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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陈寿仁:方婷芝家破人亡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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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刊去冬連續報導有關于光遠前妻孫歷生的悲劇,提到北京女三中倖存的歷史教師陳壽仁女士。現在我們選載她回憶女三中文革紅衛兵暴力的文章,這是第一篇。描述女三中同事方婷芝教師一家四口,三人死於文革及其後患的悲慘遭遇。並揭示女三中和師大女附中,即卞仲耘、宋彬彬、孫歷生、沙坪、方婷芝、董光苔——是一個和毛掛了鉤的密切相連的暴力鏈。而方婷芝的大哥之女又是後來台灣國民黨要人連戰夫人方瑀。方的台灣關係若早暴露,也難逃一死。


●陳壽仁:北京女三中政治、歷史教師,今年88歲。孫歷生曾是她的教研組組長。女三中原設於北京「皇帝廟」中,文革後改為北京159 中學,原校址成了旅遊景點。(作者提供近照)



一個幸福美好的教師家庭


曾有這樣一個家庭。夫妻相愛,事業有成,兒女齊全,家庭和睦,衣食無憂,身體健康。它是曾被許多老師艷羨的幸福美滿家庭的典型。這就是一九六六年以前方婷芝的家。
方婷芝,女,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浙江省海寧市人。一九四四年畢業於西南師範學院化學系。畢業後先在四川工作。一九五二年八月從樂山來到北京女三中任教。
方老師為人正直,品德高尚,待人平等,親切熱情,群眾關係較好。她努力鑽研業務,不斷改進教學方法,使教學成績很快提高,深受學生愛戴。她不僅是高中部的任課教師,而且還擔任化學組的教研組長。在組內更是言傳身教,認真地從各方面培養青年教師。方老師一貫嚴格要求自己,積極上進,來校不久就加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隨後不久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那時起,一直是女三中工會主席。一九六○年被評為北京市三八紅旗手。而且還有一位比翼齊飛的好丈夫。
她的丈夫高詒善教授,一九一四年生,江蘇省江寧人。一九三七年清華大學化學系九級畢業生。「七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華北及沿海大城市的高校紛紛內遷。其中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於一九三八年遷入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高詒善也隨校南遷。三八年在重慶大學任教。後又曾任教於四川西南師範學院,是方婷芝的老師。他們由師生關係相戀,最後成為眷屬。
高詒善一九五四年由四川來到北京。五五年到了北京鋼鐵學院。鋼院一九五二年成立,初期師資不夠齊全。高詒善來鋼院後,接任從北京大學借用的韓德剛先生,成為鋼院物理化學系的一位先行教學者。高教授業務水平高,理論造詣較深。教學認真負責。他所帶過的研究生後來不少人成了該領域中的精英和業務骨幹。
高教授為人和善,謙虛,無架子,平易近人。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當時系黨總支書記林楠很器重他,積極培養他,想發展他入黨。並曾派他以教授身份去蘇聯留學深造。他雖未入黨(也有說他是中共黨員的),但領導上一直很重用他,是鋼院理化系的副主任,據說文革前還是海淀區人民代表。(高是不是中共黨員?海淀區人民代表?調查中未有結論。)
他們育有一子一女。文革開始時,男孩高翔,是人大附中高三學生;女孩高佳是北京一○一中學高一學生。他們都很聰明好學,在德智體諸方面均是較全面發展的好學生。
方婷芝的姐姐方瓊芝早年喪夫,有一兒子叫大海,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參軍了。她未再婚,一直住在妹妹家,成為這個家中的一位好主持。包下所有的家務,做得井井有條。使每一個人,都可集中精力工作和學習。

