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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一听):文革杂记(4)炮轰广州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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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广州和全国一样,掀起炮轰军区的浪潮,就广州地区来说,8月的风潮,其实是2月省革联冲击军区,炮打黄永胜的继续。2月8日省革联冲军区事件发生后,受到军区的镇压。3月军管以后,军区严厉取缔了与省革联关系最深的几个组织,如八一战斗兵团、珠影东方红、老红军总部等,通缉几名学生头头。
  省革联的组织后来大部分成了广州红旗派的组织,他们从4、5月份就开始高喊着揪广谭的口号,要求为八一战斗兵团等翻案。所谓广谭,具体是指黄永胜和陈德,但泛指整个军管会和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揪广谭的主力是红旗派组织,第一个实际行动是封闭省军管会的专政小组。
  造反派对专政小组的指责,自军管以后,几乎从未间断,特别是对公安厅二办整理造反派材料问题,一直穷追不舍。6月4日,中央文革曾经就广州地区公安机关文革问题,电示省军管会:
  
  广东面临港澳,对敌斗争任务繁重,公安机关文化大革命,在军管会领导下,主要依靠公安机关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外部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可向军管会送大字报,揭发问题,提供材料和线索,公安机关揭露出来的机密材料,不得在社会上公布。
  
  但造反派不肯轻易罢休。6月13日,省政法揪寇(庆延)联络站向军管会提出要求:一、支持他们揪政法黑线中的寇庆延行动;二、向军管会领导汇报寇的情况;三、要答复他们对寇提出的处理意见。当时,鉴于寇庆延是省军管会委员,政法小组负责人之一,军管会既不敢拒绝造反派的要求,又不敢答应,只好含糊其辞地回答:关于斗寇的问题,周总理走时曾交代过,凡是军管会的成员,要批斗,最好建议他们开不要太大的会,像省人委礼堂那样的小会,斗批完了,要放回来工作。
  军管会态度含糊,造反派于是得寸进尺。到了7月31日,平地一声雷,公安厅联合总部星火燎原战斗队突然宣告封闭省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由群众组织封闭军管会下属机构,这在军管以后还是头一回,不啻向军管会下了一道战书。造反派在公告上说: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是由未亮相的当权派为核心组成的。组长寇庆延,副组长郭曼果、马芳。经我厅革命造反派查实,郭曼果是三反分子,马芳是走资派,寇庆延是彭、罗反革命集团在广东政法战线的黑头目。这个专政小组成立5个多月来,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仅没有起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而且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为此,我队决定,从1967年7月31日22时起对该小组予以封闭,并提出如下3点要求:
  一、立即改组无产阶级专政小组。
  二、立即把三反分子郭曼果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三、专政小组必须检查前段工作,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揭发批判。强烈要求省军管会,在三天内明确答复我们的三点要求。何时答复,何时启封。否则,将进一步采取革命行动。
  
  封闭的消息一传开,另外一些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无不飞奔前来凑热闹。就在联合总部封闭了专政小组40分钟后,省公安厅东方红公社也赶来再封一次。他们的封闭声明称:
  
  一、我东方红公社决定从今晚10时40 分封闭省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
  二、强烈要求省军管会立即改组省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寇庆延、郭曼果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立即从专政小组滚出去。
  三、在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班子未组成之前, 厅军管小组负责无产阶级专政小组的一切工作。
  四、强烈要求厅军管小组和省军管会支持我们这一革命行动,并立即答复我们的这一正当要求。
  
