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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曙光:忏悔洗涤心灵,宽容重塑人格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作者:1967届上中校友  






上海中学老三届同学们:


你们好!我是67届高二(1)班孙曙光同学。


一场政治风云的排山倒海冲击,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幸免,由于太年轻,时代勾化出我们的惶恐与自卑。少年时的憧憬,青年时的浪漫,壮年时的辉煌,老年时的稳重,无奈的追忆,已经不可能复制了。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沟通。我发现尽管到处打听与寻觅,但是至今也很难建立完整详细准确的上中同学通讯网络。几乎每个班级都有相当人数无法落实确切地址与电话信息。即使上中同学返回母校聚会,但也总是有相当同学缺席。为什么呢?是否跌宕起伏的人生阅历使得我们中间一些人心灰意冷而厌恶沟通?还是老三届作为“边缘人”使得一些人自暴自弃,拒绝对话?我估计原因可能有下述可能:


我返回上海后无奈发现,上中老三届目前的人脉圈落其实还是仅限于文革动乱时期派别斗争的狭隘圈落,这件事是非常缺乏理智而愚昧的。









图片来源:2014届上中校友 周润天





坎坷恶梦,不堪回首


尘埃落定后,且由一个过来人,以当时的亲身感受述说往事。“文革”过去了许多年,受害者捶胸顿足,至今不忘。就拿我个人经历而言,个人命运的多舛跌宕,人生浮华已渐渐沉淀,但是文革恶梦却持续在记忆中发作,不知不觉勾起苦涩的沉郁。我个人遭遇其实也是大家境遇的投影和浓缩。那一段无所适从的青春岁月,口无遮拦的我酿成终身大错,以至于数十年内噤若寒蝉,锁入灾难岁月的牢笼,一人独处去默默完成灵魂的就赎。文革时期,上中派别纠纷中我因有所谓“炮打江青”言论的罪名曾经被造反派拳脚相架,隔离关禁闭数月;然后被他们押送到崇明附近横沙岛劳动改造;接着又进入徐汇区造反派组织的走资派子女学习班,即马桥人民公社继续劳动改造。在这里,接触了“难友”李晓民(李研吾之子)、周关东(周原冰之子)、沈苏宁、杨东平(杨士法之子)等人。无止境的自我批判,一连串的政治口号像毒蛇缠身始终伴陪着我们。


在这场无止境的罪名折磨之下,在一个人心惶惶的血腥的夜晚,沈苏宁这个女同学事后选择了自杀。因为冤案在身,申诉无门,信念崩塌,处于欲哭无泪的她心怀苍天,毅然选择了以命抗搏。世间最悲痛欲绝的莫过于好人自杀,一躯善良无辜的生命万念俱灭之下情愿撕裂自己、殒灭自己、结束自己,细细想来实在令人震颤!


苍天啊!难道君子的仁爱刚烈之遗风已经演变如此“异端”?难道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已经纤毫无存?


在一片无奈的苍茫下,我们发配东北吉林农村,同行的还有“难友”李滨生和候少文(中央党校教授)。每天每夜,饥肠辘辘与寒风凛冽始终陪伴着我们。一场知青革命,一千六百万人下乡,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释当地农家的工分,文革远去,恍如隔世。后人看文革恐怕不可能如我辈这样有现场感,他们只能从官样文件刻板的语言表示中了解那场社会大动荡,但这种表述往往不准确,也往往是表述者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有意忽略某些事实或提炼出某种说法,对于后世研究这段时期中国思想史没有实际意义。在农村,我曾经以玩命似的埋头苦干企图洗刷耻辱,重新做人。由于表现突出,我两次被推荐出席县级与地区级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然而马上就有造反派检举,搞得我万念俱灰,中途被迫退席。由于文革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我上调招工无门,推荐上学无路,有种去地狱的无望与失落。眼看着好朋友侯少文被抽调当兵,集体户成员一个个去了工厂,万念俱灰,一度我连赴死的意念都有过,不瞒你们说,我联络了四平的两位知识青年一块复习了俄语偷偷奔赴黑龙江鸡西地区边境准备偷渡苏联,途中还进入大参林误吃了毒蘑菇差点儿死去。由于林彪事件后东北边境格外戒备封锁,武装民兵扣压了我们,偷渡最终没有成功。幸亏公社知青办与大队书记善意保护了我,才没有造成政治上的灾难性悲剧。当年出逃外境,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揣摩我当时的煎熬与痛苦。因为我曾经在内心深处始终对我们的政府报有一丝残存的信心,一种被放赎的渴望,然而事实却是残酷无情的,使得我完全绝望。


