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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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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已面世。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援手:远在异邦者有之,身在商海者有之,师大儿女有之,与师大毫无瓜葛者亦有之,几乎一听到是怎样一本书,立刻对各种“索取”慨然允诺。所有这些,使得此书堪称顺利地得以完成。为了答谢朋友们的支持与帮助,更为了对北师大以及全国的“文革史研究”有所推进,防止文革在中国大地上重演,我们决定向关心北师大文革史的朋友们赠书,数量有限,欲索书者速与我们联系,请写清地址、手机号,通常以每人一本为主,特殊需要多寄者另外协商,赠完为止。此书只送不卖,寄书采用普通快递方式,快递费收书者自理(书到付款)。
也可向各位朋友发送电子版并请广为转发,海外朋友只能发电子版,谨请谅解。
   联系人:1.丛立新:(电子邮箱:clxaaaa@126.com
           2.赵惠中:(电子邮箱:zhaohui8586@163.com
                                                    黎 云     201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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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2-07
信史,在民间不在府衙——《师劫》序一
信史,在民间不在府衙——《师劫》序一

                ·启 之·

  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三届,是乌托邦的祭祀,毛时代的牺牲。“青春无悔”固然可以换取安宁,但是这种“认知失调”不过是自我麻痹。“选择遗忘”固然可以免于失眠,但它逃避了痛苦,也逃避了责任。

  回忆往昔,追索因果,付诸文字:苦痛而艰难。核实真伪,联系出版,编辑出书:繁琐且劳神。自掏腰包不说,还要顶风冒险。而在这期间,如果你有什么差池,往往怨声四起——天下的事就是这样,啥也不干的,是好人。一旦干点事,指摘就来了:说你想出名,说你有派性,说你有支配欲,说你自己不消停,还不让人家安静……所以,编这种书的,不但要有勇有谋,还要有境界,有涵养,有胸襟,有担当。

  在北京高校的老五届中,不乏这种自找苦吃的人——清华有孙怒涛、唐金鹤、胡鹏池……北大有胡宗式、王复兴、张从……地院有孟繁华、朱德瑜、蔡新平……人大有高宁、李豫生、陆伟国……北师大有刘明、赵惠中、蔡鸣乔、丛立新……北师大虽然姗姗来迟,但是他们的起点并不低。

  这文集中的作者,有的我见过,有的只是神交。这文集中的文章,有的早就读过,有的第一次看到。无论认识与否,无论文字高下,这些人都值得敬重,因为他们有承担,有历史感。他们知道,与其歌颂母校之荣光,不如牢记师道之耻辱。“‘文革’不是‘国难’而是‘国耻’。‘国难’是外族强加于中华民族的,‘国耻’是中国自己折腾自己,自己作践自己。”〔1〕其作践的,首先是自己的人民,而人民之中,首先是精英,是文化人,是知识分子。麻木者沉沦,知耻而后勇。反思“文革”,就要记住“国耻”,而记住“国耻”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当年的经历见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汇集成书,付之梨枣,传之网络。

  近十年来,“文革”研究出现了三种趋势:一是从通史转向专史;二是从官方转向民间,三是从政治转向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专史是通史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专史包括地方史和单位史。单位史首先是高校史。校方编写的大事记,对十年浩劫,或遗漏,或曲解,甚至只字不提。《北京师范大学111年发展历史大事件概记》,从1959跳到1978,1960至1977只字不提。这18年间千万人的苦难,近百人的死伤,学校的混乱,学业的荒废,煌煌校史置若罔闻。〔2〕官家编撰的高校史中的“文革”,既粗陋,又浮夸,以弄虚做假为能事:“1966年后,师大经历了10年动乱的浩劫,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北京师大广大师生员工忠于职守,坚持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卓越成绩。”〔3〕这54个字来自北师大校史。师大红卫兵在曲阜的暴行,极左思潮对教育的破坏,斯文扫地,文化倒退,堂堂校史视而不见。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官府、高校、校史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几十年来的主旋律无非就是掩盖“国耻”,充沛天地之间的“正能量”,无非就是粉饰“国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制造着新的国耻!

  退休之士、草根之民,有大音声起——清华、北大、地院、人大,以及北师大的老五届,用自己的行动,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真正有学术价值、秉笔直书的高校史,在闾阎不在庙堂,在民间不在府衙。

  高校史的基础是史料的整理和亲历者的回忆。而最重要的亲历者是当年群众组织的领导。北师大之所以落后于清华、北大和地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派头头的缺席——“井冈山战斗团”的头头谭厚兰病故,造反兵团的“一号勤务员”沉默。三年前,我曾与这位一把手见面,劝她写写当年。她说忙。她的先生告诉我,当年为了逃避“现反”的命运,他逃出母校,逃离北京,没有钱没有粮票,靠做木匠活儿,打黑工维生,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他的叙述,让我知道了,当年北师大造反兵团受到的迫害,兵团成员处境的危殆,票证时代生存的艰辛。把这些经历用一个“忙”字雪藏深埋,很符合“宜粗不宜细”的歪理邪说,但是一个时代的不公,一个群体的苦难,也随之消逝在历史的黑洞之中——最应该说话的没有说,是这本文集最大的遗憾。

  编《记忆》的经历告诉我,高校史的编著者是“三多一少”。

  三多:一是亲历者多。这些人多是当年的大学老五届。二是老者多。他们都是40后,年纪都在古稀以上。三是业余多。这些人所学专业绝大多数是理工科,出身文科的占少数,学历史的更是寥寥无几,以本书为例,刘明、赵惠中、蔡鸣乔全是物理系毕业,蒋世信学的是数学,他们的专业离史学远得不能再远,他们投入“文革”研究,不是教学的需要,不是领导的安排,而是出于兴趣和责任。他们不但挣不上钱,评不了职称,还要做出各种牺牲——从贴钱费力,到失去安全感。

  我所说的“一少”,指的是中青少。80后,90后不必说,就是60、70后关心高校“文革”史的,也极为罕见。这“三多一少”意味着,民间学者任重而道远。

  “师劫”二字,沉重而深邃。它以极简之笔,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毁灭文化的本质。人生是一个长征,此文集的作者们,用晚年的步武,丈量出人生的意义。用余生的光和热,温暖了后人,照亮了历史。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文集(二)的问世,而所有的雪藏深埋,都会付诸笔墨,留诸后世。

2018-11-16

注释:

〔1〕单少杰:《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启之主编《毛时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论文集》第二卷,页1,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
〔2〕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http://sdxs.bnu.edu.cn/xsy/sdsj/,最近登录时间:2018年11月15日。
〔3〕同上,https://wenku.baidu.com/view/73019e7faelffc4ffe473319687e21af45b307felf.html, 最近登录时间:2018年11月15日。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劫后反思】


