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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我采访陈伯达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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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纪实文学创作,要靠“七分跑,三分写”



住进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
近日,在整理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陈伯达档案时,忽然在里面找到两张火车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房费收据,使我沉醉于往日的回忆之中。房费收据显示,1988年10月30日至11月7日,我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703房间住了9天,每天的房价是9元4角。那两张火车票则是上海、北京往返车票,硬卧,中铺,每张50元。
我那次去北京,主要是为了采访陈伯达。照理,出差的车票、房费收据应当向单位报销,怎么会留在我的手头呢?那时候,我已经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完全可以报销差旅费,而我总是自费,从未向单位报销外出采访费用(除了出席作家协会的会议之外)。内中的原因是,如果要报销采访旅费,需要事先向作家协会提交创作计划并获得批准。我的采访几乎都是说走就走,而且创作计划往往带有一定的保密性,所以我宁可自费,只是行前按照组织原则向上海作家协会领导报告我去什么地方,作什么采访。习惯了,我也就从不向作家协会报销旅费,何况在我看来我的作品发表之后有稿费收入,足够支付差旅费。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为什么不住文化部招待,却住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须知,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并不对外开放,只有公安系统的干警才能入住。然而由于我与公安部关系密切,作为例外,我在北京常住公安部招待所,也住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相比而言,虽然公安部招待所那里原本是李宗仁别墅,住宿条件不错,而且就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交通很方便,但是毕竟从全国各地来公安部办事的干警多,那里床位紧张,所以有时我转往位于东单的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落脚,那里清静,而且交通也方便。由于经常进出于公安部招待所、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的都是大盖帽,唯我一身便衣,曾有人指着我问门卫:“那人是谁?”门卫答曰:“上海局的便衣!”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一片深秋气氛,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焦点对准刚刚获释的陈伯达。此前多年,我在采写长卷《“四人帮”兴亡》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另一位“文革”要人——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久经沧桑,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一支笔,《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我在采写《“四人帮”兴亡》的同时,收集、整理了许多有关陈伯达的资料,准备写作陈伯达长篇传记。可是我一直没有动手写《陈伯达传》,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的获释仪式,在公安部所属的一家医院里举行。那是因为陈伯达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1988年9月26日,84岁的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住进医院。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公安人员。陈伯达所住的单间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接着,于桑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文史馆工作。北京市文史馆的领导徐主任也说了几句话,欢迎陈伯达成为北京市文史馆的新馆员。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我从公安部得悉陈伯达获释的消息,便决定前往北京采访陈伯达。
日记成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我从那张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房费收据上的住宿日期,查阅我的日记。
以下是日记原文,只是这回公开发表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用括号作了加注:
1988年10月29日:上午看陈伯达、陆定一材料。到(上海)徐家汇买了一个小背包及一件外衣。中午一点多离家,芬(妻子)送我。坐104(路公共汽车)至上海站,乘14次6车11(硬卧)中铺。
10月30日:一夜睡得很好,一早六点多起床,昨看毕严慰冰(陆定一夫人)的《魂归江南》。上午九时三分,准时到达北京,中午住于(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704室。下午,赴北总布胡同(陆定一住所)拜访严昭(严慰冰胞妹),录了四盘磁带(注:每盘磁带录音1小时)。她送我一批材料。晚,与马思琚(马思聪胞妹)、李宗浩通电话。与胡天纯(资深记者)通电话,知她骨折、卧床,说星期六上午可找到华(华国锋)的电话。
