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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长江口述 纪彭整理 大串连:红卫兵的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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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旅行百年展于9月24日在北京开幕,蚂蜂窝旅行网策展人王蒙敏介绍说:“旅行与大时代相芙,也与小个体相关。展览收集到的个人老照片、车船票、介绍信等,重现了鲜活的人物与丰富的场景。民国时期的旅行以精英为主体,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以‘革命青年’为主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平民旅行才开始真正萌芽。所谓‘早期驴友’也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看待那个时代,真实发现井定义的。”


那么谁是中国最早的“驴友”?在蚂蜂窝国人旅行百年展上,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旱的一批“驴友”——红卫兵。习惯思维使我们认为红卫兵就是一群一心一意闹革命的年轻人,不过,一旦贴近历史的微观层面,你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故事。


长江和他的小伙伴们就是一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亳不热心的红卫兵小将,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形势下,抓紧游山玩水,以一种无厘头的玩闹心态,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睡着了


1965年,我考上了八中。同学们下学之后就喜欢一起去踢足球、打篮球。我这个大院子弟则是背上书包回家找小伙伴们去。部队大院的各种运动场地条件比学校好得多。城里的学校,设施陈旧,人也多。


1966年,从海淀区这边的学校开始,中学生开始闹事,我的不少朋友都参与其中,我这个人在政治上比较迟钝。由于在城里,我们八中还比较平静。我下学回家的主要活动还是找朋友们打篮球。这时候就有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的学生在圈子里吹嘘自己的“革命”成果,谈论写大字报之类的事情。我就奇怪地问:“我们学校怎么没革命啊?”当时北大附中一个革命积极分子就教我,你只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一贴出来,你们学校就该闹起来了,你就能当头。我听了,只是附和了几旬,一也懒得弄这些玩意儿。因为那些“革命”积极分子,甚至一些头领人物,都是一帮一起玩大的孩子,谁是什么水平,有多大能力,我还不知道。所以在我的意识里他们“闹革命”不是多正经,多轰轰烈烈的事儿,就是玩闹。


总的来说,我是没有“造反”的动力,既没有意识到“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教育文化界的危害,也没觉得教育制度有多大的问题。


不过,“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我出身好,也顺理成童地当了红卫兵。我们八中最有名的当属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西纠”(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我也就成了“西纠”的第一批成员。后来“西纠”被说得神乎其神,其实很简单,加入“西纠”也没有手续,就发了我一个“西纠”的臂宣。“文革”初期,毛泽东几次接见红卫兵,我们八中的红卫兵被叫去维持秩序。检阅开始后,我们在金水桥前拉出警戒线,防止有人冲过金水桥。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困。由于头天夜里我们就被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熬到第二天上午早已十分疲倦。在加上维持秩序很累,尽管耳边全是嘈杂的噪音,我们还是能坐在地上睡着了。


外地来的红卫兵就不一样,他们比较狂热。从各省来的红卫兵只要走到天安门前后,远远地看见了毛主席就都停住了,激动地哭啊、叫啊!队伍就停顿下来,我们这些人就跳起来,冲进人群,想尽一切办法叫他们向前走。开始时是推、撞,后来就是踢屁股,动作越来越粗野。当时,他们全都沉浸在狂热的情绪中,没有人因为被踢了屁股而生气,更不会有人抱怨北京的红卫兵粗野。当人群继续前行后,我们就回到原位休息,抓紧时间迷糊一会儿。


不花钱坐火车


“文革”初期,我们的生活就是抄家、打人、看大字报。这三件事情,我都提不起兴趣。我逐渐意识到,这就是“所有人相互抹黑、揭发”,对于这样乱哄哄的革命,我的感觉是“既不高尚,也不有趣”,逐渐的,便厌倦了,成了一个“逍遥派”。


1966年9月,大串连开始。我忽然发现这是个有趣的事儿。所谓“大串连”也不是多么“革命”,其实就是大家出去玩。崇拜江姐就去重庆,向往延安就去延安。只要到学校开一张介绍信,有了介绍信就可以免费从北京站上火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串连不像后来的插队,没有什么组织,一般就是几个要好的人组团出游。我叫上八中几个干部子弟和两个没考上高中,在西单附近的一所私立补习学校学习的朋友。那时候,串连要开介绍信,他俩在的私立补习学校不能开介绍信,我就带上他们一起。


出发时,我们确实没有想过上哪发动革命,就是想借机免费上各地玩玩。我最想去新疆,向往骑马、还想吃正宗的烤羊肉串。离京前,我曾问父亲:“我在新疆遇到困难,找谁?”父亲说:“找丁盛”。当时丁盛是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抗战时曾与父亲在一个团。