        平民子女的愚忠、求索与苦难——《师劫》序二


                ·刘 明·


  北京师范大学老五届的第一部“文革”回忆录终于面世了!在我看来,它来得太晚了。“文化大革命”1976年10月结束至今已经过去42个年头,我们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古稀老人,一些重要的当事人过世了,许多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文革”经历的男女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清华、北大、北京地质学院老五届出版了大部头的集体回忆录,更有几十上百部的个人回忆录面世。北师大作为当年处于最前线的北京五大院校之一,为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冲锋陷阵,做出了毫不逊色的“突出贡献”,本应有同样分量的论著问世,但迄今仅有零星的回忆文章发表在《记忆》等电子刊物上,其回首反省之人寡势单与当年讨孔反逆的雷霆万钧如此不协调,委实令人遗憾,并不得不思索其中的究竟。


  聚集在本回忆录中的作者少数来自于北师大的非老五届,个别来自于校外,大多来自于北师大老五届的各系各年级,工作生活于东西南北,相距数千里,是反思“文革”的共同意向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历经多年的联络、构思、发动、搜集、写作,方形成了这样一部回忆录。尽管我们已经极大努力,但集子仍然差强人意。其直接原因来自多个方面:校系档案馆(室)“谢绝入内”;以谭厚兰为代表的一些重要当事人已经离世;以林杰为代表的一些重要局内人病重无力参与;两派的若干知情人不愿提笔;更多的同学或者认为回首当年“痛苦不堪”,或者认为会搅动那滩终于归复平静的“死水”重新掀起汹涌波涛,或者认为历史一去不返理应目光向前……如此种种,回忆录的硬伤软肋在所难免,期待当事人、知情人、研究者补充指正。但愿她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来日后北师大“文革”回忆反思录的第二集、第三集……问世。


  我们之所以要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推出这样一部回忆录,就在于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虽然中外知识界公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近现代中国和世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政治—社会破坏运动,学术界也有多部论著问世,但迄今在史实的揭示、背景的开掘、理论的探究等方面,还远远没有到位。相反,近年来倒有一阵阵反攻倒算的邪风扑面而来。先是有“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说法,导致内地几千上万家报刊杂志社电视台出版社中,居然没有一家能够继续发出响应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声音。惟愿我们的这部回忆录能和近年来通过种种其他的渠道面世的回忆录引成合力,多少弥补上述亏欠,并引发北师大人更广泛更深入的回忆与反思。


一、北师大造反运动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武兼备的和平时期的内战。如果将战争划分为红蓝两方,那么,毛泽东就是“红军”的统帅,“5·16通知”“16条”是“红军”的行动纲领,林彪、周恩来等组成了司令部,“中央文革”则是其前线指挥部。“红军”由直属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有机分工构成。“蓝军”则是由毛泽东认为的阻碍他再造其乌托邦社会的所有现实+虚拟障碍组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各个文化领域的封资修反动思想……如是,我们可以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所代表的五所高校比喻为五支突击队,它们率先向“蓝军”特别是其司令部发起了冲击。体现在“文革”全过程,尤其在1966年6月—1968年7月的“文革”狂飙时期,每支突击队在介入中央机关和地方革命造反运动,以及应对校内反对派的挑战,其所选取的主攻方向、运用的出击技巧、产生的效用品味,均呈现出明显的反差。因对其内情知之不详,暂且不讨论作为“天派”“地派”名称来源的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仅就其余三校做些比较。


  北师大、北大、清华等三支突击队,虽然都是在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战略部署,在下依靠在校的非黑五类青年学生等基本群众,代表红卫兵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各校运动均极其惨烈,尤其表现在都发生了数十起师生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北师大详情见本书丛立新的专稿《“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且都分裂出强弱不等成建制的反对派。但由于初创方式、领袖个性、核心圈成员结构、可利用政治资源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中枢层面的重大差异。


  北大的“文革”肇始于1966年5月25日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大字报反映的是支持——批评陆平的两派在此前四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思想政治分歧;聂元梓本人是抗战期间奔赴延安的老干部,经过二十多年党内斗争的历练,政治经验丰富老道,其家族具有深厚的党政上层背景;聂元梓的核心圈是以孙蓬一为代表的中年干部和教师;以李讷为代表的若干离校或在校的高干子女向其传递高层的情报信息。


  清华的造反派肇始于1966年6月蒯大富等青年学生批评叶林——王光美工作组而遭到严厉整肃,批评——被整肃反映了围绕如何开展“文革”的方式方法分歧;蒯大富本人是地方中层干部家庭出身,思维敏捷,能言善辩,不畏权势,妄自尊大,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蒯大富的核心圈亦以学生为主,辅以“红教联”为代表的干部教师;一大批高干子弟在不同阶段主导或者制约了清华运动的走向,影响深远。 


  而北师大的造反派渊源须追溯到1966年春,《红旗》杂志借调谭厚兰等几个政教系、历史系学生帮忙加强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谭厚兰自此搭上了林杰—关锋—陈伯达、康生这条“红线”;谭厚兰本人是贫农出身的调干生,老实听话,言辞木讷,能力平平,缺欠政治斗争经验;谭厚兰的核心圈由低年级学生和几个政教系教师组成;北师大几乎没有高干子弟,可借助的政治资源十分有限。


  由于校情不同,上述三校所收受的指令系统也同中有异。“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这是同。通过李讷、江青等渠道,聂元梓可能较多地直接受命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亲临清华,听取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学汇报,并亲自给蒯大富等人平反,“中央文革小组”从来没有集体驾临过清华园;北师大则自1966年6月2日谭厚兰等人贴出第一张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直至1967年8月末,没有哪个北京高校造反派组织能比谭厚兰派接受更多更直接来自“中央文革”的指令,而且谭厚兰也没有其他的指令来源。“谭厚兰是有保姆的左派”,“林杰是谭厚兰的保姆”,为北师大校内外人所共知,这是异。(1966年7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全体驾临北师大时,康生说:“林杰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这是个好学生,你们的一个好同学!还有人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还有个后台老板是我呢!”)我们这部回忆录所记述的,就是谭厚兰率领的这支突击队——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井冈山公社,兴衰成败的历史轨迹。


  从1966年6月谭厚兰初次现身到1970年5月“清查5·16运动”中谭厚兰被隔离审查,整整四年时间。我们可以把她及她所代表的造反派——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与井冈山公社的兴衰划分为三个时期:1966年6月—1966年10月初掌权为初创时期,1966年10月中—1967年8月为鼎盛时期,1967年9月—1970年5月为衰败时期。在初创时期的反校党委,反工作组,利用李××大字报《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假革命的分水岭》挑起通宵大辩论组织队伍;在鼎盛时期的造“工业学大庆”展览的反,教育部夺权与聂元梓“新北大”发生冲突……尤其是1966年11月发动“讨孔-捣毁孔家店”,1967年3月率先“炮轰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等震惊全国的活动中,均有“中央文革”在背后的策划、指挥,最少也是支持。1967年8月末林杰随同王力、关锋突然倒台,谭厚兰如丧考妣,成为“断线的风筝”,立即失去了势头急剧衰落,除去在1968年春逆造反兵团“倒谢”而“挺谢”而“围攻工五楼”之外,再也没有发动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正因为在其鼎盛时期,谭派无条件地效忠,“中央文革”也给予了她其余四大领袖所未曾享有的回报。一是在1967年5月5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470期,登载了一篇题为《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报道,并附有毛泽东肯定性的批语。5月16日,正值《5·16通知》通过一周年,《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军政训练好”,面向全国褒奖北师大左派;二是在1967年6月20日,谭厚兰以“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随姚文元出访“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三是根据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指示,在北航宣布成立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同时,1967年8月18日,师大革委会发出公告成立军事委员会和井岗山民兵师,同时举行了授枪仪式。而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其他北京高校都未能享有如此信任和殊荣。


