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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廷宪:高中生活片段回顾 (天津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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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活片段回顾

汪廷宪   2008年12月10日于天津

        我是天津一中1966届高三五班的学生,由于文革68年才毕业。
        我在一封寄给同学的信中说过:
        回想起咱们在一起五年多的高中生活,有趣的事真是太多了。正如毛泽东所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 
        曾记否;三年高中寒窗苦。
        曾记否;校办工厂学车工。
        曾记否;校园树下学"九评"。
        曾记否;河北宾馆修台田。
        曾记否;曙光影院看电影。
        曾记否;民园绿茵演刺杀。
        曾记否;国庆游行举红旗。
        曾记否;小站农场结腰子。
        曾记否;天津东站扛大个儿。
  曾记否;天津郊区搞四清。
  曾记否;预防02禁回家。
  曾记否;步行串联多劳累。
  曾记否;市委门前大辩论。
  曾记否;教室门前论时事。
  曾记否;红旗二办出小报。
  曾记否;一九六八各东西。
  "曾记否"的事太多了,姬立占的棉袄到唐山一游,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天津大学广场看露天电影,光明影院看"风雪大别山"回来就送去一张批判大字报。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多姿多彩、回味无穷、感慨无限。跟年轻人说,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可咱们觉得,青春无悔。
  这些"曾记否",老高三五的同学都看得懂,老三届(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的能看懂一部分。以后的学生根本看不懂。我们有义务把那个时代的学生的生活,学生的精神风貌和政治热情记录下来,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一段成长史。解读这些"曾记否"也是对那最宝贵的学生生活的怀念。
  那时我们太革命太正统了。正像《接班人之歌》中的詩句所说: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我们从懂事开始就一直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正面的传统教育。不知道社会是复杂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阴谋、狡诈和欺骗。我们是那么的单纯、善良、正直,充满爱心;我们是那么的革命,坚信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无限崇拜共产党和毛泽东,相信毛泽东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正是这样的一代年轻人在那样的年代才会有这样的生活。
  "曾记否;三年高中寒窗苦。"
  这话谁都懂。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高中上了五年,后两年是文革,推迟毕业两年,而推迟上大学12年,笔者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1978年3月才入学。荒废了宝贵的十二年的青春岁月。
  "曾记否;校办工厂学车工。:"
  1958年全国实行勤工俭学,各校都建了校办工厂,三年困难时期陆续解散或下马了,在韦力校长的坚持下,我校是当时唯一有校办工厂的中学。我们每周有半天时间在校办工厂上劳动课,由有技术又懂点原理的工人师傅当老师。上课时,先简要地讲点技术要领,特别强调注意安全,然后就上机操作,一人一台车床。大家都很喜欢上劳动课,一来可以缓解枯燥的学习造成的脑力的疲惫,二来可以学点技术,享受劳动的喜悦,体验工人的生活。虽然开始免不了报废点原料,但我们很快就学会了车简单的螺栓、螺母,还学会了卡钳的使用。
  "曾记否;校园树下学‘九评'。"
  六十年代,中国和苏联爆发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实际上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世界共运的领导权。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写了九篇名为《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当然是痛恨"苏修"的。只要"九评"一出,学校的广播喇叭就播放,我们就走出教室聚精会神地听,当天的报纸肯定加印,我们就到校门口花两三分钱买一份。团支部就会组织学习讨论。那时我们往往在校园的大树下开会。我们当时读"九评"觉得很解恨、很过瘾。不光是"九评",只要是重要的社论,我们都会这样做。而这一切都是自发的。
  "曾记否;河北宾馆修台田。"
