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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昌明:读《革命造反年代》有感(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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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yangharrylg 从 甘肃 移动到本区(2019-03-13) —

读《革命造反年代》有感


2015.10.一2016.3.


叶昌明


内容提要:


(一)最接近历史真实性的一本书。至少有三个特点是值得赞许的,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1
(二)就书中涉及的有些问题,讲一些我的想法:    11
"前述"    11
一、“名份”与“文革”、“造反”    12
1. 关于“名份”——作者的论述有某种“绝对化”    12
2. 关于文革——一场放大到全社会的党内斗争    17
3. 关于“造反”——文革的“造反”与传统的“造反”是两回事    18
二、上海文革中的反分裂斗争    21
1. 上海文革中能有稳定局面的三个重要原因    21
2. “工总司”制造(主动挑起)过武斗吗?    22
3. 上海文革中的三次分裂危机    26
4. 上海文革中有否“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    30
三、上海文革中的“总工会”与“党委”的关系    37
1. “工总司”是“帮派”组织吗?    38
2. 上海文革中工会“凌驾”党委之上吗?    42
四、关于上海文革中的工人新干部,工会培养和输送新干部的问题    48
1. 如何评价文革中的新干部    48
2. 工人新干部的一些情况    49
3. 新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    52
4. 新干部也是党的干部    54
5. 工会培养和输送新干部的问题    55
五、关于总工会一些主要核心成员的生活待遇问题    58
新干部也有腐败的问题,张春桥对新干部的要求    58
1. 王洪文(搬家、补助费、轻工局物品)    59
2. 王秀珍(搬家、补助费)    62
3. 陈阿大(搬家、补助费)    63
4. 其他几位主要成员的住房问题    65
关于新干部住房欠租问题的调查处理    65
5. 叶昌明(住房、家庭经济收入和补助、主要亲属关系)    67
六、从“工总司”到“总工会”;总部核心班子的形成和变化,以及学习和整风    76
"前述"    76
1.总部核心班子的形成和变化    77
(1)第一阶段(六七年四月之前),“工总司”建立初期的情况    77
(2)第二阶段(六七年四月到六八年),形成总部组长会议形式的“核心班子”    81
(3)第三阶段(六九年到七三年)“工总司”改名“工代会”,机关组长会议成为“工作班子”    86
(4)第四阶段(七三年后的市总工会)    89
(5)在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变化的各阶段中,都没有以总部学习会制度来通报各组办、区局工作情况的问题    91
2.总部核心(常委)班子的学习情况    93
(1)探寻“工总司”能顺利转型为“总工会”,必然会涉及到张春桥、王洪文的作用    93
①张春桥关心、支持“工总司”,也严格要求之    93
②王洪文是“工总司”的好带头人    95
③“工总司”也能注重自身迠设    95
(2)“工总司”早期的几次“整风”和学习会情况    95
67.5.20.张春桥接见“工总司”主要成员,在讲话中对“工总司”作了严肃批评    95
“工总司”学习张的讲话,“开门整风”    100
67.6.10.张再次接见讲话提要求    103
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谈“工总司”的“整风”学习    106
(3)总工会的常委学习会    109
七、关于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问题    112
1.“前述”    112
2.抄录我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写的一份“交代材料”    115
(1)关于“抄录的说明”    115
(2)原文抄录(以下按日期分段):    115
76.10.8.下午:“康办”会议    115
76.10.8.晚:王秀珍召集会(市民指、东湖)    120
76.10.9.上午:我在总工会,合纤所的活动    133
76.10.9.下午:“康办”会议    139
76.10.9.晚上:“东湖”活动    142
76.10.10.晚上:“东湖”活动    145
76.10.11.白天在总工会,晚上在“东湖”活动    146
76.10.12.上午:向戴“吹风”,布置工会值班等    152
76.10.12.下午:市文化宫活动;议定设值班点,起草标语、口号等;李彬山找施谈话;向王日初“吹风”等    155
76.10.12.晚:“康办”会议    162
76.10.13.凌晨、上午:总工会“吹风”等    171
76.10.13.下午:先到黄涛处,后去“锦江”参加市委常委会听传达,王知常来电等    185
76.10.13.晚上:“锦江”向工青妇等传达    190
76.10.14.全天:上午在总工会开会停止向下“吹风”;下午在“康办”开会;晚上送廖回京,“锦江”开会    192
76.10.15.全天:上午开机关组长的会,找有关人员谈话;崔根娣来找我;下午开区县局工会的会,参加“康办”会;晚上最后一次找参与活动的成员传达    200
3.有关十月十五日后的一些情况    208
王一平首提“反革命武装暴乱”说    208
市委文化广场干部大会受冲击    209
筹备上海庆祝华国锋任两主席大会    210
首次参加长航工会的批判大会    213
市工大人员冲击总工会,总工会牌子被砸    213
我于76.10.30.被“留置”,11.2.被“监护审查”    214
4.我的反思    215
(1)我对所谓“武叛”问题的认识    215
(2)所以会发生所谓“武叛”的原因    216
5.我的疑问与推测    218
(1)老干部和军队领导人为什么也参与了?    218
(2)张敬标的两面角色    218
(3)徐景贤在京向沪打电话的疑问    219
(4)华国锋和中央的奇怪态度    221





(一)最接近历史真实性的一本书。至少有三个特点是值得赞许的,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李逊女士的新书《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已出版了。仔细读完全书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认为该书可说是我至今所看到过的有关写上海文革运动,特别是写上海文革中工人群众组织情况的各种书刊里,最接近历史真实性的一本书。在读书过程中,我也深感到了作者是以一种对历史负责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写这本书的。我提出该书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是值得注意和赞许的。
首先,作者为写该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直接采访了许多当事人。而作者也并不是偏听单方面的观点,在她所采访的人中,既有“工总司”等所谓造反派的人,也有“赤卫队”等所谓保守派的人;其收集的资料中也是包含有各种不同观点组织的材料。在写作过程中,作者还经常为一些人和事的真实情况,一再向有关人员询问、核实。作者的这种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使我不由得联想起上海那位原先以写科幻小说出名,在文革结束后又以写文革书再次出了名的作家。使我深为惊奇的是这位作家在他写文革的书中,写了许多涉及上海文革中“工总司”的人和事,而他却一次都没有找“工总司”的一些主要成员采访过。真不知道他洋洋万言的有关内容是怎么写出来的!
其次,作者在《革命造反年代》(以下都简称为“年代”)的“后记”中,特地提及了她早年所出的另一本书《大崩溃》,明确表示了她对该书的不满意。我也曾看过《大崩溃》,此书的内容与另一本由“准官方”人士编写的《上海文革史话》(未刊稿,以下简称为“史话”)极为相似,可谓是文革刚结束时的"大批判"内容的堆叠。我认为作者能直面自己的早年作品,坦诚表达不满之意,也正说明了作者对历史真实性负责的严肃、认真态度。
再者,相较于以往看到的一些写文革的书刊,“年代”中还有一个很突出、也很重要的不同,即敢于披露一些历史事实,使人们知道了当时的真相。例如:在文革之初,一批以高干子女为核心骨干的红卫兵,鼓吹“红色恐怖万岁”,大搞打砸抢烧杀等,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也是在文革一开始时,不少单位(特别是在大学和文教口单位)的党组织,有意地抛出档案材料,大搞所谓批“黑帮”人物,煽动群众揪斗一些著名人物等。但在文革结束后,却把这些“账”都算在了造反派身上。在“史话”中,甚至还编造谎言,把刮经济主义之风的责任也推给了造反派。现在作者在书中以详实的材料,披露了这些问题的事实真相。又如,在“工总司”与“联司”和“支联总部”的爭斗问题上,文革之后就只讲王洪文和“工总司”是如何镇压他们的罪行,却对“联司”和“支联总部”所做的大量坏事讳莫如深,甚至颠倒说成是他们反对“四人帮”的功劳。这次在本书中可以说是第一次公开了“联司”和“支联总部”所干坏事的真实材料。此外,作者在对一些造反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描述方面,也很不同与以往一些书刊中的丑化、妖魔化,有着较为真实的反映。
当然,“年代”一书中还有不少与以往某些写文革的书刊中所描述的不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所以我才认为本书所述可说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了。
对《革命造反年代》一书,我也感到还有不足之处。如:
1. 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的质量,实在是令人不够满意的,差错之处实在太多。这里可能有作者因赶出版时间,不及仔细核查之误,但编辑、校对的不够认真也是很明显的。期盼在再版时,不再出现这种情况。
2. 本书对一些历史事件中的人和事,有较真实的描述。但作为对文革的研究来说,对某些问题似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比如说书中提到,从“工总司”到“总工会”这是全国的“唯一”,但原因何在呢?
3. 由于各种原因,作者在写书的过程中,会碰到对同一人和事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而又难以确证的问题。我认为,凡遇此类问题,最好是把几种不同的说法都列上。或是把作者较看重的说法写入正文,而把另外的说法作为“注解”内容,让读者自行比较。“年代”书中,在不少人和事的表述中采用了这种办法,但也还有一些较重要的人和事的问题没有这样做。这难免会引起读者的某种误解,以为就此一说,信以为真了。
(1)例如关于“安亭事件”中,第十四次列车被拦停的时间,“年代”书中引用了“官方的数字”,但我对此是深有疑问的(也多次向作者表示过),在这里简要的讲一下我的疑问。
①我在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得知“工总司”队伍北上的列车已停在安亭后,即赶去安亭车站。在安亭车站,我看到只有一列车停在叉道上,大批北上的群众在列车边,周围(包括远处,因是平地,可以看得很远)并无其它车。而且我在车站还遇見我单位派到安亭劝说本单位职工回去的干部,交谈中他们也没讲过有其它列车停在这里。我在当时听北上群众讲到的情况是,有人先后拦了二次列车,第一次是列慢车,车停不久就开走了,第二次是拦了十四次车,有人要搭车去北京报讯,停了稍长一点时间也开走了。所以我午后到安亭时就没看到有十四次车在。
②从“年代”中的描述可知道,十四次车被拦停后,上海铁路分局的一位副局长和秘书(后为“赤卫队”顾问)曾走到该列车边去做拦车人工作,让他们放行,但没成功,就回去了。这就引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位主管副局长,对一列满载旅客(当时列车都是大大超员的)的列车被拦停在车站,就这样不闻不管了吗?因为从没听到过铁路分局、路局、市委、华东局对这列车上的那么多旅客有什么救援行为(对“工总司”北上的群众,市委、铁路还组织力量送吃的喝的)。同样的,也从没听说十四次列车上的乘务人员和旅客有什么行动(比如到车站打电话求救,与拦车人员发生矛盾、争吵等)。一列车起码上千人,被拦停超过二十四小时,大家就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车上等开车,可能吗?再说华东局韩哲一和一位上海副市长在十日晚上赶到安亭车站,与“工总司”的潘国平等人谈判,奇怪的是竟然没有讲到十四次车的事。既然华东局和市委是以十四次车被拦停向中央急报沪宁线交通中断,要求中央派人来处理的,这么一件大事全是围绕十四次车的,怎么反而没一级组织和有关人员去关心一下这列车呢?
③最使我不解的还是在文革结束后,大规模地揭批“四人帮”罪行时,怎么从没看到、也没听说过有当时被拦停的十四次车上的司机、乘警、乘务人员出来揭发此事,讲讲他们当时遭遇,这可是王洪文和“工总司”破坏交通运输最直接、最过硬的铁证了。还有在审判“四人帮”时,也包括对我们审查和审判时,都没有这方面的人证、书证。甚至也没有拿出(据说是有的)“调度记录”为证。我为此曾询问“年代”作者,据她讲:曾多次调查寻找过这方面的材料,但都无果。现有的材料,最早出现在铁路分局调度室人员写的二份传单中。她也曾问过调度室和铁路“赤卫队”的重要成员,他们讲传单是有“调度记录”为依据的,是可靠的数字。现在书中引用的就是以此为据的。但我对此还是因上述各点存疑,甚至推断:“调度记录”是可能写有停止交通时间数字的,但停交通的原因是否只有十四次车被拦一个因素?有否可能借十四次车被拦停之机,在急报中央后,即使车已开走,也不再发后车了。之所以这样推断,还因为当时十四次车何时、何方通知发车的,也从没见过有相关资料出现过。既然张春桥还没来,北上群众仍在,“安亭事件”还没解决,车又怎么会开走的呢?(当时的车站与火车头司机又没有无线通讯设备,必须人工告知。)
(2)再如,书中引用采访金祖敏的数处讲话,也存有不少可疑之处。
①我“工作笔记”中有明确记录,总部是在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会议上决定调金祖敏等五人来总部工作的,那么金最早也得在六月初到总部来的,而金到总部后的一段时间,只是参加核心成员的一些活动,还不是组长级的核心骨干。
②在“年代”征求意见稿中写道,金讲他是在六七年三月被王少庸直接调到市革会工业组当三把手的。后因“工总司”有所谓工人新干部必须先到“工总司”工作考察,同意后才能再到革委会工作,把他硬要到“工总司”去的。我向作者提出过,金这样说是没有依据的。除了我“工作笔记”有明确记录外,据我所知市革会工业组并无金当三把手的事。当时我与市工业组一把手杨慧洁常在一起处理一些局的二派矛盾问题,没见到过金、也没听说金在工业组。而“工总司”也从没有过上述的所谓“考察”规定。王明龙也曾证实过,是他和王秀珍去电机厂商调金来总部的。因此作者在现定稿中删去了金的这一说法,但仍保留了金到过市革会工业组一说。
③金还向作者讲过,是王少庸派他去解决一些区的大联合问题,他任普陀区的调查团团长,解决了区联络站几派的大联合。我也向作者提出过:查阅“工总司”所汇编的“文献集”,普陀区联络站的大联合,是在六七年三月,总部为此曾发布过通告的。再说当时并无派调查团一说,且金刚调上来又怎么可能让他当团长呢?金还讲,他当时从基层调了一些老干部到一些联络站去工作,解决了矛盾等。这更是不可能的事了。
④书中引用金自述的,周总理与他的谈话,更是无法核实的事,加以引用也是不妥的。
(3)另外,“年代”中讲到毛主席六七年七月底从武汉来上海之事,书中引用了有关人员的回忆说是目睹毛主席是乘火车到沪,在原北站下车的。但许多高端人士的回忆录中都讲到当时毛主席是乘飞机从武汉赴上海的,而且是周总理亲自到武汉接了毛主席送到机场的。两述所异太大,应加说明。
4.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收集了许多材料,这当然是好事。但在引用这些材料时,却必须谨慎,多加考证。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现在来讲几十年前的往事,主观上,客观上都会有一些错漏处,这不奇怪。这时要把各种材料相互引证使之较为可靠,或罗列一起让读者自己分辨。而还有一种情况更需重视,即引用如我们这些当事人在文革刚结束后的审查中所写的“交代材料”,必须多加小心,务必再次向这些当事人核查,以免误引。
这方面的事情,我是有教训的。作者在较早时,就所写文稿的有关章节征求我意见时,我提出了不少否定意见。作者讲,这里写的许多内容都是引用你原来写过的"交代材料"。我讲不否认我曾写过这些东西,但这并不是我的真实思想,以后我都否定过这些讲法了。我也向作者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
(1)在刚被审查的阶段,自己思想一片混乱,虽然对不少事情是不同意当时批判中的一些讲法、定性,但口头上和书面交代中还是承认了的,如“用工会来结帮派”和“反革命活动”之类。这一方面是我承受不住当时的政治高压;另一方面也是有幻想,套用文革中的“经验”,所谓“政治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妄想以自己所谓的认罪态度好来求得最后能从宽处理。
(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已认识到这是完全否定文革,并要清算文革,加上当时新刑法出台,明确对我们要以新刑法的“反革命罪”处置的,这就完全打破了我的幻想。所以我就把我的真实思想给讲出来,否定了我之前的"认罪"态度。
(3)但是我也明确告诉作者,我当初的交代材料中,涉及到的事实部分,可说无虚假的,可能时间相隔太长,有回忆错的地方,但没有编造的。我只是否认这些材料中的“定性”部分,如承认在工会中结帮派,追随“四人帮”搞反革命活动之类。
当然,如果一些书刊中仍引用了我的这些交代材料,我也有责任的。但作者如能找本人再次核实,是可避免误引的。我后来看到了《大崩溃》一书,该书中就是大量地引用了我和黄金海、陈阿大以及王秀珍等人的交代材料。现在可以说这些材料大多是很不可靠的。而“年代”一书中较注意了这个问题。
5.对于毛主席逝世后,上海发生的所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在文革结束后的中央专案组的大审查中,可说是已查得一清二楚的了。我在审查中也就此事有过极为详细的交代(从十月八日到十五日均按上午、下午、晚上的时间说了自己参加过的各种活动情况),在专案组人员与我谈话中,也承认我能“详细如实”的交代。但是,现在社会上流传的某些人员(还是有着“党史研究员”头衔和“先遣小组成员”身份的人员)在官方报刊和电视台上所讲述的上述事件中却仍有不少谬误之处。如上海某日报的“连载”和电视台某频道的“纪实”采访报道中,均有大的出入。这里择要例举几处:
(1)电视台"纪实"报道中讲到十月十二日晚上,我们在“康办”开会时,黄金海大吵,汪湘君大哭得在地上打~~滚,而黄、汪却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2)"纪实"还讲在十一月十二日晚的会中决定了第二天(十三日)下午五时,打响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第一枪,并解释因五时正是下班时间,人多,造成流血事件影响大。而在日报的“连载”中还讲十二日晚决定,在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后要杀害108个反对“四人帮”的干部和中央先遣小组人员。这二件事都是新编造出来的。我们在被审查中,专案组根本就没提到过这二件事。要是真如他们所说的,专案组对这样重大之事会不追查吗?
(3)据“中央先遣组”成员之一的人讲,他们在十月九日上午乘机从京到沪后,在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见到有持枪的民兵巡逻,还在路上设了哨卡检查车辆(但没有讲在什么路上,他们的车有否被检查)。住进衡山饭店后,有六个腰别“管子钳”的大汉监视和跟踪他们。但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知有中央派先遣组来沪之事。我问了原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据他讲,要民兵专人值班之事,是在九日下午才召开各区会议布置的,到晚上才传达到基层单位(我自己单位就是在九日晚上来电话告诉我,刚接到值班通知)。市民指没有安排武装人员巡逻,也没有安排人员去衡山饭店监视(因根本不知道他们来)。我想想也感到很可笑,要是市民指派人去监视,手枪或匕首什么不好带,却要在腰上别一把让人看得到的“管子钳”?!
(4)讲到十三日市委开常委会,由马天水等人传达中央会议精神时,小兄弟们大吵大闹,当周司令发火指责他们时,他们竟拥上去要打周司令,周由警卫员保护着走掉。这又是编造的谎话。当时听了传达后,因情况大出我们意料之外,会上一时沉闷,无人讲话。后黄涛讲了一句,这些材料能相信吗?马天水讲,可以想不通,但不能怀疑。以后就散会了,根本无吵闹,更无周司令发火和我们要打周之事。我曾看到过周的回忆录,他讲到这次会议时,也只提了他指责“小兄弟”的态度(但也并无此事),没提过有人要打他和警卫员保护他走的事。要是真有此事,他会不写吗?
“年代”一书中,作为全书的最后部分,对于七六年十月的这段重要史实的记述过于简单,给人以草草收尾之感。其实在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样一场“闹剧”,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可能因此作者不便深写了。但我还是期望着在该书再版时,作者能加以补充一些真实情况的记述。


(二)就书中涉及的有些问题,讲一些我的想法:
"前述"
李逊女士在写作《革命造反年代》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无数次的采访过各方面的当事人,使得该书在“尽可能地还原史实”方面,确实较以往所出的一些写文革的书好得多了。也能较好地达到了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所表达的愿望:“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历史线索”,“为过来人重演历史记忆”,“为不知文革为何物的青年再现历史场景”。
但是对于作者在这些史实材料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有些结论、观点,我并不能认同。在作者以往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曾坦诚告之自己的观点,也曾一再向作者表示过,我的最大愿望是希望作者能尽力把一个较真实的上海文革历史状况再现出来,至于对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一些人和事,各人可以有自己的观察角度和自己相应的判断、观点,这是不可以、也不可能强求一致的。
现在作者的书已经出版了,如我在前述表示过的,该书在“还原史实”方面,应该说是较好的,但是在对一些史实的研究上,似还可更深入一些的。而对一些史实中的人和事有不同的判断和观点,也可以做些进一步的探讨。有鉴于此,我想就“年代”书中所涉及的有些问题(也许还会涉及到本书外的问题),讲一些我的想法,供作探讨的参考。


一、“名份”与“文革”、“造反”
1. 关于“名份”——作者的论述有某种“绝对化”
“年代”书中关于“名份”的论述,对于我这个对此问题研究的门外汉来讲,确实有一种新鲜感,也感到所论述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总感到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有着某种程度的“绝对化”倾向,特别是作者意图用“名份”说来解释“文革”、“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等等问题,感到这不但在理论上并没讲清楚,而且在社会实践中(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代的、文革中的)也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1)按书中的有关论述,我们可否推断:从古到今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争夺权力的行为,其参与者都是怀着要改变自己个人的“名份”而参与其中的?但事实上,这些参与者至少可分成二种情况的:一种是“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名份”,而投入到当时的各种争夺权力的行动中;另一种则是由于各种原因而迫不得已的卷入到争斗中去的(所谓“逼上梁山”),这一类人并不是它主动的(至少在一开始投入时)就想着要改变自己的“名份”。而到最后的结果,已经证实了的,从古至今的改朝换代中,真正能达到改变“名份”之目的,只能是极少数的人,绝大多数的参与者还是只能维持原来的“名份”,甚至更差。上述"目的"明确的参与者,有可能达到了目的,更可能的是没达到"目的"。而第二种"逼上梁山"的参与者,当然大多数没能改变"名份",但也确实会有少数的“幸运儿”是改变了“名份”(做了官,甚至当了大官等)。那么对这少数的“幸运儿”来说,我们能否“倒推”他的初衷(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名份”吗?
(2)我们可联系文革的社会实践情况来分析一下“名份”与“文革”,以及与“造反”的关系。
第一,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能说毛主席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名份”,或说是为了“重新划分政治名份”而发动文革的吗?而对参与文革的广大群众和干部来讲,我认为也适用上述的“两种情况”。但在文革之初(在夺权之前)就出来“造反”者,应该是“第二种情况”的占大多数(不敢说绝对没有第一种情况的人)。也可以讲参加文革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唯独抱着想改变自己“名份”的愿望是少之又少的。或者也可以讲为“私”造反者一定会有的(如被打成“反革命”,要想“平反”者),但为想当官而造反者是不大可能有的。
作者在“年代”中提到“文革就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重新划分政治名份的运动”,文革”是一场重新评定政治身份的造反运动"。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文革的实际情况的。从文革的结果来看,确实改变了一些人的“名份”,有人从普通干部、群众成了“官”,也有原来的“官”跌了下来,但这两者的数量都只是他们原来阶层的极少数,而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原来的“名份”没有变。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是“重新划分”,“重新评定”。
第二,从“年代”书中关于“名份”与“造反”关系的论述中,我似乎又看到了“为当官造反”说的影子。在那本“准官方”编写的《上海文革史话》中,有一段编造出来的王洪文的话:“造反到市里当市长,造反到部里当部长,最小也是个厂长”。“年代”作者在书中虽然已去掉了原在《大崩溃》中也曾引用过的这类话,但我不客气地讲,从“名份”说里还是可看到有着这类话的影子(如“以革命名义改变自己的人生”等)。我感到作者在“年代”一书中,在这个问题上对“史实”的“叙述”与对“史实”作“结论”时,发生了“矛盾”。因为作者在叙述一些工人造反派主要代表人物当初造反之始的情况(目的或原因)时,并没有发现他们当时有要改变自己“名份”的意图(也即“想造反当官”)。而这也是符合当时真实情况的。然而作者在作“结论”时,却又很强调“文革中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争取政治身份”的改变。
文革中的事实是:造反者众多,当了“官”的极少,即使是文革之初的一些老造反,在文革中、后期时仍为普通群众的是绝大多数。那么对于那些在文革中当了“官”的“幸运儿”,能否因为有了这个结果,就可以“倒推”他们的造反“初衷”(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名份”(当官)呢?我认为是“不能”的。但作者的“结论”似认为“可能”的。再者,文革中所谓的“造反派‘名份’”,是非常短暂的现象,并没有真正固化成一个真实的“名份”,更加谈不上“造反派试图实行新的名份规则”,争夺“对政治名份鉴定权”。
(3)“名份说”与“阶级斗争说”
①现在社会上通行的主流理论,讲中国在进行了“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后,已经没有了资本家,也就没有了资产阶级。那么按照这种理论,是否也可以说是没有了无产阶级,甚至可以说中国已经没有了阶级之分。因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互相依存的,既然没有了一方,也就没有了另一方,没有了这二方,那其他依附其上的所谓“阶级”当然也没有了,似乎中国已经提前进入了无阶级的社会。
现实社会却是一个竞争激烈,甚至残酷的场合,不仅表现在经济利益的争夺上,也表现在政治利益的争夺上。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那么又怎么来解释这种情况呢?“名份”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一切争夺都是为了改变“名份”,无钱的“穷人”要想改变成“老板”,无权的“老百姓”要想改变成“当官的”。
但是,真的能这么简单的就讲清了一切吗?恐怕是不可能的。
②历史上,从古代社会到近、现代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相适应的各个阶级,各个阶级之间有过激烈的斗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想改变自己“名份”就能说明一切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也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就是资产阶级也很清楚的,所以才会有反抗和镇压,革命和复辟。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形式上的资本家是没有了,但这不能等同于全部资产阶级思想都没有了,不会再有复辟的危险了。毛主席生前的许多理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说在中国已经没有了资本家,所以讲也没有了资产阶级,还较好“理解”的话,那么在现实社会上发生的许多问题,在理论上又怎么讲清楚并使人们信服呢?比如在当前反腐斗争中挖出的一大批党内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他们是否有“阶级属性”?官方一再强调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是否有“阶级属性”?又如关于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过去是很清晰的,现在又怎么来认识这种理论呢?当经济基础中,私有制成分占比越来越大时,相应的上层建筑方面是否也会有变化?还有,过去讲得很清楚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基础等,在"没有了阶级"以后,又该怎么来讲这些事?
③如果说中国因没有了资本家,也就没有了资产阶级,甚至没有了阶级,还可“理解”。那么在中国之外的世界上呢?世界上其他国家里,还有否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现在主流媒体已根本不提这种话题,似乎世界上就像中国一样已消灭了阶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
(我写这一节,其意思已与“年代”一书无什么大的关系,只是借“名份”说发挥一下,讲点自己的想法而已)
2. 关于文革——一场放大到全社会的党内斗争
(1)毛主席在文革中多次明确提出中共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批资反路线”,“夺走资派权”,还非常强调“反修、防修”。我的理解是,当年毛主席是为了吸取苏共“变修”的教训,也敏感到中共也有步其后尘的可能性,所以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加以防止中共的“变修”。所以,文革实际上就是一场中共党内的严重斗争,是一场把党内斗争放大到全社会,让广大群众一起来参与的特殊的党内斗争,是一场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绝对领导下的政治运动。文革中,无论是所谓“保守派”或“造反派”,都是明确表态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并没有一种共产党的反对派公然出现在文革中。
(2)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而且是在现行体制下进行的,并不是要把原来的一切都推倒重造。所谓“斗批改”,就是想把那些不满意的改得好一些。记得毛主席曾讲过文革也是一场“试验”。但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这个“试验”还是“失败”了。文革中遭遇到的阻力之大,可能也是大出毛主席的意料。当然,这中间的原因是很多的,如原来的利益集团顽强抵制,文革中的许多重大政策措施有失误,各派矛盾引起的严重武斗等等。但我认为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既然还是在原来的体制下搞运动,必然还要大量保留原有的东西,无法较彻底地解决问题。而个人的生命有限,精力和能力也有限的,伟大如毛主席者,也无法完美地操控一切。所以文革不可避免地“失败”,可悲的不仅是“失败”,还遭到了最严重的反弹!
3. 关于“造反”——文革的“造反”与传统的“造反”是两回事
(1)文革以前所讲的传统意义上的“造反”与文革中通常所说的“造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传统意义上所讲的“造反”,是一种要求推翻现有政权的暴力行为(至少也是一种不服从当时政权管辖的行为)。而文革中所讲的“造反”,只是借用了这个“词”,完全摒弃了原来的含义。文革中的“造反派”们绝对是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秩序的。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所以对造反派们来讲,他们只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走资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根本不可能是在造共产党反的。换句话讲,文革中造反派们的“造反”与“效忠”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他们出自于内心的行为。
(这里要附带说一下:本文中所提及的"造反"和"造反派",都不包含文革之初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和他们的所谓"造反"行为。)
(2)“年代”书中提到,造反派“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反权威,自由言论,不盲从当局”。我却认为这不是什么造反派的“本质”,文革中造反派的本质可用一句话说明,即“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离开了这个“本质”,造反派们就必然会犯各种错误,甚至走向反面,这已为文革中的许多实例所证实。试想,文革中的最大“权威”是谁?“当局”又是谁?不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吗,造反派们会反吗?能不听从吗?至于“年代”书中所提到的,造反派们的某些行为是所谓“缺乏对制度的呼唤意识”,“封死了从社会制度或社会关系层面”进行“改变”的可能。这样的“结论”是完全脱离了文革当时的政治状况,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文革中的造反派们要真是有这种“意识”和进行“改变”的行为,那就不是造反派而是“反革命”了。
(3)“年代”书中,对“工总司”当时的一些反对和打击分裂势力的行为,认为是一种压制对立面,“完全背离了”工总司建立时的“初衷”,“走向自己最初要结社自由的反面”,“也开始压制别人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了”,并得出“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反派的本意”之论断。对于这种批评意见,我觉得可分从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工总司”在文革中,在处理反对势力的问题上确有某些错误。因为不管怎么讲,用强制手段,甚至是武斗办法来处理这类问题,总是有错误的。特别是由于“工总司”总部采用了这种有错误的处理手段,从而引起了一些下属单位的仿效,发生了武斗事件,我们作为总部的主要成员,是有很大责任的。
其次,“年代”一书在论述这类问题时,似乎缺少点对当时具体情况的分析,就此作出的“结论”也就似乎缺少点说服力。我试着提出下述一些意见,供作探讨。
第一,文革既然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么在运动的各个阶段,′对开展运动所必须的“要求”和“秩序”也会不一样的。所以在文革中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求我们在各个阶段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所指引的大方向去行动。背离这个大方向就会犯错误,必然失败。无论是文革之初的“赤卫队”,还是在夺权时的“兵团”等组织,以及后来的“联司”和“支联总部”等,之所以会失败,皆缘于此。(在后面讲“反对分裂”问题时再做分析)
第二,因为“工总司”在建立之初曾争取过“言论和结社自由”,所以在自己成为“主流”组织后,就不应该再去压制别的组织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如果真是这样做到了,那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那就是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每个组织内部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分裂出许多新的组织。更因对权力的向往,必然你争我夺武斗不断。即使有一个组织能取代了“工总司”的地位,那它的地位也不会稳固的,必定会有新的组织想来取代它的。(这方面的实例在许多省市都有的)最终,除非由中央下令强行取缔所有组织,否则必然生生不息地乱下去!
第三,所以,我认为“工总司”在文革中,是出于"迫不得已”而采取某些并不妥善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当然,现在来回顾这些历史事件,放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后,总结出应当吸取的的历史教训也是应该的。其实,作者在“年代”书中也是有了“说法”的:清除了“内部反对派”后,“大大降低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内耗成本”;砸“联司”武斗的三个月后,“上海的二派冲突类型武斗基本平息”,“这为上海文革局势的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上海的稳定局面“成为全国文革的样板”。


