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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一听):文革杂记(5)砸烂“旧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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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所涉及的某敏感人物,一律以赵××代替。
  
  广东军管以后,中央文革宣布广东省委交权是错误的,省委书记赵××等人便完全靠边站了。每天可以做的,唯有读大字报、写检查、接受造反派问话。广州成立了一个“批斗赵××联络站”。他们认为,前一段对赵××问题之所以“揭得不深”,主要原因在于:“一、赵××的真正面目还没有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由于广东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很快,赵××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记在自己的账上,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二、知情人还没有真正站出来进行揭发,省委常委和书记处成员中,虽有揭发,但是多限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而对赵××的‘三反’罪行揭的少。”他们制定了进一步揭发批判赵××的计划,“采取内外结合,大会小会结合的办法,把要害问题揭深揭透,发动已经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进行专题揭发,组织力量进行重点调查,发动地委第一书记们和省委内部知情人揭发,从各方面收集材料”。
  从3月4日至26日,以机关为主的群众组织,连续召开三次大会和一次小会,斗争赵××。他在会上承认了一些问题,但只承认是工作上的错误,是“好人做了一些坏事”,不承认是三反问题。其中一次大会,发了6000张票,但只有3000 人到会,中途又溜了一批。有些发言不知所云,赵××态度强硬,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便不得不散了。
  3月31日,赵××和省委机关造反派“东方红公社”的几个头头进行谈话。这些机关造反派,堪称“省委内部的知情人”了。但他们也搞不出什么新材料,只好一味勒令赵××交待思想。
  赵××说:“我想和同志们多接近,想和机关各造反派保持接触。 一方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同志们,另一方面,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和批评。我脑子里经常起伏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我这个人在广东应不应该被打倒?我有严重错误, 在广东党内有相当影响。但是,我这个人真就这么坏吗?我今天还不完全通。在理智上通,在感情上不完全通。二是相信群众的问题。我不跟群众一起揭发自己的错误。陶铸问题出来,省委的盖子逐步揭开,我思想上有比较大的抵触,认为别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总觉得只讲了我的一面,认为你们怎样讲就怎样讲吧,我是怎样的人,我自己知道。”
  造反派要求他老实交待和陶铸的关系。但他语焉不详地回答:“我和陶铸的关系,的确是工作关系。但一下子说不清楚,以后会讲清的。同志们将来会理解的。现在要我交待和陶铸的关系,与同志们完全站在一起,谈出更多的问题,我有困难。所谓跟陶铸的关系,主要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段。过去干了些什么,同志们都看到。我不交待,同志们都会揭。”
  广东批斗当权派,相对于其他省份来说,还算比较温和。往往是一个组织需要表明自己的左派立场时,就拉当权派去斗上几场,平时几乎没有人对这些事感兴趣。军区认为,军管前后,赵××挨了几场斗争,“表现比以前更嚣张了”,就是因为大家不是敷衍了事,就是看风观望。军区总结其原因:
  
  一、组织工作问题
  “一.二二”以来,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两条路线上,对赵××的斗争,火力未能集中。斗赵的组织没人管,虽有一个“批赵联络站”,但只做一些汇集材料等具体工作,每次斗争都只是一些革命组织临时安排的。因此,组织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各次斗争的内容不少是重复的,有些材料不够落实。也没有人负责了解赵××的活思想,做他的思想教育工作……
  二、深入发动问题
  ……最了解赵的情况的张根生、李子元、张云、杜瑞芝以及其他比较了内情的厅、局、地、县的领导干部,都没有真正揭发赵的问题……
  三、要解决一个“看风”的问题
  目前,在中上层领导干部中“看风”的情绪是比较严重的。据反映,由于林李明同志在斗争会上,没有喊打倒赵××的口号,调子比较低,于是,就有不少人猜测,认为林最近去过北京,他了解中央的意图,而他的调子却这么低,因而对赵存有新的幻想,不敢大胆揭发……
  据了解,尹林平也有这样的意见。书记们都在看风,特别是林李明,因林的调子低,大家都不敢冒失“跳出来”,揭问题留了一截,赵因而嚣张。
  