  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谭厚兰和当年与她一起冲锋陷阵的战友们,自1967年8月林杰倒台之后一步步被夺权—批判—惩处:1967年9·7事件中谭厚兰和北师大革委会被中央保了下来,据康生说,北京市革委会的通告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他同时强调:事态“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可以说,谭厚兰们是沾了投鼠忌器的光;1968年10月,谭厚兰与一批“问题学生”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1972年4月整个谭派在“批清5·16运动”中被彻底整肃,其骨干分子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允许保外就医,回到湘潭老家;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以王力、关锋、林杰倒台为界,谭厚兰及她的拥戴者的命运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冰火两重天”这个词组的含义,他们的关系委实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二、平民子女及其三无


  今天,当人们回首历史之时,往往关注的是刘、林、江等上层人士在“文革”风云中潮起潮落、浮沉生死的命运。这些献身无产阶级革命的职业政治家在权力斗争中最终落败以致悲剧谢世,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斗争的原始性、野蛮性,他们的命运可悲可叹令人扼腕。但同时,也正是这些上层人士在其上升得势的阶段,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制造个人迷信,建构了对党内外不同意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控制模式,他们创立并曾受益于这个体制,最终也是被同一体制所吞噬。即便在身后,因这一体制仍在有效运作,其在政商各界仍然资源深厚,自然有人去寻访遗骨遗物,修缮其故居,力争其历史地位,并以“总不会挖我们的祖坟”为名义,高规格安排其子女以官位,或为其经商谋职提供便利开辟方便之门。更不必说那些虽遭迫害,但终归熬过了这场劫难的更多上层人士及其子女,在“文革”结束后,官复原职,凯歌高奏,官禄德尽收囊中的喜剧了。


  反观无辜或曾被冠以“罪错”的平民及其子女,如果他们在“文革”等劫难中离世、伤残、被抄家、被遣送回原籍……除去少数人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得以落实政策聊补精神物质创伤之外,多数人只能默默承受曾经的苦难,以“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自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无数过世者早已被时间埋没,好像他们从来未曾在世间存在一样。


  这一切,难道是公平正义的吗?


  如是,再来观照以北师大老五届为样本的平民学生。这是一个京城三无群体(无知、无助、无奈):无知:舆论一律的环境中,中共、苏共、国际共运的历史及中共当下的党内派系分歧,全是按领袖的意愿所构造。对于引领人类文明进程的西方尤其是英美系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以胡适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先进文化思想,或者是一片空白,或者正误完全颠倒;无助:想要了解外部信息没有渠道,想要获取帮助在权力人士—权力部门中没有关系。关爱我们的父母亲朋已经自顾不暇,对于子女的起落沉浮受苦受难爱莫能助,我们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自作自受;这和刘涛、贺鹏飞、陈小鲁、宋彬彬等一批高干子女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即便在落难时日,他们的内心备受煎熬,但厚重的关系网络仍能借助权力在明里暗里施以援手;无奈:十七年一贯的思想教育就是要求我们政治挂帅,又红又专,要求我们遵照刘少奇的《修养》:做“驯服工具”,做“齿轮”“螺丝钉”;遵照林副主席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求我们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到我们始终生活在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之下,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始终是“成绩不小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然而,我们毕竟还是人,还有人性,有对人性真善美-假恶丑的超政治判断;我们还识字读书,还具备常识,会运用以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为基要的形式逻辑。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奈的尴尬之中:人性—党性如何两全?常识逻辑——诡辩逻辑(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与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并行不悖;“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也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上令下行是典型的两例。赵惠中在本书中《关于“6·20事件”的补充与思考》亦有精彩的讨论)如何统一?


三、平民子女因求索而苦难


  由于每个人的条件——父母给定的初始条件和生存环境规定的边界条件不同,以及性格和悟性的差异,每个人处理上述巨大尴尬时就有了不同的选择。一些人选择只“信”不“疑”,以“信”克“疑”;一些人选择“信”中有“疑”,“信”不忘“疑”。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下,以“信”为本突出表现为“愚忠”,保留“质疑”突出表现为“求索”。诡异的是,对立的两种选择都以苦难为结局。


  应当承认,长期一贯的政治教育让我们几乎全部平民子女都成为“愚忠”(开放改革条件下,那些信誓旦旦表态“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个别人,则是一批伪忠者)的孩子,但愚忠的程度有显著的高下之别。让笔者以数学上的幂次来将愚忠拟定量化。借用市井百姓讥讽某人做事不灵光、脑子缺根弦的说法:“是个贰”,可以给愚忠赋值为“2”。完全克服了愚忠的圣洁者是极端少数,他们的愚忠是0次幂,他们身上闪现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他们以文明的是非为是非,林昭、顾准、张志新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愚忠是1次幂,我们真诚地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但认为其他人都可以批评怀疑,愚忠值即为2;在“文革”的狂飙时期,很多人的愚忠是2次幂,他们还真诚地忠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其愚忠值为4;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不少人的愚忠是3次幂,他们再进一步,还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其愚忠值为8;接下来,还有愚忠的4次幂、5次幂……幂次递增—人数递减。谭厚兰的愚忠大约在4次幂,其愚忠值为16。而大字报《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假革命的分水岭》表现出来的愚忠则是畸高的N次幂,他们为了拉帮结派已经变态痴狂了。这些高幂次的愚忠者,自欺欺人的工具只能是诡辩逻辑。


  但是,大多数平民子女并没有失去人性失去理智,于是引发了低幂次愚忠者针对谭派高幂次愚忠者的一轮又一轮辩论与抗争,它突出表现为造反兵团与谭派的分裂和此后的一次次文争武斗。所以说,北师大两派之争的本质就是同为革命派(1966年10月1日,《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发表之后,原来保工作组的保守派顷刻土崩瓦解,投向造反派,此后北京高校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理智尚存的低幂次愚忠者——造反兵团与丧失理智的高幂次愚忠者——谭厚兰井冈山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表面看来,谭派之强大与兵团派之弱小简直不成比例,故掌控全局的毛泽东在1968年7·28接见五大领袖时说:“谭厚兰,‘文化大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想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其实,造反兵团的弱小仅是表象,它在学校里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它要求独立于林杰,质疑谭厚兰的领导能力,脱离谭派井冈山重建组织,炮轰谢富治……均获拥众多多,其中不少人身份是井冈山公社的,但内心却倾向兵团,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海派的出现为一例)。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很多很多人没有正式加入,或者加入了,没有积极参加活动,尤其是没有参加1968年春夏工五楼的两派武斗。造反兵团的理智尚存,还体现在它存在期间,除非自卫,从未发起和参与过激的造反活动,也不曾迫害校内外的无辜大众。所以在“清查5·16”“清理三种人”运动中,兵团人士均未涉及大案要案,这是值得肯定与称道的。在至今背景不明的1971年“4·26”抓捕行动中,兵团人士被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却又一无所获草草收场,突出反映了“文革”的法治荡然无存和“莫须有”畅行无阻。


