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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师缘十载漫思忆(与吴江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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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先生



本文作者陈铁健先生(右)与吴江老(中)及唐宝林先生二〇〇三年在吴老京城雅宝路寓所“冷石斋”合影。 丕军 摄



《吴江文稿》

《吴江别集》



吴江先生书房——“冷石斋” 隐全 摄

吴江老“冷石斋”所藏砚石(部分)




吴老题赠本报编辑:“这大概是最后一本集子了。谢谢读书周报。”





■陈铁健





编者的话





本月13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定稿者、本报重要作者吴江先生逝世三周年。为此本报今特刊发陈铁健先生撰写的《师缘十载漫思忆——读<吴江文稿>及其他》,和陈侃章先生撰写的《可敬的吴江老夫子》,以为纪念。





吴老晚年坚持独立思考,笔耕不辍,对本报支持、关爱有加,于“冷石斋”为本报撰写了近四十篇文章,其中包括2011年底发表的堪称“绝唱”的《谈“实践的思想路线”——兼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这些文章已分别收入三卷本《吴江文稿》和《吴江别集》(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等吴江先生自选集。





2012年初,《吴江别集》出版后,吴老题赠本报编辑:“这大概是最后一本集子了。谢谢读书周报。”在此,本报谨向吴老在天之灵致以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吴老于2012年11月13日病逝,屈指算来已近三年,无时不在念中。《吴江文稿》常置案头,不时拜读,心有所思,付于拙文寄托景仰与缅怀之情。





亦师亦友





我与吴老相见很晚,对他的道德文章早已耳闻目睹,神交而已。1978年8月中旬,中国现代史研究室草创之际,在中共中央党校自得园借屋编书,其时吴老已在党校工作,却无缘拜见。





先是,1976年12月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一文,公开揭露“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罪行,引起编辑部同人的好评,我是其中受教者。此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当代中国的大启蒙,深刻影响政治当局的决策,吴老及其团队的卓越贡献,为世所知,我由衷敬佩。在这前后,在黎澍指导下,我以石之、陈中等笔名





在《历史研究》连续发表揭批“四人帮”及梁效、罗思鼎的文章,引来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刘经宇等交流访谈,并向他们提供相关资料。今天回想,此事当与吴老的提议有关。1978年秋,根据胡乔木先生的安排,黎澍领导郑惠、郑新如、席宣、徐世华和我收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资料,准备编写国史时,黎公不止一次说到吴老,赞许有加。





二十多年后,2001年初,吴老把他在1997年与香港友人的一次谈话《今天怎样看马克思主义?》打印稿,送给唐宝林兄,随即刊于陈独秀研究会内刊《陈独秀研究动态》。同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书,收入此文。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史学前沿”课中以及各地学术讲座中,不止一次介绍吴老的大作,听众反响强烈,好评多多。正如邵燕祥兄所说:“空谷足音”,震撼学界,并溢于社会各界。稍晚,我收到吴老寄来的大作,附函谓此书“是针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流行了几十年的‘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潮而发”,“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按我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门大史学(即马克思恩格斯自称的‘历史科学’),而非长期被演绎成的‘经典原理学’——这可说是‘教条主义大本营’……不能将原理奉为教旨……我们不能再搞老一套或只是重新粉饰门面了。必须走自我反思、自我修正、自我创新之路。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散见在本书各篇中。不知适当否?”谈到研究学问,吴老说,首先要的是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要尊重并有助于发扬此种精神,而不是相反。





我素与理论隔膜,从来敬而远之。唯对此书寓于史中的至理名言,却似乎神会已久,好不欣然释怀。对吴老的敬重又进一层。此后,吴老每出一书,都惠赐益我。我与吴老交往十多年,始终以书文为纽带,不挟任何功利色彩。1960年代,我读研究生后以李新、黎澍为导师。黎公谢世,李公病笃,接替两师的新导师便是吴老,自诩是他的私淑门生,虽近于高攀却怡然自喜,心安理得。





砚石之赏





我幼年从父母、祖父与外祖父习字,与笔墨纸砚亲近。爱砚成癖,兼爱奇石文玩。与吴老相识前,已得砚近百方,奇石数十件。由东直门移家京南亦庄,砚石装布袋数十。搬家师傅装车时咸异袋小而奇重,问是何物,告之,立呈不解之色。我的砚石多小型,及见吴老家中砚石,则如小巫见大巫。吴老藏砚形大体重,多置书案椅后的书柜下层。每访谒,吴老必躬身从柜中搬出大砚,颇费力气。坐定,细说砚史、石色、雕工。藏石满布于书房、客厅,无处不有,琳琅满目,异彩纷呈,观之心旷神怡,流连不舍。