  由此可见,所谓批斗高潮,其实往往表里悬殊,只要造反派各路诸侯,能够保持大致的均势,当权派们的日子,也许还不算太难过。但如果一派得势,一派受压,前景就很难逆料了。军管以后,广州形势大约平稳了一个月时间,然后,群众组织开始出现剧烈的分化,4月以后,也是当权派们噩梦的真正开始。
  4月14日清晨,周恩来和黄永胜联袂飞赴广州。他在接见群众组织时,批评地总“偏于保”,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一个保守组织,地总在周恩来离开广州的当天,便与红总联合召开大会,批斗赵××、尹林平和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梁湘等人。随后,地总各分部在省柴油机厂、市二宫、员村、越秀山等地,分别举行了十几场批斗会。红旗派也不甘后人,竟相召开批斗大会。这成了检验革命与否的指标。斗争的方式,也变得愈来愈激烈和残酷了。
  《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出战斗号召:“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 造反派们闻风而动了。
  4月19日,尹林平的家被暨大一二.二六抄了, 拿走了一些机密文件和个人自传;20日,华工红旗又来抄了一遍;21日,华工太阳升进驻他家二楼, 把他赶到楼下住。4月21日,赵××的家被抄,华工八.一八进驻了他的家,还勒令他“立即滚蛋”,家属要在48小时内搬走;张云的家在同一天也被华工八.一八抄了。5月3日,刘田夫、寇庆延的家被造反派撬门而入,抢走了大批文件、笔记本。多数省委书记的家都被造反派进驻了,赵××、区梦觉的家整座被造反派进占了,林李明、尹林平、张云的家大部被占,准备进驻的还有刘田夫、张根生的家。
  翻阅省军管会的值班日记,4月26日有这么一段记录:“行政处金同志反映学生撵赵××搬家,王阑西家属也说学生撵他们搬家,问哪里搬。没地方。行政处难办。家属不知如何办,请军管会帮忙。(已请他们和院校组商办。)院校组意见:刘政委有指示,不要去管这类事,由他们占去。以后如有这类事,可不管。如一定要我们表态:一、你们要占房子是你们的事;二、请按政策办事,给他们留必要的居住地方。”
  从4月19日开始,赵××被地总等组织一连斗了六天。据军管会的记录:
  
  第一天,从4月19日晚9时至20日早晨5时,分别在四个单位斗争了四场。开始,由“地总”把赵××揪到工人文化宫大会去斗争,这场斗争主要是要打赵的威风,并揭发批判有关他镇压工人运动的问题。接着,红旗工人赤卫队广州总部揪出斗争(晚上11时半至次日零时45分),主要是斗他过去操纵红旗工人赤卫队所干的坏事。对此,赵××不作交代。会后,又由“地总”、“红总”联合召开小型的批判、斗争会,要赵交代拉一批,打一批,操纵一些组织打击工人运动的事实……
  20日凌晨2时半,由《南方日报》革命组织将赵拉去斗争,主要批判斗争他在文化革命运动期间放毒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言论。据说,赵××在工人组织那里态度比较老实,而在《南方日报》社时态度非常嚣张,很不老实。斗了两个多小时……
  20日晨5时把赵拉回工人文化宫,让他休息,下午要他写出书面检讨材料。晚上,“地总”再开小型斗争会,参会约三百人……
  21日,由柴油机厂、新珠影、广州电机厂揪去斗争。
  22日,在海珠区斗争。
  23日在重型机器厂斗争。
  24日在员村区斗争。
  25日准备在越秀山开大会斗争后再拉到黄埔造船厂去斗争。
  
  25日下午的“批判斗争赵××大会”,由地总、红总等四十多个群众组织联合发起,三万多人参加,并拉梁湘陪斗。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4月27、28日,省直大联合总部在省人委礼堂连开两场斗争大会,斗争赵××。到会的 1100人,分属农业、商业、工交、统战四条战线。4月29日, 他们在省人委礼堂召开党群、政法、文教战线的斗争赵××大会。赵××被押到台上,“当群众喊打倒赵××的口号时,前两天他不举手,今天举手了。但对喊打倒刘、邓、陶的忠实走狗赵××的口号,则不举手。” 赵××的倔强态度,可见一斑。斗争会罗织的罪名,计有六项:
  
  一、一.二二假让权后,造成农村基层组织普遍瘫痪。部分社队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起来夺权,在政治上、生产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二、学习“毛著”先进县遂溪县,是陶铸、赵××一手泡制出来的假模范……
  三、在农村中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扼杀社会主义经济,1961、62年,陶、赵扼杀集体经济有“三把刀”:砍掉公社大队企业,将三级所有制变为一级所有;缩小生产队规模; 联系产量责任制(实际上是包产到户);
  四、一贯来在干部中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五、在工业和商业工作中,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经济政策;
  六、在统战工作中不讲阶级斗争,实行右倾投降主义。
  
  但据称,“在斗争会上,赵××在态度仍然很顽固,很狡猾, 避开三反性质的问题,只承认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有些问题矢口否认,说‘我没有管工业,我不知道’,‘我是不赞成的,我错在没有坚决斗争,坚决制止’等等。”
  除了赵××以外,其他省、市委负责人也无可幸免,纷纷被押上批斗台。
  省直大联合总部下工交总部组成“云广英专案组”,这是大联合总部“尹林平专案组”下属的一个小组,其目的是要“揭开以尹林平为首的地方主义翻案问题”。4月22日至29日,工交总部一连斗了云广英7个半天。云广英被迫交代他和廖似光、冯燊、林锵云夫妇等人的关系,承认鼓励过这些“犯过地方主义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起来揭发陶、赵的问题”,并交代了3月8日那次开会(被称为“三八黑会”)的情况,承认对军管不满,对军区处理冲军区问题和组织领导生产班子问题不满,对古大存的死因的怀疑等等。
  