二、上海文革中的反分裂斗争
1. 上海文革中能有稳定局面的三个重要原因
作者在“年代”一书中提到:上海的“稳定局面”“成为全国文革的样板”。这句“评语”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的。然而,在众多写文革的书中,对这种历史真实是讳莫如深的,更不用说去深入探讨一下这种“稳定局面”和能成为“样板”的原因是什么了。我感到遗憾的是“年代”一书也没能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来探讨一番。
我曾多次想过这一问题,自觉可以提出三个主要的原因供参考。首先,当然要归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上海的支持,这是最重要的主要原因。没有这一条,是不可能有上海的“稳定局面”。其次,也不必讳言这是与张春桥在整个文革中直接主政上海,掌控上海大局分不开的。再次,就是在上海的文革中没有真正形成全市性的对立的几大派群众组织。特别是上海的工人队伍没有在市一级形成全面的分裂。而在这方面正是上海与一些外省市相比较是很突出的特点。其一,上海自“赤卫队”垮台后,就再没能成立起一个全市性的保守派组织,所以上海没有了所谓“保守派”与“造反派”两大对立派组织之争。其二,上海的造反派组织较早地实行了按系统的归口大联合,没有形成全市性的两个(或以上)造反派组织。而在市级的各系统造反派组织间,总的来说也能相处平安,没有发生各市级造反派间的对立斗争。其三,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队伍中也没有形成市级的两个(或以上)工人造反派组织。(顺便提一下:在“年代”书中,作者也曾提出了与此问题有点关系的“三个一统”。但作者之意并不是落在反分裂上,而似只是评说王洪文要想以此行动争当造反派“领袖”之心)。
2. “工总司”制造(主动挑起)过武斗吗?
文革结束后,对“工总司”及其主要成员所加的罪名之一是“制造武斗”。在众多写文革的书刊中,关于“工总司”的“制造武斗”已成了“定论“。
在上海的文革中,“工总司”及其主要成员确实曾“参与”过武斗事件,现在回顾总结历史教训,也应承认参与武斗的行为总是错误的。但要讲是“工总司”“制造”了武斗,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工总司”“制造”(主动挑起)过武斗吗?回顾“工总司”从筹建成立到砸“联司”行动时的历程,我可以讲是“没有”的!以下分析一些具体实例,用事例来说明这个“没有”。
(1)从筹建“工总司”到“安亭事件”结束,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次武斗(斗殴)的事情。虽然发生过拦停客车的问题,但完全是平和的过程,连打人的事也无一例发生。“安亭事件”结束后,“工总司”处于组织初建阶段,直到“解放日报事件”发生之前,总部从没有组织、调集过队伍对正在筹建中的“赤卫队”组织有过攻击(连传单之类的书面文字攻击都没有过)。
(2)“解放日报事件”与“色织二十四厂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原只是市红革会与解放日报社两者发生矛盾后引发的。“工总司”总部在事件开始前并不知道他们发生矛盾的情况。在事件发生后,总部先也是不参与进去的。而还在筹建中的“赤卫队”却出动了大批队伍去包围了报社,激烈地冲击报社的大门、窗户。红革会迫于压力才向“工总司”求援,但总部也只是派了少量人员进入报社支持红革会,以后又成为与市委谈判的主要一方,在市委签字同意要求后,总部即决定马上撤出报社。虽然为了顺利接出被包围在报社内的人员,总部也调了一些队伍到报社门外接引,但并没有向围在报社外的“赤卫队”人群进行攻击,也可以说在报社外的两派队伍没有发生过冲突。(这主要因为“工总司”去接引的队伍并没有打出造反队旗号,且也呼喊与“赤卫队”同样的口号来到报社的。这在“年代”中有描述。)据文革结束后的材料披露,在“解放日报事件”中有几十人受伤,数量几乎与后来的“康平路事件”相等。这完全是因为“赤卫队”在报社外用各种工具攻击报社的门窗而造成的。
“色织二十四厂事件”是因为这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厂中为工作队撤离问题,厂“赤卫队”与“造反队”发生矛盾,“赤卫队”总部得知后竟调集了数万人的队伍到古北路包围了该厂。由于“工总司”的克制,这次事件并没有发生武斗。
这两次事件都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此时“工总司”成立不久,与正在筹建中的“赤卫队”相比,造反队很弱小的,根本无力去与“赤卫队”相斗,更不要说去主动攻击他们了。而“赤卫队”凭借得到市委和各级党委支持的优势,虽还在筹建中,却一再主动挑起事端,把攻击矛头指向造反派,尤其是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由于“赤卫队”的插手,把红革会与报社的矛盾扩大化了,从而引发了上海文革中的第一场大规模的两大派群众的武斗事件。
(3)“康平路事件”是因曹荻秋的出尔反尔的行为,使“赤卫队”借机调集大批队伍前去“康办”找曹所引发的。“工总司”开始并没理会此事,直到传出“赤卫队”侵犯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后,才开始重视起来。特别是在徐景贤召集各造反派组织开会,又传达了张春桥的电话后,“工总司”才调了队伍去“康办”的。在这起事件中,“工总司”调队伍参与了与“赤卫队”的武斗,但并不是“工总司”首先主动挑起的(后面还会讲到)。
文革结束后,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结为造反派一方,而“赤卫队”完全变成了“受害者”,这样定论是不恰当的,也与事实不相符。我感到在这起事件中还有着一些不解之谜,没有完全搞清楚,或者说“赤卫队”一方负责人和市委的某些负责人没有把“内情”全说出来。这里先举二例。(本节最后还会讲到此问题)
其一.“赤卫队”与市委间一直有着正常的有效的沟通渠道,不但有市委常委(杨士法、张祺)分工联系“赤卫队”,还有派驻“赤卫队”的联络员(总工会的徐某)。在“解放日报事件”的后期,张祺在市工人文化宫召见“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等就应召去了。但为什么这时不通过这一渠道求见市委负责人,却一下子就要派数万人去“康办”这样一个小院子呢?(并没有听说过“赤卫队”是求见遭拒后才这样做的)再说要找曹荻秋,完全可由“赤卫队”总部负责人带一些代表去“康办”求见的呀。(文革初,造反派们要求见市委负责人,也都是少数头头经过联系后去的,如“赤卫队”这样的声势还没有过。)“赤卫队”这样出动大批队伍去“康办”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向“工总司",甚至向张春桥示威、施压,这在后面会讲到)
其二.在曹荻秋进“康办”与“赤卫队”会谈时,已是造反派队伍在外围反包围了“赤卫队”和“康办”。所以曹在当时是完全知道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的,为什么曹却没做任何的消解紧张局势的工作?(哪怕找过造反派一方谈了没效果,也总是表白了态度。)最奇怪的是在与“赤卫队”会谈时,曹又再次出尔反尔,再与“赤卫队”达成了新的“协议”。还有陈丕显也很奇怪的改变了他前天在市委常委会上的公开表态(指摘曹未经市委常委会"授权"就在"赤卫队"大会上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指示曹可同意“赤卫队”的要求。他们的这种态度又说明了什么呢?(文革结束后,在所有的公开材料中,都没有看到过提起此问题和对此问题的说法)
(4)在撤销“兵团”等组织时,没有发生过一次冲突。王洪文和总部一直是不同意用冲砸的方式来解决“兵团”问题的。
(5)砸“联司”和抓“支联总部”的问题。在“联司”和“支联总部”扰乱社会的活动很猖狂之时,尽管有许多要求“工总司”采取行动砸掉“联司”的呼声,但王洪文等人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张春桥也再三指示对“联司”问题“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在我的“工作笔记”最后部分有记录)。直到得知“支联总部”即将召开全市性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支联总部”组织后,王洪文和我们担心一旦他们开大会正式打出组织旗号,势必会造成上海的严重分裂和争斗局面,故不得不先把“支联总部”搞掉,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秘密抓了“支联总部”成员后,在“八·四”之前,“工总司”还是没有对“联司"有过武力攻击行为。
八月四日凌晨,冶金局联络站在得知下属厂的造反队人员遭“联司”车辆冲击后,自发调了一批队伍去上柴厂。在这之后,总部才真正开始了砸“联司”的行动。当然,因砸“联司”的武斗又引发了一些单位借砸“支联站”名义搞武斗,“工总司”很重视这种负面后果,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制止武斗,较快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3. 上海文革中的三次分裂危机
“工总司”参与过武斗,这是事实;也确实压制过内外的反对派(反对势力),也是事实。但事物往往会有两面性的问题,在批判采取错误的手段(如武斗、抓人)对付反对势力时,也应注意到当时之所以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即反对(防止)上海出现全市性的分裂势力(组织),以及由此种分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回顾上海文革的历史情况。我认为确实存在过发生大分裂的危机。我归结为“三大危机”:一是以“工总司”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赤卫队”为代表的“保守派”,可能会形成全市性的两大对立派的大分裂。二是“兵团“等组织(个人)意图在造反派中制造分裂(另立“山头”)。三是“联司”和“支联总部”企图建立全市性的分裂组织。下面就分别叙述一下。
(1)上海文革之初,“工总司”在“安亭事件”后实际上成为了上海造反派的代表性组织,紧随其后筹建成立的“赤卫队”也即成为上海保守派势力的代表。“年代”书中对这方面情况有较详实的反映,这里不具体讲了。但正如“准官方”编写的“史话”所提到的,“为遏制‘工总司’的胡作非为,‘赤卫队’应运而生”。所以可说“赤卫队”的出世,就是为了针对“工总司”等造反派的。这样,就在当权派的直接策划下,上海的工人队伍分裂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事实上也是整个上海的所谓“造反”与“保守”的两大派分裂局面。
现在我们可设想一下,要是没有发生“康平路事件”使“赤卫队”彻底垮台,之后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一是“赤卫队”达到了“目的(事实上,曹荻秋也在“康办”中同意了他们的主要要求),他们也开始打出了“批市委资反路线”的旗帜在社会上活动(事实上,曹荻秋们也曾指导过他们要把矛头对着市委)。“赤卫队”还可用所谓市委在重大事情上的决定必须先取得各大群众组织的同意(事实上,是指要取得“赤卫队”的同意,这在他们向曹提出的“八条”上有过的,曹也曾同意了的),用这一条“规定”来为当权派提供“借口”阻挠造反派们的要求。他们还可借口造反派有“打砸抢,私设公堂,擅自抓人、关人”等等借口来对造反派组织采取所谓“革命行动”(这也是事实上已提出过,并有过行动的)。这就可以想得到,在这样对立的两大派之间会发生些什么事了!
二是“赤卫队”虽没能达到目的,而且还在压力之下,只得宣布解散(当然可能性很小),但实际上却是改个名号,另扯个旗帜,(不是有“结社自由”吗?)也可以在社会上活动,与造反派继续作对,后果也就基本同前述了。
三是按当时的情况,“赤卫队”没达到目的就"北上控诉”,也可能会按他们的“气话”制造“三停”向中央施加压力(事实上,已是有部分情况发生了),那么造反派们该怎么办呢?只能冷眼旁观,任其自由行动吗?
四是可以大力做“赤卫队”与“工总司”的思想工作,(问题是又会有哪方“神仙”能做这个工作),双方坐下来谈判,避免发生冲突,最好的结果是双方言和、联合起来。但现实些,这可能吗?
历史的事实是:“赤卫队”迅速、彻底的垮台,而造反派也能较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争取、团结了绝大多数的“赤卫队”群众,使之与造反派群众融合,终于消除了上海两大派对立分裂的危险局面。
(2)上海文革初期的“工总司”总部与“兵团”等组织,是处于一种可能要分裂的危机中。“兵团”等组织在名义上从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处于“半独立”地位,且越来越显露出其“独立性”,甚至已有了对抗总部的行为。如任其发展则必然会公开分裂出去。外省市一些造反派组织发生分裂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否可能通过做说服工作而解决这个分裂危机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工总司”为拉住耿金章,已把他列入总部的(主要核心班子)七常委之一了,而他却不屑于这样的位子。在开始夺权的形势下,要满足有很大权力欲的人的胃口,是很难的。撤销“兵团”等组织的过程还是顺利的,没有引起什么波折。这也说明了总部的这个决定和采取的措施是得到了“兵团”等组织的绝大多数人员拥护的。
(3)“联司”走上社会活动,聚集一伙人意图建立全市性的“支联总部”组织,这是在已建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正在努力稳定上海局面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也是上海工人造反派队伍极可能发生大分裂的一次严重危机。
事实上,“工总司”一开始是把上柴厂的二大派都作为下属组织的,也努力做二派的工作,想促成该厂的大联合。但“联司”一方自持在厂内占优势,一直拒绝联合。即使在“联司”刚走向社会上活动时,“工总司”也还是取隐忍态度,没有攻击过他们。在这方面,王洪文在总部中确实做过很多工作,说服一些持激烈态度的头头。随着“联司”和“支联总部”越闹越厉害,特别是他们喊出了“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口号,并有许多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后,总部才下了决心要有措施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究竟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还是犹豫不决的(因为张春桥一再告诫我们要多做工作)。只是在得到“支联总部”即将正式建立的消息后,王洪文和我们认为再不能拖下去了,因一旦全市性的“支联总部”成立,上海必将形成大分裂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当时虽秘密抓了“支联总部”的头头们,但还是没决定要乘机去解决“联司”。就是到了“8·4”当天,王洪文还一再强调要尽可能减少伤害程度,但遗憾的是这天当时的场面已很难控制了。当然,不能否认想用武力解决“联司”问题,已是“工总司”总部的既定方针了,没有“8·4”也会有另一天的,因为当时已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面临这三大分裂危机时,迫不得已而采取强力手段来解决问题,作为历史教训进行批判是应该的,有关当事人也为此承担了应负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当时文革的政治环境下,还能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
4. 上海文革中有否“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
文革中,在发生几派间的矛盾,并演化为激烈的冲突时,有一句常讲的话:“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上海在文革之初,虽然不如外省市那样争斗激烈,但也存在着以“工总司”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赤卫队”为代表的“保守派”间两大派的矛盾和冲突。虽然这两大派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间不长,程度似乎也称不上很激烈,但既然这是存在着的事实,那么在这里面是否也存在着“走资派”挑动的因素呢?对这个问题,所有的官方文章和公开的材料中,是没有丝毫涉及的。(官方的观点是:只有造反派迫害当权派的,哪有当权派会迫害造反派的。)而在一些民间的研究文革的文章和写文革的书刊中,虽说也有一些能较客观地反映当时两大派争斗实际情况的,但对于当权派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几乎没有论及的。在“年代”一书中,也是这种情况。
我认为在上海文革的初期,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年代”书中例举的许多单位党委(当权派)在运动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抛出一些人的材料,有组织地操控对一些人的批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还注意到“年代”书中讲到的一些负责干部如何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关文革指示的不同态度。如在讲到一些单位批斗所谓“黑帮”时发生的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这些单位的领导们不敢管,原因竟是顾虑到毛泽东对红卫兵和群众运动的支持,似乎这些行为因为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支持的,他们虽知是不对的,但不便管,也不敢管。但是当造反派开始走上社会“造反”后,这些领导们似乎又没有了什么顾虑,放手“发动”一些保守派群众也组织起来,与造反派对着干。这些负责干部的态度,无论是开始的有意识抛材料和故意的“缩手”不管,到后来的“放手”支持组织保守派队伍,不都是一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表现吗?
下面就以上海“赤卫队”为例来做些分析,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1)现有的许多资料都已证明了:“赤卫队”是在当时的市委负责人的支持、扶持下产生的。“年代”中对此有较詳实的叙述。而“准官方”编写的“史话”则无顾忌地讲出,“赤卫队”是“为遏制‘工总司’的胡作非为”,才“应运而生”的。这就很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扶持成立“赤卫队”组织,其目的就是为了用来遏制“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用操控一个组织来打压其他组织,这还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吗?党中央在关于“工作队”问题发出的文件中,早已明令禁止各级党组织不得这样做了,所以当时的市委负责人是明知故犯的。
(2)“赤卫队”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大规模地调队伍攻击造反派,由此引发了上海文革中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虽说没有材料可讲当时的市委在其中是否有暗示指使过,但作为听命于市委的“赤卫队”,至少没有得到过市委反对或批评他们这样做的表示(意见)。这从“年代”书中所叙述的市委常委张祺在市工人文化宫召见“赤卫队”总部几位负责人的情况,很清楚地表露出来了。当时“赤卫队”总部负责人表示他们不能再沉默了,决定要采取行动。而张祺知道了他们的态度后,却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对此,王玉玺们则从这次召见中领悟到“市委希望赤卫队有所行动”。如果说,张祺因“谨慎”而不能(不敢)当场表态,那他是奉市委书记处之命去找“赤卫队”了解情况的,在得知“赤卫队”要“采取行动”的态度后,必然要向市委书记处汇报的。而市委负责人知道后,为什么不叫张祺转告“赤卫队”知道市委准备与造反派“妥协”的“真实态度”,从而制止“赤卫队”的行动呢?(即使制止不了,也表明了市委的态度。但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有此类材料。)我从这件事上能得出的结论是:当市委在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向造反派“妥协”时,是心有不甘的。在得知“赤卫队”要对抗造反派的态度时,心中是暗喜的,也让造反派尝尝“赤卫队”的压力吧。于是乎,一面不得不向造反派“妥协”,另一面又放纵“赤卫队”的行动。所以王玉玺们就会领悟到这是种“默许”。如果张祺当时虽不讲话,但只要脸色上有不可的反应,王玉玺们也就不会这样“领悟”了。
(3)最奇怪的是“康平路事件”的起因。现有的资料,都充分显示出“赤卫队”之所以调大批队伍去“康办”,完全是因为曹荻秋的“出尔反尔”所造成的。对此,我有两个“不解之谜”。
第一是“赤卫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反常的行动?说“反常”是基于这两点:
①当时要找市委(或区局级)负责人谈要求等的情况是经常有的,一般都只要该组织的少数头头或一些代表出面就可以了,从没有过调几万人的队伍去找市委负责人的先例。“赤卫队”的组织机构并没瘫痪,他们对下面的号令也没失控,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年代”书中曾提到过这样一段情况:王玉玺在二十八日找到杜淑贞(时任团市委书记,市委接待站领导人之一),要杜打电话给张春桥,王对杜讲:“要张春桥下令禁止工总司采取这类极端行动,否则赤卫队被迫采取相应措施,后果谁来负责?”(因书中引用此段话时并没有讲清“极端行动”指什么,我意会是指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会对"赤卫队"当时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确实有些奇怪,因为事实上在“赤卫队”大批队伍进入“康办”时,“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认为这是“赤卫队”与市委闹矛盾,抱着冷眼旁观“看戏”的态度,根本就没想到去插手的。直到二十九日,徐景贤才召集各造反派组织开会,传达了张春桥的电话,这之后造反派才开始有所行动的。难道王玉玺提前一天就“预见”到后面会发生的事吗?这也不是正说明了他们调队伍去“康办”时,就先准备好了要“采取相应措施”吗?对此,我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赤卫队”调队伍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制造一些借口,准备与造反派再次武斗一场的。
②从“年代”书中,有关“赤卫队”与市委关系的描述,可知道它们之间是有着正常的沟通渠道的。
直到“康平路事件”前,双方的往来还是正常的(如要曹荻秋去参加他们的大会),为什么这时候不通过这个渠道联系求见市委负责人,却要调大批队伍去“康办”呢?虽说曹荻秋后来是去了“康办”,也与他们谈判达成了协议的,但我不认为这是“赤卫队”调大批队伍施压市委的结果。联系到上述王玉玺要杜淑贞给张春桥打电话之事,我认为“赤卫队”施压的对象并不是曹荻秋,而是针对张春桥的。
第二是曹荻秋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高级干部,当时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如同儿戏般的事?有文章把此事归结为是造反派与保守派分别却又是共同地向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曹的如此行为是被逼无奈之举。我认为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并没有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认真的分析。从“年代”一书中可知道,曹荻秋是在没有得到市委常委会的“授权”而“私自”签署了“赤卫队”明显地针对造反派的“八项要求”。且不论曹当时是否应意识到他签字的可能后果,(据说曹也曾修改了几条太明显针对造反派的内容,故应认为曹是可能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就在陈丕显否定了曹的这个签字时,还向曹明确提出了两条“出路”:一是同“赤卫队”商量,让他们主动取消签字。二是如商量不通,最好由曹个人声明作废。(顺便提一句,从这次会上陈对曹讲这种话的态度来猜测,当时陈似已有要抛弃曹之心。)那么就要问一下,曹是否做了第一条?没有资料能证实曹是这样做过的,但做不通。(按说要找到“赤卫队”负责人是不难的,而按“赤卫队”听命于市委的惯性,说服他们似乎并不很难的。因为王玉玺们曾向市委表白过的,要是市委认为“赤卫队”无存在的必要,他们也可以“解散”“赤卫队”的。)退一步讲,即使“第一条”真做不到,只能走“第二条”,那也可以有多种方式来发表曹的“声明”。如明确告诉“赤卫队”,你们不主动取消,我就只能发个人声明来宣布作废了,你们到时就被动了;也可通过“联络员”把“声明”事先告诉“赤卫队”,实际上向他们施压,迫使他们采取主动行为;至不济也应在参加造反派大会之前,曹先一步抛出他的声明,而且内容也只要讲签字作废即可。可在事实上,曹荻秋却采取了一个最为拙劣的做法:在一个造反派的大会上,突然抛出一个对“赤卫队”组织“措辞强烈”的“声明”。我由此认为,曹当时的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是包藏了别有用意之目的。果然,“赤卫队”在得知曹的“声明”后,“勃然大怒”,上演了一出大规模调动队伍去“康办”找曹“谈判”的大戏。而曹到了“康办”后,却竟然又一次同意了“赤卫队”的主要条件,向火头上又泼了一盆油。
在“准官方”编写的“史话”中,对这方面的情况,有这样一段描述:“工总司”等造反派们“劫持曹荻秋,强迫他表示‘赤卫队’大方向错了!”市委处境困难,“特别是来自最高层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压力,迫使市委不得不支持原来不愿支持的‘工总司’,而对本来支持的‘赤卫队’却表示不支持”。“赤卫队”向曹提出“八条要求”,“这些正当要求当然难以拒绝”,于是“曹荻秋代表市委签字同意了”。“而王洪文一伙”又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大会上,“对曹荻秋横施压力,曹荻秋不得不违心地又宣布‘赤卫队’提出的‘八条要求’作废”。“史话”中的这段表述,很清楚地讲明了曹荻秋出尔反尔的事实,只是把责任都推到了造反派身上。而且“史话”在讲这个问题的内容中,却绝口不提当时市委常委会否定了曹的签字,陈丕显严厉批评了曹的签字,还向曹提了“两条出路”。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赤卫队”问题上,市委一些负责人的表现,事实上就是一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行为。
现在回顾文革历史,从吸取教训的角度来讲,应该认识到在那一场完全违背原来政治运动传统的文革中,高级干部也有认识不到的问题,也会犯错误的,这是不奇怪,也不应苛求的。但问题是要知道当时所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一味地掩饰错误行为,甚至因为文革被否定了,那些遭受过打击的干部当时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对的,是最不可取的。


三、上海文革中的“总工会”与“党委”的关系
在文革结束后的大批判中,把“工总司”(包括之后的“工代会”、“总工会”)定性为“帮派组织”。“准官方”编写的“史话”甚至编造谎言,讲“张春桥俨然以帮会头子自居”,得意地说“那些工人组织都把我当老头子看的”。影响所及,在李逊女士早年所写的《大崩溃》中,也引用了这个所谓“张春桥说”,还把“工总司”与旧上海的“帮会”作了番比较。现在“年代”一书中虽然没有了这个“帮会”说,但在一些有关工会与党委关系的论述中,还是有些“帮会说”的影子显露出来。如讲“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是造反派最后的独立领地”,“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则形成了一个活跃于党的系统之外的政治强势体系”。对这些论述的观点,我是不同意的。这里想就“工总司”(包括之后的“总工会”,下同)与“帮会”,“工总司”与党委,以及有关当时工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讲些我的观点。
1. “工总司”是“帮派”组织吗?
把文革中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完全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称之为“帮派组织”,既是对“工总司”的丑化,也是对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的污蔑。文革中的“工总司”与旧社会(上海)的“帮会组织”,绝无相同之处。这里不妨借用一下《大崩溃》中用过的“比较法”,再来做次比较。
(1)旧社会的“帮会”都要“找后台、寻靠山、拜老头子”,因此,“史话”就编造了一个所谓“工总司”尊奉张春桥为“老头子”的谎话,以为这样就可坐实了“工总司”确是个“帮会”组织。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支持了“工总司”的建立,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了张春桥的处理,也即支持了“工总司"的迠立,工总司”如没有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事了。这才是真正的“大靠山”。
(2)曾有些文章讲王洪文在“工总司”内排斥异己,培植亲信,形成了“以王洪文为头头的帮派核心和帮派体系”。在“史话”中甚至还造谣讲“那怕仅仅是为王洪文撑过伞、开过车、保过驾、解过围的人,都是有功之臣,王洪文都要一一论功行赏,予以加官晋爵。”但是在整本“史话‘中都没有写出一个有具体人和事的实例来。我这里倒可举二例:一是,廖祖康在十七棉与王洪文一起造反出来后,一直做王洪文的秘书,从上海市委到北京党中央,直到王洪文被抓时他还是个秘书。文革结束后,廖也被关押,后判刑十年。二是,为王洪文专职开车的只有二个人。文革初期是上海警备区派给王一辆吉普车和军人司机,以后回了部队。之后有“工总司”总部司机组的一名司机为王开车,也是从上海市委到北京党中央,一直为王开车,直至王被抓。文革结束后,他也被牵连受审查后才放回上海。
关于“排斥异己”的问题,我认为应有具体分析。在“工总司”建立之初,因各种原因使总部相当混乱。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人的严重问题被暴露出来而被清除出去,也有一些人因文化低工作能力差等原因,不适宜再在总部工作而被调整下去,这些都是为加强“工总司”总部自身建设的需要而作的组织调整。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因为搞分裂活动而被清洗的,作为一个组织来说对这些人采取措施也是必然的。所谓“培植亲信”,是有许多例子可以予以驳斥的。如“工总司”建立之初,十七棉曾有几位与王洪文一起出来的老造反在总部工作,但都是一般工作人员,以后总部大精简时都回厂了。我长期主持总部工作,无论是在总部机构调整时,还是区县局工会班子整顿中,王洪文都没有向我提出过人员安排的要求。在总工会的四届委员中,只有王洪文一人是十七棉的,在五届委员中也只有王洪文和唐文兰两个人。在总工会机关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十七棉的人,更没有王的亲属人员。在工会系统的组织和人事安排方面,不仅是王洪文,就是总部的其他核心成员,也无一人向我提出过安排人员的要求。而如“史话”等文中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类的话,完全是一派胡编乱造之言,从没有一个实例可举。
(3)也有文章称“工总司”如同“旧帮会”一样,“认拳头,不认理”,依仗“人多势众”,“称王称霸”。砸了“赤卫队”,又砸“联司”和“支联总部”。
这里有个基本事实搞错了:在“赤卫队”垮台之时,“人多势众”的正是“赤卫队”(号称八十万人),而不是刚立足,组织还不健齐的“工总司”。
想要“称王称霸”的也正是“赤卫队”。建立“赤卫队”的目的,就是想用来压制“造反队”的,在“赤卫队”的成立“宣言”中和向曹荻秋提出的几项要求中,也都是明显针对造反派的。而“赤卫队”一再大规模地调动大批队伍制造了“解放日报事件”和“色织二十四厂事件”,其用意也正是想用“人多势众”来威慑造反派们的。就是“康平路事件”的发生,从王玉玺要杜淑贞给张春桥打电话的行为中,也可推测到“赤卫队”是准备好与造反派发生争斗的。所以当“赤卫队”总部接到先去“康办”的人员打回电话讲他们“被打了”时,不是撤回人员另想办法,而是一再增派队伍去支援,企图以“人多势众”取胜。(所谓先去“康办”的人员被打一事也很可疑,因当时无造反派人员在那里,不知道是谁打的和打了谁,都没讲清过)。
另外要讲一句的是“赤卫队”之所以垮台,真正的原因并不是被造反派组织压垮的,而是这个组织从建立之目的到之后的行为,都完全不符合当时文革运动的政治大方向,垮台是必然的。
在“工总司”与“联司”和“支联总部”的矛盾发展过程中,“工总司”和其他造反派组织并没有主动地对他们攻击过。而正是“联司”和“支联总部”在人民广场及其附近制造了一系列的破坏社会治安的严重事件,还提出了“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口号,最后是“工总司”和各造反派组织忍无可忍,“迫不得已”才砸了“联司”,这在“年代”中有较真实的描述。
(4)文革十年中,“工总司”能“转型”为“总工会”,难道真是所谓“帮派性是它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吗?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工总司”当真是以“帮派性”为“最重要的特征”,按照“帮派”那一套行事的话,它早就垮台了,决不可能会有“转型”之事。但是,真要说有什么“特征”的话,我想可以说是有着下面这三个最为“重要特征”。
首先,还是要强调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这是最为重要的首要原因。还是我在前面讲过的那句话,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就不会有以后的“工总司”。
其次,我还是认为不能讳言张春桥的作用,张春桥在上海文革中,特别是在文革前期阶段对“工总司”的支持,对总部核心成员的教育和要求,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再就是“工总司”以王洪文为首的核心班子较能重视和抓紧自身建设(组织建设和主要成员的学习和思想教育),在文革中能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部署,没有犯文革中很强调的“革命大方向”一类的错误。在当时,即使外部环境很好,但要是“工总司”的主要头头自己不争气,一再犯错误,那“工总司”不但不可能有后来的“转型”,而只能是垮台的结果。
当然,“工总司”总部的重要成员中,也会有“派性”的存在,某些成员、某些阶段还可能较严重的。但这种“派性”与所谓的“帮派性”是两回事。而且总部在学习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对“派性”的批判,有了很大的克服。如在强调按系统归口大联合时,总部就决定把非“工交建”单位造反队划出“工总司”,实行归口各自系统的大联合。对下属单位的大联合问题,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尽快地解决了大联合问题。
2. 上海文革中工会“凌驾”党委之上吗?
上海文革中的工会系统(包括早期的“工总司”系统)的确是比较活跃的,这有着当时的具体原因。在文革结束的大批判中,有关工会与党委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重点批判内容。在“史话”中甚至对此还有一个“结论”:总工会“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实际形成上海的‘第二市委’。”从这个危言耸听的“结论”来看,“史话”的编者是故意忘记了上海文革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革会主任,是牢牢掌控着上海的第一负责人。市总工会竟然成了上海的“第二市委”,张春桥能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吗?这里举个王明龙的例子:在六七年一月“夺权”时期,王明龙是“工总司”派到“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作并任负责人之一,他还参与了筹建“上海人民公社”(市革会前身),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但是因为一个有驻沪三军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当面严厉地批评王,指责他开这个会是为了“夺权”,是有“野心”等等。王明龙因此只能回到“工总司”。以后,虽然王洪文欣赏他的组织和工作能力强,安排他担任过一些领导工作,但因张春桥的关系,最后只得让王明龙回厂劳动。(此事在“年代”中有具体叙述)
(1)上海文革中的工会与党委的关系,其实是很清楚的:党委领导工会,工会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这一点与文革前的工会与党委的关系并无什么不同。在整个文革中,自建立了市革会和市委后,市总工会(“工总司”)和各级工会都是遵照市革会、市委的要求开展各项工作的。文革中的上海工会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所谓的“活跃于党的系统之外的政治强势体系”,甚至成为“造反派最后的独立领地”。
(2)就具体的工会工作与党委的关系,可分三个层次来讲。
①市总工会与市委和各级党委(主要是区县局级)的关系。我在主持总工会工作中,可能会有一些对某些区县局(及以下)党委不够尊重的问题(特别是在批林批孔等运动中),但是还不可能达到“凌驾”区县局党委之上,强令他们要如何的程度。一般来说,市总工会都会就某些问题,与区县局党委协商解决的,在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时,我们会正式报告市委,以市委批复意见为准。(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委一般会同意总工会的意见,但这是另一回事了。)我不可能会在党委不同意的情况下“强令”他们,他们也不可能会接受我的“强令”的。而在与市委的关系上,总工会的态度是绝对服从市委的领导,绝对不可能有“凌驾”市委之上的事发生。“年代”书中也讲到了:市委是支持市总工会工作,总工会也是服从市委领导的。
②从区县局一级来讲,更不会有工会“凌驾”同级党委之上的事。个别的区县局工会负责人可能强势一些,会不够尊重党委的某些领导人。但确实没发生过有工会不尊重党委的领导,甚至“强令”党委如何的情况。如有这种事,党委一定会向市委报告的。
至于有个别的区县局工会主要负责人又是同级党委的负责人之一,他们在党委中强调工会的某些工作,是另当别论的(在后面专论)。事实上,大多数区县局工会即使对党委有意见,也是不大敢讲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就集中地反映出了这种状况)
③对基层单位的这种关系,因没作过全面调查,不敢说没有一个单位存在过“工会凌驾于党委之上”的事。但总体上来讲,是不会存在这种情况的。
因为即使个别单位有过这种事,那必然会反映到上级党委和工会的,也必然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些单位的工会有过激情绪,对党委一些负责人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时有些过火的态度,这也是总工会奉了市委的指示,布置下去的结果,不能归罪于他们。
(3)对于所谓工会“凌驾”党委之上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一些工人新干部兼有党委和工会双重职务身份而产生的问题。
上海文革中有不少工人新干部在党委和工会中都有职务,这本来也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但在文革结束后,也被批判指责为是“工会向党委派干部”,是“工会扩张势力”以“获得更多的政治人脉和资源”。我认为,何论是担任了党委职务的新干部又兼任了工会负责人,或在工会工作的新干部也兼有了党委的职务,都是党委内的分工,是党委加强对工会领导的需要。而且文革中这种较普遍情况的产生,更深刻的原因是贯彻毛主席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以及党中央一再强调各级领导班子中要有工人新干部的指示。
因为有些新干部兼有党委和工会两种领导职务,就认为工会可以做到“向他们汇报,就是向党委汇报”;“他们同意,就是党委同意”。这其实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也是一种混淆概念的模糊说法。下面分三个方面分析一下。
①作为党委书记(副书记或常委)的新干部,虽兼有工会的职务,但并不在工会工作,而是党委分工他主管工会工作的,那他作为党委的分管领导,只要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工会向他汇报工作,他同意工会的有关报告,就属于正常的工作,他应该是能代表党委的,不存在他是工会“凌驾”党委之上的问题。如果分管领导有超越职权范围的事发生,那也只是这个分管领导的擅权责任,而不应是工会的问题。以市总工会为例:王洪文是市总工会主任,王秀珍是副主任(还有2位副主任是市委常委),但市委是分工王秀珍主管工会的。因此市总工会有事,我就向王秀珍汇报(一般问题,只要口头汇报请示),如比较重要的事,就以总工会名义向市委正式书面请示报告。我作为主持总工会工作的副主任,向市委分管书记汇报工作,是正常的组织程序。我不能越过王秀珍,直接向王洪文汇报。更不是一个副主任向另一个有市委职务的副主任汇报。
②作为工会的专职干部,又兼有党委的职务,应视作是党委分派他在工会工作的干部(包括先在工会工作,后有党委职务的),这类干部应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工作(包括向兼有工会职务的党委分管领导汇报),只有当这类干部依仗自己兼有党委职务,在应向党委请示报告时不这样做就擅作主张行事的,才可讲他是“凌驾”党委之上。但事实上,在我主持工会系统工作时,还没听到过有这样严重的问题发生。真要有这种事情,我们也不会允许的。
③讲到因工人新干部兼有党委和工会两种职务,而被指责为工会“凌驾”党委之上的问题,其中还涉及到一个怎么看待工人新干部的观念问题。在一些人眼里,文革中的工人新干部是不能作为干部看待的,党委中的工人新干部也同样不能算是党委的干部。而那些兼有工会职务的党委成员更是被视为异类,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由工会派入党委来的,这些人以党委成员身份工作就成了“工会凌驾党委之上”的“罪证”。他们的这种观念是完全无视文革当时的政治状况,无视党中央当时所施行的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充实工人新干部的政策,完全无视历史的真实性。
(4)上海文革中,工会领导干部的审批权限问题,也是文革后遭到指责,被批为“凌驾”于党委之上的罪状之一。但是回顾我在主持工会工作时的整顿和建立工会(主要是区县局级)班子的工作,总体上来说并无什么“凌驾”于党委之上的问题。
①在区县局的党委全面恢复重建之前,我就曾多次整顿过一些区县局工会(“工总司”联络站),包括促进大联合后建立新的领导班子。由于当时的各种条件限制,这个班子主要是由“工总司”总部审批的。但是在已建立有革委会的,我们一般都是先找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当时区里大多是人武部负责人,局是军队干部或老干部)协商过后再批的。
②在区县局党委建立后,市总工会无论是要派调查组去整顿班子,或是要召开工代会选出新班子,都是事先与相关党委(组织部门)协商过的,有的还是应党委要求而去办的。对这些工会的负责人(常委及以上),特别是对文革中的一些“重点人物”的安排,都是事先征得同级党委的同意后才决定的。我可以说在这方面不存在强令党委同意的问题,更不存在不许党委过问之事。当然,也会有个别单位的党委一度对某些人选表示有不同意见,我们提出(解释)这样安排的原因后,再表示同意的。
③鉴于文革中的特殊情况,我思想上确实存在着怕少数单位党委不顾文革历史情况,单凭他们的意愿选拔工会领导班子。所以一直认为对区县局一级工会的领导班子(主要是常委班子),市总工会应予以特别关注,应要掌控好人选。市总工会与市委组织组经过商议,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后,就由市总工会向市委正式书面报告,请示对区县局级工会班子的审批权限作出如下规定:一是对正副主任的审批,由市总工会与有关党委协商一致后,正式报请市委审批(实际是由市委组织组代批复的)。二是常委人选也由市总工会与有关党委协商一致后,报市委组织组审批。三是委员人选经双方协商同意后,由有关党委批准。(实际上是由有关党委组织部门提出人选后报党委审批,并送市总工会备案。)市总工会的这份报告,得到了市委的批准,并下发各区县局党委的。因此,我认为,市总工会对区县局工会常委班子人选有一定的话语权(事先取得同意)是得到市委正式批准的,实际上也是市委给市总工会的“授权”。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根本不是什么“凌驾”党委之上的问题。


四、关于上海文革中的工人新干部,工会培养和输送新干部的问题
1. 如何评价文革中的新干部
在十年文革中,上海涌现出一支数量庞大的“工人新干部”队伍,从市级领导机构到基层大小单位,都有数量不等的工人新干部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和实际工作。文革结束后,全面否定了文革,也全面否定了“工人新干部”。不仅是否定,还要加上“篡权”的帽子。在一大批写文革的书刊中,对“工人新干部”也都是负面的评价。在“年代”书中,作者对“工人新干部”有较客观的评价,且对一些主要的造反派新干部人物,也没有以往那种丑化,妖魔化的描述。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在我所看到的有关文革史研究的文章中,探讨文革时期新干部的产生和他们的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是没有的,“年代”中对此涉及的也很少。我认为,对“新干部”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是文革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毕竟长达十年的文革中,有那么一大批新干部在党政各级担任了重要职务和工作,这是不能也不应回避的历史事实。
2. 工人新干部的一些情况
由于文革结束后的不实事求是地“批判”,使人们有了一种误解:即一提到文革中的“新干部”就认为是“造反派”,或是工会干部。其实,“新干部”并不都是“造反派”,“新干部”也并不都是“工会干部”。在上海庞大的新干部队伍中,属于工会系统的新干部是很少的,而可称为“造反派新干部”的就更少了。我长期主持工会系统工作,我所知道的工人新干部大致有以下这些情况。
(1)文革之初(可暂定为在“夺权”之前阶段)就“造反”出来者(也即通常所讲的"老造反"),其中有些人担任了群众组织的领导职务(即"老头头"),也有些人后来还进入革委会任职。
由于这批人几乎全是自己“跳出来”的,在群众组织中的职务也大多是自封的(或由少数人决定的),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对他们也不可能如以往一样作组织审查。还有一批人是在夺权开始时参加造反派组织并担任了一定职务者,这批人也可说是属于“老造反”范围的,(但其中也确实会有一些是见大势所趋,可能抱有一些投机心理加入的。)但他们也不是经过组织审查后选拔上来的。这两方面的一大批人员的情况是较复杂的,以后的变化情况也很大。
在文革形势逐步稳定下来后,“工总司”总部对下属区县局级组织和重要成员作过多次的调查、整顿。凡被发现有较严重问题者(包括文革前有问题的和文革中发生的问题),都被先后清洗出去;也有些人,或问题不太严重,或因文化程度太低,或因工作能力很差,不适宜再在上面机构任职和工作的,都被调整到下面组织去工作,或是保留职务回厂劳动。从总部在文革中、后期对市和区县局级“老头头”(包括在工会工作和结合进同级革委会)的调查情况来看,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被调整下去了(有的是留职回厂劳动),仍在上面的人,也大多不再担任原来的重要职务了。至于在同级党委建立时,党委领导班子中也几乎没有原来的“老头头”(原因当然是很大部分人不是党员,但是党员的也少有进党委的)。
(2)在秩序较稳定后,经党政和工会组织作一定审查后选拔上来的人员,这是工人新干部中的绝大多数。这一大批人员中,不仅有造反派中表现较好者,也有不少是原来保守派人员,还有所谓逍遥派的。在市革会和区县局级革委会建立后,对新干部的选用有了一定的条件要求,也有了一定的组织审批程序。但鉴于当时的有些具体情况(如须照顾安排原各派组织头头等),虽明知有些人的条件较差,也还是会安排适当职务的,但这类人要么是任虚职,要么过渡一段时间后就下放劳动了。到各级党委建立后,对新干部的选调就有了较严格的要求和审批程序。对要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新干部,都要经党委组织部门调查审核后,报党委审批的。即使是总工会和区县局级工会班子的新干部也必须经过一定的选拔和审批程序。
(3)文革中,上海市级机关(市革会各部门)的工人新干部来源,至少有三大部分:
①从“工总司”选调了一批主要核心成员到市革会的各部门任职,有的还担任了市革会和市委的领导成员(如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陈阿大、黄金海等)。
②市革会、市委直接选调了一批人员,如“128个工代表”(这批“工代表”都担任了市级各部门和各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市级各部门也自行选调了一批新干部在各自部门任职和工作。
③工宣队建立后,也随之产生了一大批新干部到相应的市组办任职和工作。
这其中,属于从“工总司”选调去的人员是最少的,前后只有十几个人(有的如王明龙、张宝林等后又被调出来了)。所以在市革会和市委机构中任职和工作的新干部,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从工会中选调去的,而据我所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也不是造反派,更没有一个是区县局的“老头头”。
至于在区县局和公司级的党政班子中,从同级工会中选调进去的新干部也是很少的,绝大多数都是由党政自行选调上来的,且这些人中大多数也没有工会的职务。而在基层单位中,从我所接触过的单位来说,在同级党政班子中,任实职的新干部也很少,能称为造反派新干部的就更少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一是如前所讲的造反派新干部(尤其是“老头头”)有不少人因各种原因被调整下去了;也有因造反时得罪了不少老干部(包括机关的一般干部),在有些老干部“解放”任负责人后,自然会对这些新干部另眼相看而被排斥了。二是在革委会特别是党委建立后,其主要负责人基本上是老干部,组织部门也基本是老干部为负责人,在选用新干部时,自然会更严格地要求选用其看得上眼的人(当然也不否认有些被选用的新干部确实也是不错的,在与造反派新干部相比较时,就会更优先考虑了)。
3. 新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
文革中出现工人造反派新干部,这是有其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情况。我还理解为:这也是文革中毛主席和党中央改造干部队伍的一种措施(也属于“掺砂子”一类),希望以此解决建国十七年后干部队伍的日益“官僚化”,“吐故纳新”使干部队伍充实新鲜血液。当然,因为各种原因,及造反派新干部本身情况的复杂,难以达到这种愿望。但是,到文革后期还能继续在市和区县局级班子中担任领导职务和实际工作的“造反派新干部”,其中的大多数人可说是工作能力较强,较能适应所担负的工作,表现是较好的,只有很少数的人是个例外。这也可说是文革的成果之一吧。
文革结束后,在一些书刊中讲到造反派新干部时,就拿潘国平、陈阿大为例来说事。我曾向“年代”作者讲过,这是造反派新干部的“悲哀”。造反派新干部中确实有如潘、陈之类不争气者,但这决不是造反派新干部的全部。王洪文能被毛主席看中不是偶然的,在全国各省市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中,王应是出类拔萃者,“工总司”能历十年文革全过程,也是与有王为主要负责人分不开的。黄金海是一个文化程度很低(解放初进扫盲班)的老工人,在担任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后,他虚心好学,认真踏实工作,能较快地适应所负责任,主管上海财贸多年没出什么大的差错,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区县局也各有一些工作较好的造反派新干部。这些人才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新干部的代表人物。
文革中这批在运动之初就跳出来造反的“老头头”,并不是经过有组织的精心挑选和培养锻炼后再选拔上来的,其中出现种种的问题,甚至垮掉了一批人,也是必然的,并不奇怪。我不同意“年代”中拿"市写作组"来与“工总司”作类比,就因为“写作组”的成员本来就是从“精英”中挑选出来的少数“尖子”,与“工总司”那些自己“跳出来”的人,没有可比性。如果非要作什么比较的话,只要看看现在那些经过精心培植选拔的“精英”又垮了多少,对那些造反派新干部又有多少可指责的呢?
我认为,不必拘泥于新干部中垮了多少人,而应更多地看到在这场运动中湧现出来的新干部(不仅是造反派的新干部)大部分还是好的和较好的,其中不乏一些努力学习、勤恳工作、较能适应所负责任的新干部,尽管其人数较少,但这才是主流,是可贵的。当然,从新干部的个人角度来说,存在的问题还是个人原因是主要的。否则,为什么同处一个大环境中,在差不多的客观条件下,有的人就行,有的人就不行(如黄金海与陈阿大),关键还是个人原因。像潘国平自甘堕落,陈阿大没有一点上进心,更没有一点新干部应有的责任感,当然就不行了。
4. 新干部也是党的干部
文革后的主流观点是把“新干部”、“造反派”一概而论的。"新干部"等同于"造反派","造反派"等同于“打砸抢”者,完全无视历史真实。不把新干部当干部,不把担任党委职务的新干部当党委的干部,这涉及到对新干部的身份认同问题(这里并不涉及到“干部编制”的问题)。我认为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时,经过规定的组织手续而担任了干部职务和工作的,应承认他当时是干部身份,至于他以后因故下去了,不当干部了,也就没有了干部身份。这就是新干部的能上能下嘛。担任了工会职务并在工会工作的就是工会干部,在党政机构工作的就是党政干部,总的来说都是党的干部。尤其不能把兼有工会职务但在党政工作的新干部,说成是工会干部,甚至说成是工会派到党委去的,意图“操控”党委,凌驾于“党委”。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还应提到的一点是文革中党政班子有新干部,这也是对原来干部队伍的“掺砂子”,“充实新鲜血液”,这对党政班子和原有干部队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群众监督。工人新干部来自基层,与群众关系密切,带来了基层的新气息。在文革中我也能感受到党政班子和一些老干部在运动中受过一定“冲击”后,确实有了些对群众的“敬畏感”,行事较以前要谨慎多了。反观文革后的机关和那些干部的所作所为,那种"不用看群众脸色"的态度太使人感叹了!
5. 工会培养和输送新干部的问题
关于工会“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的问题,在文革后的大批判中被指责为“工会凌驾于党委之上”,“工会向党委派干部”。对此,我认为这种指责不仅是一种误解,也可以说是某种人的有意歪曲历史事实。
其实在文革的初期阶段,根本不存在工会(当时的“工总司”等群众组织)“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的问题。因为群众组织的领导人都是由该组织自行推选出来的。在成立各级革委会时,因有明确的“三结合”要求(即“军干群”、“老中青”两个“三结合”),革委会中的新干部大多是被“结合”进去的群众组织的领导成员。建立党委时因为要考虑代表性,也要选拔一些工人新干部,但这时主要是由“党建组”来决定的,工会最多做些配合协助工作,根本不可能由工会来决定进入党委的新干部人选。
真正明确工会要“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是到七二年筹备上海第五届工代会时。这时毛主席已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宣队”进驻“上层迠筑”。上海在组建工宣队时,就有大批的新干部担任工宣队和进驻单位的领导职务。组迠工宣队和选调工宣队的领导干部是由市委组织组和市革会工交组直接负责,各工交局党委具体执行的,工会只是配合工作。当时市委明确提出了工会要向工宣队输送新干部的任务,所以从市和区县局直至基层各级工会的大批新干部被选调进工宣队。以后市委在讨论上海第五届工代会筹备工作时,就把“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作为市总工会的工作任务之一,写入了上海市委呈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代大会的请示报告,“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就作为总工会的任务被确定下来。因此可以说总工会的“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并不是工会的“自说自话”,而是贯彻党中央给予工会的任务。
上海文革中,真正能做些“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之事的,也只有市总工会了,区县局工会大多是无法真正做到的,更不用说基层工会了。市总工会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也得到了市委领导和市委组织组的支持,但也有阻力和困难。
市总工会选拔新干部的做法大致有:
(1)要求区县局(公司)工会按条件上报人选,由市总工会组织组去考察挑选。至于人选条件一般是要求政历清楚,家庭出身成份好,文革中表现较好(优先考虑造反派,但后期则很少强调这点),最主要的是要求有较强的工作能力。
对选中的人员先暂借到总工会组织组等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考察能力。如在整顿区县局工会班子时,就让这些被考察的人员加入调查组,派到某个工会去作调查整顿工作,一些重点考察的人员,大多作为调查组负责人之一,在后期调整工会班子时就留下来任职和工作(当然这也是要事先与党委沟通协商好的)。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右等运动中,也都组织人员到基层单位去蹲点调查,写出调查汇报等。这些都是在实际工作中考察其能力的重要办法。
(2)我对市工人政校有明确要求,每期学习结束后,要上报一些有培养前途学员的情况。对市业余工大则要求他们为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新干部办文化学习提高班。总工会还按王秀珍的要求,由市工人政校按排市民兵指挥部系统和工宣队系统的新干部进工人政校轮训学习。
(3)市委组织组开办“后备干部学习班”,按他们的要求,我布置市总工会组织组、市工人政校、市工人文化宫全力配合,提供办班的场地、师资,也推荐一些参加学习的人选。市委组织组在考虑一些区局班子配备时,有时也要市总工会推荐一些新干部人选,我们也积极配合。我认为这些也是属于总工会“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任务之内的工作。但要强调说明的是,经由总工会的推荐,确有一些新干部进入了一些区县局的党政班子任职和工作,这可以说是输送出了工人新干部,但决不是工会向党政班子派进人员。对我们推荐的人选,还必须经市委组织组的审核,再由市委正式批准任命。
文革后的一些批判材料中讲到总工会(“工总司”)向各级党政班子派遣了许多新干部,其数量之大,连我也十分吃惊,感到这是不确实、不可能的事。其实,这就是前面各节中讲到的,把这些新干部不加区分地都当成是工会派遣所造成的。


