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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Brigade 记北京四中文革前的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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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一批“老红卫兵”掀起了“道歉”行动,比如宋彬彬,陈小鲁(已去世)等人。如果他/她们可以找到当年无人性的殴打的深层原因,那是可接受,可肯定的行为,到底,他们感到了羞耻。

  可是,如果他/她们只是求得自己道德的完满和灵魂的安慰,像“复活”中的涅赫留道夫,那就是虚伪!因而,被欧打至死的,师大女附中校长的亲人,理所当然的拒绝了“道歉”。

正好友人传来在美的四中学长关于1964年的四中“四清运动”的回忆,联想到那个岁月,于是成此小文,算是不那麽广为人知的内情吧。随心所想,随意坦言,必有所失。

我认为:文革确实发生在文革之前。

四中的学潮与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予演。

我以及我一样的学生,都曾都被深深的伤害,伤痕是如此之深,没有忘却的可能。
但是今天只谈伤害,根本不够。回顾历史,究其内因,看到未来,才是更该有的态度。
我想把当时的一些行动和事件,复述出来。事情是亲见,亲闻。虽是学长提供,但我保证他的真实性。评论是我个人的看法。极力公正客观,但肯定有不同意见的。我接受摆事实,讲道理的评说,批评,批判。不接受人身攻击。也不于回应。

背景

  1962年,刘少奇在7千人大会上,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和刘的矛盾,在党内高层公开化。

  1964年暑假,毛泽东和毛远新有一个《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到九月开学后,不少学生通天的,就知道了。军队干部,大量是站在毛一边,而党政系统的,更多在刘和邓一边。

有个小例子,大概是1964年的国庆,北京日报有一张毛和刘的在天安门的合影。可在他二人中间后面,是更高大的彭真。记得某总政副主任的孩子,大声叫起来:“TMD,彭真算老几?凭什么站中间。有一天他得滚蛋1。我们听了,很惊诧。

  1964年的下乡劳动,是在南口农场,而附近就是坦克师的驻地。我校那时已开始了大学解放军,所以请师的政治部主任讲话。他倒是老实不客气,开口第一句:你们四中就是资产阶级当政,就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我们都有点发楞。带队的教导主任,面有难色,可对当兵的这一番喝斥,不敢反对,叫我们回校讨论。可那些将军元帅的孩子,好像心有成竹,面露微笑。可我的感觉是:有一个不祥的翅膀在远处煽动。内心在颤抖。因为我家不是长征的。而班里,副部以上就不少。要是抓资产阶级,自己不排第一也是第二。老天爷,怎么过这关啊?

学潮

国人大多不知道,当年的四清运动,个别中学也搞过,例如北京四中,这个名牌中学就经历过一场社教运动。

四中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名牌中学。从刘少奇,林彪开始吧。陈毅的小儿子初中是四中,高中没考上,就去八中了。王岐山所在的35中,功课一般,但他们学校的情商不错。这场社教的发生与四中的高干子弟有直接关系。

这些高干子弟,他们填写家庭成份是‘革干’,基本是副部以上,官方的标准是13级以上。‘革军’一般是准军,上校以上吧。反正这都是文革后期,我们班主任透的。

我本人是望洋兴叹:再有过草地的机会,我爬也要爬过去。

干部子弟,都有一种刻意的朴素。穿的很破。有补叮他们大部骑自行车上下学。营养充足,身强力壮,身材很高。他们的父母能在战争中存活下来,身体都是很好的。这也是优选的结果。当然,也有幸运。大多数学习努力、功课不错,但普遍有种优越感,和对普通出身学生的蔑视。

就是他们内部,也以父亲的官位,名气和重要性,分为不同层次。官最大的,是中心,其他的围着转。比如孔丹,其父是中央调查部长,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比其他部长高一等。加上他自己说,他小时候,周恩来常抱他。于是真好像他身上有一圈红色光环了。再加上,他本人,确实功课好,400米800米跑的不错,再再加上,他还是不多的中学生党员。和校党委(可能是支部?)一起开会。校长对他都很客气。像现在说的:不但高红帅,自己还努力。可当光环散去,西纠垮台,他也就是一学生。从他身上,我认识到,不要被光环把你吓住,迷惑祝

课余时间,这些干部子弟喜欢不分班级地扎堆,谈论国内外大事,传播小道消息。按陈元(陈云之子)的说法,他们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这就瞎掰了,就是要接官吧?中国哪有资产阶级法权,只有封建的法权。(这词我造的)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打下天下,他们是当然的坐天下。共和国长子吗。可老百姓的孩子,是什么子?

