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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根:雪泥鸿爪忆上中初三(1)班(上海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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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泥鸿爪忆上中  张友根

   时光不居,岁月如流。距我第一次跨进上中校门已经整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当年天真无邪、充满幻想的少男少女,已经步入了两鬓染霜、颐养天年的晚境。我离开上中后,分配到上海石棉制品厂。在生产车间七年,历经辛劳。而后以自己的努力,借调到机电一局机配公司工会和标准件公司工会工作了三十余年。期间,有多次升迁到上一级机关工作的机会,但均因本人的慵懒和其他种种原因而失之交臂。道路是坎坷不平的,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无论是顺境还是逆旅,每每忆及上中的学习生涯,总给我带来温馨和力量。对美丽校园和每个同学的音容笑貌的记忆,永远定格在那个年代。魂牵梦绕,难以忘怀。个人的记忆,展现的是零星的碎砖片瓦,班级同学集体的记忆才能构筑一个班级的全貌。“上中豆蔻661”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平台,愿上中66届初三(1)班的同学共同回忆那美好时光。

                                         校园篇

  1963年的夏季是个令我兴奋激动的季节。经过两堂会考,我从南市区人民路第二小学六百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了上海市上海中学。全家为之欢欣鼓舞,生活在我眼前展开了新的篇章。
  9月8日新生报到的那天,晴空万里,秋阳发威。父亲送我到学校,他左手拎着被褥,右手提着席子蚊帐,我是背着书包,手上热水瓶、脸盆、牙刷、牙膏、搪瓷杯一大堆。辗转两辆公交车到了远在上海西南角的上中,我们已是汗流浃背。50路终点站有高年级学长在接应,帮我们拿行李,引导我们进校注册、安排宿舍等,给了我到了新家的感觉。我被分在第三宿舍底层最西面的房间里,上下铺共有八个床位。面对新同学,开始了我的集体生活。
  上中校园确实很大,当时占地450亩,有“中学里的大学”之称。有两幢教学大楼——龙门楼和先棉堂,四栋学生宿舍,两个学生食堂、一个教工食堂,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校办工厂,医务室,教工宿舍,教工之家......错落有致,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堪比一座美丽的公园。还有400米跑道、游泳池、一大一小两个足球场、十几个篮球场、排球场、东西植物园、“北大荒”农田......小河、湖泊镶嵌其间,调节着上中温和湿润的小气候。进入校门,是大型旗坛,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有着庄严之美;雪松、广玉兰四季常青,植物园的四季花朵姹紫嫣红,有着自然之美;一泓碧水、一轮明月,春雨淅沥、秋虫呢喃,有着静谧之美。
  我从小生活在南市老城厢的石库门房子里,一幢房子竟然住了十来户人家,前天井后弄堂是我们的活动“领地”。刚进上中的我,一时竟找不着北,多次迷失方向。偌大的上中校园,为我们提供了尽情驰骋的广阔天地,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集体生活是严谨和有规律的。每天清晨起床铃声响起,大操场上顿时热闹非凡,同学们个个龙腾虎跃。400米跑道上人潮汹涌,单双杠上人影上下翻飞,杠铃哑铃举上落下,篮球空心入筐,排球传接扣杀——人人争先恐后,个个各呈其能。下午两节课后的自由活动时间是不能再呆在教室里的,必须到操场运动和参加各种兴趣小组活动。而我则喜欢一头扎进图书馆,翻阅报刊杂志和图书,汲取各种知识养料。
       晚自习主要是做作业和看书,气氛相对静寂。我有时一时性起,相约马以祥同学溜出教室,到草坪上比试摔跤。我喜欢游泳,初二时学校在第一宿舍北面修建了游泳池,上体育课就可以游泳了。文革后管理松懈,我和曾小逸、胡昌仁、宋永毅等同学经常翻门而入,只有我们几人,尽情畅游。尤其是傍晚时分,头顶落霞飞红,耳闻归鸟叽喳,在泳池中浮沉,真是人生一大享受。因为我的皮肤比较白,曾小逸给我起了一个“浪里白条”的绰号。我的体质在上中的五年里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为以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记忆犹深的还有两场不同寻常的全校师生大会。一次是请来了数学家华罗庚。我坐在前排,看得十分真切。当年的华罗庚年近半百,头发精光滴滑,架一副金丝边眼镜,手持拐杖,走路略有不便。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也未能免俗,用了约半个小时的时间,讲了一个地主恶霸利用计算不规则土地的方法,侵占农民利益的事。尽管这种计算方法我似懂非懂,但我仍听得津津有味。还有一次是请来了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家曹鹏深入浅出地为我们介绍交响乐,讲解各种乐器的知识,并请乐手逐一演奏:小提琴、大提琴、单簧管、双簧管、长笛、短笛、萨克斯、圆号......听得我“三个月不知肉味”。
  在上中的校园里,我还获得了丰富的动植物方面的知识。春天观察蝌蚪是如何变成青蛙的;初夏的晚上,在树干上抓几只刚爬出土的的知了,放在蚊帐里,第二天早上它的羽翅变硬实,就会飞了;秋日晚上的校园热闹非凡:蟋蟀们在浅唱低吟,纺织娘则引吭高歌。我与有着相同爱好的杨虎同学一起抓蟋蟀,周六带回家与弄堂里的小伙伴们的“宠物”搏杀一番,赢得不少赞誉。校园里的鲜花四时不断:春看牡丹,夏观莲荷,秋闻丹桂,冬赏红梅。每当暖房里的昙花即将开放,学校就会把它被移到龙门楼的大厅,让同学们领略“昙花一现”的由来。只有自己知道的是,我在西植物园第一次见到草莓,偷偷摘了一颗,一尝,方知实是果中珍品。
  就是在这美丽的校园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也从一个幼稚的少年成长为一个青涩的青年,走向社会,走向成熟。