  所谓“三八黑会”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在原省委领导班子中,军区最早确定第一批站出来抓生产的书记是林李明。在军区内定将进入军管会工作的原省委干部还包括寇庆延、刘田夫、罗天、曾定石、李进阶、马甫、杨应彬、韩宗祜等人。而另外一些人则被剔除在名单之外。省军管会一份材料称:
  
  而一些尚未被群众批准,错误较严重的原省委、省人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含厅局干部),他们以尹林平等为首,正酝酿建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犯过地方主义和右倾错误……
  尹林平 省委书记处书记
  云广英 计委副主任……
  廖似光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陈慧清 邓发的爱人,已退休
  冯 燊 政协副主席
  林锵云 原省委常委、副省长、人大常委,现已免职退休
  黄 康 农垦厅副厅长,前为党校校长,因犯错误开除党籍,61 年第二次入党
  林克泽 物资厅副厅长,曾开除党籍,61年重新入党
  …………
  饶彰风 广州外语学院党委书记,犯过地方主义错误,曾受处分
  
  这些人都是暂时不能参加三结合的。尹林平说:“3月6日前, 第一次站出来的名单是八人,第二次名单是十人,我都是有份的,但在3月10日后,陈德同志在几十个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时,就没有了我和林锵云、李坚贞(真)了。”
  50年代,陶铸在广东领导过先后两次的反地方主义运动,第一次是反方方,第二次是反古大存、冯白驹,几万地方干部受到株连。十年来,“地方主义”成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当陶铸被打倒以后,许多广东地方干部便纷纷翻出旧案,希望能一洗当年的冤抑。
  在广州地区,最早提出为地方主义翻案的是八一战斗兵团。2月7日,八一战斗兵团在其主办的小报《红工农》创刊号上提出了陶铸与古大存的矛盾和地方主义问题。
  2月15日,冯燊和林锵云在他们共同署名的告全省干部公开信《放下包袱,挺起腰杆,投入战斗,挖掉陶铸赵××在广东统治的黑根子》中,批评当年反地方主义运动“两面三刀,排斥异己,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他们为古大存鸣冤叫屈。
  50年代曾任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吴有恒,也在大字报中指出:“在广东揭陶铸,如不揭开他与古大存同志之间斗争的真实性质,那是不会搞得透彻的,那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尹林平把他与陶铸的分歧,归纳为五点,其核心问题是以下三点:
  一、土改时,赵(××)把广东党组织踢开,重新扎根串连,讲广东党靠不住;
  二、反地方主义把它扩大化,我只赞成反几个头头,中间干部不要搞;
  三、广东没有大军不能解放,土改没有外援搞不好,我不同意。
  在广东反地方主义问题上,尹林平与林李明之间,历史积怨甚深, 对于林李明能够“站出来”,而他却被摒诸局外,尹林平感到愤愤不平。他解释说:“我到军区去了五次,询问对‘省革联’的态度,军区说:‘现在还看不准,革命的要支持,但不完全支持。’2月14日,我同寇庆延,第三次去军区,提出对‘省革联’的态度的两个方案,一是同‘省革联’一刀两断;一是不理不睬,不亲近。军区说:‘第二个方案好。’2月19日,我第四次去军区,把18日五人《踢开省革联》的稿子带去,军区说:‘大乱时才贴出来,现在乱不起来, 如果现在贴出来,怕你会被省革联拉走。’林李明在2月20日贴出表态的大字报后,军区才匆匆忙忙地叫我表态。”
  尹林平认为,“干部‘三结合’不能搞调和主义,折中主义,不能把哪一个人排出来。‘三结合’和出来抓生产是两回事。 抓生产不论哪一个人都应该更积极搞好工作。抓生产和领导不同,不能说出来‘亮’过‘相’就是革命的。”
  尹林平和云广英、廖似光、冯燊等人,对混乱的局势,感到忧心如焚,3月 8日,他们相聚一堂,谈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关于当前的形势。
  尹林平说:“现在为什么不宣布军管,主要是工人、学生有意见,现在部队派人去做思想工作。”“大家认为,照现在这样下去,广东文化革命运动可能夭折”。大家还研究了三结合问题,尹林平说,“认为最合适的是我。这是冯燊、云广英二人中一人先提出来的。”于是,他们分头找原省委、省人委的干部做工作。
  在谈到地方主义问题时,尹林平说:“现在应该用新的观点看问题,应允许人家讲这些东西,摆自己的观点……反地方主义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如果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我主张让大家揭发出来,让大家来评。”
  
