80%8E%E6%A0%B7%E4%B8%80%E6%AD%A5%E6%AD%A5%E5%A4%B1%E5%8E%BB%E8%87%AA%E7%94%B1%E7%9A%84


亦可见http://news.mingjingnews.com/2019/03/blog-post_71.html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3-31
剝去“社會主義”這層皮看毛澤東時代

為什麼這套書要從1945年寫起?中共建國不是1949年嗎?因為作者調查采訪的地區是山西北部地區,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完全在中共管轄下,“土地改革”殺地主鬥富農,是由這裏開的頭。這裏的農民,比全國的農民早四年迎來“新生活”


  前天,我對中國獨立社會文化考察工作者周浙平的專訪第一期,在YouTube上播出了。怎樣將對他的專訪節目貼到這裏來,我實在不懂如何操作,就將鏈接放在這裏吧,請有興趣的朋友移步前往觀看:

  剝去“社會主義”這層皮的毛澤東時代
  
https://youtu.be/3VSqhLCa3DE

  我和周浙平在節目的開場白中這樣介紹——

  高伐林:
  前不久,明鏡集團旗下的國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電子書《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共七卷130多萬字,記載了中國北方黃土高原363位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的訪談。在中共即將迎來建政70周年之際,這套書的出版,為人們真切地了解那個年代——1945年到1984年——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提供了生動翔實的第一手史料。


  《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第一卷(國史出版社)

  給大家看看這套書的封麵——沒有標“作者”,隻標上了“周浙平 訪問記錄”——周浙平,就是我們這期節目的嘉賓。之所以讓我來主持對他的訪談,是因為,我曾經參與過這套書編輯的全過程。
  剛才我說“1945年到1984年”,為什麼這套書從1945年寫起呢?中共建國不是1949年嗎?是的,但是作者調查采訪的地區,是山西省北部的平、朔地區,也就是平魯縣和朔縣。現在這兩個縣都已經沒有了,幾經沿革變遷,現在大體上歸到了山西朔州市——在朔州市下麵有平魯區和朔城區。這兩個縣,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完全在中共管轄下,中共的“土地改革”殺地主、鬥富農,就是由這裏開的頭。平魯縣和朔縣的農民比全國的農民,早四年迎來所謂“新生活”,早四年陷入苦難歲月。
  這套書,講了什麼?訪問記錄的周浙平是什麼樣的人?
  周浙平是我的同時代人,出生於1948年,去年是他的古稀之年。他現在人在中國大陸。所以我們對他連線專訪,麻煩多一些。下麵他的講述,采用音頻的形式。我們就請他自己來做一個簡單介紹,周先生,請您介紹一下您的這套書,以及您本人,包括您還出過哪些書。

  周浙平:



  我訪問記錄的這本農民口述史有135萬字,有口述人363人,但照片隻有362張——有一個口述人的照片遺漏了。
  這本書的結構由兩部分組成,每一卷由編年史部分和口述人故事並列敘述。編年史是從平魯、朔縣兩縣的政府檔案文獻中摘編撰寫的,內容依年、月、日順序,呈一個時間軸參照。摘編的選材都是當時不能公開的內部文件,現在解密了,共七千多頁,與目前已出版的各類共和國編年史不同,都是些中共縣委、縣政府內部執政措施的文獻。
  我采用的敘述方法是官史與民史並列,官與民不同的思維,不同的行為,造成不同的結果。哪一個是真相,讀者可以自己判斷。
  我個人沒有什麼要介紹的,進過11年學校,初中畢業,沒有選擇進高中,我對農業有興趣,報考了北京農業技術學校,卻分配在農業機械化專業。我一直很討厭教科書,上學基本上是糊弄,考個及格,不留級就行了。到了農校也這樣,沒有讀成農作物栽培專業,就繼續糊弄。讀了兩年就遇上文革停課了。1969年去了山西平魯,1971年至1988年做的都是一件事,在縣、市、中央各級報社工作,中間還幹了幾年廣播新聞。大陸的媒體都是政府辦的,自然都是政府的工具,不求真實,隻為政府所用。
  1988年我就辭去了公職,成了無業遊民。在朋友的幫助下,90年代作了一件事,到川、滇、藏、青、甘五省、區考察了藏族的習俗文化,在高原上跑了幾年。08年返回平魯。09年開始《酸刺林》的訪談,到17年11月結束,用了九年的時間,加上翻記整整十年。每年去平魯一到二次,最多三次,背上錄音機、磁帶、電腦、照相機一大堆設備,後來改用數字的錄音機。這裏給大家放一段訪問朱珍的口述,這是最後一位的訪談錄音(朱珍講述錄音):

