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2505阅读
  • 0回复

吴迪:从德热拉斯到王年一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作者:吴迪


最后更新:2010-08-12 12:59:10 来源:南方周末



【秘密书架】


如果说,鲁迅教我如何做人,德热拉斯教我如何论世,那么,李泽厚则告诉我怎样做学问,王年一指示给我后半生的学术之路


吴迪(启之),1951年生于北京,中国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记忆》丛刊主编。著有《中西风马牛》、《内蒙 “文革”实录》、《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


我读鲁迅要感谢“文革”。1966年6月,北京四中倡议废除高考,正上初二的我,坐在教室里听那喇叭里的义正辞严,心中窃喜——这回可好了。


学校不上课,同学们先是跑北大、清华抄大字报,随后就是满世界串联。我的家庭出身是“职员”,当不上红卫兵,加上生性孤僻,就一个人闷在家里似懂非懂地读鲁迅。看到《两地书》的时候,我萌发了一个念头:编一本鲁迅语录。于是裁了白报纸,钉成一个个本本,用牛皮纸做成封皮。上面写上四个大字“鲁迅语录”。


吴迪


一天晚上,正当我抄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上高三的大姐从外地串联回来。她虽然不是红卫兵,可比红卫兵还激进。一看桌上的那几个本本,登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哇,你不串联,不革命,躲在家里干这个!”


我急了:“干这个怎么啦?”


“怎么啦,革命不允许!”


“凭什么不允许?”


“只有毛主席才能有语录!”


我们大吵,最后大姐一摔门走了。临走撂下一句:“就欠让红卫兵好好教育教育你!”


大姐一走,老爸吓坏了:“你姐要是告了红卫兵,怎么办?你爷爷奶奶家刚抄了……”当天夜里,我把这些本本包起来,从里屋藏到外屋,从厕所换到厨房,最后放进了装煤球的灰箱子。


惴惴不安地等了几天,红卫兵没来。我又继续这个大工程。不同的是,每天都把抄好的那个本本东掖西藏。大概干到第十卷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极痛苦的发现——外屋的小书架上,竟立着一本1946年出版的《鲁迅语录》。编者宋云彬,竖排,上下两编,上海联益出版社。细细一比,我辑录的好多语录都在上面。我的积极性受到重创,抄好的本本也不再藏来藏去。三十多年后,我跟大姐说起这件事,她居然问我:“是吗?有这事?”


鲁迅看完了,我就跑到文津街的北图阅览室看《守常文集》、《沫若选集》,装模做样地捧读那精装的大厚本,很觉得自己有了学问。可是不论是李大钊、郭沫若,还是后来的高尔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都比不上鲁迅给我的影响。下乡插队时,跟胡风的公子张晓山成了朋友,他给我一个评价:你小子喜欢冷眼看人。


如果接受美学接受的话,我很想请它就我的性格做一番解剖学的研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我所理解的鲁迅被我或真或假、亦正亦邪、不知不觉地贯彻到方方面面:对主流的反感,对一元化的厌恶,对辛辣简约文风的推崇,对我行我素的酷爱,以及为人处世的尖刻孤冷,滴滴点点似乎都与鲁迅有关。


那是一个无书可读却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1972年,我回京探亲,去西单买书,转了半天,选了一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本想带回内蒙古铸锻厂细细研读,没想到,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还没点亮,就被欧洲的老牌修正主义的一本“黑书”永远地打入冷宫。


这本“黑书”就是密洛凡· 德热拉斯写的 《新阶级》(陈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身为铁托的战友,南联盟副总统、南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德热拉斯在功成名就之时,以匪夷所思的勇气当上了主义的叛徒。他批斯大林,大挖其思想体系的病根。我平时借书都按时还,那一次失了信——德热拉斯那骇人听闻的思想给我洗了脑。农村的贫困,工厂的凋敝,干部的苦闷,林彪的出逃,知青的迷茫和无处不在的假大空,被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轻轻点破。我激动得发抖,恨不得生吞每一个字。整整两天,我伏案抄书,几乎又做了一本德热拉斯语录。


