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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佈口述:此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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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2008年7月下旬,我又回到了当年插队的内蒙古草原。站在乌拉盖索海阿爸和额嬷(与“阿妈”同义)的墓地前,我哭得很伤心。这么多年了,这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巨石,一想起来,我就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可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了……


我是1967年11月25日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知青。到满都宝力格牧场的三天后,经过和场部掌权派的斗争,我们坐着大车下到了陶森大队。仓促下队,场部未给知青准备好蒙古包,只能暂时将我们分散,安排在贫下中牧的蒙古包里。我被分到一户贫牧家中,家主叫索海敖日布,一家五口,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农乃扎布此时正在旗里读中学,家中只有二老与两个儿子。初下牧业队,与大多数牧民语言不通。好在索海阿爸是东北蒙族,他大儿子东日布曾在旗里读过初中,两人汉话都说得相当不错,有他们做翻译,没过几天,我就和他们一家混熟了。但阿爸的老伴及小儿子基本不会汉话。阿爸让我叫他老伴额嬷(阿妈),告诉我他的小儿子叫大木仁。


阿爸时任牧业组长,小组共5户人家。只因组里有两个敖日布,为与另一位区别,前面便加上了“索海”二字。这里还有个缘故,他是哲里木人,曾在解放军蒙骑一师当过兵,复员后到林区当过看林人。“索海”汉语的意思即为森林。


索海阿爸个儿不高、黑瘦,常年一身短打扮。额嬷瓜子脸、吊眉吊眼,年轻时必是蒙古族美人,两人的相貌明显有很大差距。后来才知道他家的三个孩子都是额嬷带来的,不是阿爸亲生。大儿子东里布与我同岁,属猪,牧区人早婚,可他已经二十岁,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他与同组的下中牧老森巴勒登家合包一群羊,他负责白天放牧,巴勒登阿爸的儿媳管下夜。达木仁十四五岁的模样,只上过几天学,却已顶着全劳力干活儿,给队里放羊扒子(种公羊)。老两口有件事儿相当自豪,就是他家出了两个有文化的儿子,这在牧区相当难得,一般牧民都像达木仁,粗识几个蒙文字母,念起来挺流利,什么意思不一定了解。


额嬷一直是病秧子。据阿爸说,四年前旗里的医生说她得的是肺癌。肯定瞎掰,不动手术也不化疗,能拖这么多年?因为妈妈生前是治疗肺结核的医生,耳濡目染,看着额嬷手里总拿着烟袋,我觉得她的病是肺气肿,而不是令人谈虎色变的癌症。额嬷基本干不了什么活儿,而阿爸是牛倌,只早晚去趟牛群,有的是时间。所以里里外外一把手,连家务也包揽。靠他一人养大三个孩子颇不容易,又要供他们念书,额嬷又常年吃药,家境不富裕是当然的。但他一直宠着额嬷,甚至给人感觉有点惧内,任劳又任怨,待孩子们如同己出。


没几天,我就和这一家人形同一家子,他家像又添了个儿子。第一件,阿爸叫达木仁把他最喜欢的一匹马送给我。牧民爱马是有名的,何况还是个半大孩子!看得出,他舍不得。可阿爸说了,这可是给你哥!一听这话,他二话没说,立刻去马群把马牵来,还备好马鞍,将马缰绳递到我手里,嘴里亲热地唤着“哥哥,骑!”


这当年是全牧场最有名的一匹马,比一般蒙古马高大许多,全身棕红色,鬃毛却呈现出太阳的金色,非常漂亮,跑起来一路大颠,高昂着头,精神抖擞。阿爸说,若不是这匹马老了,也分不到达木仁手里。马要轮换着骑,一匹当然不够,阿爸又逼着他们组的色布格扎布给了我另一匹黄骠马,加上另外两匹,很快凑够了一人四匹的数儿。


几天后我坐不住了,主动提出跟达木仁搭伙放羊扒子。早已经入冬了,白天最高温度仅仅零下20度,初来草原的我对此毫无所知。一天傍晚我去羊群接替达木仁,竟然忘记了戴皮帽子,戴了顶单军帽就去了羊群,一个小时后才回到蒙古包,两只耳朵冻得像刀拉一样的疼。我二话不说,下马进包就去烤火。亏得阿爸及时将我强拉到雪地里,逼我不断用雪块儿紧紧地捂住双耳,大约两个小时后,我的酷似硬塑料般的耳朵才渐渐软下来,随之是异常剧烈的疼痛……当晚,我的耳朵就变成了两个直径近十公分的大铃铛,疼得我吱哇乱叫。睡觉的时候,只能强忍剧痛正面朝上,两只铃铛分置两旁。勉强睡到半夜,一只破了,黎明半睡半醒之中,另一只也破了,流出的液体浸湿了大半个枕头,……阿爸说,你小子知足吧,还敢不敢不戴皮帽子出去了?真悬乎,耳朵差点冻没了!听了这话,把我的疼也吓去了大半,心里不由万分感激阿爸,不是他有经验,我这辈子就成秃耳朵大冬瓜了!


