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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铨清:《毛泽东选集》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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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毛泽东选集》
2013-12-24 作者:冷铨清
  1957年,我在四川华阳二中读书时,第一次读了《毛泽东选集》。当时我比较关心时事政治,班上的程述陶同学对我印象很好,主动把家里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借我看。我如获至宝,认真通读了一遍。毛主席的著作,站得高,看得远,通俗而又深刻。不仅使我对中国革命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在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更使我受益匪浅。


  


  在《毛泽东选集》的影响下,我对政治理论的兴趣增加了,产生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要求。在四川大学上学时,我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从旧书店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列宁文选(两卷集)》、恩格斯著《反杜林论》、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等书来自学。这使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了解,不仅开阔了眼界,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更使我在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上,进一步受到熏陶。


  


  1964年大学毕业时,适逢中共中央筹建马列主义研究院,由陈伯达任院长,胡乔木、周扬、胡绳任副院长。我有幸被选到研究院文艺组工作。


  


  刚到研究院,正逢开展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初以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的小四清为主,后来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四个方面,统称四清运动。1964年10月,北京市以通县为重点开展四清运动,有在京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人员参加。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红旗杂志社的人混合编为两个工作队,到通县北寺庄公社的两个大队搞四清。我在高各庄大队港北村工作组,组长是马仲扬,副组长李洪林。10月进村,次年6月撤离。


  


  刚出学校门就参加四清运动,因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工作不知怎样插手,感到很苦恼。这时,我学习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找到指路明灯,心就亮了。毛主席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这段话不仅给我信心和力量,也给我指明了方向。只要工作深入,虚心学习,多请示领导,多和群众商量,工作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沿着这条路走去,工作就逐渐上手了。


  


  第一次参加群众运动,很想为革命多做些工作,多得到一些锻炼,但又怕把工作搞坏,行动起来有些束手束脚。这时我读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的一段话,很受鼓舞。毛主席说:“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增加了我的勇气。我想,人不是生来就会工作的,都是学的,学的中间免不了有失败。如果老怕跌跤子,就学不会走路。于是我决心闯一闯,以后的工作就大胆些了。


  


  这次学习毛主席著作,因是针对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学,收效较明显,这使我尝到了甜头。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不仅对中国革命有指导意义,对个人的思想改造也有指导意义。因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不少,需要改造,于是在通县四清后,又将《毛泽东选集》认真通读一遍。


  


  1965年10月到天津无线电材料一厂搞四清,我在一车间负责两个小组。我认为,四清既然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应当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于是我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入手。


  


  我先是组织积极分子学《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后又组织群众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工人学时与他们一道学习、讨论,边讲边引导,并回答工人提出的问题,吸收他们好的见解。这种学习,收到了好效果,使这两组出现了团结协作,大搞技术革新的新气象,把生产搞了上去。


  


  与此同时,我又联系自己的思想学习。用主席思想检查分析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根源和危害,以及改进措施。换言之,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解剖自己,改造自己,以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天津四清,是《毛选》对我影响最大的时期。我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成效显著。因我发现,《毛选》揭示的真理很多、很深刻,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于是我变被动受其影响为主动受其影响。这种影响的延续,帮助我度过了“文革”中最困难的阶段。


  


  1966年5月,陈伯达三次跑到研究院煽风点火。他指责柴沫不听他的话,走田家英的门子,搞秘书长专政。这月中旬,机关党委副书记召开十七级以上干部会,对柴沫的错误无限上纲,一下子把柴沫定成“黑线人物”,敌我矛盾。6月中旬批斗后,对柴沫采取了隔离措施。与此同时,成立了“院文化大革命临时领导小组”,由机关党委副书记自任组长,并提出“一切权力归院文革”的口号。紧接着,研究院百分之七十的干部被打成“黑帮”。一向很崇拜陈伯达的老实人柴沫,感到很委屈,多次要求和陈伯达谈谈,都被拒绝。柴沫绝望,于9月自杀。


  


  我6月从天津回研究院时,柴沫已被打倒。不久,院文革把矛头指向群众。他们把经济组揭发院文革成员问题的人打成“假左派,真右派”,“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非法关押,进行审讯;经济组其他几位有关人员也被加上“搞非组织活动”等罪名,实行隔离反省。办公室、哲学组和图书资料室贴他们大字报的,也先后遭到围攻,被扣上“犯了立场错误”,“别有用心”,“反攻倒算”等罪名。


  


  后来,研究院出现两派群众组织。多数人认为,院文革的方向、路线始终是正确的。少数人认为,院文革整群众,有方向、路线错误,应当批判。我认为不应当整群众而站到院文革的对立面。这时经常响在我耳边的,是《整顿党的作风》中的一段话:“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我正是在毛主席这一思想指导下,通过对经济组事件的分析,做出自己的选择。


  


  陈伯达批柴沫后,有半年多时间没到研究院来,对院里运动不表态。但院里两派之争的主要大字报,院文革都打印报送陈伯达。他不表态,容易使人以为他是支持院文革的,或默认院文革做法的。因他不仅是院长,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公认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保派正是利用这点大做文章,说院文革是陈伯达支持的,反院文革就是反对陈伯达,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不仅如此,当时关锋还插手研究院的运动。他的一位好友是院文革副组长,他的一位亲戚是保院文革派的头头。他甚至在院文革副组长被揭发时为之说好话。关锋当时不仅是《红旗》杂志常务编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的态度,对研究院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不是看院文革的所作所为是否在理,而是看政治风向,看它有后台,才站到它一边。不少原来反院文革的人,怕站错队,被指责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违心地退出造反组织而站到院文革一边。


