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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李冬民:永远的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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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冬民

《鹰击长空》引起了我对我中学生活的回忆。



我永远忘不掉我的中学生时代,前一半是辛酸的幸福;后一半是无尽的惆怅,总好像有许多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做完。我原打算考101中那是住宿学校,但家里不支持,老师出主意让我就近考25中。





我从北京南城根小学进入北京25中,是个低位的错误的选择。在那次人生道路选择时没有家庭的关爱指导,也没有伙伴,非常孤立。非常怀念我那遥远而又温馨的太行山儿时生活。





小学毕业考初中的时候,我因为不愿意受家里生活的束缚,很想考个住校,但是很不凑巧,从我们那一年开始实行了就近入学的原则,又因为我小学的班主任孟老师的介绍,我考上了离家不远的25中。





北京25中是一所已有百年校史的古老学校。提起她的老资格来,不仅是全市,就是在全国文教界,甚至国外,特别像南洋等华侨聚集的地方,也是很出名的,西哈努克的一个在中国留学的王子纳拉迪波曾在这所学校学习过。早先的校名是“育英中学”,曾声名一时,但到我上学的时候,她已不那么兴旺了,只有文体方面还小有名声。





不过,我并不喜欢这两项活动,更让我不喜欢的是这学校里的人。老资格的学校里当然有不少的老资格的教师(学生对老师的称呼叫“先生”)没有一点朝气。学生呢,大概百分之十几的干部子弟也都在别的年级,工人子弟多一些,可是不起主要作用,而那些小市民出身的学生则是十分活跃。其中特别者,那股流里流气的京油子味素来使我讨厌。





整整第一个学期,我都闷闷不乐,没有什么人跟我很合得来,我反而跟我们班里也是整个年级中的一个“小霸王”打了一架。我们年级中有很大一部学生居住在东四附近,他们在上小学时已经很熟,那“小霸王”以“凶狠、泼辣”出名,进中学以后,我常常看见他打得手下那伙小喽罗抱头鼠窜,当然他们之间是开玩笑不是真打,可是我这个老实人却真的和这个谁也惹不起的“小霸王”打了一架。





记得有一次,终于轮到他向我挑衅,由头我已不记得了,我有些畏惧,他的拳头是有名的。但我不能表现懦弱,站出来要像条“汉子”!我按他的约定来到操场上的沙坑旁,这是早自习的时间,操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人喝彩,也没有人劝架,同学们都从教室的窗户里观看操场上这场“决斗”。我们正打得激烈,被路过的体育教师朱先生喝住。朱先生一向寡言少语,是一位出色的蓝球运动员。但我们学校里都传说他争强好胜,脾气暴烈,前些年因为在市级比赛中动手打过裁判而受处分。他把我们两“决斗者”叫到预备室训斥了一顿:“你们好厉害呀,现在就是初三的学生也没有像你们那样拉开架式打架的!你们回去都写一份检讨交来!”我回到班里,余怒未消,同学们却将佩服的眼光投过来。第二学期,班里的空气融洽多了,那个打架的孩子终于也跟我和好了,原来他还是个很知道用功的学生呢!可是我总后悔考错了学校。





但是,上这个学校也有好的一面。这就是我们这个年级的前四个班接受了搞十年制教育试验的任务,要把中学六年的功课用四年学完,而且还要达到大学一年级的水平。这样的教育很合我的胃口,我早就渴望能在短时间内学到更多的东西, 特别是希望早一点能学到那高深的课程。那些高等数学呀、微积分呀、概率论呀、场论呀、力学呀,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





学校里有意地把一些好学生编在前四个班,也就是试验班,并为此抽调了教学质量高的先生,从各方面为试验班创造了好的学习条件,而我们学习的课程的确也要比普通班深一些, 我们初一的语文课本比高中的课本还要厚,我们初三的俄语比高三的俄语还要深。课本不一样,教学方法也和普通班不一样,更提倡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同时辅以教师的指导。学生因为限制较少,教学进展的速度与旺盛的求知欲符合,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主动、有朝气。我们试验班的学生功课重反而比普通班的学生活泼。





在试验班学习的几年中,我有这样几个合得来的同学:在刻苦学习和爱好科学方面有凌瑜、黄柏坡。凌瑜是一个大家公认的高材生 ,为人正直,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以后好多年我才知道凌瑜的父亲是个大出版商。家庭不和睦,他不爱说笑打闹,不爱浮夸、很踏实,能吃苦,在班上是一个被大家喜爱的同学,他现在永远安息在了祖国的南疆,为边疆建设献出了他年青的生命。黄柏坡比起凌瑜来并不聪明,但他在哥哥姐姐的督促下十分用功,学习成绩也十分优异,初中毕业也是金质奖获得者。他们的功课不仅是好,而且是同学们都认为有真才实学的那种好。在政治上,我还有一个谈得来的同学,他叫侯子贞。小学时代我们在一个学校南城根小学不在一个班,那时他就知道我,我也知道他,但彼此之间并不熟悉。上中学以后,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年中,我们始终在一个班,他的功课也很好,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好 ,他只不过兢兢业业、很踏实,每次考试之前都认真下功夫, 每次交作业都要细了再细。课外活动方面,他只是在我的拉拢下在“天文学”上下了番功夫。他的父亲是个对外贸易部的科室干部,教子严格,他因此办事也很严谨、老练。同我一样,他小时候也生活在农村,我与他合得来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他认为我不是一般人,我也认为在他身上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优秀品质,我和他的友谊不亚于龙江、振彪二人。