我读鲁迅的时候,是13岁,读《新阶级》,是23岁。如果说,鲁迅告诉我做什么人的话,那么,《新阶级》则告诉我如何认识这个世界。我不参加批林批孔,不参加宣传队。除了工会组织的篮球、羽毛球和象棋比赛,所有的活动我都躲得远远的。《摘译》、《自然辩证法》、《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类拔萃之辈》、《六次危机》、《斗争之路:米高扬回忆录》、《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多雪的冬天》、《白轮船》、《落角》等当时的内部读物陪伴着我。


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正是这本“黑书”,把我卷进一桩“现行反革命”大案之中。那案子的四名主犯是我的同班同学,首犯则是与我经常见面的“插友”。案发之初,内蒙古公安厅的同情者传出口信,我半夜扒车跑回北京求援。当我为了逃票,钻进两节车厢之间的拱形顶棚时,在灰尘、蛛网中,我不由得想起了《新阶级》中的一段话:“一个公民,经常受到他良心痛苦的压迫,唯恐自己违反了什么禁律。他总是战战兢兢,因而他必须处处表示他不是一个敌人,就好像在中世纪时,一个人必须时时表示出他对于教会的忠诚一样。”三十多年后,北大教授印红标将这个案子冠以“理论通讯”之名,写入他的博士论文《失踪者的足迹:“文革”期间的青年思潮》之中。


2007年秋,我回呼市,当年的工友、厂团委书记,现在的某集团老总对我说:“真佩服你的高瞻远瞩,在‘四人帮’最牛的时候就知道他们长不了。”我说,因为当时我看了一本书。他说,怎么不给我看看?我一时语塞,含糊支吾,不知说什么好。其实我心里明镜也似:要是真给你看了,你的厂团委书记就得泡汤,没了这个台阶,要登上集团老总的宝座,恐怕也难。


如果说,鲁迅教我如何做人,德热拉斯教我如何论世,那么,李泽厚则告诉我怎样做学问。李曾说过,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知识少而忏悔多”。李的一位博士生则认为,李乃历次运动汰洗下幸存的一颗含金量最大的沙粒。“沙粒”是谦辞,“含金量最大”为知言。李先生多产且多面,其思想学说虽有游移、有瑕疵,但在当代学人中,给我启发最大,其三部“思想史论”(编者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是如此深入我心,以至于为我写序的孟犁野、陈墨二位仁兄都认为,我那本《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竟然带有电影史论的味道。


因此,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念研究生时,听到中文系某教授厉声斥责李泽厚不是东西的那一刻,我大大地吃了一惊。事后想想,这也不奇怪——“文革”中群众斗群众之所以如火如荼,很大程度是因为那样的革命释放了人性之恶。如果“七八年再来一次”,李先生大约要戴一戴“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吧?当他在台上弯腰挂牌做喷气式的时候,我估摸,一定会有“革命知识分子”冲上去愤怒地揭发他的反动言行,而更加愤怒的小将们则会因此多赏他三拳两脚。


前两年,社科院评院士,亦即所谓的“学部委员”。晓山名列其中。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评的?为什么没有李泽厚?晓山说,大所两个,小所一个,基本上由所长副所长包了。我颇为李先生鸣不平。后来一想,确实不该评他。至于理由,这里就不说了。


李泽厚有句名言:“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照此说法,王年一先生就不该写《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人民出版社,2009)。可王先生不但写了,而且还影响深远,颇得好评。以至于欧美、日本都惦记着翻译此书。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一把火,是一个路标,它燃起了我改行的心火,它指示给我后半生的学术之路。看完这本书,我做出了一个貌似悲壮实则幼稚的决定——告别电影学院的教职,投奔到王先生的门下——那时候,王先生与他的同道们正酝酿着建立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那个“大动乱的年代”。


后来的事,我在一篇悼文中写了。简言之,王先生赍志而殁——研究所吹了,他主编的大辞典出不来,给我的书序也没来得及写。


人以群分,书以类聚。上面说的书是我的基本读物,这种读物有一个神异之处,它们会呼朋唤友,凝聚同类。久而久之,我的书架子就被这些读物的嫡亲旁系所盘踞。但是,那本40年前购于西单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仍旧穿着红彤彤的封衣,以“见证者”的身份,傲然屹立其间——它在用其“零阅读”的悲剧命运,证明着那个时代的贫乏和我的愚昧。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784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如果您在写长篇帖子又不马上发表,建议存为草稿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