这些高干子弟普遍喜欢体育,尤其是篮球。说几句我校的篮球队。男校的关系,篮球队员是明星。但打篮球,身高是关键了。校队里,中锋孙捷1.93米,还是北京数学竞赛第三。两个前锋1.90米。后卫都1.86米。(杨成武的儿子)全校上下,没有不爱体育,不打篮球的。每天都要跑2000米以上。这个经历,对我以后是有很大好处的。文革前夕,北大,人大附中,把专业队淘下来的,不管学习好坏都收了,所以兰球就都上升了。他们中锋快2.0米了。我们都不满:那不叫本事。
看来那时候,就有作假的小苗头了。
1964年10月北京四、六、八中等中学的高干子弟闹起了学潮。这三个中学的高干子弟相互串连,认为学校的阶级路线存在问题,出身不好的干部、教师重点培养出身不好的学生,排斥干部子弟;认为学校忽视政治教育,重视分数,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认为应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在学校搞教育革命。此即所谓发生在1964年秋季的“468学潮”。

我插几句。他们是瞎说。毛泽东说的是全国,对不对且不论。在大城市。干部子弟上中学大学,没有任何障碍。比如哈军工,省部级的干部子弟,各省和军区,有名额,上是不成问题的。中学毕业时,你的档案中,有一条政审结论。只要你被写上:此生(主要是出身)不宜录取,那你就歇菜了。好的上农校,不然家里蹲大学。哪有“重点培养出身不好的学生,排斥干部子弟”?老师校长敢吗?“出身没选择,道路靠自己”?你出身不好,你就是玩命的表现,你也没戏!除了马克思。以后我谈谈遇罗克的出身论。我们办的报转载的。
学潮爆发于高三4班,语文课上。革干子弟宋扬之(某副部长之子)批评语文课老教师程先生讲授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并批判朱自清的《荷瑭月色》宣扬脱离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散发小资产阶级情感。这是个标志性事件。而后,过了二、三天,在高中各年级、各班在教室后墙贴满了小字报。有批判白专道路的;有讲阶级路线的;有批判语文教材的。高三3教室后墙看到宋克荒(宋仁穷之子)的长篇小字报:论述党的阶级路线。哈哈,这阶级路线,东北局书记儿子说了算。他妹妹要武也不差,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可现在,他们在美国,可怎嘛执行?我都替他们着急。

高三6班展开了批判本班白专学生鲁生卫的斗争。鲁的父亲是国民党官员、1949年国民党起义人员,时任煤炭工业部参事,应属党外的统战人士,但在当时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被视为国民党余孽。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没批。那可是自己填的《农奴主》。因为他们爹发话了:民族人士别动!汉人斗汉人的。

在教室后墙的小字报,周××同学有篇小字报,点名批判鲁生卫,题目是:“撕开伪君子鲁生卫的假面具”,内容开头就是一段耸人听闻的文字:“鲁生卫这个伪君子在中山公园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侮辱妇女,被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撕开伪君子鲁生卫的假面具的时候到了……”。(以上文字经多方核实,完全是歪曲事实,但很容易把人搞臭。文革中,这就更多了。中国人对这事也很有兴趣)。小字报接着说,鲁生卫“出身国民党反动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从不注意改造思想,伪装进步。”等等。

接着在高三6班的一次语文课上,干部子弟张康平站起耒发言,说他的作文得了2分,他念了作文后,质问语文课焦老师:“我的作文只值不及格吗?”(该作文政治立场鲜明,文是太差,而且文不对题)鲁生卫的作文得了5分。

高干子弟苏承德(海军司令苏振华之子)举手发言,分析、批判了鲁的作文政治立场有问题。接着张康平又站起来拿起自己的作文本,走到鲁的课桌前,愤怒地把作文本摔到鲁面前,喝问:“鲁生卫,你说,我的作文应该得几分?,你的作文应该得几分?”在突如其来的事态面前。鲁懵了,没有回答。张康平当时愤怒地大声喊:“你站起来。”鲁站起后,仍然没有说话。这时候,周××大喊,“太嚣张了,把他揪到前面去!”说着,就一手拉着鲁的左臂,一手推着鲁的脖子,连推带桑往讲台那边推。另一同学又抓住鲁的另外一臂,两人一同把鲁推到了讲台。他们用力按鲁的头,让他低头。(武斗的开山史祖,在学校里。农村早在湖南就有了)不知所措的焦老师怯生生地说:“鲁生卫,你当众做个检查吧。”