                                                         求学篇

  “龙门发轫进无疆,一柱中流海上”。上海中学建校以来,一贯倡导治学严谨、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每个学生身上发扬光大,首先得益于一支造诣深厚、责任心强的教师队伍。
  我们初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兼俄语老师是陶瀛荪老师,当年她已经五十多岁了,中等身材,慈祥的脸庞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她的俄语课轻松活泼,她教我们的俄罗斯民歌有几首我至今仍能吟唱。语文老师罗佳陵英俊潇洒,每次上课胡子刮得煞清。一口抑扬顿挫的国语,一手规整而不失飘逸的板书,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政治老师姜士珍的绘声绘色,地理老师唐贤义的“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语调犹在耳边。值得一提的还有几何老师沈兆荃,硕长的身材,光秃的前额,深邃的眼神,再难解的几何题,经他深入浅出、提纲挈领一番,都能迎刃而解。
  强将手下无弱兵,有这样一批高素质的老师,同学们学习热情高涨。加上能考进上中的学子,本身就是全市各校的尖子,群英荟萃在新的集体里,你追我赶,力争上游。当时提倡的是“为革命而学习”,每天的时间安排是很科学的。早上6点起床早锻炼、早自修,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再体育锻炼或兴趣小组活动,晚上晚自修,晚8点听中央台新闻节目后9点睡觉。一天的学习时间在8小时左右,每周有一个下午是劳动课。早自修大多数同学是朗读外语,教室里书声朗朗;晚自修是做作业和预习,教室里一片寂静。俞敏同学曾有一篇作文入选《上海市小学生作文选》,当仁不让地当上了语文课代表;张信荣同学数学上有专长,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几何课代表;李崇乐同学俄语顺溜,责无旁贷地当上了俄语课代表。当时社会上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数学上的竞争尤为激烈。每次测验、考试,大家都在暗中较劲,有的抓紧空余时间思考,有的星期天留校温故求新。试卷发下来,有的欣喜,有的懊恼。但往往只是各领风骚十几天,新的排序又打破了旧的格局。学校领导也经常为我们鼓劲打气,有一次吴恒槐副校长为我们作报告,鼓励我们要刻苦学习。他引用了一位学生做几何题时苦思冥想不得其解而索性在作业本上题的一首打油诗:“人生到底有几何?为何苦苦学几何?学了几何有何用?不学几何又如何?”全体哄堂大笑。
  在学校时,我比较偏爱文科。老师布置的作文,我洋洋洒洒能写上千字,其中有被老师作为范文宣读的,也有被老师作为反面例子示众的。有一篇《国庆纪事》,我写与小伙伴一起到外滩观赏焰火的情景,其中用了一个成语“耳鬓厮磨”。老师宣读后,一时全班寂静,继而翻阅了成语词典的同学噗哧笑出声来,破题后全班同学笑得东倒西歪,我则一时无地自容。我自诩能背诵《成语词典》,但喜欢滥用,有时就词不达意。通过这件事,对我以后写文章遣词造句讲究严谨,有很大的帮助。至今同学聚会,仍有人提及那一幕,我则报以会心一笑。那时我与曾小逸同学交谊深厚,我们经常在一起吟诵毛主席诗词互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66年初夏,正当同学们秣兵历马,准备迎接人生又一次挑战时,“五·一六”通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了,我们不由自主地被绑上了文化大革命的战车,驶向不可预测的深渊......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班级的不少同学考入了各大高校,其中不乏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华东理工、二医大等沪上名校。学成之后,他们有的留欧赴美,有的留校任教,有的在各大机关、企业担任一定的工作,成为我们班级的佼佼者。其中宋永毅同学成了著名学者,在美专题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和现代史,著作等身;王正东同学现在是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邵春林同学踏准人生三步,在任华师大教授的同时,创办证券与资产管理研究所,富甲一方;谢德菀同学曾经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尤其是历经磨难的张信荣同学,自强不息,努力拼搏,当上了上海中学国际部的数学老师,令人击节赞叹。