  我认为,这样一种低幂次愚忠与高幂次愚忠之间的斗争构成北师大两派之争的一个独有特色。而五大高校中的其余四校,无论是分裂为两大派的北大、清华,还是一派独大的北航、北地,各派组织都是低幂次愚忠革命派组织,两派之间的争斗也只是在低幂次愚忠的共识前提下,革命造反的方式方法政策策略之争。所以说,北师大造反兵团的独特性和对它兴衰过程及其因果探讨之缺乏是“文革”史研究的不足之一。


  造反兵团对抗谭派仅仅是低幂次愚忠者表现其常识理性的方式之一。在当时极其专制封闭的条件下,北师大老五届中许多理智尚存勇气尚存的同学,在“文革”不同的阶段更采取过种种不同的形式,表达独立于发动者、鼓动者、指挥者及掌权执行者的观点,要求明辨理论是非,批评个人崇拜,质疑大人物的言行举止,探讨社会发展方向……总之,他们在力图维护自己作为读书人、思想者,作为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向往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一种正常的社会生活。我把上述这一切统称为不甘盲从者的求索表现。以下略举几例:


  一,中文系四年级金宏达署名时汉人,1966年2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驳姚文元的文章《对于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康生批示:此文“假科学、假公正、假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吴晗的立场上为吴晗辩护。时汉人就是吴晗的人。”之后,关锋、林杰等通过《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对时年21岁的金宏达展开一轮轮高调批判。“文革”高潮中金宏达再屡经磨难。


  二,物理系三年级杨以鸿、刘中柱,1966年12月贴出一张大字报《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要同“志壮坚信马列”的“林副主席”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讨论一下“顶峰论”问题,之后立即被隔离审查监禁批斗。导致杨罹患乙型肝炎。1980年杨以鸿考取首届CUSPEA,1984年以优异成绩在犹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后在非线性光学与红外激光等领域做出了令国际同行重视的工作。1986年回国。劳累过度且因早年肝炎转化成肝癌,1988年病逝,年仅41岁。


  三,数学系二年级李世取(化名黑牛)先是贴出《必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的大字报,就关于如何“更健康”地开展“文革”提出了自己个人的“几点建议”。之后又贴出大字报《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为林锋、向东彪和杨以鸿、刘中柱等辩白,他自知厄运难逃,甚至留下了遗书,准备直面死亡。从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释放后,李刻苦自学数学,1979年考取母校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后晋升教授,聘为博导。


  四,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李文博,1966年10月贴出大字报《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鼓吹大民主前提下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在校外影响极大,谭厚兰派则指责他鼓吹无政府主义。“12月黑风”中,他只是在同学给林彪贴的大字报上留言表示支持,便老账新账一起算,被打成“反动学生”剥夺自由,强制劳动。此外,还有敦进田(林锋)、张传亭(向东彪)书写“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蔡鸣乔对于康生所作所为的质疑……不胜枚举。


  广义的求索行为在各系各年级都有,且表现为种种不同形式的质疑或抵制:对于以压顶之势鼓动全民学习毛著,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苏两党论战等公共事务,对于林彪、江康陈等文革小组成员等公众人物,对于家庭中发生的某种非常变故,相关人员的言行不符合那个非凡年代的“政治正确”标准,或者以生命抗争来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一切均为法治条件下的公民权利所允许,都应当视为对那条非人的极左路线的积极或者消极的反抗,都是在期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正常国家,在向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正常社会,都是合理合法的正常行为。但在当时,却遭到批判整肃,被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装袋子的学生,数不胜数,比例不会低于常常标定的5%。还有那些“黑五类”子女,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甚嚣尘上之时,曾被视为“狗崽子”;出于团结大多数的考虑,不得不否定这个血统论的口号。但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始终是一个负面的冠盖,其指称下的青少年在升学、就业、提干等各个方面均受歧视,备受压抑。遇罗克的《出身论》在全社会,包括北师大在内的各高校引起巨大反响,尽管潜流在民间底层,但它的正义诉求绝不可忽视。


  愤怒出诗人,质疑出哲人。在个人迷信甚嚣尘上,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的文革条件下,思想者不是服从,而是坚持独立判断,提出另类的思想政治见解,批评亲密战友及其司令部成员言行不妥,要求与高层权力讨论是非,试图“扰乱军心”,“削弱斗志”,遭受打击迫害是题中应有之义,是“罪有应得”。那么,高幂次愚忠者的绝对效忠结局又是怎样呢?囿于文革中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造反派红卫兵头头及其核心、骨干们最终却落得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命运荒诞无比,容易引起多方面联想而具有高度敏感性,当局对此高度保密,我们只是从门缝中窥见到极其有限的一鳞半爪。所以仅能列举谭厚兰及其核心、骨干在衰落失势之后遭遇的少数几个案例。


四、平民子女因愚忠而苦难


  笔者在前面曾述及1967年8月末林杰随王力、关锋倒台之后,谭厚兰派江河日下迅速衰败的简况。谭厚兰本人在1978年4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病逝,终年45岁,一生未婚。笔者推断,谭厚兰之所以成为五大领袖中唯一的被“免于起诉”者,绝非因为其罪错逊于聂、蒯、韩、王,差别仅在于其身后的“保姆”更换成了完全不同甚至要清算前任的另外一批人,而她一如既往地“听话老实”,放弃自我辩护,按照需要的口径,无条件交代自己所知晓的上线内情,无条件自责悔罪,且因不堪的心理压力导致致命的绝症。她虽免受了此后的牢狱之苦,但却不惑而逝,相比其余四大领袖均能够超越古稀甚至白寿指日可待,谭的悲剧岂不更加令人悲叹:一个湘潭贫农最最平常不过的女儿,何以经历如此云谲波诡人生如此痛苦短暂,那个编辑部资料室令人羡艳的入口何以逆转为吃人深渊的洞口?


