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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杨天石:我的学术自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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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1936——),江苏人。1955年毕业于无锡市第一中学。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等处访问学者。又曾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百年潮》杂志主编等职。


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著有文学、哲学、历史学各类著作六十馀种。曾参与《中华民国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清代通史》的写作。个人代表作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4辑、《寻求历史的谜底》、《帝制的终结》《杨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横生斜长集》《当代中华诗词名家精品集·杨天石卷》《当代学人精品·杨天石卷》等。曾多次获得“十大好书奖”“香港书奖”“最受读者关注的历史著作”“年度最佳历史著作”等多种奖励。










北大的“白专”典型,分派培训拖拉机手,转调中学教书





我自幼功课不错。1952年,初中升高中,无锡万名学生统考,7门功课,全市在600分以上者6人,我是其中之一。最高分618分,我的分数是608.5。进入无锡市第一中学后,我的文科、理科均优,被认为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拿过学校的奖状。中学毕业,我选择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校第一次采用五年学制,第一次完全按成绩高低录取。入学后,系里有一批东德和朝鲜等国的留学生,要选派成绩好的学生当辅导员,帮助他们学习,我被选为系里的总负责人,由此推想,我的入学成绩不会很低。头两年考试,学苏联,采取5级分制,我是班里的全优生,各门功课都是5分。当时,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值很高,立志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在图书馆的卡片盒里留下一叠卡片。不过,我的理想很快被批判为“白专”道路,加之我对“反右运动”有看法,不认为北大揪出来的大批右派都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不会义愤填膺、张眉瞪目地斗右派。尽管我努力紧跟,努力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向党交心,积极配合北大团委举办“杨天石个人主义思想展览”,但始终被认为是“白旗”。毕业鉴定有云:“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甚至说我“一贯和党的方针对立”。等等。毕业分配了,自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虽然要人很多,但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那所学校,位于南苑机场西边的五爱屯,是利用解放军捐款,借了小学的几排房子,匆匆忙忙办起来的。名义上是中专,实际上是轮训郊区拖拉机手的短訓班,学习时间最长半年,最短一个月。一年半后,学校奉命下马,我被北京师大一附中选去,做语文教师。






左起:李希凡、俞平伯、蓝翎


我对自己的分配不满意,也不心服。当时,李希凡和蓝翎二人因为研究《红楼梦》出了成绩,被调到理想岗位,我便想效法他们。到农机学校不久,便决定写作《南社研究》一书,记述清末、民国时期一个最大的文学团体的历史,企图以著作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调到师大一附中后,我仍然一边教书,一边以业余时间写作。除了完成《南社研究》的书稿外,还写成晚清诗人《黄遵宪》的传记。“文革”期间,别的书没有出版希望,我便研究鲁迅,想写《鲁迅传》。那时候,“样板戏”盛行,我以“前头捉了张辉瓒”的故事为题材,想写新歌剧《万木霜天》,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围剿”的历史,设计了人物、场次,也写出了部分歌词。此外,哲学研究所的吴则虞研究员正在编辑《中国佛教思想文选》,因高血压瘫痪在床,那时,我正研究宋明道学,对王阳明有兴趣。于是便帮吴先生看佛经、抄佛经,以便进一步研究中国哲学史。后来,在师大一附中任教期间,我陆续写出了《王阳明》《泰州学派》《朱熹及其哲学》等几本小书。《王阳明》出版于1972年。《泰州学派》等书出版于1980年以后的几年内。还写过一本《近代史上尊孔和反孔的斗争》,事过境迁,出版社建议改写为《近代思想简史》,就搁下了。


其间,确实有过几个单位要调我。刚到师大一附中报到,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编辑部就要调我去当编辑。我当然乐意。有一段时期,个人档案已经送到编辑部了,但不久师大一附中又将档案要了回去。1963年,我在《新建设》第9期发表《关于王艮思想的评价》一文,全面和哲学史、思想史大家侯外庐、嵇文甫、吕振羽、杨荣国等学者唱反调。他们认为是唯物主义,我则认为是唯心主义;他们认为富于人民性和异端色彩,我则认为是奴隶道德的鼓吹者。文章发表前,编辑部送请侯外庐先生审阅,侯先生认为文章是讲道理的,同意发表。当时,侯先生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领导思想史研究室,侯先生竟决定调我到。该室工作。此外据说《诗刊》编辑部需要一位懂旧体诗词格律的编辑,我也曾是候选人。这些调动,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但不知什么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形成了一个观念,调动是组织上的事,个人不得参与。因此,从来不向师大一附中领导申请调动。我自己不开口,这样,自然也都调不成。然而,我都认为是由于我家庭成分不好,大学时的档案又不好,因此调不成。那是个突出政治的年代,谁愿意收纳我这样被北大“扫地出门”的“垃圾”呢!