五、关于总工会一些主要核心成员的生活待遇问题
新干部也有腐败的问题,张春桥对新干部的要求
文革中的工人新干部会有腐败问题是不奇怪的,有少数人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在我主持总工会工作时就直接处理过一些人。最典型的就是当时“工总司”的所谓“二把手”潘国平,总部对潘的几次“审查”都是由我直接负责的。现在不讲他的那些当时认为有政治错误的言论,只是他的侮辱、奸污女性的事实和经济上金额较大的问题,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就可刑事处罚了,王洪文曾当面对潘讲过“判你十五年不算多的”。当然,对潘的严重问题,因为所谓要考虑文革的因素,而把他给包庇下来了。
在“工总司”总部机关的组长一级人员中,也曾发现过几名生活作风上有问题的人,后都被清除回厂了。在区县局级工会(联络站)的班子中,一些犯有各种问题的人,在调整班子时也都被清除出去,其中卢湾区的一个负责人因经济问题还被判了刑。
虽然有着不少的反面事例,我还是要讲新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好的,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这与当时文革的整个大环境有关,在上海具体地讲是与张春桥对新干部有较严格的要求和教育分不开的。文革中,张春桥每次接见“工总司”的主要成员时,总会提出一些对新干部的要求,批评新干部中出现的不良风气,如对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错误思想,坐小汽车成风,不注意节约等,都曾批评过,有时批得还很重。张还在有关会议上明确规定过:新干部上来工作的,人事关系一律不动,还是要在原单位领原工资。新干部的入党问题,必须在原单位办理,不能在现工作单位解决入党问题。他强调这样做是为了使新干部不脱离群众和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
所以当时新干部中曾流行这样一句话:(政治上)屁股不要坐错,(生活上)枕头不要睏错,(经济上)袋袋不要摸错。因此“工总司”的重要成员大多数还是能较好地自律,在文革结束后经过长时期的审查,发现有这方面问题的人是很少的。
“年代”一书中,提到了王洪文、陈阿大等人的住房等生活待遇的问题,这里也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讲一下“工总司”(总工会)几位主要核心成员的生活待遇方面的问题。
1. 王洪文(搬家、补助费、轻工局物品)
(1)王洪文在文革中确实调过几次住房,但应说明的是这几次搬家都是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的,是“机管局”按王的任职变化照章“标配”的。从王洪文在六七年任市革会领导成员和市革会副主任,到六九年任党中央委员,以后又任市委书记,直至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是一次比一次高,所住的房子也一次比一次好,这只能说是原来旧的一套按职位配房的制度没有改革,不能完全归罪于王本人的。
(2)文革中,王洪文一直是在十七棉纺厂领原工资的。他虽是“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和总工会主任,但从没有在总工会支出过一次费用。关于他从市委领补助费的问题,我也是在文革后的揭批材料中才知道的。在对王的揭批中,总能看到讲王的生活奢侈腐化,领了大量的“特殊津贴”,上海轻工业局成了王的仓库要什么有什么等等,在某些写王洪文的书刊中也有这样的描述。当时我就对这种含糊笼统的说法觉得有些奇怪,经过长期大规模的清查,王到底领了多少钱和物应查得很清楚了,完全可以开列一份详细清单以证其罪的,但为什么就是看不到这样的具体材料?最近在“年代”作者处看到了时任市委常委和市委办公室主要负责人的张敬标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全市干部大会上的一份“交代材料”,其中提到了王洪文领补贴费的事。看了这份“交代材料”,我才似乎有些明白了上述的疑问。“年代”中已引用了这份材料,我在此再引用一下。张的交代摘要如下:“据统计,从七一年到去年八月,五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共补助一万一千多元,特别是他到北京后,官越当越高,胃口也越来越大,要的补助也越来越多。其中七四年初到去年八月,二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补助竟达七千多元”。按张交代的这份“账单”可得出:①自七一年到七六年八月,共五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得补助一万一千多元,平均每个月是一百六十一元多些。②其中七四年初到七六年八月,共二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得补助七千多元,平均每个月是二百一十八元多些。平均每个月补助一百六十一元,其中部分月均是二百一十八元,这些数字能说明些什么,恐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只想说的是,这份“账单”在七七年一月就向全市干部公开了(由市委办公厅印发了四万份),为什么在以后的批判材料中,在某些人写王洪文的书中,在提到王领大量的“特殊津贴”时,不引用一下呢?是否这也属“不宜引用”?(在“年代”书中有个“注”,提到了周总理向毛主席请示对王洪文的待遇问题,毛答可同周一样,但后王拒绝了“中办”给他发工资。当然,该“注”只是一家之词,无法核实,只能供参考的。)
(3)至于轻工局成了王洪文的“仓库”,“要什么有什么”。这是否是事实呢?同样也没看到过有一张核实过的“账单”公布出来。但我可提出两个疑问:①王洪文在北京是住在钓鱼台的,这是国家宾馆,不可能缺少该有的应用物品,王还需要轻工局提供什么他个人要用的东西?就是有需要的,也不可能“有什么要什么吧”。②马振龙(轻工局)给王洪文送过东西,我想这是应该有个“账单”的。如果马给王送的东西没有“账单”,是一笔糊涂账的话,市专案组和轻工局在审查马问题时,肯定不会放过马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的。而如果查下来确有问题的话,也一定要算马的这笔账,追查马的责任(罪行),但是在审结马案时,却没有听到过有这方面的结论。在批审马振龙时,对此事一开始搞得声势非常之大,结束时却无声无息,似乎没有发生过此事般,是否有点奇怪?而从王洪文方面来说,王向上海要去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流向了何处,中央专案组肯定也会追查的,但可断定他们一定是查不下去了,只能不了了之。内情很简单,因为王要的东西,都是别人向他伸手要的,王为了应付他们,也只能一再向上海要。这一点,我们当时就有所听说的。
(4)王洪文是“工总司”和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和总工会的几位主要核心成员都是筹建“工总司”时就在一起的,关系当然很亲密的,但王在任市委书记时,并不是像某些书刊中编造的那样,经常与一帮“小兄弟”一起吃喝玩乐。在我的印象中,王在七二年去中央工作前,只在上海大厦召集“工总司”的主要核心成员吃过一次饭。另一次是在七五年下半年他来沪时在东湖宾馆也请我们少数几个人吃过一次饭(就是文革后大肆渲染的“蟹宴”)。在七五年开四届人大时,王秀珍带我们几个人去王洪文住处,王招待我们吃饭又看了电影。
我虽然主持总工会工作,但因王洪文不分管工会工作,所以我与他除了开会碰到,平时很少找他的。他到北京任职后,我没有向他打过一次电话或写过信。
2. 王秀珍(搬家、补助费)
(1)王秀珍在文革中也搬过三次家。第一次是在六七年夏季,她搬住在复兴公园后门边的一座小洋楼,同住这座楼的还有卢湾区人武部负责人等。她任市革会副主任和党中央委员后,市机管局按排她搬住到东湖宾馆边的一幢新式里弄房子(但我没去过,不知所住的情况)。她任市委书记后,就搬住进“康办”内的一幢公寓楼,与徐景贤一样各占一层(二套房),这也是一种“标配”(住房和家具)。(金祖敏任市委常委后,也住进了“康办”内的这种公寓楼,但我没去过他家,不知是占一套房还是二套房)。曾在某些书中看到讲王秀珍文革中搬家时,装了十三卡车的东西(意指是在文革中搜刮的),感到太可笑了!
(2)王秀珍是市总工会第一副主任,更是市委分管工青妇的书记。在我主持总工会时,只有过一次是她指示我给戴立清发过一次生活困难补助费,记得是六十元。据她讲,这是她与马天水商量过决定的。王秀珍自已没有在总工会有过费用支出。“年代”中提到“在上海工作的新干部也可享有特殊补助,这是经张春桥同意的”。“张春桥1971年曾经说过,新干部工资没调整过,所以他们生活有困难时可以补助。于是有王秀珍批准便可支付。”(也引自张敬标的前述“交代”)。但我的回忆,一是当时没听到过张春桥有此类“指示”;二是王秀珍也没向我讲过这类话;三是对戴的这次补助,王秀珍也只是讲因戴生活较困难,由总工会出面给他一次性补助。王没向我提到过陈阿大领补助的事,也没讲过还有谁领过补助。
文革结束后,我才听说了王秀珍、金祖敏等人也领补助的事,但没见到过确实的材料。
3. 陈阿大(搬家、补助费)
(1)我知道陈阿大曾搬过四次家。
①第一次是在六七年夏季(这时陈已结婚,但住在女方家中),陈搬到华山路复兴西路口的“华园”(这是一个花园洋房里弄,有些小洋楼的主人被抄家赶出去了,空房都由上海警备区收管着)。陈住在一幢小洋楼的二层一个大房间,后我也搬住到陈的隔壁一间大房间,而戴立清则住在底层的一间大房间,底层叧有一间大房间由“工总司”暂借为办公室。因此是三户人家住一幢楼,合用厨房间。
②第二次是搬到常熟路淮海路囗的瑞华公寓(与徐景贤同公寓)。在“年代”书中讲陈占用了二套房,但当时我们只知他是住了一套的(我没去过,无法证实)。我想徐景贤作为市革会副主任也只住了一套房,陈同住一幢楼,敢占2套房吗?
③第三次是搬到淮海路上方花园中一幢楼的二楼。(我去过一次,印象中面积并不太大,厨房也可能是在底楼合用的)。
④第四次是搬到淮海路新康花园内一幢独立花园洋房,(该楼是上下2套房各自独立进出的,陈住在二楼,底楼似为市革会的某位老干部。)这套房的面积较大,也较高档。后我去过黄涛家,感觉陈的这套房与黄住的一套房在档次、面积上十分相似。陈的这后三次搬家都在他到市革会工交组任职后。
(2)“年代”书中揭露了陈阿大经济上贪小利沾便宜之事,使我十分汗颜,真没想到陈还会是这个样子!我原来确实都不知陈有这些行为。当时在我们这些人中有个照办的不成文规则,即没有向原单位报销什么费用,领什么补助的。而在我第一次对潘国平审查时,就曾对潘在厂里报销费用和领补贴之事做过经济上退赔的处理,总部的主要核心成员是知道这点的。陈阿大从七一年起就从市委处领补助的事,王秀珍也从没向我提起过。
(3)对陈阿大其人其事,我和总部的其他几位主要成员都是有不满意见的,但我们又管不到他。曾向王洪文、王秀珍多次反映过,也不了了之。文革结束后,别有心者就把陈作为工人造反派和工人新干部的“典型”来说事,似乎造反派新干部就是陈这样子的,想想也真是悲哀!
4. 其他几位主要成员的住房问题
关于新干部住房欠租问题的调查处理
(1)黄金海。黄原来住的是自有房,也是六七年下半年搬家,住进南京西路石门路口的南京大楼(南京理发公司楼上),独住一套公寓房。我去过他家,是较高档的房子,住夫妇两加三个孩子。黄夫妇的工资较高,能支付得起这样住房的房租。文革结束后,当然被赶了出来,搬到铁岭新村一室半的工房。黄因原来是自有房无房租的,住了新房后不知有无补助房租,但我没听到他有领过什么补助费。
(2)戴立清是七0年从“华园”搬到东安二村工房的。他一家七口人(有一老母亲和妹妹同住)住一套三间房(大中小各一),也不算宽敞的。文革结束后被收掉了大房间。经济上,他一直是较紧的。据我知道的也只有领过一次补助(见前述)。
(3)“工总司”的其他几位核心成员当时也大多搬过家,但都是搬住一般条件的房子,如张宝林、王腓利是二室户的工房。有的房子虽好些,但因是多户混合住的,厨房间都是合用的,如王明龙、倪淑英等。真正搬住进高档房子的是极少数人,以后在总部调查处理欠房租问题时,也都做了相应调整。如缪南生初次搬到淮海路上的淮海公寓,是高级住宅,根本付不起房租的,以后搬住到工人新村去了。
(4)六八年时,对新干部搬住新居后却欠交房租之事,房管部门有很多反映,张春桥对此有过严肃的批评。王洪文要我调查一下此事,提出解决办法。我组织专人对总部主要成员的住房问题做过全面调查,也调查了一些有反映意见的区局联络站负责人住房问题,写出了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上报。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但记得主要内容为:
①调房的人数占比确实较高,总部核心成员都调过房,而且都是通过各自的关系找房管部门解决的。
②欠房租的现象确实存在,主要是由于调房后的住房或档次较高或面积较大,因而房租也就较高了,与其收入来比较,交房租就有困难了(如前述缪南生例)。
③提出的处理意见是:住房必须交房租,如交不起房租的,则必须调住能交得起租金的房子。已欠租的,则视各人具体情况,能交的应补交,有困难的则至少要交现在的,不再增欠。实在补交不起的则与房管部门协商适当减免,但必须搬走。我记得这件事是搞了一段时间才全部解决好。
在“年代”书中对新干部调房子的问题是有所批评的,但也讲到了大多是属于改善型的,并不太过份。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合乎事实的。
关于市革会同意对部分新干部的房租给予适当补贴之事,我记忆中并无明文公布过。我得到房租补贴的情况,是在某天有市机管局一位熟悉的干部来找我,讲市革会同意由机管局补贴我部分房租,他问了我原来交房租的情况后,就讲以后按这个数额交钱给机管局,并把房租本子也交给机管局,由机管局向房管部门交全部房租。我印像中,原来住房的月租金约三元多些,现住房约十元左右。以后我就按月交三元多租金给市机管局。因为这个补贴“政策”并没公开宣布过,所以我也没问过他人是否也有这样的补贴。
5. 叶昌明(住房、家庭经济收入和补助、主要亲属关系)
最后讲一下我在文革中的生活待遇问题。
(1)文革开始时,我和妈妈、姐姐、哥哥同住在法华镇路一处老宅院内的小阁楼上。房间很小,放大小各一的床和饭桌后就无多少空间了。六七年夏季,我全家搬到华山路“华园”内一幢由警备区暂管的小洋楼,住二楼一大间(中间有分隔),与陈阿大、戴立清为邻,三家人合用厨房间。因此楼没交给房管部门,故不用交房租,而我原住房也没退掉,仍要交房租的。
六九年底前,我因要结婚,就向王洪文报告并提出解决住房的要求。经同意后,我找市房管局有关领导要求配房,他们派人带我去看了几处房子,但都是很高档的公寓,记得去看过河南路桥下的湖滨大楼,黄河路口的长江大楼等。我感到这些房子虽很好,但不适合我们住的,一是房子好又大,房租肯定很高的;二是认为现在强调革命化,自己是工人造反派,不能住这种过去资产阶级们住的房子。我提出要找个普通工人住宅房子。他们又让我去看了东安二村一套工房。这是一幢新加造的工房,原来是给外国留学生用的,现留学生回国,整幢楼都空了出来。我看了认为很实用,就要了三楼东面的一套房。这是一间单房和一间前后套房(可算三间),独用煤卫。整个使用面积约有五十平方米。
我是六九年底搬进东安二村的。我们夫妇住最大的单间,约十四平方米,放一张大床,一个大橱,一个五斗橱,有了儿子后,又放了一张小床,空间也无多少了。我哥哥住隔壁有小阳台的小间,妈妈和大姑妈(独身,与我们一起生活)则住朝北的小间(这前后套的二间大约各十平方米)。另外,我姐夫常年在外地工作,姐姐带着女儿一直与我们一起生活的,所以在这次搬家时,我要她也退掉了原来租用的小房间,搬到我们隔壁一套二室户中的一间房(约十四平方米,另单立房票的)。所以我实际上应是占了一套又一间房子的。后来我哥哥结婚时,就与姐姐的房间对调了一下。
在我搬家后,可能有人向王秀珍反映了什么,她曾找我去问了搬家的情况,批评我不该把姐姐也搬过来。我只得向她解释因是姐姐要靠妈妈帮她带小孩的,不住在一处很难办。王秀珍听后也不再讲什么了,以后也没再提过此事。我搬了新房后,就把原来住房退租了。新房的租金开始是全部自付的,后市机管局找我讲了补贴房租事后,我就把自己的房票簿和每月的老房租约三元多交给市机管局,新房租约十元,差额就由市机管局补了。但我姐姐的一间房租仍是她自付的。
到七四年时,我们要有第二个孩子了(当时政策允许的),而我哥哥也有了一个孩子,我感到住房小了些,也有些不方便,就向王秀珍提出我自己搬家的要求,经同意后由市房管局给我在南昌路瑞金路口一幢新建的工房里分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是前后间的2室户,有一个小阳台,进门过道式的厨房连着一个很小的卫生间,使用面积不到五十平方米。前面卧室放大小各一张床,一只大橱,一只五斗橱,再加了一只写字台,房间就挤满了。后面一间放了饭桌、椅子、一只书橱等,倒显得空间较大的。当时也没有什么家具的,一切都很简单的。这套房子的租金仍由我向机管局每月付三元多的老租金。东安二村的房子就由他们自己付租金了,我搬出来后的一间房也仍由他们使用的。
在整个文革中,我收获的最大利益,就是这个住房。从最早的全家合住一个小阁楼到住进较为宽敞的套房,如果不是因为我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文革一结束,就向我清算这笔帐,除了收掉我南昌路的住房,把家属迁到东安四村(一室半的房子),还讲我原在妈妈家也有一间房的,要收掉这间房,后经多次商量,才同意把隔壁我姐姐的一间房子(相同面积)换下来收掉。
我噜哩噜嗦地讲以上这些情况,只是为了说明“工总司”的核心成员,并不都像陈阿大这样住好房子的。
(2)“工总司”总部机关在六七年三月大精简后,王洪文为了充实总部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有意识地布置从基层单位选调了一些工人党员(包括一般干部党员)来总部工作。我爱人是中专毕业后分配到电子管厂的,后被选调到“四清”工作队,六六年底工作队撤销后又回电子管厂工作。她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但不是造反派。“工总司”去仪表局选调工作人员时,她被推荐上来,到总部机关后,就在组织组当一般工作人员。我与她相识较长一段时间后开始谈恋爱,在明确恋爱关系时,我向警备区支左小分队负责人(也是负责机关学习和思想教育工作的)王日初讲过,并提出以后两个人都在总部工作不大好,是否让她回厂去。王日初也同意了。这时正逢市革会组建工宣队,黄金海负责组建财贸系统的市工宣队第六办公室(“六办”),知道后就提出他那里还缺人,要王日初让她去“六办”,结果她就去了市革会财贸组("六办"),也是在组织组当工作人员。当我们要结婚时,也考虑到两个人不要都在市里工作,她同意回厂劳动。我向黄金海提出后,黄也同意了,于是在六九年底前她回了电子管厂。
电子管厂在虹口区,从东安新村到厂里要乘二次公交车,车子还很挤。在有了孩子后,抱着孩子去上班,确实很辛苦的。七三年的某天,市革会工交组的一位新干部来找我,讲在仪表局听到有人说起我爱人上班路远困难的事,他建议我把她调到离家近一些的单位。我有所顾虑,怕会有不好反映。他讲这件事由他来办,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之后我爱人就调到了元件五厂。七四年,我又搬家到南昌路瑞金路口处,这样她到单位上班的路更近了,解决了上下班和照顾两个孩子的困难。我爱人的这次调动单位,是我在文革中收获的另一个利益。说实话,我内心一直对那位新干部很感激的,如果不是他主动找我,并为我办妥了这件事,要我自己主动开口提出这个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知道,这也是我担任了一定职务后才能得到好处。其时,女职工有孩子后上下班路远困难的人很多,大多是无法解决的。
(3)文革中,我们的收入情况是两个人的月工资共一百元(各五十元),再没有其他收入。除了房租有补贴外,其他支出都要自负的,所以在经济上一直是较紧的,但只要注意节俭,还是过得去的。曾见有些书刊上讲文革中的新干部也有利用权力大搞灰色收入的。这完全是胡说,当时根本就不行送礼这一套的,更不要说送钱了。我在结婚时就没设酒宴,也没收过礼金(只有原单位几位至交好友合送了一条羊毛毯),平时家中根本没什么"人情"来往的。
文革中,我也曾收到过两笔补助费。第一次是七二年,我爱人得乙肝后拿长病假的工资。某天市委警卫处的康宁一来找我,讲王秀珍知道我爱人生病拿长病假工资,与马天水商量后决定给我六十元的补助费。我收了这笔钱后曾买了一套四卷本的《列宁选集》(过去想买,但缺钱)。第二次是在七六年春节前,市委组织组负责人王日初来找我,讲去年中组部开过会,讨论了新干部的工资问题,在没解决前,可由各地决定给新干部适当的补助。市委研究后,决定给我一年二百元的补助,分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百元。我收到了上半年的这一百元,而下半年因发生了十月事变,当然就没有了。但王日初没向我讲过还有哪些人领多少补助的事,以后也没听到其他人讲起过这件事。
(4)在我主持总工会工作时,我基本上是不管钱的。而机关的财务事项也很简单的,没有收入项目,支出方面也是较固定的办公费用,可按实向财政局报销。机关工作人员除了统一购月票的钱外,几乎没有什么要报销的费用,也没有加班费,夜餐费之类的补助。而少量的大项目如市工人文化宫的大修、市工大建分校等,只要项目批准后,就由市财政局直接拨经费给有关单位,不必经我们手的。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财务制度很严,执行得也很好的。有三件事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①在市工人政校第一期学员结业时,我想应拍张全校师生的集体照留个纪念,不料拍照后的费用,学校的财务人员以支出不合规定而不同意入账报销。我要政校就此写个正式报告给我,在我批示同意报销后,学校财务仍坚持不同意,以后我又找金祖敏批示同意,但仍没用。我当时很生气的,认为这是财贸干校留用下来的财务人员故意刁难,但这话却无法讲出来的。后我干脆不再理会此事,让它宕在账上吧。此事直到文革结束,我也不知道后来是如何解决的。但由下面讲的事例来推测,这笔账目可能也是政校的老干部自掏腰包才解决的。
②七四年春节,我们在王秀珍家与王洪文通电话拜年时,按王洪文的指示和王秀珍布置,市总工会要开常委会商讨召开全市职工批林批孔大会。因正在春节休息中开会,我向黄金海提出,改善一下会议伙食,把原来的每天一元变为一餐一元(也只吃一餐),黄同意也布置给有关饭店了。不料事后总工会办公室的财务人员也以不合规定而不同意报销。我这下是闷掉了,因这个财务是我们从工厂选调来的新干部,我原对她的印像也一直较好的。结果还是用老办法,让它宕账,我不再过问了。这件事是到文革结束后,我遇见当年办公室的负责人,偶然聊到了这事,才知道这笔账后来是由总工会的三个老干部(沈涵、史桂昌、唐行南)自掏腰包结账的。
③因总部机关无招待费支出的,有人员来访时,都是我们个人拿茶叶招待的,每周一次的总工会常委学习会(或有其他会时),都由老干部沈涵拿个人茶叶给大家用的。虽然沈涵是行政十级,工资不低,但时间一长,我总感到过意不去,就提出把机关的旧报纸卖掉后,钱用来买些接待用的茶叶。但办公室向我讲,卖报纸的钱是不能领现金的,必须开支票转账。最后还是只好让老沈破费这笔茶叶钱了。其实这也不只是总工会这样的,我们到“康办”开会,都只有白开水,到马天水等领导人的办公室,也是用他们的个人茶叶的。
(5)在“工总司”初期,总部没有汽车,但主要核心成员各显神通,从基层借调来小汽车和司机,几乎每人一辆车,这种风气被张春桥严肃批评过几次后,才有了改变。原市总工会机关大班子去“五七”干校后,他们的三辆小汽车和司机移交给我们。我要办公室建立值班制度,需要用车时由轮值司机出车,所以总部负责人是没有固定专车的(当时按规定只有市委常委和市革会副主任才配专车)。市妇联成立后(办公处也在总工会大楼内),市机管局只配给她们一辆车,我和汪湘君(市妇联主任)商量后,二家车合在一起用,以后通过王明龙从一机局借用了一辆新发动机试验车,所以后来市总工会和妇联二家合用五辆车。对用车,我规定了先保证二家主要领导的用车,其他人员因工作需要用车的,由组长向办公室提出,经办公室负责人同意就可派车,所有出车均是轮值车和司机,没有固定用车的。
我在用车问题上,开始还较自觉注意,上下班一般乘公交车,只有出去开会、办事才用车。但时间一长就放松了,上下班基本上都用车接送,甚至办私事时也用车了,而且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的,这确实是思想观念上开始了变化。
(6)在一些写文革的书刊中,常提到什么造反派新干部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是都没举出实例为证。在此也讲一下我个人的情况。
我哥哥是文革前从上海科大毕业后分配到到复旦大学的。文革中他曾被借调到市革会文教组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我事先并不知道,是在我妈妈家碰到他时,才知道他被借到文教组了。某天,市文教组一位姓崔的“工代表”来找我,讲我哥哥在文教组的某项工作快结束了,他们想留他在文教组工作,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告诉崔不要留用,后我哥哥就回校搞科研的。
我姐姐是纺织局下一个小厂的一般管理人员,文革中受我的影响,在厂里也算是较早造反的,但也只是造反队的一般成员,我也没去插手过她厂里的运动。我姐夫是上海交大毕业后分配到兰州铁道学院的,与我姐姐长期分居两地。文革后期,姐姐问我能否把姐夫调到上海来,我讲要调到上海肯定不行的。我后来问过上海铁路局有关人员,他们也讲调进上海肯定不行,但铁路局在上海市外的单位如需要人,经双方单位协商同意后还是可以的。我把此意告诉了姐姐,过了较长一段时间后,我姐姐告诉我,经兰州铁道学院与上海路局的苏州铁路学校联系后,同意把我姐夫调到苏州铁校当老师。文革结束后,我姐夫才从苏州铁校调到在南翔的路局职工学校当老师。
我的舅舅是辽宁省本溪市百货公司派驻在上海办事处的采购员。文革中,上海冲击外地驻沪办事处,他们的办事处也撤销了,舅舅就回到本溪工作,直到文革结束后退休了才回上海生活。我的姑父是早年支援外地建设到山东枣庄一煤矿工作,也是直到文革结束后退休才回到上海的。
我的原单位合成纤维研究所,在文革中也是“工总司”的发起单位之一,有不少人参加了筹建“工总司”和成立大会,在“安亭事件”中有几十人北上到达南京。之后也有些人在地区和公司的联络站工作,但因有反映这些人表现不佳,我就要单位造反队把他们都撤回来,为此这些人对我很不满,这也是后来我单位造反队发生分裂的原因之一。很长一段时间中合纤所造反队除我外没有人在外面任职的,直到七三年纺织局开工代大会时应纺织局的要求,才有合纤所造反队主要负责人苏惠康到局工会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但苏并没进局党委班子。而在公司的党政工班子中,也没有合纤所的人。
事实上,在当时文革的政治大环境下,造反派新干部根本不可能搞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谁要是这么搞,那他自己就早被搞下去了。即使是恢复了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们,也不敢、不可能这样的。