  当8月初,两报一刊发表一系列关于“炮打司令部”的文章后,造反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炮轰的调门也愈提愈高,封闭一个专政小组,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炮轰广州军区党委的口号,遂鼓吹喧阗。
  7月29日,广州红司发出《告广州军区三军革命指战员同志书》,声称在广州军区司令部里,有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是镇压湖南、广西、 广东文化革命的后台,他们是带枪的刘邓,他们是比陶铸更危险的人物!他们虽是一小撮,但他们却操纵着实权,他们掌握着枪杆子,印把子。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广谭主要构成者和总代表。”这份公开信甚至号召:“我们深信你们——人民的子弟兵,毛主席的红战士会同我们广大革命造反派一道,为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广谭做出贡献。我们也深信,当军内一小撮胆敢背叛毛主席,背叛党和人民,走陈大麻子(即陈再道——引者注)的老路的时候,你们一定会调转枪口,对准他们!!!”
  同一天,八一战斗兵团总部发表《关于敦促广州军区、广东军区迅速改正错误的强硬声明》。声明警告:“军区必须马上、毫无保留地交回非法没收我们的队旗、袖章及其他一切物品,彻底交出一切所谓‘自首’‘交代’的黑材料。 公开承认错误。形势迫人,军区某些人必须放聪明些,决不可看着较为积极主动的路不走,而重蹈武汉、湖南问题的覆辙。”
  8月1日,广州红司再发出《炮轰广州军区党委紧急战斗动员令》:“红司全体战士,立即行动起来,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彻底揭露批判军区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捉尽陶贼死党,把他们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 我们强烈呼吁:军内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我们并肩战斗,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军区党委猛烈开炮!开炮!”
  8月7日, 工联发出《给广州军区广大指战员的一封公开信》:“为什么以前被你们的上司打成‘反革命’组织现在都平反了呢?为什么被你们的上司认为是正确的好文章《颠倒》,中央文革都认为是错误的呢?为什么……这些问题你们又是怎样想的呢?”“广州党内、军区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始终要暴露出来在我们面前的,让我们共同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把这些牛鬼蛇神扫除干净吧!广州谭震林式的人物,是逃不脱革命人民对他们惩罚的。”
  8月8日,广州三司炮轰广州军区党委联络站发表《严正声明》:“2月8 日所谓‘冲军区’完全是刘兴元、温玉成等一小撮人挑起的。二.八事件决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行动,必须公开为二.八事件平反,在当前必须发扬‘二.八’的革命造反精神,猛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明提出“解放广州军区”的口号。
  8月12日,红司发表了题为《坚决打倒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社论。
  红司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主编的《红色暴动》小报上,以“热烈欢呼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猛揪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为通栏标语。一篇署名“本报观察员”的文章《反对右倾投降,迎接特大决战》称:
  
  广州谭震林就是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人未下野, 大印在握,专政机器在手,贼心不死,处心积累绞杀广东文化大革命。在3月黑风里,在7月血案中,他们已经向我们杀出了一刀又一刀了,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再杀出第二刀、第三刀!
  …………
  军民团结起来!把千仇万恨集中在笔尖上,集中在刺刀上, 以最大的代价,把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拉下马!把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手里!
  
  华师红旗甚至耸人听闻地宣称,7月中旬以来,广铁分局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包含着兵变的目的”。一篇题为《粉碎广谭兵变阴谋》的文章写道,“军事上,铁路是必争的要害部门之一。广谭控制北站,目的在卡住广州市的咽喉,切断南北交通。加上广州市北部兵力部署的配合,这是什么阵势!”文章惊呼,“事实上广谭已完全控制了北站,大批主义兵已集结在北站(广谭允许他们吃饭不要钱);广谭已公开反对中央铁道部军管命令,动用机密的战备系统,公开走上叛逆的道路;广谭正在调兵遣将……兵变的阴影笼罩羊城。”
  8月10日,由原省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戈枫领衔,九名原党政领导干部联署的大字报《彻底清算陶铸在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广州军管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军内某些负责人还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大字报声称,军管会在以下四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一、对待左派组织问题: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不是支左,而是支保。他们不是有错必改,而是坚持错误,不肯回头。
  二、3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问题:在3月份来自陶、赵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招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捏造革命造反派“牛鬼蛇神”多,围剿了革命造反派。
  三、武斗问题:广州地区武斗越来越严重,武斗事件都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造成的……
  最近事件发展到一个极端严重的阶段,一些解放军手上的武器和国家的弹药仓库,竟任意由某些组织“夺”去,用以进攻革命造反派,而军管不“管”,警备司令部不“警备”。
  四、对干部问题:……他们(军管会——引者注)一方面指责干部亮相倒向革命左派一边就是“拉一批,打一批”,并对他们进行恐吓和围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召开了一部分处以上干部的会议,策动他们“集体亮相”……以反地方主义复辟逆流来代替什么陶赵及其死党,转移斗争大方向,以不分革和保的大联合,抹杀两条路线的斗争,来支保压左……
  