后来,生存的需要迫使我又去了山东胶东地区农村继续改造历史,又苦苦熬了两年才去了县办工厂。一直到1978年才得到机会考大学改变命运。然而,文革阴影始终浮现:上海市政府工作组为了追查所谓“三种人”,从山东枣庄学校又追到南京学校,出于厌恶文革是非的原因,我采取了善意保护的态度,对崔同学和谢同学潘同学的文革表现我都说了好话,连调查组都感觉意外。为了躲避是非,最后我干脆闯荡深圳,逐渐地这场文革恶劣之磨难终于结束。


望天兴叹,蝼蚁小民,徒然挣扎。我终年行色匆匆奔波行走,为的是寻找能够掌握自己人生的密码,从东北、华北、华东、华南,我转辗多地,对那一片片土地已睽别多时,作为芸芸众生的一位老三届落难一份子,生活的极限艰辛与人生的冰冷悲凉,使得我一度十分厌世,从此闭门索居。迷失的我就像一缕青烟那样逐渐消散于大家的视野范围与记忆之外了。其实,我仅仅要追寻的只是渴望得到平等的权利和有尊严有温饱的普通生活而已,即使在最痛苦时刻我始终平静地坚守那份信念,希望在纷扰的尘埃里寻到希望之光。张爱玲作家对幸福的定义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然而在混沌岁月的苦难重压下的人们却如此迷茫。作为“知识青年”我们似乎永远被践踏在权力规则之下,文革的蹉跎岁月绝对是对人伦亲情的亵渎。我,一个倾巢之下的辛存完卵,又何尝不痛恨上中护校队那批如狼似虎的打手造反派呢?




国民素质,先天缺乏忏悔意识


文革,使整个中华民族都疯狂地陷入相互折腾、天昏地暗的大漩涡,以至于几十年之后还有很多卷入这一漩涡的人们,包括在文革中深受其害的人们,仍然保存着文革往日的疯狂与迷惑。在我们检讨和反思历史问题时,不能忽视每个人个体本身存在的先天性缺陷,更加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历史进程。中国这个国家先天不足,这个世界百分之十九的国家不信宗教,她恰恰就是一个。中国人从古至今,没有要求过自己要做正直的人。西方的宗教信仰,是教育大家做善良的好人,不要做恶人,以便能到天堂享受极乐世界。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专门学会了如何对付别人,如何圆滑处事,文过饰非,如何伪装自己。中国人一直在告诫自己,如何自我保护和取胜的最高境界,就是隐藏起自己灵魂的真实面目,而“礼”却是掩饰本真的最好护体。这样的文化,如何能让人成为纯洁、率真、诚实的正直人。周作人先生说得好:“古人云:‘知耻近乎勇’。中国人现在就不知耻。国民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这样的耻辱才是真正的国耻。要有勇气去看待自己的丑恶,痛加忏悔,改革传统的谬思想恶习惯,以求自立,这才有点希望的萌芽,因为凡是革新皆从忏悔生的。”


一百年前,有一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经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素质》,该书开创了研究中国人心灵的先河。时至今日,读来仍然使人警醒与自省。很多处有真知灼见。鲁迅先生对该书极大关注,长期推荐此书,甚至在他临终前十四天还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他说:“看了此书,而自省,分析……变革,挣扎,自做工夫,来证明讲究做怎样的中国人。”明恩溥在书中写到:“中国人本性上就对最为深奥的精神原理绝对冷漠,这是中国人心灵上最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乐意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一个没有心智的灵魂,接受一个没有生命的心灵,接受一个没有缘由的秩序和没有上帝的宇宙。”


同时来华的另一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也著书说:“中国人对宗教根深蒂固发自内心的漠不关心……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进行追逐的时髦而已。他们成了怀疑的,没有信仰的人,坠入了信仰无差别主义的深渊。他们把一切信仰斥之为独断,而只凭腐败堕落的本能生存。”


陈独秀先生指出:“中国的文化源泉里,缺失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这正是中国人堕落的根由,我们实在不敢以富于情感自夸。”我们十几亿人,现在信三大宗教的大概两亿多,党员有信仰,有七八千万,加起来总共三亿。还有十亿人信什么呢?没信仰。确实,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教堂”洗涤道德,没有法制规范生存市场环境,西方哲学讲究“原罪论”,提倡每个人定时周期性自我忏悔。反思我们国民由于没有可供朝拜的圣地,没有提供心灵栖息的灵堂,没有社会共同感知的基本伦理规则,所以只能听凭潘多拉魔盒释放魔咒了。当今中国社会风气,清华孙立平教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危险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动,这不太可能,危险在于整个民族的溃烂。