  苏承德站起来说,“鲁生卫,你必须只检查政治问题,不能避重就轻,转移斗争的政治方向。”(那时苏振华之子怎么就会文革语言了?)鲁慌慌张张、语无伦次地做了检查。终于熬到了下课,焦老师救星般地宣布下课。此时全班把目光转移到了泣不成声的李××身上。有人问李同学:“你怎么了?”李泣不成声地说:“阶级斗争太残酷了,阶级敌人太嚣张了。”然后他突然扑到鲁的面前,抓住鲁的衣服,大喊:“阶级敌人!阶级敌人!”

我就想了,这位李XX,真的?假的?装的?在这场运动中,我发现了人,人性和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严酷的形势下,人就不是人,我后面有例子。先摘录一段话:

---最大的黑暗,是人们对黑暗的适应。最可悲的事情,是对光明的冷漠。如果你处于黑暗,你就摸黑生存。如果你发声危险,你就保持沉默。但是,你不要为黑暗辩护,你不要为苟且而得意。你不要出卖比你勇敢的人!---

但有的人,可以无师自通的,干出比东德MFS还恶毒的勾当。这个人,出卖了比他更弱势的同类。看:

一天,庞××同学给鲁写了一页纸的“规劝信”,内容是要鲁认真对待政治运动,要自觉改造等等。于是鲁从作业纸上撕下一小条,简单地写道“谢谢,一定按照你说的办。”意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是庞××下的—个套。

庞立刻写了小字报,题目是《和风细雨可以休矣》,把鲁回的纸条贴了出来,称这是鲁抗拒改造,抵触运动的实际行动,主张对鲁采取疾风暴雨的打击。接着,庞向鲁索要他写的“规劝信”原件,称要和鲁的小条对比张贴,鲁说找不到了(已被鲁销毁了)。于是庞协同周××,在下午的自习课上,周厉声呵斥鲁离开座位,他们两人动手搜查了鲁的书包和课桌,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次被搜查的屈辱令鲁痛不欲生,到了晚年仍难以忘怀。
  这些李,庞和周们,并不是那些高干子弟的圈内人。他们都有一个党员知识分子的父亲,极力想成为“红外围”和“红政协”,而出卖和陷害就是他们的通行证!

此后,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代表班干部宣布,“从今天起,每天下午鲁生卫不得参加第三、四节的自习课,到阶梯教室写检查。直至检查通过为止。”鲁很庆幸能躲开自习课的骚扰。当时高艳华还指派两个同学每天陪鲁一起骑车回家,一个同学顺路,另一个同学并不顺路,是特别陪同、护送。鲁本人感觉这种安排有“监护”的意思,而当时他脑中确实曾闪过轻生的念头。这种“护送”使他暗存感激之情。使他感到一种人性的关心和鼓励。(多么可怜的人性,多么廉价的关心)

在班里召开的批判会上,让鲁生卫交待反动思想,鲁没什么可交待的,只好保持沉默。批斗会开的十分激烈,周××同学表现得尤为激烈,应是为表现其革命性,但因其并非高干子弟,因此并没能因其十分激进而进入班里的核心小组。为收集鲁的“罪证”,6班七、八个人—哄而起去鲁宅抄家。据苏承德回忆,去鲁家拿走了鲁的日记本、笔记本,没动其他东西。

鲁逢此遭遇,毕业时“政审”过不了关,没能考上大学。文革后苏承德曾两次向鲁生卫诚恳地道歉。张康平在文革后经常到鲁生卫家看望,二人都不提过去事,成为相互关心的好友。鲁生卫在逆境中自强不息,自修成研究员,成为机电专家。鲁回忆四中往事,说:对当年的批判“我所没想到的是激烈的程度。“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对过去存在怨气,我发自内心的想法是我怨恨时代。。。。非常不愿意纠结和缠绵哪些不堪回首的过往,受迫害也不是同学的过错,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是孩子……”鲁要求笔者绝对不要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那是一段太痛苦的经历,他不愿打破心灵的平静,影响正常生活。他说:“半个世纪以来,我肯定和曾经在四中小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同学一样,轻易不愿意去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无论是在当众的场合,或者自己私下里,都有意识地回避回忆,不愿意总是去戳伤疤。”由鲁所吐露的心声,可看到当年对他伤害之深。(注:为着尊重当事人再三要求,以上“鲁生卫”之名是笔者用的假名。)从以上高三6班鲁生卫的个案,可看到当年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潮对青年学生伤害之深。