  

  口述人:朱珍(1955-),當年平魯縣亂榆蔔村生產隊社員。

  完成這部書多虧了我的朋友們,那還是我在平魯結識的老人,九年中他們為我提供食宿、交通,還充當向導,幫助查資料,找訪問對象等等,沒有他們的支持,這部書是很難完成的。還有就是我的家人,他們幫我把幾百萬字的材料、書稿錄入電腦,幫助操作整理。也是不可或缺的。
  至於我有什麼著作,我是1979年開始出版作品,至今都是些經過官方出版社刪改過的作品,沒什麼可說的。我的主要作品都在抽屜裏,這次得到你們的支持,《酸刺林》才有機會在國史出版社出版,非常感謝,還要感謝這本書的責編。

  高伐林:
  我要補充幾句:周先生說他出了什麼著作沒有什麼可說的。但是這套書,我們拿到書稿時都很驚訝,無論是文字還是照片,都做得非常專業。後來我才知道,他曾經在海內外出版過《影像中的“文革”農村》,《周浙平文獻攝影集》,在攝影方麵,他就是專家。剛才他放出的農民講述錄音大家也聽見了,錄音質量很高。周浙平先生說“感謝家人”,據我所知,他的家人和親屬具有在音像領域的專業水準。《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這套書,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周浙平先生全家人心血的結晶。令我非常敬佩!
  您為什麼要將平朔農民口述史這套書,取名為“酸刺林”呢?
  (下略)

http://blog.creaders.net/u/3843/201903/344584.html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3-31
山西农民回忆毛泽东时代

《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的历史叙述就是一部现代农民苦难记,从“苦难降临”到“走出苦难”。现在有人声称要回毛时代,如果是不知道毛为首的执政集团造成人民的痛苦遭遇,他是傻子;如果是知道了还煽动回毛时代,他是骗子


  ◆高伐林


  上天不知怎么安排的,一过耶诞就是毛诞,今年又是一又四分之一世纪的逢五之年,网上网下就更热闹,又是文章,又是集会,红图红歌红标语……《毛主席给20所学校写过校名,有你的学校吗?》《毛主席33副文采非凡的对联,终于找齐了!》……尤其是一段好几分钟的视频,大爷大妈们发出时代的强音:“不过圣诞节,要过伟人节!”
  有人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12月25日和12月26日的矛盾!”让我莞尔。
  毛泽东125年诞辰这样的纪念日,我也有感要发。
  最近正在编一套《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共七卷,近140万字,中国退休媒体人周浙平访问记录,即将由国史出版社出版电子书。
  本书的内容简介说:
  本书是作者对中国北方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的363位农民进行的口述史访谈记录。受访者回忆了从土地制度改革至包产到户时期的个人自传式历史,再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四十年的生活场景。作者通过摘编政府解密档案结合口述人叙述的故事,展示了农民在政府控制指挥下遇到了什么?选择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本书的第一卷《不敢靠前》,农民讲述的是1945年到1948年的经历。一般说“毛泽东时代”,是从中共建政的1949年开始,但山西平朔一带比较特殊,比全国大多数地区更早被中共掌控,农民的苦难比其它地区也就要多四年。
  这一卷的内容简介说:
  受访者生活的西雁北地区是中共最早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地区之一。抗战一结束,在中共控制占领地区立即着手进行土改,在边区、专区、县、区、村各级农会领导下对每个农民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土地,通过三查运动,采用残酷暴力的方式完成了土地全部平均分配的改革。出现第一次规模非正常死亡人口。
  口述者回忆起私刑遍地的场景,对被斗争者施行的各类刑法,令人不寒而栗。大量富裕农民携家外逃。农会的暴民对地主、富农、恶霸没收土地,扫地出门,没收房产、财物、粮食,甚至没收家中女人,分配给贫农为妻。在打杀地富、恶霸的过程中,所谓剪草除根,连小孩一并杀死,男女老幼一个都不放过。
  我给周浙平先生写信时说:深为近40年千万农民家庭(广义的农民,包括地主及后代)的悲惨遭遇一恸!这些农民和基层干部没有多少文化、更没有多少话语权,多少年来他们的苦难无人知晓,他们的冤屈无人倾听,感谢您投入巨大精力和心血,做了了不起的工作,将他们的真实命运和真实心声呈现于世,为历史存证!
  周先生回信说:
  《酸刺林》的历史叙述就是一部现代农民苦难记,从“苦难降临”到“走出苦难”……
  本书尚未出版,我无权擅自披露内容。这里仅仅从第一卷中摘抄少量文字,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沧海一粟。其中有少量方言,但联系上下文不难懂。这不是一部轻松消遣的书,肯定也不可能销掉多少本。我希望这本书能找到它真正的读者。
  各地有各地的特点,也许山西雁北地区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像我的家乡和我插队的地方,农民们说起往事来,就没有这样血腥。但是那也只是程度上有点差异。
  现在有人在说“梦里都想着”甚至还声称要回毛泽东时代,他在海外,如果是不知道毛为首的执政集团造成的巨大灾难、人民的痛苦遭遇,他是傻子;如果是知道了还煽动回毛时代,他是骗子。