  (尹林平说)我们决定去找三个地方:一是监委,我去做,二是组织部,廖似光去做,三是省人委欧初,也是廖似光去做。
  会议决定:
  一、向中央写一个报告。
  二、写一个告全省人民书或大字报。
  三、以廖似光材料为基础,写一个陶铸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廖似光写的陶铸的干部路线,实际上是为地方主义翻案。”据尹林平说,给中央的信函内容是:“一、军队组织生产班子问题。二、组织左派队伍问题,认为左派是军队给的。三、当前运动风向转了的问题。四、广州日报于2月28日军管,但军管后还是省革联当权那派当家,原来反省革联的占广州日报职工85%没有当家。”
  他们本来还打算写一张大字报,阐明他们的观点, 内容是“现在‘三结合’的班子有问题,现在机关运动的风向变了,认为出来抓生产的人,机关干部、 群众都保他们;军队支左中的错误问题。”但大家一商量,觉得不能写, 因为《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发表了,说矛头不能对准解放军。他们说,“如这么一写,就是把矛头对准人民解放军”,尹林平也劝大家别写了。
  《红旗》杂志第五期的社论是《论革命的“三结合”》。其中一段是这么说的:“阶级敌人最害怕人民解放军,最害怕有军队干部参加革命的‘三结合’。他们费尽心机制造流言蜚语,捏造事实,妄图挑拨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对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必须给以充分揭露和坚决的打击。”很显然,现在还不是讨论军队“支左错误”的时候。
  
  (尹林平说)第二天我又叫廖似光来我家,我说昨晚《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出来了,几个东西不要搞了。廖说:你们不联名,我自己发。廖还说那份东西已送云广英去了。
  到第二次开会那天(3月中旬),我迟到。我说:“这些东西我看了,不能发。与《红旗》杂志社论不符合,第二是形势还看不准,再看一看如何发展,方向看不准;‘三结合’班子问题没落实,根据这种形势,一、二、三人联名都可以,最好不要六人联名,联名就成为有组织的东西了。”
  
  3月27日,军区记录着尹林平作的最后一次尝试。他打电话给军区找陈德,没有找到。他要求值班人员转告陈德,“过去,省机关文化大革命由我管,有些领导干部已停止(职)反省, 现在下面群众要求一些较好的干部恢复工作,他们来找我。请陈德同志明确一下,干部恢复工作问题,由革委会决定处理,还是由我决定处理。”陈德的答复是:“由革命群众决定,林无权处理。”
  
  4月以后,批斗浪潮越掀越高。 4月26日,文教战线单位在省人委礼堂召开批斗区梦觉大会,对区梦觉提出的罪名有三条:
  
  一、疯狂攻击庐山会议,否定三面红旗。说什么“……庐山会议后,又糊涂了,左的东西未纠正,又进行反右倾,因而把前段的工作冲掉了,几年来我们做了许多蠢事,干了不少无效劳动。”叫嚣平反要“一风吹”;二、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说:“目前的矛盾是要建设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与现实落后的农业国”,“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经济建设”;三、积极推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抗毛主席1964年春节指示,1965年的“七.三”指示,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同志的信。1960年贯彻陶铸提出的中学党支部不能领导学校,只能起监督作用的修正主义主张,推行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
  
  4月28日下午,省教育厅和高教局召开两百多人参加的中型会议斗争区梦觉,晚上又轮到卫生厅系统开斗争区梦觉会议。据称,“区在以上两个斗争会上的态度不够老实,只承认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对自己写的黑文章和证据确实的事情也承认一些,但在关键问题上则避重就轻,特别是卫生厅的斗争会上,好多问题推说不清楚,或者说是上面来的。” 从28日开始,文教系统以厅局为单位,分别进行批判,以便集中材料,再开全战线斗争大会。
  4月26日晚上,省人委东风公社、红色造反总部和人委办公厅全体干部职工召开大会,斗争欧初(人委秘书长)和朱明达(副秘书长)。从军管会所作“斗争会上战斗气氛较浓,发言比较集中、有力” 的记录,可以想象当时会场上的热闹程度。
  5月3日,省直大联合总部农林水总部,在省人委礼堂召开“揭发批判罗天推行刘邓陶赵反动路线罪行大会”,到会有农业战线一千一百多人,发言大批罗天在农业部门实行专家路线、技术挂帅,在农业学校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5月4 日,省属11间农校学生代表, 在仲恺农校召开“揭发控诉批判以罗天为首的在我省贯彻执行刘邓黑帮办校方针——社来社去大会”。罗天和农业厅厅长王维在台上挨斗,在台下陪斗的还有李子元、张大伟(农科院副院长)、吕白(省人委副秘书长)、叶彬(农业厅政治处处长)。大会开了一整天,晚上还把罗天留下来开小会批判。
  5月5日,周恩来致电广州军区,指示“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并要求黄永胜把执行情况上报。据副市长罗培元追忆:“广州地区的,包括中南局的、省的、市的大多数党政当权派起初是分别监禁在各自机关的暗室、储藏室、防空洞、地下室里,后来通通集中到天河区的梅花园兵营里。”
  赵××、尹林平、雍文涛、 区梦觉、刘田夫、林锵云、张云、张根生、金明等人,都是梅花园广州警司监护室里的囚徒;另外一批人,饶彰风、周楠等,则远赴粤北,关押在乐昌的“31 号办公室”里。饶彰风不久便病死于粤北。林锵云也身患重病,于1970年辞世。赵××、区梦觉、尹林平是监护的重点。警司采取了以下措施:
  