夺权

高中的很多班,开始从资产阶级手中夺权。

其实,就是由高干子弟向家庭出身是非红五类的团支书、班长夺权。由革干、革军子弟接管团支书、班长的职权。没见工人子弟当权的。文革中,倒有几个工农兵花瓶。他们真有实权?你可以信,反正我是不信。这是仿效农村四清运动的夺权斗争。
  高三年级有六个班,其中三个班出现了“夺权”。高三4班,原团支书李峻(干部子弟,其养父在1959年被批判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刘安东(父亲刘澜波是水电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代替;班长杜文(父亲是中医)被杨东胜(杨成武之子)代替。一天高三4全班开会,刘安东主持班会,宣布了“领导班子”的变化,没有讲任何理由,没有经过改选程序。党内的专断,不民主,在小小的班上,100%的再现。
同一时间,高三6班的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家庭出身小商贩)被高干子弟谭笑曼(父亲是总政秘书长)代替,由于高艳华的出身并不是黑五类,因此由支书改任班长,班长相当于政协。只有组织春游的权力,没管人的权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

  高三3的团支书史晓星被邱承光(邱会作之子)代替。怎么过草地的也不行?不行。你爹站队错了。难啊,你的命运,就是你爹命运的平行线!
  其实史晓星也是高干子弟,但其家庭背景涉及到党内斗争。你觉得,那文革中的走马灯,人世间的冷暖,奇怪吗?
  史小星的父亲陈光是原红一军团代军团长、115师代师长、四野纵队司令、四野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其性格刚烈、火爆,先后与林彪、叶剑英有过矛盾。1950年在广卅处理城市工作及港澳台情报工作中犯了错误,被过度批判,并被中央错误地定为“反党”,开除党藉、撤职并软禁于武汉,是冤案、错案。陈光于1954年6月7日自杀身亡。史晓星竟因其父这样一个背景。
陈光于1988年4月被中央平反、恢复了名誉。后来史晓星为记念父亲,著有《陈光》一书,并从母姓改回父姓,改名为陈晓星。

在文革爆发之前,所谓的阶级斗争观(可称为狼奶)对十几岁年轻人的身心影响,是深入骨髓的。阶级斗争观把人群撕裂成对立的阵营,煽动仇恨与斗争。生话、学习在同一校园的同学,本应相互友爱、相互帮助,却要对立、仇恨、揭发、批判、斗争。年轻人善良的人性被狼奶浸透、侵蚀、毒害。人性被阶级斗争观严重扭曲。这种悲剧,后来在文革中竟泛滥成灾。其根源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路线。

黑色幽默

美苏冷战,两个阵营对立。大的有柏林空运,朝鲜战争。小到秧及池鱼。使无辜百姓,莫名遭秧。

我有一个学长,比我大很多,但他是四中的”明星“吧。为了隐私,故称他为W吧。他由于少年在美长到7~8岁,体育好,人也帅。是三年的中学生运动会400米冠军,校学生会体育部长。这些人,是我们心目中的大明星。迄不知,这体育部长,也有他的悲哀。起因是他的1949年从美国回国的右派父亲!下面是他自述。他本人现在美定居,有一个相当的不错的生活。

--------我是高一(北京四中,1962年)那年加入的共青团。在那个年代,入不入团,是一个青年优秀与否的标志。入了团,才会感到有了人的尊严。

(特别是星期六,团员都要开会,那是一种有别于他人的政治待遇。我当时就羡慕至极。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团员是不锈钢的吧?文革后,我问家里一个亲戚,他兄弟俩,一个是101的学生党员,上的哈军工。另一个是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可他惨了,恢复高考没戏了。按说是55年的少将,可文革中去世了。我问他们,你们开党会,团会,都讨论什么?特来劲吧?他们头都不抬,吃着涮羊肉:”什么啊,就是议论班上的人呗。还能有什么事?排排队,看谁能听话,谁有二心。再就是让团员去找申请人谈话,让他们说说别人怎嘛议论团支部的。操“。)