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住宿有人管,全中国游山玩水,谁不去啊!在我接触的同学朋友中,没有一个是去地方上发动革命的,因为报纸电台里已经是铺天盖地的宣传,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文革”了,根本不用红卫兵再去发动。充其量是在各地玩的过程中,地方上看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邀请我们去指导,我们就顺便去“革命”一下,随便讲几句。


我们先去了重庆,参观《红岩》中提到的渣滓洞、白公馆,又去看了刘文彩的收租院。在重庆我第一次吃到了带肉汤儿的炸酱面,觉得很好吃,价格很便宜,也就一毛多。不过,我们也没钱大吃大喝,大概有点像今天去茶餐厅,一人一份套餐。


虽然坐火车不要钱,但是能不能有座位,能不能抢上卧铺,就看个人的本事了。我很会混火车,并在这方面爱琢磨,很陕我就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漏洞。大多数人都在站台等着自己要坐的那趟火车,车一到站旅客和红卫兵一起往上挤,这时想抢个座就难了。我很快发现只要知道你要坐的那趟车在哪个站台,就可以在之前一趟车进站时先进入站台,不上车,等着你需要的火车到站,当乘务人员还在清理车厢,你就可以趁机先进去,抢占一个好的位置。


去新疆时,我就组织大家利用这个漏洞,抢占了一个卧铺车厢。一上车,我们迅速控制一节卧铺车厢的两个门,三四个人凶神恶煞地把住一个门,坚决不让人靠近,去新疆四天三夜的旅程十分舒服。不过,我们心眼儿很好,有一个带小孩的女同志,从内地回新疆工作,我们商量后决定让给她一个铺位。


在乌鲁木齐最大的事儿就是吃羊肉串,三分钱一串,那羊肉新鲜,作料就是孜然、胡椒和盐,烤出来真好吃,一人来十串,真过瘾!哈密瓜,两毛钱一公斤,吃哈密瓜甜得受不了,接着就吃西瓜解腻。新疆招待所最好吃的就是葡萄干发糕,也是我们的最爱,几乎每天都去吃。到乌鲁木齐后不久,新疆军区安排大卡车,把我们这些“革命小将”送到石河子参观。在新疆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可以被称为“革命”的事情。


重庆、新疆这一路玩下来,我们这帮孩子都想家了,也需要回去休整一番,就这样回了北京。


上海坐飞机,广州偷汽车


我们再次出发时就直奔上海。


到了上海,我就去找东海舰队副司令梅嘉生,梅副司令和我父亲关系好,对我们挺热情。据说,梅副司令正在开党委会,立即抽时间见了我们。现在我分析,他肯定怕我们是来“造反”的,一看都是海军子弟就放心了,派了一辆很高级的汽车,把我们安排去大厂的基地玩。在大厂我们似乎吃的是空勤灶,顿顿有鱼有肉,富强粉馒头蒸得特别香。最后还没收钱。


在上海我们不仅逛了南京路、淮海路,还看到了长江的入海口。在入海口,根本看不到长江两岸,海天之间,一望无际。不久,父亲从北京打来电话叫我们搭乘军用飞机回北京。我们一帮孩子几乎都没坐过飞机,自然非常高兴,没想到那架苏制的里.2运输机实在很不给力,没起飞时热得像蒸笼,起飞之后冷得像冰窖。


我们还制订了顺京广线南下的计划,第一站武汉、第二站长沙、第三站广州。这一路我们登上岳麓山、到毛主席的老家韶山转了一圈。我还在长沙喝过一种带冰碴的咖啡,特别好喝。在广州,我们去的最美的地方是从化温泉,巨大的温泉里几乎没有人,我们就在竹林、瀑布的陪伴下美美地泡温泉,美中不足就是被小虫子咬得挺惨。


离开广州时,我们偷了一辆解放大卡车玩,开车的是个二把刀,一起步就熄火,最后才发现没放手刹,出广州往韶关进发,一路都是盘山路,没摔死真是命大。到了韶关车就没油了,正准备上火车回北京被扣住了。


广州来找车的人见我们是红卫兵小将,不但没生气,还很感谢我们没把车撞个稀巴烂,能让他把车开回去交差。临走时还说欢迎我们再到广州玩。


“暴走族”观察社会


“大串连”很快就导致了铁路系统的巨大压力,于是,中央就号召大家学习红军长征,也就是不坐火车,徒步到各地革命。


很多人都把目的地定为延安,我和几个小伙伴商量:“延安太远了,哪走得到?”后来我提议:“咱们去河北的狼牙山吧!我爸在那里打过鬼子。”又说,“咱们遇到别的队伍,可别说去狼牙山,太丢人!我们对外宣传还说是去延安。”我们这支目标狼牙山的队伍就出发了。