10月31日:一早到沙滩关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家,与关锋谈(在原《红旗》编辑李惠让帮助下,原本从不接受采访的关锋,对我破例,而且还帮助我联系采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然后回招待所,给胡天纯打电话(联系采访华国锋),与孙梅英(乒乓名将,何智丽的教练)联系。下午到严昭家(陆定一家),谈了四盘磁带,她热情招待我吃晚饭。回来,到北京站打电话给梅中泉(编辑)。晚,整理笔记,把磁带装好。
11月1日:很紧张的一天。一早打电话给孙梅英,约好,八时半,到达她家。孙是中国第一届乒乓女单冠军,她长谈四小时,关于何智丽(风波)前前后后。很直爽。中午回(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下午到公安部档案处王涛,查严慰冰材料(档案,严慰冰在“文革”前给林彪妻子叶群写化名信,“文革”中遭林彪点名,入秦城监狱),又到中组部档案室。五时,赶到国际大厦,三楼,与荣毅仁的秘书陆寅谈《荣》的创作问题(当时我受命担任电影《荣毅仁》编剧)。晚,到(北京沙滩)《红旗》大院访林杰(1968年《红旗》杂志轰动一时的社论“揪军内一小撮”起草者),他外出,只遇到他的女儿。然后到三楼访李惠让(原《红旗》编辑,后来为红旗出版社社长),他很热情,给予许多帮助。又访陈伯达的司机(于子云)。回招待所已夜深了。
11月2日:一早到《红旗》大院。王保春、王光耀(两王都是陈伯达秘书)均上班去了,未遇。改去史家胡同,访郑公盾(原《红旗》杂志文艺组组长),他很激动地与我谈了“文革”遭遇(被江青关押),边谈边哭,一直到中午,请我吃中饭。下午2时半才结束采访。到全国妇联,了解田家英夫人董边住址。回招待所,与田家英秘书(逄先知)通电话。晚,到《红旗》大院访王文耀(陈伯达秘书),谈到夜十时,然后到林杰家访问,因是温州同乡,很热情,到十一点多告辞,回招待所已子夜。
11月3日:一早出发,赶到鼓楼,访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未遇,人事处帮我联系。然后赶往学院路,去蓟门里,访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值王力上北大附属医院化验,只好稍等。(借用公用电话)打了几次电话给顾骧(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丁洪章(中共党史出版社副社长兼《炎黄子孙》杂志主编)等。十时半,王力夫妇回家,我与他们谈。王力极为健谈、热情(这是王力自“文革”倒台之后首次接待作家、记者。他愿意接待我,一是他知道我,二是关锋给他打了电话。他同意我录音),一口气谈到中午一时半。谈话内容非常重要。然后,去小西天,只凭着很含糊的地址,去寻找黄敬之妹俞瑾。来到新德街,卫生部大院。门卫说无俞瑾此人。电话总机也不知道。我到对面干休所一问,才知俞瑾地址。终于找到俞瑾,她已经七十岁了。她很详细叙述了俞启威(黄敬,江青前夫)的一生。这次(也是独家)采访亦极重要。傍晚,回到招待所,已五时半,正好吃晚饭。饭后,没休息,又出发到《红旗》大院去采访。夜,访问陈伯达秘书王保春。然后,访关锋(录音采访),与关锋夫妇一直谈到子夜十一时半,回到招待所,已十二点多了。今天走得太多,右脚底磨破,鞋里很多血。
11月4日:又是忙碌紧张的一天。一早,到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与副书记老于谈,然后再找王保春采访。电话联系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中午,回东单(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下午到《红旗》杂志采访陈伯达的公务员李景如……傍晚,访陈伯达另一儿子刘晓云(改用他母亲刘淑宴之姓),回到招待所,已经六时。晚饭后,整理录音,换了十几盘磁带。打长途给芬,又打电话给江一,袁清林,马碧雪(马思聪长女),高志其(高士其之子)。打电话给劳元一(当年上海红卫兵的“红革会”领袖,1968年1月28日“炮打张春桥”的领导者),他畅谈了近况,约定年底在沪见面。连日来,录音机长时间工作,磁头上都是磁粉,晚上作了清理。
11月5日:一早到六铺炕,访陈伯达之妻刘淑宴,未遇。回到沙滩,访陈伯达五十年代的秘书姚洛。在他家,遇《人物》主编谢云。中午回到招待所,得知陈晓农(陈伯达之子)打电话找我,立即赶往果子市,梅小璈(出席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之子)给我陈(晓农)的信。下午,到《红旗》大院访陈伯达秘书史敬棠,谈庐山会议。然后,又访(陈伯达秘书)姚洛。他送我一批陈伯达著作。夜,赶回招待所,乘坐41路公共汽车往东,来到陈伯达家已八时多(陈伯达因病住院),与陈晓农见面。陈支持我的写作,使我放心。他谈了一些情况。夜,回东单。
11月6日:一早,如约赶往陈家,与陈晓农长谈了四个多小时,下午,回东单,复印了一大批(陈晓农提供的)陈伯达著作。然后,又在招待所忙于换磁带,一口气换好了十盒带子。又出发到陈家,晓农去医院未归,即采访陈晓农的妻子。不久,晓农回来,一起谈,到夜九时五十分告辞。至车站,正好41路末班车开走——陈家的钟慢了几分。只得返回陈家。继续采访晓农。夜,他招待我睡于陈伯达床上(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特别软)。这样,倒是省了来回奔波。
11月7日:一早六点多醒来,看(陈伯达)资料。晓农招待我吃早饭。七时多,便开始采访(陈晓农),又一口气谈到十二时。下午,在陈家附近复印店复印了一大批陈伯达(晚年)手稿。昨复印用了三十多元,今复了四十多元。这批材料很珍贵。复毕,再去晓农家,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告辞。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抵《人民日报》社,在资料室查阅了一批陈伯达材料,并复印。回到东单招待所,已是五时三刻,匆匆吃完晚饭,稍整理笔记。在北京站,退到一张今夜13次特快卧铺票。立即赶回招待所,匆忙整理行李,办好退房手续。赶到北京站,离开车只一刻钟了。9:55坐13次离京。这次在京九日,收获不小……采访所记,用掉三刀活页纸,采访录音带达五十盘之多!这次丰收了!只是极度辛苦。右脚血泡,鲜血染红了鞋垫。左股沟动脉出现红肿。本想再在京逗留几日,以再访王力,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但已支持不住,不得不匆匆返沪。
“上海的北京作家”
以上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当年背着饭盒那么大的红灯牌录音机、厚厚的笔记本在北京采访的艰辛。
回沪之后,我成了“宅男”,忙于整理采访笔记,听采访录音,整理并分类装订一大批复印资料。日积月累,我家成了一家藏品丰富的“私家档案馆”。