  大斗小斗恶斗软斗硬斗


  口述人:王杰(1936—),土改时为平鲁县下水头村村民(后提拔为干部)。
  访问地点:华宇宾馆
  访问时间:2012.9.19


  我11岁时,1947年10月,朔县西山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下水头是其中一个村庄(后归辖平鲁县)。在土改工作组的指导下,成立了领导土改运动全权的贫农委员会。先查阶级成份,开诉苦大会,揭发地主富农的剥削行为,启发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把地富抓起来进行斗争。地主大的大斗,有罪恶的恶斗,地主小的小斗,吃软的软斗,吃硬的硬斗。恶斗的那天,我同几个伙伴钻进斗争的大四合院里。院里有许多人,乱纷纷的,有几个地主被捆在那里,裸着上身,一边有冒着黑烟的炭火堆,里面烧着烙铁、火箸,十几个人围着,用火红的烙铁或火箸轮着烫,每烫一下,被烫者发出惨烈的嚎叫声。有个姓马的地主,被绑在柱上。平时他家土地多,粮食多,骡马多,长工多,是结结实实的大财主。那时,他长袍子马褂一穿,一手托着个水烟袋,举在胸前,一手捻着半佛珠贴在背后,在大门口一站,谁见了,远的躲闪回避,近的点头哈腰,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被绑到柱上,这个在背上嗤啦烙一下,那个在胸前嗤啦烫一下,皮开肉绽,惨不忍睹。他声嘶力竭的叫喊:“爷爷们,饶命吧!要啥我给啥!”他被烫的脑袋耷拉下来。一会儿,贫农会又捉来从部队要回来的姓党的,他家是富农,有底财,必须挖出来。几个后生马上把他十指用拶子夹起,往其间拧指弹头,痛的他猫一般嚎叫。还有一个地主,说他没底财了,群众中的几个积极分子把他按在靠墙的一把长条形桌上,将其双腿捆在上面,从脚跟底填砖,痛的他死了过去,接着一盆凉水浇身。第二天,是人们叫大斗的一天。我看到的是一家姓李的地主婆,被几个贫农积极分子用大麻绳拴住一双小脚拉了起来,从家门口拉到前街,又拉到后街。我们一群小孩夹到大人中跟着观看。那地主婆脸上蒙着毛巾,被拉的号啕大哭。坐起来穿的棉裤很快被拉破了,露出臀部,躺下去,头被拉的似葫芦在地上滚动,所以,她只好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去,反反复复了许多次,直到交出底财为止。还有个姓王的地主婆,被吊在自家大门上,令她说出银元藏在什么地方。吊了一阵,她坚持不住了,讨饶道:“爷们,放下来呀,我给你们找!”她被放下松绑后,从两处寻出二百银元。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村里人又说在下井村开土改大会,搞搬石头呀!那时,我们十几岁的小孩对所发生的事朦朦胧胧,开大会搬石头是什么?不太清楚,所以跟上大人群也去了下井村。下井村在下水头的村东,相距7华里。到了村西的一个打谷场上,已经有好几个村的群众押着地富站在那里,不大工夫,别村的也来了。那些经过恶斗、大斗的地主分子身穿破旧衣服,面黄肌瘦,在寒风中缩着脖子索索发抖,站在场的东边。参加群众站在场的西边。会场气氛异常紧张,好几百人鸦雀无声。不知是那个单位的领导宣布开会,也不知是那个单位的领导讲了话,接着宣布对有民愤的地主和恶霸进行镇压。会后,各村民兵持枪将地富押送到沤麻沟。
  沤麻沟在下水头东,下井西北,下石窑南三村交界处,是一条由北向南流的季节性小河沟。进入沤麻沟,戒备森严,四周持枪民兵把守,令地富站成一字形队列,围观群众遍布沟沿四处。此时,不知是那个村的群众,先把自定的一个有民愤的地主拉出来,剥光全身衣服,推在乱石窝里用石头活活砸死,接着各村都把自定的地主推拉到乱石窝里,用同样的方式开砸。有的照准后脑勺用力砸,那个被砸的地主向前倒地,没再动一下,有的没砸在致命处,倒了又爬起来,再砸,直至死亡。下水头村一个姓尹的地主被砸死,一个姓吴的不是地主,因他当村干部多年,有强迫命令和欺压群众问题,得罪了许多人,按恶霸被砸了。
  这段土改历史,印象太深了,每次回乡过沤麻沟时就想起来,在脑际里闪现着,总觉得当年斗地主斗得太过火、太残忍了。后来的历史资料记载果真是斗的过头了……




