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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敬田:济南一中狂飙初起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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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初起纪略


    蔡敬田(一中老三届校友)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六月六日,济南一中校方宣布停课,开始停课闹革命。八月中旬,中学红卫兵冲出校园,杀向社会,抄家破四旧,文革掀起第一波惊天狂澜。济南一中红卫兵亦当仁不让,冲锋在前,所向披靡,成为其中主力之一。


笔者时在济南一中高中读书,即为当时亲历者之一。今将所见所闻略述于下,以备史家参考,以供后人探寻真相。


一、停课闹革命那天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这天是星期一,注定是济南一中历史上的“黑色星期一”,一个臭名昭著被许多当事人牢牢记住的日子。从这天开始,济南一中校园文革正式拉开大幕。早晨八时许,本应是打铃上课时间,各班级教室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响起:“不上课了,有阶级敌人主动跳出来,大家都去参加批判会!”


原来,一中外语组王景和、毕德质、郑世经等几名教师用旧报纸书写了一张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大字报是星期天写的,张贴在校办公楼西侧某班教室的山墙上,今早即被学校当权者王景三认为把矛头指向了党支部。第二天遭到校党支部组织的大字报围攻,组织不明真相的学生将这几个教师进行批斗,打成了“牛鬼蛇神”。随后用“抛档案”的方式,抛出了历史上“有问题”的张家璇、单鸣皋、戴思明、胡善浦等教师及校长王玮塘、副校长朱琳、教导主任李昌义等干部,将一批教师和干部关进了“牛棚”。这样,济南一中的文化大革命就在党支部组织的学生斗老师、群众斗群众之中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所谓“抛档案”,就是档案的管理者(党支部)组织“可靠”的“积极分子”进入档案室,查看教师、干部的档案,包括刚进行完“四清”的个人检讨、总结材料,然后由“积极分子”以个人名义写成大字报贴出去,再选择个“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帽子,冠在被抛出人名字之上,使其成为过街老鼠。


对于没有“历史问题”的年轻教师,只要不合党支部书记王景三的“法眼”,也可以找个理由关进“牛棚”。如将语文教师孔庆珊打成“黑诗人”、外语教师王景和打成“反党分子”、语文教师王德兴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


我当时在学校材料组工作,根据统计,全校教职员工不足130人,任课教师不到100名,有被张贴揭发批判大字报者97名。


二、一中红卫兵成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穿上了军装,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这就是文革史上著名的“八·一八”红卫兵大检阅。自此始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大中学校红卫兵,各地晋京师生达1100多万人。一场红卫兵运动狂飙突起。


济南一中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是黑字“红卫兵”,主要由军队干部子女和地方干部子女组成。其袖标为红底黑字,上写毛体“红卫兵”三字,被其他组织戏称为“黑字兵”;济南一中的“黑字兵”和实验中学、山师附中的同类组织组成了济南“红卫兵营”。由于他们公开打出了保卫革命干部、保卫学校党支部,保卫“革命的”爸爸妈妈,做“革命的保皇派”旗号,被称为“黑老保”、“保爹保妈派”。该组织大约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前期表现活跃,在“破四旧”中特别积极。其活动轨迹背后,有被省、市当权者和学校党支部操纵的痕迹。一九六七年三月军训团进校,经过一周左右时间调查研究后,在大会上宣布:军训团坚决“坐”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边。随后,黑字红卫兵逐渐销声匿迹。


济南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于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成立,主要由工农子女和部分军人、干部子女组成。其袖标为红底黄字,上写毛体“红卫兵”三字,上方有一五角星,被其他组织戏称“黄字兵”或者“五星兵”。该组织参加人数较多,工农子女较多,班级干部较多,党团员较多,得到军训团的坚决支持,是学校后来夺权、掌权的主要力量;学校革命委员会中的学生成员,主要来自这个组织。


随后又成立了数量众多但各自成员较少的组织,后来组合成“鲁迅兵团”。主要由一些家庭出身一般和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女组成。(由于入学时已进行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其实济南一中“黑五类”子女很少,即使有也绝对是学习上的“尖子”。)该组织在观点上同情被解散的“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和“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行动上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被戏称为“鲁兵”、“翻案兵”。由于“鲁迅兵团”成立较晚,后期主要参加校外的活动,对学校运动影响不是很大。


几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有着不同的特色,也就决定了济南一中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和进程。