  为贯彻总理5月5日关于“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的指示,经有关革命组织协商,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于5月5日22时30分之前,已将赵××、区梦觉、尹林平三人送往监护驻地(军区白灰场特务营房)。警司确定,由工交武装部政委负责,并抽调参谋、干事三人,警卫战士二人,在警司成立一个监护组(简称二组),采取二对一的办法实行监护,另由特务营抽调一个班负责驻地警卫。对赵、区、尹在驻地的活动采取半自由式,即可以外出散步,但不能走得过远,三人之间不能互相往来和交谈。在某单位拉去斗争时,监护人员同行,斗争结束即返回驻地,监护人员主要负责安全、生活、思想活动,并及时向上反映。给每人订阅两份报纸及《红旗》杂志等。三人的伙食,每天按八角至一元开支。监护中应注意的问题,初步考虑有五条:一、保证安全,不许武斗,有去有回;二、要做好斗批的准备;三、事先看好会场;四、研究确定往返路线;五、掌握斗争时间。
  
  但据尹林平、刘田夫等人的回忆,他们被关的时间、地点,均略有出入。
  尹林平是4月份被军区拘捕,罪名“反军”。据他自己回忆:“我1967 年4月起,就被他们(指黄永胜等人——引者注)关禁起来。与世隔绝,经过种种折磨,一直关了六年。”他感慨地说:“比起死去的同志,我是劫后余生。” 不过,在此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即5月12日尹林平被华工红旗从警司手中抢了出来,先藏匿于中山医学院,后来又转移到华南工学院。华工红旗在抢走尹林平后,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军队:
  
  广州警备区司令部某些人在尹林平问题上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我们重申,在尹林平未(解?)放之前,我司令部负责保护尹林平的生命安全及给予人身自由。
  
  石牌一带出现了许多大标语:“尹林平我们保定了!”“尹林平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在造反派的保护下,尹林平有机会参与了6月份那场关于古大存问题的“高官辩论会”。
  刘田夫说他是7 月份被关进广州军区在人和镇的一幢楼房内,里面还有赵××、雍文涛、李嘉人等人。换言之,赵××到7月份还未进警司监护室。刘田夫在那里关了一个星期,才转去警司在梅花园的监护室。警司监护室还有林锵云、王全国、杨应彬、金明等人。
  据警司的监护报告称,赵××、区梦觉、尹林平到梅花园后,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分别与他们谈话,赵××和区梦觉认为,“这样很好,对于人身安全、生活学习都有较好的保证”。警司还提出了几点建议:一、目前揪斗赵、区、尹的革命群众组织很多(学生、工人、农民各系统都有),需要统一安排。现划由警司一组归口安排,文革专案组、机关组参与商定;二、需要尽快将总理的指示传达到较大的群众组织中去,充分依靠群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可通过座谈会等方式,分别进行传达;三、赵××原配备的警卫员这次未随同来监护驻地,警司考虑,为工作方便,是否可以来。
  对于批斗赵××的情况,警司的监护报告写道:“对赵××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曾经斗争、批判了五个通宵,但收效甚微。他对搞经济主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表示承认。群众在斗争时喊‘打倒赵××’、‘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时,他也举手,但群众在斗争时喊‘打倒刘邓陶’口号时,他坚持不举手。”
  5月2日晚,地总、红总的工人和一批红卫兵捣毁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搜走大批关于刘少奇的历史材料;5月5日,广州钢铁厂召开批判焦林义大会;5月 7日,地总、红总与“郊区贫下中农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简称郊贫联)等组织,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打倒刘少奇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全总旧址的罪行大会”,当场焚烧全总旧址的牌子;5月8日,广州重型机器厂、电池厂、人民胶厂、造船厂等十几个分部,联合举行“打倒刘少奇,批臭‘黑修养’大会”;5月13日,广船分部召开批斗梁湘大会。
  5月18日,地总、红总、春雷等群众组织,联名致电党中央、毛主席,“强烈要求将陶铸揪回广东进行批判斗争”;5月29日,地总编印“三反分子赵××反动言论集”;5月30日晚上,黄埔造船厂地总分部把赵××拉去斗争。5月31日,地总、红总、郊贫联等群众组织八万余人,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打倒刘邓陶,彻底捣毁黑省委誓师大会”。赵××、区梦觉在警司人员的监护下,被押到会场“示众”。
  每次从批斗会场回来,这几个人都精疲力竭,好像小死一回。赵××的胃病又犯了,晚上痛得辗转难眠。区梦觉的血压急剧升高,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尹林平也有心脏病,晕倒过一次。据警司5月8日的报告反映:“现在赵××和尹林平情绪比较镇定,区梦觉有些悲观。”
  