禍從天降:被誣為國民黨特務


文革一聲驚雷,風雲突變。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台廣播了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平靜有序的女三中,頓時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黨員討論時,方婷芝堅持說「基層和中央是一致的」。這言論引起部分黨員和同學的不滿,因為當時普遍認為學校是執行了北京市委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所以運動初起,方婷芝就被戴上了「保皇派」的帽子,而遭到批鬥。
事實上,方婷芝只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階級感情簡單樸素,她是「解放」後和平時期發展的黨員,在政治上單純幼稚,基層應當和中央保持一致,是基本概念。可憐方婷芝對黨內的殘酷鬥爭根本不瞭解。自然因言獲罪。她被關進了小黑屋,挨了打並被潑墨汁。
不久,以吳聖湖為首的工作組進校後,在全校的教職員工大會上說:「學校的教師就像農村的地主富農。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不是真左派,是假左派,真右派,是階級敵人。他們混水摸魚,攻擊黨組織,大家應擦亮眼睛⋯⋯」等的講話之後。更加煽動了群眾鬥群眾。方婷芝的處境越發險惡了。這時不僅學生起來打鬥老師。還使平常互相尊重友好的教師之間,也變成六親不認,有的還相互亂咬。
在混亂之中,化學教師蔡世芳為泄私憤給組長方婷芝貼了一張歪曲事實的大字報。誣陷方婷芝是從重慶渣滓洞(關押中共黨員的監牢)來的特務。(因為方婷芝是從四川樂山來北京的),蔡有意混淆樂山與歌樂山的區別。這張大字報火上澆油,對後來方婷芝進勞改隊及被整致死,起了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
方婷芝是從哪裡來的?是不是特務?一般群眾不明真相。但作為黨組織的人事幹部是知情的,他們掌握方婷芝的個人檔案。而且方加入「民進」組織,特別是加入中國共產黨時,都經過極嚴的政審調查。但對於這張完全捏造的大字報,完全無人出來予以澄清。方婷芝在文革中一直被「特務」罪名所籠罩,直到她被置於死地。

連戰1965年在威斯康星大學教書並和台灣選美冠軍方瑀結婚。他不知道遠在大陸的親戚已在1966文革中家破人亡。



在批鬥中死於車禍,誣為自殺


工作組撤走之後,由學生組成的「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女三中文革時,方婷芝被關進了非法的「第二勞改隊」。失去人身自由,受盡了精神的和肉體上的法西斯專政迫害與摧殘。好容易到了「批判資反路線」時,「勞改隊」被砸爛,她恢復了自由,並與當時的「勞改隊」中部分成員,成立戰鬥組,開始揭露運動中的一些違反政策的事情,介入了當時很普遍的兩派鬥爭。豈料接踵而來迎接她的是更大災難與死神。
一九六七年,女三中建立了以「支左」部隊領導馬營長和原領導幹部董光苔及群眾代表組成的「三結合革委會」,繼續領導女三中的文革。一九六八年夏,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革委會要求教職員們一律住進學校,不得回家。揚言「清隊主要是搞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運動中自己跳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在極左狂潮下,董光苔領導的革委會,竟然在只有百十位教職員工的女三中抓出了十幾個新老「特務和反革命」等階級敵人。並逼死了職員孫歷生,逼瘋了盛荃生,化學教師方婷芝則家破人亡。
在「清隊」中,董光苔根據前述那張大字報,繼續誣衊方婷芝是從重慶歌樂山渣滓洞來的特務,並指方燒了「黑材料」。事實只是大字報底稿燒了。 哪裡是什麼「黑材料」?董主任以此為由,要重拳整掉對立派的方婷芝。據知,六月十一日晚上董找方談話,告知第二天下午召開對她的全校鬥爭大會。可以想見,這給了方婷芝極大的壓力,她當晚能睡好覺嗎?第二天中午方手拿一個搪瓷缸子,可能要去西四大街買東西。從校門出去,在橫過馬路時,被從東向西行的十三路公共汽車撞壓致死。
事發後,在沒有弄清死因的情況下,董光苔就立即召開全校大會,向全體教職員工宣布:「方婷芝畏罪自殺」。 這簡單的一句「畏罪自殺」,導致一系列慘劇的發生。

丈夫高教授不堪侮辱服毒自盡


事實上,方婷芝是一個很有個性,也有獨立見解的人。在文革風浪反復中,不斷有校外自殺者的信息傳來,她在戰鬥組內曾多次對大家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自殺」。她也曾多次表示過:「環境再困難也不能自殺,如果自殺了不僅問題說不清,還以為你真的畏罪自殺了」。許多老師都還記得她說過這句話。所以大家對宣布方是「自殺」時,無不感到十分蹊蹺和不解。
此時高教授也在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挨整,並與其他二位教授被罰打掃廁所。高詒善是很典型的知識分子,自尊心很強,又好面子 。他認為被無端挨整和打掃廁所,是對人格的侮辱,實是難以承受,遂產生自殺念頭。有一天他去頤和園想一死了之,但他那恍惚,悲觀,尋死的神態,引起了園內工作人員的警覺,將他送回了鋼院。當晚單位派人去他家做勸慰工作,並通知了女三中,要求放方婷芝回家看看(因「清隊」方不能回家)。經做工作之後,高打消了輕生念頭。他還發出了感嘆:「朋友好?子女好?還是老婆好?」結論是:「老婆最好!」他向老婆保證:「你放心,不會自殺」。
可是當得知老婆的噩耗時,他唯一活下來的精神支柱垮了。遂於六月十五日服敵敵畏自盡。頭一天晚上他對女兒高佳談了些家史和親戚的情況:媽媽的祖籍是江西,外祖父是小學老師,早逝。外祖父有七個孩子,媽媽小時家庭生活很拮据,姨媽方瓊芝曾在工廠中做童工維持家用。大舅舅叫高聲恆,刻苦自學,後來到美國讀書,抗戰勝利後曾回中國,一九四六年去了台灣。(後經瞭解,高聲恆是台灣大學物理系的教授,他的女兒方瑀女士,是連戰先生的夫人。)留下了正在求學的一子一女和重病在身的姨姐,高教授走了。方婷芝的美滿家庭從此崩潰,失去兩位主人。