  已知的井冈山核心骨干1970年后的情况如下:校文革常委、井冈山兵团作战部长、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周耀文被开除党籍,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井冈山兵团作战部副部长、数学系二年级学生王瑞龙,1965年社教入党,带领北师大与当地红卫兵疯狂地“讨孔”,在接受审查时试图跳楼自杀未遂,被宣布为“抗拒从严”,后被逮捕判刑8年;数学系二年级李竞权,因反大庆、迫害铁人王进喜、整余秋里和周总理黑材料,被隔离审查,趁到北医三院看病,从医院楼上跳下自杀死亡;中文系五年级王岚,在1966年7·27“中央文革小组”召集的大会上,侃侃而言,声名鹊起,成为谭厚兰的铁杆红卫兵,之后整理黑材料反总理,在1970年“清查5·16”时被判刑四年……


  事实上,从1970年代“清查5·16”直至1980年代“清理三种人”,在近20年时间里,组织纪检部门对于文革期间全国尤其是北京的造反派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审查清理。不同时期,其内容对象有所差别。对于老五届的工作、生活,影响重大且深远的,无疑是1981—1987年全党上下的“清理三种人”。对于谭厚兰派及造反兵团的审查、清理、处分当然不例外,其过程和结果要比本书记述的认真严肃得多,涉及面要大得多。之所以这样讲,一是源于双峰政治指导下的党中央极其重视;二是有关资料和当事人自述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所谓“三种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1980年代主持组织纪检工作的陈云多次强调,在抓紧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对“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陈云向秘书交代,他在大会发言中别的都不讲,就讲两句话,一句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另一句是“文革”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他说:三种人“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在成千上万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必须防止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选进领导班子。”在《通知》的最后一节着重指出,“文革”中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作为清查的重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以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


  1984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对全市清理“三种人”进展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说明了北师大所属的北京高等院校(其中有40所中央与北京市“双管”的院校,包括北师大)的进展情况:“从1983年1月至今年年初,全市各高等院校认真贯彻执行了中组发〔1983〕6号文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影响较大,时间较长的校一级造反组织核心成员和有严重问题的人,进行了‘记录在案’的工作,现已基本结束。共记录在案的851人,占1966至1967年间在校学生总数87695人的0·97%,目前已经转递出了材料……”此处报告给出的数字只是1984年的阶段性进展,真正结案则是1986年之后。该《意见》结尾说:根据中央精神,“我们正在对‘文革’期间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清理。”意味着1986年“在案”的人数肯定要高出1984年。根据清华大学老五届的研究,清华向外发函涉及问题学生大约三四百人之多,占学生人数的3-4%,大多要求定为“严重错误”以上罪名。北师大和清华一样,同样属于“文革”重灾区,按此一比例计算,约6000人中被“记录在案”者当在150-200人以上。


  知情人士指出,被“记录在案”的人员,依据错误严重的程度划分为三等“处理”:⒈定为三种人,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非党群众要给予较重的行政处分;⒉犯有严重错误,要给予党内处分或行政处分,控制使用;⒊犯有一般错误,基本不影响使用。但具体执行上因时因地而异。不论何种情况,哪怕没有什么问题,但只要是被“记录在案”,那就是置于罪与非罪,错与无错之间,有一柄达摩克里斯剑高悬头顶,随时可能掉下来,给予致命一击。清查结论为“未发现什么问题”,但被“记录在案”的清华414派二把手孙怒涛深感不公地写道:“我几十年来感觉被打入另册……因为有几次,每当到了有关我的前途事业的关键时刻,事情总会莫名其妙地朝着不利方向逆转。就像我在行进中被一堵透明的厚墙挡在前面……即使今天我知道了极有可能就是这个‘记录在案’在作祟,我也无处可问,无人可问,无理由可问。”


  时至今日,北师大老五届学生中,到底有多少人、什么人被逮捕判刑,被“记录在案”;被“记录在案”者中,又有多少人,什么人分别被划为三种人、犯有严重错误、犯有一般错误,他(她)们后来的命运如何?官方从未公布相关信息,绝大多数当事人因为痛苦或者羞愧,或者不愿再揭旧伤疤而重提往事,不计其数的关注者、研究者无从知晓此一重大事项,只能深感遗憾。


五、摈弃旧怨,共同反思


  回首近四十年前,作为因反对谭厚兰,质疑林彪“顶峰论”,同情兵团“倒谢”且归属“右派”子弟,在毕业鉴定过程中被谭派骨干“揪打戴装”、整肃、发配的无派系人士,我诚心拥护“清理三种人”运动,认为谭厚兰及其追随者紧跟“中央文革”,捣毁文物摧残文化,带头攻击老一辈革命家,迫害校内师生,镇压不同意见,并因此而有种种不当得利,理应受到惩罚,令其接受教训,吐出不当得利。后来从不同渠道得知一点“三种人”或“准三种人”受到刑罚或者处分的消息,也认为他们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阅读了包括《纯粹理性批判》《通向奴役之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新阶级》……在内的大量古今中外学术名著,了解和接触包括李慎之、方励之、许良英、刘辽在内的先知先觉者,思想发生了转变,得以逐步抛弃成王败寇的功利史观而转向人类自由解放的文明史观,抛弃独断的一元论而转向怀疑的多元论,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转向宽宏的普世价值。借助当代先进哲理反思七十年来所经历的包括“文革”在内的风风雨雨,得出了与此前大异其趣的认识。


  关于谭厚兰及其核心骨干。他(她)们的的确确犯有大大小小的罪错,他(她)们理应受到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应当在法治轨道上进行。1980年代的“清理三种人”运动,则是一种政治惩罚,是由“文革”中失势,“文革”后重新掌权的政治领导人主导。其结果是,“文革”中大学、中学的一批高干子女红卫兵,在“联动”“西纠”“海纠”“文革”筹委会……的名义下,在那个恐怖的红八月,干出了多少无法无天草菅人命伤天害理的罪恶,却在决策者“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指令下轻轻放过,成为近年来的高官巨贾,直至左右着当下中国的发展方向;而平民子女造反派头头或积极分子,则要接受文件指导下的审判或审查,这其中有多少夸大、扭曲、张冠李戴、随意定性……除去当事人局部知情,我们这些局外人最多听说一鳞半爪。清华一学者2010年访谈蒯大富,蒯本人回忆,1980年代审判他时,他为自己遭受逮捕、拘押而鸣冤叫屈,一位法院领导人直面劝诫他:“不抓你,全国各地那一万个‘小蒯大富’,我们就无法处理(大意)。”由一滴水看见太阳,从这一件事、一句话,容易发现“清理三种人”与历次运动一样,是法律为政治所主宰的运动。这里,公开、公平、正义,难免缺席。


  正是因为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和指挥,被某种机遇推上“文革”风口浪尖的风云人物,曾经颐指气使兴风作浪。仅仅两三年时间,被认为完成了推倒旧当权派的任务,又同时被认为偏离了朝令夕改神秘莫测的革命轨道,就从浪尖跌落谷底,作为过气的造反派头头和积极分子,接受批判、审查、清理,真正是“用之如玩偶,弃之如敝履”,后半生受到明里暗里的控制或歧视。我将他们与因持有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者,同样地视为“文革”的受害者、蒙难者,尽管公众对两类苦难的评价会有很多分歧。