  进入6月以后,批斗会继续升温。红司在一篇题为《猛揪彭、罗黑线,夺回专政大权》的社论中高呼:“政法黑线,我们轰定了!广州谭震林, 我们揪定了!陶铸的独立王国,我们砸定了!”
  6月1日上午,批赵联络站、省委机联、三司、中山医东方红、统战战线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在省委礼堂召开斗争赵××大会。到会一千二百人,以学生居多。据称,赵××在会上“只承认执行错误路线,凡属‘三反’性质的问题均不承认,或则只承认事实而从主观动机上辩解,不承认事实的‘三反’性质。凡遇有机会,即争取主动解释。有几次质问他时,他认为事实有出入,即趁机辩解,不让他辩解时则喃喃自语,以示不服”。
  6月6日,暨大1226部队、敢死队、锷未残、华师一月革命、东方红、东风和华师附中大联合红卫兵发起,地总、红总下属一些分部和郊区贫下中农的一些组织参加,在暨大召开批斗赵××大会,在这次会上,赵××承认在广东十几年,“每逢刘、邓抛出一条反动路线,都总是受影响,执行了他们的路线,而到毛主席纠正时才跟着改过来”,但是,他仍不承认三反问题。
  同一天,以及次日,省委、省人委礼堂分别开了两场批斗区梦觉大会。
  6月8日,省直大联合总部、省委东方红公社、省人委东风公社、统战战线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等组织,在省人委礼堂召开“批判斗争林李明大会”。林李明是已经“站出来”的干部,照样不能幸免。造反派扣在他头上的罪名计有:
  
  一、林在海南工作期间大搞浮夸风,深得陶、赵器重;二、是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干将,在海南期间极力吹捧海瑞,大演海瑞戏;三、忠实执行刘少奇的建党八条标准,并宣扬叛徒可以入党;四、一贯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用人唯亲,包庇坏人;五、忠实执行李维汉在统战工作上的修正主义路线,掩盖统战工作中的阶级斗争。
  
  6月9日晚,红司、三司、新一司、工联、红旗工人、红农友、省直站、省委东风公社、省委机联、海军卫校红总、广州军区卫校联络站等28 个红旗派组织,在东风派开八万人大会的越秀山体育场,同样组织了一场八万余人的批判大会,批斗赵××、区梦觉。批判会的规模和次数,成了两派群众宣示其“彻底的无产阶级战斗精神”的手段之一。
  
  揭发批判赵××的主要问题是:一、大反学习毛主席著作,说学毛著是实用主义。在党校搞高干班和普通班,学习30本书中,没有一本是毛主席著作。学员生活特殊化。二、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学生运动。三、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四、在广东农村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
  
  罪名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条。群众对这类批判会其实兴趣索然,这次由红旗派组织的大会,秩序混乱,刚开始半小时,就有大批的群众陆续退场,到10 时30分大会结束时,已经跑掉了一半人。“有少数群众自动拥上台围攻赵××,有时在发言中同时追问、喊口号,互相不配合,发言听不清楚”。
  6月12日下午,中南局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省委机联三个组织,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揭发、控诉陶铸、赵××罪行大会”。到会的组织有21个,约二千五百人。赵××又被造反派揪到台上。“赵对五个口号是不举手的,即①打倒三反分子赵××;②打倒修正主义分子赵××; ③打倒陶铸的死党赵××;④打倒广州的谭震林;⑤捣毁黑省委。其他口号,包括‘打倒赵××’,本人都举手。”
  6月16、17两日下午,省工交系统大联合总部先后在省人委礼堂和机械厅礼堂开会斗争刘田夫。前者是大会,有八万人参加;后者是小会,只有一百多人参加。批判大会“揭发出来的新问题”包括:
  