这次的许多采访都是独家的。尤其是王力,从1967年8月30日下台之后的21年间(内中度过15年的铁窗生涯)第一次接受采访。回沪后,根据王力谈话录音,我写出了万把字的《王力病中答客问》,把手稿寄王力过目。经王力亲自改定,我在1988年12月23日上海《联合时报》整版发表,然后再“出口”,于1989年1月3日至7日连载于香港《大公报》;1989年1月31日至2月4日,连载于美国《华侨日报》。
《王力病中答客问》是王力经过21年的沉默之后第一次“发声”,第一次公开亮相,引起广泛注意。此后我得以一次次长时间采访王力,甚至住到王力家附近,接连三天对他进行采访。他对我非常信任,委托我为他编辑回忆录。为此,他把大批手稿送给我。我也很尽力,当时已经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商定出版王力回忆录。谁知因那篇《王力病中答客问》的发表惹起一番风波,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取消了出版计划。但是我仍然非常尊重王力,并继续对他进行采访,写出50万字的《王力访谈》。正因为这样,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弥留之际,对他的亲属说:叶永烈是可信赖的朋友。”当晚,他的亲属把王力病逝消息告诉我。我当即以急电把消息发往香港,翌日便在香港《明报》刊登了《“文革”要员王力去世》的报道,我对王力可谓有始有终。
我能够叩开王力紧闭之门,得益于关锋给他打了电话;我能够叩开关锋紧闭之门,则得益于关锋的一位老朋友李惠让的帮助。我在《红旗》大院拜访当年《红旗》杂志的资深编辑李惠让,他当年与关锋曾在《红旗》杂志共事。李惠让说服了关锋。李惠让陪同我一起去看望关锋。这样,关锋终于接受我的采访。
关锋,这位“文革”风云人物,后来真的“关”起“锋”来。关锋跟我见面时,头一句话便说:“我现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确实,他只愿埋头研究老子、庄子、孔子,埋头做学问,但求平静。在他的那间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桌上是书,桌下也堆着书,我看他坐在那里写东西时,连脚也伸不直。年逾古稀的他,总喜欢戴一顶干部帽,帽下露出花白的双鬓。他爱穿中山装。个子瘦小,气色不错。关锋知道我在仔细地研究“文革”史,走访了很多当事人,也就“破天荒”地跟我谈起了“文革”。他说:“这几年来,今天我是第一次谈‘文化大革命’,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谈‘文化大革命’。”我拿出了录音机。起初,他不同意录音。我再三解释,用作资料,录音比笔记更准确。他终于允许我录音。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跟我聊了起来。我发觉,他非常健谈。谈着谈着,兴奋起来,摇晃着腿,藤椅发出吱咯吱咯响声。他有时双臂交叉于胸前,有时把袖子捋起来,再放下来,又捋起来,又放下来……我们聊着,他的妻子周瑛则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偶尔,她插一两句话。她不住地抽烟,烟瘾颇大。关锋原来也是“大烟囱”,后来下决心戒掉了。他居然在天天吞云吐雾的妻子面前,毫不动摇,一支烟也不抽,连酒也不沾——在这方面,他向陈伯达“看齐”。
在成功地访问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关锋(以及戚本禹——在上海采访)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之后,我着手采访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虽然因陈伯达住院,这次未能采访他本人,但是我在公安部的帮助下,对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而且建立了友谊。这样,待陈伯达出院,我再度赴京,相信能够采访他本人,还将再访王力和关锋。果真,我后来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虽然他最初曾表示拒绝我的采访,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不能不回答公安部的问题。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在我的真诚感动下,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
1988年10月底这次自费赴京采访,是我数十次赴京采访中的一次。不断出入北京高干住宅区,我渐渐对北京“地儿熟,人头熟”。当时我年富力强,在没有手机、几乎没有“打的”的年代,凭借乘坐公共汽车和双腿奔走于北京东南西北,往往从清早一直工作到深夜。
我的纪实文学作品,都是建立在大量采访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而这些当事人大部分集中在北京。正因为这样,我不断往北京跑,以至被上海的同行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当然,也有例外,像抓捕江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成都,我三次前往成都采访他。
纪实文学的创作,“七分跑,三分写”,其实是很辛苦的活儿。怕苦怕累,别干这一行。
一张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房费收据,引出我的诸多回忆和感叹。我已经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50箱手稿、档案、书信和采访录音带,即将再捐10箱,正在形成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叶永烈专藏”,以给后人留下一大批研究中国当代史的珍贵史料。
(作者系文史学者、传记作家、本刊编委)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8年第5期,原题为《“七分跑,三分写”——我的纪实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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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8-11-28
2018年第5期 2018-05-18    叶永烈