  由于署名者都是原省委的领导干部,并得到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云的支持,因此大字报一贴出,马上引起轰动。当时,许多原省委机关领导干部聚集在第七中学开会,讨论局势问题。据说正在酝酿成立“中南、省、市革命干部造反联合委员会”。8月15日,原广州市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北京路科技书店三楼开会,讨论成立“革干联”的计划与步骤。对此,军管会大为紧张,立即分头约请一些主要干部谈话。
  8月18日,省军管会和原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进行了一次谈话,了解他对文革的看法。这只是一个开始。张根生告诉军管会:“关于原省委一些领导干部,目前在思想上比较苦恼的是如何认识两条路线斗争,怎样检查自己问题;也担心军区犯路线错误,有不少同志对造反派错误看不惯,现在都在考虑这些问题。有些人在转,有些人仍在坚持。”
  8月19日下午,军管会派人和原省委候补书记张云谈话,据张云说:
  
  我跟军管会的人说:军管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保不支左,实际上是镇压了革命造反派。“颠倒”一文就是为镇压造反派做舆论准备的。总理4月18日的指示没有执行。我的看法是军管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军管会领导作检查,改正错误,不要扭扭捏捏的,要公开表明支持谁。
  
  张云提醒人们,“可以肯定广州军区有一小撮走资派,但广州军区不是武汉军区,黄永胜也不是陈再道。” 意思是说,广州军区虽然“犯了错误”,但错误的性质与武汉军区不同,没有到那个程度。
  张云说:“当前,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社会治安混乱,生产会受到损失,也会被敌人利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激化的表现,是个值得重视的严重问题,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非常担心,希望军管会采取有效措施。”
  与此同时,军管会也找省委候补书记李子元谈过话。8月21日,李子元向军管会反映了一个情况:“上星期五省委‘东风公社’负责人和一名副处长找我与张根生、张云在一起谈话。我说:你们炮轰军管会,打倒黄永胜、温玉成,把军管会搞垮了怎么办?他们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认为: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焦点在于军管会,军管会支左有方向路线错误,不是支左,而是支保。总理来广州后,还是两面都支,看起来面面俱到,实际上是支偏保组织。这个问题不解决,广州文化大革命不能前进,他们还说:炮轰黄永胜,炮轰军管会,不是当‘走资派’打,而是想使他们不支保,真正支左。”
  军管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倾听地方干部的意见,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广州军区的支左工作,受到来自中央的批评,刚刚作了检讨,处境颇为被动,迫使他们不得不虚心倾听各方面意见;二是全国形势,开始向结束内乱,恢复政权的方向转变,“革命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亦为大势所趋。
  一度成为社会舆论焦点的八一战斗兵团平反问题,在8月11日终获解决。经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示,同意公开宣布摘掉其反革命组织的帽子;对于一小撮坏头头,须反复查明,证据确凿,才予处理,并应尽量缩小打击面;如无现行罪,应一律予以平反。原八一战斗兵团的跨行业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同意在摘掉帽子后不再恢复。该组织原来的成员可参加本单位的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或另组不跨行业的基层组织。但如果广州其他群众组织尚存在跨行业的,则应允许这个组织暂时跨行业,将来再归口。
  8月13日,广东省军区就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事,发出第3号公告: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 现正式宣布摘掉“八一战斗兵团”反革命组织的帽子,政治上予以平反。“八一战斗兵团”现在仍被拘留的人员, 除极少数有现行罪恶的坏人,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依法处理外,其余的人一律释放,予以平反。被拘留的人员在拘留期间所写的检讨退还本人,讯问记录和其他材料由广州警备区在原 “八一战斗兵团”派出的代表监督下集中销毁。在此,我们向原“八一战斗兵团”的革命群众和被拘留过已被释放的人员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并希望他们与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在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根据中央指示,八一战斗兵团政治上平反,组织不能恢复,但他们早已自己给自己平反了,不仅恢复了组织,而且还相当活跃。当军区宣布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之际,他们正和工联、广铁总司、石井红农友、红司、部队文体红司、机关红司共同组成“广州地区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广医红旗指责第3号公告是“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继续坚持错误的反动面目的大暴露”,“是地地道道的假检讨,真反扑”。
  造反派根本不把军队放在眼里。8月11日,由部分红旗派的民警、复退军人、工人、干部、学生组成的“广州红色警备司令部”(后归入红联,改称“广州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警备司令部”,简称红警司)正式成立,下设参谋部、 政治部、作战部等机构,配备有三个“警备团”,另有一支“前线突击队”,还派出巡逻车在市内巡逻,号称肩负起“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 他们指广州警司是“黑警司”,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
  8月12日上午9时,工联开了两卡车人到南方大厦,手执大刀、匕首、手枪、步枪、轻机枪,迅速守住了各个门口,逐层占领,直到六楼,并封闭了一、二、三楼,不准营业,做总部办公室之用。下午,红警司、八一战斗兵团也相继进驻南方大厦,声称黑警司已经垮了,他们要保护大厦,司令部要搬进大厦办公,并成立“人民百货商店(即南方大厦——引者注)市场供应管理领导小组”。他们甚至向军管会提出,由他们负责保护全市的电厂、水厂、粮仓、市场供应,并要求军管会发枪给他们。市面气氛极之紧张,各厅、局上班的人数,寥寥无几,只有10%左右。
  造反派对广州军区发动一轮更猛烈的攻势。广州兵团叫喊着:“刺刀,刺刀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关键的时刻到了!”8月11日,红联发出《特急通令》,公开警告军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持枪是党和人民对你们最大的信任,任何人不得将枪口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准自己的同志,对准人民,否则立即缴械,坚决制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能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枪,用政治统帅军事,打倒军阀主义、流寇主义,变相经济主义!”
  《夺黄(永胜)、刘(兴元)军权,还我新广东》;
  《广州兵变的序曲》;
  《坚决打倒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抓紧战机,向广谭发动总攻》;
  《夺枪以后》;
  《发动群众反兵变》;
  《广州告急!广州告急!广州十万火急!!!》;
  这一类的标语、传单、大字报和小报文章,宛如惊涛裂堤,铺天盖地,转瞬间淹没了广州。
  8月20日,中共广州军区党委在造反派的猛烈攻击下,不得不作出《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承认军区在介入地方文革以后,“没有首先肯定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斗争大方向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而是把他们的某些错误看得过重,并以对所谓‘四大事件’(即冲军区、冲广播电台、冲市公安局和旧省委假让权)的态度来判别群众组织的性质,以致模糊了识别左中右的界限,打击和压制了某些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
  军区承认他们对省革联的立场是错的,承认镇压八一战斗兵团等军内外群众组织是错的,在迎接春交会而进行整顿社会治安工作中,也扩大了打击面,抓了一些不该抓的人。检查报告重申:
  