  那是1965年(也许是1964年)的六月初,上级交给我校一项政治任务。当时往往用"政治任务"来强调其重要性。河北省貧代会在河北宾馆召开,与会代表对宾馆旁的一片空地闲置着很有意见。(当时那里是近郊。)贫下中农的意见可是不得了的,于是调动我们这支生力军去修台田。我们排着队步行到河北宾馆,每人领到一把捅锹。所谓修台田就是在30来米见方的地块周围挖一条深沟,把挖出的土摊在那地块上,形成一个土台,上面的土很疏松,周围的沟里有水,如果再施上肥,我想种菜会很不错的。我们都脱光膀子,大干起来,谁也不肯落后。三天后,几乎所有的同学后背都晒脱了皮,我由于小时在青岛洗海澡,扛晒,五天后才脱皮,是全班最后一个。挖土的活,城市的学生哪干过,都是用脚往下踩着锹挖,又苯又慢,挖到出水时,就和了稀泥。领我们干活的一个年轻社员,给我们做示范,他的鍬刃飞快,鍬头上面又用铁丝编了个框,光用臂力,一锹捅下去,20厘米宽半米多长的一块土齐刷刷地切了下来,又利索地甩上去。谭峰不服气,也下去照样干起来,家什不如人家的好使,但干的也很像样。大家都学着这样干,速度大大加快了。每天都是步行来回,大概是十来天才完成任务。
  "曾记否;曙光影院看电影.。"
  这没什么可说的。曙光影院是离我校最近的甲级影院,文革初期停课后我们没少在那里看电影,当然是学生票,很便宜。我记得,看《攻克柏林》是夜里12点的那场,把我睏得够呛。
  "曾记否;民园绿茵演刺杀。"
  这是1965年给我们下达的政治任务。六月一日要在民园体育场开庆祝国际儿童节大会,我们要在会上做民兵刺杀表演。区武装部负责我们的操练。从五月中旬开始,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我们便在操场上集合,一人一桿"三八大盖儿",一直练到该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以前打过靶,也用木枪练过刺杀,但用真正的"三八大盖儿"(十来斤重呢)刺杀,还得从"预备用枪"开始学。最后我们练得还挺像样。我记得练"以刺杀队形散开"时花了很大力气,几百人(具体是多少人我已忘记)的方队必须有节奏的散开,每人前后左右的间隔是三米,要记住往前走多少步,往左走多少步,还得用眼的余光注意队列的整齐,步调的一致。这一套刺杀动作挺好,有防左刺、防右刺、防下刺、连续刺、防后砍连续刺等,伴随着几百男生"杀!"、"杀!"、"杀!"的吼声,很是威武雄壮。。六月一日那天的会上,先是幼儿园和小学儿童的有关军体方面的舞蹈和表演,然后是小学的木枪刺杀表演,最后是我们的表演。表演后,小朋友们佩服得不得了,纷纷说:"哟!是真枪呀!""你们怎么练的?那么齐,那么好。"我们也觉得很自豪。
  "曾记否;国庆游行举红旗。"
  这更是每年例行的"政治任务"。每年的国庆节全国各地都要游行以示庆祝。提前10多天就要练队。我校分在体育大队,曾经考虑我校出游泳队,但我校是男校,没有女生,太单调了,这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二中的头上,要知道十月一日穿泳装通过主席台既冷又尴尬。结果我校是体育大队的仪仗队,身穿红色短袖衫、白色的长裤,脚穿白球鞋,双手擎着红旗,正步通过主席台。参加游行是很辛苦的,每天下午练队不说,提前两天还要在民园体育场彩排。市领导就坐的主席台在海河边的中心广场,十月一日那天早晨六点钟就得集合,近12点才能散,真是又饿又累。但这是"政治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怨言地积极参加。衣服是临时发的,用后洗净还回,球鞋得自己准备,有一年,我没有白球鞋,穿我姐姐的,太小,穿小鞋的滋味我可尝到了,过后脚疼了好几天。国庆游行真是劳民伤财,现在取消了改为放长假,这就对了。
  "曾记否;小站农场结腰子。"
  那时的学生除了临时的劳动任务(例如修台田)外,每年农忙时都要下乡劳动。我们曾经在工农联盟农场、小站农场(还有哪个农场我忘了)劳动过。在小站农场干的活是打腰(在这里读"要"的音)子,就是把两绺稻草结在一起,用来捆稻捆。农场职工教我们打果子扣,不要打张飞扣。在劳动中,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争前恐后地干。在农场学生们吃住在一起。文革中我们还去沧州地区的南皮县支农劳动,那里很落后,是农村,却大半年都吃救济粮。那次是分到老乡家吃饭,我们才知道有的(其实应是大部分,我们当时不知道)农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那时学生的义务劳动很多,例如民园体育场有比赛我们去当服务员和把大门;市里在水上公园举行游泳比赛和武装泅渡也是我们当服务员,这都是要停课的,但同学们都没有怨言,认真地去做。
  "曾记否;天津东站扛大个儿。"
  那时候,我们遵照毛泽东提出的知识青年要向工人阶级学习,要和工农相结合的指示,由团支部和东站货运站联系,在周六的晚上和装卸工人一起值班,装货和卸货,一直干到后半夜和工人一起下班。那时没有双休日,只有周日不上课,只能值周六的班。装卸的货多为大木箱,内装机器零件,火车停车有时间限制,所以很忙碌,我们去了工人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能为工人帮点忙,能为社会做点贡献是我们的心愿,虽然失去了半天宝贵的休息时间,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没有车的间隙可以和工人们聊天,我们觉得只有接触工人,才能向他们学习,才能和他们结合。总之,我们那时总是千方百计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有一回,姬立占干活热了,把棉袄脱了下来,不知怎的被放到了火车上,下班才发现棉袄没了,工人一猜,就是被火车拉走了。我们走后,工人们通过铁路电话沿路追踪,终于在唐山站把棉袄拿了下来。三天后棉袄回来了,工人在兜里还发现了姬立占记俄语单词的小本本。
  "曾记否;天津郊区搞四清。"