文│叶永烈

住进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

近日,在整理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陈伯达档案时,忽然在里面找到两张火车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房费收据,使我沉醉于往日的回忆之中。房费收据显示,1988年10月30日至11月7日,我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703房间住了9天,每天的房价是9元4角。那两张火车票则是上海、北京往返车票,硬卧,中铺,每张50元。

我那次去北京,主要是为了采访陈伯达。照理,出差的车票、房费收据应当向单位报销,怎么会留在我的手头呢?那时候,我已经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完全可以报销差旅费,而我总是自费,从未向单位报销外出采访费用(除了出席作家协会的会议之外)。内中的原因是,如果要报销采访旅费,需要事先向作家协会提交创作计划并获得批准。我的采访几乎都是说走就走,而且创作计划往往带有一定的保密性,所以我宁可自费,只是行前按照组织原则向上海作家协会领导报告我去什么地方,作什么采访。习惯了,我也就从不向作家协会报销旅费,何况在我看来我的作品发表之后有稿费收入,足够支付差旅费。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为什么不住文化部招待,却住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须知,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并不对外开放,只有公安系统的干警才能入住。然而由于我与公安部关系密切,作为例外,我在北京常住公安部招待所,也住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相比而言,虽然公安部招待所那里原本是李宗仁别墅,住宿条件不错,而且就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交通很方便,但是毕竟从全国各地来公安部办事的干警多,那里床位紧张,所以有时我转往位于东单的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落脚,那里清静,而且交通也方便。由于经常进出于公安部招待所、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的都是大盖帽,唯我一身便衣,曾有人指着我问门卫:“那人是谁?”门卫答曰:“上海局的便衣!”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一片深秋气氛,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焦点对准刚刚获释的陈伯达。此前多年,我在采写长卷《“四人帮”兴亡》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另一位“文革”要人——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久经沧桑,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一支笔,《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我在采写《“四人帮”兴亡》的同时,收集、整理了许多有关陈伯达的资料,准备写作陈伯达长篇传记。可是我一直没有动手写《陈伯达传》,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的获释仪式,在公安部所属的一家医院里举行。那是因为陈伯达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1988年9月26日,84岁的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住进医院。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公安人员。陈伯达所住的单间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接着,于桑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文史馆工作。北京市文史馆的领导徐主任也说了几句话,欢迎陈伯达成为北京市文史馆的新馆员。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我从公安部得悉陈伯达获释的消息,便决定前往北京采访陈伯达。