六、从“工总司”到“总工会”;总部核心班子的形成和变化,以及学习和整风


"前述"
在上海的文革中,因“工总司”总部的主要核心成员大多进入了市委、市革会的领导班子和市级各组办的领导层中,成了市委和市革会的高、中层领导干部。同时,他们仍是“工总司”(总工会)的主要核心成员。由于他们兼有这两种身份,也被一些人拿来作为编造“工会凌驾于党委之上”的口实。如“准官方”编写的“史话”就不顾历史真实性,胡说什么“工总司”竟成了上海的“第二市委”。影响所及,“年代”的作者一度也在文稿中写到:王洪文以“工总司”委员(总工会常委)学习会制度,让参加者通报各自所在的市革会组办和有关区局的工作情况;又把总部的精神带回各自单位传达贯彻。对这种完全不符真实历史情况的描述,我向作者提出异议,并介绍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在“年代”中虽然已经没有了这种不实的描述,但类似的问题在某些写文革的书刊中还是存在着的。所以我想对“工总司”(总工会)总部核心班子的形成和变化,以及核心班子的学习会(包括整风会)等情况作一些介绍。
1.总部核心班子的形成和变化
(1)第一阶段(六七年四月之前),“工总司”建立初期的情况
“工总司”建立初期(从六六年十一月五日筹建起到六七年三月),因各种原因造成总部的机构很不健全,也无必要的规章制度,呈现的是一片混乱情况。无论是总部的主要成员,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可各行其事,自称代表总部向外乱表态。虽曾有过“大会主席团”,也设立过"核心领导小组"、“常委”,但都没能起到真正的“领导核心班子”作用。以下简述一下这个阶段中各个时期的情况。
①“工总司”的筹建工作,从六六年十一月五日在“首都三司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初次座谈会,到十一月九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只有不到五天时间。参加座谈会的十七个单位的代表商议筹建事项时,开始并没有推选过谁来主持筹建工作,实际上是由协助筹建的红卫兵们在掌握会议和提出各种意见,再由大家商议后分工去办的。直到确定了要开成立大会,在商议开大会各项事务时,才提出要有个大会主席团来主持成立大会。于是由十七个单位各自提名人选,经协商最后决定了六名(也可能是七名)主席团成员候选人:王洪文、潘国平、范佐栋、叶昌明、陈阿大、蒋周法,委托红卫兵们去作调查后再正式决定。最后,范、陈两位因故被拉下来,又补充了徐美英。这样正式产生出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五名: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蒋周法、徐美英(女)。还决定了王洪文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潘国平为主持大会的执行主席。另决定设立大会秘书组,由范佐栋负责。这个名单的确定,也可说是在十七个发起单位的代表中产生的第一个“核心班子”。因为当时的设想是先抢时间宣告“工总司”的成立,再来商议总部机构的设置和下一步的行动。但由于宣布了王洪文和潘国平为大会主席团的“两主席”,这实际上也等于宣告了王、潘两人为“工总司”的负责人。而范佐栋掌握实际办事的秘书组,也就处于王、潘之后的重要地位,以后也就由他在总部主持日常事务了。
紧接着成立大会发生的“安亭事件”,是完全出乎所有筹建人员意料的。由于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加上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工作机构,所以在发生“安亭事件”后,大会主席团成员连相互联系、商量对策也做不到,完全是手足无措,陷入一片混乱中。所幸的是当时的市委可能想借这一事件向中央施压,却没想到中央会派张春桥来处理此事,更没想到毛主席和党中央会同意张对事件的处理。可说是种种的“巧合”和“机遇”,让“工总司”在一成立时就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注和支持。“工总司”不但得以立足,也确立了在上海文革中的地位,对上海文革的发展也有了重大的影响。
②“安亭事件”结束后,王洪文已在事实上成了“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他召集我们商讨了总部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等事项。因为大家都是从最底层单位出来的普通工人和一般干部,完全没有经验可言,所以在这方面的反复较多,变化也大。
从我现存的“工作笔记”中可查阅到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前的一段记录:“组织工作,各个发起单位都有,一律平等。”这之下有一份“筹委会十七人”名单和“组织分工”名单。这也是现在能见到的“工总司”最早的,也较为正式、完整的总部机构名单。(在十四日前的记录,也有一份工作机构名单,但不及这份完整。)基于“平等”的原则,十七个发起单位都有一名代表参加“筹委会”,并要以此为“核心”重组“指挥部”,而“筹委会执委”成员空缺。这说明当时的总部还没产生出真正的“核心班子”,还是处于一种“筹备”的状态。
“筹委会十七人”的名单是:
叶昌明、徐美英、丁德法、缪南生、黄文海、范佐栋、张伯生、黄金海、王洪文、孔繁胤、蒋周法、陈金星、蒋财良、陈阿大、潘国平、张潮生、戴立清(另有沈林春、朱泽民两人名字被划去)。在上述名单中,戴立清单位最初参加筹建会议的是王汉清,后调为戴参加“筹委会”,戴以后也成为总部的主要核心成员。在筹建之初最活跃的戴祖祥和岑麒麟两人却没有在“筹委会”内,戴是被缪南生替代,岑也被单位换了人。沈林春是参加了筹建活动的,也被单位换了人。岑是八二二厂的,沈是基础公司的,所换上的应是上述名单中的蒋财良、张潮生(但已记不起这两人分属哪个单位)。蒋、张两人后都没在总部工作。八二二厂仍是岑在总部,基础公司是张宝林在总部工作,岑和张都曾参加总部核心班子活动。
③在我的第二本“工作笔记”最后部分,记录有一份“工总司”总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的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明确开列了总部的“核心领导小组”七名成员: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蒋周法、范佐栋、耿金章、陈阿大。据我的回忆和推测,这份名单产生的时间应在六六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后,至十二月中旬(“解放日报事件”结束后)之间。主要理由二条:一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总部扩大会议(整风)”上,孙玉喜在发言中还提到“筹委会”的名称,这说明当时还没产生“核心领导小组”。二是在我参与筹备了十二月十一日全市造反派大会后,十二月下旬我曾回本单位一段时间,六七年一月中下旬才回总部。如在我回单位期间定下的这个名单,就不大可能有我位列其中了。再者这个“核心领导小组”的名称存在的时间很短,在“工作笔记”中记有陈斌(在总部协助工作的红卫兵)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一个总部会议上的发言,其中就已不提“核心领导小组”,而改称“常委”了。但何时改为“常委”名称的,已无法回忆出了。
这个“核心领导小组”(即以后的总部“常委”)的组成人员,就是筹建“工总司”时提出的大会主席团的最初人选,再加上为拉拢“二兵团”而放进去的耿金章。但实际上这个“核心领导小组”并没能起到应用的“核心领导”作用。其主要原因是:一是没有经验,虽有了名义上的“核心”,但没有一套相应的议事和工作规则,主要成员各行其事,没有约束力。二是耿金章有“独立”之心,几乎不来总部参加会议,“兵团”自行活动,并不听从总部的。三是以后耿被抓除名,而范佐栋也因有夺权之意被清除,七人的“核心”变成五名“常委”了。
(2)第二阶段(六七年四月到六八年),形成总部组长会议形式的“核心班子”
“工总司”的初期阶段,除了王洪文、潘国平因是成立大会的“两主席”而被大家公认为总部的负责人外,其他的常委(“筹委会”或“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与总部机关各组室的负责人间都是平等的,总部也没有一个有约束力的规则,各人都是各行其是。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混乱,也有了可能分裂的危险。作为“七常委”之一的耿金章依仗“二兵团”日益膨胀的势力,其“独立”的迹像也越加显露。为避免“工总司”造反队组织的大分裂,王洪文和其他大多数核心成员采取了果断措施,关押了耿金章,撤销了“兵团”等组织,将造反队统一在“工总司”的组织体系中。在“七常委”之一的范佐栋伙同黄文海等人想排斥王洪文夺取总部大权时,王洪文在大多数核心成员的支持下,及时采取措施,把范、黄等人清除出总部,保证了总部的团结。
在六七年三月份,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号召,上海市革会也召开了扩大会议,姚文元作了“整风报告,”号召群众组织进行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王洪文和我们也感到总部再这样乱下去是不行的。经多次商议后,下决心借响应市革会“整风学习”的机会,对总部机构进行彻底的整顿。当时决定总部机关只留下各组负责人和少量骨干人员,其余人员全都遣散回本单位。而组长一级人员从四月一日起在原市委机关大院的海格大楼九楼会议室集中学习和“整风”,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回总部工作。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存在的各种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即“整风”。除此外,还很重要的是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确立了一些规则:如组长级的核心人员以后要保持集中学习的制度,明确了核心人员的分工和各组室的工作职责,规定了重要事项必须在组长级核心人员会议上汇报商议后决定,不允许个人随便以总部名义对外表态和决定什么事项。特别是王洪文还专门提出了要在总部现有人员中“成立一个党小组,开展党小组活动”(在我的“工作笔记”有此记录,但没实行)。后来还专门从基层单位选调了一些党员造反派人员来总部工作,并参加了总部核心班子的活动。
通过这次的整风和学习,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以总部组长会议的形式,产生了一个领导层面和工作层面合一的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初步形成了总部的集体领导的格式。我的“工作笔记”在六月初的记录中有一份名单:
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蒋周法、叶昌明、张宝林、王腓利、王明龙、王秀珍、戴立清、缪南生、黄金海、岑麒麟、王成龙、徐文豹、金祖敏、倪叔英、邵智慧、耿金章、沈阿友、姜延良。
这批人员是总部各组的"组长"(负责人),以及参加总部领导(核心)班子活动的人员。
以总部组长会议形式作为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六八年,因市革会建立市工宣队办公室,“工总司”总部的核心成员大多数被市革会选调到各市工宣办任职工作,以后就无形中消失了。当然,在这段时间中,这个核心班子中的成员也有增减的变化。如沈阿友、姜延良先后回单位了,而作为“工代表”派到“工总司”来的汪湘君,参加了这个核心班子活动,以后还成为协助我主持总部工作的机关负责人之一。另外,在总部“支左”的警备区小分队的两位负责人王日初和康宁一也一直参加核心班子活动的。
在我的“工作笔记”中,还记录有王洪文提出的要扩大总部的常委和(增设)委员。在“年代”一书中也提及“工总司”曾决定扩大常委和委员之事,并讲为此曾向市革会有过正式的书面报告。我的回忆:此事应是有的,但肯定没有落实过。(“年代”中讲市革会同意了“工总司”的此报告,但我没这个印象。)在六七年底召开“造反派代表会议”(后被追认为“四届工代会”)前,“工总司”只有“常委”,没有委员。王洪文曾提出过扩大(增设)常委、委员,后因想在年底开大会选举时解决,故当时没办此事。但到年底召开“四届工代会”时,虽选出了四十多名委员,又因故还是只设“五常委"。到七三年开“五届工代会”前,这个班子没有变动过。
“四届工代会”选出的“工总司”五名常委都是原来的人员: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蒋周法、叶昌明。四十四名委员中,造反派人员占了绝大多数,总部核心班子的成员几乎都在内。为了贯彻张春桥一再提出的“要团结保守派的大多数”指示,特别把杨富珍作为代表性人物放入了委员中。大会之后,总部仍延用了原来的组长会议形式作为总部的领导核心班子,而这时的组长也都是“工总司”委员了,这个任组长的委员,就成了事实上的“常委”。
我现在回顾“工总司”这个阶段的情况,感到从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角度来讲,这个阶段的情况是最好的,也是最完整的时期。一是领导层面和工作层面合一的核心班子,议事和工作有了一定的规则,消除了以往那种混乱的情况,有事集体商议,就没有了政出多门的矛盾。二是王洪文亲自主持了总部的工作,抓了组织整顿和学习教育,核心班子团结一致,消除了分裂危险。三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工作,使“工总司”从立足之初走向了稳定、巩固和发展。以下简要回顾一下这段时期的主要工作。
①“工总司”建立之初,可说几乎全依靠协助我们的各红卫兵组织开展活动。这些红卫兵学生(还有少数老师)确实十分热情和有力地帮助了我们,使总部得以渡过了最初的困难,总部人员对他们都深为感谢的。在召开半周年纪念大会(“5·9”大会)时,还特邀了北京的包炮和上海的一些红卫兵组织代表参加这个大会。六七年“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出于当时的客观原因,绝大部分在总部工作的红卫兵都撤回了学校。之后,王承龙乘机从“市机联站”调了一批市委党校和市社科院的人员来总部协助工作。(这些来总部协助工作的知识份子也是不错的,但我们当时有些怀疑王承龙想据此控制“工总司”,故陆续清退了他们。)在经过多次组织整顿后,总部机关各部门才真正完全由“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自己作主了。
②六七年三、四月间,贯彻“贵阳棉纺厂大联合经验”时,“工总司”从总部到基层造反队一度思想混乱,“士气”低落,经过反复学习,正确领会中央精神,最后终于统一了思想认识,较好地解决和促进了归口系统大联合的问题。在首先把“工总司”的财贸系统造反队与“市财联”大联合成立“市财革会”后,又陆续解决了“工总司”的科技、卫生、教育、出版等系统造反队与各自系统内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
③六七年七、八月,在“联司”和“支联总部”大搞分裂和严重破坏社会治安活动,妄图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时,总部最后迫不得已与各造反派组织联合采取了果断行动,避免了上海出现大动乱和大分裂的危险。在一些单位出现武斗情况时,总部也明确了坚决反对武斗的态度,加强了促进大联合的工作。到了六八年中期时,可说在所属单位造反队间已无武斗问题,绝大多数单位实现了大联合。
④区县和局的联络站间的矛盾(按系统归囗联合)也一度困扰过总部,通过许多次的调研和办学习班,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是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⑤在发生六八年“4·12”炮打事件时,王洪文及时召开总部核心班子会议,统一思想,坚定地反对“炮打”,使上海的形势保持了稳定。
⑥抓了召开“工代大会”的试点工作,并在六七年底召开了上海“四届工代会”。为此,总部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情况调查统计工作,也为以后的多次调查统计工作积累了经验。特别是通过这样的调查统计工作,使我们看到了工人新干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学习的迫切需要。"工总司"为此专题向市革会书面请示报告,提出开办上海市工人政治学校,对工人新干部轮训学习教育,获得市革会批准。
⑦在建立上海工宣队和市工宣队各办公室时,按市革会要求做好配合工作,向工宣队输送了一大批工人新干部。
(3)第三阶段(六九年到七三年)“工总司”改名“工代会”,机关组长会议成为“工作班子”
在六八年市革会组建上海工宣队时,“工总司”总部核心班子的成员大多被选调进市工宣队各办公室,后又都被结合进市革会各组办任职。
文革后有一种说法,讲王洪文借成立工宣队和建立工宣队办公室的机会,把“小兄弟”们塞进了各工宣办里,又用工宣办与相应的市革会组办合并方法,让“小兄弟”们成为组办的负责人,从而使王控制了市革会。我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歪曲事实的说法。要知道,六八年时的王洪文还没有这个权势能做到这一点。而上海的大事,都是要经张春桥同意后才能施行的。成立工宣办,又让工宣办与市革会组办合并这样的大事,没有张春桥的同意是绝不可能办的。再说在市革会组办的总部核心成员并不是所在组办的主要负责人(一把手),王秀珍在68年底前升任市革会副主任后离开了文教组,张宝林也同时期调任"文攻武卫指挥部"后离开了地区组,王明龙接着退出了所在的郊区组回厂劳动,在科技组的戴立清也在七二年离开了,他们离开后并没有"工总司"的人去接替。而他们原所在的组办,都是老干部或军队干部当一把手的。(黄金海也是在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离开财贸组后,才升任一把手的。)
在当时,“工总司”总部就只留下我在主持工作,并有汪湘君协助我。70年后在筹备"五届工代会"时,原总工会副主任沈涵被调来总部参加筹备工作,但"五届工代会"因故一直拖延到七三年四月才召开。72年经市委批准,采用了临时的过渡办法,将“工总司”改名为“工代会”。王洪文也同意我提出的,让沈涵作为协助我主持工作的总部机关负责人之一。这样,就在七三年的第五次工代大会之前,“工总司”~“工代会”的总部机关有了以我和沈涵、汪湘君三个人组成的机关领导核心(但汪湘君约在七二年底去负责筹迠新市妇联工作),而总部机关的各组室也都有了新的负责人。
我考虑到:原来作为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组长会议已无形中消解了,今后总部的工作再依靠他们来商议已不大可能了;再者,王洪文在六八年后的工作主要是在市革会、市委,对总部工作的关注日益少了。原来由他主持的组长会议,能称为总部的领导核心班子,而现在不可能再由他来主持原来的组长会议了。虽然王秀珍以后成为分管工会的市委书记,但在成为市委书记前,她还不能来主持这样的会。由我来主持这样的会议,当然更不行了。所以我就采取每周召开一次现任总部机关各组长的“工作会议”来商议工作。这个新的“组长会议”不起到总部的领导核心班子的作用,而只是我主持工作时用来商议总部日常工作的一种形式。对一些较重要的事项,我就向王洪文汇报,由王视情况或直接答复我,或找几位原在总部任组长的核心成员一起商议确定。有些重要事项向王汇报后就再向市委呈送请示报告。
我记忆中,王洪文在去中央工作前,找原来的核心成员开会的次数并不多,大多是为了开全委会,或为贯彻市委有关工作,需要商议时才开这种会的。这段时间中,由王洪文召集会议商定的事项,最重要的就是《工人造反报》的停办、“工总司”改名为“工代会”的问题,还有在“一打三反”和“清队”等运动中对“工总司”区县局联络站的调查整顿工作,对一批原被关押和处理的“老头头”作复查处理等。
王洪文去中央工作后,因王秀珍是分管工会的市委书记,我有事就向她汇报请示,不再直接报告王洪文了。而在这段时间内,原总部核心班子成员的变化也很大。如前面开列过的名单中,潘国平和蒋周法两个常委,以及王明龙、张宝林、王腓利、缪南生、岑麒麟、徐文豹、耿金章等都先后回厂去了,倪叔英、邵智慧也去了区局工作,还留在上面的只有我和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王成龙,以及升任市委领导人的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所以在王洪文去中央工作,由王秀珍分管总工会后,她已无法召开如以前那样能起到总部领导核心作用的会议了。
(4)第四阶段(七三年后的市总工会)
七三年四月,上海召开了第五次工代大会,选出了市总工会第五届全委会和常委会。这是上海文革中重新恢复了“上海市总工会”的名称,也较为正规地选出了市总工会的领导班子。与名义上的“四届”班子相比较,这一次班子的变化是很大的。从全委会和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来讲,虽说也曾强调过“造反派”的因素,但还是较重视了成员的代表性,尽量照顾到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市总工会的二十七名常委中,原“工总司”的主要核心成员只有十二名(包括仍在单位劳动的人员)。在一百多名委员中也有相当数量的非造反派人员,而文革之初的老头头、老造反只有不到二十人(不计上述常委人员)。当然,在七名正副主任中,只有一名老干部和一名老劳模,另外五人都是“工总司”原来的主要领导成员。
按照规则,这次选出的市五届常委会理所当然地应是市总工会的领导核心班子,但实际上却并没能做到。首先,当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章制度,对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常委会的职责权限等都不明确。其次,常委会的许多成员作为市委领导人和市革会部门负责人,不可能经常来参加总工会的各种会议。特别是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杨富珍四位正副主任几乎不来参加常委会的一般活动的。我当时考虑过的:如召开常委会讨论商议较大的事项,这四位不来参加会的话,那是不好办的。而要是常委会上只商议一些小事情的话,专门开常委会也没必要了。所以我在实际工作中还是采取老办法,用总部机关的组长工作会议来商议日常工作,对一些认为需提交常委会知道的事项,就在每周的常委学习会上通报(总部机关各组长也是列席常委会的)。重要事项则向市委请示报告(包括向王秀珍口头请示汇报)。凡召开总工会全委会,则必先开常委会通报全委会的内容和作出决定。且要开全委会前,也必先向市委请示报告并取得同意。对贯彻市委布置的工作的情况,也大多是在常委学习会上通报大家知道的。从七三年市五次工代大会后到七六年十月的这段时期内,市总工会的常委会专门讨论总工会工作的会议是较少的,所以这个常委会实际上也起不到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作用。
(5)在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变化的各阶段中,都没有以总部学习会制度来通报各组办、区局工作情况的问题
从“工总司”到“总工会”,真正起到有领导核心作用的只有在前述的“第二阶段”(六七年四月到六八年底前),由王洪文主持的总部组长会议。从我“工作笔记”中的记录可以看到,当时总部组长开会商议事情和学习等活动是较多的,一些大的事情都是由王洪文主持组长会议商定后去执行的。
六八年后,由于总部原核心成员大多去了市委和市革会任职,在这之后“工总司”总部就再没能形成如“第二阶段”中的那种集领导作用和实际工作合一的领导核心班子。即使到了七三年有了总工会的常委会,也只是个名义上的“领导核心”,而我主持的总部机关组长会议只能起到工作商议的作用。
王洪文在沪时召集部分原组长会议核心成员开小会,商议“工总司”的一些事情,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至于在王秀珍分管总工会后,她常找总工会几个常委开“小会”,这是她按王洪文赴京前对她讲的:要她“多关心”一下“工总司”的一些主要头头,也即要她管住这些人,所谓抓这些人的思想教育。他们两人开的这种“小会”是不能视为“工总司”(总工会)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
但是不论在哪个阶段,无论是“工总司”的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组长会议),还是总工会的常委会(学习会),都没有王洪文以“工总司”委员(总工会常委)学习会制度,让参加者通报各自所在的市革会组办和有关区局的情况;又把总部精神带回各自单位传达贯彻的情况。从我前述的“四个阶段”可看到:在第一、二阶段时,王洪文还只是市革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他的职位和权力都不是很高的,根本不可能做得到上述的这一种情况。如他敢于这样做,恐怕就没有以后的王洪文了。张春桥对王明龙的所谓“三军座谈会”之事的态度,已有先例了。而到第三阶段,起到领导核心班子作用的组长会议已无形中消除了。而到了第四阶段的总工会常委会,由这个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情况就可知道更无这种可能了。
当然,在总部核心成员(常委)开会时,难免会有人谈到自己的一些工作情况,特别是在王洪文或王秀珍召集的会上,因为他们是市委书记,有些人就不免想借机向他们汇报请示些问题的。而在“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右运动”时,有些人也会讲到一些运动的情况。我认为,这与有意识地以“工总司”(总工会)核心班子开会来听他们汇报和布置工作(即“年代”书中提到的所谓“凑凑情况”等)是完全两回事。
在七一年中共上海市委建立后,市总工会的工作就完全纳入了市委的领导之下(而之前也是在市革会领导之下),我主持的总部工作班子,就是按市委的要求开展工作的。
此外,在文革后非常遭受诟病的还有王秀珍常找我和另几位总工会常委(也即原总部主要核心成员)开所谓“小会”的问题,以及让几位非总工会常委的“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参加市总工会的常委会活动的问题。这种情况造成了给人以搞“小团体”的口实,但这两个问题都不应算作总工会的责任。


2.总部核心(常委)班子的学习情况
在“年代”书中,作者提到了作为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司”能改名为“工代会”,又顺利转型为“总工会”,这在全国唯此一例。但作者没有进一步说明所以能如此的原因。我想借机讲一些我的体会。
(1)探寻“工总司”能顺利转型为“总工会”,必然会涉及到张春桥、王洪文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要是没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就不会有上海的“工总司”。但即使有了支持,要是“工总司”自己不争气,也是要垮台的。以此探寻原因,就必然要提及两个人,一是张春桥,二是王洪文。
①张春桥关心、支持“工总司”,也严格要求之
“安亭事件”之后,张春桥对“工总司”很关心和支持,但也有严格的要求。在文革前期的几年中,张春桥每次回上海时,总会接见“工总司”的主要核心成员,听取我们的情况汇报,对我们提出学习和思想作风上的要求,也对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进行教育。如针对在革委会建立后,一些老头头、老造反有“失权”的想法,张多次讲过“打天下的,不一定坐天下”的问题,要造反派们正确对待在夺权后又没能结合进革委会掌权的问题。又如针对一些造反派新干部在地位有了变化后,思想作风上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张春桥强调新干部要过好“三关”(地位、入党、婚姻三关),特别提出新干部在上面担任了领导职务后,原来的工资待遇在原单位不变,要求入党的必须向原单位党支部提出申请,由原单位党组织讨论决定。他讲如果新干部不抓紧要求,也是很容易变坏的。对我们这些总部核心成员,张春桥也有过多次针对性的严肃批评。对张春桥的每次接见时的讲话,总部均有正式的记录(大多是由王成龙记的,可惜现在无法看到。而我的五本“工作笔记”中只有很少的记录,这主要是因为自己当时还没养成记录习惯,在文革中后期时,我对一些重要会议和所经手的重要事项,大多有着较详细的记录。)
“工总司”早期的集体学习和整风,就是贯彻张春桥的指示而进行的。大约是六七年四月的集中学习和整风时所发生的一件事,是我至今记忆犹深的。我们当时在原市委机关大院内的海格大楼九楼会议室集体学习,平时大家都是乘电梯上下的。某天大楼停电,我们都走楼梯上下了。凑巧的是接到电话通知讲张春桥要来参加我们的学习会,而且人已出来了。这下王洪文和我们都傻了。那时根本没有什么通讯工具能与在路上的张春桥联系的,王洪文和我们几个主要成员只得到下面大楼门口等。不一会张的车就到了,知道没电梯后就和我们一起走楼梯到九楼会议室。这一刻确实使我们十分感动的,使我们感到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张春桥对我们“工总司”的关心和支持。
②王洪文是“工总司”的好带头人
从“工总司”建立之初,王洪文就一直是总部的主要负责人,我到现在还是很庆幸当初大家能推选出这么一个好带头人。“工总司”能在十年文革中没犯什么大的错误,并得到了稳固和发展,这与王洪文带领大家一起努力分不开的。市革会成立后,王洪文就成了市革会的领导成员和副主任,但他仍能与总部其他核心成员一起参加总部的学习会和整风会,并能带头作批评和自我批评,起了榜样的作用。这在我的五本“工作笔记”中有不少记录。在他担任了市委和中央重要职务后,虽然直接指导总部的工作比以前少了,但还是一直关心着总部的学习和工作。
③“工总司”也能注重自身迠设
正因为有了张春桥的关心和教育,在王洪文直接主持下的“工总司”总部能注重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使“工总司”顺利地转型为“总工会”。下面就据我的“工作笔记”所记和我的回忆,简要介绍一些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学习和整风的情况,以及总工会常委会的学习情况。
(2)“工总司”早期的几次“整风”和学习会情况
67.5.20.张春桥接见“工总司”主要成员,在讲话中对“工总司”作了严肃批评
①在六六年的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工总司”总部在“安亭事件”结束不到两个星期时,进行了第一次“整风会”。当时的背景情况是:“工总司”才成立不过半个月,机构不齐全,人员很混杂,总部的主要成员间也还不熟悉,以致整天显得乱哄哄的。许多来总部的人对这种情况都很不满意,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在我的第一本“工作笔记”中,早在十四日就记录了大家在“群众大会”上所提出的三十多条意见,但之后情况依旧,甚至更乱了。连我们自己对这种现状也很不满意,这样就由王洪文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的总部整风会,让大家对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所谓的“整风会”,其实也只不过是让大家讲一下对他人的意见,以及对他人批评自己的意见作辩解,并没能起到什么真的作用。这当然也是与我们这批人刚从基层走上社会,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有关。
②六七年四月二、四日,“工总司”总部又进行整风和学习会。在解放军驻“工总司”支左小分队的帮助下,这次的整风学习会显得比较正规。首先安排了学习毛主席“关于纠正党的错误思想”,“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以及有关的毛主席语录。还学习了姚文元在市革会扩大会上所作的“整风报告”等有关文章。通过学习,再对照总部存在的问题和各人的实际情况,大家畅开思想谈认识,检查自己在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相互提意见,开展批评。我现在回顾起来,认为在总部多次的整风学习会中,这一次是效果显现最好的一次。基本上达到了在学习开始时提出的,加强总部的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革命性的目标,解决了以前总部机关的混乱情况,确立了总部的领导核心班子和工作秩序。
③六七年五月初,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再一次开整风学习会,当时的背景情况是:在贯彻“贵阳棉纺厂革命大联合经验”时,造反派们从上到下都产生了混乱思想(即关于“工总司”要否“倒旗”的问题),由于在宣传上的偏面性,加上当时反造反派势力的一度嚣张,使“工总司”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总部核心成员的思想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张春桥在京接见王秀珍等人的讲话向我们传达后,总部核心成员经多次学习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并通过《工人造反报》发出“工总司”不解散、“造反队”不解散的明确宣告,为使造反派“重振军威”,总部还决定了召开纪念“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即"5.9"大会)。
现在回顾当时情况,我认识到这次的整风学习会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虽然对如何学习“贵棉经验”和“工总司”不解散的问题统一了思想认识,但对当时造反派中存在的一股“怨气”并没有很好的疏导,反而起了某种煽动的作用。又因徐景贤的电视讲话讽刺了“工总司”,加深了双方的矛盾,闹出了一场风波。这也是与当时的文革形势要求不相符的。
④六七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上海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张春桥、姚文元作了讲话,而在二十日,张春桥还接见了“工总司”总部的主要核心成员。张春桥在这次接见的讲话中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据我“工作笔记”所记录的内容,可归纳为:<一>批评“工总司”召开的“5·9”大会。他指出:你们“情绪太焦躁了,焦躁容易出错误”;“现在你们受到些压力,急了,对形势的估计,有些极左”;“你们考虑局部的多了些,考虑全面的少了”;还指出:你们都经过半周年了,水平应该比过去高了,再过一年该更高了。他同时还批评召开这个大会“有些铺张浪费,这点我不大满意,我们的同志太不朴素了,这样是不能重振军威的”。对于"工总司"因"5.9"大会而与文汇报闹矛盾之事,张也表示:“我对文汇报的做法也不满意,跟他们谈了”;“文汇报最近受的压力也很大,我们要支持他,虽有些缺点,要看主流”;“我不希望你们与文汇报唱对台戏,否则最后两败俱伤,能接受一点就欢迎一点,不能接受可以保留”。<二>批评“工总司”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张指出:““工总司”弱点太多,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是我们的弱点”。对保守组织“都不是在做政治思想工作”,“要很好的学会政治工作,做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三>提出“工总司”的“组织要整顿一下”,“组织任务服从政治任务,组织要看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式”。“现在还主要是造反派内部的矛盾”,“你们内部也要搞搞大联合。可以吵架,但不能无限上纲”。(注:张的这些话是涉及到“工总司”区县局联络站的归口大联合问题)。<四>张要求“工总司”“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谦虚、谨慎、朴素的作风,我们要想到人民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千万不要搞排场”。张还要求“工总司”在这次市革会扩大会上,“希望你们在大会发言时也能检查下自己的缺点,这个检查要从全局来看(和中央贺电、中央文件比差距)”。
在张春桥接见讲话后,“工总司”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在王洪文的主持下进行了学习讨论。王洪文在会上表示接受张的批评,认为“工总司”确实存在“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眼下无人,自己高于一切”,甚至“怀疑到张春桥,想到北京去告状"。(注:这是指“5.9”大会受到徐景贤和文汇报批评后总部派我和王秀珍等人去南京找张春桥告状,但没见到张。回总部汇报后,大家很不满,认为张是支持徐和文汇报的,就有一些人议论到要去京找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王洪文还提出,“从我们最近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文汇报是批评得对,我们应该自我检查”。为此,总部决定:结合学习讨论市革会扩大会议“决议”和张的接见讲话,总部核心班子从二十三日起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风学习会。在我的记忆中,张春桥的这次接见也是在“安亭事件”后的第一次对“工总司”存在的问题(不是只对某个人或某件事)较集中的严肃批评,而且还明确地要“工总司”在市革会扩大会议上作自我检查。而在这之后,张每次接见我们时也或多或少地会有所批评的。这也使我们对张春桥增多了敬畏之心。
总部核心班子从五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三日每天上午半天在原市委党校集中学习整风,下午仍回总部工作。在六月三日后,又转入学习市革会扩大会议“决议”和张春桥、姚文元的讲话。这中间又掺插举办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学习班,部分基层造反队负责人学习班。整个学习时间一直延续到六月中下旬。整风和学习会都由王洪文主持,警备区驻“工总司”支左小分队的两位负责人也参加了这些活动。在我的“工作笔记”第五册上,对这次的整风和学习活动有较多的记录。现在下面摘录一些主要内容。
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的三天主要是学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分两个小组座谈讨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意义和解决学习的态度,以及联系我们的实际改造思想和做到思想革命化。
“工总司”学习张的讲话,“开门整风”
五月二十六日,“工总司”邀请各市级群众组织负责人来参加我们的“开门整风”,听取他们对“工总司”的批评意见。作为市级机关造反派群众组织“机联站”负责人,又是市革会领导成员的徐景贤和王承龙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很重视我们的这次“开门整风”会,专门作了指示:"工司能够这样做是很好的,工司成立后从来没有这样做,现在这样做是很好的开始。”“由工司带头把其他的革命造反组织带起来,要向他们学习,要高举旗帜,巩固大联合”。“除了向工总司提意见,也可征求工总司对其他组织的意见。”在这次会上发言的各市级组织负责人对“工总司”提出了不少的批评意见,有些还是较尖锐的指责。徐景贤也在会上发言,还就“工总司”的“5.9”(半周年纪念)大会所发生的一些争执矛盾问题,作了些自我批评。
五月二十七日,在王洪文的主持下总部核心班子专门开会,回顾昨天会议其他组织对我们提出的意见,把各组织提出的批评、指责归纳为十六条意见和问题。主要的有:“许多事例上表现了工总司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其他组织不够尊重,老虎屁股摸不得”;“工总司核心应整顿,内部不统一,随便发文签字,不考虑影响如何”;“组织庞大,基层混乱”,“经常发生摩擦”;“总部无约束力”,“管了也不能解决问题”,“严重影响当前斗批改”;“有些山头主义味道,目前仍有跨行业的组织”,“总部对此无积极地做工作及明确地表态”;“节约闹革命做得不够”,“搞小汽车容易出修正主义”(指总部一些头头都有小汽车用);对总部召开“5.9”大会的批评也不少,认为“不利于大联合”,“大会后许多已联合的单位又重拉工司队伍”;总部在有关“公革会”和“版司”等一些组织的态度上有“支持一方,打击一方”的问题。
针对各组织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总部核心班子从二十七日到三十日连续四天继续通过学习、讨论和提出整改措施。部队支左小分队的两位负责人也在会上提出:“要有自我批评”,“检查工作中的问题”,“研究一下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几天的会上,各组核心成员汇报和检查了各自的问题,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也注重研究了“边整风边战斗(工作)”的问题。总部为此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在总部增加党员人数。后由王秀珍和王明龙负责从一些基层大厂造反派中选调一些党员来总部工作(如金祖敏、倪叔英、徐文豹等),并让他们参加总部核心班子的活动。以后又从基层单位选调了一批较年轻的党员(不都是造反派)来总部当工作人员。二是调整了总部机关的工作机构设置。为适应当时的“斗批改”需要,总部机关的工作机构改设工业、交通、市政、郊县、群运等组和办公室,与市革会有关组室对口配合工作。
总部核心班子的这次整风学习会到六月三日暂告结束。王洪文在五月三十日传达了张春桥对“工总司”这次整风学习会的指示:“1.你们这样做很好,希望要保持下去。2.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要为原来那些小的问题上争论了。3.我对你们这次做法很满意。”
⑤六七年六月三日市革会举行了报告会,由张春桥就当前形势作报告,姚文元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之后"工总司"总部核心班子就集中学习张.姚的报告,以及市革会的“决议”。张、姚的报告中重点讲了:“看问题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革命造反派要看主流”,“看解放军的工作也要看主流”。"新的革命秩序基本上是好的”,“乱是有阶级性的,上海不能第二次大乱特乱,形势变了,口号也要变了”,“好的形势得来不易,破坏它很方便,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造反派学习少了,不看书不看报,光等上级布置任务”,“我们要看到弱点,掌权时间很短,没经验,要谦虚、谨慎,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很好的学习、紧跟毛主席”,“情况变了,需要我们坐下来看些书,坐下来批判”。“我们的同志对夺权后的地位变化不大理解,不能意识到地位变了”,“还不善于做思想工作,不能很好的听不同意见及反对过自己的人的意见,从中发现问题”。
67.6.10.张再次接见讲话提要求
六月十日,张春桥又一次接见了“工总司”总部核心班子的主要成员。他在讲话中说:“今年一、二月份用过昙花一现的人物这句话,希望工司同志不做这种人”。“实际上从去年十二月开始,造反派中已有分化,有昙花一现人物下去了,挽救也挽救不了”。“走资派利用我们的弱点,不断分花我们队伍,我们就要不断提高觉悟,培养一批左派,这样的人越多,革命就有到底的希望。我希望你们能革命到底”。“有些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到了某一场合,就会犯错误,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私心一来就会犯错误,我们遇到问题要少想一些个人、小团体,这样想问题我们的心胸会宽一点”。“要务必好好学习,不要放松。学毛主席著作,碰到问题就要带着问题去学习,不是马上就去解决问题。不能关起门来学习,要真正地认真学一些东西”。“你们要当心,不要因为你们犯错误,逼着我们出来批评你们。上海局面搞得好对华东、全国、国际影响大了”。张春桥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及到毛主席“用工人造反队来改造工会”的设想。、
总部核心班子的成员认真学习了张春桥的多次讲话,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要强调学习,到基层解决一些问题,改变作风";“在正常的学习外,要多看看书报”;“边学习边检查,要结合实际检查思想”;“把工总司的学习整风情况告诉大家”。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总部还开办了“工总司”各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学习班,部分基层造反队负责人学习班。重点是要通过学习提高认识,促进大联合。
张春桥在这一时期(也包括六月之前的)所作的报告和讲话,都十分强调:造反派们要认识到在夺权后,自己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因受到压制而起来“造反”,"不等于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学生”,“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告诫我们要“真正地认真学一些东西”,“在斗争中学习毛选”,“靠毛泽东思想,不犯错误,少犯错误”;还要克服“私心”,少想些个人、小团体利益;要学会“善于做思想工作”,“工作搞得踏实一些”,“多联系群众”等等。
现在再来回顾那时候的学习情况,老实讲对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这些人中真正读懂、理解的能有多少?也只是抱着单纯的信念,认为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去做是不会错的。对张春桥的讲话,我们也认为是代表了党中央精神的,是要认真贯彻的。而事实上,张对我们的许多讲话、指示,也是针对我们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工人新干部,指出我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加以引导,提出怎么去做的要求,并不都是空泛的理论说教。所以使我们在学习后感到是深受教育的,也使大家对自己地位变化后的情况有所警醒,大多数人能较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学习在“工总司”总部思想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⑥六七年七月起,因社会上“联司”和“支联总部”的活动日益加剧,“工总司”总部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此。在“8.4”行动解决了“联司”问题后,又集中力量解决有关单位的武斗问题和促进大联合的工作,之后又全力筹备召开全市工代大会。这段时间中,总部核心班子也仍然安排有学习时间,当时主要采取边工作边学习形式,核心成员每天上午都集中在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学习,下午分散活动。但这时的学习没有中心内容,流于一般化,因没有记录留下,也记不起有什么突出的情况。
六七年底的“工代大会”选出了“工总司”的常委、委员后,王洪文曾提出过每周一次的委员集体学习,地点在延安西路二百号会堂,因人多分为二个小组学习讨论,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当时的报刊重要社论文章,市革会重要会议的精神。特别是每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就立即组织学习讨论。但这个全委会的学习效果并不好,原因主要是人数太多,相互间又不熟悉,发言也只是泛泛而谈,实际流于形式。六八年间又因市革会建立工宣队和各工宣队办公室,总部核心班子的大多数成员被选派到各个工宣办任职和工作,全委会的集中学习形式已无法实行下去,就结束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时间里较重要的一次学习是在毛主席发出“要斗私批修”的指示后,总部核心班子(常委和在机关任组长的委员)有过一次整风学习会。大家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实际存在的问题谈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体会,重点就是有关专用小汽车和调住房等问题。我记得在学习之后不久,有个香港工人代表团来沪访问,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市革会外事组要求“工总司”派人去与代表团座谈介绍情况。后就由我和戴立清去华侨饭店与代表团座谈,除了介绍“工总司”的情况外,重点就谈了我们学习毛主席“斗私批修”指示的体会,举例讲了从要求配自行车发展到要配小汽车,逐步升级,脱离了工人群众等情况。
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谈“工总司”的“整风”学习
⑦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在他所写的《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叶昌明<工作笔记>介绍》(以下称为“介绍”),对“工总司”总部核心领导班子的整风和学习有所评述,在此简要摘录一些内容如下。
“介绍”提到:“安亭事件”后,“工总司”在向市委“资反路线”造反的同时,“对草创时期总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即“工总司”成立刚过半月,而“安亭事件”结束尚不到两周,“工总司”总部就召开了第一次内部整风会议,按当时的革命话语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他在开头就表示“各种思想存在,各种人都有,有政治扒手。不能抱有私心杂念来搞运动”。“工总司”二把手潘国平发言指责了别人,也为别人批评他′的事作了辩解,并提出,“司令部暂停三天接待,整顿内部”。常委蒋周法指出“总部很乱,有人在争权夺利”。“这样的内部整风会,《工作笔记》中记有很多次”。六七年四月二日和四日,“工总司”总部又连续召开整风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部成员检查自己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每个发言者都做了自我批评”。王洪文在发言中讲“工总司成立后最大的缺点是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没有抓。有单纯的军事观点,没有政治领导,开会也很少谈政治,这说明了我本身没有突出政治,造成了总部工作被动,没有关心同志的进步”。此外,“没有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有许多问题的决定是武断的,独断独行,客观上是碰头少,主观上是自己说了算,单干,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是不相信同志。常委集体研究处理问题少,个人处理问题多。总之,我没有当好班长,没有发挥左右手作用。”潘国平的自我批评是“组织上的混乱问题我也有责任”,“有养尊处优的思想”,“由于地位发生了些变化,因此思想上也有了些变化”。常委陈阿大说“我比较主观片面,容易冲动。安亭事件后,我对老王、小潘有些怀疑,发牢骚”。“会上也有对他人提出批评的”,“蒋周法没有点名的批评,所指的是王洪文”,“王洪文对蒋周法的批评丝毫没有辩解,而是虚心接受”。上海警备区“工总司”支左小分队的负责人康宁一在这次整风会上作总结时,“强调了两点:第一点是造反派本身思想的变化,‘在我们常委和组长里,地位的改变,思想上没有跟上去’,‘我们现在不要忘了一个工人的本色’,‘原来的造反派脾气在逐步消逝,坏风气在成长’。第二点是内部的团结和集体领导的形成,‘没有形成集体领导,各自形成山头,这是很大的危险。没有顾全大局,为革命利益着想’。康宁一强调的两点正是‘工总司’总部内几次整风会议所要整的重点。”
金光耀教授在“介绍”中还评论讲:“《工作笔记》中的这些信息展现了‘文革’初期‘革命造反派’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现有的历史叙述中,对‘革命造反派’往往只是强调、突出其‘造反’的一面,其造反的动机一般被认为是在基层单位受到了压制。其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确实是还有‘革命’的一面”。比如“时刻警惕地位改变后思想发生变化,时刻不忘保持工人的本色”。“这反映出当时流行的革命话语不仅仅是口头上喊的空话,而是确实成为大多数造反派认同的评判人和事的‘革命标准’。”金教授还在评论中指出:“工人造反派内在的复杂性的另一表现在于他们对‘党’的态度。造反派起来造反,其矛头所指大体上先是所在单位的党政领导,然后升级至上海乃至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冲击、批判党内走资派时,造反派表现出对本单位和本地区党政领导权威的蔑视,但同时党在他们的心目中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介绍”中提到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内“工总司”总部第一次整风会议上“针对总部内部的乱像,就有人提出‘要有党的领导’,并建议发动党员‘参加核心领导’”。事实上,王洪文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工总司’的司令,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他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在造党内走资派反的同时,强调党的领导和相信党员的作用,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理解‘文革’初期千百万工人、学生充满热情投身运动的关键所在。而此种思维方式一直在延续。1967年5月,‘工总司’在整风后,要从基层抽调人员充实总部,考虑人选时党员仍然是重要标准”。
金光耀教授还在“介绍”中评价了王洪文当时的表现:“关于内部整风会中王洪文的发言,当时满大街散发的传单和小报中并无记载,《工作笔记》对此却是实录。应该说,此时的王洪文虽已贵为‘工总司’司令,但在‘工总司’内部整风会上,还是力图按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务必’,按当时的革命话语去行事,对自己行为上有出格处如坐小汽车去吃饭等毫不掩饰地作自我批评,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工作笔记》中对王洪文的记录颇多”,“比如,1967年5月9日,‘工总司’举行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遭到徐景贤以及《文汇报》社论的批评。‘工总司’内许多人如潘国平等都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王洪文的态度却有所不同。5月22日他在‘工总司’内讲,‘从我们最近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文汇报是批评得对。我们应该自我检查’,同时他还批评了‘工总司’内的几种错误思想,如‘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怀疑到张春桥,想到北京去告状’,其他工人造反派大都从‘工总司’本身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王洪文与他们不同,他常常能超越‘工总司’本身的立场,这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确比其他工人造反派要‘成熟’些。”
(3)总工会的常委学习会
七三年市五届总工会全委会和常委会产生后,我提出并得到王洪文、王秀珍同意后,市总工会常委会确定了学习会制度,全体常委每星期一上午半天在市总工会五楼会议室集中学习(平时在单位劳动的常委也都参加)。最初的几个学习日,除王洪文在京外,所有的常委都能来参加的,但不久王秀珍、金祖敏、杨富珍这三位有市委常委职务的就不再来参加了(一个原因是市委常委会也有了每天上午学习的安排)。其他常委还是都能来的,凡因故不能来的,也都能请假的。因工作需要,我报经王秀珍同意后,让总部机关的各组室主要负责人和直属的市业余工大负责人也列席了常委会活动(直属的市工人政校和市工人文化宫负责人都是常委)。“十大”后王秀珍传达王洪文指示,让上海几位新当选“十大”中央候补委员的工人新干部也来列席市总工会常委会。这样,市总工会五届常委会实际上就有了三部份成员:一是正式的常委,二是总部机关组室和直属单位的负责人,三是几位“十大”后补中委的工人新干部。
常委学习会的学习内容,除了结合当时的形势,学习新发表的毛主席指示,中央有关重要文件、文章(如“十大”报告、党章等,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右运动的内容等),最主要的是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和马列主义有关著作。学习的方式就是一本本书的通读,当然每次只能读一段或一个章节,读后大家议论谈谈体会感想。首先是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以后是读马列的有关著作。当时毛主席对党内干部学习马列著作有个指示和开列的书单,我们就是照此办的。现在还记得读过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社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二年多时间内,大约通读了十来本书。
当然,我们这些从最基层上来的工人新干部,在文化程度、社会阅历、历史知识等各方面的水平都是较低的,要学习这些高深的理论著作,是很困难的。不要说是学好、学深,就是要读懂书中的一些名词,或弄清书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事件等,也都是很难的。我现在还有的印像,当时读《共产党宣言》时,开篇的一句“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大家对此就很不理解,因为对“幽灵”这个名称,我们习惯上认为是不好的,怎么能用来指代共产党(共产主义)呢。还有《反社林论》中的一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开始还认为黑格尔的这句话是对的呢。尽管如此,大家认为还是要坚持学习下去,我们没有急功近利的想法,抱着坚持下去必有好处的态度,多读读这些书毕竟能多少增长些知识,知道一点辩证唯物主义,知道一点马列主义的哲学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基本知识。
我现在回顾这二年多的学习情况,也感到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这个“知道了一点”。因为像我们这样一批“造反”上来的所谓“领导”,过去那知道“这一点”,不要说是读这些书,很多人连这些书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再有,通过这样的读书学习,毕竟对我们还是深有教育的,至少使我们知道了自己知识的贫乏,作为一个已担任领导职务的新干部,自己懂得的东西太少了,从而使自己的言行也会有所谨慎约束。