  砸富农每人丢一块石头就没不是了


  口述人:边文成(1929—),土改时为平鲁县干柴沟村村民。
  张银娥(1935—),女,土改时为平鲁县干柴沟村村民。
  访问地点:北坪移民村
  访问时间:2015.10.4


  边文成:(土改)“三查”那会我爸还活着,刀口没好。……刘文是筷子里头拔旗杆,连个富农也不够,让大黄眼、二黄眼引上跑口外了。后头赶冬哩,回来引媳妇和老婆,二黄眼引回来在小连沟烂窑窑钻的,让民兵知道了,通了信抓逃亡户。一伙我村民兵去抓,他们钻的那个烂窑窑就是当年躲日本人挖的小土窑,我也去抓了。他们在那搅块垒(当地食品)呢,还没吃哩。民兵下去寻见了,拿把莜麦秸点把火,民兵拿着枪,进去寻呀,搜查呀。
  张银娥:刘文拿着手掷弹。
  边文成:刘文拿着个铁圪蛋,一个也没着。从窑里飞出来,打在她富官的枪上,他也是民兵,就听见富官喊我的妈呀。上头民兵拿些石片子往窑门口打,村里有个民兵往里扔手掷弹,可灵哩,一货顺着窑门甩进去,一下着了。刘文让手掷弹把腿执着了。弄回村里。刘文、陈进山的老婆这会在村里黑窑圈着呢,不由她了。接上那个政策准备往死打呀。有人说割耳朵、剜眼呀。村干部说不能,村干部说要不打死,不能割耳朵、剜眼。五更里就是开会,喊口号,干部问咋办,人们喊打死,这就没说了。穿的烂皮裤也让人脱走了,赤脚板穿的单裤子,说往死打呀。往马路沟里走,我还跟着哩。
  张银娥:我可不敢去看。
  边文成:刘文就跪在冰棱上,说拿枪崩了我吧。民兵骂哩,哪里舍得那颗子弹,就那烂石头。就拿石头打呀,村干部说不能,这还在村里呢,就又往沟里头走了一截,刘文也歇心了,跪也没跪,做声也没做声,个人就躺倒在烂石头沟里。一人一石头,谁也不敢打,亲的也得打,明的也得打,恨的也得打,有人在头前就摱(扔)一块石头,打正打不正我也打了,就没不是了。打了半天说打死了,不打了,走呀,身上打了一顿了,头没打烂。村里有个海生,是党员,他说咋也不咋,要打就打死哇。他又折回去。他也是好心,不死也是个往死冻,看活不了了。他拿起块石头,走到跟前,打到刘文的后疤(脑),一下血咕嘟咕嘟冒开了,这才打死了。




  每天死了的地主富农都填旱井了


  口述人:刘善(1935—),土改时为朔县李家窑村村民。
  李开(1927—2012),土改时为朔县李家窑村村民。
  访问地点:李家窑村
  访问时间:2011.7.26