侯外庐先生


我在师大一附中教书,兢兢业业,深受学生欢迎。有段时期,学生对我,几乎到了崇拜地步。这样,我就成了那里的名师。有时,同事们不喊我的名字,开玩笑,喊“杨天才”。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被看好。1964年前后,城乡开始“四清”远动,纷纷揪挖“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师大一附中并非“四清”单位,党支部未雨绸缪,认为我个人奋斗,走成名成家的道路,将我内定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我不贪不占,按中专教师等级,每月工资只有55元,和“资产阶级分子”实在不沾边。“文革”一起,我就被党支部某委员授意,在大字报里说我“交了些杂七杂八的朋友,写了些杂七杂八的文章”,后来,我又成了“北大陆平黑帮精心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打进“第三劳改队”。“复课闹革命”了,我首批“解放”,但我不愿意教语文,就一度改行教英语,教学生学“Long Live Chairman Mao”。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队进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其他教师相比,我的个人历史,社会关系都比较单纯,于是,被提拔重用,当了“连长”,管理四个班级,也就是四个排的学生。下厂、下乡、拉练、拔麦子、插秧,都干过。


1974年10月,北大毕业后的第14年,我的命运出现转机。





18年后,我终于跨进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





“文革”期间,师大一附中一度被强制改名为“南新华街中学”。1974年10月,我突然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组的一封信,说明他们正在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中有一份资料,题为《南社资料》,附有该资料的详细提纲,要求我提出意见。我从1958年起就研究南社,后来编注《近代诗选》,写作《南社研究》,下过几年功夫。我对提纲提了很多意见。过了不多几天,民国史研究组再次来信,约我到所面谈。10月31日我应约前往,接待我的是《南社资料》的编者王晶垚同志,我又提了不少意见。11月4日,王晶垚邀我参加协作。协作是当时民国史研究组的一种对外合作方式,不调动人事关系,不减少在原单位的工作负担,没有劳务报酬,属于“义工”性质。我当时教两个班的语文,每周12课时,还兼班主任,但能够参加近代史的科研工作,还是很乐意的。


近代史研究所藏有清末民初的多种报纸,外间少见。于是,我便常到所里读报,一种种,一天天地读和南社文人有关的报纸,又认识了《南社资料》的另一个编者王学庄。王学庄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知识渊博,读书面很广,写一手很端正、工整的钢笔字,当时就住在研究所东侧的一间又小又矮的平房里。我们年龄相近,他比我小两岁。我们很快就熟悉,并且谈得很投机。1965年,《新建设》第2期发表过我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一文,王学庄认为论述南社很深入,决定向我征求对《南社资料》的意见。从他那里,我得知了近代史研究所和民国史研究组的许多情况。






吴玉章


隔代修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清朝为明朝修史。明朝为元朝修史,元朝为宋朝修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应为中华民国修史。50年代,董必武、吴玉章等就曾提议编撰《中华民国史》,随后列入五年计划,不过一直没有落实。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时任“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重提此事,当时的国务院出版口就将这一任务下达给近代史研究所。当过吴玉章秘书的李新当时是副所长,立即起草计划,于8月18日向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及国务院联络员刘希尧提出书面报告,其中说:“在当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这项任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郭沫若、刘希尧以及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均批示同意,立即在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组,李新任组长、主编。“文革”期间,近代史研究所有许多造反派,当时呼风唤雨,红極一时,这时却有点被冷落了。李新表示:来者欢迎,去者欢送,来去自由,于是许多年轻的“造反派”纷纷加入民国史研究组。人还不够,李新又计划从外单位招兵买马,人民大学的胡华、戴逸、彭明、王琪四人都是李新企图邀请的协作对象。在最初时期,民国史研究组成了全所人数最多的大组。当时的计划是写一部书: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分三编;同时编三种资料:《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专题资料》。《中华民国专题资料》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类,最多的时候设计了六百多个项目。《南社资料》就是其中的一种。


按李新设计的工作程序,资料先行,史著写作在后。于是,首先成立的是《大事记》《人物传》及《专题资料》三个组。我所在的师大一附中位于和平门,离位于东厂胡同的近代史研究所很近。上完课,哪怕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骑车到近代史所看书、看报。这样,近代史所上下就都逐渐知道有我这个人了。大概是1977年,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王学庄以其学问和语言风格,一向受李新看重,自然成为编写组的头号主力,负责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最重要的章节:《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的革命斗争》。这时,我和王学庄已经是好朋友,彼此都很了解。王学庄很希望我能正式调入近代史所,便和我商量,拟向李新表示,他的任务太重,建议将原来由他执笔的一章分为两章,《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革命斗争》和《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他自己写前一章,将后一章分给我,以此加深我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为调入做准备。对王学庄的打算,我自然赞成。不过,这是要由主编李新才能定夺的事,于是,我们决定相机去向李新汇报。