二十世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墨西哥伟大诗人帕斯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世界上有两个民族最可怜:犹太人没有身体,中国人没有灵魂。


中国人儒家文化没有灵魂不灭的说法,没有来世报应和原罪说。英国人史密斯说:“对人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谛置若罔闻,是中国人思想中最可悲的弱点。”中国不应惧怕基督教文化,而应该包容它。基督教的精神,正好弥补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缺憾。中国传统无论是老传统还是革命传统,有各种牺牲精神,唯独就是缺乏对自己灵魂圣洁、灵魂纯净的极度追求,缺少那种自己鞭打肉体来洁净灵魂反思自己行为的刻骨铭心的思想作为。中国的确需要吸取那种异常纯净、圣洁的情感,我一直希望宗教的传布在中国尽快扩大,它们在对中国心灵即文化-心理结构能有所助益。其中,我尤其赞赏特别是以个体绝对孤独为基础反思自己行为道德的情感,如何可能被吸收融入,便是在实践和理论上值得关注的要点。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信仰宗教者在世界上有46亿人,而估计在中国也有1亿多人。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我们不可能站在46亿人的对立面,也不可能置中国1亿人于不顾。况且宗教是人们自我道德与信仰净化的精神武器,一刻无法摆脱。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因此了解宗教历史的沿革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如果没有宗教,仅靠科学和民主是不可能使西方崛起的。基督从小就已经印在孩子们心中了。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基督教的文化根基使西方社会有一种道德的教化形式。如果没有道德教化,光靠市场、光靠法律、光靠民主投票是不能完全解决西方社会的问题的,而必须有一种无形的宪法,要有道德的自律,使得他们在接触彼此的时候,有一种关怀其他人的道德情怀。它有劝善,教化人心向善的积极作用 。


宗教道德中涉及人与人关系的部分,如佛教的“五戒十善”,基督教、天主教的“十诫”等等,与社会主义的道德有某些共同之处。宗教信徒以宗教道德中涉及人与人关系的世俗性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与社会主义社会所提倡的道德原则对人们行为的要求并不冲突。美国的纸币,你发现有何特点?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美国总统就职时手按在《圣经》上宣誓,就是这么说的。美国总统演讲的最后一句一般是什么?纸币上的字意思是:我们信仰上帝。这件事说明了宗教是一种人的本质,它主张有所约束的公正和平的世界观。它提倡人们共同遵守的商业道德伦理基本精神,即履约守法,诚信公正的做人的规范。美国总统演讲的最后一句话一般都上帝有关,最典型的一句是God bless you and may God bless America(愿上帝保佑你们,保佑美利坚),肯尼迪就职演说的结尾则引用了圣经的一句话恭维他的美国同胞:“请赐我智慧与知识,让我得以面对我们的人民。不然,如何能估量出我们人民的伟大呢?”奥巴马用的也是1861年林肯宣誓就职时所用的圣经。基督教精神对美国人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的浊浪中的净化剂。所以仅仅凭借美国这个文化软实力,它完全可以傲视全球。


德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原罪——认罪——赎罪”的说教。对基督徒来说,“原罪——认罪——赎罪”是一个追求理性复归的很自然的过程。他们不但不把“认罪”视为可耻,而且要求认罪者必须真诚“谢罪”,用行动“赎罪”。所以德国战后对于二战罪行及时忏悔赢得了全世界对这个民族的尊重。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疑问:在如今市场经济人心浮燥离婚成风的演艺名流圈,出现一个有趣现象。凡是信仰宗教、真正参悟佛法的,如李连杰、林青霞、张学友、刘德华等,婚姻都相当稳定,也很幸福美满。同样道理凡是信仰基督教的,如吕丽萍夫妇、童安格、张信哲、周华健等,都给世人留下家庭的美好和责任。试问:这件事是因为什么缘故呢?