这段时期,我除了学习份内的功课之外,在课外活动的学习上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更加强了。小学的时候,我读书出于爱好,而不知道选择,辅导也很少,因此抓着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凡是科学书籍无所不读,零零散散没有一点系统。进中学后,北海少年科技馆招生,我参加了天文组。在这个小组学习,逐渐暴露了我知识上的缺陷,基础知识缺乏。代数、几何、三角很差,而在学校里这些又都没有学,我于是改变了读课外书的习惯,不再乱看乱读,而是注意了选择、计划,明白了系统学习基础知识掌握数理,工具的重要性。一旦思想上明白,行动上便有所表现。我常常拿着大本的物理、数学书,到学校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不浪费一分一秘,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却遭到了先生的反感。我的班主任老师不止一次地批评我:“你这是好高鹜远!你把功课学好一点,不更好吗?”我的功课并不错,先生不满意的是我的功课没有超过最好的,就不应该超前开快车。老师看重的是校内教学大纲的教学成绩,称之为功课。我也的确不像侯子贞他们那样,门门功课都是五分,他们那叫过得硬,但我读书的精神是敢跟他们比的。我那时也不知精力怎么竟那样旺盛。每天晚上读书到午夜一、二点钟,早上五点又能爬起来,接着看,只在中午休息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那时对时间真是分秒必争,稍有一点浪费,我心里就感到好大的不舒服。但把时间抓得这样紧,多半不是温学校功课,而是读自己找来的书。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那些有关天文、地理、自然等方面知识的书籍,并阅读《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之类的科技杂志,同时做着大量的笔记,“好高鹜远”的习性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而改变,它时弱时强到最后一直坚持下来了。其缺点是,我学什么都不很深透,基础训练不过硬;其优点是,我学到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因为读书的面广,所以思想方法比较灵活。我感到知识范围的广泛对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有很大作用,广博知识领域内真实新颖的东西对于我是受益无穷的。





我们四个试验班各有特色。我们一、二班比较活泼聪明, 学习成绩突出,一班干部子弟多一些,比我们班在团结上强一些,三班拥有一批出色的音乐家、歌唱家,四班在政治上较强,有几个积极上进的学生骨干,其中最活跃的一个叫曲玉琴后来成了我最亲密的战友。曲玉琴泼辣、勇敢、热爱集体,是个最典型的男孩子,但是却起了一个最典型的女孩子的名字。他一开始就是我们初中年级少先队的大队长。他们几个同学在那位崇拜马卡连柯、想奋斗十年成为教育家的班主任带领下,把一个班集体搞的热气腾腾。他们几个也最早加入了共青团( 他们几个年龄比较大)。他们班在学校演文艺节目的时候,经常集体合唱那些动人的外国革命歌曲,除了《青年近卫军进行曲》,他们最爱唱:





     “风吹白桦叶儿沙沙响,


   青年乔治参军上战场,


   ……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中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每当“十一”“五一”等重大节日,不再像小学生那样只站在天安门前担任观礼、组字的任务,而能像个大人一样参加盛大的节日游行和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晚会了!





我至今不明白,那时的父母为什么仇视孩子?不给孩子以温暖和鼓励?不承认我们的成长,也从不承认我们的成绩。在那沉闷的五十年代末岁月,只有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借乒乓球队许寅生讲话调侃地说出:“小将们…..”的话,给我们以振奋。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本世纪初,40年里我和我的同一代人,我们为什么找不到归宿?





这与我们长辈的病态心理相关。“文革”后40年,人们常假装好奇地问,那时人们不吃不喝那么狂热是不是“有病”?我回忆过去,仔细想了想,我自始至终都很冷静,不然不会被人们称为“中间派”、“右倾”、“政策派”,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没病,我们那一代大多数中学生没病,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家长有病,(此处删去19个字)是当时社会有病。不这样负责任地承认事实分析问题,我们这段历史永远得不到澄清。”





历史是这么清晰,道理是这么简明,答案却迟迟不能得出。我们这一代又是单纯执迷,活到60年心有不甘。答案不出,我们就卸不下压在心底的包袱,这样的心情,只可以用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来描述: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难的苦练。”





旅客要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河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殿堂。





脱口而出就可以说明的道理你不说,那么过了40年以后我们说。躲来闪去你不承担的责任我承担。走了40年遥远路途到达的地方,原来就在我们身旁!中国,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对你有愧,我们对你有责。是时候了,推开那些永不认错,永不承担责任的挡路者,“让开,我们来说!”





——这就是我们的归宿!





40年后我们干什么?拿起笔来,让思想翱翔!在宇宙中。


让我们再一次“自己解放自己”吧!





编后记:曾经在一次聚会上,邀请当年的学生领袖李冬民先生为我们《鹰击长空〉回忆录写点什么。冬民欣然应邀,并通过他和我共同的朋友小黄钻杆将文章发来。排版编辑的同时,阅读这篇“檄文”,被冬民心中至今还在燃烧的青春火焰而感染,为他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而感动。“40年后我们干什么?拿起笔来,让思想翱翔!在宇宙中。”





题目是我加的,不知是否符合作者本意。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我擅自作主删除了两句。





然而,这篇文章还没有写到《鹰击长空〉和与《鹰击长空〉相关的日子,我们期待,冬民还会再写诉说那段岁月的篇章。


                                             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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