这种徒步旅行,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叫“暴走”,我们就是“暴走族”吧!不过,我们这伙“暴走族”挺丢人,从北京市区到狼牙山仅197公里的路程,我们连坐车带走路一共用了11天。最后登上狼牙山顶,看了狼牙山五壮士的纪念碑。


为什么走了11天呢?早上睡到太阳老高才起床,起床后就拿着气枪到村里打麻雀,最多一次打了一脸盆的麻雀。路过清西陵还逛了一圈。


正如今天的年轻人在旅行中观察生活、感悟社会,我们也在“长征”中开始了解中国农村。记得走到一个村子,村革委会就会安排我们住在队部,晚上村民在外屋开会,我们就在里屋听。这时已经是冬天,队里开分配大会。我们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家庭年终都欠队里的账,只有一两户人家能有少量分红。我们这些北京的学生都十分惊讶,为什么解放这么多年,农村还这样穷。


在村里吃饭是“派饭”,就是队里安排你到一户人家吃饭,我们吃一顿饭会给村民半斤全国粮票和两毛钱,因此“派饭”是个好差事,只有村里有地位的人才能轮上“派饭”。有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第二天早上我们吃过早饭要走,还剩了一点面糊糊,那家的女主人就趁着锅里的余热,加点儿盐和葱花,把面糊糊烙成不成形的面饼,最后都给我们带上,她说:“你们给粮票了,就要给足分量。”


农民有朴实的一面,也有狡猾的一面。我们为了好玩,带了三支气枪,其中一支捷克生产的进口气枪很厉害,能把乌鸦打死。我们队伍里有一个人,玩气枪打了村民怀孕的母猪。母猪的主人就追出村子,说子弹打进猪肚皮了,会伤到里面的小猪。气枪打在猪皮上会有一个红点,但是绝对不会很严重。我就当着他的面用枪打了我们一个人的胳膊,连棉衣的皮都没伤到。那村民还是不放心,说了许多好话,非要叫我们回去说清楚。我们一回去他就变卦了,非要我们留到母猪生下小猪,平安无事才放我们,还给县公安局打电话,公安局听说是气枪,根本不搭理他。最后我们用一张红卫兵证忽悠了他才勉强脱身。


“私人定制”上黄山


1969年,父亲已经倒霉了,我成了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更是无拘无束。大院里像我这种情况的孩子不少,我们就一起扒火车,继续到各地玩。因为有个兄弟分到南京工作,我们就组团去找他玩。当时也没有钱住宾馆,只好住在他们家。用今天的眼光看,我们这叫“沙发客”。


在南京逛了夫子庙、玄武湖,玩得很愉快。之后就准备以南京为基地,经芜湖到黄山游览。我们先扒火车到了芜湖,再坐长途汽车到黄山。


那时候的黄山,根本就没人去玩,我们先住在黄山脚下的宾馆,宾馆游泳池就像自己家一样,食堂也是“私人专享”。第二天上黄山,路上就遇到两个游客。偌大的黄山就我们四个人,走在山路上真是心旷神怡。由于没有游客,服务可好了,你刚离开黄山脚下的宾馆,他们就打电话到迎客松的服务站,告知今天有几个游客,到了迎客松就有饭吃。今天的私人定制也不过如此吧?


登上黄山之巅,人一下子觉得心胸开阔,觉得斤斤计较几块钱真是没意义。不过,这种不切实际的思绪并没有阻碍我们下山后,先精心算好长途汽车发车时间和距离宾馆的路程。然后,用床板堵住宾馆房间的门,跳窗逃走。当我们跑到长途汽车站时正好发车,完美逃掉了住宿费。


在芜湖扒火车回南京,我们在火车站蹲了一夜,混上了火车后,我们遭遇了一个较真的乘务员,他还谎称把我们一个兄弟轰下车了,我就下车坐公交到之前一站寻觅,才知道受骗了。我只好再混火车回南京,站上已经认识我了,不得已只好上了开往南京的货车,一上货车,看见几个江苏的年轻人趴在货车车厢里躲着,看见我上了,赶紧叫我趴下。我还充了一回老大,我摆摆手叫他们起来,说:“我们从来都不坐货车,是坐客车的,他们敢怎样!”顺手掏出一把菜刀,这下把这帮江苏人吓晕了,尊我为大哥。


从南京回北京之后,大家陆续都去插队,我也去了千校。这种美好的“驴友”生活戛然而止。


今天回想起来,革命的轮廓是很模糊的,就像一股洪流,很多人随着潮流前行,我们也一样。红卫兵里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日日夜夜去“革命”,他们仍在继续自己的生活,而“革命”只是我们这帮半大孩子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我和我的小伙伴而言,不花钱玩遍了大江南北是我们在“文革”中最大的收获。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1期(总第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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