  对过去被我们取缔和解散的军内外革命群众组织一律平反;过去所发布的有关取缔和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告、布告、“罪状”等,一律作废。被拘捕的人员,除个别有现行罪行、证据确凿的坏人,应当按照中央规定依法处理外,其余一律平反。在这里,我们特向被错误地取缔和解散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被捕的人员,以及由于我们的错误而受到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道歉。同时,有些群众组织在我们影响下犯了某些错误,其责任在于我们。我们感谢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给予我们的批评和帮助,并且希望继续给予我们批评、帮助和监督。
  
  毛泽东一直认为,乱并不可怕,乱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但现在他开始担心了。军队和农民愈来愈深地卷入动乱,不少军队开始明确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甚至向他们输送武器弹药,或者自己也组织起各种各样的小团体;8月21日,广州部队内的造反派一千多人,在军区政治部门口召开“愤怒控诉广州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镇压军内造反派罪行大会”。海陆空三军代表和部队工厂、农牧场代表,纷纷发言,并把军区文革办的负责人揪出来示众,这只是在全国无数同类凶兆中的一个。
  当天上午,在省军管会大楼门前,贴出了一份由张云领衔,一共有21名原省、市委机关领导干部联署的大字报《最强烈抗议!最紧急呼吁!》,就广州地区的武斗,提出了以下看法:
  