  周(周浙平,下同):那时候李家窑把全县的地主富农关在这里?
  刘:那是不好才往这里执(整、弄)着哩,那会儿那地主富农他总是不那啥,正儿八经贫下中农谁斗哩。
  周:关在哪里了?
  刘:旧院里圈的哩。(指本村地主朱万福的院子)
  周:打不打?
  刘:不听说还不打!……不打镇不住。最后圈完这茬人,不知道那儿哩,也多死了(多得要命),在这地方多死了,可多死了,我那时候还见一天(从)几个家(窑里)往出抬哩。这死人,咱这场面上,东西正地这圪塄底下灰溜溜的扔得满满的。都从旱井跟前填的一旱井哩,那也没人去寻,死了就算,光是狼多,转住光成(围着都是)狼了,全吃了,就那啃的全吃了。
  周:那人也不埋?
  刘:没人管,谁管哩。全是些地主,家里跑的还不知道有没有人了,捉住谁就在这圈着哩,那会儿还不知有个人没了。
  周:捉的那些人是大人孩子,还是男的女的?
  刘:男的多,没见女的。
  周:年龄有多大?
  刘:有老的,也有小的,有30几40来岁的,有五、六十岁的,再比这大不了了。
  周:小的呢?
  刘:40来岁。咱见过的咱能说,不知道的不能说,咱那会儿也是个娃娃,我记得那院里把四面的窑齐整成这么宽些这么高些这么些巷落落(指肩宽的巷子),你放风得爬上去哩。锁子都是这么长的铁棒锁,打弹锁,我倒多见过。我们在窑头上看,看过。
  周:有多少人?
  刘:百十来个,多哩,这一院哩。屡屡有来的,有走的,又有送来的,就像现在法院那,有放的,也有往进捉的。这村靠近西山根据地,安全。那时咱们这里解放了,周围还没解放,应县是(19)49年才解放,比咱迟三年。
  周:村里人参加不?
  刘:也有。不多。我记得李德金老汉叫圈过,死鬼郝万先圈过,死呀才执回去,死在家里了。那时窑头上还有个岗楼哩,站岗哩。朱存让在这里哩,还有朱福珍,在窑头上哩。死了的朱七老汉,齐在这里,在民兵队伍里头哩,他们做过,他们在这看的哩。
  周:他们是民兵?
  刘:成了部队了。就在这看的哩。我怎知道,在我家住的哩。专门维持这里哩。那时候我小哩,影影绰绰,你说影影绰绰,可这事怕我记住了。谁参与这,我记住哩。
  周:死了多少人?
  刘:每天不少,不脱空,每天往出抬死人。就都存在这西墙底,灰溜溜满满的。那个地方有个旱井,填的可多哩,这会儿挖开,骨头也能看的见。可多了。
  周:有多长时间?
  刘:秋天开始,过年时候没有了。
  周:你家啥成分?
  刘:中农。
  周:土改前没有地的户多不多?
  刘:哪家也有哩,有多有少,不成数(的)人家,闹不成好的,狗不啃的地。
  ……
  刘:……统购统销时,粮食紧张厉害哩,整一黑夜把这人们叫去,人家调班班睡哩,不叫你睡,赶你迷糊了,噌一下,一把手把你头旋起来,你倒睡呀,你怎那么泰(安心)哩。石庄窝有个杨步池,在咱村下乡哩,管你有粮没粮哩,给你拿一捆麻袋,顺门扔进来了,你装哇,那叫拧背兴了。
  周:粮价呢?
  刘:不说价。
  周:给钱不给?
  刘:给啥钱哩,那有钱哩,就像缴了国家税务了。
  周:下乡干部是个什么人呢?
  刘:我是记住,石庄窝杨步池,头大大的,愣歪歪的,这人就可残豁哩,真叫人害怕,还带着个姓陶的,这货,把人欺倒告(求饶)了。姓杨的是区里的干部,别的人是这个村里的干部。一户一户挤得要哩,硬要哩。这个姓陶的,困难时期背兴了,走口外(出长城以北)死了。
  周:以后征粮?
  刘:也就是那个。国家年年要得些哩……主席老汉(指毛主席)穷家难当,他那会儿在困难时候,到不了这会儿这个地步。