三、抄家亲历记


“八·一八”红卫兵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从校园杀向社会破四旧,适合年轻人好动的特点,比较容易实行,可以迅速扩大红卫兵的影响,体现红卫兵的威风。在破四旧问题上,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没有什么大不相同的看法,基本不存在什么争议。但也不能否认,在“十六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省、市层面有人插手,故意引导红卫兵把矛头指向社会,以减少对他们的压力。


北京红卫兵从八月二十日开始走上街头,八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布社论《好得很!》。有中央宣传喉舌为之呐喊助威,“红八月”抄家破四旧迅速在全国蔓延。


济南也开始了行动:千佛山的众多浮雕,砸了;大明湖北极庙的神像,捣了;趵突泉的御碑,倒了;大观园的牌匾,换了。济南市各区街的名称,改了:历下区改为红卫区,共青团路成了红卫兵路,四里山变为英雄山,青龙桥变成了胜利桥。山东大学改名“鲁迅大学”,济南一中被黑字兵改为“抗大继校”。济南大街上,到处是焚烧旧书籍、旧图画、旧匾额的火光,济南上空多日散发着烧焦的糊味、弥漫着燃烧后的烟尘。光济南古旧书店的图书,就在大街上烧了烧了一个星期,把柏油马路烧出了一个大坑。


济南大中学校园内部也进行着自我革命:充满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余毒的旧教材,烧了;共青团中央领导都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把共青团的团徽,砸了;女同学留的长辫子,剪了;归国华侨同学的鸡腿裤、喇叭裤,收了;个人姓名中带有“福、禄、寿、禧”等封建意味的文字,改了;卫东、向东、为民、要武、立武、红涛、红卫等成为最有时代意义的名字。济南一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同学的改名是:“毛学禄”改叫了“毛造反”,“修红旗”改随母姓,改叫了“赵红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倒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既然是“隐藏的金银财宝,隐藏的变天账、杀人武器”,当然不会是挂在大门口或者摆在大街上的,而是深藏在某些角落里甚至埋藏在地底下。在《人民日报》八.二九社论的引导下,社会层面上的“破四旧”顺理成章的演变为抄家。


我所参加的济南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于八月二十四日,当时的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大观园等的“四旧”早已被“黑字兵”们打砸一空,社会上的破四旧也只剩下抄家这一件。我曾跟随我所在的高十九级三班的红卫兵参加了在济南一中附近和济南顺河街附近两家的破四旧活动。


在济南一中附近的这家据说出身是资本家,家中只有三个老太太,是一直没有出阁的三姐妹。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抄出来的既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变天账,而是满满三大缸做工精致的冥币!有银元形状的,有金元宝、银元宝形状的,这可能是三个老太太为将来到阎王爷那里报到,而提前准备的“阴间”的金银财宝。这是理所当然的“四旧”,当即倒在大街上烧掉,提前存放到阎王爷那里生利息去了。


到顺河街这家破四旧,应该是被当地的社会机构“请”去的。我们班级红卫兵先到达顺河街附近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或者是街道居民委员会(我退休前一直弄不清这两者的分别),听他们介绍情况:这是一家资本家,住的独立二层小楼是自己家的,与其相连的厕所门上方装有红灯,怀疑其是发电报或发暗号用的;此家的孩子经常舞刀弄棒,怀疑是准备阶级报复或是为发电报做警卫的。


我们了解完情况进入到这个家庭后,重点查抄的是厕所和刀具。首先是搜到了五、六把小刀子,不过没有血槽----可以切菜削萝卜但不能算杀人武器。随后这家的一个小伙子找到我们,承认刀子是他弄的,是学习电影里的动作,练“飞刀”玩的。一九六五年电影《飞刀华》上映后,济南确有一批年轻的在练飞刀玩。其次是搜到一台“八音盒”,可以算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物证。再次是搜查厕所,挖地三尺,一无所获。最后就是厕所门上的红灯了。由于厕所在一楼旁边一个角落,光线不好,进厕所需要开灯;为避免两人同进厕所的尴尬,厕所门上方串联了一盏红灯:厕所有人亮红灯,无人灭灯。这本来是进一次厕所就能弄明白的事情,却当作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将刀子和八音盒交给了请我们去的社区机构封存后,我们撤回了学校。除了连夜奋战的疲劳外,我们没有带回任何东西。据说有的班级、有的红卫兵组织“战果十分辉煌”。