  进入2010年代以来,我有幸读到来自不同高校不同派别老五届反思“文革”的文字,他们当中有当年的造反组织著名领袖,活跃的积极分子,有高干子女、不同意见者、重度负罪者,当然更有普通亲历者……他们的文字角度不同,观点有所差异甚至发生争论,但是在回忆、反思、忏悔中,均表现出坦诚、正直、不计旧怨,共同指向一个崇高的目标:总结惨痛历史教训,批判传统体制弊端,反省国民人性弱点,将真相留给历史留给后代,以利创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我期待有几倍十几倍的北师大老五届,乘不多的有生之年,加入这一方兴未艾的反思“文革”大军,为兑现我们曾经的献身民族、献身未来、献身光明的理想发出最后的余热。


  值此“五四运动”百年将至之际,我想以谨记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的告诫暂停本文的讨论: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本文多处资料和引文摘自张比、孙耘、唐少杰:“对一份后“文革”年代资料的多重解读”。见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2月版,第1327-1355页。谨致谢意。)


2018年11月6日星期二初稿
2018年11月16日星期五二稿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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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时汉人事件”始末

                ·金宏达·

  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展览中,有关“文革”别的未多提,重点提到“时汉人事件”,“时汉人”是一篇文章上用的作者署名,何以竟成为一个事件呢?这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才有的。

                  一

  1970年代末,我在武汉一所大学读中文系的研究生,那时,按规定有一段游学的时间,费用可以公出,我们便到北京去,会一会名人。“文革”刚刚过去,名人受够了压抑,有来访者一般也不拒绝,何况我要去见的这位作家,也是刚刚走红起来,听了我电话里的自我介绍,很爽快地约定了时间。

  当时这位作家的住房自然也还是很狭仄,我赶到的时候,房间里已经坐着三个客人了,想来是上一拨逾时未走的,主人就向他们介绍我,说我就是“文革”初期写为吴晗辩护文章的那个“时汉人”。

  话音才落,只见这几位客人忽地都站了起来,动作中透出一点点吃惊。

  “原来你就是时汉人!”其中一位说。
  “我们前两天还在议论说,时汉人又出来了。”另一位语气中也掩不住有点兴奋。

  那个特殊时期,一大批被“四人帮”打倒的老干部和各界名人正陆续获得“解放”和恢复名誉,“谁谁”又“出来”了,是人们经常议论的时事话题。他们所指“又出来了”,是我又接连在《光明日报》上用“时汉人”的笔名发了几篇文学评论。通常,“又出来了”的,都是一些当年的大人物,我想,或者他们在微微的吃惊中,未尝没有一点那样的意思:这个“又出来了”的“时汉人”,竟然是面前这样一个小角色。

  确实,正当毛泽东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布局捣毁“三家村”,彭真力图以“学术批判”对抗之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时汉人”的文章,公然从政治上为吴晗辩护,一时影响很大,这篇文章是我写的,而我当时只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

                  二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一发表,就已经引起全国震动,其势汹汹,令人感到有一种不测之威。

  当时我们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四年级,刚从河北衡水农村搞完“四清”运动回来没多久,原想可以转入正规课程学习了,却又停下课来,搞“学术批判”。

  我们哪里能知道多少背景,即如这个“学术批判”,后来也被指为“假批判”,是要保吴晗过关、掩护“主帅”遁走的烟幕。总之,一切皆是按上级布置行事,大家就讨论“清官”好不好啊,“退田”对不对啊,基调都是批判吴晗的:既然他歌颂“清官”,阶级立场肯定就错了。那时对吴晗还称同志——吴晗同志为什么会犯错误呢?那是因为世界观没改造好,民主革命过来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了,教训是深刻的云云。

  记得有一段时间,天天都在宿舍开小组会讨论,这种讨论是冗长而乏味的,报上不断有许多此类的讨论或批判文章出来,凡属正面意见都看得出来——无论是言谈中的口气,还是版面上的位置,《海瑞罢官》属于“毒草”,必得批判无疑,虽然是青年学生,大家也都有些“世故”,即使有想不通的,也不说,发言同仇敌忾,口径相当一致。

  其实,我也无意于唱什么反调,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记不清是因为谁的什么话引动自己的反感了,我争辩说,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但也不能绝对化,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一定有什么动机,比如说,有人无意间失火烧了房子,并不能就此说他是有意纵火。医生没能挽救病人生命,但不能说他主观上就是要杀人。吴晗写历史剧《海瑞罢官》,社会效果不好,但不能说他动机一定不好,如果说他的写作动机是反党,他不就是反革命分子了吗?显然不能如此做结论。

  当我说“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这话时,我是知道毛泽东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实是如此这般说的,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些中文系学生,《讲话》早已念得滚瓜烂熟了。所以,话一说出口,心里也有点不踏实。我的争论对手们当然更是口含天宪,他们坚决反击我的这种错误言论,也不记得他们是怎样不顾逻辑上的巨大障碍的了,总而言之,越是争论,越使我不服,争论也分不出高低。

  校一级的“上面”很快知道了这个争论。他们秉承当时北京市委指示,执行“放”的方针,应该说彭真他们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用意,奈何许多有不同意见的人,有过“反右”斗争的惨痛教训,硬是将自己当作聪明的“蛇”,决不出洞。据说校方召开过座谈会,敦请各位知名教授敞开思想畅谈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不承想与会者已有前车之鉴,异口同声都说该文章实在“好得很”“坚决拥护”,会议主持者几乎近于绝望。现在忽然跳出这个在动机与效果问题上钻牛角尖的年轻学生,全然是意外的收获。

  我被通知去参加党委宣传部开的一个座谈会,会议参加者不多,气氛相当轻松,也看不出有专为我安排这会议的意思。主持者特别强调,是大家随意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另还特别点出,是不是讲自己真实意见,也是对党组织的态度问题。那个时候,一提对党组织的态度,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已经到大学四年级了,我们班级只有几个人没有被“发展”入团,我即是其中之一。我的主要问题是走“白专”道路,而且有过一些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言论,例如,在1962年刚刚入学不久,一次政治课讨论会上,竟然“鹦鹉学舌”式地说“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后来整我的材料,这些都记录在案。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之前,已有政治辅导员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敞开思想,忠诚老实,接受组织考验,争取尽快加入共青团。既然说不说实话是这么重要的立场和态度问题,那我就照直说吧。我便在会上又照实重复自己的那些意见,只是更系统一点,更严密一点,也或者,更“诡辩”一点。何况,“开弓没有回头箭”,自己的意见只能靠自己来维护,在频频陈述和交锋中,话语更不断衍生。

                  三

  1966年元月的京城,寒风呼号,天凝地闭。

  北京师范大学的北饭厅里,一场全校的《海瑞罢官》讨论会在举行,或许是已到临放假时的缘故,来开会的人并未满场。但因为会上有各系选送的不同意见者发言,唇枪舌剑,也还吸引了不少人。

  我是发言者中的一个。我的发言观点已经很明确,学术批判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不能据效果而定动机,要定吴晗的动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须看他的其他表现,看他的全部社会实践,而从当时掌握的情况看,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简单化、绝对化的,不能同意他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宣判。