  那时的大学生,要抽出一年的时间,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农村搞四清。这也是执行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的指示,中学生没有这个规定。但是充满革命激情的我们,岂能甘心,于是通过*子弟与天津市四清总队的领导联系,请求参加一个寒假的四清工作,得到了批准。于是1966年的寒假我们来到了小淀公社的某大队。那段时间无非就是白天与社员同劳动,晚上,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我们经常做会议记录。
"曾记否;预防02禁回家。"
我记得好像是64年的夏天,进口的伊拉克蜜枣带来了霍乱菌,天津市发现有几个人得了霍乱。霍乱是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在传染病中的编号为02,我国已消灭了霍乱多年。这一下,全市总动员,人人化验粪便,打防疫针。天津市进来可以,出去非得打防疫针才能放行。有一天发现晚上在我班教室上课的一个建工业大的学员得了霍乱,这一下可热闹了,我班教室彻底消毒,全班同学中午不许回家,观察有无拉肚子的。与几十年后我国对待"非典"很相似。
  "曾记否;步行串联多劳累。"
  四十五岁以下的人(63年后出生的人)不知道大串联是怎么回事,是怎么个情景。是毛泽东指使红卫兵小将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精神传播到全国的有效途径。8月中旬,京津的中学生就开始了串联,我校部分干部子弟就参加了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对红卫兵的检阅。从9月份开始,学生坐火车不花钱,车站和车上拥挤不堪,厕所都挤满了人。铁路难以承受。10月份,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步行到京,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受到林彪的表扬。我们当然会紧跟而上,决定步行去井冈山。放着火车不坐而要步行,现在看来不可思议,而当时我们这些激进的热血青年就是要学红军的长征,自找苦吃,锻炼自己。于是分头准备,自制了幻灯机(用大手电筒做光源)、缩小一半的油印机、用玻璃画的幻灯片、上千张纸,还学习打快板,编节目,甚至编歌、谱曲。为的是一路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李桐欣画幻灯片,王维正编节目,冯兆民谱曲,胡绍华快板打得最好。12月4 日我班11人和初一的两人共13人的长征队就出发了。我们打着绑腿,背着背包,挎着军用水壶。打绑腿和打背包是跟解放军(是支左还是军训的?)学会的,我记得打背包是三横压两竖,胸前的背包带用毛巾一勒,背包就牢牢地贴在背上了。我们的背包里除了被子外还有毛选四卷(大本的,很沉)和上述分散开的宣传工具和纸张。简单说吧,我们最多的一天走了110多里路,每人的脚上都磨出了血泡。一直走到武汉,行程2000多里地。在武汉收到王文锦的信,说学校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猖獗,我们都义愤填膺,当然有部分人也是想家心切,于是坐火车回到了天津。
  "曾记否;市委门前大辩论。"
  这当然是文革中的事了。我们是响应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而投身其中的。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发表,我和宿舍里的几个同学就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韦力是课大毒草》,那时这一类的文章很少写,不知道鲜花和毒草是专指作品的。那时提倡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市委是我们文革初期经常去的地方,那里贴满了大字报,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大字报。经常有成群的人在市委门前开辩论会,不同观点的人抢着上台,抢着发言,很热闹,我们只是听众而已,听到相同观点的发言,就鼓掌,表示支持。
  曾记否;教室门前论时事。
  曾记否;红旗二办出小报。
  那时我们天天在教室门前谈论我市文革的形势,抒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然后将议论的内容写出来,油印成小报。红旗二办是当时我所参加的一个红卫兵组织。我们的小报,很受欢迎,很快被抢光,我们还每期都给市图书馆寄去两份,他们曾派人向我们索要。关于文革我不想再多谈。
  "曾记否;一九六八各东西。"
  1968年8月我校(当然也有我班)第一批同学赴内蒙开鲁县插队落户,9月第二批同学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开始了毕业分配。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农村和边疆,只有少数留城就业。从此我们难忘的高中生活结束了。
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真实的高中生活,没有丝毫的夸张和虚构。这样的学生生活是前无古人的,我坚信也会是后无来者的。

  以上的往事已过去了40多年,难免有记忆上的错误。请高三五的同学们纠正、补充和充实。本人将不胜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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