四、四旧物资善后事宜


到九月中下旬,社会的破四旧基本结束。济南一中各红卫兵组织抄来的各种物资(好像以高档服装、布匹、家具为多)堆满了南餐厅。在学校保卫部门统一组织下,我们班的王道喜等同学参加过这些物质的看管工作。我们所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没有抄到金、银类的财宝,只有部分现金。我当时在学校材料组工作,办公室里有不少橱柜。一天颛孙德逊老师(后来调到济南七中任总务主任)和十八级的孙晨元同学(八十年代后在山东省工会工作)拿着用报纸包着的一包现金,说是各班级红卫兵小队破四旧收缴上来的,让我找个抽屉锁了保管起来。


对破四旧收缴的财物,各地红卫兵组织都发了愁:担心丢失、损坏,无力长期保管;抄家物资,不敢使用,不能发还。各地、各组织只好向上请示。最后中央发下通知:对破四旧收缴的财物,黄金、白银上交国家金库,现金、外币上交中国人民银行,其他物资归口处理。大约是在十月下旬,我保管过的那个纸包由颛孙老师和孙晨元同学拿走,上交中国人民银行。在我保管的一个多月里,我只知道是一包现金,但不知道有多少,更不知道是什么面额的。是孙晨元放进抽屉,孙晨元拿走,我几乎没有触碰过那个纸包。


抄来的那些服装、布匹为主的物资,按照指令运到红卫兵济南指挥部(位于济南共青团路西头路北,后来是盐业公司的大楼,现在的绿地中心附近)办过展览,王道喜同学也一起过去帮忙。展览结束,王道喜回校,那批物资是怎样归口处理的,是红卫兵济南指挥部的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五、一位抄家女追讨者


关于破四旧抄家,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济南郊区某农村的一个姑娘,将自己积攒的嫁妆,放在了济南市里一个亲戚家中。不知被那个红卫兵组织当作“四旧”抄走。这个亲戚认定来抄家的是济南一中的,但不知是哪个组织的红卫兵,也没有任何证据。这个姑娘认为自己是贫农,自己的嫁妆不是四旧,不应该被抄走。


事后曾几次到学校来找,但物资已经上交处理,不可能找到原物了。在一九六七年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这个姑娘又一次次向市、省、国务院信访办写信,要求帮助解决问题。各级信访办最后都将信转到济南一中革命委员会,在我一九六八年二月入伍离开学校前,我抽屉里保管的信就有三、四封。后来听说,在落实政策时,已经按规定给予了补偿。


六、“现反”与“特嫌”的故事


文革之初,不知发生了多少匪夷所思的荒唐事,“现反”与“特嫌”即为其中之一。“现反”是“现行反革命”的简称,“特嫌”则是“国民党特务”的简称。现反的故事发生在济南一中一位青年教师身上,特嫌的故事则发生在济南一中一位女副校长身上。


青年教师王德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党支部作为“积极分子”“左派”培养、使用。同是语文教研室的张文山老师要去济南市委反映情况、了解政策,邀请他一起骑自行车去活动一下,以解除夜以继日开会、学习、写大字报的疲劳。当到达市委接待室等候接待时,王德兴老师在连椅上睡着了。张文山老师反映完情况、了解完政策,叫醒王德兴老师一起返校。这时市委办已经与学校党支部通了电话,当他们到达学校时,党支部已经派人在大门口等候。王德兴到达党支部办公室后,王景三问你们干什么去了?王德兴如实回答:我在那里睡着了,不知道张老师反映了什么情况。王景三认为王德兴有意隐瞒,怀疑其“背叛”了党支部,在搞“秘密活动”。随后,找个借口将王德兴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后关进了牛棚。王德兴失去自由好几个月,直到批判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才得到解放。经过王景三的这一“精心培养”,原本拥戴王景三的王德兴,成了坚决批判王景三的斗士。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几个月,各地红卫兵大串联,王德兴老师也在校内参加了对外地红卫兵的接待工作。在一次接待中,意外见到在外地工作的大学女同学。王老师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经历解说了济南一中的文化大革命,使其同学很受感触。女同学一来感谢王老师的接待,二来同情王老师的遭遇,从此书信往来不断,最后竟成佳偶。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底,我也有幸参加了王老师的婚礼。