  1、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1962年3、4月间,刘在“湛江高干训练班”上作报告,谈到大跃进、反右倾问题时,影射攻击毛主席说:“你们不要相信,世界上没有没有缺点的圣人。”胡说“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无条件服从。”甚至极其恶毒地污蔑说:“毛主席只当过二次左派,其他都当右派。”64年8月4日,刘在全省科研工作会议上报告,谈到对旧知识分子改造时,抽掉阶级斗争内容,宣扬“可以通过科学实验,通过业务来改造世界观。”……
  2、攻击三面红旗,煽动群众翻右倾机会主义的案。刘在1962年湛江高干训练班报告中胡说,“三面红旗不完备,我们的错误是犯大了,犯重了”,“公社化后,大大破坏了生产力”,“大炼钢铁劳民伤财”,“技术革命也是劳民伤财”。同时借口加强党内民主,大肆放毒,说什么“庐山会议以后重新犯了错误”,“当时是‘左’,反右是方向搞错了。”把党内斗争描绘成一团漆黑,说:“党内斗争,众叛亲离”。并恶毒地污蔑说:“农民没饭吃是反右倾的结果。”还煽动高干班学员起来翻右倾机会主义的案,叫嚷“什么话都可以讲”,“大家要出气”,鼓动学员向党进攻,说什么为了民主“就是冤沉大海也要为真理,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你可把我压碎,不能把我压扁”等等……
  3、在工交生产建设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公然对抗中央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部署,把原计划定点在韶关的重型工业,移到靠近沿海的广州市,还规划在广州建几个重型机器厂,把原计划在韶关的华南重型机器厂下了马,对机械工业采取大砍大压,80%的企业被砍,60%的职工被压缩,扼杀了广东的机械工业。
  
  刘田夫回忆说:“我那时头生癣,脚又烂,不能穿鞋子走路,造反派迫着我们戴高帽游街,我只好提着两只鞋子,艰难地随游行队伍穿街过巷。在游街时,有个工人在行进时帮助我,用他的手抓住我的高帽,不让擦伤我的头皮,当时我很感激他,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方便问。” 据称,在16 日的斗争会上,“刘一般尚承认事实,初步交代当时的错误思想,承认错误。如说61、62年间由于刘、邓、陶、薄(一波)的影响,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困难估计过重,对大跃进有动摇。”但在17日的小会上,刘田夫显露了倔强的性格。
  
  17日的小会斗争,(刘)态度一度不好。矢口否认污蔑毛主席,当群众指出有记录可查,狡辩不了时,他还挺腰凸肚地说:“我不会讲这样的话,如果有,愿意开除党籍。”激起了公愤。同时,还极力推卸罪责:一是把责任推向上头,说是陶、赵指示的,他只是照讲;一是回避实质,含糊其词,支吾以应,不作正面回答。
    
  6月17日,工联发出《打倒陶铸、打倒赵××、砸烂黑省委》的“动员令”:“我们紧急动员:全体工联战士立即进一步紧急动员起来!我们紧急呼吁:红旗工人、机关革命造反派、红司、新一司、三司等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进一步紧急行动起来!地总、红总等组织的广大革命群众冲破上下左右的重重阻力紧急动员起来!全中南地区,全广东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联合起来!行动起来!万炮齐发,一致对准中南地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陶铸,对准赵××为首的广东黑省委开火!开火!猛烈开火!”
  东风派也不甘后人,6月19日,地总华工分部红色工人战斗兵团、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 315部队、新华工红色造反团、教工八.一八革命造反总部、太阳升公社和红政工革命造反兵团,联合发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同仇敌忾,踏平陶赵黑店》的“告全省人民书”,强烈呼吁:“我们希望,所有的革命干部,放下包袱,勇敢地站出来!大造黑省委的反!反,反,一反到底!”
  在一片批陶赵声中,反地方主义问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据当过古大存秘书的杨立后来回忆,“由于对地方主义的打击面过宽,没有人敢出来公开翻地方主义的案。但积怨甚大,暗流汹涌,这就影响到下一代。1967年,广东已成立了‘批陶联’。红卫兵造反,有些人就出来翻反地方主义的老账。”
  
  在广州市最热闹的地方,北京路的街头,不断地贴出“古大存的骨头是红的”等大字报,揭发陶铸迫害地方干部。后来,又来了一派,说古大存的骨头是黑的,反地方主义没有错,地方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等等。一时间争论的声势很大,非常热闹。其实,红卫兵并不知道反地方主义的经过,都是受他们父辈的影响的。所以说,在红黑两派的背后,都有人在支持。
  