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入团对我来说,成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班里团支部批准、通过我的入团申请后,等了很长时间上级没批下来。我就去问班里团支书李峻,我的团员资格怎么还没批下来?第二天,李峻让我去找校团委书记赵济敏老师。我找到赵老师,赵老师让我去一趟西城区团委会,找一下区团委书记,区团委要和我谈话。我想一定是找我谈家庭问题。我那时在学校填写学生登记表,“家庭成份”一栏是写“职员”,按当时的标准是不红也不黑。但问题不在这里。下面说一下我的家庭情况。

( 当时一般是填,革军,革干,也就是13级和师以上吧。1938年前的,都悬。我们这样的,一律职员。但如果是右派,要另一栏写出来。要命的,是还有亲属一栏。你要是有台湾美国的亲戚,那就中了头彩。夫人同学姓汪,就入不了团。那班支书,“怀疑“这人和汪精卫有关系。边远省份,也不外调,可如果你和蒋介石有关系,“有关部门“会打招呼,反到有戏。可地,富就惨了,那是万复不劫的原罪。我文革中下乡,拿到了我的档案。冒险打开一看,发现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可父亲走后门,把祖父的资产和股息全交了。加上他曾服务铁兵,朝战时出力了。中学也外调了我的情况,可偏偏家里有几个31年的党员。我一直等着班里批判,就像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头顶,可总也不掉下来。吓的半死。原来班里团支部也有这计划,可他们查了,觉得还不是狗崽子。想让我觉悟,一是挖自己,二是供点他人。可我自己没有流氓思想,就是贪吃点。别人,没有和我说反动话的。那时,人和人不带说心里话的,一个个比猴还精。我哪儿供去?这么着,我就”挂“那了。冤不冤?)

上世纪四十年代时,父亲王福时在美国旧金山中文报纸《中西日报》任编辑。我们全家都跟着父亲在旧金山居祝母亲是家庭主妇。当时父亲每天晚上在家油英发行《远东通讯》。《远东通讯》是受中共香港地下党新闻机构《国新社》委托并由其供稿。《国新社》是由乔冠华、刘尊棋、刘思慕、金仲华等人领导,他们与父亲相互联系频繁。《远东通讯》在美国宣传中共政策,并报导解放战争进展及发表评论。当时,母亲、哥哥、姐姐都常在家帮助父亲油佣远东通讯》,然后跑邮局寄出。

1986年9月,父亲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图书馆主任一职离休时,关于何时参加工作的问题,是由乔冠华、刘思慕、刘尊棋等人出的证明,证明父亲是于1948年参加的革命工作,是从在美国发行《远东通讯》算起。“大百科”发给父亲的《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上,“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栏,写的是194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5天,1949年10月6月旧金山爱国华侨在“同源会”礼堂,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会。父亲参加了庆祝会。庆祝会进行期间,遭到国民党人的袭击。父亲头部遭到铁器重击,头破血流。我当年六岁,记得深夜父亲回家,头上缠绕了厚厚的白纱布,我和弟弟都吓坏了。第二天旧金山国民党控制的《旧金山日报》出了《号外》,写道“殴伤有共产党匪徒王福时一名,伤势较重。”其实父亲并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自认为是共产党的挚友。此后,父亲决定带全家回祖国,建设新中国。

回国前,父亲曾专程去拜访了钱学森,动员他回祖国效力。我仍模糊地记得,父亲那天开着辆刚买不久的新车,带着母亲、弟弟和我,开车开了很长时间,到了一所大学(后来得知那是钱学森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一到目的地,父亲就因晕车吐了。到了钱宅,那是一间别墅,前花园有很多花,很漂亮。钱学森夫妇满脸笑容走到花园迎接我们全家。

1950年6月,父亲携全家回到祖国。临行前,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从洛杉矶赶到旧金山向父、母告别并送行。于凤至托母亲回国后帮她寻找老保姆。但回国后父母便无法和美国友人再联系了,从此失联。(这是我长大后听母亲说的)。回国后两个月,父亲即被胡乔木任命为国务院国际新闻局出版发行处副处长。1952年成立国际书店,外文书藉的出版、发行业务归口到国际书店。父亲被调至国际书店,先后任出口部、进口部副主任。母亲后来曾对我说,“你爸那时左倾得很。”左倾,拥护中共,是那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状态。他们痛恨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同情、支持反对一党专政、反对个人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共产党。那时的共产党刚刚进城,还很清廉。