王老师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如果当作故事来讲,可以叫做“王德兴一觉戴反帽,好同学无心成佳偶”。这样我们可以缓解一下讲述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沉重。


还可以当作故事讲的,是朱琳校长的经历。济南一中副校长朱琳,行政十四级干部(付厅级),是当年延安抗大的学生。抗日战争初期,这位山东单县的大家闺秀,满怀挽救民族危亡的热情,毅然投笔从戎,骑自行车离开家乡,一路艰辛奔赴延安。在去延安的路上,为行动方便,与王大同结为夫妻。在延安抗大,她是女生队长,妇救会长;参加过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毕业后历任副连长、副营长、副团长;解放后任济南一中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党支部书记王景三抛出,作为转移目标的挡风墙。


朱琳校长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中,被怀疑是“特务”,而又没有什么证据。仅仅是怀疑其“这么好的家庭条件,怎么会主动参加革命?”“会不会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最后的组织结论是:“特务嫌疑,控制使用”。既要“使用”又要“控制”,所以朱琳一直是副职;因为有“嫌疑”,所以建国后一直没有提拔;虽然级别不低,但一直不给什么重要工作做。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解放干部、让干部参加“三结合”时,朱琳是最早被“解放”的,但因为“特务嫌疑”,仍无法被“结合”到革命委员会里去,一直在“挂着”。后来落实政策,调到济南三中,仍然是副校长。据说直到退休也没有很好安排。


一九八二年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到山东来视察工作。胡耀邦听取工作汇报之余,问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有个朱琳,是延安抗大的,解放后一直在山东工作,不知是否还健在?”


省委组织部的工作还是非常专业的,对这些仅存的老同志并不陌生,马上回答:“朱琳还健在,就在济南,首长如果要见,我们马上派车去接。”胡耀邦说:“应该我去看望她。”


省委马上安排车辆和保卫工作,并派人通知朱琳,有首长要来看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休后的朱琳已经见惯人间凉热,不会对有“首长”的到来受宠若惊,对是什么级别的“首长”,也不会太放在心上;按照保卫工作的要求,派来通知的人也不会事先告诉朱琳是哪位首长要来。


首长的车队说到就到,胡耀邦一句问候使朱琳百感交集:“朱大姐,您好!”“啊,小胡,是你来了!”


胡耀邦、朱琳是延安抗大的同学,胡耀邦是“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会长,朱是“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妇救会”)会长。在延安抗大,胡耀邦称朱琳为“朱大姐”,朱琳称胡耀邦为“小胡”。胡耀邦的突然出现,“朱大姐”称呼的突然响起,使朱琳将当年的称呼脱口而出。朱琳称呼完“小胡”,脑子才反应过来:面前站着的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首长”,早已不是当年延安抗大的毛头小伙子“小胡”了。


当时在场的,当然还有陪同的省委领导、省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朱琳校长与胡耀邦总书记间只能叙叙旧,无法深谈其他问题。总书记看着这位延安的老八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住着一间环境很差的旧房子,丈夫、儿子都不在身边,知道朱琳肯定有些“特殊情况”。(为避免相互影响,当时与其丈夫王大同已经离婚。)


转眼就到了午饭时间,省委的同志催总书记回宾馆休息、用餐,总书记说:“我们发扬延安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就在大姐这里自己做着吃。”省委同志只好听从,在安排好外部警卫人员后,其他人员退了回去。总书记这才问起了朱琳的个人情况(一个延安抗大出身的老八路,怎么混成这个样子?),朱琳这才向党的最高首长汇报了多年来顶着“特务嫌疑”的“桂冠”工作和生活的情况。


总书记回到省委后,马上告诉省委负责同志:“我胡耀邦证明,朱琳同志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


随后在南郊宾馆,胡耀邦又公开、正式接见了朱琳等人。


一句话掀掉了四十年的帽子,一句话解决了四十年的问题,一句话使朱琳校长得到了解放,一句话使“老特嫌”恢复了“老革命”的本来面目。根据省委的指示,有关部门赶快给落实政策:调房子、补工资、提待遇,朱琳校长这时才真正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毕竟能让总书记亲自给证明清白的,全中国能有几人!但这一切对朱琳校长来说,已经是“烈士暮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这一段如果作为故事来讲,可以叫做“朱琳特嫌四十年,胡耀邦一语澄清”。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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