我如今还发现这么一个真理:中国人为什么对于自己缺乏忏悔主动性意识?中西方文化价值观迥然不同。西方宗教国家认为:个人生命与价值来自于上帝,所以他们过圣诞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孩子只有在需要父母养育时才依附父母。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关系即告解体。双方即独立状态。以后即以社会契约来维持自己的行为责任,从此上帝即是最高精神主宰,它审视监督着每个人的言行。它体现着人文关怀的责任的深思与认定。中国文化是以生命与血缘为中心,所以家庭与家族及其父亲成为个人生命与价值的源头。过年也就是对于血缘亲情的尊重,中国人心目中把宗族祠堂与祖先陵墓成为个人心灵崇拜偶像,一切是是非非以家族利益为主,社会公共利益与责任很少涉及。李敖说得好:“中国的许多道德标准与社会规范,都从家族制而来,由于国人家族观念太强,它的流弊也就不得不变成了中国进步的障碍。……太重家法,忽视法律,太重自己家族的利益,缺乏公益和爱国心。”陈独秀也指出:“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族主义太发达的缘故。”


难怪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曾说:“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联合国最近公布全球国民素质排行榜:中国国民素质让人非常堪忧,数据实在触目惊心:中国连续几十年排名世界160位以后或者倒数第二,而日本国民素质连续30多年排名世界第一。醒醒吧,至今自我陶醉的中国人!









图片来源:2014届上中校友 周润天







忏悔文革,从我做起


共和国的同龄人有句口头禅——“青春无悔”。但是我们这一代恰恰是“青春有悔”。一个民族最淳朴的底色是如何开始污浊的;一个民族最健康的素质,又是从何时开始烂起的?——显然是文革!红卫兵运动裹挟了我们一代人,作为文革打手的是鼎鼎有名的红卫兵,我们的愚昧虽然发生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里,但不能因此就以环境时代背景作为为自己开脱的护盾,因为时代再怎么给你创造愚昧的条件,是否向愚昧效忠终究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减轻愚昧和降低因此所带来的伤害的选择终究还把握在每个人的手上,所以忏悔文革必须马上从我做起,刻不容缓。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也不曾有当年造反派来做出忏悔。国人对于参与集体犯罪,历来缺乏道德上的反省,认为“大家一起犯错”的恶事可以免责,这也是那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时代里政治运动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这些文革的施虐者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而且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振振有词,似乎这一切罪恶全是传统文化搞得鬼。诸君,也不要统统怪罪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上去——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其实也有礼仪之士,有知耻之士;而经过了文革十年它们则彻底“礼乐崩坏”了,也难怪在那些腥风血雨中过来的曾经作恶者,至今文过饰非,还会有多少良知可言?我们要猛喝一声:“千万别说‘在那个时代谁都是受害者’那样的话,这不符合实际。”


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中国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至今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难怪冯骥才先生说,他虽然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他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请想想,当今任何一次大的灾害或社会事件发生,我们总是很少看到有敢于出来承担责任、并为责任引咎辞职的官员,这和文革中的作恶者不道歉、不忏悔,难道不是一脉相承的吗?上个世纪,1966年狂飙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一代中学生究竟是受骗上当,还是推波助澜?他们是无辜的天使,还是天生“原罪”的孽障?


如今,一些真挚致歉的人,如陈小鲁、宋彬彬放下了心中的仇恨,勇于直面历史,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尽管有人认为宋彬彬的八百字道歉信中洗刷与辩白多于愧疚与忏悔。)但是首先须肯定:一个人到了晚年,对于年轻时犯下的过错乃至罪愆,道歉比不道歉好。尽管诚意有限,毕竟为清算文革打开了局面。这里顺便提一下:宋彬彬曾长期居住在以基督教文明为主、认同普世价值的国度,难免耳濡目染,接受忏悔文化。这一点她比其他国人要清醒的多。但是大多数尚未道歉的人,采取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矫饰自己的罪行。他们宁可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一直以来,我们极力回避,学会淡忘,那是一个如何让人触目惊心的荒唐历史,似乎沉默这样就能避免真正的思考,因为思考会面对焦虑痛苦。不愿认罪的人就是不敢面对独自承受个人真实责任的那种焦虑,通过故意的选择性遗忘来逃避和抵赖罪责。


柏杨先生说咱们的酱缸文化表现之一就是“死不认错”,不幸全叫我们碰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中作恶的那一代人都将相继离世,忏悔之门会不会永远关上?