谈砚说石,彼此投缘,有说不完的话。我说:吴老,您弯腰从低柜中取大砚,太累易伤。吴老说:搬上搬下,是难得的健身机会,不觉有累,习惯了。我的藏砚皆有笔记,并在砚盖贴纸记其产地、类别、尺寸与作者。吴老亦在盒中置说明,在石前置标牌命名。案头均置最喜之砚,时有更替。吴老案头常见一洮河红色石砚(洮砚多绿,红石乃稀见珍品),高半尺,池端雕一立鸽,温静宁馨,颇助文思。每到吴府,必伫观此砚良久,真好享受。





2003年10月3日,应吴老邀,与唐宝林、常丕军一起去东城雅宝公寓吴府拜见,一见如故,畅谈竟日,饭后始归。10月下旬,吴老驾临东直门舍下,赠我一方端石弥勒佛大砚,长宽逾尺,以坑仔石中绿色双眼,雕成一双佛眼,目光如炬,而生动鲜活。可惜,移居亦庄时置于旧房储藏间,被后来租户不告而“取”,同时被“取”的还有两方赤、黛色歙石大砚。此后,吴老惠赠之宝物甚多,如汉代彩绘陶俑、魏晋彩绘墓砖、山西文石独占鳌头砚、山东石可铭文澄泥公孙砚、仿端石澄泥树桩砚及洮河彩虹石,等等。





每次拜望吴老,除赏饭于客厅,多在书房交谈。案头,摊开他正在写作的文稿。八十多岁高龄的吴老,每天伏案书写,让人感动不已。吴老不时在电话中问我正在写什么?我常以“无所视事”作答。他郑重地劝促我多动脑动笔写文章,不仅增进学识,且可防老年痴呆。他说:“我之动脑动手写东西,主要是为了防呆,呆了既扰他人,又浪费生命,不可小视。”遵嘱,我力争多读、常思、勤写。然而,吴老的书一本接一本问世,我只能一篇连一篇地写,又是小巫大巫之别了。





文心契合





2010年春,读尚明轩兄著《宋庆龄的后半生》一书,心有所感。遂据唐宝林兄提供的宋氏晚年书信,写《她永远美丽》一文,刊于《文汇读书周报》。宋氏晚年书信摘要打印稿所收,计1955年一封,1957年一封,“文革”期间七封。当宝林兄把它交给我时,一眼便看到吴老校阅的笔迹。我打电话给他,问书信的真实性,吴老语气肯定:“真实可靠!虽然未见全文,只有摘要,却足以反映宋庆龄建国后对国事的关切,仗义执言,毫不妥协,远胜于那些身居要津却唯唯诺诺、盲从紧跟者!”她与政学艺文各界经历各种运动被整怕吓怕的那些脊骨软化、筋脉倒转、寸光皆无、匍匐在地的懦夫相比,何止霄壤之别。4月2日,小文刊出。隔天中午近一点,我刚从外边回家,就接到吴老来电,还是那句话:“你是不写,一旦写了,就一鸣惊人哪!我看你写《她永远美丽》,将来可收入文集。这篇文章写得好,震撼!有思想,有魄力,文字也好。我原来也收集到不少宋庆龄材料,想写她。你的文章发表,我可以不写了。”又问:“最近收到什么宝贝(指砚、石——笔者)没有?”下午两点,吴老又电,要一本《宋庆龄的后半生》,我说马上请尚明轩送到府上。从此,尚明轩兄与吴老建立了联系。近五点,吴老第三次来电,说他又看了宋庆龄晚年材料,其中有她临终前对中共中央接受她入党时的谈话,凛然感人。吴老说,从宋庆龄晚年的表现,可以看出她与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我理解吴老的意思。前不久拜读杨天石兄著《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其人》一文,深以为是——





他(蒋介石)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早年也是个愤青,思想比较左倾,比较革命。他曾经主张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把资本家杀光,极左,但是他后来逐渐走向了一条温和路线。蒋介石谈他为什么反共,他自己说他跟共产党是三个分歧。第一条私有制,蒋介石认为中共是反对私有制,蒋说国民党要保护私有制。第二条是阶级斗争,蒋说共产党是要搞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反对阶级斗争,要搞阶级合作。第三条共产党说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蒋说国民党要代表全民的利益。①





