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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历史需要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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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大规模政治动乱。在“文革”中,执政党、政府、军队、人民群众,以及和所谓“敌对阶级”(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等)之间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奇特的政治文化的体验,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无比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广州地区一系列大型武斗,究竟是怎么打起来的,事实隐藏在重重雾幛之后。我采访过不少亲历这些武斗的人,有些甚至是重要的指挥者,他们也说不清楚。可能是不愿说,也可能是真的说不清楚。因为在各个群众组织的背后,都有一张犬牙交错的关系网,各有各通往北京、通往中央文革小组、通往“两报一刊”的渠道,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文革”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攻讦的文字,几乎都是谩骂式的,其中有无数夸大其辞、面壁虚构的东西,真假难辨,但无论如何信口雌黄,只要它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总能够从某个侧面、某个角度反映出某些事实,反映出某种社会文化心态,为研究者提供真实有用的线索。





  客观而论,1966年至1968年,广州的“文革”与全国许多大城市相比,并不算太乱。用一位军管会干部的话说,广州不但生产没停顿,而且生产形势在全国是最好的。广东历来是从外地买粮食吃的,但“文革”期间,广东还支援了中央几亿斤粮食;粮食和油料都有宽裕,上调国家。





  究其原因,首先,这是广州军区的大本营。广州军区前身是四野,是林彪的基本部队,靠山强大,造反派屡次炮轰军区,炮轰黄永胜,都是有头威无尾阵。军区的态度对局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广州毗邻港澳,地处国防前线,周恩来每次与广州群众组织见面,都强调敌情问题,以敌情为由压制内乱。再次,广州每年有两届交易会,对形势起了缓冲作用。一到交易会期间,大家都会暂时停火,上街打扫卫生。群众组织之间虽然对立,但在对外问题上,还是能够以大局为重,听从中央劝导的。





  许多人都会关心,广州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政治动乱?虽然迄今没有正式的统计数据公布,但军管会的干部告诉我,广州武斗期间死了两百多人,因为广州武斗发生最晚,清理最早,死伤最少。湖南在1967年6月份就死人了,广西更早。广州到7月下旬才死人。广州面临港澳,情况复杂,这么一个大城市,两三百万人,一共死两百人,连那些被当成监狱逃跑人员(即所谓“劳改犯”)打死的吊死鬼也算了,也就两百人左右。但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仅仅在1967年8月被当作“劳改犯”打死的,就已近两百。





  关于因武斗而死的人员数字,各方面的统计,相差很大。比如像1967年7月23日的中山纪念堂武斗,军管会的干部告诉我,死了4个人,但旗派一位头头则说,一个人也没有死。准确的数字也许永远是个谜,即使统计出来了,也不过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死者长已矣,留给人世间只有无限的感慨与思考。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当我写这个“荒唐岁月”的系列文章时,又重读了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传单、小报和油印资料。它们早已变黄变脆了,静静地散发着发霉纸张的气味。那些写传单的人,那些印小报的人,他们当时在想些什么?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如果他们还在,也已步入晚年了,在他们日渐苍老的心底,还残留着多少当年的激情?年轻时的理想是否早已悄然破灭?他们有所忏悔了吗?或者仍然觉得“青春无悔”?





  历史沉重的一页,虽然已翻过去了,但对“文革”历史的正视与反省,还远远不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负起的责任。





载《羊城晚报》2014年4月12日


http://blog.tianya.cn/post-791868-5702964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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