但是我想:其实,许多当年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人,他们既没有对别人行为的宽容,也缺乏对自己行为的自省,只能冤冤相报。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多数人手上没有血,但身为“喝狼奶长大的孩子”,谁心中没有愧疚?!譬如破四旧,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而且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虔诚无知成分。神说:你们大家都忏悔吧!该忏悔的绝不仅是毛泽东一人。否则你们精神救赎之路则漫漫其修远……


每当想起我参与破四旧的狂热岁月,后来又投入批判叶克平校长、杨德辉、顾巧英老师以及所谓“牛鬼蛇神”我都参与其中,心中充满内疚与忏悔。虽然我没有参与打人,但这些往事,依旧烙在了我的心中,我在晚年时也时刻被内心的负疚感所深深缠绕。这种“羞愧”感,在我心中徘徊不散。近日,陈小鲁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做了道歉,再次将普通民众对于文革的自我反思推到一个小高潮。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道歉者,只有屈指可数的申小珂、刘伯勤、张红兵还有王冀豫、刘辉宣等人,仅是当年红卫兵中的极少数。更多当年的施暴者迟迟未能道歉。来自南方周末一篇报道曾披露,当中一些人居然直到如今仍然坚持文革的正当性。这次湖南省纪念毛泽东诞辰,居然把杀害张志新烈士的毛远新放到大会主席台,就是匪夷所思的咄咄怪事。所以今天呼唤大家反思文革尤有必要。


我们都已是退休的老人,有充分的时间反思过往。聊起往事,我曾经呼吁大家共同进行自我忏悔与反思,但是我的建议没有人响应。有这样一句话很流行:每个人都是作恶者,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从这话不难猜出为什么没有看到人忏悔——他们大多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比如知青,你只能看到知青的苦难,却看不到知青的前身:要知道很多知青在成为知青之前有个身份叫红卫兵。


上海中学在文革中呼风唤雨、荣极一时的学生领袖们,你们此时此刻还沉默吗?


上海中学那些呼唤“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如狼似虎的护校队打手们,你们此时此刻还沉默吗?


上海中学那些制造1968年武斗灾难的狂热分子们,你们此时此刻还沉默吗?


北师大女附中道歉会的纪事中有这样一段话,希望大家认真解读: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道歉。道歉是铭记历史、寻求和解的开始。


北师大女附中1965届校友沈乾若说得好:“让我们这代人肩负起责任,告诉后代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的迷茫,错误甚至罪过,以及我们的觉醒。让我们为社会的进步尽一份力,以补偿卞仲耘校长和其他千千万万殉难者的牺牲于万一。”




宽容对待异己才是晚年成熟的人格


在历史风云的电光火石撞击之后,当一幕幕历史剧落下帷幕之后,当悲欢离合已经成为昨日浓缩之后,我们是否应当静一静安心审视一下自己了!其实至今我依然怀念上中文革前的同学们淳朴的人格。那时的高中生,成熟稳重,大多都很善良,且早早就有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有的追求进步,热心公益事业,为早日入团积累资本;有的闷头学习,一心想攻入北大清华,当一等公民。但是一场文革大家彼此成了“敌人”。我一直在想,如今事隔多年了,大家可否放下这么多年挥之不去的恩怨纠葛?个人历程的坎坷又如何让造反派去永远承担后果?执政党所掀起的这么一场狂风暴雨给中国大陆带来了无尽的创伤与痛苦,难道还要当时一群未成年人来承担吗?文革噩梦造成了我们一代人恩怨芥蒂,可是我想作为上中校友不管相距多远,骨子里情感基因里一定还是有千丝万缕的惺惺相惜的吧?如今文革沉沦者不乏有在政界与商界声名鹊起者,但也有平民阶层凡人俗夫,我就是独善其身的芸芸众生之一。如今我们都已经是年迈老人,与医生须臾不可分离了。是否一切可以看开一些?


有这样一个故事:1944年的冬天,两万德军战俘排成纵队,从莫斯科大街上依次穿过。一个普通妇女认为德军战俘同样需要别人的关怀、友爱,他们现在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应该给他们一些食物的帮助,应该给他们一些心灵的慰问。这种情感,使她作出了有违常规的举动,即把自己手头的食物拿给俘虏吃。尽管她的许多亲人,在这次血腥的战争中,为这些俘虏或这些俘虏的战友所残酷杀害。这种爱和宽容,化解了双方心中的仇恨,使人们冰释前嫌,重归于好。人类生而固有的美好人性,尚未被现代文明摧残;俄罗斯文化的基督教背景,给这位普通妇女以道德上的有益熏陶,这些都是这位妇女作出如此有违常规的举动的原因所在。整个故事给人们的最大启示是:当整个社会人们的良心处于沉睡状态,要唤醒整个社会的良心,仅仅依靠理论的说教,是远远不够的,而更应依靠另外一些人的良心。一个有良心的普通妇女对道德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一百个良心苍白却说得滔滔不绝的学者。