孙中山治国的思想路线,也大抵如此。1925—1927年国共合作大革命后期,导致两党分裂的重要原因就是改良与激进这两种思想、两条路线和由此形成的两条道路的冲突。宋庆龄当年反对蒋介石对中共党人的屠戮,却始终忠于孙中山的思想、路线和道路。她晚年对建国后一再出现、愈演愈烈的激进行为乃至巨大灾祸,表示强烈反对而决不盲从,盖源于此。





吴老著作中,对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瞿秋白、郁达夫、陈寅恪的赞许,对汪精卫、陈公博、周作人、胡兰成的斥责,对古今中外重大历史问题的洞察评点,都深契我心,受益匪浅。





谈佛说经





2004年8月6日,吴老寄来一篇游记《论雷峰塔的重建》,记他同年5月间游杭州西湖对唐代佛寺建塔之风的感慨。内中对保俶塔、雷峰塔、六和塔,尤其是雷峰塔评述甚详。雷峰塔倒,源于兵火之灾,更与民间迷信求财、盗挖不止有直接关系。中国人难改的“十景病”又令此塔重生,成为一座金碧辉煌、有电梯相通的现代化“古塔”。文末写道:





记得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在1931年,为了念初中。适值“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旋即辍学就地流浪,寻找理想。那时雷峰塔早已倒掉了,无由得见。这次总算见到了。但我此行是为了告别,因此初次见到也极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了。无可奈何人老去,万种离情寄此湖(原为“塔”,寄我时吴老改为“湖”——笔者)——书此两句,就此别矣!





2004年6月22日





吴老当时身体欠安,不时住院疗养,因而有此心境,故作此语。吴老编选《吴江文稿》时,置此文于末卷之末篇,亦寓有深意焉。





吴老是哲学家,又是善良人,对佛学的高度智慧与终极境界,颇为关注。2006年春,我在东直门寓所收到他寄来的《赵朴初说佛》(朱洪编著),内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吴老亲笔旁批:“日诵三遍,保君度一切苦厄,包括政治苦。”《心经》手边早已有,是沈阳一位老友面赠之册,谓多诵必有善果。老友于多年前谢世,是位虔诚居士。《心经》二百六十字,是六百卷《大般若经》浓缩版,提要式的口诀。其中说“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又有神秘的咒语。超度亡灵,早晚佛事,配乐吟唱,到处可用。“波罗蜜多”是梵语,意为“到达彼岸”,即从烦恼苦痛的此岸“度”到觉悟智慧的彼岸,摆脱一切苦厄。讲色空,防止身、口、意三业的过失,使精神安和,远离欲望,断除迷惑,证悟真理。从行为到精神,自我修持,终能叩开圆觉之门。佛教倡导熄灭烦恼的“涅槃”,乃是哲理化了的彼岸世界,被后世说成“常乐我净”的理想,即永恒、幸福、自由、高洁的境界。梁启超就以这种境界作为“大同”理想的说明。②我于世上诸般“经典”无趣无研亦无求,因此《心经》置诸书柜,偶而当作闲书浏览,并未入心。





吴老崇佛而非迷信,他赞同赵朴初老的观点:佛教是文化,既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信仰,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宗教文化。魏晋六朝隋唐佛教之盛,辉映千年,五代北宋续其余晖,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至深。





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简编》唐五代文化一章,辟两节专写佛教。写前请张遵骝广搜资料,范老精研佛学典籍后始动笔。结论与赵朴初老迥异:





佛经里诳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做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传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③





(佛教徒中有人)言行相违,步步行有,口口谈空,教人拨无因果,宣称“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④





范老辟佛之论,有理有据,成一家言,乃学术多元的必然呈现,也是学术繁荣不可或缺的标志。《赵朴初说佛》一书编者朱洪先生说范老晚年即“文革”初期有“反思,感到他对佛教的批判不尽恰当,有点后悔,想重新写”。⑤此说不知依何所出?1965—1969年范老病逝前,我在范老的通史组工作,每逢毛泽东主席生日前夕的12月25日(26日亦为范老生日),范老必在富强胡同寓所设家宴,邀全组同人聚餐食面为毛公祝寿。无论公私场合,都未听范老说及辟佛之有悔意。“文革”初起至1969年7月范老谢世,他有几次自我检查,亦未涉及此事。1990年代,蔡美彪先生续编范老通史,出齐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简编》,其论唐五代佛教章节,依旧保持原貌。经查,无论是1965年版、1978年版、1994年版、2009年版,都说佛教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从无改变,何来悔意?可见,朱洪所引周建人先生听范老所说“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只能说范老认为佛教与佛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应有其重要地位,而非表明他已放弃辟佛之论了。