一天傍晚,我和达木仁双双坐在包里喝茶。他顺手抓了两颗糖给我。剥开粗糙、晦暗的糖纸,那糖竟然是黑的,又硬又苦,显然是用甜菜渣熬制的。一辈子吃不上北京的水果糖,活得可真够冤的!当晚,我提笔给姥爷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我来牧区后的感受,并顺便请他给我寄两斤北京的水果糖。


第二天,正好阿爸要去场部,我赶紧拿出信,求阿爸到场部给我邮信,一边说我写了让姥爷给我买几斤水果糖,我当然不能明说是给他们买的。


我和阿爸说话的功夫,达木仁忽然从腰间拿出把钥匙,把自己的一个小箱子打开。我知道那是他的宝贝,要不怎么总让将军把门呢!嘿,那真是个百宝箱,里面塞满地了钱。牧民的孩子干活早,经济也比较独立。他从里面拿出两摞钞票,一沓五元,另一沓贰元,全部崭新,显然是一百张一摞的那种。他拉拉我的衣服,塞进我手里。我用询问的眼神望着阿爸,他也想让我替他买水果糖?


那是给你的,我们孩子说了,给哥哥买糖吃,那是他自己的钱。阿爸对我解释。


我哪能要他的钱啊!我赶紧把钱推了回去。


给你就要吧,拿着,拿着!你又没赚钱……阿爸、额嬷你一句我一句地劝我。我只好明说,我是要给你们买糖,不是我要买。


当然,这钱我最后没要,姥爷最终也给我寄来了水果糖,我终于让他们一家吃到了包着漂亮糖纸的北京糖。


那两摞厚厚的钱从此便刻在了我的记忆中。一个孩子,月收入充其量也就四五十元,却能如此大方地对待一个语言不通、几乎陌生的人,真是稀罕事儿。从一个蒙古孩子的身上,我充分领教了蒙古民族的热情与慷慨。


阿爸家的生活习惯与汉族有很多相同之处。过去,我从没做过饭,是他手把手教会了我包包子。牧区没有青菜可吃。一次我们从供销社买了几斤梨,由于天气太冷,全都冻成了铁蛋蛋,我拿在手里只有发愣。阿爸笑着从我手中拿过冻梨,包上一层纸,在水中浸湿后扔在铁炉子底下的热炉灰中。不一会儿,他拿出来递给我,梨已经化了,软软的,还挺好吃!看着我啃梨的贪婪样子,阿爸有点儿得意地笑了。望着阿爸脸上的笑容,我心里的感觉甜甜的,就像含在嘴里梨的滋味。


住在阿爸家的那三个多月,他们还教会了我骑马、放牧。1968年4月知青自己立包后,因为下夜需要狗,他又把新出生的三条最好的小狗送给了我们包儿。


说实话,初来牧区那几个月,我一直偷懒,没好好放牧。我从小娇生惯养,嘴还特别馋。上学期间,每次下乡劳动我都为此挨整。记得高中劳动时,就为了我去供销社买了一包饼干,全班开我的批判会,差点没给我记过。我们这批知青都是自愿报名来的,几乎都有扎根边疆的决心,只有我是追随女朋友被迫而来,从没想过扎根。没有精神动力,表现自然差劲。每次放羊,刚一出包儿,我就苦苦地盼着太阳下山。牧民都是一人放一群羊,而我是和达木仁轮流放,他还总是提前来接我。当时,我女朋友住在巴勒登阿爸家,我经常中间跑到那里蹭吃蹭喝……就那样,我还觉得受不了。坐在羊群里,看着那群倒霉的羊扒子,我就起急冒火。这群公羊真不提气,经过秋天的配种,它们风流过了头,如今七里拐弯的犄角全都耷拉着,毛色灰暗脱落,每天都得死一两只,有时甚至是三四只。又不能将其丢弃在野外,还得要收回死羊的羊皮,只好将它们放在马上,前头一两只,后头两到一只。每天当搬运工,累得贼死不说,眼看着队伍一天天缩水,还是这么垂头丧气的一群,心里不由憋闷,无怪乎小伙子和有地位的人都不放呢!想到这里,恨不得把太阳当足球踢下山,好赶紧回去喝茶。