日记成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我从那张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房费收据上的住宿日期,查阅我的日记。

以下是日记原文,只是这回公开发表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用括号作了加注:

1988年10月29日:上午看陈伯达、陆定一材料。到(上海)徐家汇买了一个小背包及一件外衣。中午一点多离家,芬(妻子)送我。坐104(路公共汽车)至上海站,乘14次6车11(硬卧)中铺。

10月30日:一夜睡得很好,一早六点多起床,昨看毕严慰冰(陆定一夫人)的《魂归江南》。上午九时三分,准时到达北京,中午住于(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704室。下午,赴北总布胡同(陆定一住所)拜访严昭(严慰冰胞妹),录了四盘磁带(注:每盘磁带录音1小时)。她送我一批材料。晚,与马思琚(马思聪胞妹)、李宗浩通电话。与胡天纯(资深记者)通电话,知她骨折、卧床,说星期六上午可找到华(华国锋)的电话。

10月31日:一早到沙滩关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家,与关锋谈(在原《红旗》编辑李惠让帮助下,原本从不接受采访的关锋,对我破例,而且还帮助我联系采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然后回招待所,给胡天纯打电话(联系采访华国锋),与孙梅英(乒乓名将,何智丽的教练)联系。下午到严昭家(陆定一家),谈了四盘磁带,她热情招待我吃晚饭。回来,到北京站打电话给梅中泉(编辑)。晚,整理笔记,把磁带装好。

11月1日:很紧张的一天。一早打电话给孙梅英,约好,八时半,到达她家。孙是中国第一届乒乓女单冠军,她长谈四小时,关于何智丽(风波)前前后后。很直爽。中午回(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下午到公安部档案处王涛,查严慰冰材料(档案,严慰冰在“文革”前给林彪妻子叶群写化名信,“文革”中遭林彪点名,入秦城监狱),又到中组部档案室。五时,赶到国际大厦,三楼,与荣毅仁的秘书陆寅谈《荣》的创作问题(当时我受命担任电影《荣毅仁》编剧)。晚,到(北京沙滩)《红旗》大院访林杰(1968年《红旗》杂志轰动一时的社论“揪军内一小撮”起草者),他外出,只遇到他的女儿。然后到三楼访李惠让(原《红旗》编辑,后来为红旗出版社社长),他很热情,给予许多帮助。又访陈伯达的司机(于子云)。回招待所已夜深了。

11月2日:一早到《红旗》大院。王保春、王光耀(两王都是陈伯达秘书)均上班去了,未遇。改去史家胡同,访郑公盾(原《红旗》杂志文艺组组长),他很激动地与我谈了“文革”遭遇(被江青关押),边谈边哭,一直到中午,请我吃中饭。下午2时半才结束采访。到全国妇联,了解田家英夫人董边住址。回招待所,与田家英秘书(逄先知)通电话。晚,到《红旗》大院访王文耀(陈伯达秘书),谈到夜十时,然后到林杰家访问,因是温州同乡,很热情,到十一点多告辞,回招待所已子夜。