  


  是认理,还是认势、认人,这是决定一个人站在哪一边的关键。正是在《毛选》的影响下,我选择了只认理,不认势、不认人。我们文艺组,反院文革的战斗组,原有11人,有9人因怕站错队而改变观点,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志坚持下来。


  


  1967年3月,陈伯达把外传他讲话记录的少数派大骂一通,并宣布解散马列主义研究院,将单位撤销后人员的安置大权交给院文革。在此形势下,少数派内部发生分岐,许多人心无斗志。多数派则加紧分化瓦解工作,以改变观点分好工作为诱饵,以顽抗到底送往黑龙江等地劳动改造相威胁,又打又拉。


  


  到了5月下旬,一些人因怕穿小鞋而退出造反组织,文艺组造反的就我一人了。怎么办?在这最困难的时刻,还是《毛选》给了我力量。我在5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在研究院造反,现在看来是没有胜利的希望了。 我一定要顶住目前的困难和挫折,继续战斗下去,即使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到了6月中旬,保院文革的许多人,已先后分配了工作,有的去了《解放军报》社和总政,有的去了《红旗》杂志社,有的分到了新恢复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而反院文革的,一个也没分配。形势十分严峻,我该怎么办?还是《毛选》坚定了我的选择。我在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干革命不能考虑个人得失。毛主席说:‘工作就是斗争’,‘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所谓不好的工作,无非是困难的地方。想到这点,就不怕穿什么小鞋。”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没有因陷入绝境而停止斗争。


  


  “文革”期间的政治风云,瞬息万变。正当研究院少数派面临灭顶之灾,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风云突变,出现了奇迹:陈伯达亲自出马,将院文革组长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


  


  原来,陈伯达和王力、关锋等人,在1967年七八月份,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之际,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社论发表后,电台广播,各报转载,顿时在全国刮起“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毛主席在上海看了《红旗》的“八·一”社论后,十分震怒,在旁写了“大毒草”三个字。他还批道:“还我长城”。


  


  陈伯达得知毛主席的态度后,十分紧张,求救于江青。因“揪军内一小撮”,根源于毛泽东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一段话,即“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清洗这些人”。当毛泽东发现军队不能乱,观念转变时,需要抛出替罪羊,安抚军队,并制止这股歪风。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商定,把责任都推到王力、关锋身上。因院文革组长投靠关锋,在调往军报任总编辑后,也宣传“揪军内一小撮”,于是先拿他开刀。


  


  8月23日,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肖力,在《解放军报》社贴大字报,揭发军报总编的问题。当晚,陈伯达让秘书找了研究院造反派的一些人,配合军队的同志,抄了院文革组长的家。同时,陈伯达又勒令调到《红旗》的院文革副组长等人回研究院。次日凌晨,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解放军报》社讲话,支持肖力等人的大字报。他说院文革组长是“混进我们党内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做了很多罪恶的事”。要求军报和研究院的人,彻底揭发他的问题。


  


  8月24日,研究院的少数派在陈伯达支持下,夺了院文革的权,成立了夺权总部。因我是文艺组唯一坚持造反到底的人,被推选为文艺组勤务组负责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研究院两派都没想到的。如果没有《红旗》的“八·一”社论和“揪军内一小撮”,如果高层没有必要抛出替罪羊,陈伯达是不会把一个已调离研究院的人揪出来的,也就没有研究院少数派的胜利。这胜利来得突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算是我们幸运。


  


  引导我走向这一步的,应当说是《毛选》。我当时对毛泽东是很崇拜的,是努力按《毛选》四卷的教导去做的,并没有认识到“文革”理论的荒谬。我之所以坚持造院文革的反,目的是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革”中的两派,都认为自己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今天看来,无所谓谁对谁错,都是被“文革”的错误理论误导了,只是各自领会和强调的重点不同罢了,因而上演了一出可悲的闹剧。


  


  回顾这段历史,《毛选》对我的影响,主要不在造反是否成功上,而在灵魂的塑造上。《毛选》教我遇事要多思考,想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不要盲从。这也就是要我认理不认人,实事求是。《毛选》还教我不怕困难,坚持斗争,无私无畏。我这样去做了,终于从“文革”的炼狱中走出来,有了好结果。其表现是,我不畏权势的斗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给人们留下好印象,得到大家的信任。例如,在研究院运动结束,重新分配工作,讨论谁留中央政治研究室时,各组都提了我的名,使我分到政研室。后来政研室撤销,有人向光明日报社推荐我。当我要离开《光明日报》社时,丁伟志主动把我要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后来王忍之、马仲扬又把我要到《红旗》杂志社。


  


  《毛选》对我的影响,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思想方法。它教我不要盲从,还教我用辩证观点看问题,使我在从事学术研究时,不迷信权威,独立思考,能写出一些有独到见解和理论深度的文章。


  


  《毛泽东选集》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我认为,这是一部含金量巨大,充满智慧的奇书。虽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准确、不科学的提法,但瑕不掩瑜。


  


  毛泽东晚年由于脱离实际,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背离了他在《毛选》中强调过的思想理论,如民主集中制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这是令人痛心的。但是,毛泽东毕竟是历史上的巨人,我们不能因他晚年的错误,否定《毛泽东选集》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写于2011年3月)


文档来源: 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编《秋实论丛·第二集》,红旗出版社,2012年9月


http://www.cssn.cn/preview/zt/12967/12974/201312/t20131224_9240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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