  周:李家窑土改时候关了很多外村的地主、富农,怎地关法呢?
  李:后头他们也齐走了,朝外头走了,也没个关法了,有啥拿出啥了,朱万福那会儿三查土改斗争(前)倒死了。儿们不在咱这地方,都在外头念书哩。朱(家)他们那娃们,齐从包头走了。
  周:朱万福那旧院,有外村的地富?
  李:朔县没解放了,就在那院圈的哩,可多圈了,多死了。
  周:死了多少?
  李:啊呀,怎也在大几十个。他吃不上东西,你明白了,后头钻那里头,困渴的,可多死了,后来那齐是。
  周:前前后后圈的有多少?
  李:在百十来个,那院钻的满满地。南大窑、西窑、正窑圈的满满的。共产党是在窑头上垒个炮楼,在那站岗哩。
  周:那年你多大了?
  李:廿几,今年84岁了,47年土改,就廿几。
  周:圈了多长时间?
  李:春天圈的,冬三查呀,齐着走了,不圈了。死的死,走的走了。有的拿钱雇上,那会儿这村朱明家养个驴,人家鞍鞑上送在本手(死者家人)能赚一石米,把这死人(运一个死人)。没地方(要)的,就那牲口(狼、狗。)啃了,啥也不,就是个那。那死人朱明家也多拿驴送了,一天送那一个,那小斗卡顶一石哩,就朝那哩(办法)。
  周:那没人领尸的多不多?
  李:可多了,那枯井里头就多哩。北院那会打了眼枯井,多扔下哩。这六十来年了。
  周:那会儿什么人看守?
  李:四、六区。窑头上有个炮楼。区长姓赵。
  周:那会儿你在村里干啥?
  李:种地。
  周:你没参加?
  李:我没。咱看也看不见。
  周:你啥名字?
  李:李开。我这过去真穷哩,不是我二哥当共产党,我妈连裤子还穿不上。人家我二哥当兵,共产党年年给个布。我二哥到今儿在烈士塔,牺牲时候到连级干部了,打仗牺牲了,日本人在时候参军了,在三团三营,47年牺牲,打陕西榆林时候牺牲了。
  ……这村就朱万福土地多,别的(人)就顷二八十亩,有的还得种人家的地。
  周:怎那多地?
  李:人家买的。
  周:怎那么多钱?
  李:开始还是穷人。初头担货郎担,后头收雕翎,以后又领戏(指朱带戏班子巡演),慢慢发展的土地多得没远近了。这会儿人们还拉(说)哩,人家怎就闹下那么多土地?可多啦。那人就是有本事,还没文化哩。你要靠人家,还不猛剥削人哩。那会儿那穷人全凭人家哩。你谁没办法,女人娃们开不了锅,去人家那里装上些粮食,给人家受,你能开锅了。那家人家救人哩,你别看土地多,人家猛救人哩,不就为啥土改时候一个也没损失了,没受执,好人。那会儿穷人多,周围村人来这地方给人家受苦哩,养活女人娃们哩。打的粮食多,养的牲口多,过年杀了猪羊给人们就像放粮哩,你用多少来装上,过了年了,还开的油房。别看人家是老财,人家救人哩。人家也没抢人,没骗人,就是自己闹起来的光景。
  周:这村有几户地主?
  李:就他。他的牲畜在土改时候人们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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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03-31
中國農民是怎樣一步步陷入人身奴役的?

中共執政後30多年的農村政策,就是一步緊一步地剝奪農民的自由:獲取食物的自由,生產勞動的自由,旅行遷徙的自由,生兒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說言論的自由,娛樂的自由。農民的處境與奴隸、犯人相差無幾。這個判斷建立在每段往事的細節上