纵论政治





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种种错误乃至“反右派”、“大跃进”、“文革”那样的灾祸,明白地告诉后之来者,任何伟大人物,自信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结果总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诚如黎澍所说:“历史的规律从来是每个人得到的都不是他想要的。”⑥发动“文革”说是“反修防修”,域中大乱,全民若狂,结果却是一场浩劫,便是一证。吴老谈到如何书写伟人的过错,在中国确是一个难题。倘若禁忌太多,必然阻碍还原历史真相,伟人尊严何在?他赞成黎澍说过的意见:应当明明白白地把事情说清楚,这样做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伟人形象,但是事实早为人所共知,不说也难以改变人们的看法。掩饰作假尤其不好,其作用会适得其反,就连作假者也会受到后人的指责。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明知不对,还要死守,恰恰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了。





与吴老交往中,不懂政治而避谈政治的我有时无意间会从学术上突然滑向政治问题。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到处都有政治或者政治色彩。研究近、当代史,更与政治密切相关,无可逃避。





吴老说,“世人常不识政治为何物”,这“世人”中就含着我。又说政治既非孙中山所说“管理众人之事”,也非某些人所云“阶级斗争”。前者失之于泛,后者失之于偏。吴老说,政治是人与人之间(包括阶级、阶层、利益集团、政党、民族、国家之间等)对于权力与利益的争夺、分配与管理。所谓利益,当然是指经济利益,故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既然是争夺,政治便是一种社会行为艺术,一种权谋、诡道、交易,也是一种管理社会的方法。人们的行为固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其手段却都无所不用其极,需要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战争使这种手段达到极致,两次世界大战,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即使战争之外的政治斗争,也往往杀人不见血,整人不闻声,并且视为常态。无怪乎恩格斯说:“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它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她的凯旋车。”⑦人类固有的非人性因子,明显地表现于暴政和战争中,也表现在各种斗争行为中。为获取最大权力和最多利益,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历史上愈是伟大的人物愈是如此。而其标榜的旗号,往往是美好的崇高的,足以引人入胜,使人愿意为之前驱而奋斗终生。结局是,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多数追随者则被利用被践踏而一无所获,直至献出生命。当然,他们对历史前进的意义有所不同,或正面或负面,或正剧喜剧,或悲剧惨剧。归根到底,在不可逃避的政治面前,人们只能挣扎在无奈之中。正像恩格斯所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⑧如此而已。





谈到曾经长期存在的政治生活不正常状况,吴老深为叹息。我问,“文革”那样的灾难何以会在中国发生?吴老说,你去看我在2003年写的一篇文章《不要再将领导人放到火炉上去烤》,我的看法尽在其中。





我找到2003年7月兰州大学出版社版《冷石斋沉思录》。这是同年10月,吴老亲笔题签赠送的一本随感集。吴老写道:“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个人突出、个人崇拜是最大的祸根”,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吾皇万岁、我主圣明”的传统源远流长。上有“一言堂”,下必“一边倒”;上者“好个人专权”,下者“行妾妇之道”。高层领导干部中,一类是敢于说真话,坚持原则,但易遭打击迫害;一类是以大局为重,忍受委屈,顾全党的团结;一类是是非不分,盲目紧跟照办;一类是“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其中不乏历史有问题,或‘文革’中有劣迹的人),利用党内生活不正常摸政治气候,阿谀逢迎,投其所好,抬轿子,吹喇叭。神化个人,高举紧跟,骗取信任,争位邀宠;同时,把错误推向极端,制造政治经济危机。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抬轿子者,大多数是准备自己坐轿子的”。⑨





第四类人,时少时多,失意时人少,得意时人多。主要看当时领导人的状况如何。“如果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搞一言堂,热衷于个人崇拜,那就为这些人的活动提供绝好的机会”,“不可避免地为上述那种人所利用,甚至于受他们的蒙骗和包围,最终受他们的支配”。⑩及至察觉,打算收手,恶果已经酿成,悔之晚矣。





结论是:“对于领导者个人来说,搞‘个人崇拜’,无异等于把自己放到火炉上去烤,开始时也许会觉得有些‘暖洋洋’,但最终不免要被烤得焦头烂额,诚所谓‘善始而不得善终’,又何苦来呢?”“所以现在,除了建议领导人自己在权力问题上要高度谨慎之外,尤其要向那些喜欢吹喇叭抬轿子的人提个醒:应当老老实实地做人,不要再在领导人身上使心眼下赌注。真正为领导人的事业和前途着想,千万不要再将他们放到火炉上去烤了。”輥輯訛“文革”之痛犹在心头,不可不痛定思痛,警惕悲剧与灾难重演。