兒子理想破滅精神鬱卒自縊身亡


方婷芝和高詒善出事時,兒子高翔在外未歸 。一九六七年,玉門石油局來京招工,他也隨人大附中的一些高中畢業生被招去了玉門石油局,分配在青海柴達木盆地修理汽車。他是一位有理想,好強上進的青年。想和父母一樣,有所作為,特別想當一名教師。可是因為父母「雙雙自殺」,組織上沒有做出任何結論。在那政審嚴格的時代,沒有結論的比有結論的處境更慘。參軍,上大學,找工作都與他無緣。連「知青」返城政策也對他毫無意義,因為北京的家早已沒了。日月如流,雖十幾年過去,他仍盼望能有出頭之日。
他想要離開修理廠,他的摯友,同事為他想出了「先結婚,後調回」的辦法。並給他介紹了一位南京的女友,他終於一九八○年結婚成家,調到了南京,被分配到妻子工作單位:南京中國水泥廠。他非常高興,向領導提出到工廠子弟學校教書的要求。但不獲同意:新來的應先勞動鍛煉,遂將他安排到礦山車間修理車輛。父母「自殺」原因一直是個謎,困擾著他,環境差,理想破滅。他從此情緒低落,少言寡語,進一步精神鬱悶;加之春節購物,售貨員未理他。使他受到刺激。回家後說:人活了沒有意義,被人看不起。遂於一九八一年春節後自縊身亡。時年不足三十五歲。留下一個遺腹子和年輕的妻子。
方婷芝女兒高佳,文革初高一學生,父母雙亡,兄在青海,病重的姨媽也被離開北京去了衡陽。一個人孤苦伶仃。因高家的許多事情沒有弄清,一○一中學的工宣隊 ,未讓她去農村插隊。六九年高佳去了北京機床工具總廠工作。七○年,全國抓「五一六」分子。不知為何,工廠將她抓進了專政小組,關到北京建工學校接受批鬥。在關押期間,她想到自己凄慘痛苦的命運,喪失了生存的勇氣,曾兩度自殺未遂。後來,她回原單位繼續工作。她終於堅強地活了下來。並在一九七四年和畢業於北方交通大學的孫駒良先生結婚成家,生有兩個女兒。
一九七八年,高佳父母先後得到了平反昭雪。鋼院領導在徵求家屬同意後,將高佳調入鋼院理化系大專班學習。畢業後又進入鋼院夜大進修。這位家破人亡的倖存者,領略到了一派春光。並取得事業上的出色成就。高佳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間,任職亞運會北京籌委會新聞部。後加入九三學社,任九三學社北京市委、科技大學的委員。二千年曾到南非工作,並在核電研究方面有突出貢獻。曾擔任若干專業學會理事,參與多項科研工作,獲得國防科學技術獎二等獎一項,發表學術論文約五十篇。但不幸地,她身患肺癌,於二○○四年病故,終年五十四歲。