  老高按:去年12月26日毛澤東冥誕和今年2月25日,我兩次介紹了與國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電子書《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七卷)有關的信息。第一次,我節選了少量農民的口述;第二次,我轉載了這套書的采訪記錄者周浙平為此書所寫的代序。兩次都有不少網友博友跟帖,達上百個,很有意思。
  有一位“花蜜蜂”一口咬定:“控訴毛澤東時代是鄧小平陳雲政變後的脫罪詭計”“這樣反複宣揚毛澤東時代罪行的結果,成為采用極端對比手法‘憶苦思甜’,教育中國下三代小年輕們”。
  “控訴毛澤東時代是鄧小平陳雲政變後的脫罪詭計”這種說法太過荒誕,不說也罷。實際上,書中老農有些人還口口聲聲頌揚毛主席,或者控訴日本鬼子和國軍呢。
  “反複宣揚毛澤東時代罪行的結果……‘憶苦思甜’”,倒是說得不錯。農民們不懂什麼大道理,他們就是講改革之前的遭遇,也很自然會和改革之後加以對比。哪個苦,哪個甜,還用說嗎?——當然改革開放之後的農民也有苦,甚至有些人還很苦,苦不堪言,但是你要他們回到毛澤東時代的農奴狀態,他們樂意嗎?
  另一位“新天獄博”,針對我轉述的周浙平的體會“中國農民在近40年中的苦難,說到底,就是被剝奪了自由;而改革開放,就是將自由(當然隻是部分自由)還給了農民”這段話,要我(以及周浙平)證明:“在此之前(也就是土改之前——老高註)這些農民的生活優於毛時代”。“新天獄博”自己都沒有想一想,這個要求是否合乎邏輯。退一步說,就算農民的在此之前的生活沒有優於毛澤東時代,難道就能依此否定、推翻周浙平的上述判斷嗎?
  好在,“新天獄博”這個問題也還是有其意義。這套書的大部分口述者多少也談到了毛時代之前的生活,建議“新天獄博”買一套書(電子書書價不貴),比較一下前毛時代、毛時代和後毛時代農民的生活。
  “新天獄博”上次還針對這些老農民的回憶,斷言口述史的真實性很可疑。在對口述史表示不屑時,引用過一段話:“口述曆史正進入想象、選擇性記憶、事後虛飾和完全主觀的世界……它將把我們引向何處?那不是曆史,而是神話。”
  我已經指出過,這段話出自楊祥銀《當代美國口述史學的主流趨勢》(《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2期)一文,而楊祥銀就是溫州大學口述曆史研究所所長、學術集刊《口述史研究》主編和中華口述曆史研究會副秘書長,楊的文章恰恰總體是肯定口述史的功效的,但他指出要註意防止口述史研究中的某些偏差。這個來自年輕一代學者(楊出生於1979年)的提醒很重要,我們確實應該全麵、謹慎地看待口述者和口述史料。
  但是我們更要看到:口述史料在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下,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官方在很長時間裏,壟斷了一切檔案史料、壟斷了一切媒體和出版機構、學府和研究單位,甚至據我們所知,銷毀了不少檔案史料(在周恩來去世之後,鄧穎超督促和安排下,銷毀關於周的史料,隻是透露到外界的九牛一毛);而在近幾十年中,當局隻是極其有限地、勉強地開放他們認為對他們衝擊不大的若幹史料,將過去對意識形態的剛性直接的控製,換湯不換藥地改為稍許柔性的、部分間接的控製——而這些極其有限的、勉強的所謂改進,在習近平上任之後,更是大步倒退,用一係列莫須有的帽子如“曆史虛無主義”之類,重新緊緊壟斷對曆史的解釋權。
  昨天我讀到中國女學者李銀河的一篇文章《中國為什麼應當徹底取消言論審查製度?》,就點穿了官方壟斷曆史解釋權的要害:“可以一言以蔽之:不可言說的事實真相。隻要某段曆史中尚有事實真相不敢示人,涉及該題材的言論、研究、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就變成了敏感話題。”“為什麼有些事情不可言說呢?仔細觀察,其中必定有做錯的事情不肯承認。”
  在這種情況下,眾多口述者的口述史料,就具有了突破官方壟斷的特別重要的意義。隻有將一言堂,變為眾言堂,大家都來講述自己知道的那一點史實,才能盡量拚出拚圖的全貌,逼近曆史的真相。
  我最近與《酸刺林》的訪問記錄者周浙平先生做了詳細訪談,可以編成至少三期視頻節目,正在排隊等候播出。我也將這個問題提給了他:如何看待口述史料的局限性與可能出現的偏差。周浙平的回答很長,但其中有一段話,我不妨提前節錄在這裏:
  關於準確性是對口述史爭論最多的地方,實際還是各類曆史敘述都存在的一個老問題:真、假問題。與書寫文本不同,口述史是通過回憶記錄完成的曆史敘述。反對者認為書寫文本的過程可以引用檔案,可以引用考證結論等等作業。但你仍不能保證檔案記錄就是真相,考證結論就是準確的;還有不能排除的史學家的主觀性。……
  口述史的準確性,或者說回憶者回憶的事實是不是曆史真相,最根本的評判,是要口述史讀者的認同。
  昨天(3月3日)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對我進行采訪,談國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這套電子書《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下麵的是這次袖珍節目(隻有幾分鍾)的文稿,供大家參考。


  中國農民是怎樣一步步失去自由的?

  索菲,法國國際廣播電臺(RFI)

  明鏡集團國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電子書《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共七卷130多萬字,記載了中國北方黃土高原農民的訪談。在中共即將迎來建政70周年的日子,這套書的出版,為人們真切地了解那個年代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提供了生動翔實的第一手史料。今天,我們請參與這套書編輯全過程的高伐林先生,來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國史出版社)第二卷封麵。


  法廣:《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這套書是誰寫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高伐林:《酸刺林》這套書,是中國大陸的獨立社會考察工作者周浙平訪問記錄的。書名中的“平朔”,是山西省北部的平魯縣和朔縣一帶。這兩個縣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屬於中共控製的晉綏根據地,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縣級政權,日本投降後,這兩個縣就完全在中共管轄下,中共的“土地改革”殺地主鬥富農,就是由晉綏地區開始。周浙平先生在這一帶跋涉奔波,訪問了四百多位農民和基層幹部,篩選寫到書裏的是363位。這套書的主要內容,就是由這些農民講述1945年到1984年,他們自己和家庭在無產階級專政製度下近40年的生活經曆,展示農民在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中遭遇了什麼,得到了什麼。