  实在说,我的意见并不具有多少学术性,只是在谈到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不可绝对化时,我引述了文艺理论课上学的“客观意义大于主观动机”的命题,似乎有一点学理上的根据。然而,“文以气为主”,年轻而气盛,气盛则话也听得过去,这大约也就是后来关锋、林杰在他们长篇文章中点名批判“时汉人”时说的“其声甚高,其言甚辩”罢,当时也赢得了在场一些人的掌声。

  散了会,便有一位做辅导员的女教师跟过来,说“你今天的发言不错,你能不能整理一个稿子,拿去给领导看看?”我手头确有一个发言的文字稿,若要整理,怕是来不及了,当天晚上,就要登车南下回在武汉的家。她说那就留下这个稿子吧,要用也就是在内部刊物上用。听说要在内部刊物上用,我觉得拿出去的这个发言稿实在不成熟,又叮嘱一句,如果用,就和我联系一下。女教师说,那没有问题,这样,你要不想用真名,也可以留个笔名。用什么笔名好呢?过几天我就是在武汉的人了,那么就叫“时汉人”吧。后来,据说康生作批示曰:“时汉人就是吴晗的人。”如此谐音解读,也似有那么一点意思,而当时,我哪能想得那样周至而重大,呜呼!

  在武汉度寒假的时光,有一天,天色有些放晴,路上经过一个报栏,凑上去看看,却撞见了“时汉人”三个字,再一看,竟然在《人民日报》上——我的那篇发言稿登出来了,用的标题是:《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在版面的下方,占了小半版,标题下有编者很经心拟的“内容提要”: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这种由编者加署“提要”,也是当时媒体一种很高妙的手法,它既能似乎很贴近原文的观点,又能让人一读即知其属“反面”而颇近荒谬,显出编者的态度和立场。虽然离开京城未多久,形势却是在发展,报纸上、广播里,斗争的火药味愈来愈浓,如果说我的意见早些时候放在校园里说说,不合时宜,只限一定范围,也就罢了,现在拿到“第一大报”上来,不就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靶子吗?于是,我立即有一种不祥之感。

                  四

  果然,“时汉人”文章一出,就有了强烈反响。

  在当时正进行的关于《海瑞罢官》讨论中,不是没有所谓的“反面意见”,也不是没有为吴晗辩护的文章,既然是讨论,就一定有交锋的双方,讨论的组织者在刻意设计、安排对立面时,尤其煞费心思。随意打开当时的报刊看一看吧,各种质疑姚文元的文章也不断“破门而出”,然而,像署名“时汉人”的文章如此公然理直气壮地从政治上为吴晗辩护的似乎还是仅见,何况还发表在堂堂的“第一大报”上,占了近半版的篇幅!

  《人民日报》既然“放”了这株“大毒草”出笼,它就不能不随即表明自己正面的立场和态度,所以,没过几天,一篇署名“薛舒”的《不能用折衷主义混淆是非》的文章,便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

  “薛舒”者,谐音“学术”也,据说即是当时该报主持“学术”版面的编辑们的集体笔名。将“时汉人文章”与折衷主义联系起来也是于此首见。现在人们之间有了争执,只要想把问题解决,都力图寻求一个“折衷”方案,以达致“双赢”的结果。而在当年的“阶级斗争”中,人们被告以不能搞“折衷”,搞“折衷”便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便是不革命或反革命。吴晗被控写《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矛头指向伟大领袖,这可是天大的罪名,一个人被逼无奈或不得不违心地承认一些较轻的罪名,可谁会违背事实地去承认自投死地的罪名呢?当此之时,你只能跟着一起吆喝,逼当事者承认,断不能以第三者身份出来说几句公道话,说了就是你错。

  这篇文章写道:

  像时汉人同志这样挥舞折衷主义破烂武器的人,是不是真的“折中”不偏不倚呢?是不是真能站在所谓“第三者”的立场说话呢?时汉人同志虽然说了许多貌似公正的话,但是,除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以外,整篇文章几乎都在责难批评者,而对于吴晗同志的错误却曲为回护。例如:对于批评吴晗同志的许多文章,时汉人同志说,“理由充足的部分,我们也同意,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实际上,大家对吴晗同志的批评,他一句也没有同意,反而给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轻率”“武断”呀,什么“简单化”“绝对化”呀,什么“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呀,什么“压服”“拿不出充足的证据来”呀,总而言之,一无是处。

  不难看出,时汉人同志并不是什么第三者,而是完完全全站在吴晗同志一边,为吴晗同志的错误打掩护。

  此文虽是第一篇,但给“时汉人文章”一下就定位了。为什么如此之准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康生当时作了批示:此文“假科学、假公正、假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吴晗的立场上为吴晗辩护,时汉人就是吴晗的人。”“薛舒”的批判文章所发挥的就是这批示的意思。

  后来,从大字报揭发批判材料中获知的还不止这个批示,据说“时汉人文章”发出来后,彭真也很重视,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指示立即转载。又有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要来学校调阅作者档案,意图不明。

  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份内部简报称:“时汉人的文章出来后,京沪两地的老右派齐声叫好。”其根据何在,不得而知,但的确有人讲过,从这篇文章的文风和口气看,很像是吴晗的一位老朋友,忍不住站出来说话了。

                  五

  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吴晗做什么“自我批评”也已经不能满足批判者的胃口,他们的火力所向,从吴晗又扩至“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而指向他们所谓“舍车保帅”的那个“帅”。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学校的处境尴尬而艰难,本来终于发现并培植了一个大大的“反面意见”标本,是立功的事情,而今却变得像是欠了账。学校里的一切正常的教学都收摊了,除了天天开会批判吴晗、“三家村”和《燕山夜话》之类外,也有的课程还就地取材,以“时汉人文章”为“反面教材”,上起了一二百人的大课,例如“公共政治课”就系统地讲授革命导师对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批判,“文艺理论课”自然也特别重温“讲话”,要把被“时汉人”歪曲的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再纠正过来。

  报刊上反击“时汉人文章”当然不以“薛舒”的文章为止,仅在《人民日报》上就有不下六七篇,同学们都开始有意避开我,他们结集成小组在撰写批判文章。有一次,我去中文系所在楼层的一个房间找人,出来了一位女生,她用身子挡住门,示我以“禁入”的意思。多少年后重逢,她对我说当时他们是正在讨论批判我的文章。

  那是一个极其难忘的“风雷滚滚”的春天,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主要是接二连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那些一篇篇“重头文章”,文章或点名或不点名,挟枪带剑,咄咄逼人,经由广播员特有的语气、调门播出,真有一股“风雷”般的气势,将人们笼罩在一派震惊、肃杀的氛围中。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三月的一天,中央台早晨的新闻联播竟然全文播送的是林杰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批判“时汉人”文章的长文,文章的题目是《学术批判必须突出政治》。这个时候,林杰的名字对于我们已经不再陌生,他虽然还比不上姚文元、戚本禹,但已经与关锋共同署名发表批判文章,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威权地位。这篇文章是对“时汉人”文章全面、系统也是最严厉的讨伐和批判,它声称在当时的学术批判中存在一股以折衷主义反对突出政治的思潮,而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时汉人”。在层层剖析“时汉人”文章的论点论据之后,反复质问“时汉人”究竟反对什么,且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回答:“时汉人”反对的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六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