七、关于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问题
1.“前述”
对76年10月间发生在上海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现在很少看到当时的真实史料。而一些所谓党史研究者和曾参与处理者,至今仍有不实叙述。
一九七六年九、十月间,在中国大陆上发生了两件最重大的事件:一是九月九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因病逝世。二是在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突然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而同时期在上海也发生了一起被称为“四人帮”余党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重大政治事件。
在《革命造反年代》一书中,作为全书的最后部分,对于发生在七六年十月间的这一极为重大的政治事件,记述太过简略,给人以草草收尾之感。当年之所以会发生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其原因错综复杂得很。从对文革历史的研究来说,这最后的一段文革历史,是不能不加以深入研究一下的。而要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就要有真实的史料为据,才能得出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结果。
关于抓捕所谓“四人帮”,社会上已有许多披露“真相”、“内幕”的文章材料。我对此没有直接经历,也就没有发言权。而对于发生在上海的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我是直接参与者,对我所参加过的活动,我是知道“真相”,也能讲清“内幕”的。在文革结束后的大清查中,查清所谓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自然就成了重点中的重点。这也是我被关押审查中的最为重大的问题。市委专案组、市公安局和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用了很长时间,对我的这一重大问题作了极为认真的审查。我也写过许许多多的“交代材料”,自认为已把这个重大问题交代得十分清楚了,也得到了办案人员认为我能“如实交代”的认可。
现在离当年上海发生的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已有四十二年了,许多当事人也已逝去。然而这一重大政诒事件的真实史料,在社会上几乎看不到,许多人只是听闻有这么件事,但不知道具体情况。而在我能看到的有关回顾这段历史,描述所发生事件的少数文章和讲述中却多有不实之处。特别是有些曾参与处理这一事件的人员,在讲述中无意或有意地夹杂了一些不实之词。也有些研究学者似乎并没深入调查和核实资料,就作出了一些不符事实的论断。这是仅举几个大的例子:
①一位被介绍为“人民日报”的资深高级记者,在其“纪实”著作中曾这样写道,王洪文的“小兄弟”们在十月十三日去机场迎接从北京开会返沪的马天水等人时,因怕中央派部队随机来沪抓人,就准备了两辆架着机枪的吉普车对准着停机坪。事实上,到机场接人的只是三位市委常委(老干部),“小兄弟”无一人去接,更没有架着机枪的吉普车了。
②2014年10月上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在节目中采访了一位“中央先遣小组”成员和一位“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这两位在讲述中说:在十月十二日晚的“康办”会上,决定了在第二天(十三日)下午五点“打响武装叛乱第一枪”,因这时是下班高峰,马路上人多造成流血事件影响大。“先遣小组”在十三日早晨得到了这个“消息”后,马上报告中央,党中央当即决定让马天水等人马上返沪,终使“第一枪”没能“打响”。在这次釆访中,也是这两位嘉宾还曾绘声绘色地讲:在十二日晚的“康办”会中,黄金海大吵大闹,汪湘君大哭得在地上打滚。可事实是黄和汪都没参加这会!
③2015年“解放日报”连载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作者即上述两位),文中竟然说:在十月十二日晚的“康办”会上,决定在第二天“打响第一枪”后,还要杀害108位反对“四人帮”的老干部和“中央先遣小组”成员。但我们直到被关押时都还不知道有“中央先遣小组”之事,何谈“杀害”他们呢?
被作者和讲述者描绘得有板有眼的这三例所谓“事实”真够严重的了。试想如真有这种“事实”,专案组能不查得一清二楚?我如不交代清这些“罪行”,能放过我吗?但事实上办案人员根本就没向我查问过这些事,连提都没提到过。我不明白迟至今日,这些人为什么还要讲这些“瞎话”。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知道当年上海所发生的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真实情况,我把自己在审查期间所写的,我自76年10月8日到15日参加活动的详细情况的“交代材料”抄录在后。另再补充了10月15日以后的一些有关情况于后面,以供感兴趣者参阅,
2.抄录我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写的一份“交代材料”
(1)关于“抄录的说明”
①七六年十月底,我被“监护审查”后,到八一年初时,我曾就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写过许多“交代材料”,我都留有底稿。现抄录于后的这份材料,就是按办案人员写一份全面的“交代材料”之要求,我将之前所写的材料(底稿)综合而成的,也是我就此问题最全面、详细的“交代材料”。
②这份材料的涉及时间是从七六年十月八日下午到十五日晚上,也都是我直接参加过的活动。因篇幅较长,我还编了“目录”便于查找,现抄录时将该“目录”略去了。
③我是按这份上交材料的“留底稿”全文抄录的,由于“留底稿”中为省篇幅,有不少名字、名词都是简略的,为便于不了解历史情况者阅读,我在抄录时,凡第一次提到这些名字、名词时都予以恢复全名(全文)。但后文中再提到时,有的仍为简略;原文中有的段落过长,在抄录时适当给予了分段;原文中有“()”的则照抄。我现在感到须作必要说明的,则用[叶注……]标注。
(2)原文抄录(以下按日期分段):
2/27(预审。1/15要求写“亲笔供词”:参与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罪行。共七十页)
76.10.8.下午:“康办”会议
下午约三时,我在合成纤维研究所劳动时,接到市总工会办公室的电话:市委办公室通知我去参加市委常委会。约五时,我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学习室参加了由徐景贤主持召开的市委常委会。这次会议参加者有: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列席市委常委会的周丽琴、陈新发、金传德、陈阿大、叶昌明、汪湘君、陈佩珍、冯品德、朱永加,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肖木,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等。
徐讲:马天水昨天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已去北京开会了。周司令也一起去的。我们想打电话问问几位领导(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中央开什么会,但都找不到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没联系上。想找金祖敏问问,但全国总工会说找不到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叶注:周司令为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也是市委书记。金祖敏时任市委常委,被调北京任“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在京工作。]
王秀珍讲:马接到中央通知后,我们想问问王洪文,是开什么会,要作些什么准备,就打电话给王的秘书孙兆良,但电话没接通。又打电话给张春桥的秘书,也说没人接电话。不但秘书没有,连其他人也一个没有。电话局说对方没人来接电话。又打到姚文元家里,也是无人接电话。
徐讲:我九月下旬(约二十三日)到北京去时,曾问过张春桥,中央最近会否开三中全会?张说过最近不会开什么会的。所以我们接到马、周去开会的通知后,感到奇怪,就想打电话问问看。但一直找不到他们人。我们猜想是否中央正在开什么重要会议,所以不接电话。于是找了何秀文来,让他往张、姚处打电话,还是找不到人。又找了廖祖康来打电话,也还是找不到人。廖、何都找不到人,我们就感到情况不大正常了。
廖讲:我打了几次电话,长途台都说没人接。怕是那边长途台不接,又用微波电话直线打到王洪文处,电话铃响的,但没人接,说明家里一个人也不在。要是中央开什么重要会议,也不会家里连一个服务员也没有的。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不管中央开什么会,几个秘书还是能打电话进去的。
徐讲:后来我们打电话给周宏宝、祝家耀,问他们中央有否开会,他们都说没听说中央要开会。又问他们是否知道中央通知开会的事,也说不知道。[叶注:周宏宝原系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时调任教育部领导成员。祝家耀原系上海市委机管事务局负责人,时调任公安部领导成员。两人均系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徐讲:我想人民日报的消息总快些,就打电话给鲁瑛,他也说不知道要开会的事,但鲁说话的神气不像以往。过去打电话时,他是很活跃的,话很多。这次却说话死样怪气的,好像不愿听电话,说不了几句就挂了,这总是有些缘故的。徐讲:马去开会时,我们说好的,他到京后就打电话来,告诉一下是什么事情。但去了后一直没电话来,要是他自己开会没空,房佐庭总可以打个电话的。我们就打电话到京西宾馆去找马,但那边却回答马没来过,大约是封锁不让打电话的。因缪文金在京西宾馆住过较长时间很熟悉,就叫缪来打电话去找。[叶注:鲁瑛时任人民日报负责人。房佐庭系马天水秘书,同去北京的。缪系市委警卫处人员,时为金祖敏秘书去京工作,这时正在沪。]缪装作是在北京打的电话,终于问到了马是在京西住的。但电话打到马房间,是房来接的电话,要他去叫马来听电话,过一会却仍是房来说马有事不能来听电话。我就问他,中央开的什么会?他说话吞吞吐吐的,不说开什么会。我估计他身边可能有人监视,不好说什么。我就问他:马身体怎么样了?为什么不接电话?他说马有些感冒了,后又说自己也“老胃病复发”。徐讲:我记得房是没胃病的,怎么又说“老胃病复发”呢?就派人去问他爱人,是没有胃病的。看来房说“老胃病复发”是句暗语,是暗示我们出事了。
徐讲自马去开会后,出现了一些反常的情况。徐讲过(有一些王秀珍也讲过)的有:警备区向市委报告,接到大军区电话通知,是传达军委首长的一个指示,说(大意)一级战备撤销后,战备工作有些松懈,现在要认真抓一下战备,防止苏修美帝的突然袭击,蒋匪的扰乱,还要防止“内潜外逃”。徐读了一下打印的一份记录后讲:一级战备才撤不久,怎么又突然要加强战备了?特别是说的“内潜外逃”是什么意思?所谓“内潜”、“外逃”就是有人派遣进来和有人要逃出去了。这种提法,过去战备中也没有过的。而且这次市委没有直接接到通知,是要警备区转告市委的,这种做法也没有过的;于会泳电话告诉徐,原定他带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过二天就要出国了,现突然接到通知,叫他们代表团不要去了,并说会由外交部通知阿方的。这样突然的临时取消这次访问,他想不出是为什么;[叶注:于会泳时任文化部部长,也是上海调京的。]上海广播电台向徐汇报: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和“继承毛主席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两首歌曲。徐讲:我把这两首歌词都看了,都是宣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指示的,没什么其他问题,想不出为什么要停播;市文化局或警备区政治部向市委汇报,原定这几天内由总政治部在警备区某连召开的部队连队图书工作现场会,总政突然来通知撤销不开了。徐讲:过去中央通知开会,都是通知市委,再由市委通知各人的。这次接到中办电话后,市委办公室就打电话告诉周司令,周说他已经知道了,是中办直接通知他的。周说他身体不好,能否请假。中办说可带医生,一定要他去的。
徐在讲了许多所谓反常情况后讲:我分析房说的“老胃病复办”这句话,可能是指那些受到批判的“老右们”见毛主席逝世了,又在闹了。所以他说是“复发”。现在可以肯定中央是出事情了,但究竟是什么事还不太清楚,我们已要缪马上回京去打听一下情况。珍[王秀珍]讲:今天正好有一架专机送宋庆龄来上海,就让缪搭这架专机回京。以往也有这种情况,和专机机组一说就行了。但今天缪去搭专机却不一样了。反复问了缪的身份,问清是金祖敏的秘书,又电话请示了,这才同意让缪搭机。珍可能还讲过,要缪到京打听情况后就打电话来报讯,要是一般情况就说“肚皮痛”,较严重的就说“胃痛”,最严重的就说“心肌梗塞”,现在还没电话来。珍也讲过中央肯定出事的话。徐讲:我和珍商量后,感到这是大事情,有必要向常委会说一下,大家有个思想准备,但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大家不要到外面去传。我们还要千方百计的打电话去联系,了解情况。有什么新情况,我们会及时告诉大家的。珍讲:这几天大家待在机关里不要跑开,要是出去,要告诉机关里人在那里,要有事就能找到人的。珍对我和汪湘君讲,你们的劳动暂停一下,先回机关去。
这次会议时间不长,大约个把小时多一点。会上主要是徐、珍讲话。大家听了他们讲的情况后是有些吃惊的,对所讲的所谓反常情况,也有所议论和问过一些具体情况。我也只是有过一般议论,如同意徐所讲的对“老胃病复发”的所谓分析,战备和“内潜外逃”的意思等。认为徐、珍所讲的一些情况确实有些反常的。约是散会时,我听见廖祖康问徐、珍,黄涛在大屯,是否叫他回来吧?徐、珍表示同意。散会后,我先到总工会去的,见没什么事就回家了。
76.10.8.晚:王秀珍召集会(市民指、东湖)
十一时后,我在家睡觉时,陈阿大来电话讲:王秀珍要我(陈)、你和沈涵、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马上去。我问到哪里?陈讲到三十一棉厂去,你通知沈、明(龙)先到我这里(工交组)来,再一起去。黄、振(龙)由我通知。我答应后,就先通知了沈,他在总工会值班,我叫他直接到陈的办公室去,并叫司机放车来我处。我又打电话给明,告诉他是珍找我们去,要他在路口等我。车来后,我接了明到市革会。到陈办公室时,沈、振和金传德已在。陈告诉我,他已叫黄金海直接到三十一棉去准备会议室了。我问陈是什么事?陈把我拉到里面讲,就是下午说的事,看来情况有些紧张了,人(指王张姚)到现在还没找到。珍叫我们到三十一棉去,他们等一会就来。
之后,我和陈、沈、振、明坐一辆车去三十一棉。到厂后,黄金海已安排好一间接待室在等我们了。陈叫黄找一个直线电话,派人守着听电话,不要跑开。还要黄派人在厂门口和楼下保卫值班。黄都照办了。沈和黄问陈,是否王洪文要来?陈没答。在我们坐等时,廖(祖康)来电话,黄去听后来讲,廖问我们人到齐没有,叫我们等,他和珍已到了民兵指挥部,等一会就来。过一会,廖又来第二只电话,也是黄去听的,讲他们不来了,要我们马上到市“民指”去。
于是我们分乘二辆车(一辆陈的车,由黄先坐来的)到市“民指”。珍的司机在大门口等着,告诉我们到三楼办公室去。我们六人到三楼,先看到朝北一间大办公室里有王秀珍、汪湘君、李彬山、杨新亚、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廖祖康等人在交谈。珍、廖见我们来了,就出来叫我们都到朝南一间大办公室去。在大办公室里时,珍向我们讲过很短时间的话,因电话多太闹,就一起到朝东的一间休息室去谈。珍和我们在大办公室里讲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因都和在小休息室说的混在一起了)。钟曾拿了些他们印制的《通讯录》发给每人,讲有什么事可打电话来。
参加小休息室谈话议论的人有:王秀珍、冯国柱(是在与李、杨等人谈话后进来的,后又曾出去与翁默清谈话),陈阿大、叶昌明、汪湘君、沈涵、黄金海、施尚英(因进出较多,有些议论没参加)、吴立义、钟定栋、印玉泉(吴、钟、印都只参加了前面一段时间,后退出)、马振龙、王明龙、康宁一(后出去的)、廖祖康等。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王锡林、杨金泉等人在外面办公室里,只是叫听电话时进来过。这个会上所讲过的话和议过的事,约有(时间、顺序上有颠倒):
珍先讲:中央出大事了,市委研究后认为有必要告诉大家一下。我和徐景贤兵分二路,他和王少庸在另外地方找文教口的人谈,我和冯国柱到这里找工会和民兵一头谈。接着她讲了中央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去开会和一些所谓反常的情况(讲到的约有中央军委首长加强战备,防止“内潜外逃”的指示,与“四人帮”和金祖敏失去联系,房佐庭讲“老胃病复发”等)。珍讲:缪文金已来电话,说是“心肌梗塞”了。这时康宁一可能插话讲过与缪约定的暗号。珍讲:祝家耀也来电说,到京西宾馆去看过了,人员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说明他们把人都抓起来了。珍讲:徐打电话到文化部找于会泳,没找到。刘庆棠接的电话,说他们那里还没什么消息,他们曾打电话去找过江青,也是找不到人。晚上徐再打电话去找于、刘,一个也没找到。接电话的人说他们都生病了。明明下午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都生病了,看来也是被抓了。珍讲:接到中央开会通知和感到情况反常后,我们打电话给陈佳忠,想问问福建有否人去开会,陈不在。又打给魏秉奎,魏说辽宁没接到通知,又问他有否与毛远新打电话,毛情况怎样?魏说前不久与毛远新通过电话,身体很好。廖在珍讲所谓反常情况时,也作过补充,并讲了他向北京打电话,凡是能找的地方都问了,还是找不到人。看来是出事了,否则不会这样的。廖还讲,我用微波直线电话打到江青的楼,有一个男的来接电话,说首长不在家。问他名字,不熟悉,不是这个楼的人。等一会我再打电话去,就一直没人接了。看来江青那里也出事了。陈讲:外经部长方毅正在上海,突然接到北京电话,说他家属病了,要他马上回京,他已经赶回去了。看来不会真是家属生病,而是和这件事是有些联系的。
听了珍等人讲的情况后,大多数人很吃惊,表示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珍又讲:中央出修正主义了,把这些一直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都抓了起来,这是右派搞的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她讲:毛主席一直教导我们,我们要警惕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就要起来造反,文革就是为了反修防修的。现在毛主席才去世不久,他们就搞政变了,就像赫鲁晓夫一样。我们要跟修正主义对着干,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革的胜利成果!她还讲:上海工人阶级是富有革命传统的,是毛主席肯定和支持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和他们对着干,不能当投降派,做“王连举”(叛徒)!大家也议论纷纷,表示同意珍所讲的态度。我讲:这样搞法是右派搞宫廷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了。还讲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也没敢马上动手。现在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他们就这样搞了,比赫鲁晓夫搞得还快!我还讲:文革中我们起来造反,就是为造走资派的反,批修正主义,现在出修正主义了,当然要和他们作斗争,不能投降,当叛徒!陈讲:中央出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对着干,绝不做叛徒!沈讲:毛主席逝世不久,想不到他们就这样快动手了,真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黄讲:他们这么快就动手了,那就和他们干一场吧!黄还学《杜鹃山》的一句台词,对珍讲:请发给我一支枪吧!振、明等人也讲过“要对着干”的话。
珍去听了一个电话后,对我们讲:徐来电话说,刚才收到中央台的广播,中央的两项决定是出版毛选五卷和全集,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大家一听感到奇怪,问怎么会在半夜里突然广播这么重要的决定,而事先一点没有消息。沈问珍,怎么会现在广播的,市委是否知道要广播中央两项决定?珍讲:没接到通知,市委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她讲:看来他们是要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广播这两项决定就是想用撑旗帜来收买人心。廖讲:现在北京的气氛和这两项决定怎么对得起来呢?北京现在是修正主义上台在抓人,他们怎么会真的纪念毛主席,无非是要块牌子。我讲:这么重要的消息,不发预告,又是半夜突然广播,这是有阴谋的。因为群众不了解真相,一听广播的是这两项决定,当然会拥护的。这样可把人心拉过去了。陈阿大等人也讲,广播这两项决定是在造舆论。
珍、廖问施,指挥部准备的情况怎样?施讲:已派人下去检查各区指挥部的值班情况。“市指”有关人员也在拟方案,准备明天开会布置下去。市委原已批准下发的武器,有一部分还在区师指挥部,没来得及发下去,也在明天布置他们立即下发。(他讲过一些武器弹药的数字),还在“市指”和“康办”部署了机动民兵队伍。我讲:民兵的武器应早点发下去。珍问振关于轻工生产的武器弹药情况。振讲过一些数字,多少已交警备区仓库,厂里还有多少。还讲厂里的不交了,“市指”要用可去拿。我也讲:不要再交警备区保管了,可以给民兵用。我们在议论怎么对着干时,提出了要搞罢工,组织群众游行,刷大标语造舆论。廖讲:宪法上为什么要写“罢工”,毛主席说过的就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陈讲:上海还可以搞总罢工。我赞同罢工,讲总罢工不行,水、电厂不能停的。“赤卫队”就是要搞“三停”遭到群众反对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应当派民兵到水、电厂,一些要害单位保护好。不要出了事,自己被动。那些可以停下来的厂可以罢工,发动工人上街游行,刷大标语造舆论。我还讲“安亭事件”实际上也是一次罢工斗争。陈对沈讲:搞罢工,你是有经验的。沈讲:罢工时,工人应留在厂里守卫,不能离厂的。解放前罢工都是这样的。要是离开厂,工厂就被他们占领了。黄也赞同罢工,但不能总罢工。
冯国柱同李彬山、杨新亚谈话后,来对珍讲:我已和他们谈好了,他们要回去休息,问你还有什么事?珍讲没有事了,让他们回去。廖讲:不能让他们回去,要叫他们睡在这里。把他们拖在身边,有起事来,你市委下命令,还不如由他们打个电话快。珍问施,这里有地方睡吗?施答有的。珍就对施讲:你去为他们安排个休息的地方。对他们说,今晚就不要回去了,明天上午仍去浦东大楼开会,不要露声色。施答应后和冯一起去安排的。在议论到马天水和周司令去开会的态度时,珍讲:打电话找马,一直没来接过电话,很可能会因他抵制而不让他回来的,周是可能回来的。廖讲:周肯定能回来的,而且可能是中央派他来抓我们的。冯讲:要是周回来是来抓我们的,那他回来时就不会告诉我们的,可能一回来就跑到天马山指挥部队来搞我们。廖对珍讲:应告诉民航一下,要是周回来,或有中央专机来,要马上报告市委。不要人已回来了,我们还不知道。他又讲:也要告诉铁路一下,可能会坐火车来的。珍同意后,是由廖去通知上海民航局,陈通知工交组转告铁路局的。
冯对珍讲:叫廖继续向北京打电话,设法打听情况。他还讲:与北京的电话联系一定要保持畅通,不要有起事来,电话也打不出去了。冯讲:是否把翁默清找来关照一下?珍同意后,冯叫王锡林通知翁来。珍讲:他们是要抓人的,几位领导(指王张姚)肯定被抓了,金祖敏看来也被抓了,马天水也会被抓的。现在他们已对文化部下手了,接下来就会对上海下手的。她讲:“康办”目标最大,已经不能待了。本来叫张敬标一起出来的,他说总要有个人听电话,他愿在“康办”留守。现在市革会,总工会这些地方都不能待了。这里(“市民指”)也不安全,不能多待。冯问施:这里有几条出路?施讲:只有一个大门出入。冯讲:只有一条出路不行的,只要来一个连把大门一堵,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个地方不能待。珍讲:可像砸“联司”时设一线、二线指挥部那样。你们(“市民指”的人)也不要待在这里,要转移出去。廖问施:你们有指挥车吗?施答没有。廖讲:怎么搞的?指挥部早就该准备几辆指挥车了,现在连一辆也没有,你们转移出去后怎么指挥?你们的战备工作太差了,连张像样的地图都拿不出。我讲:城建局有地图的,“工总司”过去向他们要过一套上海地图,很详细的,指挥部也可去要的。陈也讲:如要,可去城建局拿。施讲:上海的一般地图,指挥部都有的,已派人在作部署了。指挥问题也研究过了,决定把民兵电台分到各区指去,电台昼夜值班,保持与“市指”的联系。指挥部正好办了一期民兵电台通讯学习班。决定停办。部队来的人都回去,学员随电台分到各区去值班。廖讲:你们的电台功率太小了,不行的。黄讲:水产局渔业指挥部楼上有电台的,是指挥海上渔业生产用的,功率总可以的了,是现成可用的。施讲:那电台不能用的。要是民兵台不行,还有市人防办的战备电台可用,这套系统联络是可靠的。我讲:光电台联络也不行,还要组织一支机动通信联络队伍,保持我们相互的联系不中断。施讲:指挥部已考虑过,要建立一支摩托通信队伍。黄讲:海洋渔业公司有一百多条船,有人有枪,又是机动的,是支较强的力量。指挥部订方案时可考虑的。珍讲:“康办”还有王、张的家属,要加强力量保护好,特别是要保护好王的家属,我们有责任保护好革命后代。康宁一向施讲:“康办”的保卫力量还没落实,民兵还没去联系过。要告诉徐汇“区指”赶快落实。珍也要施快去布置落实。施答应后,叫钟去徐汇“区指”布置。康也讲和钟一起去安排。
在议论中央可能派周司令来抓我们时,冯讲:中央也可能从南京派部队来的,要注意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廖讲:南京调部队来,只要过来就能发觉的。反而是在上海的部队要注意,不要他们来动手了还不知道。施讲:民兵一头是能掌握的,部队方面无法掌握。我讲:外面来的部队是易发觉的,就怕驻在上海的部队动手时,我们会措手不及。指挥部应派人到部队驻地附近监视动静。黄讲:警备区主要是松江、南汇二个师,可叫青浦派人到路口去监视,只要那里部队来市区,都要经过的,马上可以发现。施讲:不用派人去的,要是部队调动,我们能知道的。有人讲到,中央派周或其他人来时,不一定会从虹桥机场来,也可能从江湾军用机场来。陈讲:叫他们用不成江湾机场也很便当的,只要叫把机场的电拉掉,就不能用了。又讲:不用拉电,只要开几十辆大卡车到跑道上去,飞机就不能降落了。后又讲:也不要用卡车,只要吊十几吨大钢锭放在跑道上就行了。珍讲:他们如果来抓人,那我们也要干的。廖讲:要是真派部队来动手,那也只好大家板下脸来干了。
珍讲:这里不能待下去了,要马上转移。我看还是找个工厂,到工厂去,群众会保护我们的。即使在工厂里把我们抓去,对群众也是个教育。黄讲:还是到我们厂去,运动初期“工总司”有一段时间常在厂里的。厂里老造反多,有基础,地方也大,前后有几个门可进出,即使他们来人也不容易找到的,转出去也方便。珍不同意,讲:十七棉、三十一棉这些厂都会受人注意的,不能去。王明龙提出可到闵行去,那里大厂多,工人集中,力量强,有起事来往市区调队伍也很快的。他还提过,可到中华造船厂去,复兴岛地方大,又偏僻,不引人注意的。施提出到江南造船厂去,讲:江南地大人多,背靠黄浦江,对面又有上钢三厂,易于隐蔽。要是不行还可转到浦东去。施还讲过可待在指挥部“101”艇上,在江中游动,谁也找不到的。议了一阵,这些提议都被否定了。我讲:那些有点名气的厂是不能去的,到郊区厂不便于及时了解情况。最好在市区找一个有点基础,但又不出名的厂,这样能隐蔽,又能了解情况。廖讲:到工厂去是不行的。厂里人多太杂,我们这些人突然去了,不更引人注意了?,我们去的地方,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要隐蔽,我们进出不会引人注意;二是要解决我们的吃住;三是要有电话,便于对外联系。只要附合这三条,哪里都行。陈讲:房地局控制着一批整栋的新房子和花园洋房,可找一处隐蔽的去。睡觉、电话都能很快解决,就是吃饭难办。冯讲:要么找个招待所,这三条都能解决了。大家赞成,议了到哪个招待所去。冯提了正在筹建中的静安宾馆,原高教局、市妇联处的几个招待所。廖都不同意,讲这些地方都在大马路边上,平时又一直没人用的,突然那么多人进出使用,一般人不会问,知内情的人是会怀疑的。廖提出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去。他讲王洪文在哪里住过,我们去了,不引人注意,那里进出也很隐蔽的。珍、冯都同意。廖讲我打个电话叫肖云机他们先去安排一下。
翁默清到“市民指”后,是冯去与他在另外的房间谈的。过一会,冯来对珍讲:我和翁谈好了,你还有什么事要向他说的?冯讲:翁说他到邮电局不久,情况还不熟悉,究竟哪些人可靠,还不知道。冯又对陈讲:翁说长话局党委书记是个解放军,他不熟悉这个人,你知道情况吗?陈讲他不了解。冯又对珍讲:是否你再去向翁说一下,就让他回去布置。珍答应后和冯一起出去,陈也跟出去的。珍、冯、陈三人回来后,珍就催着赶快转移。她还对施尚英等人讲:我们走后你们(“市民指”)也赶快转移出去,不要待在这里了。我和陈、黄、振、明、廖先走,我们到大门口时,翁还在门口等他的车子。这时已是九日的凌晨约三时了。(后注:去东湖前要补黄讲邓出来问题的话,见第146页。还要补本页最后一段。)
[叶注:上述“()”中的内容,现抄录在下面]
在“市民指”时,施、吴、钟、印等指挥部人员,先是和我们在一起议论的,后廖对他们讲:你们不要都聚在这里,另外找个地方去研究你们自己的事去。吴、钟、印等就退出去了。
在“市民指”,我们去东湖前,黄讲:现在他们可把邓小平抬出来了。我讲:也不一定的,他们把权拿到手后,不见得肯把权再让给邓的。他们间也不会没有一点矛盾的,谁有了权肯轻易的交出去?
[叶注:十月八日晚参与活动的人员:王秀珍,市委书记。冯国柱,市委常委。陈阿大,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市总工会付主任。沈涵,市总工会付主任,也是文革前的市总工会付主任。汪湘君,市妇联主任,市总工会常委。黄金海,市革会财贸组主要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委。施尚英,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委。马振龙,市轻工局党委付书记,局工会主任,市总工会常委。另:李彬山,市警备区副政委,“市民指”主要负责人。杨新亚,市警备区副司令。吴立义和钟定栋、印玉泉三人均为“市民指”负责人,吴也是上警军人。康宁一,市委警卫处政委。廖祖康,王洪文秘书。翁默清,市邮电局党委书记,老干部]
我们到东湖七号后,廖对我们讲:中央广播两项决定这一手是很厉害的,群众听了肯定拥护的。接着就可说几位领导(王张姚)反对这两项决定,是反党集团,所以把他们抓起来。廖讲:接下来很可能就会广播中央关于反党集团问题的决定。你们信不信?大家同意。黄讲:在半夜里急急忙忙广播这两项决定,当然是别有用意的。珍、冯、汪、沈等人来后,我们就一起听广播。我和陈、黄、廖等人曾对冯讲:不睡了等天亮再听新闻节目,看是否会有消息。后珍、冯、沈等人先去睡了。我们几个人议论了一番。廖讲:要是中央广播揪出反党集团的决定,相信吗?我讲:我们知道了真相,怎么会相信!明讲:广播两项决定,这里是有阴谋的,再广播反党集团决定,当然不会相信。其他人也讲不会相信的。廖讲:光你们几个不相信没用。还要想想中央真广播了,你们怎么办?中国的老百姓正统观念很强的,他们以中央名义作出决定,群众听到是中央的决定,当然会相信的。陈讲:中央广播了,上海电台可以不转播,报纸也不要登。廖讲:这没有用的。你不转播,上海还是能收到中央广播的。现在主要是群众还不知道真相,要是知道了真相,就不会相信了。他们要是把事情公开,我们也要造舆论揭露他们。我讲:是要向群众揭露事情真相,我们可以发动群众去刷标语造舆论。我还讲: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是反蒋介石的,蒋还不敢抓她。现在连江青都搞了。真比蒋介石还厉害。廖又问我们,要是他们真的来动手,你们敢不敢干?我们都讲,只要市委带着我们干,我们当然干!黄对廖讲。现在该给我们发枪了吧!廖讲:给你枪有什么用,又不是靠你们几个人来干。黄讲:情况紧张了,有支枪也可以防防身。真需要时,我们也可上去干的。黄又指着身上带的一把匕首讲:现在到派用场的时候了。廖讲:你带这个干啥,不要到时候还没用,就先给别人缴去了。我们也讲黄,即使发了枪,又不能用,还要当心被人拿去,反是麻烦。廖对我们讲:有起事来,不是靠你们几个去上。要等到你们也去上,那就完了。你们都是上面的头头,主要是组织指挥的人。廖还讲,现在工会,妇联就是要发挥作用,要去发动群众造舆论。睡觉时,黄对我讲,展览馆上午有一外贸展览会开幕,他要去参加的。
76.10.9.上午:我在总工会,合纤所的活动
约八时,我们在东湖七号招待所吃早饭时,珍对我们讲:大家仍回各自机关,要像平时一样,不要露声色。但人不要跑远,出去时要告诉机关到那里去的。这里有王锡林等值班,有什么情况会随时告诉你们的。你们人在那里,也要打电话给王锡林说一下。大家要多加警惕!之后,我打电话到总工会,叫司机把车开到新乐路东湖招待所大门口。我和汪、沈到那里后,没等到自己的车,却碰上来接王日初的车(王已坐东湖的车去机关了)。[叶注:王日初原为警备区在“工总司”的支左小分队负责人。时任市委组织组负责人]
我们坐了王日初的车回总工会。我对汪、沈讲:是否商量一下机关里怎么办的事?他们同意,就到我办公室。我对汪、沈讲:要加强机关的值班保卫力量,原来值班只是听听电话,都睡觉的。现在晚上要通宵值班,不能睡觉。还要在后门口增加二个人值班,晚上不是机关的人不要放进来。这个值班可以机关民兵名义安排。汪、沈表示同意。沈问我:布置时怎么说法呢?我讲:可以加强战备的名义布置。军委首长不是有这个指示吗,可传达一下,这也是市委布置的。我又讲:白天,工会、妇联都要加强电话值班,叫403室几个人守住电话不要断人,有事马上报告。只是我们“红机”也在403室,晚上怎么办?汪讲:我们“红机”在值班室里,晚上有人的。我讲:那告诉“康办”要是晚上有事,可打妇联“红机”,由妇联转告工会。你(汪)在妇联关照一下。汪答应了。[叶注:当时市妇联与市总工会是在一个大楼内的。“红机”即保密电话机。]我讲:叫403室清理一下文件材料,先把有中央领导(王张姚)、市委领导批示的材料,以及我们自己工作中形成的材料理出来放开,其他文件可慢一点。我对汪讲,你们是否也要理一下?汪答应。我又对沈讲:这两件事,你去布置落实一下。沈答应后就和汪走了。我可能直接向陈福良讲过:今天开始,你们这里[叶注:403室]不要断人,吃饭轮流去,守住电话,有事要马上报告。晚上“红机”由妇联负责,有事她们会来说的。唐行南来对我讲:电台广播了中央两项决定,下面的反应一定很强烈的。我已叫他们分头下去摸情况了,准备搞几个简报。我对他讲:这两项决定的内容,实际上在毛主席逝世时的情况反应中都提到过的,已出过很多《简报》了。这次可简单些,只要发一期表示拥护、欢呼的简报就行了,不要多发。唐听我这么讲法,怔了一下,但没说什么,答应了声就走了。[叶注:“403”室系总工会的机要室。唐行南为总工会办公室负责人,系老干部。]
我打电话到合成纤维研究所党委,张鹏飞接的。我问黄汉中在吗?他可能讲是出去了或是要顶班劳动在休息。他和陈绍玉、陆群在。我讲:你们不要走开,再找二个管民兵的人来,我马上到合纤所来,要问问所里的民兵情况。张答应了。我又打电话到纺织局工会,对苏惠康讲,我马上到所里去,你也去。你等在门口,我来接你。之后,我向“403”室关照了我到合纤所去。就坐车去接了苏一起到合纤所。到所党委后,副书记张鹏飞、陈绍玉、陆群在。这时已是十时多了(我打电话给东湖七号值班的,讲我在所里)。[叶注:合纤所是我所在单位。黄汉中,时为所党委书记,老干部。苏惠康,原为合纤所造反队负责人,时为纺织局工会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张、陈、陆均为造反派新干部,时任党委副书记。]我问他们:所党委谁分工抓民兵的?张讲:团长是陆群,政委是黄汉中。我问陆:所里民兵情况,你清楚吗?陆讲:我不大清楚。我讲:你是团长,不大清楚就不行了,不能只管生产,不管民兵工作呀!我又问张,他也讲不大了解情况。张讲:民兵专职干部是孟庆祥。党委平时也很少研究民兵的事,我们对情况都不大知道的。我讲:那就找孟庆祥来,我要问问所里“基干民兵”和枪支的情况。他们讲孟不在,“武保组”袁以连、龚富成也管民兵工作的,是否叫他们来?我同意,张就去叫了袁、龚来。
我对袁讲:我想了解一下所里民兵的数字,有多少武装基干民兵,多少枪枝装备?袁去拿了一个本子来,向我们讲了全所民兵和基干民兵数字、编制情况。讲有四十多支半自动、自动步枪。我问基干民兵是否经常训练的?袁讲:基干民兵有固定训练的,进行过实弹射击考核,在区里也算是成绩好的。我问,要是有紧急情况,所里基干民兵能马上拉得出来伐?袁讲:白天有长日班,可以的。长日班下班后就不行了,晚上更不行。我又问:基干民兵平时没有在所里值班的?陆或张讲:,防震时上面布置下来,有一些民兵值班的,后来撤了,就没有值班的。“区指”也没布置过要我们值班。我讲:基干民兵晚上不值班,恐怕不行吧,万一有起紧急情况来怎么办?文革前,所里平时也有基干民兵值班的。我们那时都是轮流睡在所里的。我又问:所里民兵有否在晚上组织些巡逻活动,或到外面去执行任务?陆或袁讲:赵东普带一民兵小分队在天山街道,有时搞行动要所里支援时,也派些人去的。区里有任务时也来抽调一些人去的。平时自己不出去的。指挥部有过规定的,没有布置任务的单位,自己不可以派民兵去巡逻的。因区里没有给我们任务,所以没组织过巡逻。天原厂有任务,他们在这周围有巡逻队。我讲:区里没布置,不派人出去是对的。但在所里值班,在所外围马路巡逻,这都属于所里的保卫工作,民兵是所里的保卫力量么!这两件事“区指”没布置,你们自己也可安排的。所里民兵还是归所党委领导的,是可以决定的。这两件事,建议所党委专门研究一下。张答应了,讲等黄汉中上班后告诉他,开会研究。
袁、龚汇报后走了。陆群也约这时到车间去的。我问张,所党委晚上有人值班吗?他讲,所里主要干部是统一安排值班的。我讲:你们几个书记也应每天晚上有人轮流在所值班。党委要很好的研究一下民兵工作。党委不抓民兵工作,光靠下面几个人怎么行呢?苏讲:叫孟庆祥专职搞民兵工作怎么行呢?这人稀里糊涂的,观点也不行。又讲:合纤所的民兵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张也讲,让孟抓民兵不行,党委要再研究。
接着,我就对苏、张等人讲,最近情况可能变得有点紧张,中央军委有个电话通知,说一级战备撤销后,战备工作松懈下来了,现在要认真抓一下战备,防止美帝、苏修的突然袭击,蒋匪的扰乱,还要防止“内潜外逃”。市委已布置“市民指”加强民兵战备值班,指挥部很快会布置下来的。所以我来问问所里民兵的情况,要是指挥部布置所里什么任务,你们按布置的办好了。我讲:现在斗争还是很复杂、激烈的,要提高警惕,要有发生比“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更大事情的思想准备。“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时,北京就是因开始没准备吃了亏,我们要吸取教训。我对所里民兵的情况不了解,不知战斗力怎么样?但估计是不会强的。张讲:要是发生紧急情况,所里民兵战斗力是不行的,平时也没好好抓过。我问他们,最近听到所里有什么谣传吗?他们都讲没有。我讲:你们不要只顾埋头所里的事。合纤所在文革运动的初期就积极投入了社会阶级斗争,现在也还是要关心外面的形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也是才开始,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这方面的斗争还很激烈的。(张和陈也讲了陆群只管生产上的事,其他事都不管)有些新干部上来后,就是只关心自己分工的事。对大事,对斗争形势不关心,也不了解。对现在斗争的激烈、复杂很少去想想,这样下去是危险的。你们要多找他们谈谈,要他们关心、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要想复杂一点、深一点,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苏讲:所里的一些新干部、老造反要常找他们谈谈,叫他们头脑清醒一点,不要稀里糊涂的。现在有些只顾自己的工作,在小事上闹矛盾,对大事却不想想,连运动都不积极投入,这怎么行?你们要多找他们谈谈,路线斗争是复杂的,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张讲:所里的几个新干部对斗争的形势根本不关心,批邓也不积极,我对他们也有意见,也找他们谈过,不起作用。张对我讲:你以前开过几次新干部座谈会了,会上也谈过这些问题,提醒他们要注意。但他们对你说的这些话也不重视,根本没好好想过。我还对他们讲过:中央领导和市委领导对造反派很支持,对新干部很关心,我们自己也要争口气。我在离开合纤所时,又对张等人讲,要是区里有布置,你们照办。我还对张讲:最近较忙,不能回来劳动了,你帮我向车间小组说一下。又把我留在所里的自行车交给他保管。我还要他们把我讲的传达给黄汉中,所党委研究一下这些问题。我在合纤所时还打电话给东湖七号值班人员,报告我在合纤所。在回总工会的路上,我对苏讲:最近较忙,没空回所,你多抽点时间回所跑跑,关心一下所里的情况。苏答应了。
我回到总工会约十二时了。沈涵告诉我,王锡林来电话:珍通知东湖七号值班撤掉了,叫我们不要再去了。
76.10.9.下午:“康办”会议
下午约二时。我去“康办”参加市委常委会,是在学习室开的。除部队的几个常委、列席常委外,其他在沪的书记、常委、列席常委都参加了。徐景贤主持会议。先传达了15号文件。徐讲:常委会先学习一下,等会还要开组办会传达。徐讲:马天水上午打电话来,说会议已结束,他们明天回来,上海对文件要坚决支持、热烈表态。我问他,几位领导身体怎么样?他说已见到王、张、姚了,他们身体很好,工作很忙,最近时期不能回上海来。徐又讲:看来在华国锋任两主席的问题上,中央确实发生过一场斗争的。可能那些老右们反对,上海的几位领导是站在华一边的,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才有了15号文件。徐还讲:情况不是我们原来想像的那样,而是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的,我们是受了一场虚惊。珍也表示赞同徐的看法。有人问,那与王、张、姚有否电话联系过?徐讲:电话是没联系上,但马已经当面见过他们了。大家对15号文件都表示拥护。徐讲:据马的电话,市委要向中央发一个表态电报,拥护华任党中央和军委主席,已叫人起草了,要在组办会上讨论一下。
在小礼堂召开的组办会(或常委扩大会),参加的还有部队的几位常委、列席常委,主要组办的负责人(只来没人参加常委会的组办)。徐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15号文件,大家讨论表示拥护。徐也传达了马天水的电话,讲马说市委对文件是要坚决支持,热烈表态,马见到王张姚了,他们身体很好,工作很忙。马、周明天回来。大家又讨论了市委办公室起草的电报稿。徐讲:毛主席逝世时,大家对市委发的唁电有意见,认为没有充分表达出感情。上次电报是发得急了些,没很好讨论。这次拟搞时已尽量写得热烈些,大家再好好讨论一下,修改后再发。大家提了些意见。徐讲原则上通过了,由办公室再修改后发。会上有人问,可否贴欢呼的大标语?徐先讲:中央没公开宣布前,暂不要贴。下面有人贴,要劝阻。后因大家反对,徐最后讲:中央没有公布前,不组织贴大标语,但下面贴了,也不要反对、阻止。珍对我讲:告诉十七棉和我厂(三十棉),还有一些重要厂也告诉一下,叫他们赶快贴表态拥护的大标语,特别是十七棉一定要贴的。不要让人家以为华当了主席,王的厂里就不表态,影响不好。
散会后,我对廖、陈讲:晚上是否找几个人来说一下,打个招呼,叫他们不要把昨晚的事到外面去乱说。廖讲:是要说一下,不能传出去的。陈也同意。我问找哪几个人,到哪里去?陈讲:到东湖招待所廖的住处去。廖同意。我们议了,要找黄金海、施尚英、马振龙、王明龙。廖叫我通知他们,晚上七时到他那里。我又讲:不是电话还没联系上吗?事情是否像徐说的?晚上碰头时,再打听一下消息。廖、陈同意。陈讲:等在那里也没有事,我去调几部新电影来看。我和廖同意。
我从“康办”回总工会后,即在机关开会传达了15号文件。徐的讲话(包括讲马电话的内容),要机关党支部组织人到马路上去写大标语。又要唐行南以总工会名义去布置十七棉等一批重点厂上街刷大标语。我也直接向合纤所作了布置。
我通知了黄金海、施尚英、马振龙、王明龙晚上七时去东湖廖处。晚上七时左右,我到黄金海办公室,找他一起去东湖招待所。黄一人在,他告诉我:办里刚开好各局党委书记会议,陈佩珍传达的,还没吃饭。已叫司机(或秘书)到和平饭店去拿些点心来,要我等一会。黄讲:怎么搞的?昨天那么紧张,今天又说见到人,没事了!究竟怎么回事?我就把徐在常委小会上的讲话告诉了他。我讲:到底怎么个情况,并不是很清楚的。黄也有同感。陈佩珍来叫我听电话,是汪家乐要找我。[叶注:汪是“康办”工作人员,暂为王秀珍的秘书。]汪讲:17棉党委来电话找王秀珍,说总工会通知厂里刷大标语。他们说厂里刚接到文件,还没传达下去,群众都不知道,大标语不好刷,要请示珍。因没找到珍,我问问总工会有否通知过?我讲:通知过的。这是按珍布置通知的。珍特别说要通知十七棉的。你可告厂党委,叫他们快刷大标语。如来不及开会传达,可到车间找一部分工人先传达,这样群众就知道了。汪答应了。我回到黄办公室,对黄讲:十七棉最别扭了,我们通知他们刷欢呼大标语,也要去请示珍的。黄讲:我厂里接到通知,打电话来问我的。陈佩珍传达是说市委决定在没公布前不刷标语,我叫厂里不要刷了。黄又把佩叫来,佩讲是徐说的不要刷大标语。我讲:徐开始是这样说的,后又改为不要组织,但也不要反对、阻止。而珍专门对我讲的,要通知17棉等一批重点厂刷大标语,所以我们才通知的。佩讲:可能因我走开了,没听见后面说的事。又对黄讲:是否再告诉各局党委一下?黄同意,佩就去通知了。我对黄讲:你也告诉我一下你厂里。黄打电话后,我和黄同车去东湖。