  法廣:周浙平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高伐林:周浙平先生是1948年出生的,現在剛過古稀之年。他母親也是平魯人,16歲參加了抗日婦女救國會。周浙平出生在朔縣,後來隨父母去了北京,進了北京農業技術學校。沒讀多久就開始了文革。知識青年都要上山下鄉,他辦理投親靠友來到朔縣,和村裏人一起幹農活,還參加過修公路,前後在這個地區呆了十年。他曾在縣、市、中央各級報社工作,中間還幹了幾年廣播新聞。1988年他就辭去了公職,成了一個民間社會文化考察工作者。

  法廣:他為什麼要推出這樣一套農民口述呢?
  高伐林:周浙平在插隊時親眼看到了農村,和學校老師講的、報上寫的完全是兩回事,就萌生了念頭,想把村裏人的真實境況寫出來。後來他去過十幾個省的農村,其中有所謂“先進”的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貧困地區、邊疆地帶。看得越多,反映農民真實命運的念頭越強烈,隻是苦於沒有機會和找到合適的方式。直到2008年他在早年插隊的村裏拍照片,嚐試用人類學影像的方式把村裏人的生活記錄下來;他訪問那些老人,請他們回憶當時的情景,才發現這是個好辦法,用周浙平的話說:“我等了40年,機會終於出現了。”
  2009年他開始對農民訪談,到2017年結束,加上整理錄音,整整投入了十年時光。每年背上錄音機、電腦、照相機,去平朔一到二次,最多三次。完成多部農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農村》,《無花果》、《難民紙》、《周浙平文獻攝影集》。

  法廣:周浙平是怎樣進行調查采訪的呢?
  高伐林:作者告訴我們:選擇了自己熟悉的平朔地區之後,第二步就是在曆史事件發生地,尋找與曆史事件發生時間吻合的人。他開始訪問時,離開展土改的四十年代後期已有60年以上了,要找的訪問對象至少是70歲以上。他對受訪者有個要求,請他們談自己和家庭的經曆,聽說的就不必多談了。周浙平認為口述史的意義之一,就是搶救口述人的記憶。本書的受訪者截止到去年,已有幾十位離世了,但他們的回憶留下了。

  法廣:他們的回憶留下了,重要意義在哪兒呢,周浙平先生怎麼看?
  高伐林:周浙平說,人人都可以成為口述史的敘述者、讓千千萬萬普通人入史,成為曆史的主角,這樣的曆史敘述就可能避開那些政府編的教科書、史書光是記錄精英事跡這等等局限。他舉了一個例子:訪問一位老人,是當年關押地主站崗的民兵,民兵要“轉正”歸到正規部隊時他跑了。訪問是在他家窯洞的炕上進行,下麵站了一群年青人在看熱鬧。老漢說出他的經曆後,第一個感到意外的是他兒子,他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和他生活幾十年的老爸還有那麼一番經曆,其他人更是驚訝,紛紛插嘴,說這老漢還當過八路呢,要是不跑,現在也是大官了。如果人們都把自己活生生的經曆留下來、傳下去,還會輕易接受教科書的編造和說教嗎?

  法廣:你們認為,從書中這些農民的經曆說明什麼問題呢?
  高伐林:還是用周浙平的話來說吧,這些農民的經曆告訴我們一個可悲的事實:中共執政七十年,改革開放以後姑且不談,到八十年代初的前幾十年農村政策,一句話,就是一層進一層、一步緊一步地剝奪農民的自由。從本書的第一卷到第七卷,土改、統購統銷、合作化、大鳴大放、反右、公社化、大躍進、四清、文革、學大寨……一係列曆史事件,剝奪了農民獲取食物的自由,生產勞動的自由,旅行遷徙的自由,生兒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說剝奪了他們言論的自由,娛樂的自由,甚至剝奪了他們出門討飯的自由。農民的處境,與奴隸、犯人相差無幾。他強調,我的判斷就建立在每個故事的細節上,讀者可以從本書記錄的故事中得到驗證:這套書,就是一部現代農民苦難史。

  法廣:最後一個問題:“酸刺林”這個書名,作者有什麼深意嗎?
  高伐林:酸刺是山西北部山上到處都長的一種灌木,果實很小,最大也超不過豌豆,吃起來是酸的。不管天旱天冷,年年長,過去農民年年刨,枝上長滿刺,很不好刨,刨它主要是曬幹了生火。作者感到,黃土高原上的農民就像這酸刺:雖然很卑微,但是很堅忍,環境再惡劣也頑強生存,生生不息地延續,也給人們帶來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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