  (8月20日的三元里武斗)是党内、军内一小“走资派”操纵地总、主义兵、郊贫联等保守组织的一小撮坏头头制造出来的。他们用变相发枪的方式使用了最残暴的法西斯手段,对革命派连续进行了血腥镇压,犯下了滔天罪行。血债要用血来还的……
  我们就这次严重反革命事件,向广州军区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对地总、主义兵、郊贫联等一小撮坏头头提出最严重的警告!你们要向毛主席请罪。这次惨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严重结果。因此广州军区、广东军区必须承担这次反革命事件的主要责任,要公开检讨承认错误。
  
  次日下午,当这张大字报的第二稿贴出时,联署者增至31人;第三稿贴出时,联署者已增至93人。
  8月31日,由工联、红旗工人、八一战斗兵团、工人红司、广州工人、财贸红旗工人、交运红旗、新地总等组织组成“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工革联)。广州军区一改以往对红旗派的冷淡态度,由孔石泉亲自到成立大会上,把一面上书“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下署“广州部队全体指战员敬赠”的大旗,授予工革联。这是一种亲善的表示。
  孔石泉在讲话时,承认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说:
  
  由于军区领导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思想保守,因而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在一段时间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在2、3月份,我们压抑和打击了一部分革命群众组织,错误地把“八一战斗兵团”等组织当作反革命组织或非法组织加以取缔和解散,错抓了一些人。4月份,在中央、军委发布了一系列指示,特别是总理亲临广州作了重要指示之后,对于上述错误,我们虽然有所察觉,但是觉悟很迟,改正很慢,因而使广州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9月12日凌晨,两派群众在轻工模具厂又发生严重冲突。9月13日,地总和郊贫联一万多人,冲占军区大院,执意召开大会,并静坐请愿。早上5时,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地区两县一区郊贫联代表时,对此大为震怒,立即指示:“一、你们的大会不要开了;二、马上从军区大院撤出,因为你们到军区大院是违反‘九.五’命令的;三、在农民、工人、学生从军区大院撤走时,旗派不要阻拦。”
  经中央调查组和军区领导与东风派代表商定,东风派从9月14日中午开始撤出军区大院。军区领导一再指示:为了保证安全,军管会系统要做好具体布置, 此事关系重大,务必十分重视,特别要做好造反派的工作。
  但是,东风派从军区大院撤出后,又有一部分移师到省军管会继续请愿。
  周恩来对地总又跑到军管会,更为不满,9月15日,他接见广州地区代表,严厉批评地总不听劝阻,执意召开大会,到军区静坐;限他们在本日12 时以前退出军区大院。
  然而,此时此刻,广东省军管会内却一片混乱,一场有军队介入的武斗,竟在军管会内发生了。军队内部的分歧,一下子暴露无遗。
  省军管会的值班日记详细写道:“这里的东风派准备4点多钟撤走。在准备走之前,三司红旗兵团来了一辆中卡,要开车撞人,后被东风派抓了四人,搜出一支驳壳,一把匕首,两个手榴弹。这四个人交给军管会,东风派很多人很气愤,要揍他们,但很多人说要相信解放军,他们还组织人力手挽手地保护。但5点多钟正要撤退时,四十七军来了两个连队,由于战士任务不明,而且徒步而来,东风派哨卡问他们,他们说‘我们是中央部队,任何人无权拦阻。’后来警卫连问他们,他们说警卫连是支保的,混蛋等。他们要抢那四个人。东风派手挽手来挡,挡不住就用手抱他们。他们就用手来打,就引起来武斗。武斗结果,东风派重伤二人,警卫连一人(听说那两个连队也伤两人),挨一般拳头的警卫连十多人。武斗劝止后,就做东风派的工作,他们23点50分开始撤退,到1点05分撤完。”
  省军管会院内的武斗,显然使军区大感震惊,尤其是军队内部意见分歧,造成互相对立的情况,如果不及时解决,将造成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9月17日,省军管会留在广州的领导在警备区召开座谈会,研究怎么制止广州地区的武斗。保持军队的统一指挥,成为制止武斗的先决条件之一。会议决定:“严格执行六.六、九.五命令,今后凡发生武斗使用武器,部队将采取武装包围、宣传、缴械。弄清原因,交出凶手,追查幕后指挥。设现场统一指挥,现场指挥有权批准抓凶手及武装自卫。”
  直到广东省革委会成立后,炮轰军区的浪潮才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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