我在北大所学专业名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专门化,自己对唐代诗歌和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诗歌做过研究,但是各种历史学的专业课我都没有学过,对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的历史也只有粗浅了解。不过,我对自己的业务能力有充分信心,相信能写好有关章节,所担心的是,李新能否信任我这个中学语文教师,将任务交给我。一天晚上,我和王学庄一起去到建国门外李新住所。进了书房,王学庄按原先设想说明来意,没有想到,李新立即表示同意,连“考虑考虑”、“商量商量”的套话、例话都没有,这使我大出意外。






从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到整套36册一次推出,前后历时30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就这样,简捷明快,我这个没有受过历史专业训练的中学语文教师成了国务院交办项目《中华民国史》的编写组成员。


说老实话,我这个人有的方面很笨,笨得出奇。例如,体育运动神经。当年,学校里推行“劳动卫国制”。百米要求15秒之内跑完,我拼死拼命,要17秒才能跑下来。单杠引体向上,开始时一个也做不到。不过,我对考试,写文章,写书,却从来不怵。我在大学参加过写作《中国文学史》,编注过《近代诗选》,离开大学后,在《新建设》这样的高等级刊物上连续发表过哲学和史学文章,对科研工作的一套常规并不陌生。接受任务,工作一段后,我便向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朱信泉提出,要到南京、上海收集资料。自然,没有任何困难,我这个师大一附中的教师便拿着近代史研究所的介绍信,带着出差经费,堂而皇之地到南京、上海去了。


我既然实际上已经参加了《中华民国史》编写组,自然,将我调入近代史研究所的问题便提上了日程。这时,我的思想负担倒日渐沉重起来了。


我之所以思想负担日益沉重,一是因为家庭成份为地主,一是因为大学时期被批判,毕业鉴定很糟糕。鉴于多年来我的调动均未成功,我害怕近代史研究所的人事干部一看档案,还是不敢要、不想要。想来想去,越想越怕,越紧张。有时,几乎想大叫大吼几声,家人都担心我发疯。这时,我想到了好友陈漱渝调进鲁迅研究室的故事。陈原是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因为父亲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1949年之前赴台,是台军军官。由于这一原因,他在南开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的女八中教书,工作出色,可以评先进却评不上。女八中的校舍是当年鲁迅教过书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原址,我便建议陈以《鲁迅和女师大学生运动》为题写本书,他把书写成了,出版了。有一年,毛泽东批示成立鲁迅研究室,有关方面要调陈进室。陈担心因父亲的历史受阻,就主动找有关领导说清楚,有关领导不以为意,照原计划调进,很快成为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我决定仿效陈的做法,先向李新说清楚,能调就调,不调我也就从此死心了。






《王阳明》


仍然是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李新家,不巧,李新不在,他的夫人于川接待我。我如实说明情况,于川夫人却笑起来说:你的家庭成分“高”了点,这没有关系嘛!她不说“黑五类”,用了个“高”字。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关于反右中的表现,她说,这不证明当时你是正确的嘛!于川夫人的一席话打消了我顾虑。于是,我便决定直接找师大一附中的革委会主任董質斌,要求调动。董大概有点同情我,表示可以调出,但必须近代史研究所来人交换,开了三个条件:1、来人的水平不能低于我;2、必须是共产党员;3、必须能当语文教研组组长。我那时有点胆量了,便缓言反驳:1.近代史所如果有人水平不低于我,何必调我?2、我本人并非党员,也没有当过教研组长,何能以此要求来人?说来说去,董坚持“来人交换”这一条件。无可奈何,我找近代史所的人事处长刘明远商量。刘明远笑着说:“人,有的是。我们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正在为研究人员的家属找单位呢!”于是,近代史所前后送了两批,二十几个人的档案,任由师大一附中挑选,不想一个也挑不中。这下子,我绝望了。就在此际,我的邻居告诉我,安徽师大附中的语文教研组长因两地分居调来北京,尚未分配。我一听,连夜找到这位老师,请求她来顶我。不想这位老师是大专毕业,只学了三年,师大一附中仍然不肯接受。经我苦苦哀求,才勉强同意。


师大一附中是双重管理的学校,既归北师大管,又被宣武区教育局管。师大一附中的人事干部对我说,你从宣武区出口保险,因为宣武区不会卡你。如果从师大走,师大可能不放你。果然,在向师大人事处报备时,有关领导听说我调往“哲学社会科学部”,立即表示:“这个人我们自己留下不好吗?”师大一附中的人事干部因为同情我,便谎说:“这个人口才不好,不会讲课。”多年来,我以业余时间勤奋写作,被视为求名求利;“文革”期间,我写作《王阳明》,初版发行30万2千册,报酬却只有30本样书,但我仍写作不懈。这样,“求利”之说自然不辨自破,同事们普遍对我改变了看法。


1978年4月下旬,我终于拿着宣武区组织部门的介绍信,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到,由此跨进了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尽管我长期热爱中国文学和哲学,渴望到一座研究所,终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从北大毕业至此时,我在中等学校已经教书18年。


原载《关东学术》2018年第二期,标题为新史学编辑部所拟,感谢杨天石先生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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