  六月二日,政教系学生谭厚兰贴出了炮轰北师大校党委的大字报。

  在经历了很短暂的“革”与“保”的交锋之后,许多人都陆续加入了炮轰校党委的阵营,大字报贴满了宿舍楼和饭厅的墙壁。校党委的负责人被指为与“黑帮”有联系,其主要罪状即忠实地执行了当时北京市委的旨意,把这一场斗争别有用心地引入“纯学术讨论”,而“流毒全国”的“时汉人”大毒草的出土,便是他们犯下的头条“罪行”。“时汉人”文章正式升级为一个严重事件,因为即使是北大、清华,似乎也没有出现配合北京市委领导人部署的如此显著“业绩”。许多大字报称“时汉人”是“吴晗的积极辩护士”“折衷主义和诡辩论大师”“右派学生”,更多的径直称“时汉人”为“臭名昭著的大毒草”。相关的揭发材料说,市委主要负责人曾经询问作者的情况,有意于将“时汉人”提前毕业调入市委,以充实写作班底,因此,“时汉人”又被称为“彭真的大红人”。

  所幸斗争的高潮如骤风暴雨,人们忙于揪斗“黑帮分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不管是“因私”还是“因公(?)”,“泄愤”成为更切迫的需要,对“时汉人”这样的“右派学生”的处置还来不及考虑,我侥幸逃过了一场随时降临头上的“生死劫”,倘若在外地,绝对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在“文革”往后的进程中,我被打入“另册”。同学们和我拉开距离,我不能参加什么“红卫兵”组织,如果写大字报表述对学校形势的某种看法,也不能署上我的真名,以免持对立意见的一方揪住你的“尾巴”,大喊你是别有用心的“坏人”。我原应该一直就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游离其外,不幸的是,在一年多之后,还是按捺不住表露反对师大“女皇”谭厚兰的倾向。

  我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校园里,早已有人宣告“拥护或反对谭厚兰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仅仅反对她即已是“反革命”,何况你还身负更应严惩的“罪行”!一九六八年的三月间,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这些人一向被认为是谭厚兰的“后台”——倒台之后,京城的局势忽然发生了一个戏剧性变化,原本传言中要倒台的人没有倒,谭厚兰居然在剧烈的“地震”中又站稳了脚跟,遂毫不迟疑地以铁血手段展开“反攻”,在校内到处抓捕和暴打反对派。不出所料,高音喇叭中传出了“把反革命小爬虫时汉人揪出来示众”的口号,一场“触及皮肉”的“革命行动”迫在眉睫,我只得仓皇出逃。

  然而,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我的全部生活供给都被切断了——没有粮票,没有伙食费,短暂的避难不得不结束,我又怏怏然回到学校接受“最后的审判”。放下行装半小时之后,我便被戴上事先早已准备好的牌子,上书打了大红叉的“反革命小爬虫时汉人”——这是当时一种已通行的称呼,用以表示对位置甚低的一类反革命分子的蔑视和憎恶。自居为革命派的同学将我押到宿舍楼前一块空地上,大声宣布我的“罪状”,并高呼“打倒反革命小爬虫时汉人”以及“誓死保卫红色政权”“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一类口号,随后就开始游街示众。当时的况味自是终生难忘,双臂被两位同学反拧着,另有一人时时按下要抬起的头颅,牌子上穿过细细的铁丝,在脖子上竟越勒越紧,以致令我顿时有窒息之感。

                  七

  结局当然是我并未能轻易“就义”,尔后还有接二连三的批斗,高潮是在初夏的一天。那时候已接到指示,滞留在学校的四年级学生,要和三年级学生一起分配,“方案”正在讨论中,班上“文革”领导小组决定对我再发力斗争一次,算作临行前的重要政治交待。

  我必须承认,当时他们的确掌握了我非常要命的材料,这已不是路人皆知的那篇文章所能范围的了。事实是我在头一年的仲夏,和一位平日要好的同学接待了他的女友的一位女友,一次饭后散步闲谈中,我讲到师大斗争彭德怀时自己的见闻,受一种有充分信任感的氛围激发,我未加掩饰对“彭大将军”的赞美和钦敬。对于听者而言,一些言辞显然印象过于强烈,那位远来的女友回去追记在她的日记本上,另外还有一些对“中央文革”要员的“不敬之词”,以及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真是难以想象情节会如此推演:不久后,她因为家庭问题被抄家,日记本落入了“革命派”手中,无意中倒抓获了我的“罪证”——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把我打成罪不容诛的“反革命”。

  材料迅速转到了北师大,它们确凿不移地证实了写“时汉人”文章的这个人骨子里就是反动透顶,必须批倒批臭。我自知承认是死罪,唯一出路只有矢口否认,在批斗会上不肯低头,为此,头颅首先大吃其亏,身上其他部位也尝了不少拳脚。末了,批斗者叫我“滚蛋”,离去时,我依然做“茅坑里的石头”状,大约又冒出一句“詈语”,于是又有几位勇士追将过来,最终是将我按在干涸的水沟里,行一顿暴打。

  同班同学终于要走了,一位平日过从尚多的同学,悄悄向我出示了“班文革领导小组”整理的厚厚一沓材料,给我的定性是“右派学生”。不久之后,被遣送去营房在河北怀来县的部队劳动,在军人的管理下,我们从事种水稻和采小铁矿的劳动,度过了两年时间。一起来接受再教育的人成分相当杂,有的是当时响当当的左派学生,有的是一般革命群众,也有一部分是右派学生和犯有各种错误的,后者又分可以拿基本工资的和只拿生活费的。生活费是人民币20元,仅够吃饭,这种人问题性质严重,前景绝对不妙。我是属于拿生活费的。

  一年多以后,学校来了人“落实政策”。主持校政的早已换成了“工、军宣队”(全称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谭厚兰自己也先是被送到我所在的这个部队的另一个团来“锻炼”,尔后则又被押回去“审查”和“交待问题”,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机即隐含在这种时势的变动之中。学校来人给我看一份“结论”,大意谓我由于世界观未改造好,于运动初写了一篇错误文章云云。

  由“时汉人”文章而引起的事态暂告一段落。尽管我被告知与我本人“见面”的上述结论不会记入档案,事实上当然不是。在后来若干年的生涯中,直接或间接接触过档案材料的人都知道我的“严重问题”。一直等到“四人帮”垮台,吴晗的冤案平反,这个档案袋方得到彻底清理,不过,大的社会历史已经“拨乱反正”,这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原载金宏达著《金顶恒久远》,花城出版社,2011年5月,此处作者有小的改动。)

〔金宏达,江苏南京人,回族。1944年生。196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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