11月3日:一早出发,赶到鼓楼,访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未遇,人事处帮我联系。然后赶往学院路,去蓟门里,访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值王力上北大附属医院化验,只好稍等。(借用公用电话)打了几次电话给顾骧(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丁洪章(中共党史出版社副社长兼《炎黄子孙》杂志主编)等。十时半,王力夫妇回家,我与他们谈。王力极为健谈、热情(这是王力自“文革”倒台之后首次接待作家、记者。他愿意接待我,一是他知道我,二是关锋给他打了电话。他同意我录音),一口气谈到中午一时半。谈话内容非常重要。然后,去小西天,只凭着很含糊的地址,去寻找黄敬之妹俞瑾。来到新德街,卫生部大院。门卫说无俞瑾此人。电话总机也不知道。我到对面干休所一问,才知俞瑾地址。终于找到俞瑾,她已经七十岁了。她很详细叙述了俞启威(黄敬,江青前夫)的一生。这次(也是独家)采访亦极重要。傍晚,回到招待所,已五时半,正好吃晚饭。饭后,没休息,又出发到《红旗》大院去采访。夜,访问陈伯达秘书王保春。然后,访关锋(录音采访),与关锋夫妇一直谈到子夜十一时半,回到招待所,已十二点多了。今天走得太多,右脚底磨破,鞋里很多血。

11月4日:又是忙碌紧张的一天。一早,到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与副书记老于谈,然后再找王保春采访。电话联系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中午,回东单(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下午到《红旗》杂志采访陈伯达的公务员李景如……傍晚,访陈伯达另一儿子刘晓云(改用他母亲刘淑宴之姓),回到招待所,已经六时。晚饭后,整理录音,换了十几盘磁带。打长途给芬,又打电话给江一,袁清林,马碧雪(马思聪长女),高志其(高士其之子)。打电话给劳元一(当年上海红卫兵的“红革会”领袖,1968年1月28日“炮打张春桥”的领导者),他畅谈了近况,约定年底在沪见面。连日来,录音机长时间工作,磁头上都是磁粉,晚上作了清理。

11月5日:一早到六铺炕,访陈伯达之妻刘淑宴,未遇。回到沙滩,访陈伯达五十年代的秘书姚洛。在他家,遇《人物》主编谢云。中午回到招待所,得知陈晓农(陈伯达之子)打电话找我,立即赶往果子市,梅小璈(出席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之子)给我陈(晓农)的信。下午,到《红旗》大院访陈伯达秘书史敬棠,谈庐山会议。然后,又访(陈伯达秘书)姚洛。他送我一批陈伯达著作。夜,赶回招待所,乘坐41路公共汽车往东,来到陈伯达家已八时多(陈伯达因病住院),与陈晓农见面。陈支持我的写作,使我放心。他谈了一些情况。夜,回东单。

11月6日:一早,如约赶往陈家,与陈晓农长谈了四个多小时,下午,回东单,复印了一大批(陈晓农提供的)陈伯达著作。然后,又在招待所忙于换磁带,一口气换好了十盒带子。又出发到陈家,晓农去医院未归,即采访陈晓农的妻子。不久,晓农回来,一起谈,到夜九时五十分告辞。至车站,正好41路末班车开走——陈家的钟慢了几分。只得返回陈家。继续采访晓农。夜,他招待我睡于陈伯达床上(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特别软)。这样,倒是省了来回奔波。

11月7日:一早六点多醒来,看(陈伯达)资料。晓农招待我吃早饭。七时多,便开始采访(陈晓农),又一口气谈到十二时。下午,在陈家附近复印店复印了一大批陈伯达(晚年)手稿。昨复印用了三十多元,今复了四十多元。这批材料很珍贵。复毕,再去晓农家,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告辞。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抵《人民日报》社,在资料室查阅了一批陈伯达材料,并复印。回到东单招待所,已是五时三刻,匆匆吃完晚饭,稍整理笔记。在北京站,退到一张今夜13次特快卧铺票。立即赶回招待所,匆忙整理行李,办好退房手续。赶到北京站,离开车只一刻钟了。9:55坐13次离京。这次在京九日,收获不小……采访所记,用掉三刀活页纸,采访录音带达五十盘之多!这次丰收了!只是极度辛苦。右脚血泡,鲜血染红了鞋垫。左股沟动脉出现红肿。本想再在京逗留几日,以再访王力,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但已支持不住,不得不匆匆返沪。……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邮发代号:46-56,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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