                                                  友情篇

  上海中学是寄宿制学校,我们66届初三(1)班进校时全班45人,后来增加了3位因病休学的上一届同学,总共是48人。同学们朝夕相处,很快就熟悉起来。臧彦平操着一口标准的京片子,甘甜悦耳;周兴德同学诙谐幽默,是个冷面滑稽;姚兆澄同学大大咧咧,一副大少爷派头;老成持重的班长陈万户;能言善辩的宋永毅......不论出身背景,不论性格脾气,大家很快地就融成了和谐的新集体。在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同学之谊。
  我们读初二时,“以阶级斗争为纲”,集全班之力,排演了雕塑剧《收租院》。我有幸扮演了一个高举扁担,奋起抗争的贫农形象,第一次过了把舞台瘾。马以祥同学喜欢曲艺,一口山东快板说得字正腔圆。我与他合作演出过对口说唱“枪”。“枪,革命的本钱,胜利的保证。”开头两句,我至今还记忆犹深。在下乡劳动期间,我们住在农民家,访贫问苦,学唱了本地方言歌曲《啥人养活仔啥人》,并为贫下中农慰问演出。班级组织象棋比赛,我与沈苏宁同学对垒。开始我气壮如牛,攻势凌厉。不料心思缜密的她看出了我求胜心切、顾头不顾尾的缺陷,悄悄地鬼子进村,直捣黄龙,将了我一个“闷宫”。我功败垂成,懊恼不已。马以祥同学有一辆脚刹自行车,他大度地让我在草坪上学骑车并在一边当保护使者。我是颤颤巍巍,多次跌倒又重来之后,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既活跃了我们的身心,又加深了同学的友情。
  那些年,在我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1964年春天,中国从伊拉克进口了大量含有甲肝病毒的蜜枣。不知是我贪食还是抵抗力差,我小便赤色,浑身乏力。到医院一查,是急性肝炎。当时病人太多,医院里人满为患,我只能在家隔离静养。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同学们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来,有的鼓励我战胜病魔,有的告诉我学习的进度。周兴德同学信中的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写道,“得知你生了肝炎,我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什锦感。”准确地表达了他对我的友情。在同学们的鼓励下,我边养病边自学,返校后顺利升入初二。这二三十封热情洋溢、充满同学关爱之情的信件,后来在搬家时散失了,我至今仍引为憾事。还有一件事,是我在一次体育锻炼练习哑铃时,不小心失手,生铁铸成的哑铃质量不佳,落地即成两爿。负责体育器材的陈老师要我赔偿,一个哑铃要8块多钱。我手头拮据,一时支付不出这笔“巨款”,因为那时我们一个月的基本伙食费也就是8块钱。班里的同学们知道后,立即发起了募捐,短短两三天时间里,就把8块钱送到我手里。这是同学们从自己的消费中抠出来的,真是令人十分感动。我至今仍念念于心,难以忘怀。
  在上中生活的五年,正是我们从少年步入青年的五年,生理、心理逐步成熟。长期相处,男女同学之间互有好感也是正常之事,更何况我们班的女生个个都是那么可爱:名副其实的乐燕(快乐的小燕子)、笑声朗朗的张元朗、温文尔雅的李崇乐、含羞带笑的王海琴、婀娜多姿的王相如、英姿飒爽的郑一敏、明目皓齿的的裘雅琴、笑魇如花的黄莉、性格豪爽的臧彦平、天真无邪的穆向群、身手矫健的宋莹、活泼大方的谢德菀、文静优雅的陆渝、机智灵活的王蕊韵、全面发展的鲍昭勤、作风干练的黄佩英、勤恳踏实的沈美珠、才华横溢的沈苏宁。然而“食、色,性也”,人的本性是压抑不住的。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写过这样一句脍炙人口的话:“那个少年不钟情,那个少女不怀春”,在情窦初开的年龄,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泛起层层涟漪。或许每个男生都会拥有一个“梦中情人”,每个女生梦中都会拥有一个“白马王子”。
