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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晟东:一个郑州九中高一学生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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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九中·文化大革命 1965-1968




                                  成长
1965年是我成长较快的一年,不仅个子长得快,心理上也开始渐渐成熟,特别是上高中(九中)以后。


上初中时,我很瘦弱,健康状况也不好,但这反倒使我懂得了好身体的重要性,促成了我健康意识的觉醒。


上高中后,我开始很自觉地锻炼身体,单杠、双杠、哑铃、石锁、跑步、游泳等等,有机会就练。我还特地买了一个健身拉力器,价格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月的伙食费。另外,我开始洗冷水浴,并坚持到三九寒天。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在九中也是住校。这时候全国的经济形势在继续好转,学校伙食也继续有所改善,基本能吃饱了。由于坚持锻炼,而且营养也还跟得上,我的身体状况很快就大为改观,第一个学期,体重就增加了近10公斤。


在学习方面,我开始认识到掌握知识的重要意义,比以前更积极主动。我的理科本来基础就不错,进高中后,数理化成绩常常接近满分;文科成绩也有进步,初中时一塌糊涂的俄语,经过一年苦拼,也终于达到了及格水平。


高一就要结束时,班主任万寿莲告诉我,学校打算从全年级六个班中选20名成绩好的学生,搞一个实验班,用一年时间学完高二和高三的课程,直接考大学,入选名单中有我。她让我做好思想准备,并提醒我,要在文科特别是俄语上多下功夫。


我还没来得及完全想明白这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就开始了。我的中学学习生活到此结束,高二、高三的课一堂也没上过。


                                            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革开始。6月中旬,郑州市委参照北京的做法,向各大专院校和中学派了工作组。九中也来了工作组,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


最初,运动由工作组领导。工作组成立了“校代会”和“文革领导小组”,鼓动学生给原校领导和一些教师贴大字报,组织学生搞揭发、批判活动。这期间,有的原校领导和教师被批斗,有的被游街,还有一位教师自杀未遂。


我感到很困惑,没有积极参加揭发、批判活动,基本上是冷眼旁观。但是运动中发生的种种事情,以及报纸、广播中大量的宣传、批判文章,在我心中引起了许多疑问,激发了我寻求答案的强烈欲望。


由于停课,空闲时间比较多,我就从家中带了一些书到学校,开始认真阅读、思考。


                                             初读马列著作


按照当时的说法,文革的主要目的是反修防修,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发现和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报纸和广播铺天盖地的宣传,大都是与这相关的内容。于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赫鲁晓夫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国际共运是怎么回事等等,就成了我心中最想弄清楚的问题。


父亲藏书很多,特别是政治思想类的,包括当时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才可以购买的所谓内部读物,几乎应有尽有,可以任我挑选。我最先带到学校的,是《资本论》和《马恩全集第一卷》。书就放在枕头下面,我一有空就拿出来读。


我没有很快找到自己那些问题的答案,反而又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加深了我的困惑,但同时也引起了我对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虽然作为一个不满17岁的中学生,要完全理解马恩的著作有相当难度,但这些早期的阅读还是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深刻印象。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版)写的序言。马克思在序言中说: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下划线是我加的)


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感到很惊讶。原来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不能要资本家和地主个人负责。而文革初期,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却是:要把资产阶级和地主以及走资派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仅如此,连他们的子女也要受牵连,被划为“黑五类子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这些话与当时的政治气氛也极不协调。当时中央虽然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似乎有言论和思想自由,但实际上,这“四大”一般只适用于学校、企业、单位或机关内部的大批判,而且有许多禁区;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那时因“言论不当”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不计其数。而书店里除了领袖著作和鲁迅的书,以及极少几本未受批判的文学作品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任何文史哲方面的书。绝大多数的电影和戏剧都被禁演,后来只剩下8个所谓“样板戏”。