76.10.9.晚上:“东湖”活动
晚上十时多,我和黄到东湖101室廖的办公室。马振龙、王明龙已到。他们讲廖在“康办”,叫我们等着。施尚英、陈阿大也接着来了。另外,廖处还有工交组肖云机等三名工作人员,轻工局电影公司也来了些放电影的人,他们都没有参加我们的谈话。
我到东湖不久就接到总工会值班室(或403室)的电话,讲张鹏飞来电话找我。我即去电合纤所。鹏对我讲“区民指”下午开会,布置所里抽60名基干民兵在所值班待命,又给所民兵增发了二十支枪和一些弹药。这样值班的人每人都有了一支枪,枪已发给他们了。我讲:枪可发下去,子弹不能发,枪弹要分开。他讲:子弹都没发,由武保组统一保管的。我问:60人值班有困难吗?所里有地方睡吗?鹏讲:党委已安排了,时间短一些还可以,长了有困难的。他问我大约要多少时间?我讲:现在还不知道,要是有困难,党委要设法克服。他答应了。鹏可能还讲过,所党委已研究过我的意见,几个书记也作了分工值班。施个别向我讲:上午已开了各“区指”会议,把任务布置下去了。在江南厂、中机厂设了二个秘密指挥点,我和钟在江南厂值班,吴立义和印玉泉在中机厂值班。“市指”仍有一摊人对外。他把江南厂点的值班电话告诉我,讲这个电话不对外,不要告诉其他人。他一直在那里,找他可打这个电话。康宁一来电找我,是珍要找我。珍对我讲:马又来电,说他明天不回来了,中央还叫我和徐也去参加会议。我们明天去,时间不会长的,很快会回来的。冯国柱、张敬标都在“康办”的,你们有什么事要找冯、标请示汇报。告诉汪湘君、陈新发有事也要找冯、标[叶注:陈新发时任团市委书记]。我把珍的电话告诉了陈、黄等人,都感到奇怪。
廖来东湖时,我们已在看电影。他叫我们停下来,一起到了休息室。廖问我们:明天的二报一刊社论看到了伐?都答没有。廖讲,我们现在读一下社论。廖读了中央二报一刊十月十日社论《亿万人民的心愿》,这篇社论是廖从“康办”带来的一份小样。大家都很注意社论后面一段中的几句话(谁篡改毛主席指示没有好下场,等),议论了起来。认为这几句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我讲:这句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所指的。下午说马明天回来,忽然又不回来了,还要叫徐、珍也去开会。看来情况不像徐下午说的那样了。廖问我怎么知道徐、珍要去开会的?我告诉他,珍来电话说的。廖讲:珍怎么搞的!刚才在“康办”商量时说好的,他们二人去京的事要保密,不外传,怎么又打电话给你了?我讲,她没讲保密,还要我转告汪、发。廖讲:不要告诉他们。你们知道的也不要对外说。廖还讲:我分析,这段话是与中央发生的事有关系的,你们是否同意?可以看出三点:中央出了事是肯定的,而且是出在高层领导上的;看来对上海几位领导是不利的,因为这里说是篡改毛主席指示,而张姚都是负责宣传的;从这句话来看,有军队卷进去了,没有军队的参加是搞不起来的。他又讲:这次汪东兴看来也参加了的,8341部队是他管的,没他参加是抓不了人的。他要参加一起搞,要抓个人是很方便的。那个领导身边没有8341部队的人?这个部队是很厉害的!我和其他人都讲过,汪东兴不是一直跟毛主席的吗?想不到会这么快就变过去了。廖讲:这有什么,要变也是没法子的。有人问社论中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不知是哪一个指示?廖讲:我估计是指“按既定方针办”,这段时间就只发表过这一指示。你们注意到没有,这句指示最近报上都不登了。我们讲没注意过,好像报上一直在宣传的。廖讲:原来是大加宣传的,但五日以后的中央报纸都没有再登过这句话。你们不信,可去翻翻报纸看。廖在讲珍打电话给我一事,还讲过:徐、珍做事就是不谨慎,昨天急急忙忙的作布置,要是没事,传出去给人家知道了,还以为我们要干什么了。我讲:这件事给几位领导知道了,准要批评。黄讲:括起鼻子来,又是括在我们身上。我和廖、陈再三关照其他人不要对外讲昨晚的事。我们谈了一阵,又看了一部电影,吃好夜餐才分手回去。临走时又约定明晚上仍来碰头,打听徐、珍去京的消息。
76.10.10.晚上:“东湖”活动
上午8-9时和下午4-5时,我到东安二村的母亲家送、接孩子,白天其他时间在家。
晚上七时后我到东湖101室,陈、黄、施、振、明都已到了,他们讲廖在家里等会儿要来。肖云机等三人和轻工局电影工业公司的七、八人没和我们在一起讨论,只一起看电影。廖来后对我们讲,杨富珍等会要来。我们问,她来干什么?廖讲,她有些事找我谈,要我向王洪文反映。廖又讲:你们不要用老眼光看人,骂她老保了。她在北京还是不错的,有人还说她极左呢!接着廖告诉我们,徐、珍是乘中央送开会的人回来的专机去北京的。专机到郑州后突然降落,检查了乘客的身份后,才再飞北京。这种情况过去也没有过的,好像怕有什么人会混进去的似的。又讲:中央分批开会,这架专机是送第一批开会的人回来,接第二批开会的人去的。其他省第一批开会的人都回来了,就上海没回来,又要去两个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担心,讲为什么马不回来又叫徐、珍去?不要都不回来了。这时杨富珍夫妇来了,我们就都回避出去,让他们谈话。我个别跟廖讲:杨的丈夫表现并不好,不要向他们谈这些事。廖答应。等廖、杨谈好后,我们一起看了电影,分手回家。我走时,看见陈、振在廖办公室接电话。
76.10.11.白天在总工会,晚上在“东湖”活动
我到总工会后就布置唐行南去召开一些区局工会座谈会,派人跑一些单位,收集对《亿万人民的心愿》社论的反应。上午,总工会常委学习会,我也安排学习、讨论这篇社论。我讲过,这篇社论,后面一段话很有针对性的,大家可谈谈看法。大家也只是谈些针对性强之类的话。学习前,我对童光正讲:叫安文元(市工人文化宫编《国内报刊消息》的)翻一下十月五日以来中央和各地的报纸,查一查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情况,主要是查什么时候报上不登这条语录的,最近一次见报的日期,什么报登的。查好后写一份“情况”给我。不要印,只要手抄一份给我,也不要向其他人说这件事。童答应了。我还布置童,要《国内报刊消息》注意收集各地报刊对社论的反应情况。学习休息时,陈阿大个别对我讲:昨晚(在东湖)接的电话是北京来的。工交组有人去参加有关电影胶片的会,国家计委一个局长在会上点名批评了王洪文关于胶片问题的意见,他来电话汇报的。陈讲,肯定出了事情,要不一个局长怎么敢在会上公开点王洪文的名?!可能是这天,我曾对沈涵讲过,要他多管些机关的工作,沈也答应的。
晚上约八时我和陈、黄、施、振、明又按约来东湖,廖也在。我到东湖后,即打电话到合纤所找张鹏飞,人不在。接电话人知道是我后,就讲他是“区指”派到合纤所来的联络员。他找来陆群,陆群讲鹏回家了。我讲,你们头头值班怎么老跑开?要有要紧事找不到人怎么办?我叫他派车去把鹏接来。鹏来合纤所后打电话给我,问有什么事?我讲:只是问问所里情况。鹏讲:所里没什么事,但值班的民兵问他们还要值多少时间?我讲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有什么困难吗?鹏讲,民兵情绪有些松懈、疲劳,再一、二天不要紧,时间长了不行,生产上不好安排。我讲:党委要研究一下,想办法克服。他答应了。
我们在廖办公室谈论时,林波来找明,明出去和她谈话,时间不长就进来的,林也走了。廖或施讲起,警备区到南京军区去开会的人都回来了。李宝奇政委在浦东大楼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这个会议暂停,军区有指示最近不开大的会议,各级干部上岗位值班,加强战备。还宣布警备区由董副司令负责战备工作。施尚英讲:李彬山回来也没打电话给“市民指”,也没找过他。战备工作原来是张宜爱抓的,怎么又换成董常云了?看来情况不妙。大家议论此事,认为情况不妙,看来南京的会是与中央发生的事有关的,警备区是在作部署了。这时肖云机来讲,秦学能从北京打电话来找陈,陈或廖听了几句后,就叫肖来听电话,要他边听边复诵边记录。我们都围在一边听肖复诵(这个电话是工交组去京开会的人跑到秦学能处,由秦在电话中讲的)。秦讲:北京传说已传达了中央16号文件,内容据说是在钓鱼台揪出了一个反革命政变小集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已被抓起来了,北京街上已出现了打倒王、张、江、姚的大标语(可能还讲在京的《白毛女》剧组排练场上也贴出了这类标语)。一听到这个电话,我们都紧张起来了。廖马上打电话给在沪的肖木,廖边听肖的复诵,边讲给肖木听。并给肖木讲果然是我们那里出事了。我也立即给张敬标打电话,标不在。我叫“康办”值班室立即向标报告,讲北京有电话来,我们要求马上来汇报。秦电话讲得较多,其他内容记不起了。在电话快讲完时,陈又直接对秦讲话,叫他们继续打听消息后汇报。我叫肖云机马上把电话记录整理出来送“康办”(我们先到“康办”,记录随后送来)。[叶注:童光正,市总工会常委,市工人文化宫主要负责人。秦学能,市工交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
“康办”来电话,叫我和陈、施、廖去汇报。我们到“康办”时,约是晚上九、十点钟了。在学习室里,我们向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汇报了北京来电话的情况,送上了电话记录,又讲了警备区去南京军区开会的人已回来了的情况。在场的还有:肖木、何秀文。张敬标讲,朱永加刚走,已叫人去通知他来了。冯、标讲:(主要是他们两人讲话,有些话两人都讲过的,分不清楚谁讲的了。)我们刚才和徐、珍也通了电话,他们说平安到京,参加了会,现会已结束,在等中央领导接见,明天就能回来了。要我向他俩家属转告一下,他们身体很好,明天回来。我们问是开什么会?他们不肯说,只说等明天回来就可知道了。冯、标讲,他们在上海时也是急得要命的,也知道我们在等他们的消息。但到北京后就跟马天水一样了,不肯说什么情况,不知是什么道理。又讲:他们电话里对马的情况一点也不说,只要向他们的家属转告,也不提向马的家属说一下,马到底怎么了?!
冯、标讲:警备区到南京开会的人,今天都回来了(他们讲了五个人的名字)张宜爱、李彬山去开会前曾来电话说过,一回来就打电话来说情况,但回来后到现在还没来过电话。又讲:警备区突然结束党委扩大会议,李宝奇政委在会上说的几件事等情况,我们也知道了。我讲:宜、彬不来电话,市委可打电话去叫他们汇报么。宜是市委常委,彬是“市民指”负责人,来向市委汇报也应该的。冯、标讲:我们也考虑过了,他们既然不愿来电话,我们也不便去找他们了,不来也算了。冯讲:收听到外电广播,也说北京揪出了政变集团,几个大学的留学生听了外电后,还去问中国学生。情况已汇报上来了。王少庸讲:公安局也侦听到敌台广播了揪出的政变集团的消息。标讲:重型机器厂有人在京开会,向厂里打电话说了这件事,厂里作谣言报到“康办”来了。我们问该怎么办?冯、标讲:他们既然说了明天回来,只好等他们回来再说了。
我和陈、施、廖回东湖,向黄、振、明传达了“康办”所议论的情况。廖讲:说几位领导是反革命,我不相信!我跟王洪文这么多年了,这几年一直和他们接触的,还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一直是紧跟毛主席的,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反革命了呢?我们都讲不相信的。廖又讲:中央可能会马上来电叫他回去的。我们讲不能回去,可找个地方躲起来。廖讲:我已作好思想准备了,中央要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不回去也没用的,反正跑不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你能躲在哪里不出来吗?是躲不住,也跑不掉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变修后,他的控制也更厉害了。廖还讲:马、徐、珍他们去开会后,可能已被中央拉过去了,否则不会让他们回来的。我们不能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要靠我们自己干。廖讲:马徐珍回来后,很可能是来做工作的,要我们跟他们跑,只要看他们回来传达时,是否叫我去参加,就可看出他们的态度了。
我讲:要是他们回来是做工作、劝降的,我们不能同意他们的。我思想是不会通的,准备去开会后不出来了。我还讲:被抓的都是一直紧跟着毛主席的中央领导人和从文革中出来的新干部,把这样的人抓起来,就清楚的说明了是什么问题了。我倒希望把这样的人抓得越多越好,这就更能说明问题。只要把被抓的名单一公布出来,群众一看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陈讲:不靠他们(马、徐、珍),我们自己干!又问我们:真要干起来,你们怕不怕?我们都讲不怕的。陈又讲:要干就干到底,不能做叛徒。谁要做叛徒,我就先把他干掉!明也表示坚决干的态度,可能讲过谁当叛徒就像“杀鸡”这样给他一刀的话。
我们议论中感到情况很紧张了,看来中央正在部署,警备区已有了行动,等布置好就会对我们采取措施的。廖讲:我们也要有点准备才行,不能光说说就算了。大家同意,并议过要准备刷大标语,找一些可靠的老造反吹吹风,我们的活动要保密,不要让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等。当时是在一起议的,是谁先提出来的,已不清楚了。但这次对这些事仅作议论,没决定要办。
我讲:形势紧张了,我们也要警惕,不能老在这里(东湖),这个地方肯定引人注意的,以后要经常换地方碰头,不要给人发现。我提出明天碰头调个地方。大家同意,议了几个地方。我讲:可以到文化宫去,我们都是总工会头头,到文化宫去不会引人注目,而且这种地方别人反倒不大注意的。明天先到文化宫碰头,下次到哪里再议定。大家同意。明讲过:可找林波这样的老造反吹吹风。[叶注:林波,女,文革初上海造反派红卫兵某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与‘工总司’关系密切。]
黄讲:戴立清在干校,还不知道这样的事呢,是否叫他回来?我也讲:可把戴叫回来,先给他说一下。廖讲:叫他回来算了,再在那里干啥!为了不惊动干校的人,我们议论了一番,决定由我以戴家里有急事的名义把他连夜叫回来。因直接向干校挂电话没挂通。又要陈叫市革会总机转奉贤县委,再由县总机转接到干校。电话挂通后,我对戴讲:你家里有急事,你连夜回来,要是干校没车,我们马上派车来。戴讲:干校有车,他立即回来。我又向戴家属打了个电话,讲我们有急事叫戴连夜回来的。他回来后,可告诉他明天上午不要出去,我会来向他说的。廖对我讲:你明天去向他说一下情况,叫他不要到外面乱跑,要不人家会怀疑他,怎么突然回来了。
廖清理了他房间里的东西,指着一叠纸包对我们讲,这是一些文件材料,要退回“康办”去。又退给我一封信,讲没多大用处,你处理掉吧(这信是约同年7-8月间,方劲戎反映在解放日报社听到有人说肖木犯了错误,洪不要他了,所以最近一直在上海,也不敢出来。我知道后,叫陈福良告诉方,把这情况写一下给我。方写来一页纸的情况。我写了个纸条讲:方反映的情况,连对肖木也有人造谣,请参阅。附上了方写的情况,寄给廖的)。我即用黄的打火机把信(一信封,二信纸)拿到卫生间烧了。黄等人也在的,不知谁还讲过一句,让别人看到,还以为在烧毁材料呢。
廖还拿出一大盒糖来讲:原准备结婚时给你们的,现在分掉吧。我讲:还是先放着,等事情搞完了,有机会再吃吧。(当时还不知道,廖也没讲过他已结婚了。)廖又把糖收好的。[叶注:方劲戎,文革初是上海一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协助筹建“工总司”的。]这天晚上,我们还议了一阵马、徐、珍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被拉过去了,回来劝降的;一种是抵制的,回来干的。这晚上约到十二时才分手的。我回家,有几个人可能讲不回去了,睡在廖处。
76.10.12.上午:向戴“吹风”,布置工会值班等
我在家里打了几只电话。一是给文化宫的童光正。我讲:下午我们要借文化宫地方开个会,你安排一间会议室。童讲:是否到五楼接待室去。我讲可以的。你布置一下,只要准备好茶水在那里,不要派人待在那里,我们自己会搞的。童答应了。童可能这时向我讲过,我要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情况,已写好了送总工会。并讲,这是他直接布置安文元的,没传出去过。
我打电话到总工会,对唐行南讲:听说北京发生了些事情,你派人到那些和北京经常有往来的单位,如列车段、一些军工厂等,去了解一下那里有否关于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的传说。要是有的,要了解一下是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什么反应。情况了解后即告诉我。但你对派去的人和那些单位,不要说北京发生什么事的话。唐答应了。可能这次电话中,我要唐告诉沈涵,通知区县局工会,即日起每天晚上工会要有人值班,要能随时找到头头。
我打电话到工人政校,向史桂昌讲要借用一下政校的越野车,叫司机中午开到总工会来,可交给司机组。史答应了。我又电话合纤所党委,是黄汉中接的。我问所里的越野车是谁开的?他讲是彭大静开的。我问彭能否借我用一段时间?黄讲,车子过几天要用的,时间短可以的。我讲车子不要,只要人来。黄同意。我讲通知彭中午来总工会找我。
我打电话给戴立清讲我马上来。上午约十时,我到戴家里,只有他一人在。我先问了他一下昨夜回来的情况,就对他讲中央出大事情了,所以连夜把你叫回来。我当时大约向他说了:马、周去京开会和几件所谓反常的事情。徐、珍也去开会了,还没回来。我们要对着干的态度。也可能向他讲过10月8日晚上珍找我们到“市民指”去的事,但那晚议论的具体情况是不大会再说的。由于当时一些情况前后多次在不同场合谈论过,记不清这次向戴讲了哪些具体事了。戴听我讲情况时,插话讲过:在干校学习社论时,我们也议论过这社论针对性强,其中一段话是有所指的,感到可能出了什么事,想不到他们真动手干了!戴讲:我们不能这样算了,是要和他们对着干。戴问我:他是否马上回后方基地去?我讲:不要回去,我们下午文化宫碰头。他们说今天回来,你也一起去文化宫,我们等他们回来,看看是什么情况。谈了一会,我讲要去总工会,戴讲他到文化宫去吃饭,我就叫他把会议室也安排一下。之后我用车送戴去文化宫,自己回总工会。戴问过我,干校那里没请假怎么办?我讲我会跟王日初讲的,叫他向干校说一下。我还对戴讲:回来后,你不要到外面跑,你在干校学习的,突然回来会给别人怀疑的。
我到总工会后,司机告诉我政校的车已送来。我碰到唐行南时,他可能向我讲过已派人去了解情况了。可能陈福良向我讲过一些区局工会来电话,说他们原来是在机关里统一安排值班的,工会不单独值班。。要值班,人员也有困难。我讲:告诉他们,机关值班归机关值班,工会要自己值班。
上午还收到了童光正送来的那份情况汇报。我看了一下,讲10月5日有一家报纸的一条消息里还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之后就一直没有了。这个情况在下午文化宫的碰头会上,我也曾讲过。
76.10.12.下午:市文化宫活动;议定设值班点,起草标语、口号等;李彬山找施谈话;向王日初“吹风”等
午饭后,张鹏飞带彭大静来找我,同来的有合纤所工人张芳藻。我带他们去看了政校的越野车,彭、张去试车,我和鹏到办公室谈话。我向鹏讲了些现在斗爭越来越复杂、激烈一类的话,我可能向他讲过:你们有否注意到《亿万人民的心愿》社论,这是有所指的。现在情况有点紧张,传说中央出了事,市委几个书记都到中央开会去了,还没回来。究竟是什么事还不清楚,但出了事是肯定的,市委布置民兵值班就是为这事准备的,你们思想上也要有所准备。我问所里民兵值班的情况怎样?鹏说每天几十亇人在所里,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又没事可干,有些人就要求回家,有点乱。思想上也没有什么准备的,时间长了难办。我讲几个书记这几天就要回来的,有什么困难所党委设法克服一下。这天我原要叫苏惠康来的,可能没找到他,苏没来。我要鹏去找苏讲一下,要苏回所里待二天,不要老待在局里。彭试车回来讲车子机器太脏要清洗一下,我叫他开车回所去洗,我要车时再打电话来。于是鹏去纺织局,彭、张开车回合纤所。
下午二时左右我打电话到“康办”找张敬标,他不在。我问值班室,马徐珍等回来没有?答没有。我又问,什么时候回来,有消息否?也答没有。之后,我到文化宫五楼接待室,戴、明已在。童来后,我对童讲:陈、黄等人来开会,你派人在门口等一下。童讲由他自己在门口等着。以后我还对童布置过,要他关照总机把接待室外的一只分机一直插外线。还要童拿了毛毯、棋子来。陈、黄、施、振、廖也先后来了。
我们八人(童没参加)在文化宫商议的情况是:(先后有颠倒)我讲了打电话问“康办”的情况。我讲:人到现在还没回来,也没什么时候回来的消息,看来下午不可能回来了。大家议论,怀疑是中央把人扣留了,回不来了。也许中央是对上海封锁消息,等布置好了就动手。我们又分析、议论了几个书记的态度,认为周是不会站在我们一起的。马、徐、珍的态度也有两种可能性。廖讲:他们要是抵制的态度,中央是不会让他们回来的。要是能回来,态度就不行了,被拉过去了。我讲:总是态度变了,才让他们回来的。回来是做我们工作的,不能听他们那一套。廖讲:各地都是两种观点的,我就不相信都听他们的。只要有人带头起来和他们干,就会有人跟上来的。现在就看谁来带这个头了!要是上海能带个头,周围几个省肯定也会起来干的。我讲:上海在“一月革命”中是带了头的,现在也应起带头作用。振讲:要是马、徐、珍回来不干,我们可以自己干,不能投降。(抄注:应补上:戴也表示了要坚决干的态度,讲不能靠马、徐、珍,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其他人也都表示了要干的态度。我们议论讲,上海是“一月革命”发源地,是毛主席支持、肯定的,我们应起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革”的胜利成果。不管马、徐、珍的态度如何,我们都要坚持斗争下去!廖讲:我们不要老是乱哄哄的。人家在作准备,我们也要考虑一下作些什么准备。大家议论了一阵,提到了要提高警惕,不要让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活动,可像当年“工总司”设总值班室一样,设个值班室,专供我们几个人联络用,对外保密的;还要准备好刷大标语的口号,各人都要作些准备,到时能拉队伍出来刷大标语;还要找一些可靠的老造反吹风,扩大我们的队伍;今晚换个地方碰头活动等事。因当时七嘴八舌的议论,这些问题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来的,记不清了。我对这几件事都提议过的,是积极主张这样做的。
廖讲:不能光说不做,这些事谁去落实?要定下来。我讲:这几件事大家商量一下,落实人分工去办。于是我主持讨论了分工落实的问题。我讲值班联络点放在哪里?黄讲放他厂里,条件好。我同意,讲戴回来后不能在外面跑,可到厂里去坐镇值班。黄讲:邹天龙是老造反,在“工总司”时表现很好,可叫他值班,还要几个人。我讲值班的人由大家推荐,要老造反可靠的。黄提王尧鸿,戴提胡斌,明提金仁典,这些人大家都熟悉的,都同意的。我讲我单位也去个人,名字我让所里商量后再报来。我还讲:联络点要昼夜值班,大家跑到哪里都要打电话告诉点里,有什么事也可通过点告诉大家,相互要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个联络点只供我们使用,不要向外说。在谈到拟口号时,我讲:戴在点坐镇值班,可由他先起草出来再讨论。口号先拟一些中性通用的,像保卫文革胜利成果一类的。不要明显指谁,防止给人抓辫子。大家同意我讲的,也拟了几条口号,要戴具体起草,戴也接受了。我讲过,可像“四·一二”炮打时《文汇报》登几条通栏大标题的形式,不明确提谁,但意思是清楚的。关于向一些人吹风问题,我讲现在我们的人太少了,要再找一些人,向他们说一下情况。但要找可靠的人。各人可自行提名找谁。我讲,王日初还不知道情况,我去向他说。黄讲找陆济川、唐文兰。戴找杨小兵。明讲找林波。陈讲找金传德和市工交组的几个新干部。振讲找局党委几个主要新干部。我提出,晚上到总工会碰头。大家同意。有人讲几天没好好睡了,今晚要休息一下。我讲可在总工会安排床铺睡觉。后我电话到总工会403室(谁接的记不清了),我布置:一是叫唐行南在机关准备7-8人的床铺、夜餐,我们晚上来。二是告诉王日初晚上7时来总工会,我有事找他。
[叶注:邹天龙,原“工总司”文艺小分队负责人。王尧鸿,原水产局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之一。胡斌,原交大“反倒底”红卫兵,在“工总司”工作过。金仁典,原上海军工单位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之一。王日初,时任市委组织组负责人,原警备区驻“工总司”支左小分队负责人。陆济川,时任市革会外事组核心成员,原在“工总司”工作过。唐文兰,时任纺织局党委付书记,局工会主任,在十七棉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杨小兵,时任团市委付书记,原交大“反倒底”红卫兵,协助筹建“工总司”。]
印玉泉来电话找我,我听了是找施的,我叫施听。施听后来讲:印来电说,李彬山找吴立义到军人俱乐部去。吴回中机厂指挥点后神色不对劲,印问他是什么事,吴只说李找他谈加强学习,搞好战备的事。印不信,说这是假话,一再追问。但吴不肯说是什么事,只叹气说我们党真是多灾多难啊!印见吴不肯告诉是什么事,吵了一顿,就来电告诉我们,印说李找吴谈的肯定是南京开会的事。我们讲,李为什么只找吴谈,不找你去?你是指挥部负责人,李是指挥部一把手,你也可以找他去问的。施讲:他不找我去,我去找他不大好。后“市民指”来电话找施,讲李叫施马上去他家。施讲:我去了就回来,你们等我的消息。黄开玩笑讲:你要是去了也回不来,我们带人来救你。施讲:只要一个小时就回来。施走后,黄讲:要是没什么事,我和戴到厂里去布置值班室。我和陈、廖同意后,他俩也走了。留下的人就休息等施。
施去了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他对我们讲:李果然是找我去说南京开会的事,是军区开的,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说王张江姚是“四人帮”,毛主席对他们有指示的。我问他,几位领导是否被抓起来了?他肯定的。我问他在会上是否表态支持了?他不啃声,表示默认的。我就与他吵起来对他说,你原来说过的,马没回来前,你是不去参加会的,怎么又投降了呢?李吞吞吐吐的说不出话来。我又问他,有没有文件?他说,没文件,口头传达的,但有几个影印件。他说,毛主席有三条指示: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不要招急慢慢来。他抄在本子上,读给我们听的。说是在南京看到了毛主席手迹的影印件的。社论说的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是指篡改“照过去方针办”这条。我说凭这些就能相信了吗?我要李详细说,他不肯多说。我故意与他吵,骂他,他也不啃声,但神色十分反常,只说不要急,等马他们回来传达,你就知道了。施讲:李不肯说什么情况,我一再追问,才说了这么一点,再也不肯说了。我怕你们等急了,就赶紧回来。
我和陈、振、明、廖听施讲后,进行了议论。我讲:“照过去方针办”和“照既定方针办”不是一样意思?这怎么能叫篡改呢?要意思不一样,相反的,才能叫篡改。我又讲:“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不大可能有的。就是有,也不能把说自己好的批示拿出来。这样做,无非是借毛主席的批示来抬高自己的威信罢了!我还讲:汪东兴一定参加了,毛主席的批示、文件总要经过他的,可能是他拿出来的。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说是真的,人家当然相信了。我问廖是否知道这些事?廖讲从没听说过“四人帮”的提法,也不知道毛主席关于“四人帮”问题的指示。他表示不相信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认为“照过去方针办”和“照既定方针办”都是一个意思,不能叫篡改。廖还讲,汪东兴是肯定参加这件事的,没有他参加,抓人是不可能的。其他人也讲过类似的话。我打电话给标,讲李彬山找施谈过了,有重要情况要求马上汇报。标在家里,他说常委在晚上碰头,可晚上来谈。廖讲:还是先找黄涛去说一下。他打电话给涛,讲有重要情况要汇报。又对我们讲,涛在家,叫我们去。我和陈、施、廖到涛家,他正在吃晚饭。施汇报了情况,我们问怎么办?涛讲,晚上“康办”要碰头,等碰头时再商量一下怎么办吧!
我们几个人回东湖吃饭,又接到“康办”电话,叫我们四人晚上八时去“康办”参加常委碰头会。可能是在这时,(或在10月9日晚上,东湖),廖讲五日以来报上不登“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时,我们议论“按既定方针办”怎么是篡改的问题时,有人提到:涛在传达全国计划会议时,就传达过这句话,说是毛主席的指示了。陈讲涛是传达过的,他叫工交组送来一份涛的传达稿(铅印下发的),我们查阅后,见传达中是有这句话的,虽没标黑体字,但明确讲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讲,全国计划会议时就已传达过这句话是毛主席指示,怎么现在变成是篡改的呢?
我电总工会,可能是陈福良接的。我问王日初来过没有?他讲没有。我讲,告诉王日初,我等会要去“康办”开会,来不及到总工会来了,请他晚点来,或者叫他马上到东湖来找我。陈讲,初没来总工会,他已直接到东湖来了。初来后,我在廖的房间与他谈。廖开始也在,插过几句话后就出去了。主要是我向初讲情况,初没讲什么。我问初,中央出事了,马徐珍都去京开会了,知道吗?初讲,珍走时来过电话,说她去京开会,没讲别事。但初又讲:好像听说是有些什么事情,我知道你们这几天都在这里。我讲:那你为什么不来?初讲:你们没叫我来,我不便自己来。我向他讲了些情况,可能讲过:王张姚和金找不到了,缪电话讲“心肌梗塞了”,北京来电话讲的钓鱼台揪出反革命政变集团,王张姚等人是被抓了,彬找施谈话,等等。我还可能向他讲了些我们的活动。我向初讲:我们把戴叫回来了,叫他到三十一棉值班。但叫他回来时,只说家里有急事,要他连夜赶回来,没向校部请假,你跟干校说一下,就说家里有人生病,要请几天假。初答应的。我还讲:他们原说今天回来的,到现在还没消息,看来不会回来了。标叫我们八点到“康办”碰头,情况看来很不妙的。我和陈、施、廖去“康办”时,我印像中初没一起去。
76.10.12.晚:“康办”会议
八点半,在市委“康办”学习室开常委碰头会。除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外,还有陈阿大、叶昌明、朱永加、施尚英、廖祖康、肖木、何秀文。王知常、马振龙在会开始后,也自来参加的。办公室王锡林等在室外守候。
施汇报了李彬山谈话的情况。大家议论了一番(抄注:常、振在施快讲完前来的)。少讲:“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有什么二样?我看不出有不同的意思,这种叫篡改吗?凭这一句话,就能把人打成反革命了?我想不通!其他人也有讲过类似话的。标讲:马他们说的今天回来的,又不回来了,再给他们打电话。在向北京挂电话时,冯草拟了电话搞,读给我们听,征求意见。大意说:上海现在传说纷纷,谣言很多,思想混乱,人心浮动,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你们赶快回来!冯讲:要把情况说得严重一点,可让他们早点回来。标讲:要再加一句,再不回来,我们要正式向中央发电报了。大家都同意标的说法。
电话挂通后,我们都到学习室对面的小会议室,先是冯与马通话,冯照稿子意思讲了。我听冯讲过:这里很乱……又不是我们要乱!又讲:不是不听指挥的问题,而是没人来指挥。冯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明天能回来吗?冯又与珍通话,也是讲了谣传很多,你们要早点回来。(后注:应补标插话,不回来要发电报了)又报了在场人的名字,讲他们都很急。冯讲完,对我讲珍叫你听。于是我也与珍通话,她一上来就讲:小叶,你们一定要听指挥啊!我讲:现在不是不听指挥,而是没人指挥啊!你们再不回来,我们要急煞了。她讲,不要讲了,我们明天回来。我讲:下面各种传说很多,弄的人心慌慌,思想很乱的。她打断我讲:不要说了,情况我们都知道的,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又讲:工会一定要听指挥啊!讲了就挂了电话。
我们回到学习室,冯传达了马、珍的讲话。冯讲:他们说明天一定回来。我对马说,人心浮动,思想很乱的,马说不要浮动,不要乱嘛。这又不是我们要乱,他们要我们听指挥,我说现在是没人来指挥的问题。他们听我这样说法,好像很急的样子,不要我说下去,说一切等他们明天回来后再说。究竟有些什么情况,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冯问我,珍对你怎么说的?我讲:差不多的,也是说要听指挥,一切等他们回来再说,没等我说话就挂了。大家议论,对马徐珍很不满意。冯讲:我们急得要命,他们又不是不知道!一点情况也不肯说,现在不知打什么算盘,今天说明天回来,明天能否回来也不晓得,这样一天天拖下去怎么行?标讲:马天水说十日回来的,结果不回来。本来说今天一定回来的,又不回来了。现在又说明天一定回来了。明天要是再不回来,我们一定要向中央发电报了,为什么把人扣住不让回来?这么大的上海,一个书记都不在,出了事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在冯与马通电话时,问马什么时候回来时,标也插话讲过,你们再不回来,我们要发电报给中央了。马讲不能发电报。)
振约是在我们打电话前来的。常先来,后振来电话找标,标对我们讲:振来电话说要来参加,叫他不要来,他不肯。说老你们几个商量不行的。我就叫他来吧。(抄注:外调振问题的人讲,振来时,还听到施汇报的尾声。)
我们先着重议论了马、珍讲的“要听指挥”、“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认为:一种大约是他们的态度没有变,要回来和我们一起干的。怕我们这里先干了,他们不能回来。一种是他们态度变了,不会干了,怕我们自己先干了,所以这样说,不让我们干,他们回来是要做我们工作的。但后一种可能性大。廖讲:他们要是明天能回来,就说明态度变了,不行了!要是在中央坚决顶住的,是不会让他们回来的。我也讲:他们要是不回来,不一定是坏事,说明是顶的。要是能回来,也不一定是好事,可能是向中央投降了,回来做我们工作的。大家议论了马徐珍的态度,是否都变过去了?标讲:周是部队的,他肯定会变过去的。马是老干部,变过去也不奇怪。徐、珍都是新干部,造反派,在上海时态度也很坚决的,为什么一到北京后就变了?我主要是对他们的态度变化感到奇怪,想不出是什么道理!常讲:这有什么奇怪的?人总是会变的!冯讲:可变得太快了,总想不通是什么原因。常讲:徐本来就是个软骨头!“1.28”炮打时就已表现出来了,被弄到复旦后,什么都答应了。
议论了一阵后,朱讲:他们明天能否回来还是个问题,这样一天天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时机是很重要的,这样拖下去,就会坐失时机的。朱讲:我意见,不要等马徐珍了。要干就是今天。今天不干就失去时机了,明天就别想干了。我也讲:不能再等了,时机是要抓紧的,再等就会失去时机了。陈讲:要马上干,不干会失去时机。施可能讲过,市委早点下决心,要干就马上干。其他多数人也表示同意马上干的态度。冯或标讲:他们都没回来,怎么干呢?振讲:他们没回来,还有你们常委在,只要市委带我们干,我们一定干!朱即对振讲:原来我们有点小矛盾,现在要团结起来一起干!朱又讲:我先提个建议,要马上派民兵进驻报刊、电台,不要让部队先去了。要马上起草告全国人民书(宣言),写好后给报纸连夜印出来,电台早晨六时可广播。这些都要在天亮六时前准备好的,晚了就不行了。报刊、电台我们去通知,民兵进驻不会有问题的。宣言由肖木起草,你们工会也带个头行动起来,只要民兵一动,我们就造舆论支持你们。我讲:民兵也要进驻水、电厂等要害单位保护好,不要出乱子。我们可发动工人上街游行,刷大标语,号召群众起来保卫文革的胜利成果。朱、常讲:现在是要大干,再写这种标语有什么用?要写就要有针对性,要旗帜鲜明的。他们既然抓了人,我们就可以写,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江青,还我文元!还可报上用通栏大标题印出来。
朱问少:上海的存粮有多少,能坚持一个月吗?少答:光吃是可以的。朱又问陈:煤呢?陈也讲只供应民用,可坚持一个月。朱讲:除了维持一些必要的生产外,其他都停下来,把群众发动起来,粮、煤能坚持一个月就够了。巴黎公社打了九天,我们总可以打一、二个星期吧?能打一、二个星期就是很大的胜利了!可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不像苏联,到底还是有人起来反抗的。常讲:要血战到底,就像巴黎公社一样,战死到最后三个人。标讲:上海要是这样一干,不是对几位领导的安全更不利了吗?马徐珍原可以回来的,一干起来,中央就不会让他们回来了。朱讲:不会的,历史上有例子的。楚汉相争时,项羽一次把刘邦包围了,要刘投降,刘不肯。项又抓来刘的父亲,在城下威胁刘,说不投降就杀他父亲。但刘不吃这一套,态度很强硬,项羽反倒不敢杀刘父亲,还好好款待刘父。朱讲:这样的例子历史上还有。你越怕他,就越不行。你态度硬,他们反倒软下来了。只要我们一干起来,他们不会有危险的。中央可能会叫马徐珍回来解决问题。还可能迫使把几位领导[叶注:指王张姚]也放回来。常讲:要干就大干一场,不能怕东怕西的。
我和施见朱、常态度十分激烈,都有些吃惊。施个别对我讲:他们(朱、常)的情绪不对头,我们要冷静些。我也对施讲:对他们要小心些,不能听他们的去办。朱向施:天亮前民兵能调好吗?施讲:来不及的,民兵分得散,调起来很慢的。少讲:那先调一个团行吗?施讲:人调起来也有困难的,天亮前不行的。朱表示不满。廖也讲:调这么点人,要那么长时间?施讲:队伍调起来是很慢的,要是市委下命令调,我们去想办法。我讲:民兵太分散,调起来太慢。不像部队是成建制的,一下就拉出来了。要是来不及,还不如不调的好。不然,我们人没调好,反暴露了。朱问我,工会方面能否马上发动起来?我讲:也要市委点了头,下面才能动的。少还问过一些民兵的情况,讲过可调多少人队伍,分批调等话。
议了一阵,朱坚持提出马上干的意见。可能是廖讲过,要大家对此表示态度。廖讲:他是同意马上干的。我和施也表示同意马上干的,但要市委下命令的。除了四常委外,其他人都一一表示同意马上干的。最后,朱要四个常委表态:是否同意下令调民兵马上干?冯、标先回避,不直接回答,只讲不能急,要好好商量。振讲:到底干,还是不干?不能光说空话,浪费时间。陈见冯、标等迟疑,不肯明确表态,就讲:你们不干,我们自己干,这样拖下去怎么行?!陈叫我跟他走,讲不参加了。冯、标叫住陈,讲:不要急,这是件大事,要好好商量,不能意气用事的。陈讲:你们不愿干,还有什么商量的?我不参加!我和其他人也劝陈坐下商量,不要走。廖要四个常委表态。标对涛讲:你先说意见。涛讲:我同意他们意见。现在情况也很清楚了,再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标又要少表态。少讲了很长一通话,大意是他同意干的,但怎么干法要商量,是否马上干,要再看看情况定。标表态讲:我和大家一样,是决心要干的,但怎么干法,什么时候干,要研究。我意见还是等他们几个人回来,问一下情况后再干。最后冯表态讲:大家坚决反修的精神是好的,也是很可贵的。要干的态度,我和大家一样的。要干,这个原则可定下来。但是否马上动手,我意见要等一天。因为北京究竟什么样情况,还不太清楚。他们既然说明天一定会来,还是等他们回来后,了解一下情况,可以更好的准备。朱讲:要干,时机只有今天,等一天就失去时机了。他们的态度肯定不行了,否则不会让他们回来的。让他们回来,无非是要他们来做说客,要我们跟他们跑。有人问:要是明天他们又不回来怎么办?冯、标讲:明天不回来,就不再等了,一定马上干。还有人讲:要是他们回来,不同意干,怎么办?冯、标也讲过:他们不同意干,我们就自己干。要干的态度是不变的。冯讲:明天他们回来,我们去机场接他们,先不要回“康办”,另外找个地方去,问他们是什么态度,要是同意和我们一起干的,就一起干。要是做说客的,就把他们圈起来,不让他们出来,我们自己干。标也赞同这个主意。于是大家又议论起怎么去接他们的问题,提了很多具体办法。我曾讲过:可通过机场,把飞机停在僻远的地方,不要让人看见。最后,因感到周司令和他们一起回来,警备区也会有人去接的,无法保密,这件事议了一阵就不了了之。但冯讲过,他们回来要是劝降的,我们不能听他们的,也不能让他们代表市委发号施令。
朱永加一再强调,这样拖下去是坐失时机,他们明天也不定能回来,可能是缓兵之计,等部署好了来对我们下手,就晚了。但冯、标坚持要等一天的意见。这样僵持了一会,朱把陈叫出去,一会陈来叫我出去,讲到小礼堂去。施也跟了出来。到了小礼堂,朱对我们讲,这几个老头子靠不住了,现在只有靠我们自己干了,你们有决心干吗?我讲:市委不点头,是没法干的,光靠我们也是干不起来的。施讲:要是市委不通知下面党委,我们调人是调不动的。即使想调,下面打电话到市委一问,也就不行了。陈也表示,市委不点头,干不起来。这时除了四个常委外,学习室的其余人都来小礼堂了。(我这时注意到王日初也在小礼堂)朱问:怎么都出来了?振等人讲:标说他们要开正式常委会,决定是否马上干的问题,叫我们都退出来。朱讲:这不行,这几个人靠不住了,不能只让他们几个人在里面,不能让他们打电话出去漏了消息!朱对振讲:你快进去,看住他们,不要让他们打电话。振又回学习室去了。朱又向其他人讲:几个常委不肯干,已靠不住了。现在要干,就要靠我们自己干了。常讲:要干就大干,小干没意思的。你们干不干?我们讲:市委不下令干,是不能干的。常对肖木讲:现在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还有什么怕的?你们不肯干,我们走!朱讲:不要急,大家再商量一下。常讲:你们不干,我们在这里干么?还不如回去睡觉。我们叫他们不要走。他讲:你们这么胆小,还有什么好谈的,我不参加了!说后,常和肖木先走了。朱对我们讲:最好还是争取他们一起干。还是让我再去做做他们工作。朱又进学习室去了。
我们几个人稍等一会,也回到学习室中。我进去时,正见朱站在中间,讲到要中央把人送回来。朱又讲:这几天我想得很多,反正已活了这么几十年,还有什么怕的?要豁出命来干!冯也讲:我也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并不怕死的。标对我们讲:常委正式决定,干是要干的,但一定要等一天。要是他们明天不回来,就不等了。要是他们回来不肯干,我们自己干!朱讲:今天不干,就别想干了,没时机了。我讲:等他们回来是可以的,但可否先做些准备,不然他们回来同意干的,再准备就来不及了。冯、标讲:准备工作可以先做起来,但不能马上动手干的。我们都同意了。朱讲:不能大干,小干也别干了,还是保存一些力量吧。
散会后,我对陈、施、振、廖和初讲:已叫黄他们在总工会等了,我们是否到总工会去?大家同意,分乘两辆车到总工会。我在开会中,见倾向于马上干时,就打电话到总工会值班室,通知总工会机关人员紧急集合。谁接的电话也记不起了。我讲:先告诉沈涵,是我说的通知机关全体人员马上来机关,把陈福良先接到机关,叫他马上通知。
76.10.13.凌晨、上午:总工会“吹风”等
一时左右。我们到总工会后,由我主持,在四楼会议室开会,传达“康办”会议的情况,商量怎么办。参加的人员有:陈阿大、叶昌明、沈涵、黄金海、施尚英、戴立清、马振龙、王明龙、廖祖康、王日初、汪湘君和强玲英(汪、强是我要总工会值班室告诉市妇联值班室通知的)。[叶注:强时任市妇联付主任,也是十七棉出来的造反派新干部。]
我在会上传达了“康办”会的情况,陈等人补充、插话。究竟传达了哪些内容已记不清了,可能讲过的有:冯和我与马、珍通电话的情况,他们叫我们要听指挥,一切等他们回来再说;分析马、徐、珍态度的情况,认为他们回来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一起干,一是不会干,是要做我们的工作的,后一种可能性大;朱永加提出要马上干和行动方案的情况,要天亮六时前做好准备,要印发“宣言”,提“四个还我”口号,要像巴黎公社一样血战到底;四常委表态情况,常委正式决定要等一天再干,准备工作可先做起来,但不能马上干等。黄问振:你怎么会去参加会的?振讲,是自己跑去的。我讲到朱等人的态度时,黄讲几个秀才有什么用!我讲:你不要看他们那个样子,这次想不到态度那么激烈。我们要干,也不能那样干法。
大家议论时,黄表示不同意等,赞同马上干。讲: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三十一厂拉出人来,一夜天就可把大标语贴满了。振讲:你不要搞风头主义。黄讲:什么风头主义,这是要拎着头去干的,你也来风头一下看看!两人发生了争吵,大家劝阻了。汪讲:这是什么时候了,还要吵?我讲:既然常委已决定了要等一天,我们当然不能干的了。但看来等马徐珍回来了,也不会再干的。而市委不同意干,我们又不能干的。我讲:上海这个地方十分重要的,不管谁来掌权,都是怕上海乱的,乱起来对他们没好处的。现在看来,中央也会怕上海乱的,但我们是不怕的了。毛主席说过,右派上台是短命的,不得安宁的。我们要让他们不得安宁。现在要干,是不大可能的了。但知道情况的人太少了,应把情况告诉下面的干部,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情况。这样即使把我们这些人都抓起来,下面也会有人和他们对着干的,使他们不得安宁。黄讲: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应告诉下面,要不他们会对我们有意见的。明讲: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的表明态度。其他人也多数表示同意我们主张。我讲:事实上,下面有些单位已经知道这一消息了,外地的消息很快也会传进来的,我们应告诉下面的。
我提出,总工会马上召集区县局工会负责人紧急会议,把这些情况连夜吹下去。大家都表示同意。黄讲:现在也像“康办”开会一样,你们三个付主任要正式表态决定。我讲:我同意马上开会的。沈也讲同意马上开会。黄对陈讲:现在这里你是“冯国柱”了,不能不响的。陈讲:我同意开会的,但是否现在马上开?现在半夜突然开会,太引人注意了。我意见等八点或九点后开,上班后开会不会使人感到突然。也不要把人集中在一起开,可分开来,分几批开小会,尽量不要引人注意。对下面怎么说法,也要研究。最好不要直接地说这件事,先从其他事情上谈起,不要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专门开会谈这件事的。我同意陈的意见,讲:可放在八时后开,就说学习讨论“社论”,分头开座谈会。可以从社论中关于“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没有好下场”这段话谈起来。我又讲:最好事先找几个来开会的头头,先向他们说一下这件事,让他们在会上讨论时,就说听到传说,北京发生了些什么事,把这件事提出来,问有否?再由主持会的人来证实,是有这件事的,要大家去考虑怎么办。陈和其他人都同意这样搞。我讲:纺织局工会叫苏惠康来参加,我先对他说去。振讲:我局里的几个工会干部,由我去说,叫徐阿坤来开会时提出这件事。明讲:我去向庞夫力、黄星生他们说一下,局工会来开会的人也由我来布置。(他讲了一个付主任老干部的名字)[叶注:庞时任一机局党委书记,是老干部。黄是一机局党委付书记,是新干部]。汪也讲过:市妇联上午也开个会,向下面说这件事。黄可能讲过,要和陈佩珍商量一下,打算在财贸各局中吹风。陈可能讲过,现在还是不要马上传到基层去。我讲,先到区县局一级头头,以后再看情况。大家也同意。