  两派群众组织的态度,大致上,东风派反对翻案,红旗派支持翻案。在双方组织的支持下,决定6月底就地方主义问题,在广州举行一次公开的“高官辩论会”。地点就在市中心的北京路。红方代表为尹林平,黑方代表为林李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尹林平并不是广东人,而林李明却是广东人。
  尹林平虽然明白这种辩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这是一个表达他们观点的机会,必须认真对待。“不辩由已,要辩则要胜利”。廖似光提出,现在要辩的广东最重要的问题:干部问题,各个时间土改、三反、两次反地方主义等问题,“不联系到反地方主义,是揭不开的”。必须通过辩论,甩掉以往戴在他们头上的五顶帽子:一、矛头指向解放军;二、反对军管;三、怀疑中央;四、资本主义复辟为地方主义翻案;五、三八会议是为地方主义翻案的纲领。
  “高官辩论会”吸引了许多群众前来旁听。尹林平、林李明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双方唇枪舌剑,慷慨陈词。尹林平大声疾呼:“搞错了就要翻案!”可是,地方主义一案,不仅关系到陶铸,也关系到军队,尤其是土改时踢开本地干部,南下大军挂帅问题,牵涉到广州军区许多军队干部;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央文革正密锣紧鼓地准备“弄清广东地下党的情况,解决一批干部问题”,为大抓“南方叛徒网”罗织材料,这时尹林平想为地方主义翻案,不过是自树标靶,引火烧身而已,也印证了一句古话:“时不至不可强生也,事不究不可强成也”。
  多年以后,文革已经结束,廖似光曾感慨地说:“实际上反‘地方主义’错误影响面很广,直至‘文革’期间还搞了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把尹林平、云广英、林锵云、冯燊和我等人打成为‘为地方主义翻案集团’,林和冯都被折磨死了。” 地方主义一案,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完全平反。
  “高官辩论会”之后不久,7月4日,尹林平被押回警司监护。临行前,尹林平和廖似光等人在二沙岛告别,大家互相鼓励。廖似光说:“要继续奋斗!”
  这一轮惊心动魄的急风骤雨,直搅得广州天昏天暗,日月无光。



作者:东方眼Lv 7 时间:2002-05-31 20:05:08
  阶级斗争永不过时,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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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刚Lv 5 时间:2002-05-31 20:22:08
  一听兄:“地方主义一案,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完全平反”
  这点不确,其实相当晚。最晚的是方方,其“地方主义”问题,直到90年代中(也就是赵本人也失去自由多年之后),才才得以完全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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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一听Lv 9 时间:2002-05-31 21:35:31
  晓刚兄原是在广东的吧?你对广东的情况很熟悉啊。
  我所说的彻底平反,主要是讲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即冯古那次,因为在文革中引起较大争论的也是那次。198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基本上没有留尾巴,可以算是“完全平反”了。方方的问题拖得比较久。因此,我的文中应该说明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谢谢你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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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一听Lv 9 时间:2002-05-31 22:39:57
  晓刚兄:我想应该这样说吧,即使第二次反地方主义一案,虽然八十年代初已经平反,但主要是冯古二人,几万受株连的冤案,则不是一朝一夕就全部解决的。因此,你说拖的时间很长,也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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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刚Lv 5 时间:2002-06-01 08:19:24
  说来惭愧,这方面的事我本来应该“很熟悉”,但很多详情却也是一年多前才知道。
  当时家父去世,回国奔丧,别人送了些出版物(内部的和外部的,其中包括杨立的
  《古大存沉冤录》),读了方知,原来先父还是陶铸当年点名的四个“地方主义反
  党小集团”之一的头子。
  
  再早一年多,一次在澳洲一位朋友家中做客时,遇到一位曾在广东“省直系统”工
  作多年的老者,聊起来,他竟知道家父名号,并问道“你父亲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
  地方主义问题好象一直都不给平反的咧”。这是我首次听说先父的事原来还来关系
  到“地方主义”,自己却一问三不知,唯唯而退。
  
  记得幼年初到广东时,满口北京话,曾在街上被其他孩子追骂“捞松,捞松,唔塞
  芫荽葱。生在湖南,死在广东!”当时听母亲说过,“唉,广东人这点不好,排外,
  从前搞地方主义很厉害”。可哪想得到,原来家父之右派,却竟也与“地方主义”
  有干系!
  
  其实,父亲虽祖籍广东,却是三代华侨。回国后求学和“混入党内”都不在广东,与冯古方等都无渊源,倒是与陶铸有点渊源(有些人将之形容为“是救过陶铸一命”;另一些人将之形容为“知道陶铸的丑事”)。出事时人又在北京任职,早已不受广东管辖。是出差数省,途经广东时被扣押下来的,所以其案颇有些特别之处。
  
  一听兄史料掌握如此丰富,想必对各次反“地方主义”的详情比我知道的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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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一听Lv 9 时间:2002-06-01 09:51:38
  关于二次反地方主义一案,我曾经访问过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也曾经访问过杨立。据杨立说,他写完古大存沉冤录后,还准备写一本新官场现形记,可惜还没写就去世了。很多精彩史料便随他而去。我想以他的官位(副省长),能写出古大存沉冤录那样尖锐的东西,真是非常难得的了。
  
  晓刚兄贵姓?呵呵。不介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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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一听Lv 9 时间:2002-06-01 10:10:47
  晓刚兄,在四个地方主义小集团中,有一个叫“蓬荆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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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刚Lv 5 时间:2002-06-01 10:34:35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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