按说1950年前后父亲的历史按中共的政治标准,一点问题没有,但要命的事发生在1957年整风反右时期。父亲在党的号召下积极地投入了鸣放,并于1957年8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批评他所在单位“国际书店”的文章《国际书店是桥还是墙?》批评国际书店大量进口苏联报刊、书籍,却极少量进口欧美国家的,特别是西方科技类的报刊,书籍。该文指出:“因此在读者印象中,国际书店只是个卖俄文的书店。”“我们科学、文化工作者、翻译家和语文老师对久己缺货的西方书籍的需要也是非常迫切的。”“人们把国际书店看作是同国外交流的一个桥梁,但现在有点不像桥,而像座墙,而且是几道墙,使得跟国外不通气。”

就是这样一篇出于善意但较尖锐的批评文章,惹来大祸。父亲及《文艺报》轮值主编萧乾为此被同时划为右派。1957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文点名批判右派王福时。批判王福时“一贯坚持资本主义经营路线。”同时,父亲在单位遭到大会、小会批判。我在1997年反右运动四十周年之时,曾写信对父亲说:“你当年被划为右派,是你人生光辉的一页。我为此而骄傲。你在文艺报上的文章批评了文化领域的闭关自守,批评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父亲后来对我说,他当年的认识并没有达到我说的高度,只是想批评文化交流中的问题。( 这也是很多老知识分子的为人,诚实。这是我的观点)我告诉父亲,我当年在学校不得不与他划清界线。父亲表示理解。

1957年时,我看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父亲是右派的文章后,很苦恼,根本不相信父亲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会是反动派、坏人。但上高中后争取入团,就必须跟家庭划清界线,从政治思想方面和父亲决裂。必须“存天理,灭人欲”,用党性灭掉人性,克服温情主义。

那次到北京西城区团委会与团委书记谈话,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而去。团委书记要我谈谈对家庭的认识。我批判了父亲57年的文章,说这是坚持资本主义经营路线,实际上是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还揭露父亲在家里与朋友议论中苏论战,欣赏苏共“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批判这是欣赏人性论,是修正主义思潮,反映了立场有问题。还批判父亲怕孩子们吃不饱饭,骑车到保姆郊区农村家里买大白菜,是困难时期对形势悲观,对党不满的表现,等等。表示要背叛资产阶级家庭,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对父亲进行了深刻批判后,区团委书记挺满意。过了几天,我的团员资格便被批准了。得知这消息,我心里很高兴,觉得挺光荣。

当年对父亲进行批判、划清界线,一半是违心的,如不上纲上线就过不了关、入不了团,甚至上不了大学;还有一半是真诚的,当时所受的教育让我认为父亲的立尝观点有问题。解剖自己的思想,向内心深处挖掘,更多的情绪是埋怨,埋怨父亲影响了自己的前途。这种情绪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都有。

对这种埋怨情绪,我举个例子。父亲1988年到美国探亲,看望在美国定居的妹妹X丹娜和两个弟弟X复明、X复强。X复明在美东一间大学研究院攻读MBA。

父亲X福时在美国一入境,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就找到X复明,问X福时来美国干什么来了。父亲于1949年10月6日在旧金山庆祝建国而被打伤之事,FBI竟然仍保存在档案里。( 美方认为他是亲共的)当时冷战尚未结束。

那时,复强、复明赶紧写信让父亲千万别来看自己。复强不放心,信里写了句狠话:“以前在国内你耽误了我几十年,现在还要耽误我吗?”父亲自然是不敢去看望两个儿子了。

那个FBI警探与X复明是美国同一个大学研究院的校友,后来与X复明一起喝咖啡,告诉他:你的父亲是亲共的,被国民党打伤。但我们知道,你的父亲又被共产党列为异己分子。这令我们很奇怪。因而当你父亲入境时,FBI要和你谈话。现在没事了,我知道在1949年后,中国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是个有趣的现像。

我纳闷的是,父亲在1948、1949年的事,在冷战时代被美国政府注意并不奇怪,相反在中国怎么也成了负面因素,成了向往西方、对党不满的因素呢?甚至株连后代?两大阵营冷战,父亲不应两头不是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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