       但在那个时代,人们视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如洪水野兽,唯恐避之不及。我曾多次听到某男同学嘴上挂着一女同学家的住址,但又不敢斗胆前往拜访;某男同学写信给一女同学,要求她教自己学习游泳;某男同学暗恋一女同学而斗私批修......凡此种种,实质上是一种爱情的萌芽,但都被无情地扼杀在摇篮之中。班级里有一对同窗同桌,后来一同赴北大荒屯垦戍边,又先后进入大学深造,被我们认为最有希望成为眷属的,但最终也未能修成正果。试看今日之中华,中学生谈恋爱蔚然成风,成双成对的小恋人拥抱接吻,旁若无人,我恍若有隔世之感。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我们班级也分裂成了两大派,反目成仇。同学之间的情谊就这样被政治斗争绑架、撕裂了。有些同学的伤口至今未愈。“历经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步入晚境的同学们应以宽容之心,对待特殊时期发生的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一切归咎于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

                                       后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陈一清同学和我相约造访母校。当时上中已经停办,校园为“五·七京训班”、“五·七音训班”占据。担任校长的是京剧名家张美娟,原来的教职员工都已作星星散,分配到上海的各学校、单位。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偌大的上中园荒草萋萋、人影寥落、一片萧杀。我们俩在教工宿舍寻访了陶瀛荪老师,她刚从北京回来,给我们讲述她和前教育部长蒋南翔会见的情况,并引荐我们拜访了叶克平校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中复校后,我参加了历次校庆活动。猛然觉得校园变小了,询问之下才得知,在那特殊的岁月,上中割让一百多亩土地给交大造教工宿舍。虽然历经修建、改造,校园里的建筑更为现代、漂亮,欧式绿化更为精致,但缺少了当年的种种野趣。在我记忆之中,更多闪现的还是当年的上中风貌。
张友根: <wbr>雪泥鸿爪忆上中         (毕业后同学聚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明年是上中建校一百五十周年大庆,我早已规划好携祖孙三代同游上中。愿上中精神也能感染我的后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愿上海中学百世流芳。

                                                                  20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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