孤女艱難追求真相為母討回公道


任何事物都是客觀存在的。不管怎樣被人有意隱瞞或歪曲,也不管蒙上怎樣的陰影。真相終會大白。關於方婷芝「畏罪自殺」的指控,終於得到翻案──結論是車禍。
出事當時,董光苔匆匆地宣布方婷芝「畏罪自殺」後。就想方設法企圖將方之死定成是「畏罪自殺」的鐵案。董四處尋找方「自殺」的人證物證。包括多次指派其心腹逼我寫方婷芝燒「黑材料」的具體情況。我堅持說:我不能按你們的要求寫,她死了,無法申辯了,我必須如實地寫。她沒有燒「黑材料」,燒的是戰鬥組的大字報底稿,而大字報都是曾貼出過的,公開的,不是黑材料。我們這些了解她的同事,一直堅持認為方絕不會自殺。
好在當時董光苔不知道方婷芝的一個天大的秘密。那就是她丈夫高詒善教授自殺的頭一天晚上告訴女兒的,誰都不知道的家事。尤其是方婷芝的大哥方聲恆,早已舉家遷入台灣。如果董主任知道她家有人在台灣。那麼,方婷芝一定會被說成是「台灣特務畏罪自殺」。這是那時候非常普遍的給人定罪的做法。(編按:董光苔是三十年代投共的董振堂之女,在文革之初也被紅衛兵關押,她母親向毛求情,才得以釋放並成為革委會領導。)
為了搞清母親死亡的真相,消除「畏罪自殺」帶給家庭的影響,高佳一直在調查上訪。她多次找13路公共汽車的單位汽車第三場。說明她的目的,是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因為母親「自殺」的結論對家屬影響太大。同時鋼院的專案組也想弄清事件,從而給高詒善一個正確的結論,也曾找過汽車第三場。
堅持到一九七八年,汽車第三場終於派人帶著高佳去海淀區黑山扈找到了正重病臥床的肇事司機張××。當高佳說明來意並問他是否還記得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在女三中校門前軋死人的事故?司機毫不猶豫地說:「忘不了,記得。不是那女人要自殺,是我出的車禍。因為我兒子在頭一天被隔離審查了,我未睡好,開車時思想不集中,而造成的車禍。是我對不起死者。」
在取得司機本人的證詞之後,高佳和丈夫寫了申訴材料,一同去找到了北京市交通管理局,大約過了兩三個月後,交管局開著一輛吉普車來到鋼院,對家屬說:「我們對方婷芝老師之死,深表同情。當年的處理是錯誤的。確實是車禍,不是自殺。所保存的檔案材料還在。」當家屬提出要看照片時。他們說:「別看了,很慘!因為司機碰倒了死者後,又倒了車,所以頭部都被軋爛了。」至此真相大白。肇事司機的單位給了高佳一千二百元,作為給家屬的賠償。總算是為方婷芝洗清了十年前的這樁「畏罪自殺」冤案。
他們還將結論通知一五九中學(前女三中)。一九七八年學校在八寶山給方婷芝開了「平反昭雪」的追悼會,宣布「經審查方婷芝在政治上沒有問題,不是畏罪,非自殺。」算是平反了。但因範圍小,參加的人也少,又未明確說出是車禍。至今原女三中教職員工的多數仍不知她死因的真相。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明年(2011年)將是方婷芝老師逝世四十三周年。悠悠我思,歲月飄忽。時間雖改變了許多東西,而我們懷友之情卻恆久不變。在這辭舊迎新之際。特作此文,不僅要表達我們對朋友的思念,更重要的是要告白四海:方婷芝無罪!她因車禍致死,絕非「畏罪自殺」身亡!
在此,特向為本文提供材料和建議及意見的中國鐵道科學研究院孫駒良處長,段然登老師和原女三中部分同仁以及原鋼院的朋友們致以深切謝意!
( 作者:原女三中退休歷史教師。二○一○年十二月)

【王友琴後記】北京第三女子中學位於西城區(文革後改名159中學)。文革中,校長沙坪被打死,四名教員在遭到抄家、監禁、被「鬥爭」之後「自殺」。(這裡用了引號,因為這根本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自殺,很多死於文革暴力的人,都曾被宣布為自殺。)我在《文革受難者》書(2004年出版)中寫了沙坪和孫歷生二人之死。後來我有幸認識了女三中的歷史老師陳壽仁。陳老師一九五六年大學畢業後到女三中教書,文革中也遭到迫害。在沙坪被打死的鬥爭會上,她和其他「勞改二隊」中的老師跪在沙坪的東邊。二○一○年,她寫了回憶文革的文章,對女三中的文革歷史作了全面深入的描述和分析。陳老師今年八十八歲,仍然思想敏捷,身體靈活,會打字會上網。她正義仁慈,堅持真理。我對陳老師充滿敬意。
陳老師的文章不但有助我們瞭解女三中的文革暴力迫害,也幫助我們理解最近因「道歉」而引起關注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被打死的事件。二者是密切相關的。卞仲耘校長在八月五日被打死(1966)。八月十八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獻上紅衛兵袖章,毛發表著名的「要武」對話。第二天八月十九日,在女三中校園裡紅衛兵連續毆打沙坪。二十日早晨沙坪已經不能行走,被拖到全校大會上批鬥。沙坪在中午死亡。
當時還有校外居民也被抓到女三中校內打死,這一方面也和師大女附中一樣。我們也看到,連個學校都有「文化革命委員會」,都有紅衛兵,都有校園「勞改隊」,都有暴力「鬥爭會」造成人命大案。從兩個學校的相似性,可以看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在紅衛兵運動發展到高潮的同時發生的,是有組織的對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和平居民的大規模的群體性的暴力迫害和殺戮。這個歷史慘劇不能被忘記,而且要分析研究,防止其再次發生。
王友琴 二○一四年二月六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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