书法诗词





吴老早年喜爱文学,参加革命后虽弃文从政,仍在理论学术圈内,不改书生本色。“文革”中挨斗受批,在“牛棚”中写旧体诗词抒愤慨之怀,秘藏数十年,于2005年收入《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一书,是为“‘文化大革命’藏诗”五十四首。写尽作者“文革”中的境遇、心绪与感受,真所谓“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王国维语)。





大概是从王春瑜兄处知道我常写毛笔字,吴江要去两幅,说是书协某大家在他家中看到拙字,谬奖:“字写得不错,可以卖了。”我自知浅陋,只当笑谈,未予响应。我请吴老赐诗词墨宝,先后于2006年、2008年得其诗词两件:《南归无归处》《天路歌》(均为2006年7月因病住院时作);书法条幅两帧:《胡绳凭吊李清照诗》,自作《回京所思》词。胡绳先生诗有句“路长嗟暮呼风起,道出从来志士情”,正是胡、吴两公当时心情写照。吴老题款曰:“书胡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凭吊李清照诗,实自嗟也。乃呈陈铁健同志留念。吴江戊子年一月。”《回京所思》条幅,左右上方分别盖押角印,朱文“集石草堂”、“月冷枫丹”。题款:“一九七六年八月离干校回京旧作,调寄沁园春,书赠铁健同志两正。书法虽不入流,往事堪成追忆。二○○八年九月,吴江九十一。”词锋直刺“满朝骄种,谁是未来?笔力再舒,奇峰十万,云气长惭地底埋。岂神州独许,鸡雀低徊?”“数万里江山搭戏台,看红楼演了,梁山水泊,佳人已老,强徒生哀”。此时,“文革”已步入末境,吴老词中怒斥的“四人帮”,两个月后束手被擒,正合词尾所写“燕舞莺歌千百回。谁知道,这峥嵘世界,天陨地摧”。明说唐山大地震,深意在投射“四人帮”“文革”之没路穷途。





长留人间





2006年8月26日,我由东城迁居亦庄,不常进城,也很少拜望吴老,只以电话联络。





2010年春,吴老几次电示,问我对史学理论与当代史学史研究有无兴趣,我说1980年代曾经参加过几次史学理论学术会议。那时思想开放,学风活跃,学者百无禁忌,有话即说;史学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与会者人皆受益。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样的会日益少见,也就不再与会了。吴老说,应该对当代史学史进行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你参加吗?我说,曾经写过一些就事论事的小文章,对理论研究一向低能,算了。我向吴老推荐瞿林东、蒋大椿两位史论家。吴老后来说,收到不少瞿林东送来的书刊,称赞瞿兄是一位史学理论专家。大椿兄说,他要去台湾讲学,回京后他送去一些书文并与吴老畅谈请教。





一年后,2009年11月19日,陈四益兄邀我同去吴府拜望吴老。归后,在获赠的《吴江文稿》首卷扉页题记:





昨天陈四益电告,吴老新书问世,拟遣公子送达亦庄。四益邀余进城拜望,取书。今日下午二时,四益驾车同赴雅宝公寓吴府。吴老拄杖出迎,畅谈逾时辞出。吴老为书题签仍用“月冷枫丹”、“吴江”两印。石之谨志,2009年11月19日下午5点于亦庄水东书屋。





《吴江文稿》三卷,列入俞可平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当之无愧。它与吴老的其他论著,是他作为论才文才皆备的当代思想家,留给今人与后世的珍遗。





笔墨寿于金石,吴老的道德文章长存世间。





2015年10月30日凌晨,脱稿于京南之水东书屋灯下。











①杨天石著《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三)》,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20页。





②拙文以上内容参见朱洪编著《赵朴初说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119页;又见吴平编《名家说佛》中杜继文、金克木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181页。





③④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篇》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5页,第639页。





⑤朱洪编著《赵朴初说佛》,第133页。⑥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卷,第4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140页。拙文以上内容参见吴江《说政治》一文,载《吴江文稿》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7—989页。





⑨⑩輥輯訛吴江著《冷石斋沉思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第114—115页,第116页。


http://www.whb.cn/zhuzhan/dushu/20151109/426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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