我可能是在会刚散或会上,对黄、戴讲:工青妇三家,就只“青”没人在,陈新发是知道点情况的,你们去找一下他和杨小兵,把我们商量的情况告诉他们,但团市委怎么办,由他们定。我可能这时问戴拟标语的事,对他又讲过先拟些大路货、通用的标语,以后看情况发展再提明朗的。黄、戴走后,“康办”值班室来电对我讲,陈新发打电话来说,黄、戴刚才打电话给他,说有事找他,马上派汽车来接他,并说是你叫他们去的。陈怕有假,要问问标,标叫问问你,有否此事?我讲:是我叫他们去找他的,向他说说情况,你告诉他去好了。散会后,我听廖对强讲,你也要回厂去看看有什么情况。
我回总工会不久,苏惠康来电话找我,讲他在合纤所,问我情况怎样了?我讲:我们正在商量。苏讲,他和张鹏飞来一下。我讲:我在开会,来可以,等我开会后再说。苏、鹏来后,在我办公室等。我会后一面通知机关人员到五楼会议室集中,一面就与苏、鹏谈话。我对他们讲: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证实,中央出了大事是肯定的,王、张、江、姚、毛、迟、谢肯定被抓了,金找不到人也可能被抓了。我可能讲过,警备区已在传达,部署行动了。我讲:现在情况很紧张,究竟会怎么发展,很难估计,希望事情不要搞大了,但是也不能不作些准备。我讲:中央出修正主义了,我们就要敢于造反!现在几个书记还没回来,但他们回来后是否会干也不知道,所以刚才商量了决定开会吹风,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你们回去后可把情况向几个书记说一下。鹏问:毛主席逝世不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讲: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空前激烈、残酷的反映。过去列宁说的这段话,没有真正的领会,现在才感觉到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一次比一次激烈、尖锐,斗争的焦点还是围绕着文革的态度问题,是肯定文革还是否定文革的斗争。为什么邓一上台,搞右倾翻案能搞得那么快?说明下面还是有些基础的,有些人总是想要否定文革的,这场斗争有得斗了。我问:所里值班的民兵怎样,你们了解吗?鹏讲:许多人是新进所的,还不熟悉。我讲:真要有事了,能用的上吗?鹏讲:这是靠不住的。苏讲:要靠他们是肯定不行的,还不如一些老造反可靠。我讲:这件事,你们心中要有个数,枪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现在先让他们拿着,到时候枪发给谁拿,还是个问题哩!我又问:所里一些老造反的情况究竟怎样?像现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敢拎着脑袋出来刷大标语的?鹏讲:大约有二、三十人。苏讲:十几个最多了。有些人平时叫叫可以,真要叫他上,就不干了。我讲:对老造反,你们也要有个数,到时候能拉得出人来的。苏、鹏可能问过,标语写什么内容,是否发?我讲:你们先把东西准备好,但不要动。到时候我会打电话来的。我又问苏:局里有什么情况吗?苏讲:局里的头头还一点不知道情况哩!我问:有起事来,局里能拉出多少人来?苏讲:万把人总可以的。我讲:也不一定的,到那时候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了,有些人不见得肯出来。我对苏讲:唐文兰可能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你去跟她说一下,局里对下面一些厂的头头、老造反,要作些分析,心中有个数,思想上要有准备,不要到时候拉不出人来!我对苏讲:这段时间我不能回所,你多回去跑跑,不要只待在局里。苏答应了。我布置苏,讲:我们决定上午开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吹风,纺织局就你来参加,会上讨论社论时,你把北京发生的这件事,作为听来的传说提出来,问有没有,让主持会的人来说这件事。苏也答应了。我还对他们讲:我这里要个人派用场,你们回去商量一下,要老造反,可靠的人,中午我来电话问。我要他们赶快回所准备。苏、鹏即走了。我和他们谈时,明开始也在,可能还插话讲过几句情况,明也讲中央是发生了右派政变。
接着,我在机关会上吹风(大多数人都到了)。我讲:大家学习《亿万人民的心愿》这篇社论时,感到社论中的一段话是有所指的,确实是这样的。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中央里揪出了一个反革命政变集团,把王、张、江、姚、毛、迟、谢都抓起来了,金也找不到了。外电和敌台都已广播了这个消息。据从各方面了解证实,这个消息是可靠的。被抓的这些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们都是在文革中出来的,是一直紧跟毛主席,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现在毛主席逝世不久,就把他们都抓起来了,这说明什么问题?我们是新干部、造反派、党员,该怎么办?这对我们也是个考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每个人都要独立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文革胜利成果!各组马上进行讨论这个问题。散会时,沈或唐对我讲,可以学习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我叫住干玉娥,讲:机关党支部抓一下各组讨论,要各组学习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特别是关于右派政变上台的一段话,结合我刚才说的情况讨论。干答应了。我回办公室,又找沈涵、徐妙林、唐行南,对他们讲:刚才商量决定,上午八时后开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学习讨论社论,叫大家重点讨论那一段话,会上由一机、纺织、轻工局头头来提这件事,你们再加以证实是有的,要大家考虑怎么办。我已向苏说过了,振、明也会向局里头头说的。我对徐妙林讲:组织组拟分组名单,原则上由主持工作的人来参加,有些人不行的,也可调一个来。参加会的人都要指名通知他们来。唐讲:是否区里也找个头头先说一下?我讲:可以的,找谁好?唐提可找静安区沈云春。我同意,叫唐把她找来。过一会,唐来讲,她在家里,一时叫不到,是否上午叫她早些来,先说一下。我讲:可以,只要开会前谈好就行了。你通知她早些来,来后你去向她谈。唐答应。(抄注:早晨沈云春来见我,问什么事?我讲你去找唐,他会讲的)沈、徐、唐出去商量开会的事。后又来找我,沈问开会时怎么说法?我讲可照我在机关会上说的口径。[叶注:干玉娥,市总工会常委,机关党支部书记。徐妙林,市总工会组织组负责人。唐行南,市总工会办公室负责人。沈云春,静安区工会负责人。]
唐行南来问我:王成龙知道情况吗?我讲:还不知道。唐讲:是否找他来说一下。我同意,要唐打电话给他。王成龙在家睡觉,唐对他讲:发生大事了,你知道吗?我对成讲:有重要情况对你说,你马上到总工会来,我派车来接你。王成龙到我办公室后,我对他讲:中央出了事情,把王张江姚、毛迟谢都抓了,你知道吗?成讲:也听到一些情况,(12日)下午,贺汝仪、绳树山找我去,对我讲几个大学里留学生听到广播后,问中国学生,后反映到文教组来的。但他们没有说详细情况。我和唐问:他们是什么态度?成讲:他们当然说要听中央的。唐讲:他们肯定是这种态度的。我又向成讲了一些情况。成问我:你们有什么打算?我讲:刚才开会商量下来,决定上午开工会头头会吹风。成讲:是否要向下说?这件事要郑重考虑!与成谈的时间很短,他就要回去了。临走时,他又讲:向下吹风这件事,我建议你要慎重考虑一下。
天亮后,我即要陈福良通知部分总工会常委和四个直属单位负责人来总工会开会。上午八时多一点,在总工会四楼会议室,来的人约有:史桂昌、童光正、曹征凤、董海棠、张宝林、谷士林、费福泉等。我向他们吹风讲了一些所谓反常情况。可能讲过:中央突然通知马周去开会,而市委与王张姚一直联系不上;军委首长加强战备的电话指示;房佐庭电话说“老胃病复发”,缪文金电话说“心肌梗塞”,都表示出事了等。我讲:中央二报一刊社论中的一段话,是有所指的。现接到北京来的消息,说揪出一个反革命政变集团,王张江姚和毛迟谢都已被抓,金可能也被抓了。北京据说已传达了文件。市委几个书记去开会后,没消息回来,所以详细情况还不清楚。有人问,这个消息是否可靠?我讲:是可靠的,外地已在传达了,外电、敌台也已广播了这事。我们从各方面了解过,得到证实的。我讲:中央是出了修正主义,把这些紧跟毛主席的领导人抓起来了。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毛主席逝世不久,他们就动手了!这件事情向大家说一下,要有个思想准备,有什么新情况再随时告诉大家。有人问,这些情况可否向单位里说?我讲:我们上午开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说这件事,你们回去也可向单位里其他负责人说一下。我对四个直属单位负责人讲:总工会机关都传达了,你们可向组室一级干部传达。散会时,张宝林问我:就这件事,没别的了?我讲:没有了,有什么新的情况再告诉你。他就走了。董海棠问我,总工会通知局工会上午开会,是否就是这件事?我讲是的。我还对他们讲:大家回去如发现什么动向,可反映到总工会来。另外,我可能也讲过通知柴雄昌(总工会委员,市科技组核心成员),但柴有否来过,记不清了。这会后不久,唐、史来找我。唐讲:史说政校十八期学员刚招好,就要开学了。这一期是否慢点开学,再招点老造反去学习。我赞同,对史讲:这一期推迟开学,你去找徐妙林商量一下,重点招一批老造反去学习。史答应后和唐一起去的。宣教组有谁来问我:罗骏(组长)正在干校学习,是否要叫他回来?我讲可找他回来。
上午十点不到,我和汪、沈、强等人在四楼会议室交谈时,唐文兰和苏惠康来找我,兰问:为啥还不赶快行动?我讲:怎么行动,几个常委都不同意马上干,要等他们回来再说。兰讲:等他们回来,要来不及了!我讲:那也只好等啊!兰讲:也要想想法子。我讲:现在没什么办法可想的,只有等他们回来,看是什么情况了。他们要干,会带我们干的。他们不同意干,你就毫无办法。所以只能坐等!我讲后就离开会议室,打电话到一机局党委找明,我问他在干什么?明讲:正在向庞夫力、黄星生说这件事。我讲:我马上到局里来。
我随即到一机局党委书记办公室里面的休息室,庞夫力、黄星生、王明龙都在。明讲:我正向他们谈情况,你再具体说一下。我问庞,你态度怎么样?明讲:老庞态度很明朗的,他刚才还说了下午要亲自到一些工厂去跑跑,摸摸情况。我讲:一机局大厂多、力量强,是要注意掌握情况的。庞讲下午先到彭浦几个大厂去跑一下。我对黄星生讲:金祖敏是你们厂的,现在也可能被抓了,你也该回去看看,向厂里头头打个招呼。星答应讲:下午就回厂去找一些人谈,并到闵行几个大厂去跑一下。我可能对庞、黄讲过:重型机器厂有人在京开会,也打电话向厂里说了些事,厂里报给“康办”了,你们要了解一下厂里有什么反应。我对他们三人讲过: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动手了,斯大林逝世时,赫鲁晓夫还没能马上搞哩,现在搞得比赫鲁晓夫还快。又讲: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是反蒋介石的,但蒋也不敢对宋下手,现在连江青也搞了,真比蒋介石还厉害,在谈到中央召开的会议时,我讲过:现在中央也可能是采取试探的态度,就像当年蒋介石搞“中山舰事件”一样,结果共产党不反击,他就大胆干了。我们应坚决与他们斗争,不能投降。明也讲过他们干得比赫鲁晓夫还快的话。可能还讲过,现在只有对着干,不能投降做叛徒,就是做叛徒也没好下场的。宋江投降了,还不是一样被药死的!明对我讲:已向局工会的几个头头谈过情况了。还布置他们在局工会值班,要开些座谈会向下面公司、厂工会吹风。明还讲:他也准备去一些厂摸摸情况。我讲:一机局是市里的大头,要控制好。庞夫力讲:局里再商量一下,做些准备。在我们谈论中,轻机公司党委书记(王)来找庞讲:潘国平刚才到公司党委来说,王张江姚等已被中央抓起来了。我们说是谣言,他说是真的。还说马、徐、珍几个书记都去中央开会了。你们不信,可打电话去找找他们,人还在吗?我问:潘说过他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吗?这个书记讲:问过他。他是说中央办公厅一个人在上海,告诉他的。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肯说。我讲:潘怎么说的,请你们马上写个情况给局党委转报市委。这个书记答应后走了。我对庞等人讲:我们要吹风,潘倒也在吹风了,不知是哪里来的消息。他说中办的人告诉他的,显然是吹牛。但说的情况倒是确实的。徐、珍去开会的事,连局里都不知道的,他能知道,说明是有消息来源的。看来他们也在活动了。局党委对这些人的活动要注意了解。我又电“康办”,要值班室告诉标关于潘活动的事,并讲局党委会报材料来的。总工会吴伟民来电讲:收到北京寄来的一信,是给你和唐行南的,信很短,我读给你听。他读了一句,我即讲:不要读了,我马上回来看。隨即我回到了总工会。
我到了总工会办公室,吴把信给我,讲这信写得很奇怪,没署名谁写的。我看了一下,信封已拆开,上面直行书写“上海市总工会”“叶常明、唐行南同志收”,“北京西单商店”。信纸是从白报纸上截下的小纸条,横书“叶:王、张、江、姚、金数十人被抓。10月11日”。我看信时,唐来讲:信已看过,很奇怪,没写谁写的。我讲:看来北京也是有反对派的,怕我们不知道这事,特地写信告诉我们。说明我们也不是孤立的。唐讲:这信看来也是匆忙中写的。我们分析这信,我讲:北京只有西单商场,没西单商店的,这个署名肯定是假的,写的字迹看来也是故意装的。(信封钢笔字,信纸铅笔字,都写得一笔一划很呆板)。唐也这样讲,还讲:北京知道我名字的,除了“全总”的一些人外,就没什么人了。而信封把你的名字写错了,我的倒对的。信纸上也只是提金祖敏,不提迟、谢,看来是“全总”几个造反派写的。我问,会是什么人写的?他想了一下讲:这笔迹是假的,认不出来是谁写的。(抄注:先讲想不出来)我可能对唐讲了潘国平的活动,并要他派人去了解一下一些头头的动向。我把北京来信抄了底,把原信附在我写的条子后,封在一个信封里,叫“403室”马上送“康办”去,并打电话告诉“康办”值班室,讲收到信后即送标。
我为把北京来信和潘的活动情况告诉其他人,就通知陈、黄等人来我处。又电合纤所鹏问,要你们推荐的人定下来了吗?他讲:商量有二个人,一个是伍明星,人活络;一个是龚富成,较踏实,要谁?我讲:要龚,叫他马上到总工会来找我,告诉他要带点钱、粮票,准备几天不回家。叫彭大静车子送他来。当龚来后,我对他讲:我们在三十一棉设了个联络点,你去值班,那里有戴负责,还有其他单位的几个人。去后暂时不能出来,可能要几天时间。我问:有什么困难吗?他讲没有。我写了张条子给戴,只写:有合纤所龚富成来报到,请安排。我又电话联络点,是金仁典接的。我讲:我派龚富成来值班,你向戴立清说一下,他马上来,你们派人在大门口接一下。金答应了。我把写的条子给龚讲,你叫彭大静送你到三十一棉大门口,那边有人等你的。你把这信给戴,听戴的安排。龚答应后走了。
中午十一点多,黄、振、明先后来我办公室,沈涵也在。我把北京来信、潘国平活动的事告诉了他们。我们谈论了这两件事。可能明讲过,有反映说潘到长江饭店去过几次。我后告诉唐行南或夏其端,叫他们去长江饭店查一下,是否有北京来的什么人与潘接触。这时邹天龙来了。明开门后来对我讲:邹送标语口号来了。明手里拿着一叠打印的口号单,对我讲:是否先叫唐行南看看,文字上把把关?我讲好的,你去对唐说。明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唐拿了口号单进来讲:看了一下,没什么问题,有几条个别字改动一下,这样读起来更有力些,他读了一下改动的口号。沈也讲,这样好,更有力了。黄讲:口号太一般化了,没一点针对性。我讲:是一般化了。其他人也有这个看法。黄讲:最好加两条打倒中国赫鲁晓夫的口号,还是没点是谁。我们赞同,议了两条。一条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另一条忘了,内容类似的。由唐当场加在口号单上的。可能是振讲,应有一点号召性的口号。大家也赞同,议了两条都是号召全国工人阶级、上海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内容,也由唐当场加在口号单上的。最后,唐又把这四条口号读了一下,大家同意,唐就出去了。
这时或再晚一些,施来了,我们问他为什么来这么晚?施讲:到市公安局薛干青处去了一下,了解一下敌社情动向,这也是很重要的,要掌握这方面动向。施讲:敌台一直在播送北京揪出反革命政变集团的消息。黄讲:这二天报纸内容不对头,人民日报登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文章,还有其他一些文章,这都是有所指的,看来是拿历史上的事暗指现在的事。究竟谁在分裂中央?我讲:不知他们有否回来?就打电话到“康办”找标。值班室讲:标和几个常委都不在,也没说到哪里去了。我们也有事找他们不到。我对其他人讲:几个常委连人到哪里了都不知道,市委真是要瘫痪了。又讲:会否到机场去接人了?我又打电话到工交组找黄涛。秘书讲:涛回家吃饭,人在家里。我对其他人讲:看来人还没回来,今天大约又不会回来了。我们一起到六楼食堂吃饭时,涛来电话对我讲,人都回来了,你们马上到我这里来。
76.10.13.下午:先到黄涛处,后去“锦江”参加市委常委会听传达,王知常来电等
我们饭后一起到了工交组黄涛办公室,有涛、金、陈、叶、黄、施、振、明等人。涛对我们讲:去开会的人都回来了,是廖从机场得到消息后,打电话告诉我的。我没去接,是少、冯、标去接的。他们没回“康办”,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谈。我们问他为什么没去接,涛讲没通知他去。我们讲:四个常委就你一个人不去,看来对你也是不相信的了。我讲:看他们回来的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干的了。涛讲:情况看来很不妙的!可能他们要先商量一下后,再叫我去。估计今天是要传达的。可能先正式常委开会,然后列席常委参加。也可能他们商量好后,就一起开了。于是大家就议论了传达开会的问题。陈讲:他们是要做我们工作的,办学习班,思想通了才能出来。我准备去了不再出来。我和其他人也讲过类似的话。我在涛办公室用“红机”打到总工会找沈涵,人不在。我就对唐讲:告诉沈涵,要各组马上分头通知区县局工会,把我们上午开会说的情况,尽快传达到基层工会干部。唐答应了。接着,我们接到了“康办”通知,下午三时到“康办”参加常委会。涛对我们讲:现在再要干是不行的了,还是先听他们的,还可以保存一下力量。我讲:准备去了不回来!黄讲:我回厂去等你们消息。要是你们出不来,我带人去救你们。我讲:我会打电话来说情况的,你们一定要等我电话,不要有行动。(抄注:我和黄这后面的二句话,也可能是在讲王知常电话时讲的,再讲咳嗽的话)施讲:我在江南厂,有事可打电话来。
我回到总工会,即打电话到合纤所,要黄汉中叫彭大静开车来总工会。我问沈、唐,通知区县局工会了吗?他们讲:县工会还在开会,区局工会正在打电话通知。我讲:电话来不及打,可派人下去直接通知,区工会也可直接派人下去开会传达,这样速度快。我可能问陈福良,档案材料有否清理好?陈答正在清理,来不及弄。我讲:只要先把有批示的材料拿出来放开,其他文件慢一点,要赶快搞。在我要去“康办”开会时,王知常来电话找我,我在司机组听的。常问:“康办”开会,你去吗?我反问:朱去吗?常停了一下讲:朱要问问你。我讲:去的,去听听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好的。常问:你去开会,有什么准备吗?我讲:没什么准备。常又问:那你们打算干吗?我讲:我马上要走了,你打个电话去找黄说吧。我告诉他电话号码。常讲:你们大干,我就来。要是小弄弄,我是不来的。我这人就是好走二个极端的,要么大干,要么就不干。我讲:黄在那里,你找他谈吧。我即电联络点,对黄讲:常打电话来,他现在还想要大干呢!我叫他电你谈,他等会来电的,我马上去开会了。黄讲:要是情况不对,你马上打电话来。(抄注:可能还讲了,你们出不来,我带人来救)要是不能讲话,只要咳嗽二声,我就知道了。我带人来救你们。我讲:我一定会设法来电话的,你们不要动。我在去“康办”的路上,把联络点的电话写在纸上,交给彭讲:等我进“康办”后,你照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找龚富成,叫龚告诉黄我已到“康办”了。彭答应了。我到“康办”不久,办公室通知,会在别处开,叫开会的人集体乘车去。我和陈在车上讲:不管到什么地方开,我们思想不会通的,反正不准备回来了。到了锦江饭店南楼后,我和陈,还有陈新发三人,会前在休息室闲聊,我讲:看他们葫芦里卖什么药!陈讲:随她们说什么,反正准备不回去了。我还讲:看他们怎么来做我们的工作!
三点半左右,在锦江南楼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在沪的书记、常委、列席常委都参加了,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会由马天水主持。马、周、徐、珍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内容。但这次只传达了一部分,很多重要内容并没传达[叶注:这是后来才知的]。马在讲话中仍称王张姚为同志,讲他们是犯了错误,中央隔离审查。审查后,中央还要安排工作的。马讲:到北京参加会议,听了中央负责人的话后,我开始思想上是想不通的。所以上海打电话来,我不愿接,也不好说。会开好,我向华主席提出,我一个人来开会,回去工作难做(抄注:可能讲还有二个新干部书记没来)要求让徐、珍也来参加会,回去一起做工作。(抄注:这句话可能是讲,新干部工作难做,让徐、珍来参加,回去做新干部工作,好做些)华主席同意了。所以我们没回来,又叫徐、珍去的[叶注:当时听了“传达”后,会场上气氛沉闷,无人讲话。马再说的]。涛讲:能相信这些材料吗?!马讲:想不通,允许想,也允许提出问题。但这材料是不能怀疑的。涛讲:要是想通了,就意味着背叛!(抄注:这句话可能在徐讲了“多想想,可想通”后讲的。)
徐讲:老实说,我们刚参加会时,也是想不通的,过去从没听说过这件事,为什么毛主席逝世不久,就要这样搞法!华主席在接见我们时,对我们说,“四人帮”是两面派,你们只知道他们在文革中的情况,他们在中央搞的反党分裂活动,你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一听到这件事,感到吃惊,有想法,也是不奇怪的。王张姚都是上海的,你们的任务很重,回去要做好工作。我仔细想想,才慢慢想通了。过去我们只看到他们在文革中影响很大,所以相信他们。不知道他们背后搞了那么多阴谋活动。他们是背着我们搞的,与我们没关系的。老实说,就是“四”掌权,他们也不
会搞马列主义的,也是要搞修正主义的。珍讲:开始听了也想不通,多听几遍,多看看材料,就可以想通了。我们在北京就是这样的。
徐讲:我担心我们原来做的布置,向华主席说我们原来想不通,来开会前还做了点准备呢!华笑着说早知道了,你们还打了许多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马讲:这件事,会有许多人想不通的。我们要做工作,要允许有暂时想不通的人,允许他们想,允许他们提出问题来。但是不能反对。传达后,肯定会有人贴大字报、大标语的。只能贴拥护的,不能贴反对的。要是贴反对我们的,也不要去禁止。但对贴保我们的,包括反击那些反对我们的,要劝阻他们不要贴。现在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不要去和群众闹对立。(抄注:还讲过,不能贴华主席大字报、大标语,发现即覆盖掉,是反革命。不怕大字报反对我们,就怕出现二派矛盾,所以一定不能反击。)
马去听了电话回来讲:是马振龙来电说要来参加会,我劝他不要来。他还问我们到底什么态度,干不干。他们急得不得了,我答应晚上就向他们传达。朱听了传达后讲:这几天我又把几位领导过去的批示材料(或讲话、写的信、批示),(抄注:应为,过去的讲话、批示等)看了一遍,看不出什么问题来。朱讲:我现在思想很乱,又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出国了吧。徐讲:朱是到日本去访问的“鲁迅代表团”团长,这二天就要去的。徐讲:这件事,我们在京时,向华主席汇报过。华说既然已定下来的,还是去吧。周、马、珍也讲:华同意你去的,还是去吧。
我在参加会时,思想上是十分抵触的。开始听传达时也是抱着不相信态度的。但我听到了毛主席对“四”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后,感到很吃惊,特别是看到几分影印材料后,这才相信这是事实。这时,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原来对情况的估计完全错了。我们这几天的活动也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感到十分沉重、焦急。会上我没发言,但流了泪。这并非是为“四”的缘故,而是对自己出了大纰漏的着慌。传达好后,我即向马等人提出,其它人还在等我们的消息,要求今天就能向他们传达。冯、标等人也讲,赶快向他们传达。会议最后决定,今晚即在锦江小礼堂先向工、青、妇、民兵、写作组、组织组有关人员传达,明天上午在延安西路二百号召开组办、区县局、大专院校党委负责人会传达。散会后,我即电联络点,对黄讲:市委决定晚上在小礼堂先向我们传达,你通知其他人都来。黄问:倒底什么情况?我讲:你们来了,就知道了,黄讲:怎么你也变成这个口气了?我讲:你们晚上早点来,我先向你们说一下。在吃晚饭前,珍和我、陈、汪、陈新发、陈佩珍等人在一起时,我问珍:怎么说了张、江的一些问题,王、姚没什么材料?珍讲:主要是张、江的问题,张是在后面摇鹅毛扇的,江是在前面跳的,王是被他们拉过去的。姚问题不多,他想跳出来,但跳不出来。珍讲了些江的问题,讲这些事我们过去一点也不知道的。
76.10.13.晚上:“锦江”向工青妇等传达
晚上八点不到,黄、戴、振、明和初等来到锦江,我在小礼堂外等他们的。我对他们讲:不是反革命政变集团的问题。是说他们搞“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毛主席有指示的。他们问,真的吗?我讲:有毛主席批示的影印件,张春桥写的“有感”影印件,是真的。我又讲:主要是张、江的问题,王、姚的材料没什么。珍说王是被拉过去的,姚想跳出来,跳不出来。在传达前,我问黄,常有否打电话来?黄讲:常来电问我,你们准备大干吗?要是大干,我来的。要是小弄弄,我不来的。我叫他来谈,他没来。黄还讲:我电施,他说有重要情况告诉我,要我去。结果没什么,只说委市委在开会传达,我们不能动,要等。施对我讲:下午黄来电,问我到底准备怎么样?我说得到重要情况,叫他来谈。他来后,我对他说市委在开会,还是等一下消息再说,不能动的。
参加小礼堂传达会的人约有:“市民指”施、吴、钟、印,总工会沈、黄、戴、振、明,团市委陈新发、杨小兵,市妇联强玲英,写作组王知常(抄注:还有一人),市委组织组王日初、徐思玉(抄注:可能没徐)。还有陈、叶、汪、朱等人。由马主持,马、徐、珍传达,传达的内容比下午少。传达后,振讲:不能相信这些材料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法?黄讲:这些材料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即使他们有错误,完全可以在政治局开会帮助他们,为什么要把人抓起来?黄还讲:毛主席的指示很清楚的,批评他们是对他们的爱护、教育,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搞?要是毛主席在世,是肯定不会这样做的!现在这种做法,党的历史上没有过的,这样搞法不能服人,无论如何想不通的。我讲:他们有问题,但采取这种做法,我是想不通的。我还讲:现在把他们说得那样坏,和我头脑中对他们的印像,根本对不起来的。要我恨是恨不起来的。戴讲:为什么要采取抓人的措施?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开会批判么,这样做法,我想不通的。打招呼会上,中央也没拿出什么有说服力的材料来。施也可能讲过,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搞法的话。许多人则较沉默。马讲:想不通也不奇怪的,允许大家想,也允许提出问题来,但材料还是要相信的,不能反对的。徐、珍也讲了类似的话。散会后,明问我,联络点怎么办?汪讲:撤掉算了。我讲:反正是这么回事了,明天再说。沈问我:你还回机关去吗?我讲:我等会要去的,你要回家可先回去。但沈走后,我因有抵触情绪,也不去机关,而回家了。我乘车时,彭告诉我,电话打过了,正好是龚接的,向他说了。我告彭,明天先到合纤所,我要车会来电的。
76.10.14.全天:上午在总工会开会停止向下“吹风”;下午在“康办”开会;晚上送廖回京,“锦江”开会
我去总工会前,接到黄在家打来的电话,问我“二百号”开会去吗?我讲:不去了,我要开区县局工会头头会,你去吗?黄讲:不想去,去也没什么意思!我电总工会,可能是告诉沈的,上午开区县局工会负责人紧急会,仍要参加吹风会的人来参加。我电合纤所,要黄汉中叫彭开车子来。我去总工会时,对彭讲:已没事了,你回所去,我会电所里的。到总工会后,我又催促通知开会。我电合纤所,黄汉中或鹏接的。我讲:彭大静回所来了。又讲:几个书记都已回来了,现在正在开区县局党委负责人会议传达。王张江姚出了事,已被抓了起来,是说他们搞阴谋要篡党夺权,中央对他们隔离审查,不是传说的反革命政变集团。市委传达会很快会传达下来的,你们听了就知道了。所里民兵值班的事,区里肯定会来通知撤的,你们等区里通知好了。我电“二百号”,对珍讲:我们原来向区县局工会已说过情况了,上午要再开会说一下,传达会请假,不参加了。珍同意请假,并讲:你要向他们说一下,要听中央指示。我碰到唐行南时,唐对我讲:黄涛说现在再搞不行了,损失太大,还是设法保存一下力量。他的话是有道理的,现在不能搞了。我也告诉他,几个书记回来了,正在“二百号”开会传达,我们也马上开会布置一下,不能再往下吹风了,这件事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上午十点,我在总工会五楼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参加的有区县局工会负责人,总工会组室和直属单位负责人。我讲:市委去中央开会的几位书记都回来了,正在“二百号”召开区县局党委负责人会议传达,马上就会传达下来的。中央是开打招呼会议,王张江姚搞“四”,阴谋篡党夺权,中央对他们隔离审查。毛主席对“四”问题有过指示的。(抄注:我先没讲内容,只讲党委会传达的。大家不满,要求讲内容,我讲了几个“四”的问题。于是)有人问,材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讲:中央发了几份影印件,笔迹是真的,毛主席有指示,这是不能怀疑的。我又讲:不管材料真的假的,现在我们要按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指示为准,要按市委布置的办。还没向下吹风的,不要再吹了;已经吹过风的,回去马上开会向他们说一下,不要再传了。凡参加过吹风会的人都要向他们说一下。我讲:向下吹风,是为当时不知道真实情况,又感到情况紧张,为防万一,才决定吹风的。当时决定吹风是有当时原因的,在那种情况下,吹风还是必要的,是对的。这件事,你们不要怕,有责任我们负。我还传达了马、徐、珍的一些话:对这件事,想不通可以想,允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允许提出问题,但不能反对。“四”是背着我们搞阴谋活动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阴谋活动,也没关系的。群众贴拥护的大字报、大标语,要支持。不能贴反对的,更不能贴反对华主席的,要是发现立即覆盖。群众贴反对市委和我们的大字报、大标语,不要禁止。但对贴保我们的要劝阻。千万不要去和群众闹对立。我还讲:现在即使有人指着鼻子骂我们,也不能回击。王张姚都是上海出去的,他们一出事,今后上海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我们要更小心谨慎了。有人问工会单独值班的事。我讲工会值班撤销,回去都要按党委的统一布置办。散会后,我以为廖祖康还不知道传达情况,就电东湖找他。肖云机接的电话,讲廖不在,要等会来。我讲:告诉他一下,我找他,向他说一下传达的情况。过了一会,肖来电话给我,讲廖在家里,已向他说了,廖说要休息一下,叫你不要去了。
下午约二时,市委在锦江小礼堂开常委会,讨论向中央发表态电报。徐在讨论电报稿时讲:我们过去对“四”搞的阴谋活动都不知道的,他们的活动与我们也没牵连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们的问题,与他们划清界线,不存在转不转立场的问题。(抄注:是徐要删去电报稿中“转立场”之话时讲的)。珍讲:我们在上海作的布置都已向中央领导说清楚了,中央是知道的。我在会上讲:我们当时因等你们不回来,急得不得了,又不清楚真实情况,为防万一,向下吹的风。现在有些区局工会负责人因吹风问题被揪斗、殴打,希望市委也能为吹风的问题承担一些责任,让工会干部好说些话。汪也讲:妇联也向下吹了风,现在也有人揪下面干部,要求市委出面说一下。我和汪讲时曾哭过。马讲:吹风的事也不能怪你们,市委要承担责任的。徐、珍也讲,这件事情主要由市委负责。马、徐、珍要标去通知区县局党委。后标来对我讲:已通知区县局党委了,说了二条意见,吹风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主要由市委负责,不要去揪工青妇、民兵干部,党委要做工作。我对珍讲:最好找廖谈一次。珍讲:马、徐和我一起找他谈过了,要他回北京去。我们开会时向华主席汇报过,廖还在上海。华说小青年犯些错误,回来说说清楚就好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华的指示也向他传达了。我问:廖什么态度?珍讲:廖态度很好,说他早有回去的思想准备了,廖今晚就回京。我讲那我们去送他,珍没表态。珍问我:黄等人他们态度怎样?还没想通?我讲:还没问过,看来还没通。珍告诉我讲:轻工局党委汇报,说振不同意党委开会向下传达打招呼会精神。已告诉局党委,他不同意,不要去管他,局党委传达下去。珍讲:你要跟他们说一下,不能再想不通了,再想不通要自己负责的。又讲:要多看看传达材料,多想想,就能想得通了。我们在北京就是这样的。我讲:昨天一传达好,就谈不下去了,又没好好想想。最好今天能再找他们来谈一次,把精神再传达一下,做做工作。珍同意,讲晚上接待好外宾后,在小礼堂再找他们谈一次,要我去通知人。
散会后,我到轻工局振处。黄、戴、振在一小间里,我进去时,见黄、戴两人对坐着在谈什么,黄拿了本子在写。我问黄,又在乱写什么东西?黄讲:不是乱写,我们在提问题。马天水不是说,想不通,允许提问题吗?我们议了十个想不通的问题,要提出来。我讲:现在已经是没办法的事了,提这些问题还有什么用!?戴或黄讲:不管怎样,这样做法是不能服人的,我们要表明自己的观点。黄讲:毛主席的指示很清楚,是对他们的严肃批评,也是对他们的教育、爱护,又没说要把他们抓起来,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搞法?毛主席逝世一个月不到就这样搞,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我讲:“四”问题是有的,毛主席也批评了。但这样搞法,我也是想不通的。振在我到后不久,就对我讲,要去送一下北京饭店一个负责人回去,先走掉了。
我对黄、戴讲了马、徐、珍找廖谈话和今晚廖回京的事。黄、戴讲:他们已知廖要回京的事。下午到廖的家去过的,廖在收拾东西,廖告诉他们的。黄讲:我问过廖,中南海紫光阁私装十几只电话,要夺办公厅权的事。廖说根本没这种事的,毛主席逝世后,那里有几只电话机,是临时安排值班的。这事是他经办的,那里有十几部电话,要夺办公厅权的事。黄讲:传达的这些材料是不能相信的。我和黄、戴商定今晚去机场送廖回京。我讲:就这最后一次了,还是去送一下吧!这时房佐庭、张敬标先后来电话,传达马天水的意见,叫我们不要去送廖。我先讲要送的。标来电时,我支支吾吾的答应了。我向黄、戴讲了马的意见。黄讲:这有什么啦,送送又有什么大事了。我也讲:送一下没关系的,现在都胆小了。我还讲:电话是给我的,马是叫我不要去送的。你们只做不知道,照样去送,我是追你们到机场的。我还告诉他们晚上再到锦江小礼堂开会的事。可能还向他们传达过马、徐、珍等人在下午常委会上的讲话。黄、戴讲:他们已和廖说好去送他的,振、明在廖家里,我们也去廖家。我讲:到他家里去不好,我们还是直接到机场去等他们吧。黄、戴也同意了。
我们三人同车到机场,在候机楼碰到了警卫处送廖回京的工作人员。直到旅客快上完飞机时,廖、振、明乘车到来。廖下车就去上飞机,我们一面走,一面与他握手告别。送到舷梯旁,我对廖讲,回去后自己要多加小心!廖答应了一声。飞机飞后,我们五个人同车回到锦江。我听黄讲:我对他(廖)说你回去多当心,我们这里你放心!他都快哭出来,说不出话了。我问振、明:为什么这么晚才来?他们讲:早出来了,廖说到机场也没地方休息,等在里面没意思,还是在外面转几圈,到时直接上飞机,所以才算好时间来的。我问:他女朋友怎么不来送?他们讲:她到廖家里送的,廖叫她不要来。黄涛也到他家里送他的。我们五人到锦江吃饭后就到小礼堂开会。(抄注:可能在轻工局或回锦江时,讲到廖家去时,廖不在,他回来讲是到“康办”去交一支手枪的)。
晚上在小礼堂参加会的人约有:珍、陈、叶、汪、黄、初、强、施、戴、振、明、杨小兵等。先由珍主持讲了几句,大意是讲,对中央打招呼会精神要多听几遍,材料多看几遍,就慢慢会想通的,但对材料不能再怀疑了。黄讲:还有什么材料吗?现在说的这些材料是不足以说服人的。又讲:中央为什么不发文件?这么大的事,不发文件,仅凭开会的人能记多少就传达多少,太不严肃了。黄还讲:毛主席是批评他们的,但这口气还是教育他们,是爱护他们的。要是因为毛主席批评过他们,就要抓起来,那要抓的人多了!把毛主席批评过的人排出来看看,这些人都可抓了!振讲:我不相信这些说法,要使人相信就要拿材料出来。现在有什么材料?又讲:市委向下传达是不对的。我在局里讲过的,不能向基层传达。戴讲:王洪文的问题又没有什么材料,怎么能叫人相信呢?!我讲:他们问题是有的,但主要是为什么要用这种办法解决,使人想不通。又讲:大约怕“四”先动手,所以要抢先对他们下手。我还讲:毛主席逝世后,谁也没有毛主席这样的威望。华主席刚上去,他说话人家不一定听。“四”几个人都是文革中上去的,有威信。要是不先把他们抓起来,他们抢先动手的话,叫我们干,我们也会跟着干的。所以要先抓他们。
会开没多久,振发火跑了,珍也发火跑了。我们一起议论纷纷。汪讲:大家要冷静些,这样吵吵,怎么办呢?我也讲:要先让珍把话讲完,不要打断她,有什么话放后面说。不要吵,感情用事是不行的。初讲:不能这样吵,这样下去真要变成反革命了,我不参加这样的会了。大家要我打电话叫珍来。我打了几个电话,找不到她。我又电话给振,叫他来,他不肯。后珍来电给我讲:我们刚才找肖木谈了,洪有严重问题。他们几个人(指黄、戴、振等)还说洪没材料,材料多着呢!你告诉他们,谁要是再想不通,就由他自己负责!叫戴马上回干校,不回去,他自己负责。我叫珍来讲一下,她不肯。我向其他人传达了珍的电话。黄讲:有什么严重问题,叫她来谈谈嘛,为啥不肯来?用高压政策压服是不行的!戴讲:现在再回干校,有啥意思?我不去。戴对我讲:我这里还有几张洪的工作证,是否交给你?我同意。(后几天,戴派人送来总工会,是戴用信封装好的,是一个有纸芯的小证件夹,几张洪的市革会、“工总司”旧工作证。我放了三天后,又交给陈福良保管在机要室。讲先放你们这里,等收集材料时交上去。)初讲他不参加了,杨小兵也讲不参加了,先后走了。明问我,联络点值班的人很急,怎么办?我对黄等人讲:把联络点撤了,让他们回去吧!大家同意。明讲:最好你明天去厂里找他们谈一次后,再让他们回去。我答应了。之后,大家即分手回去。
可能是十四日近中午时,振来电(也可能是唐行南转告我)讲:轻工部来了一批干部,到轻工、纺织、手工局,说来检查工作的。有几个局级干部来的,他们已到轻工局来过了。现在派他们来是什么意思?是否想来夺权了?这个动向要主意。唐也向我讲过,交运(抄注:还有港务)局反映,交通部派了一些干部来检查工作。我敏感认为,这是要对上海采取措施了。我讲:大约是来接管上海了。他们要接管,我们可以统统让给他们,把局里的人都撤出去,看他们能搞得好吗!要想来夺权也没有那么容易的!我可能是对沈涵、唐行南讲过这些话的,还电话“康办”汇报过。(抄注:这件事也可能10月13日中午的)
76.10.15.全天:上午开机关组长的会,找有关人员谈话;崔根娣来找我;下午开区县局工会的会,参加“康办”会;晚上最后一次找参与活动的成员传达
我还睡觉时,我姐姐和哥哥来看我。哥哥对我讲:王成龙昨天在文教组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时,说你在总工会决定向下吹风时,他曾劝过你要慎重考虑,你不听,仍然搞了吹风,是否有这事?我讲:这事是有的,但他为什么要在传达中说这件事?是想说明他是反对的?这件事根本用不着在传达中说的!姐姐讲:华主席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这样搞呢?我讲你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那时也不清楚现在说的这些事,搞得很紧张的。要早知道这些情况,谁也不去搞了。
上午,我到总工会,在门口碰到陈锦笙要出去,我问他去哪里?他讲:唐来电话说生病了,请假二天,去看看他。我讲:大概是有情绪,你去对他说,我有事找他谈,叫他来一次。陈答应了[叶注:陈时为总工会办公室负责人之一]。我到办公室和沈涵商量讲:现在工会很被动,我们要赶快明朗表态,叫下面工会也要明朗表态。是否下午开个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再说一下,上午先开组长会商量一下怎么说法?沈同意。我即要人去通知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下午来开会,仍叫参加过吹风会的人来。又要人通知三十一棉联络点值班人员,讲我因开会不能到厂来,叫他们中午前来总工会,我找他们谈。
组长会在四楼会议室开,我主持。除唐外,各组室负责人都来了。我传达了昨天常委会上的一些内容。我讲:“四”搞的是阴谋活动,是背着我们干的,他们的活动与我们没牵连的。过去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把他们看成正确路线的代表,所以跟他们的。现在知道了他们的问题,我们与他们划清界限。现在对工会的矛头集中,我们要明朗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各级工会要明朗表态,不要被动。我讲:现在看来吹风是错误的,但当时我们看到情况很紧张,开会的人又没回来,为防万一才决定吹风的,这是作了最坏的打算。昨天开常委会时,我已向市委汇报了,市委会向各级党委打招呼的。市委领导也说了,他们在开会时已向中央说了上海作准备的情况。所以对吹风的问题不要怕。有人问,可以理直气壮的回答。我还讲:现在有人贴大字报反对我们倒不怕,就怕会出现二派问题。市委领导再三强调,对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不要回击。即使指着鼻子骂我们,也不能回击。要防止给人钻空子利用,搞二派矛盾。组长会上议了一阵后,我归纳提出了几条口径,要杨仲康据我讲的意思,草拟一个下午开会用的讲话稿。沈在会议上讲,我根本不知道“四”篡党谋权阴谋的,八日晚上通知我去时,还以为是王洪文回上海了,要接见我们。想不到是这么一回事,完全是坑害了我。[叶注:杨仲康时为总工会组织组负责人之一]
上午,我开会时,张鹏飞从合纤所来电话,讲要给我送工资来。鹏来后,我和他谈了一会。我问他听到传达了没有?他讲没有。我就向他讲了几件“四”的问题。我又问所里情况怎样,听到点什么动静?他讲:因还没传达,现在还没什么情况。但大家的思想很乱,传达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我讲:想不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太出乎我们意料了。特别是洪会这样搞,实在没想到!现在搞得我们很被动,肯定会有人乘机来搞我们的,要有思想准备。他表示同感。我讲:他们搞的这些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中央也说了他们是背着上海人民干的。我们反正没跟他们一起去干篡党夺权的事,也不用怕,怕也没用的!他问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讲:你跟党委其他人说一下,现在要赶快明朗表态。局里这一、二天内一定会传达的,你们注意不要被动。我对他讲龚富成今天就回所里来。鹏讲:龚乡下有人来,他家里叫他回去一次,你叫他先回家去好了。鹏讲要去局找苏惠康,就走了。
近中午时,崔根娣和金祖敏家属来找我。因我在开会,要陈福良安排他们在另一间房坐等。后陈来讲,她们等了一会,说要走了。这时正好王明龙来了,我对明讲:他们大约是来打听消息的,你先去和她们谈一下,我开好会再和她们谈。明答应去了。我开好组长会后,就叫崔等到我办公室。崔对我讲:我们来找你,你怕不怕?我讲:有什么怕的?现在怕也没用了!崔讲:等了这么长时间,我还以为你不愿接待我们了。我讲:下午要开个会,刚才商量布置,所以让你们先等一下的。我问她们,情况知道了吧?明讲:已向她们简单谈了一些。崔讲:还没听到传达,但听到外面的传说很多,所以来找你打听的。金家属讲:一点正式消息也没听到,急得很,情况究竟怎样?我讲:市委传达说,他们是“四”,阴谋篡党夺权,中央对他们隔离审查。我向她们讲了“四”几个问题。又对金家属讲:不要急,现在急也没有用的,还是自己要多加小心,不要在外面到处跑。我问崔:洪的这些活动,你知道吗?崔讲,一点也不知道的。我讲:你不知道,就跟你没关系的,不用怕。我又对崔讲:你不要去对文静说这些情况,也不要去和她接触,她政历上有问题的。你和她性质不一样的。崔讲:我已知道文静的问题,不会去找她的。我讲派车送她们回“康办”。她们不要,讲还有些事到别处去。我讲不要在外面乱跑。又要明送她们出总工会。明和她们一起走了。
中午,我在四楼会议室找联络点值班人员:金仁典、王尧鸿、胡斌、龚富成谈话。我问。听到传达了吗?金讲:没听到,三十一棉正在传达,邹天龙说不来了。我就简单给他们讲了传达的内容,讲等听了传达就清楚了。我讲:市委领导都回来了,也已传达了。现在情况已清楚了,联络点决定撤掉,你们马上回自己单位听传达。我又讲:你们值班的事,就你们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要去向不知道的人说这些事。我给他们谈后,叫他们各自回厂。叫龚先回家一次,再回所。