朴槿惠人生可谓跌宕起伏,她22岁时,母亲突然过世,不到30岁的时候,双亲都遇刺身亡,但是她没有退缩与绝望。她的成功经历告诫我们,她是从中国古典哲学得到领悟:“最佳的修身之道是不矫揉造作,顺其自然。这就是道家的无为、无心。”“推己及人,即为‘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她认为:所谓人生,并不是与他人的斗争,而是与自己的斗争。仇恨的抱怨就如同刹那间烟消云散的一抹灰烬,只有正直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溪流有石头才能发出清脆的流水声,人生亦是如此,遇到痛苦之石才能懂得人生意义,人生的苦难将成为激励我的伙伴。所以我们对于文革的陈年旧事都应当浅尝即止,宽容为怀。再说纵然你有鸿鹄之志,无奈年龄已是萧瑟如秋了,何必心存芥蒂耿耿于怀?那些当年打棍子、抓辫子,和给别人戴帽子的“积极分子”并没有受到丝毫触动。许多人照样在一步步高升后的新官位上颐指气使,人五人六。由于那些被恨的人如果至今没有感到痛苦,那么恨人的人却终将遍体鳞伤,所以,绝对不要去恨人。人的一生,无论成败,都有权休息,也必须休息。只有在人生的舞台谢幕之后,我们才能悠哉游哉。萧伯纳说:“虽然整个社会都建立在互不相让的基础上,可良好的关系却是建筑在宽容互谅的基础之上。”一颗不能承受伤害的心灵是脆弱而难以生存的,一颗不能谅解伤害并宽容异己的心灵是狂暴而可怕的,因为仇恨不仅伤害别人也折磨自己。此时,宽容显得尤为可贵,它不仅是一个人、一个社会必要的德行,也是一种非此不可的生存智慧。只有学会宽容,才有足够的心力去承担生活的重荷。宽容的内涵非常丰富,宽容是一种非凡的气度、宽广的胸怀,是对人对事的包容。储安平先生说:“尊重异己的雅量,在中国更缺乏……焉能希望他能容纳与他相反的敌人!”柏杨先生说:“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心?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自我膨胀的民族……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在中国普遍的意义上,几乎所有的人们都会先天性地拥抱愤怒与仇恨,似乎只有极具张力的仇恨才能引导人们走向自由。有一点毋庸争议,那就是毛泽东是利用仇恨玩政治的大师。这种政治天赋,对今日乃至未来的中国和世界,都非常不合时宜。而曼德拉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带领人民克服了仇恨,展示了走向一体化的人类文明最需要的领袖品格。梁漱溟本身就反对中国存在什么阶级斗争,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革命传统教育,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敌我”, 大家反复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敌我这个东西这么强烈的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心?因为我们都喝过狼喂的奶水!既然大家都明明知道错误了,为什么还不潇洒地以宽容相处?


宽容是心理养生的调节阀。在人生舞台上,各种角色牵缚于一起,因而难免磕磕碰碰、恩恩怨怨。吃亏、被误解、受委屈的事,总不可避免要发生。面对这些,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宽容。


我们都有个共同的时间约定,那就是聚会;我们也有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上中。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们对上中这块土地充满眷恋,爱得深切。如今上中校友相聚一堂,大部分时间内肯定是意气豪放,但是一旦接触当年风波是非,为什么便如鲠在喉老大不痛快。世界真的很大,但我们内心距离却很近,我们正在努力摒弃那些看似永远正确的空话,内心不断地自省与冲刷。文革后,我曾经尝试寻找上中同学们,那些曾经在我生命记忆中出现过的人,有的仅仅一面之缘,有的已经陪伴我行走多年,有的距我相隔万里却使我日夜思念,有的与我近在咫尺却熟视无睹。但是无论如何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在默默改变着我晚年思考的人生,即使这种改变仅仅是轻丝一缕,可是聚沙成塔之后完成了我心灵的深刻重新构建,使得我人生变得丰蕴园润,从容而智慧。


林语堂先生说的好:“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实的自我。”在习惯了青壮年时期那种宏大叙事,超凡脱俗,高山仰止之后,今天我的上中同学们应当是最最真实与感人的了吧?我们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愤愤不平,我们总是期待风清气正,总是怀念民风淳朴。与其责备,不如审视;与其孤独,不如联系。人的交流才是生存之本。