巨大的困惑促使我进一步深入阅读和思考。除了马恩,我也读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著作,当然,还有毛选。我渐渐发现,原来这些领袖们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风格也很不相同。思想上的差异比较复杂,能感觉到,但不容易说清楚;风格上的区别则比较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难分轩轾,风格也非常接近;最突出的特点是深刻、冷静,语言优美,逻辑性很强。列宁的文章充满激情,像一团火,有理论深度,说服力很强。斯大林的文章相对比较平庸,逻辑较差,但有些文章鼓动性很强。毛泽东的文章少有长篇大论,但最容易懂,也最贴近中国现实。


随着阅读的深入,问题越来越多;而文革的发展,更进一步加深了我的困惑。为了寻找答案,解除困惑,我越来越深地沉浸于读书和思考。学校已不再上课,数理化渐渐淡出视野,我的目光开始转向社会和社会科学,阅读范围也逐渐扩大。好在父亲藏书很多,给我提供了广泛阅读的条件。


                                           反对血统论


文革开始不久,大约是7月底8月初的时候,北京传出消息,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已决定撤销工作组。很快,九中的工作组就撤走了。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表,全国各地各级学校进一步掀起运动高潮。这时,九中的“校代会”和“文革领导小组”已解散,运动完全由学生自主进行。


九中学生中高干子弟和军干子弟比较多,他们对文革大都很积极。记得当时有一位高干家庭出身的同学来动员我,说我们应该组织起来,继承前辈的革命传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就同意了。


不久,北京传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一些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同学(当时被称为“红五类”)开始酝酿成立自己的组织:五红小组,只让那些“根正苗红”的同学参加。他们把同学完全按照家庭出身分类:与“红五类”相对的是“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介于红黑之间的被一些人称为“灰五类”(指城市平民、职员、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业者、富裕中农的子女)等。在当时形势下,“红五类”是革命中坚,心态自不必说;而“灰五类”则大都觉得灰溜溜的;最倒霉的是“黑五类”,他们常常被骂为狗崽子,很容易受攻击。


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回到教室,正碰到几个“红五类”在呵斥、辱骂几个“黑五类”女生,另一个“红五类”同学看不过,打抱不平,与那几个“红五类”辩论起来。我了解情况后,毫不犹豫地站在被辱骂的女生一方加入辩论。辩论很激烈,还吸引了不少外班同学加入。我们虽是少数,但理直气壮,毫不示弱。也许因为是周末,大家无心恋战,最后这场辩论不了了之。


这场辩论使我对以前从未考虑过的血统论问题想了很多。也许因为从小就受父母理想主义和平等待人态度的影响,我对“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身”这种说法感到特别容易接受。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话和其他一些文章,也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我认识到,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后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它的目的是防止有产阶级复辟私有制,而不是要制造一个新的被压迫阶级。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解放所有的人,包括原来的剥削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后,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原来的无产阶级拥有了一切,不再是无产阶级;而原来的有产阶级则失去了他们的财产,不再可能是剥削阶级。虽然革命前的阶级身份给第一代留下的烙印不会马上消失,但从任何意义上讲,在新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都不应该“世袭”第一代的阶级身份,更没有理由要他们对第一代的行为负责。另外,历史和现实中有大量的例子,足以证明出身好的人不一定好,出身不好的人也不一定不好......我最后的结论是:血统论是完全错误的,我绝不接受。


后来,班上成立五红小组,我拒绝参加。有同学邀请我参加成立仪式,我推脱不过,就去了。但在最后宣布成立,大家起立鼓掌时,我既不起立,更不鼓掌,明确表示反对。


很快,学生因意见分歧开始分派。8月15日,以革干和军干子弟为主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名为“815”)。我因为觉得他们血统论色彩太重,没有参加。不久,另一批学生又成立了“东方红”红卫兵。“东方红”中的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比较多,血统论色彩不太强,我就和班上十几个意见比较接近的同学一起参加了“东方红”。