受家庭影响,我的政治热情却极高,毛泽东当时的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很对我的胃口。所以,我干活儿尽管犯懒,说到运动则精神抖擞。到牧区不久,我就脱颖而出,成为我队知青的学生领袖,还成为大队生产班子的负责人。队里照顾我,决定让我放马。当马倌,在牧区几乎是一种最高的政治待遇。可我放了几个月的马,感觉简直是罪受得更大发了。因为实在无法坚持,我以开会、外调多为借口,要求改成放牛。贫下中牧真是宠我这“运动健将”,没有多余的牛群,就把阿爸的牛群一分为二,又将巴勒登阿爸的自留畜拿来凑数,好歹总算凑成了一小群。牛倌最多早晚将牛圈到包儿附近,白天根本没什么事儿,俗称“二流子牛倌”,这正合我的胃口。


1968年夏天,内蒙古开始重新划分阶级,那时我们知青虽已单独立包儿,但我时常到阿爸家串营子(串门),走动挺勤。他对本组的人都不错,甚至包括牧主子弟,看不出阶级斗争观念强。那时,我对重新划阶级有看法,特别是对抄家极其反感。但贫下中牧坚持要抄家,后来还闹着要私分抄家所得。作为大队生产班子的负责人,我尽管反对,却无法阻止大多数牧民的革命热情,唯一的做法是消极对待,并叫人把抄家物资分配情况列了详细清单。


令我万分失望的是,阿爸斗牧主不甚积极,分东西时却特别来劲,赶着牛车拉走了不少东西。我这人眼里向来不揉沙子,既然觉得他爱占便宜,就在心里无限上纲,认为他是小农意识,见财眼开的贪心人。其实,这跟阿爸解放前后都是穷人有关,他远没有牧主、富牧富裕,就连家里没有男壮劳力的巴勒登阿爸家都比他家殷实。我却不能设身处地站在他的立场考虑问题,反而从反感到不予原谅,从此便主动与他拉开了距离。


阿爸属于外来户,与当地蒙族的关系一直不融洽。他曾多次对我发过离骚,认为当地人排挤他们。除了外地来的布林队,当地三个牧业大队的队长都是本地人,只我们大队四个牧业组的组长有两个外地人,赶大车的也是外地人……到牧区不久,我也发现,从昭蒙、呼蒙、哲蒙等地来到此地的蒙古族,确实和当地人有嫌隙,他们的人数也相对比本地人少。阿爸还一直对牧场的哈木图书记有看法,认为他支持本地人,排挤外地人。而我觉得哈书记的政策其实是公平的,当地人既然占了多数,当然牧业队的大队长应当是本地人,否则他怎么在当地呆下去!我认为既然大多数贫下中牧保哈书记,我们当然应当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力保哈书记了。当时,场部的造反派揪斗哈书记,甚至采用严酷的武斗。为了保护他,我们把他抢到了陶森队,把他放在知青包儿。刚开始,阿爸虽然表现得比较低调,但也没公然反对哈书记,更没起来反对我们的行动。


自从我搬离了阿爸家,又开始主动疏远他,他的态度就逐渐开始发生变化。1968年秋天,造反派和其他队的一些知青在东乌旗掌权派的支持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抢夺哈书记行动。我发现,在浩荡的人马中,居然出现了阿爸的身影。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自己戴着派性的有色眼镜,一碗水端不平,拒绝对他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而是立刻将他划入基建队的外来盲流一伙。从那一刻起,由于派性作怪,我与阿爸一家基本断绝了关系,很少再登他家的门,把他一家人对我的种种好处、缕缕恩情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甚至背地里没少骂他。当时,为了把三个牧业大队的人拧成一股绳,我经常在各个牧业队穿梭,没少做贫下中牧的思想工作。阿爸也是货真价实的贫牧,我惟独不去与他沟通,而是用派性划分亲疏,断然将他抛弃。