推荐大家读一篇文章,题目是《看淡》:我们都是天地的过客,很多人事,我们都做不了主。譬如离去的时间,譬如走散的人。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你宽容与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与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都值得感激。因为看轻,所以快乐;因为看淡,所以幸福。 “心”字三个点,没有一个点不在往外蹦。你越想抓牢的,往往是离开最快的。人人都怕自己不清醒,希望自己心明如镜。其实人生何必太清醒?一切随缘,缘深多聚聚,缘浅随它去。人生,看轻看淡多少,痛苦就离开你多少。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攀比;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模仿。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人生1条路:走自己的路。人生2件宝:身体好、心情好。人生4苦痛:看不透、舍不得、输不起、放不下。多多地去尊重别人,常常怀着宽容感激之心,宽容是一种美德与智慧,海纳百川是多么广阔,感激你的朋友,是他们给了你帮助;感激你的敌人,是他们让你变得坚强。


其实,过去或成功或失败,或快乐或伤痛,都属于过去。留在昨天的阴影中不肯走出,你就永远看不到前面的阳光。我们不该在一日之初、黎明升起之时还背负着昨日的伤痛。过去的一切让它随风而逝吧,不要让昨天的伤痛决定你的一生。


我今天之所以要写这一份给上中校友的公开信,其实就是想努力散发着一种过来人的气息。


这是一种不甘于消逝又拖曳着旧日时光的气息,是一种说不清是在对社会负责还是对自己负责的心态。是想要抓住最后的岁月尽享人生的一种沮丧呢?还是怕被人遗忘所以忙着去回顾总结历史的焦急与惶恐呢?亦或是眼睁睁看着亲身经历的人与事,在被某些人有选择地记忆与遗忘之中激起内心的焦虑,正在被虚无化和碎片化的痛心与无奈呢?当然,在所有的这些回忆的背后,还有某些人雄心难收的遗憾、壮志未酬的烦躁!


老三届的历史命运不是社会正常生活应有的安排,它是对革命理想主义失败的印证。如在苦难中,一味的失望,哀怨,就不可能形成改变和奋斗的心态。能否调整自己,把最坏的环境,当成对自己的磨炼,得到正常情况下得不到的积累,去享受流放,以增加自己的阅历和能力。


马寅初享年102岁,品格高尚,得意淡然,失意坦然,他大半生经历坎坷,始终笑对世态炎凉,坦荡面对宦海沉浮,生命一览烟云,超越洒脱成为成熟长寿。文革中派系格斗,无知之人的言行可能会中伤对方而铸成大错,并且覆水难收。


如今这个时代,似乎已经无需思考。“内事不决百度一下,外事不解谷歌一番”,我们已经习惯了寸步不离电脑,习惯了与手机耳鬓厮磨。网络覆盖世界,信息湮灭一切。如今这个时代,似乎已经无暇思考。大家忙于玩人人、逛淘宝、织围脖、打网游。如今这个时代,似乎已经无心思考。一部泰囧,国人盲目追捧;一曲骑马舞,竟然全球狂欢。微信、微博、微电影……微时代的到来,让我们的知识碎片化,需求感官化,审美娱乐化。如今这个时代,似乎已经无法思考。现代人就像生活在高压锅里,面对高物价、高房价,直呼:压力山大!难怪近期有个统计,70%的人甘于把自己归为屌丝。屌丝还需要思考吗?!屌丝只需逆袭!外在的生活会压倒内心的本性,大学培养的社会精英随波逐流,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灵魂逐渐消磨,思想日益枯竭。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思考固然令人痛苦,甚至让人孤独,这就是所谓的“思考之痛”。但是,40多年的社会阅历带给我的最大启迪是:人生走得越远越需要思考,社会环境越复杂越需要思考,世界变化越大越需要思考。一旦思考明白,你将会无比的轻松与快乐;一旦思考明白,你就有勇气和力量,去改变现状,去改变命运!海德格尔说:人,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我们不能为时尚而时尚,为名利而名利,为成功而成功。利益不能成为唯一的价值,道德不能当作交易的筹码!同学们,请永远不要忘记,精神与心灵经常洗涤才是我们最终的栖息之地!