最初的辩论中,血统论是主要话题之一。我和班上其他6位同学成立了一个“星火”战斗队,主要活动就是批判血统论。我们创办了一份油印的《星火报》,一共出了三期,主要文章都是批判血统论的。由于血统论本身是荒谬的,我们在辩论中总是占上风,在校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致“815”的头头们认为《星火报》是“东方红”的机关报,并组织了几个能写的“笔杆子”专门对付我们。其实,《星火报》就是我们几个人搞的,跟“东方红”总部和其他人完全没有关系。后来,血统论受到中央的批评,渐渐式微了,我们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不久,社会上的派别斗争影响到学校,“815”参加了二七公社,“东方红”参加了铁军。但这时候,我和几个最要好的同学已经成了“逍遥派”,基本上不参与任何活动了。


回想起来,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积极参与的唯一活动,就是批判血统论。


                                             抄家与批斗


《十六条》发表后,在“大批判”、“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全国掀起了批斗与抄家的狂潮。九中当然也不例外,一些原来的校领导和部分教师受到了冲击。我们的班主任万寿莲,一个才二十几岁的女教师,也被一些同学抄了家,并遭到批斗。给她加的罪名是“思想不健康,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日常用的化妆品和一些漂亮点儿的衣物被作为证据拿出来展览。我们的俄语老师武喜春也被抄家,并遭到毒打。一些人甚至跑到校外,抄了著名作家李准和著名书画家谢瑞阶的家,抄走不少书画和文物。


有一次,我们去参加某高校组织的批斗会,结果发现,台上被批斗的人中,竟然有和自己站一起的好朋友的父母,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和历史反革命”!我们当时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


大约是10月中下旬的时候,“东方红”组织了一次活动,到开封参观某学校的“红卫兵抄家成果展”,我和几个同班同学一起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所谓“成果”实在荒唐可笑,不过就是一些高档点儿的生活用品和一些所谓“资产阶级情调”的生活照而已。


                                            挑战自我:夜行60公里


在开封参观完“成果展”后,组织者安排了一段自由活动,约好时间到某一地点集合,然后一起乘来时乘坐的卡车返校。离集合地点不远,是著名的龙亭公园,那是我上幼儿园时常去的地方。我想趁机旧地重游,因觉得一个人太孤单,就约了两个同学一起去。


到龙亭转了一圈,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匆匆往回赶。但我们都没有手表,时间把握不准,等快到集合地点时,远远看到卡车已经开始启动,但距离有点儿远,喊也听不见,眼睁睁看着卡车开走了。


当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而开封到郑州是70公里,这时已经没有长途公交车。但有意思的是,我们三个都没有慌张。我觉得这是个锻炼意志的好机会,就提议说,咱们走回去吧?他俩立即积极响应。于是,我们找了家小饭店,吃饱了饭,每人又带上两个馒头,意气风发地上路了。这时大约是下午6点左右。


一开始,我们走得很快,差不多是强行军的速度;一路上说说笑笑,信心满满,倒也不觉得累。但几个小时以后,渐渐觉得腿开始沉了,脚步不那么轻快了。全程的中点是中牟县城,快到的时候,我们的腿都开始疼了起来,特别是小腿肚,像肿了一样。


到中牟大约是12点多,已是夜深人静,所有的店铺都早已打烊,主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亮着。一家饭店门前的几张大桌子,成了我们可以躺下休息的地方。休息了一会儿,那两个同学一致表示不能再走了,得找地方住下。我坚决不同意,但最后谁也说不服谁,只好各自行动。我陪他俩一起找到一家兼有临时旅馆功能的电影院,安排好住宿,然后他俩把我送到路口,就分手了。


还有35公里。已经是后半夜了,一个人上路,还真有点怕。那时的郑汴路,天黑以后,基本上就没人了,也没车,后半夜更是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一开始,我怕遇到坏人,很紧张,但后来想明白了,坏人这时候来路上干嘛?喝西北风吗?不可能!