当时的我认为群众运动天然正确,采取的态度是基本顺着本地牧民。可我对重新划阶级确实想不开,不愿意再违心地干下去了,便以知青应该接受再教育为名,坚决辞去了生产队长的职务。从我离开大队生产班子,地方的一派势力就进一步抬头。因为派性,我们队重新划进了不少牧主、富牧和上中牧。巴勒登阿爸一家甚至被划得五花八门,他是上中牧,老婆是牧主,儿媳妇是牧主子弟,抱养的儿子和女儿是贫牧,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原先的牧业小组建制被打散了,外来的小组长都罢了官。把阿爸的组长撤了,说他的老婆额嬷有历史问题,……此后,阿爸与当地人的关系进一步搞僵,他理所当然地倒向了挖肃派。


自从阿爸成为我们的对立面,我们也曾偶尔在公开场合碰面。他对我一直很客气,我的态度则是严肃而冷淡,明显含有划清界限的意思,心里还认为他是受了出身有问题的额膜的影响。到我离开草原,我和他们一家再无任何来往。我的派性像吹足了气的球,阶级斗争意识日渐提升。


后来,由于与挖肃派的矛盾,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们与一挖肃派的打手发生激烈冲突,将他打成重伤,最后那人竟不明不白地死去。派性中用死人压活人乃司空见惯。由于我是学生领袖,又主动承担责任,被关押判刑是自然的。运动后期我们的案情反映到了中央,中央派出了工作组,我才得以减刑,运动结束后我主动要求甄别,又被免于刑事处分。1979年,我重回内蒙古落实政策,曾去探望过不少牧民朋友,却没想过要去看看已经年老的阿爸与额嬷。


尽管已经平反,但毕竟死过一个人,这段历史总有些不清不楚,尽管我在工作岗位表现出色,却影响着我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我的入党提干,组织上终于决定派工作组去调查这段历史。当时,阿爸的第二个儿子农耐扎布一路陪伴,路上说了我不少好话,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


这一家人以德报怨,挖肃中尽管被整、被冷淡,对往事却既往不咎;而我呢,以怨报德,甚至像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做人的原则历来是“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怎么到阿爸这儿就成了这副德行?看来,阶级斗争和派性把人性都磨砺得变了形。多年来,这成为我的一块心病,总觉得对不起阿爸一家,总想着有一天,我能站在阿爸和额嬷面前,亲口对他们说声对不起。因为工作忙,我一直无法了却这桩心愿。直到2007年下半年退休,2008年的夏天我才第二次返回草原,可面对的已是乌拉盖山头上,茫茫大草原中的一处孤独的荒冢……


达木仁的老婆告诉我,额嬷生前一直对他们唠叨,你们北京有个哥哥,还有个姐姐(指我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千万不要忘记啊……站在二老的墓前,这句话像一把蒙古尖刀插在我的心口,眼泪汨汨地涌出,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就是人性的差距。


有些遗憾可以通过努力与诚心弥补,但大多数遗憾却终生无可挽回。它扎在你心里,像一棵钉子,一想起来,心就阵阵剧痛;它也像一粒种子,在心田生根发芽,时刻提醒着你,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蒙古族牧民宽厚淳朴善良的人性与和谐之美,就是埋在我心中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种子,他将引导我和我的家人及女儿如何一路走好人生的旅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8be610100bm8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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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8-11-22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8-11-22
读“此生无法挽回的遗憾”有感

《知青时代》杂志第三期“绿色的烙印-内蒙古篇”,刊登了一篇北京知青刘小佈的“此生无法挽回的遗憾”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里无情的剖析了自己,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知青,作为一群初生牛犊,即使不被人利用,社会的教育,政治的观点,也难免走向偏激,为了“进步”而抛弃亲情,友情,爱情的屡屡不鲜。作者在几十年的日子里“有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上,一想起来,我就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而当32年后想当面救赎时,“可面对的却是乌拉盖山头上,茫茫大草原中的一处孤独的坟冢.........。”“可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对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了.....。”


  通读全文后,忍不住又细读一遍,作者的两个.....后面,是无尽的哀怨,无限的悔恨。作者的两个......,我们能够理解,我可以深深的理解。


  请看刘小佈的“此生无法挽回的遗憾”全文。




由于篇幅有限和其他的原因,刘小佈的这篇文章在刊物选用时做了必要的删减,使得原文中许多感人的故事未能全部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编辑过程中的一个遗憾。愿意借此机会,向小佈致歉。


在内蒙知青座谈会上,我见到了作者刘小佈夫妇。小佈退休前在国企做过高管,为人热情且率直,很像是个草原上的汉子。夫妻二人从草原上走来,一直相伴数十年,共同出席了我们的座谈会。刘小佈说到在草原上几次搭救过夫人的故事时,小佈夫人在一旁淌下了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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