图片来源:2014届上中校友 周润天







秋日夕阳有余辉,不甘寂寞寻知己


所以,我急迫要求上中老三届同学返回学校好好相聚一堂,彼此谅解,重新建立我们中学时代纯真的友谊。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生命的短暂,真的要好好珍惜生命。我们这个班级近50位同学,就有两位同学一到退休年龄就走了,永远离开我们这个集体了。同学们,我孙曙光怀念上中的岁月,忆当年血气方刚,青春年少,记得你们趣闻逸事,音容笑貌。想起那过去的日子,不禁感慨万千,梦牵魂绕;提起你们那些熟悉的名字,顿时倍感亲切,心涌热潮。难忘记啊!那段中学生活的时光是美好的。美好的时光总是容易消逝,而逝去的美好则越发显得珍贵,以至于常常进入我的梦乡。我想念那些去而不能复返的日子,想念那些宿舍里嬉闹的朋友们,更想念那些经历三至五年寒窗的同桌们,想念那些排队打饭时的匆忙,怀念在宿舍楼上丢下的郁闷的纸飞机,想念那些偶然见面时温暖的寒暄……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代替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时,那些在异乡可曾忘却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人生得三五知己,足矣。核心的朋友,应该是少数彼此了解与信赖的知己。喝喝早茶,寻觅一种生活的宁静与从容,只有静心品茗喝出人生的酸甜苦辣,才能品味到一份怡然自得的好心境。在最近几年,我衷心感激以下同学,他们热情地为我重新建立起上中老三届人脉网:李华娟、李滨生、吴立人、周友民、崔海熊、张公浩、任汉鑫、沈瑜书、饶晓韵、侯少文、徐党生、罗黛云、裴钟怡(已去世)、贺网兴、陈躬行、姚立忠、余济胜、任博生、胡志民等。上述同学我在上海或者深圳都见过面。我多么希望这一张上中老三届人脉网继续延伸与拓展啊!有人说:童年是一场梦,少年是一幅画,青年是一首诗,壮年是一部小说,中年是一篇散文,老年是一套哲学。人生各个阶段都有特殊的意境,构成整个人生多彩多姿的心路历程。友谊是人生旅途中寂寞心灵的良伴,特别是同学之间的友谊更是陈年老酒,时间越久越是醇香甘甜。按照中国人平均寿命74.83岁,人这一辈子可以活27313天,其中我们已经度过了23725天,剩下仅仅4000天,为什么不更加珍惜我们的最终日程呢?如今,我退休在家,选择了迥然不同常人的方式低调生活,我实在厌恶现代都市人成天疲于奔命觥筹交错的生活,所以我选择必须离开一线大都市。为了让自己心绪能更少遭遇世俗社会物资化与趋利化的大环境阴霾,减少世事纷争的侵扰,并永远保持宁静脱俗的心境,我计划卖掉深圳房子,因为我选择了在江苏省泰州市以及广东省惠州市这两个三线城市定居,过老人安逸平淡候鸟生活。林语堂先生说过,人们爱秋天,是因为秋叶泛黄,色彩富丽,还带着一点悲哀的色调以及死亡的预感。这话说得是多么精致与准确呀!


前者地处长江下游北岸,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兼融吴楚越之韵,汇聚江淮海之风,是上海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之一。我自恋它是楚界汉河长江黄河分水岭,是我国地理气候南北分界线,水源充沛,林木茂密,四季分明,气候适宜,宁静致远,使得自己狭小的空间变得开阔无垠,在思绪中拓展自己思维的疆土。后者,珠江三角洲东北端,南临南海大亚湾,毗邻深圳、香港,是著名侨乡及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荣登“2012中国最具特色文化竞争力十佳城市”榜首,并因优美宜居的城市环境入选“2012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排行榜。在这两个地方,我经常怀念吉林与山东下乡的苦难日子,那时侯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总想着有一天逃离这个贫困落后栖息地,但如今却又天天难以割舍曾经血脉相连的那块故土。毕竟那里心里不累。在这两个地方,我又经常怀念上海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但是苦于至今不知道如何寻觅知音。所以在泰州在惠州我很少娱乐、不社交、不赴宴、只图心情愉悦,惟愿与老伴厮守,在网络与书斋中寻找欢乐以度过余年。


但是理智告诉我:人类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孤独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接近他人、避免孤独的倾向。几乎是没有人是愿意独自一人,与外界不相往来的。即使像鲁宾逊那样漂流孤岛,无法与人交往,也要养几只动物,以慰心理的寂寞。确实,每个人的生活离不开其他人,离不开个人与社会组织沟通,个人的衣、食、住、行也都离不开社会,与他人的交往、交流是势在必行的。作为花甲之年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家,更不愿意孤独终老,更渴望得到关爱……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你们的老同学:孙曙光


                                                                                                                                  2014年1月20日于深圳

















                                                                                                                           上海中学校友联络会


                                                                                                                                  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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