满天星斗,没有月亮,没有云,也没有风,大地一片沉寂,我只能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紧张的心情刚刚缓解,以前看过或听过的各种恐怖故事中的惊怵情节又开始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考验着我的神经......。深夜独行真是练胆的好办法。


没有了伙伴,没人说话,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路也显得格外长。走累了,就躺在公路上休息一下,再接着走。疲劳还好说,毕竟年轻,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困倦却不那么好对付,有时候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一次,直到滑进路边沟里才醒过来。还好,沟只有一两米深,里面没水。


直到天亮,除了4点左右碰到两个赶早进城给牲口看病的农民,没遇见过第三个人。大约7点多,走到郑州机场附近时,一辆卡车从身后开过来,停在我身边,司机主动提出捎我一程。我这时已差不多精疲力尽,稍稍犹豫了一下,就上了车。司机的目的地是八中,离九中还有3公里左右。等我从八中走到九中,已经是九点多了。令我惊讶的是,那两个同学居然在校门口等着我!原来他们搭乘早班长途公交车,先我一步回到学校。


扣除搭车那一段,这一夜我走了60多公里。


                                            大串联


文革刚刚开始时,北京就有一些大学生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9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号召红卫兵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大串联,宣传文革精神;交通、食宿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支出。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逐步走向高潮。最初,只有出身好的红卫兵才有资格外出串联,后来越来越宽松,直到完全没有身份限制。


由于种种原因,我和几个关系好的同学直到10月底左右,才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到全国去看看。


第一站是武汉,然后是长沙、桂林;从桂林我们又直奔北京,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活动。几天后从北京回郑州,正赶上号召徒步串联。于是,我和另外几个同学订了一个很宏伟的计划,打算先到当年的中央苏区看一看,然后重走长征路。结果刚走到信阳,一个同学得了急病,我们不得不护送他回郑州看病。恰在这时,传来中央要求停止串联的通知,我们的计划也就夭折了。


学生们参加大串联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热衷于政治运动,到处煽风点火,是真正在搞串联;更多的是看热闹,顺便游山玩水;还有不少完全是借机免费全国旅游。第一种人很少,其中大学生较多;第二种人是大多数;第三种人也为数不少。


我当时主要是想更多地了解、认识社会,弄懂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每到一地,首先要到各级学校看大字报,了解当地文革的情况。虽说我那时在政治上极其幼稚,看不出多少名堂,但隐隐约约还是感觉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进一步强化了我研究社会问题的愿望。


                                           “逍遥”与读书


大约10月份前后,我的父母也受到冲击。虽然没有被正式点名、定性,但已被停职,在单位接受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已经成为“逍遥派”的我,更没有兴趣参加文革中的各种运动。大串联结束后,我几乎把一切自己可以掌握的时间都用于读书。


最初读得较多的是马列主义的书,除毛选四卷之外,主要是马恩列斯的著作,后来也读了一些所谓修正主义的书,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的著作以及《赫鲁晓夫主义》、《斯大林时代》等书。同时为了补充基础知识,也读了一些历史和哲学类的书,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一良、吴于厪等人的《世界通史》和《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内容极为丰富的《文史资料选辑》等等。另外,我的古文基础还不错,这时也开始读一些先秦诸子的东西和古典文学作品,记得还抄写过《道德经》和《孙子兵法》。外国文学作品也略有涉猎,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这些阅读大大加深了我的困惑。一方面,从小受到的理想主义熏陶和马列主义文献的强大逻辑和感召力,使我对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充满了憧憬;但另一方面,严酷的历史和现实,以及理论方面的不同声音,在我心中引起了一系列重大疑问。从《赫鲁晓夫主义》、《斯大林时代》等书中,我知道了斯大林大清洗的情况;从一些内部读物和传言中,我知道了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眼前的文化大革命让我难以理解;马恩与列斯之间的差异让我不知所从;一些所谓修正主义的言论则让我深深感受到自己批判能力的局限......


这些阅读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同时也为我以后的深入研究做了铺垫。我发现,社会问题和社会科学对人类智慧的挑战,远远超过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寻求答案的难度也大得多。但正是这更大的挑战,激起了我积极应战的强烈愿望。我深知寻求答案的艰难,我甚至考虑到,很可能穷毕生之精力,最后也一无所获,但我还是毅然踏上了这一条崎岖艰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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