下午一点多,在总工会五楼会议室召开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机关组室和直属单位负责人也参加,我在会上讲话大意是:我们的态度是坚决拥护中央对“四”问题的处理,拥护中央打招呼会议。各级工会也要明朗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过去我们一直把“四”看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对他们搞的阴谋活动不知道,有种种想法不奇怪的。现在既然知道了真相,中央也作了指示,我们不能再有怀疑和想不通了。要坚决按打招呼会议精神贯彻。有人认为“四”的三个人是上海去的,出了事总觉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这没有必要。中央领导说了,“四”是背着上海人民干坏事的。过去我们对他们的阴谋活动不知道,是没牵连的,现在知道了,坚决与他们划清界限,站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来就是了。我们没跟着他们去搞篡党谋权的阴谋活动,就不用怕,要理直气壮的工作。吹风的问题,现在看来是错的。但当时主要是不了解真相,去开会的人又一直不回来,我们感到情况紧张,为防万一,作了最坏的打算,才决定吹风的。这件事我已向市委汇报过了,市委领导也说了,市委要承担责任,会向各级党委打招呼,不要去揪下面干部的。你们不用怕,如果要说责任,你们没责任的,责任由总工会负。市委领导也说了,他们在中央开会时,已经把在上海准备的情况向中央领导汇报过了。所以要是有人拿吹风问题来攻击我们,要敢于理直气壮回答。对群众贴我们大字报,要欢迎。对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不要回击,不要贴来贴去。现在不怕有人贴大字报反对我们,就怕出现二派矛盾的问题。所以要注意团结,不要受人挑拨,即使有人指着鼻子骂我们,也不要反击,不要让坏人钻了空子等。我要求大家回去把我的讲话迅速传达到基层工会干部,我讲好后即散会。
下午三时,我到“康办”小礼堂参加市委常委会。会上有人提出了中央打招呼会的内容没有都传达的问题。马天水承认,还有不少重要内容没传达。讲是怕一下子的都传达了,接受不了。大家表示不满,要求再传达,不管什么话都要传达。于是决定十六日晚上在“二百号”会场召开市组办、区县局、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再次传达。徐在会上讲:我们找肖木谈话,肖木交代了,洪叫他写过整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也写过周总理的黑材料。肖木说,他和孙兆良早就感到问题严重了,二人多次哭过,说总有一天要完的。马、珍也讲了肖木说的话。马、徐、珍讲:真是没想到会有这种事的。标讲:廖真坏!直到走,也不向我们说一句真话。肖木总算说了点真话。珍对我讲:肖木都承认了,黄金海他们还想不通呢!你告诉他们,谁再想不通,自己负责,我再不管了。她问我,戴回干校了吗?我讲,他不愿回去。珍讲,你告诉他,马上回去,不回去,他自己负责。我向珍讲了崔根娣等来找我的事。我讲:她们没听到传达,十分着急,最好找他们谈一次。珍讲:我们晚上就要找她们谈的。
散会时,马问我是否送廖了?我承认。马讲:叫你们不要去送,为什么还要去送?廖是回京受审查的,你们去送,对他没什么好处,对你们也是不利的。[叶注:在上海文革中,我与马天水接触还是较多的,在我的印像中,马对文革新干部的态度总是很和善的。回忆起来,他对我的这样批评,可是第一次。以往认为我有不妥处,他总是很缓和的指出,只有这次是很直接了当的,说话的口气也较重。但我觉得这是他真的关心、爱护我们,是为我们着急而讲。之前,他得知我们要送廖,就叫秘书房佐庭转告我不要送了。相比较下,王秀珍是听我讲过要去送廖的,但她却没什么表示,后来也没来过电话阻止。]标对马等人讲:兴国路何秀文处,已叫办公室去封了。东湖那里还有廖的一个办公室,是否也封了?马同意。陈阿大讲:廖在那里不知搞什么名堂,连我去也进不去!我讲:你那几天不也天天在那里的,怎么会是进不去呢?不要出了事就想推了。我与陈吵,被珍拉开。我对珍讲:陈就是这种人,一看苗头不对,就想赖了。珍讲:别和他多说,我们是知道的。我和汪同车回总工会。路上,我对汪讲:洪出了事,珍更不行了,今后有得倒霉了。汪也有同感。
晚上,我通知黄、戴、振、明来总工会,在四楼会议室,沈涵、唐行南也在,施尚英也可能来的。我传达了下午“康办”会上讲的一些事。我讲:肖木交代出洪整了周总理许多黑材料,他说的不会假的。洪不像我们想像的没什么材料,问题也很严重的。唐讲:肖木这样说,不会假的,真想不到会这样!黄等人听了我讲的情况后,都十分吃惊,讲实在想不到洪会这样干的。我对振讲:你要赶快向下传达,不准传达是没有用的,反而使自己被动。振讲:局党委向市委汇报后,对我说一定要传达的。我说过我不同意,你们要传达,你们去传达,我不参加。后党委已传达了。我对戴讲:珍叫你马上回干校,不回去,自己负责。戴讲:明天就回去。我还向大家传达了珍讲的:不能再想不通了,谁再想不通,要自己负责,她不管了。黄等人都表示,不再提想不通的事了。我还向他们讲了陈说他不知道廖在东湖干什么,他也进不去廖办公室的事。大家对陈很不满,说他想赖了。
我听汪讲过,十四日上午“二百号”传达时,文教组一个老干部当场喊“打倒江青”口号。我在十四日或十五日晚上曾讲过:这种一听传达就喊打倒口号的人,对文革是没感情的。十五日晚上,我在总工会讲过,现在造反派灰溜溜的,那些老保们高兴了。人家被压了十年,现在要出气,说话了。过去我们整人家,现在人家也要整我们了。
以上是我在1976.10.8.下午到10.15.晚上的主要活动情况。
[叶注:以上“抄录”部分都抄自我“留底稿”(1)的第133页-177页。]
3.有关十月十五日后的一些情况
1976.10.15.晚上,我通知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王明龙来总工会,可能还有施尚英,加上沈涵、唐行南在四楼会议室,我向他们传达了下午召开的市委常委会内容和王秀珍向我讲的意见。大家在吃惊之际也都泄了气。这是我最后一次召集这样的会,以后就再没有找过他们了。这天之后,我自感大势已去,又深感从八日到十三日的活动之性质严重,往后的日子肯定是难过的了。于是,我向沈涵、干玉娥讲:我以后主要是考虑自己的问题了,总工会的工作可由沈涵负责,总部的工作可由机关党支部出面主持,反正一切按市委布置办吧。他们答应了。
回忆起来,从十月十六日后,我参与过的,或有关联的事情,还有以下一些。因无当时的记录留存,有些回忆的情况,可能会有些出入,仅供参考。
王一平首提“反革命武装暴乱”说
(1)约十月十七日下午,在参加“康办”(或“二百号”会场)召开的一次市委常委会,可能是讨论传达中央有关文件时,列席常委会的市革会付主任王一平讲我们自十月八日后的活动是“反革命武装暴乱”行为。当时许多人听到王的这个讲法,都有些吃惊,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这个讲法。王少庸就讲,我们怎么会是反革命暴乱呢?当时只是作万一的准备。王一平反问:你们作准备是干什么的?要准备与中央对着干,还不是暴乱?于是大家都不作声了。(这都是大意,不是原话)我当时听了王一平的话,也是很吃惊的,感到问题越发严重了。在这次会上,我曾写了张纸,简述了十二日晚“康办”会上议论的几件事,主要是讲大家都同意干的,但一定要等一天等。最后写到我临走时曾向张敬标讲过,既然同意干,可否先作些准备工作?张表示同意,关照讲了可作些准备,但一定不能干的。我把纸递给冯国柱和张敬标看。张看时把最后这句话划掉了。
(2)在二十日前后,一次在总工会碰到唐行南从外面回来,我问他去哪里了?唐讲:王秀珍叫人打电话给他,要他去“康办”。我问叫你去有什么事?唐讲:到“康办”后,是王秀珍找他谈的,要他帮她写一份检讨稿子。我向唐讲: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她还要你去写这种稿子!你不能帮她写的。唐答应了。当时我对这件事很生气的,认为这是在害唐了。
市委文化广场干部大会受冲击
(3)在十月二十日前后,市委曾在文化广场召开全市干部大会,是传达中央文件或中央打招呼会议内容。照惯例,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们在主席台上就坐。大会开始不久,台下人群中响起了呼喊声,是喊陈阿大、叶昌明、汪湘君站出来低头认罪。于是我们三个人乖乖站到了台前一侧,面向下面低头站立。这也是我在上海文革中的第一次,我也清楚这仅仅是开始。在站立时,我还想到在文革初期,我们批斗“走资派”时,不也是这样的吗?想不到今天就轮到我们这样了!大会开了不久,台下又起了喧闹声,人群骚动起来,不少人涌到主席台前,想往台上冲。(以后听说是有一批学生知道市委在这里开干部大会,就来冲会场了。这可真有点文革初的味道了。)在台上的市委警卫处工作人员纷纷到台口拦阻冲击的人群。有几位乘机把我们三个人拉到了后台。在听着前台一片乱哄哄的喧闹声中,我和汪一起从后台的楼梯走到了主席台上方的过道,又走到了主席台的屋顶上。我和汪默默无语地′注视着下方的动静,不知道下面乱局是如何收场的。过了很久,看到下面的人群散出了文化广场,车辆也全部开走了,我和汪到了下面时,见广场内已全无人了,我们也各自回家。
筹备上海庆祝华国锋任两主席大会
(4)在中央公开宣布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后,各省市区都要开大型庆祝集会和向中央发致敬电祝贺。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择日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大规模庆祝集会和庆祝游行,并要宣读向中央的致敬祝贺电。马天水要我负责这个大会的筹备组织工作。我鉴于当时的处境,是不愿意承担这个工作的,就推脱讲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再由我来负责筹备不大好,请市委另择他人。但几个书记坚持要我负责筹备,我实在推脱不了,只得应承下来。最后市委决定:我只在幕后负责筹备工作,由警备区董常云副司令在台前出面指挥。
在上海文革中,大约从六七年十月国庆节开始,我代表“工总司”参加了上海国庆节的庆祝大会和游行活动(以后改为游园会)的筹备组织工作,还有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访沪时的群众夹道欢迎组织工作。以后也一直由我具体负责这些大型集会活动的组织工作,也形成了一整套的工作班子和操作程序。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后,也是由我们这套班子负责在文化广场设灵堂和组织群众的悼念活动,后又在人民广场组织了全市性的追悼大会(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现在,距毛主席逝世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这些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们已到了垮台的时刻,却仍要由我来负责筹备这样一个集会,使我不禁百感交集,并有一种恐惧感!因为我很清楚,这次大型集会和群众遊行的筹备时间极短(只有约二天的时间),而政治性质则重大,且时局已显有纷乱了,万一出了点什么差错,罪莫大矣!但我也明白,正因为如此,马天水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在这个危亡时刻,他们也不敢让一个不熟悉此道的人去负责这项重大政治活动的筹备。因为万一出点事,他们也逃脱不了罪责的。所以我也不得不承担这个重任,只能尽力而为,听天由命了!
我随即在人民广场大楼内设立了筹备办公室,召集了工作人员,传达了市委的指示要求,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当时最大的顾虑是:中央打招呼会内容已传达下去,社会上有关抓捕“四人帮”等事也都传开了,大字报、大标语每天大批地出现在马路边,已给人一种“动乱”的感觉。加上我之前参与的那些活动,特别是关于“吹风”的事,在工会系统已是人所皆知了。在这个时候,我来负责这个筹备工作,下面的组织和有关人员能否还像以往一样听从我们的指挥,心中还真没有底的。好在我召集会议和布置任务时,大家还是听从的,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在布置任务时,再三强调这项工作的重大政治责任,叮嘱有关人员在工作中绝不能出什么纰漏,一定要十分认真的抓好所负责的事,一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苗头,必须立即汇报上来,千万不能疏忽大意。我与警备区的董副司令是认识的,在这方面工作中也有过合作,但这一次他见到我时,态度非常冷淡,一付不愿搭理的样子。我也知趣,不再直接找他商量,有什么事就让直接负责的人去找他请示汇报。由于大家的辛勤、认真工作,各级组织的支持,虽然筹备时间很短,总算还是顺利的。
十月二十四日,参加庆祝大会的各支队伍按规定时间、路线顺利进入人民广场(在各区县也设立了分会场)。大会结束后,也顺利地按指定路线退出广场,进入各规定道路庆祝游行。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地松了口气,庆幸整个过程没出一点纰漏。这次大会是由马天水主持,周司令宣读给中央的致敬电,这个程序也是在市委常委会上决定的,马主持时也只是宣布开会和宣布结束,没讲其他的话。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中,只提了马和周的名字,其他书记和常委名字无一人见报。而在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出席大会的人员时,也决定了我和陈阿大、汪湘君等人不上主席台。
筹备这次大会,是我在上海任职时所做的最后一件公事。对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来讲,也是作为市委书记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正面公开活动了。
(5)在十月二十日前后,我知道中央派了新华社特派记者来上海收集、了解情况后,就先电话联系并到延安饭店驻地找到了特派记者,向他们较详细的讲述了我们在十月八日后的活动情况。由于当时无任何记述留下,现在只记得有这么回事,但回忆不起这次谈话的情况了。
首次参加长航工会的批判大会
(6)近十月底时,一天接到长航局工会的电话,要我去参加他们召开的揭批大会,交代我的问题。长航局的大会是在四川路汉口路口的一个大礼堂开的,我是一个人去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揭批大会。我在会上交代了自己在十月八日后的活动情况,特别检查了我策划的十三日工会“吹风”之事。我当时确实对因“吹风”之事而牵连了一大批工会干部的问题深感内疚,在这个会上我表示向广大工会干部认罪!
市工大人员冲击总工会,总工会牌子被砸
(7)在十月二十日后,市总工会内也发生了一些事情,记得的有:
①市工大有一大批人到总工会揪我到二楼大厅交代问题。在我讲了些问题后,他们人群间不知为何发生了争吵,场面十分混乱。这时总部的几位工作人员护着我离开大厅到六楼食堂躲避,等下面人群撤离后,我才回到自己办公室。在这件事上,我很感激总部工作人员对我的关心。
②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内突然听到下面马路上一片哄闹声,望下去只见总工会大门外聚集了一群人,不知在干什么。不久,办公室工作人员来告诉我,是张宝林和一批人在大门口把总工会的牌子摘下来摔在地上。我讲让他们闹去,不要理他们。
③园林处工会负责人给我来电话,讲潘国平和一些老头头在人民广场大楼策划要开大会,会后要来总工会夺权。他们通知区局工会派人去参加。问我怎么办?我讲:是否要去,你们自己决定。但要提醒你的,这些人不少本身是有问题的。以后知道,去参加的人很少,会也没开成。
④十月底前,一天见市机关党委负责人何宇生带了几个不认识的人来总工会,找了沈涵、干玉娥等人在我办公室边的会议室开会。以后几天,总工会机关支部也在会议室开会。因为从马路上的大标语知道中央已派了工作组来上海,故我猜想这是中央工作组派人来总工会了。自我向沈涵、干玉娥明确了由他们来主持总部工作,我不再管事后,我就不再找总部工作人员交谈了。联想到前几天风闻黄金海、马振龙已被隔离了,我就想到自己离这一天也快了。
我于76.10.30.被“留置”,11.2.被“监护审查”
(8)十月三十日,机关党支部书记干玉娥和党支部成员李存良以机关党支部名义向我宣布了要我留置机关交待问题的决定。由于早有这个思想准备,我表示同意,只是请他们应向市委报批一下,办个手续。过二天,他们告诉我,市委已批准了这个决定。虽是留置机关,也有人相伴,但并没有严格看管,我还可以自己去食堂吃饭的。我曾找机会溜进自己办公室,试着向家里打个电话,但传来的是空号音。我知道这说明家里被查抄过了,电话当然也拆掉了。
七六年十一月二日晚上,我准备睡觉时,来了警备区二名干部,向我宣布:经市委批准,对叶昌明实施“监护审查”。并随即将我押走。汽车开到宝山县大场镇进入一部队营区后,我知道自己是被关押到警备区警备团了。
4.我的反思
(1)我对所谓“武叛”问题的认识
对于我们自七六年十月八日到十三日的一系列活动的性质,中央已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并据此对我们审判定刑,我对这个罪状的认识是有很大反复的。
①早在第一次听到王一平讲我们的活动是“反革命暴乱”时,我是不接受甚至反感这个定性的。后在关押审查时,我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大批判的气势,只得承认自己是参与了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活动。对于我参与过的活动,我是认真交代了事实的,在书面交代或口头供述中,也是承认了其性质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但我内心深处却并不认同这一点。所以我在被逮捕后到正式开庭审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个问题性质的认定,有了很大的反复,即只承认我参与过这些活动的事实,而在书面或口头交代中,都不承认这是“反革命性质的武装叛乱”,只承认是“严重政治错误”。不过在对这个问题性质的认定上,我内心也一直是有着矛盾的,自己也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很难讲得清楚。所以最后在两位律师的劝说下,我虽然认同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性质,但在某些表述上还是有所保留的。(这方面的情况,在我当时与办案人员和律师的交谈情况“留底稿”中都有记述。我的二本“留底稿”都由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存)
②说到底,这是因为我对“反革命”和“武装叛乱”这两者有着不同的理解,把这两者扯在一起,就显得有些矛盾了。我认为:第一,如要说我们当时的活动,矛头是对着中央的,还想动用民兵“对着干”,说是“武装叛乱”,未尝不可。第二,但当时这些活动的前提是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右派政变了”等。我们依照毛主席一再教导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起来造反”,目的是为了“防修、反修”,“保卫文革胜利成果”、“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第三,按照“刑法”对“反革命罪”的规定,对照我们参与这些活动的目的,作为“反革命”来定性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要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对这一点,我始终难以口服心服的接受。
(2)所以会发生所谓“武叛”的原因
之所以在上海会发生这场所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严重政治事件,当然是因为我们在文革中受到“反修、防修”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理论的深刻影响,也与当时政治环境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有关。现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我感到还有下面的原因。
①最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我们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大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变化了,即毛泽东的时代已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虽然在表面上还看不到有明显的变化,似乎一切在依“过去方针”办,而实际上已大不然了。从后来一批高干的回忆文章和披露出来的有关资料中,可看到不少高层的领导人员在毛主席病重之时就已在互相串联活动了。对于我们这些完全没有政治斗争历练的所谓造反派来讲,虽然口头上一直在提到斗争形势“激烈”、“复杂”等,但对实际的形势是很不清楚的。最多也只是想到“批邓反右”运动可能有反复,根本没有去想过毛主席逝世后的政治形势会否有大反复。从后来披露出来的张春桥对徐景贤和肖木的一些讲话,可看出张当时所表示出来的很大担忧,他完全是有感而发的,只是还不能直白的说出来。
②回顾上海十年文革的历程,我感觉到我们是太顺利了,没有真正经历过大的曲折,更没有经历大的反复,似乎是一帆风顺地从一个普通工人造反派“成长”为一个掌握了相当权力的新干部。这中间缺少政治斗争的历练、考验,也没有受到相应的很好教育和培训,结果就是使我们的自我感觉太好,甚至到了狂妄自大。这在十月八日后的活动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当时一方面是感到出了大事后的惊慌失措,在真实情况不明之时就盲目作了所谓的应对措施,造成了以后的严重结果;另一方面又狂妄地自以为可以“对着干”,甚至于认为只要我们“登高一呼”,就会有四方的积极响应。现在回想往事,真感到可笑又可悲!
5.我的疑问与推测
(1)老干部和军队领导人为什么也参与了?
从十月八日徐景贤和王秀珍作所谓“应变”布置起,到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不但有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等老干部参与其中,更有上海警备区的副司令、副政委等军队领导也参与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造反派新干部,缺乏政治斗争的历练,更没有军事知识,加上在文革中一帆风顺,显得狂妄自大,不知轻重地提出要“对着干”。而作为老干部,尤其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也会跟着一起“胡闹”,没有提出过一丝的异议,劝阻大家冷静考虑问题的严重性。即使在十二日晚的“康办”会上,面对我们的激烈态度,老干部们也是附和着讲“要干的”,甚至还提出如三个个书记回来“不愿干”,就要把他们“圈起来”,我们“自己干”。虽说我们也明白他们实际是不会干的,只是拖时间。但他们也确实没“反对干”,也没有明确阻止我提出“可先做些准备工作”意见。以至使我们认为他们只是不愿承担这个责任,要让书记们回来做决定。(张敬标就讲过类似的话)
(2)张敬标的两面角色
这种态度对于张敬标来说是尤为奇怪的。现已知道中央派来的“先遣小组”早已通过王一平找了张敬标,而张也向王“全盘托出”了徐、珍在八日的布置。我相信,我们以后的活动情况,张也会向他们汇报的。且据张自己的交代,他当时也曾打电话给警备区政委,汇报我们的活动是“态度激烈”、“怕控制不了”。种种迹象表明了张是已知道中央一些信息的。但他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同仇敌概的态度,不但没有阻止我们,甚至可说是放纵的(除了坚持“要等一天”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怕表明了反对态度后,我们会对他有什么不利举动?且不说我们真的没有这类想法,而在实际行动上也一直表示出对市委领导的尊重,所以一有什么消息就马上向他们汇报,想要有所行动,也必要他们同意才行,并没有什么“控制不了”。再说一切资源尽在市委掌握中,如他们明确表示出反对态度,强制下达命令,老实说我们就是想不通也只能服从的。我很怀疑,张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态度,似乎是另有目的的!
我在文章(“七”)开头曾提到过,所谓在十二日晚“康办”会上决定了要在第二天“打响第一枪”及“杀害108名”老干部和“中央先遣小组”成员,这完全是虚假消息。这个重要的假消息来自何处?如果不是“先遣小组”自己想出来的,那必然是张敬标这条线上出来的,为什么要制造这么严重的假消息谎报中央?
(3)徐景贤在京向沪打电话的疑问
还有一个使我疑惑不解的问题,就是徐景贤和王秀珍到京后往上海打电话的内容。使人奇怪的是,徐、珍等明知在沪的我们万分心焦地等他们传回信息,而他们到京后打回上海的电话,竟然都是些模棱二可的话,一句真实信息的话也不说。就是到了十二日晚“康办”会时,冯国柱和我向马天水、王秀珍表达了焦急慌乱的心情,已向他们“告急”了,而他们还是一句“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这又是为什么?
现在知道(据徐的交代),徐等到京后听了马天水的传达,虽说并没全想通,但也感到情况与预估的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商量后,觉得应立即电告上海稳住。打电话的内容经过书面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后,我当晚即打了电话,告诉冯国柱,‘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一切等我们回来以后再定’。以后十一日、十二日每晚都由王秀珍、马天水打一次电话,告知上述精神。(徐76.11.5交代)据徐的这个交代,使我很不理解的是:徐明知他们在上海时的布置是一种要与中央“对着干”的态度,虽然九日撤销了部分民兵的布置,但这种气氛并没有消除。他们自己在是否要两人一同进京的问题上也有过一番“讨论”的,甚至抱着一种“有去无回”的心态,这些实际上还是一种“对着干”的态度。在这种气氛下,他们“商量后”却是一个“电告上海稳住”的决定!“稳住什么”?“怎么稳住”?难道要上海“稳住”与中央“对着干”的态势?!徐没有讲清他们当时商量的具体内容,但我想应不是要对抗的态度,那为什么不直白地说清楚一点,不让上海误解他们的本意呢?特别是他们还十分谨慎地把电话内容“书面请示”了中央后,再照本讲的。我认为这种“请示”完全可以理解为向中央的一种表态。既然这样,给上海的电话就是照常理也应很明确地讲清:我们原来做的都错了,现在一切要听中央指示办。甚至更应该加上毛主席曾有过指示的话。以当时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是绝对能威慑住上海这批人的(张敬标在七七年一月的交代中也曾这样提过)。这种既能向中央表明态度,又能震慑上海妄动者的话,几位书记难道会一个也想不到吗?令人怀疑!那是否会有另一种可能:他们是想到过要这样讲的,却没有被允许这样讲。只能以一句含糊不清的“一切等我们回来以后再定”传回上海。以徐的聪明水平,难道会只把这一句话慎重其事地“书面请示中办”?使人有疑,不可信的!
(4)华国锋和中央的奇怪态度
相似于马、徐、珍在京往上海打电话时,一直不肯明白告诉真相,我还有个疑问:即中央负责人在知道上海的非法活动后,在找几位书记谈话时,有否涉及这个问题,讲了些什么话?
在七六年十月十三日下午的市委常委会上,徐景贤传达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曾讲到:“我担心我们原来作的布置,向华主席说原来我们想不通,来开会前还作了点准备呢!华主席笑着说早知道了,你们还打了许多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可见前面抄录的材料)这说明了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对上海十月八日后的情况是清楚的。按理,中央对上海的这些严重的非法活动不可能不严重注意的,对在京的这些上海负责人应有严肃的批评,甚至谴责才是。特别是对徐、珍两人更应要他们向中央做出交代,对他们的态度也是种考察。何以华国锋只是这么轻描淡写的说一下就算了,连一点批评的意思也没有,就这样放他们回沪了。我总觉得中央的这种态度不合常理,似乎是别有用意的。那么是否是“欲擒故纵”呢?
但是在约十月十七日的一次市委常委会上,王一平语出惊人的首次提出了我们在十月八日后的活动是“反革命武装暴乱”行为!王一平是听到过徐传达的华国锋对徐汇报“布置”后的讲话的。前后不过几天时间,这件事的性质就从华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变成了王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很明显的是王一平的这个“定性”决不会是他的个人之见,应是他已知道了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因为王早已与“中央先遣小组”接上了关系。所以我对此的推测是,当华在京对徐等人讲话前,正苦于如何收集所谓“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证据,得知上海发生的异动,可说是正中下怀。于是,一面轻描淡写表示不当回事,以稳住徐等人,却又不让他们向上海发出明确的信息,停止非法活动。一面又通过张敬标等渠道,收集上海的活动情况,甚至是谎报要在十三日打响第一枪等。有了这么重要的“证据”,就可以指控“四人帮”是预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了。


2016.3.20.


叶昌明2018.9.23.校定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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